作者：向亦秋

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一个关注数两万多人的“共产主义”Telegram群聊，对外名称见于“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简称“大群”——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同志们常将其戏称为“大毛群”。它以“布站”作为文章发布平台、以“燎原”为对外刊物名运营，是简体中文左圈中，规模最大的网左线上聚集地，也是不少新近“左转”的青年最先接触到的群体之一。

大群除了它规模的庞大之外，以暴论层出、狂热喜好对任何它能关注到的非我者进行讨伐闻名。然而，在“两万”这个看似庞大的数字背后，“大群”真正活跃的核心成员不过百余人，绝大多数加入者只停留在旁观或几周甚至几日的短暂尝试，这从无数经历者的口述、内部信息的泄露和他们频道与网站的真实浏览量中得到了验证。更不用说，如果多接触中国广泛存在于地方的线下共产主义学生与工人组织，都会发现这个“网上第一强”的频道的真实影响力在现实世界里聊胜于无。

所以我们可以说，“大群”的名声局限于国际互联网各社交媒体里得以翻墙浏览的一小部分大陆网友。其作为外网最大的网左社群，能与网络之外的现实斗争与组织如此脱节，加上今日外群几乎无人发言陷入沉寂的事实，已经可以验证中国左圈这几年除了将自己做臭、做恶俗、做抽象之外，简直是一事无成。左圈已经消耗完了疫情年代的红利，连其最庞大者，也仅仅是躲在屏幕后头的无人在意的一群老鼠。

“大群”的堕落留给了当今共产主义者诸多教训，以它为代表的夸夸其谈的“马列毛主义”群体在政治上的停滞不前，是当今中国共产主义者需要深刻反思的困境。需要被“揭露”的绝不止其一个团体，对“马列毛大群”的批判，是针对那些互联网上野火烧不尽的“网左小报”、各型各色的小群和所谓“组织”的清算。

目录

“大毛群”的人员来源与内部运作

“大毛群”的“黑帮夺厂”路线

“大毛群”的“地下红军”路线

“大毛群”的“政治报路线”

“大毛群”的“民主集中制”

“大毛群”的霸权狂热

“大毛群”作为中国政府的打手

“大毛群”的人员来源与内部运作

新人接触大群的途径基本一致——阅读了网友分享的文章，找到了链接，或者在其他已经有的左群那里听闻了消息。注册 Telegram、加入主群、答题成功后，机器人会推送一份问卷要求两周内完成，只要不反对其设定的”五项基本共识”基本都能通过。问卷通过后，新人获得两周临时发言权，这是第一道筛选。

第二道审核，是参加语音会议申请所谓“二次发言权”。语音会议会向新人提一些问题，例如是否在校、左转经历、对某些著作的看法等等。语音会议通过后，管理人员会在群里发一份简历模板，要求一周内提交，审核通过后被拉入第二层群组——名为“水浒”的内部群。当然，我们说这种内部毫无信息隔离，因为这种“审核”如果是为了防范警察渗透，对称职的线人和渗透者来说毫无作用，其公开程度和外群差不了多少。这两层审核更多是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意图在何我们后续将进行讨论）和一种顺从度训练，并确保吸纳进来的都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判断力的羔羊。

进入水浒后，新人参加迎新会议听取关于“内部纪律”和“安全要求”的讲解，随后被分入某个学习小组并配有一名“指导老师”。在水浒里完成第一篇时评写作并经指导员审核后，成员可以申请获得永久发言权。有必要指出，大群在组织上分为两个体系。燎原主要负责制作对外刊物——也就是那个发布在公开频道、被许多新人作为“接触左翼理论”入门读物的月刊；水浒则是真正的对内体系，承担所谓“组织建设”和“路线执行”——当然，在正常人眼中看来，是给一群网左圈地自牢以保证他们整体在网络上沉迷扮演游戏无所事事。

水浒成员尽管问“干了什么”都答不上来，每天却还是无比地忙碌。据说每月需要开三次会议，两次是读后感汇报，一次需要自己撰写讲义提交；每周举行研讨会里，成员被强制要求研读一篇内部圈定的”火眼金睛”文章——多为水浒高层所写的意义不明的网左小文；成员还会随时被召集到”批斗大会”，批判对象既包括外部“机会主义者”，也包括内部“犯错误”的成员。这里的错误由上级定义，任何缺点都不允许以沟通和教育提前改正，必须公开批斗检讨——包括认知偏差、任务延迟等等，他们自称这是“为了组织”……整周下来，水浒成员真正空闲的时间只有两天左右。

一个口口声声说要组织“全国一盘棋的地下网络”的团体，实践上把成员束缚在了作茧自缚的网左群里，成员甚至无法从无数的会议中学到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历史？懂的还是野史；理论？是后文我们将进行揭露的，那些逻辑不通的术语堆砌、荒诞的“夺权路线”、从网左的白日梦中提炼出来的各种战术等等；具体到如何在地方、在身边建立组织，发展成员，影响群众？对不起，“大群”禁止线下结社，存在这种求知欲是要成为批斗大会的主角的……

在里面能学到的只有我们“大群”是唯一真正革命的组织，其他人都是机会主义者、反革命、阶级敌人、反动派等等。他们为成员植入的，是立场先行的宗派式的仇恨。讽刺的是，劳动本就繁重的工人——这个组织声称要“领导”的对象——根本无法承担这样密度的线上冲浪。

他们的组织模式与传销团体在很多地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组织坚持完成两个月任务后，成员就能从被骗的变成骗人的、转正成为“指导员”。每个小组有两个组长：指导员（理论指导组长）和召集员（门槛极高、几乎不变动，也为下文其真实身份埋下了伏笔）。尽管形式上号称民主集中制（虽然在对外宣传上时常左右脑互博又说反对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在最高领导的定性下党同伐异，基层成员根本不能安全、自由发表意见，更不允许任何质疑——辩论开始之前就会被打成“机会主义者”，正如他们的外宣一样歇斯底里。

传销组织的发展就是无目的地扩张，洗脑者骗进来一群新人，将其洗脑再强迫骗更多的新人，直到顶层决定收割选择跑路；“大群”的所谓组织建设无非就是这样将网左封为一个个指导员，继续和更多的网左玩耍以将他们变成更新的指导员，不去进行真正的工作、教育或组织建设，只是在确保基层绝对顺从和忠诚的前提下增长自己的规模。

“大毛群”的“黑帮夺厂”路线

那他们教授自己的成员什么理论呢？其实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答不上来——“大群”在过去几年里不断改变所谓的“路线”。在一开始，他们用来解释自己如何开展工人工作时提出了所谓“黑帮夺厂”计划。在此之前，他们也是融工的忠诚信徒，但在长期的徒劳尝试后，发觉到以外人的身份短期内提升工人的政治觉悟效果微乎甚微。他们努力用理论说服工人支持革命，但总结经验得出：

“工人为了追随革命真理，为了谋求自身解放献身革命，确实如此，原则上是这样的。但原则上的正确绝不意味着具体实践中可以照搬，对于一个没系统了解过政治的工人来说，自由派的主张和马列毛主义的主张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要造反；对一个读过一些书的工人来说，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没什么差异的，前者还要更动听一些（？）；对一个没参与过路线斗争的泛左翼来说，手工业方式与先锋队是没什么矛盾的，完全是左派内斗，前者还要更实践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摆出来的话，就可以发现，书本上的真理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觉得工人听了你的一番灌输就对组织死心塌地，那简直是狂人的呓语。”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从失败中得出了积极的新教训，这值得肯定：不看环境、场合、具体情况给工人群众讲奇奇怪怪的大道理，并不会让工人立刻决定奉献一切投身革命。这并不是因为群众“懦弱”或者“落后”，而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成年人如果要决定牺牲一切投身于事业，那他首先要看到成功的信心，要对路线有发自真心的认可。以老师身份给工人“灌输”革命思想的尝试古今中外数不胜数，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但当问到这个失败的根源时，马列毛大群却完全找错了敌人。他们认为，灌输给工人革命思想没有效果时因为“书本上的真理并不吸引人”，所以出路变成了放弃书本，换言之放弃知识、放弃教育、放弃理论。

从他们之前给出的例证中，我们也能看到马列毛大群写手们对劳动群众的蔑视。他们认为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智力是远超常人的，只有自己才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工人群众甚至都分辨不出来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不同！

事实上，书本上的真理如果由耐心、有能力的先进工人讲给自己的工友，那它不会是无聊、难以理解的——念马列毛的经能不让人烦也是个奇迹。理论需要贴合现实，尤其是反映了工人群众每日思考的问题和社会舆论热点，能解答工人的疑惑，才能唤醒读者的热情。他们进行工人工作，如同很多马列毛小组一样感到不受待见，一直喜欢从工人身上找问题，而从来不去进行自我审视：自己“网左”的理论水平和漏洞百出的逻辑，加上不稳定的情绪、糟糕的人缘……工人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的“灌输”认同了他们、加入队伍，那这个工人很明显是缺乏辨识能力的。

他们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工人面前就像一帮圣战分子一样狂热而没有头脑。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把自己那套莫名其妙的历史观不胜其烦地重复：你知道吗，文革是正确的，是伟大的，资本主义复辟都是邓小平这个走资派太坏了……然后想要分享自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给其他工人，让大家在每年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一起聚一块哭一哭。

共产主义者开展工人工作不是直接扔给群众结论，而是帮助群众汇总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他们不理解工人阶级最普遍的诉求是什么。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不是高举“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赢得群众的，而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但布尔什维克不是庸俗地给群众做出承诺，用“利益”劝说，他们是用真正的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死局和不幸的源泉，将普罗大众最重要的诉求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联系了起来——这种有机的教育远不同于他们的灌输。他们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是悬崖，而不是桥梁。

更不用说，真理不一定要通过外人灌输给工人，大群没有明白的是：你要让工人认可你的革命思想，你首先要让他们信任你这个人。我们这里绝对不是在如同大群所批判地一样说“和工人交朋友就可以进行革命”，而是“你如果和工人群众都没有彼此的信任，你就是突兀的外人，没有人会听你的胡言乱语。”工人工作需要由专业的工人组织者进行开展，由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进行领导，绝对不是工厂之外的“救世主”。

同时，要给予工人群众以信心进行反抗，那单纯的理论劝说肯定不够。讲理论有用吗？肯定有用，因为这帮助工人理解自己的经验。但工人群众首先要有那些经验才能接纳理论：换言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不从马克思的书本里学习，而是从一场场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革命者提供给群众最浓缩和系统化的思想，但这思想首先要有生长的土壤。大群这时候由反过来反对工人工作了：他们说，一切工人阶级不直接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国家的运动，都是“经济主义”、“盲目冲塔”、“没有意义”……那他们既不给工人说理论，也拒绝参与工人运动，那他们希望工人怎么一步登天，如何招募更多人呢？

他们给出了这个可笑的说法：

“那么革命家组织究竟要靠什么来吸引工人？是力量，换句话说，是在正确路线的真理指引下展现出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下面几方面。一是组织架构上的严密，对群众来说，领导运动的组织越是神秘，越是无法打探，他们就对革命越是有信心，而与之相对的，为了遵循某种民主原则（或者干脆没能力保持秘密性）而近乎摆在明面上的手工业小组，就只会给人一种小孩子胡闹的感觉，要工人为这种组织犯政治风险，那完全是痴人说梦。”

原来是要让工人看到“力量”！具体这个力量是什么呢？他们给出的第一点“力量”来自于所谓“组织的神秘性”，在其看来，这个组织越无法打探，工人就越会支持他们。换句话说，工人群众越不了解一个组织，就越支持一个组织！我们在这里真的不知道大群的写手是否有作为人类基本的逻辑能力。但凡是工人能接触、了解的组织，工人在它们眼中就会判断这些组织是“胡闹”的，工人就会因为害怕蹲监狱而退缩……

他们的思维有个可怕的漏洞：按照这个说法，工人被革命组织吸引，首先的第一考虑不是认为它的理论行得通、认为它能改变现状为工人谋福利、认为它代表自己，而是它“安全”不会造成危险。如果这种所谓安全是我们吸引工人的第一位，那最能吸引工人的，该是干脆不参与政治、好好当个日子人，这怎么可能惹上麻烦呢？

老一辈共产党人还知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现在的他们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利用人最自私和恐惧的部分心理，去正当化自己内部的畸形组织模式。

谁都清楚“大群”没有什么地方活动，只有前文所说的互联网吹水，所有这些工人工作的计划都是未经实践检验的空谈。将组织架构的严密——信息隔离和安全保护的能力——等同于“组织神秘不让人打探”是可耻的偷换概念：信息隔离从来不是什么都不说，那种隔离说白了就是断联，无法组织起任何人除了在荒野里喊话。组织内部的垂直结构严密不是不告诉人有这个结构，而是在这个框架下让人只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

如果一名工人正式从外围进入了内部成为了一份子，那对其隐瞒组织的政治纲领，招募的工人加入的是什么组织？工人了解自己加入革命组织了吗？说要对工人隐瞒组织结构——请问在操作上它如何实现？工人是听不到、看不到，还是在实际操作上仍然是原子化的个体，就没有真正“加入组织”呢？真正要确保安全，那外围的工人群众都不该知道小组是“领导运动的组织”，这本身已经是暴露自身请求逮捕，所谓隐瞒组织结构变得就毫无意义了。

很多左派青年不假思索，还真容易信了他们这种车轱辘话。

我们质问：如果只有神秘的团体才能让工人接纳，那古今中外一切公开的工人组织，包括那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怎么还能拥有工人群众的广大拥护呢？按照他们的逻辑，那中国工人阶级最该支持的组织，就是中国政府的顶层。

这种“组织拜物教”，或者说对于革命团体“神秘感”的莫名推崇，在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特例。看似是和马列毛大群相对立的某知名托派国际组织的中国支部在这点思路上和他们的“敌人”是统一的。他们认为，自己只需要在世外桃源里建设那“干部队伍”，搞出所谓“秘密干部党”，等群众决心反抗那一刻，大家就会因为他们“理论好”而拥护其称为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从来不考虑如何构建革命者与群众的桥梁。

革命者选择公开或秘密的方法开展政治活动，自然是考虑到情景的不同。公开的场合，开展的是合法、安全的活动，是不以组织成员身份开展的外围工作；秘密的场合，开展的是非法、危险的行动，是建立在信息隔离和保密原则上的内部组织工作。

他们继续说：

“工人最缺的并不是兄弟情谊、金钱利益，无产阶级最大的痛苦就是其无权状态，革命家组织要带着工人夺权，工人因此不愿脱离组织。为此，一个替工人说话，说打就打的暴力值班小组，才是地上组织的核心，任何一个对运动现状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一个暴力组织会得到群众的无限拥护（？），群众一旦看到我们成为了这样一种值得控诉、值得参与的力量，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而先锋队就要成为这样的一种力量。”

这段话几乎将我们上文提到的“圣战分子”的比喻做实了。这群口头嗜血的人，发现和工人交朋友、金钱收买、理论劝说各种方法都没有用后，便沦落成了一帮黑社会。在实践上他们肯定无法真的去建立起全国这么一帮“战斗轮班小组”，连枪都没有碰过的群友们只是从电视剧和文艺作品里学来了这种幼稚的对黑社会的浪漫崇拜。这种方法不会让群众支持革命，反而会恰恰疏远。

在蒲城运动之后，他们中的一些大空想家也公开发言说：如果当时我们在当地有一支值班队伍，就可以把校长公开处死，那群众就拥护我们了。事实上，如果马列毛大群的某位群友杀死了校长，那首先群众会在恐慌中四散，随后政府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前来镇压运动、逮捕革命者。他们臆想的群众在自己的黑帮行为后拍手叫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恋。我们在《革命者如何“走向人民”》中指出：

“中国的“恐怖主义者”大多是些嘴炮，或者说是做白日梦的小孩，不用担心他们能真的拿到武器闹出什么悲剧；有句话是，“恐怖主义者是拿起武器的民粹主义者”——因此我们有必要批判恐怖主义，在于它在人头脑中留下了十分畸形的思维方式，没拿起武器的恐怖主义仍然能束缚手脚。中国的这些自诩为“共产主义者”、在幻想里想要武装起来的民粹党人，同样认为革命是少数人的工作。他们将无产阶级视作愚昧、被动、只需要等待英雄来“拯救”的看客，幻想着靠键盘上的血腥狂欢或是孤狼式的暴力奇观，就能代替千百万劳动者自觉的阶级组织。这种畸形的思维方式，不仅从根子上透出对群众力量的极度蔑视，更掩盖了他们对艰苦卓绝的基层组织工作的极度恐惧。

在他们眼中，耐心启蒙、建立支部、深入工厂这些真正能撼动资本主义的地基的苦活累活，远不如在网络上意淫一场暴动来得痛快。如果不彻底铲除这种潜伏在头脑中的“精神恐怖主义”，它会让真正走向群众的行动寸步难行。”

群众不会因为你对他们的敌人用暴力的手段进行袭击因而支持革命，就像被刺杀的沙皇不仅没有瓦解制度，反而大大加强了镇压一样——列宁的长兄就因为这种路线的错误丢掉了性命。“说打就打”这种看似潇洒、帅气的思维，完全站在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成为了发泄自己情绪的借口。工人阶级想要的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夺权”，而不是一群替代他们“夺权”的黑社会。“黑帮夺厂”路线完全把工人贬低成了肾上腺素的奴隶，他们认为只有用帮派暴力激发工人群众的愤怒，工人才懂得要进行革命。

事实上工人阶级最不缺的就是愤怒。即使是在现在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也对现状感到不满，心中有无数苦衷但苦日子看不到头。大群以为在他们面前打倒几个“人民公敌”就能解决问题，难道不是跳回了自己痛斥的“盲目冲塔”吗？工人阶级缺乏的是基层独立的组织，这才是革命者真正的任务。

我们进行工人工作，就是以先进工人作为桥头堡，在党组织的协调下建立工人的民主组织。我们要在一切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行动中作为最激进、最积极的分子出现，每时每刻都和工人阶级处于同一战壕里。我们帮助工人从经验中得出结论，用斗争的成果给予工人信心，展示出一个有力的革命组织，让他们相信共产党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也有能力真正领导自己得来解放的。只有最大胆、最奉献、最真诚、最有准备的革命者，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而马列毛大群的网络虚构黑帮，自然遭到普罗大众的唾弃！

“大毛群”的“地下红军”路线

时至今日，“大群”也将之前的黑帮夺厂改为了所谓“地下红军”的说辞。除了更加虚无缥缈（起码前者还是如果有充足人手就能实现的厂内小组）并让人感到愚蠢到无法理解，在核心思路上并没有新的创造。我们说：

“奉行着左派恐怖主义的小组或政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摧毁或消灭了，但左派恐怖主义本身虽然已经严重坏死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因为在20世纪至21世纪各类恐怖主义小组和思想仍在以城市游击队和所谓“地下红军”等不同的形态涌现。这样的主义与主张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后期和当今的社会复活不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任何的正确性，而是其表述中对各时代左派们所具有的吸引力，即一种以小规模军事行动换得革命普遍胜利的捷径和通过武装袭击来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前者让恐怖主义者们不再需要去思考革命党建设、理论革新和工人运动等至关重要但困难重重的事务。”

“地下红军”及其相关理论究竟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个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虽然其以八股文的形式出现在了马列毛大群和《布站》的几乎所有文章的末尾，但是由于各文章的写手总是会对其做适量增减，以至于“地下红军”总是以一副糅杂了各类路线的样态示人，好像一切暴力革命的形式都要来上一些，但同时还要把那些明显的错误给剔除或打上补丁。由此，我们不妨从其发布的《自发性运动频发又平息，无产阶级革命终要靠政治报路线》、《中修鼓噪“武统”，无产阶级当何为？》和《社保补贴、舆论讨薪、持刀伤人——三则新闻看中修治下无产阶级的无权惨状》这三篇文章中进行系统地观点提炼与分析。

首先，在马列毛大群的构想下，“地下红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要求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地上群众组织的同时存在以“形成一种地上反哺地下，地下领导地上的良性循环”，也就是一根从地下革命家组织开始、到通过“工业化融工”建立的地上群众组织、再到“地下红军”或得到壮大了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链条。

其次，在这样的构想下，马列毛大群总结出了两套暴力革命的模式，分别适用于地上组织和“地下红军”：对地上组织来说，其斗争的形式是“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保卫地上组织的经济利益”与“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对“地下红军”来说，其斗争形式则更加复杂与多元化，如“即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建立“秘密的无产阶级的专政”、“锄奸、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营造人人都知道地下红军的存在但不知道具体信息的无产阶级威慑氛围”、“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注：顿号为我们所加，且因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会频繁地使用内网的屏蔽词，后文引用的所有“中袖”将改为“中修”以方便读者理解）、“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为群众伸张正义”。

最后，当被问及如此路线该如何夺取政权时，马列毛大群的回答是现在还是“战略防御阶段”，而其理论与所谓“翻边战术”能让“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中袖的力量不断缩减，直到在全局都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那时战略反攻时刻就会到来”。

在详细列举了“地下红军”的构想细节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对各种路线的糅杂：“地上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有占领工厂运动的影子；“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建立根据地有游击战的影子；“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和“为群众伸张正义”则又有左派恐怖主义的影子。这直接展示了“地下红军”的构想是如何将与现实条件冲突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各路线糅杂起来的，这绝非统一战略下各战术的有机结合。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贯穿了“地下红军”路线：该路线既要占领工厂搞“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又要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既要搞“地下审判”。又要“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既要在地下打击中共，又要“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

但我们说，首先“地下红军”路线基于的条件是否存在于现实社会。这一路线要求革命者“到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中修专政力量末梢”的存在就成为了支持后续一系列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正如上文对游击战争之现实的分析，一处中共国家机器无法有效控制的“末梢”是不存在的，毕竟中共在2024年7月就存有的517.6万个基层组织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且“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也并未在当下的中国发生（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类对必要条件的忽视也同样适用于先前提到的枪支管制问题，也就是所谓“地下红军”要从哪里筹集武器弹药？当然，该路线的拥护者会自信地说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暴力机关会被“地下红军”在某个地区内完成清扫或者中国在未来的某年会因中共党内的分裂、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走向无政府状态， 因此“专政力量末梢”就可以被建立起来、枪支弹药就可以得到补充。

关于前者，革命者人为地建立起“末梢”或靠扫清中共基层暴力机关以获得武器是个十分经典的死循环，因为如果“地下红军”已经强大到能够在特定地区内战胜中共的暴力组织，那这股武装本身就必定需要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足量的枪支弹药，而非需要靠地区性的决战来创造出一个以供根据地发展的“末梢”。换句话说，允许革命者去“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前置条件绝不能是“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本身。至于后者，即中共政权下可能的分裂或战争，“地下红军”八股文式的总结中则从来没有提及能够建立起“末梢”的形势是什么，革命者该如何去促进这种条件的产生，又该如何为特定形势做好准备。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似乎将“地下红军”与社会现实隔离了起来，只管叙述“地下红军”的人员从哪来到哪去，却连这种地下暴力斗争本身基于什么条件与要素都不做解释与拓展。

其次，“地下红军”路线仍依赖于左派恐怖主义的底层逻辑，即使马列毛大群反复的否认这一点。的确，“地下红军”已经将占领工厂和巩固根据地等理论糅杂了进来，但其写手们还是提出了“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建立“无产阶级威慑氛围”等左派恐怖主义式的行动和为“为群众伸张正义”这一当代侠盗罗宾汉式的目标。可见，无论是“地下红军”所期望的“战略反攻”，还是恐吓、绑架、袭击、威慑和审判都绝对符合上文分析过的德国红军旅、日本赤军或意大利红色旅“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的行动模式，而这三支历史上所谓的革命组织是直接投向了左派恐怖主义的范畴，即“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普里莫·莫罗尼，南尼·巴雷斯特里尼《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列夫·托洛茨基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地下红军”路线的说客肯定会再次宣布这一左派恐怖主义的通病不会作用在自己版本的恐吓、审判与威慑，因为其行动将是“在全国一盘棋理论的指导下”的，即自己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恐吓、审判与威慑。此外，马列毛大群也曾多次批判过个人恐怖主义的局限性包括日本赤军的行为，如“带有恐怖色彩的个人反抗在强大的中修组织面前再也掀不起丁点水花，自发盲动的个人冲塔路线彻底宣告破产”、“日本赤军的例子不过是历史上俄国恐怖派的翻版，是想利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不过是遵循着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走路径最短的机会主义路线”（佚名《个人恐怖主义在自觉的资产阶级面前走向破产》；佚名《从赤军恐怖行动，再看革命中的机会主义》）。

似乎写下这些批判后，马列毛大群就能彻底地跟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划清界限甚至站到这些失败者的对立面。不过这些暴力革命的空想家们彻底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左派恐怖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没能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而是无法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同理，“地下红军”中的恐怖主义因素不会被一个地下革命家团体组织起来，因为其本身就是松散的、小组化的、狂热的且最终会走向失控与私刑的。因此，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任何组织化的、工业化的恐怖主义或占领工厂与恐怖主义的结合，而是与恐怖主义彻底相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进程。

第三，“地下红军”路线的核心概念普遍存在描述模糊不清的问题。让我们重新审视上文引用的两个说辞：“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和“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首先，关于地上暴力的问题我们已经详细地在对占领工厂运动的分析中展开叙述了，但何为“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无论是意大利的红色两年还是西欧各国在1920到1930年代的公开暴力抗争，从控制车间、建立工厂委员会到将工人武装起来，没有一项是所谓“与政治不相干的”，例如红色两年中意大利北方的数十万金属产业工人普遍“认为自己正生活在‘革命行动’不平凡的日子里”、1936年法国工人对工厂的占领更“不是行业罢工……这是被压迫者为了同压迫者斗争，而公开进行集结。这是革命的经典开局”（保罗·斯普里亚诺 《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列夫·托洛茨基 《法国往何处去？》 ）。这样浓重的政治性质不是单单由意大利工人在工厂竖起了镰刀锤子与麦穗的标志决定的——任何工人有组织的、公开的武装抗争都必然是与政治强相关的。“地下红军”路线下的空想家们又开始做某些不切实际的美梦了，他们期待只要不将暴力挂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标签就能算是“与政治不相干的”，他们期待统治阶级带有这某种善意或天真，能把工人的暴力抗争看成是非政治性的、无需调动军警前来镇压的。

这一点我们能通过其构想中地上与地下暴力的分工中了解到，马列毛大群的写手如是说到：“地上组员的暴力战斗值班只是保护地上组织的存在，不直接对抗中修以及警察，对抗中修和警察是用地下暴力机构进行的”（佚名《我用眼睛测量你的货车超重》）。没错，千真万确，所谓“地上组织”需不需要对付警察和国家暴力机关绝对不可能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而是由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编辑们和空想家们在互联网上操纵的，只要后者在Telegram群聊、《布站》或是《燎原月刊》中发出一声喝止，中共就不会调集公安与武警对所谓非政治性的暴力抗争下手。对社会现实有着基本认识的科学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清楚的明白，一场工人阶级的武力抗争是否带有政治性不是由其是否挥舞红旗决定的。同理，中共是否选择镇压哪怕是非暴力的群众运动也绝非基于任何美好的设想。如2022年11月22日晚间在富士康郑州园区爆发的抗议，因维权和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而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当时工人以棍棒、杂物和灭火器作为主要武器来进行的“地上暴力”抗争早已超出了行业罢工的范畴、展现了与政治的强关联性。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群众的暴力抗争之敏感度是由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相对应的阶级斗争的高涨决定的，列宁曾在1905年的莫斯科起义后转述了一段马克思的判断：“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 ”（弗·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各国、当下还是1920年，只要有一名工人拿起武器、保卫起自己的劳动果实，就是带有政治性的，更何况是一群被组织起来的、夺取生产资料的工人。 因此，期待统治阶级忽略地上的、“与政治不相干的”的暴力抗争就是无可辩驳的、纯粹的空想。

当然，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与工人阶级相关的暴力斗争上离开，“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的确在客观层面上是存在的，包括但不限于抢劫无产阶级、大规模枪击犯罪和无目的的滥杀。这些行为在拉美地区的贫民窟中非常常见，如在1970年代在巴西建立的红色司令部（Comando Vermelho），该组织在其反对的巴西第五共和国于1985年下台后就丢掉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左翼意识形态，将自己的地上暴力彻底地变为了“与政治不相干的”毒品犯罪和帮派火并，可见这才是“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的实际归宿。我们在《巴西警察突袭贫民窟：“地下红军”夺权为什么只能是空想》中指出：

“地下红军的问题不是没做大，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大。巴西的例子已经是这一理论实践里的极限，得益于巴西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才得以勉强存活。就是如此，在这次警察的突袭中他们也只能做最后绝望的抵抗：政府有“反恐”、“扫毒”的正当性，有先进的装备、更强的武装力量和更灵活的全国动员能力，红色司令部则有什么呢？他们只有极少数战斗素质不如政府部队的民兵，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支持和群众的组织，更没有政治性的能将这一事件上升为一场革命的开始的思想。

中国他们的翻版更是好笑和无能。巴西左翼起码真正地建立起了一支武装力量，构建了地下的网络，垄断了毒品贸易。中国的“马列毛大群”除了其中精神不正常者在工厂里大吼大叫‘发动罢工’、网络群组里在被罚钱的压力下写出一些意义不明的文章、在TG群组里闲聊外，没有更多的本事。他们的“地下红军”尽管可以和巴西进行类比，但存在一种本质性区别：他们只说不做。你不可能在“严格禁止线下、身边活动”的情况下建立武装力量、组织黑产，一群想东想西的学生和前政治犯能干出的事情，自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其次，在非政治性的地上暴力之外，马列毛大群还提出了“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仅凭这一段来讲，所谓的“不暴露暴力性质”可以说是算的上清晰，不过结合整个“地下红军”路线来看其又变的模糊无比。如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大群的编辑提到“一切对反动派审判和处决，都在地下进行，例如处决蒲城事件的校长的任务，要保证除了地下值得信任的处决执行者和极少数参与者外无人知晓”（佚名《吴川三中开学第一课：暴力斗争的地上地下划分》）。 若是上述两段文字都符合马列毛大群对所谓“地下审判”的理解，即在其话语体系下两处引文的内容是不存在冲突的，那将存在两种目前不符合物质世界规则的情况：也许审判中的“处决”是使用了暴力但能够奇迹般地“不暴露暴力性质”的，也可能“地下红军”们能够神迹式地用非暴力的方法使人致死。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似乎都不存在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中。

马列毛大群也对这一质疑做出过相当无力的澄清，说所谓处决“实际上是制造各种意外事故，比如说什么兄弟义气啊，骗过中修，使中修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佚名《笑看共革阵的机会主义大毒草》）。我们先忽略所谓“兄弟义气啊”这种也许是梦游时打出来的形容到底跟地下处决有什么关系，如果大群对审判与处决的理解是“制造各种意外事故”，那所谓地下暴力应该是黑帮打手式的刺杀、暗杀而非带有审判程序的处决，这完全符合了德国红军旅的一贯作风。至于“使中修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地下红军”们制定的、长的看不着底的暗杀清单。中共政要得杀、资本家得杀、蒲城事件的校长得杀、还要同时“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是的，这些在中共的监察体系下全部都只是“一件小事”，不会得到关注——

滑稽至极！

在此之外，“地下红军”路线又使用上了自己的经典描述—“不暴露政治性质的”某种政治行动。相当明晰的是，这种含糊的路线与概念在触及到细节的行动后就会彻底地陷入自相矛盾中，继不带有政治性的地上暴力后，马列毛大群又开始声明绑架中共政要是没有政治性质的、审判中共政要也是没有政治性质的、“不暴露暴力性质”地暴力处决中共政要更是没有政治性质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在面对什么无政治性质的政治审判或是什么非暴力性质的暴力处决之类的文字游戏时应当直接了当地提出质疑，如所谓地下审判是按照什么法律条文定罪的？此类法规又是如何起草、制定并通过的？事实上“地下红军”路线中的地下审判和地上暴力最终都会走向相同的结局，即毫无规章与程序的泄愤式私刑。

此类含糊其辞的路线本质上就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进行了偏离。在“地下红军”的八股文中我们能反复地看到这些纸上谈兵的指挥家们说一个革命组织要做一、二和三，至于过程如何、实际又会碰到哪些阻力一概不予展开，并尝试用文字游戏规避开那些真正重要的话题。比如，假设有人质疑地上的暴力斗争该如何抵抗军警，马列毛大群就说地上暴力是“与政治不相干的”，所以中共不会下狠手。实际上，共产党人要思考的从来都不只是“革命组织要办什么”，而是“革命组织要办什么，又该怎么办？”，毕竟“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第四，我们还能够通过“地下红军”路线对其如何胜利的机械论证来再次佐证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脱节。总的来说，“地下红军”路线的空想家们单方面地在互联网上规划了中国革命的四大阶段：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以《社保补贴、舆论讨薪、持刀伤人——三则新闻看中修治下无产阶级的无权惨状》为例，在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该路线要“在远离中修专政的环境中建立革命家组织，革命家组织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组织处于地下状态”、搭建起“革命家流水线”，这样就能使得“组织规模不断壮大，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直到能够支撑起全国一盘棋融工时便进入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 在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建立的革命家组织就会“派出代办员到地上进行工业化融工，在地上建立工人组织”，然后执行起地上地下暴力之类的模糊工作以“形成局部敌弱我强的形势”；接下来就是战略相持阶段，就开始了在“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最后“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中修的力量不断缩减，直到在全局都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那时战略反攻时刻就会到来”。

基于该描述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为什么这样的路线是机械的空想。其扎根于两个基本的要素—行动与条件，行动正是我们上文所述的那些模糊不清的、与左派恐怖主义挂钩的、条件不明的方针，即所谓在不存在的“中修专政力量末梢”展开幻想中的根据地工作、搞所谓全国化的恐怖主义和诸如去政治化的地上暴力或地下审判之类的话语；而条件则是机械的对局势的认识，“地下红军”所提到的、能走向“战略反攻”的条件归根结底就是地下组织的“不断壮大”、地上组织的“不断壮大”、地区内的“敌弱我强”和全国内的“敌弱我强”。当然，任何革命运动只要满足了这四个条件就能基本达成胜利，但中国革命形势仍未走向发达难道是因为革命组织都没察觉到“为了胜利，我们应当壮大起来”吗？或者是因为革命者们普遍都未能意识到“为了胜利，我们应当比反革命势力强”吗？

在1902年，当谈论到建设革命组织时列宁曾感叹道：“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弗·列宁《怎么办？》）。同理，现在共产主义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反复地、八股文式地提出诸如“让革命力量壮大，反革命力量缩减”的抽象任务。所有革命者都知道要让组织壮大、要将革命力量发展的比反革命势力更强，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发展起组织、该“怎么办？”，而正是在这些最重要、最复杂、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上，“地下红军”路线的豪言与壮志一并退缩回了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游戏中。

“大毛群”的“政治报路线”

除了赛博的暴力幻想外，大群更贴合网左诉求的口号（我们暂且无视最新的、用于掩盖之前被玩烂的、彻底疯癫的“人类共产党”这种只能糊弄巨婴的乱叫），就是每篇文章都重复的“政治报路线”。毕竟对于网左，他们不会真走进工厂也不会拿起武器加入根本不存在的“地下红军”，那总得有个借口安慰这些成员自己所做的玩闹都是有意义的。网左能干什么呢？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在互联网上敲键盘》的标题已经足够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政治报三字给予了将“敲键盘”理论上正当化为“干革命”的手段。

在政治报路线的描述和解释上，他们甚至做的都不如地下红军好——只剩下望文生义的理解：讨论的是政治，弄了报纸，列宁说了要政治报，那我们就遵循列宁的传统了，而列宁一定是对的……他们很少真正解释这个刊物如何转化为现实中的改变，却一直以此要挟、痛骂其他共产主义小组，作为自身革命性的证明。

在自己的“千钧棒：炮打机会主义专辑”中曾在一周内发布了上百篇批判我们的骂战短文。就如同共革阵曾经遭受到的各方批判一样，我们又一次被套上了好几顶虚无的帽子：讲理论，所以我们叫“书呆子”、“西马派”、“学理主义”；讲实践，我们叫“佳士路线”、“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组织建党，我们叫“南湖划船”、“小资沙龙”；进行宣发，我们叫“唯影响力”、“宣传主义”……一会说我们“投降派”，是中国的合作者，一会我们转身变成了“暴力冲塔”、葬送青年的莽夫，“太暴力”。当有人提问说共革阵到底是什么，他们就会含糊其辞地抛出什么“大杂烩”、“‘白骨精’”、“‘四不像’”、“黑熊精”、“混合黑暗料理”、“魔法学院”、“现代赵括”或“弗兰肯斯坦”之类的抽象概念，把政治上的批判降格为了纯粹的丑化。

在“紧追穷寇”的100余篇文章中，马列毛大群说的非常头头是道，说他们“一直忠实宣传列宁同志的政治报路线，同时也维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并且号召革命者们“把全部的政治生命投入到真正有益于革命的全国政治报路线中去！”。应该都让同志们听听，大群的这些批评家说的有多么准确。这些批评家们讨伐着一切新兴的左派组织，“洞悉一切般”地知晓了共革阵“没有集中”、“没有政治报路线”，对我们组织的了解程度“奇迹般地”超过了组织的成员们。那么我们也想要去问问大群到底是怎样精彩地在内部执行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我们还想问问马列毛大群所向其读者、群聊参与者许诺了几年的那个由“全国政治报路线”建设起来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到底在哪里，而一个全国的、革命的列宁式政党又被他们通过“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建设到哪个行星上去了？

可见，大群的这些写手们、编辑们、纸上谈兵的革命家们到底是把“全部的政治生命”投身到了“全国政治报路线”中还是花在了上述列举的各顶帽子和丑化之词的臆造上，答案被他们自己彻底地揭露了出来。

这让我们想到了列宁曾写下的一段极具讽刺的评论：“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弗·列宁 《列宁全集》第18卷）。正如如今来自大群的骂战一样，虽然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编辑们反复地说共革阵已经被他们击的粉碎，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棒打”、“炮打”、“揭开”、“炮轰”、“戳穿”我们并把“紧追穷寇”变成了一场100篇杂文的马拉松，试图用不顾质量的数量打败共革阵的同志们。

这必然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坦诚说明，反驳他们的诸多指责不如和十岁小孩吵架，说不定小孩真能理解部分。我们先来看看马列毛大群是如何批判我们对政治报路线的理解的：

“共革阵对政治报路线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就像是套用AI后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边承认政治报路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革命家组织，一边又开始乱说需要有组织力量来发行政治报，否认政治报的建党作用，甚至还荒谬的抛出，通过政治报将其他手工业小组联合到一起发展成统一的组织。空谈什么没有脚手架和次木料的奇怪比喻，幻想着组织建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究竟是先建设各地区自己的党支部，还是通过政治报路线发展组织力量到能够以全国一盘棋战略进行全国的融工”（佚名《千钧棒——紧追穷寇——共革阵的是如何在路线上制造分歧》。

第一，其指责我们“乱说需要有组织力量来发行政治报”，侧面再一次佐证了为什么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在马列毛大群的空想中，政治报的写作、审核、发行和传播是不需要编辑部、线下工作小组等组织力量的，而凡是尝试靠组织化手段来发行政治报的都忤逆了大群提出的机械建党论。关于政治报的写作和编辑，大群的空想家们也许忘记了一个事情，一切工作是需要“人”而不是光合作用来完成的，而参与到政治报核心工作的必须是组织成员且需要被明确、高效的政治工作程序与架构组织起来，这一原则是无可置疑的。任何一个希望发行政治报的集体（此处为了照顾大群的敏感神经我们可以先不使用组织这个词）都必须能够回答并解决以下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章？我们的文章该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主题的文章该有哪几位同志负责？这篇文章的修订进度如何了？我们的文章产出该如何促进对集体的教育？共革阵的答案是：让我们充分发挥政治报对集体的组织作用，并以围绕政治报建立起来的组织力量扩大我们的产出、加强对内教育和正式化我们的程序与制度。

同时，我们必须重视起政治报的传播路径，中国的这些所谓“革命组织”并未意识到一个迫切的问题：当下在墙外网络空间（Telegram、X、组织网站）中发布的数百个政治刊物在现实中的影响力并不能等同于1900年代那些能在线下印刷、传播的政治报。与《火星报》等政治刊物相比，在外网或加密平台发布的文章不会自动地、成规模地流入工厂车间和学校，来自这些场所的声音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反馈给当今的左派们，以供我们了解广大无产阶级的诉求与需要。

我们想要提醒这种不愿面对现实的网左：少拿列宁的“政治报”标榜自己。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逻辑不通、情绪发泄、千篇一律的网刊，或者说，是一群自封为革命者的、脱离现实斗争的人投稿凑出来PDF罢了。

共革阵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革命情形与1900年的俄国相较不远但并不代表其完全重合。而我们在21世纪20年代所强调的“政治组织”正是一个有能力撰写刊物、制作刊物、传播刊物的《火星报》式组织且在各地区拥有自己的党支部和组织化存在。若是没有这些准备，自发的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并在革命的理论下组织起来？我们不是马列毛大群所谴责的“反对全国政治报路线”，而是实际地在贯彻政治报路线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革命者在当时的困境是“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因此需要全俄的政治报来辅佐组织建设，而我们目前的窘境不只是没有脚手架，而是连“次木料”都不足够。

这一点正是被这些所谓的政治报组织所忽略的：列宁提出的政治报路线的考核标准是该机关报是否能“把实际的联系建立起来”并“保证报纸的发行，并且还能保证（这更加重要得多）经验、材料、人员以及经费的交流”，而不是外网平台粉丝数和八股文的产出数量（弗·列宁《怎么办？》）。因此为了“把实际的联系建立起来”，我们的报纸就必须要利用学社和工人小组等组织手段进行线下的传播。如果我们还认为政治报只需要在靠VPN才能访问的网络空间中存在，那这些政治刊物将一直写不出广大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内容，也传达不到无产阶级手中，更承担不了对组织内外思想的统一、对革命者的培养和对各地区分散小组的组织。一言以蔽之，如果要动员起无产阶级或者建立一个带有群众性的革命党，我们要让群众接触、阅读并吸收的就该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开办《共产主义者》，是以此作为建立稳定组织——换言之打造一个政治中心和以其为基点构建起来的中国各地方彼此联系、有组织的小组们——的武器。这是大群走不出屏幕的写手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第二，我们想再次强调，建议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多做些阅读和学习，少修炼些望文生义的谬误思想。何为望文生义的谬误思想？这当然不是指这些写手们有洞察他人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只会靠捏造式的解读来进行政治攻击。比如说其写下的共革阵“否认政治报的建党作用”就是一个经典的从不知何处出现的指控：明明在其引用的部分中我们说明了“政治报是联系分散地区、统一思想方向、培育组织骨干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是一切共产主义革命者都认同的基本纲领”，大群的攻击者还能够自顾自地写着和事实完全不符的骂战文，这种勇气和自信实在是令人敬佩。这使我们想到了列宁曾对攻击者做出的比喻：“他们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愿正视现实”（弗·列宁《列宁全集》第一卷）。由此可见，大群对引文的选用也不过是形式上的伪装，毕竟这些写手们能用我们对政治报路线的强调批判我们反对政治报路线。

大群还批判我们要“ 通过政治报将其他手工业小组联合到一起发展成统一的组织”。如果其是指责我们提出的“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这一目标，那这些写手看来根本不理解政治报的真正作用（《共产主义者》编辑部《关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不是所谓的把互联网上的各个小组吸引过来搞松散的左派大联合，而是为了建立有战斗力的列宁式政党来终结学生和工人中那普遍的迷茫，一种“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向谁去学习，不知道怎样获得经验，怎样满足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的迷茫（弗·列宁《怎么办？》）。

第三，其攻击说“ 空谈什么没有脚手架和次木料的奇怪比喻”。我们想请问大群的写手们：这个比喻是哪里来的呢？不妨让我们看下原文：“脚手架对于住房本身并不需要，它是用次木料搭起来的，使用的时间不长，只要建筑物大体完成，就会扔到炉子里去烧掉。至于革命组织的建筑问题，那么经验证明，有时候即使没有脚手架，也能够把它建筑成功，7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脚手架就根本不能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房屋”（弗·列宁《怎么办？》）。我们能忍受这些自称要贯彻政治报建党路线的批评家们没有看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或《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但实在是没想到大群的写手们竟然连《怎么办？》都没看过。也许在他们发了疯地、以列宁为挡箭牌地骂战过程中，列宁已经变成了只会用“奇怪比喻”的反革命分子乌里扬诺夫。这让我们非常地好奇：他们支持的到底是哪个或者谁的政治报建党路线呢？答案估计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第四，我们曾批判大群不理解政治报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而如今他们更彻底地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在大群的理解中，政治报和政治组织必然需要有个机械的先后划分，仿佛报刊产出、组织建设是按部就班的“政治报先、组织发展后”，而非相辅相成的。实际上，要搞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敲定两个核心问题：政治报要建立的政党是怎样的？政治报又是如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这类组织的？

《火星报》就曾重点定义了政治报路线所要建立的组织样态：“作者（注：尔·纳杰日丁 ）忽略了《火星报》在说明它的‘计划’以前所作的那个极重要的声明：必须‘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弗·列宁《怎么办？》）。从当时《火星报》所做出的呼吁来看，政治报所要建立的组织不单纯等同于每天写写闲文的左圈茶话会，而是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与政党，这一目标绝对不能被撼动。

那政治报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列宁曾这么分析道：“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即随时都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的革命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可以说，《共产主义者》和马列毛大群的刊物《燎原》之区别就在是否意识到这一条“基线”对于组织发展的意义。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当通过政治报吸引到了全国、全球的革命者时，我们选择将新进的同志们编入专业化的部门与地方实体的组织，在组织生活和各机关的工作中继续扩大、细化、专业化我们的政治刊物，并围绕着一个全国政治报体系（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刊+青年报刊）来进行工人工作（对工人传达我们的纲领并串联起各地的工人小组）、学生工作（对青年的政治教育）和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党的筹建。而《燎原》的路线是将人拉入一个有2万群成员的闲聊大群，让他们自己找所谓的“真同志与真战友”还有永久发言权。

在分析过一个中央机关报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后，我们有必要对其中提到的各功能做下细化，并着重提出我们对政治报这条“基线”的要求。通俗来讲，就是政治报不要什么、需要什么。

政治报不要“香槟塔”思维。何为“香槟塔”思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有个经典的、由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涓滴理论”，即期待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投资的方式造福社会，把财富像香槟一样从顶层缓慢地滴到底层以实现再分配。可笑的是，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欺诈式理论竟然在大群等组织的刊物传播策略中再现了。不依靠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基层党组织，一份政治刊物能传播多远、传播到哪、传播给谁都是毫无定数的，而基层党组织又是否能够壮大成线下党支部或政治中心又是彻底地“凭缘分”。

是的，在外网发布的那些刊物是有在内网传播、《共产主义者》和《燎原》都在各个墙内左群中被传阅，但政治报的目标不只是让更多人阅读，而是看是否能将读者们动员至统一的政治工作中。就像经济学中的香槟塔无法真正地实现财富再分配一样，政治刊物传播中的香槟塔也无法通过随机的、离散的流通达到培植革命组织的目的。

换句话说，认为大群的政治号召力因《燎原》在内网的传播而增大就等同于说一群落难之人被救出荒岛的可能性增加了，因为他们刚扔的漂流瓶肯定还在太平洋某处浮沉着。我们还要指出，经济中的涓滴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对财富的积累而变快，大群政治报的效用也不会因为其写的八股文变多而改善。也就是说，哪怕大群的写手们能几周写出一百篇“千钧棒”，其内外部的情况也不会得到丝毫的改变。请这些八股文专家们好好地思考下，无产阶级的困苦到底是因为资产阶级还不够富有造成的，还是由阶级的壁垒所决定的？我们想这个比喻应该已经足够通俗易懂了。

政治报不要原子化产出。产出的原子化本质上就是无视组织化手段所造成的恶果，而马列毛大群的网站“布站”就是一个值得被点名的典型。假如我们现在打开布站，映入眼帘的就是大量的各种闲杂短文。这些每天就能涌出来十几篇的短文都依照着同一个八股文结构：

1. 本文要批判什么

2. 中修/中袖/赵修的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有多么丑恶

3. 真正的出路是我们要用政治报为脚手架的方式……搞全国一盘棋的工业化融工……建立地下红军……搞地下审判……翻边战术……转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

这类马列毛的特色八股文结构适用于其发布的九成文章（保守估计）。不过这种八股文也是其原子化内容的唯一标准了，毕竟在其发布的成百上千篇文章中猎奇内容实在是难以统计：有我们先前回击过的上百篇“千钧棒”、有在网上搜完泡面教程之后灵光乍现的《从泡泡面联想到的——批天才论》、还有难以想象是在什么精神状态下写出的《“安全警长啦咘啦哆”批判》。我们想由衷地做个建议：麻烦大群的写手们在反复重复政治报路线的重要性前，先自己瞪大眼睛看看自己的文章都在写些什么。

与之相反，《共产主义者》所追求并实践的标准截然不同。我们的所有非投稿文章都是由组织力量来进行规划、写作、编辑、发布与传播，且编辑部对本机关报的一切产出负责。《共产主义者》执行这些标准不是因为我们泡方便面的时候悟出来的东西比马列毛大群多，而是我们知道当大难临头时，能够向无产阶级传达我们的革命纲领和动员能力的是《必须成立党》、《在暴力革命的战线上》和《年度工人调研报告》，不是什么《“安全警长啦咘啦哆”批判》。

那么，政治报所急需的是什么工作？政治报需要的是—体系化的、高质量的产出以及能够支撑这一切的集体。让我们再看一个也许在大群眼中是“奇怪比喻”的分析：

“当石匠建造一座前所未见的巨大建筑物而在不同的位置上砌石头的时候，总要拉一根线来帮助找准砌石头的位置，指明整个工程的最终目标，不仅使每一整块石头而且使每一小块石头都能用得上，使它们相互衔接起来，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大厦的轮廓，请问，这算不算是“纸上的”事情呢？目前我们党的生活的状况，岂不正是既有石头，又有石匠，但就是缺少一条使大家都能看得见、都可以遵循的引线吗？”（弗·列宁《怎么办？》）。

由此可见，政治报路线并不是单纯的、古板的创办报纸，而是以机关报的思想和信息作为标准建造一栋“巨大建筑物”。因此革命家所需要考虑的是：机关报这根引线是否严谨（理论体系、纲领和方法论的研究）、石匠的技术是否娴熟（对组织内成员的教育和培养）、石头的质量是否过关（对组织建设、工人工作和学生工作等诸事业的深化）。

而与我们的工作相反，革命运动中的空想家希望出现的是只要他们拉出一根（不顾曲直的）线，那栋建筑就会在没有石头和石匠的情况下自己拔地而起。让我们都停止幻想和呓语吧。一根引线如果脱离了石头和石匠就只能以一根线的形式存在，一份政治刊物如果脱离了实际组织建设，那它将只是一份讨论政治话题的普通出版物，而非一份能组织起一个集体的、《火星报》式的政治报。

既然大群的写手有胆量说出“要革命去大群，要学习去布站”的惊人言论，那就请他们做些自查，看看马列毛大群到底有没有革命性，“布站”那如垃圾山般堆起的“真正的”、“全国一盘棋的”、“基于翻边战术”的学龄前儿童动画片批判又有没有学习价值。

我们早在《当代“政治报路线”的危机》里警告过：

“期盼的革命时机真的到来时，若政治报的危机未能被解决，革命的胜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不过是美好的神话。在所谓革命时机到来之时，必然出现的将是全国的无政府状态，到那时“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受“检验”的时刻，几百个零零散散的、热衷于政治骂战和机械复制的左派组织连一句明确的、统一的口号都没能力发出，只能眼看着革命时机的流逝。所以，终结危机和随着路线发展政治出版物不是什么可以等到时机成熟再解决的问题。与这种论调相反，只有终结政治出版物的危机与推动其健康的发展才能给予革命组织创造或把握时机的基本条件。而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则离不开有着自觉的革命者们，这包括你，一位读者同志的加入与工作。”

“大毛群”的“民主集中制”

在民主集中制上，可悲的他们与政治报路线的提出是一样的模糊不清。但是，他们还是十分自信地在自己信什么都没说明白前敢以此攻击他人。马列毛大群反复指责共革阵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态度，主要总结下来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泛民主”而没有集中，因此我们是在“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大群的写手们已经越过了我们的文章内容，“奇迹般地”了解到我们组织内部“没有集中”，这些从未加入过我们组织的人竟然能够靠演绎的模式推理出这一项指控可见其想象力之强。

大群指控我们的文章《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现见《当代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建设纲领》）“回避了集中环节的必要性，只要民主环节”并“空谈民主，反对集中”，且还判断“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尚且年幼的阶段放任自觉性不足的基层组员掌握过多的民主权力，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也就成了必然”。我们不禁思考，民主二字到底激起了大群怎样的恐惧，使其只要看到共革阵提到组织内的民主环节就吓得发抖，胡乱地指控说共革阵“反对集中”、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一文中解答了，不过只会断章取义地进行公式化批判的大群写手们似乎碰巧没有引用上。在文章的第一段就提到了一个革命组织所要追求的便是能对抗和超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织行动的严谨程度、迅速程度、集中程度”；在关于如何落实民主集中制上，我们也做了相对应的表述：

“这里必须强调，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抽象原则，它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它由全党选举产生，代表全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再从自身成员中选举产生政治局，负责执行日常决策……真正的党内民主，是在充分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的前提下，最终形成全体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统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方向的共同认同之上。 ”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共革阵被指控的“反对集中”和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这两项罪名被彻底地颠覆了。共革阵不“反对集中”，而是强调“集中程度”的重要性和建立“明确的领导层级”的必要性；共革阵不纵容“机会主义者篡夺组织路线”，而是强调一切观点与意见都在经受过“充分讨论”的检验后、政治局的决策主导下才会被付诸行动。同时，我们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列宁式政党下对党员纪律的要求“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即组织内的各项民主权利]。相反，那些只挂名、不参与、不履行义务的人，就不能成为党的成员 ”与民主集中制的参与者。而这样的要求与方针竟被大群理解为了“小资产阶级的泛民主”和“放任自觉性不足的基层组员”，看来其对党员身份和民主权力的持有者也有较大的理解偏差。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是以秒为单位在组织内进行的，共革阵的组织建设保证了投票选举等民主权力和集中的组织架构之同时存在，让组织主张的“自由讨论、一致行动”从来不是什么空谈。

当然，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刻意地忽略掉了上述引文，觉得但凡一篇文章谈论民主，那就是“反对集中”，这一点我们从他们庸俗的理解中可以看的相当明白。在一篇骂战文中，大群提到：“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而大群对上下级关系的解释则是“下级往往存在着多数的自发同志，自觉同志只占少数，而上级代表着少数掌握着专政权的自觉同志”。这就是大群眼中的民主集中制：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运行模式，对上下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中央是如何从全党诞生的等话题便避而不谈。与我们的文章《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中提到的具体党建策略不同，大群不会回答他们眼中“列宁和毛主席一生坚持贯彻的民主集中制”里到底有什么机构、有什么程序来产生所谓的上级与中央，由此可见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上下级关系和组织内的中央是一贯存在、雷打不动且不允许质疑的，而其形成的成因更像是一种论资排辈而非明确的选举和任免程序。

如上文所述，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一看到民主二字就吓得哆嗦，实际上害怕的就是自己在有实际程序和“领导层级”的民主集中制下失去自己的位子。落到实处，他们害怕的到底是“充分讨论”、“选举产生”、“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还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切细则，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明白。

断章取义地引用只是他们骂战策略的一部分。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拉起了一套转换公式来把共革阵的理论转化成他们能够批判的对象。就如同我们先前分析的那样，我们写下的“一旦决议形成，全党统一行动”变成了 “一昧地实行全民民主，搞公投”、我们主张的“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则被他们理解为了“避而不谈或者说刻意贬低集中制”。这种骂战的演绎化和公式化是由绝对的恐惧造成的，他们连直接批驳我们的理论都不敢做，得把共革阵的理论在一次次的替换、扭曲与罗织后才敢回复，还必须把引用我们的原文都画上删除线以防止直视。我们承认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和编辑们都是辛苦的，为了批判我们组织的路线，其必须研发出一条新的路线以便自己先射箭后画靶地搞骂战。

这一点从他们对我们党支部模式的攻击中清晰可见。大群批判说“革命党必然是以党中央为重心，党支部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共革阵鼓吹党支部是主力、是中心，无非就是向其他泛左翼组织许诺权力分享，方便更好的联合泛左翼组织，搞南湖划船路线罢了”。我们说的党支部是“重心”一转眼就被大群改写成了“中心”，而我们说的“领导层这个中心”则又一次地在大群的批判中神奇消失了。党支部之所以是“重心”是因为其作为现实革命运动的前线和革命组织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而存在，并非是大群臆想的“向其他泛左翼组织许诺权力分享”等动机。关于这一指控我们不妨也做下戏谑的翻译：

“脊椎动物（革命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细胞（党支部），所以这是说智人（共革阵）要走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甚至是单细胞生物的反革命道路，是要反转数亿年的进化，回到阿米巴原虫和草履虫的时代。”

他们说：

“党员的标准第一标准一定是政治标准，即是不是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是不是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并贯彻执行这一条路线。把是不是参加工作放在政治标准之上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这是资产阶级的业务挂帅，用业务挂帅来衡量标准共革阵里面能不是机会主义泛滥嘛？共革阵能不是机会主义组织嘛？ ”（佚名《千钧棒——紧追穷寇——共革阵兜售机会主义的商贩》）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大群的这些写手们学会阅读，很明显的是，他们还是没有在疯狂的关键词猎巫女中学会阅读，指责我们没有解释这、没有解释那，必须让我们手把手地领着才肯看些东西。就让我们看看他们所批判的没有对政治标准的要求到底是否属实，以下是我们文章的原文：

“随着人数的增加，入党的标准和程序必须适当地抬高，革命组织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俱乐部，革命组织是进行着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是随随便便的过家家游戏，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组织的统一协调的难度也随之上升，因此对于党员个人素质的要求必须要提高，申请人不仅需要经过考察，认同党的纲领，并且必须要具有“党性”，自觉地服从党的纪律和安排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捍卫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现整合入《当代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建设纲领》）。

我们先前分析过我们文章的许多部分在马列毛大群的攻击中奇迹般地“蒸发”了，比如“认同党的纲领”、“党性”和“自觉地服从党的纪律和安排”这些明确的对政治标准的要求正正好好地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引文中。实际上，甚至在他们引用以批判的“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这一句都能看出我们对政治标准的理解和要求。政治标准不该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实际的工作和实践所被检验的。要检验政治素养，不是通过看一位党员能把“马列毛大群永远伟大正确”喊得多么响亮、把“地下红军”那套八股文背诵的多么熟练，而是是否能在中央或基层的理论工作、群众工作中完成高效高质量的产出与成果。可见我们提出的认同党纲的政治思想加上对实际行动的明确要求就是马列毛大群臆断共革阵成员所缺失的“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并贯彻执行这一条路线”。

马列毛大群对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之攻击则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如果说对党员和政治标准问题的攻击是其没有读完我们的文章所导致的，那接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更加纯粹的演绎：“这里共革阵表现出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抽象的理解，正因为他们对于民主集中制度理解是抽象的所以他们实行的也是十分抽象的民主集中制，共格阵做贼心虚害怕别人戳破他们专制的本质于是乎披上了一个叫“政治局”的红皮，认为什么事情只要是通过所谓的充分讨论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包括避免自己被攻击为专制主义，于是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泛民主”。

首先，其攻击共革阵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是“抽象的”，认为一系列详尽的组织建制与程序不过是“抽象的民主集中制”。那这位写手给出的具体的、切实的、明确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呢？其写道：“只有抓住问题本质并且通过民主集中制度把正确意见广泛讨论推广开来，就能使其他同志也掌握正确的意见并且把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实行下去，这就是我们书上一直说的民主集中制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是的，相比于具体的实行原则，这种“抓住问题本质”、“把正确意见广泛讨论推广开来”再“实行下去”的空话真的非常“不抽象”。在先前的文章中，我们反复提到了党的一切策略不是该单纯的“要办什么？”，比如说要发展到全国、要比资产阶级的影响力更强之类的话。更加重要的实际上是“怎么办？”，这是列宁在百年前提出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的文章在反复地回答的。

在马列毛大群的精神世界里，共革阵会搞“泛民主”竟然是因为共革阵搞“专制”导致的“做贼心虚”，所以共革阵越“专制”，就会越“心虚”，然后就会更“泛民主”。就算我们抛开这个可笑的推导，这其中还透露了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和科学社会主义者有个显著的区别——前者不需要顾及现实。

我们不禁想问，共革阵那所谓“专制的本质”是如何得出的？共革阵走向了“泛民主”又是怎么评估的？我们想告诉这些落字不经过思考的写手们，如果你们不看自己引用的《共产主义者》原文、随心所欲地抛出自己现编的什么“铁证”、最后以八股文的形式把细碎的攻击组装成文，那你们所产出就不是政治批判，而是低俗小说。由此可见，基于现实地写作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基本素养，而非马列毛大群的。

最后，其还着重批评了我们对于充分讨论的要求。一位写手指责到：“不管最后的结论有多么离谱，只要谁风大，就要听取谁的意见。哪怕是机会主义的意见，就算没有获得多数同意，他们也会尊重。”这段引文把大群对民主集中制的狭隘理解展现的淋漓尽致。就如同民主不是“一人一票选总统”，充分讨论也不是听“谁风大”，而是要在每位正式成员都有发言权、决策权的大前提下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案来。我们理解为什么大群会如此脸谱化地认知充分讨论的意义：就像是没了解过历史的自由派一听到共产主义就只会理解为当代的朝鲜和中国一样，没实际执行过成规模的工作的组织自然不会理解充分讨论对于党内各规划、信息同步和重要问题辩论的重要性。

另一位写手还附和道：“所谓的充分讨论丝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可以让机会主义者大展拳脚，机会主义先生们只需说全体讨论，并在这其中的掺和一两脚，引导一番，就可以把正确的革命的意见揣在一旁，顺势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了。”（佚名《千钧棒——紧追穷寇——共革阵？假革命真投机》）

按照大群的逻辑，因为组织内会混入机会主义者，所以必须让少部分自觉的成员统领一切，不然要是放开讨论就会让机会主义者夺权。那我们想询问这些组织建设的空想家们，如果不通过充分讨论，一个组织又该如何决定这个少部分的自觉者呢？一个人拥有革命自觉又是怎么得到判断的？就像我们先前分析的那样，马列毛大群口中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怪异就是因为其一直扎根于一个假定：虽然机会主义者会伪装进入组织内部，但革命的自觉性是能一眼被识出的。

事实上，机会主义者在混入革命组织后大可以将自己包装为自觉者，但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对政治素养的高要求将一步步地筛除这些机会主义者的存在。这种过滤就是民主集中制中充分讨论的主要功能之一，其依据的是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展示的政治素养，而非对八股文的背诵能力。反之，若是不存在充分的讨论，机会主义者就能通过资历、关系和对八股文的灵活运用而爬上高位。

“大毛群”的霸权狂热

马列毛大群所展现的除了幽默与低质量的内容外，还体现了目前中国左派政治中的家长式霸权。无人会否认的是马列毛大群是全国线上参与者最多的左派群聊，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其数年的运营使得其领导层积累了相当多的网络政治资源：2万参与者、持续运营的发文网站“布站”和随时可被动员起来愤怒地写下百篇骂战文的写手们。许多新加入政治工作的同志们也许会在大群的规模前产生动摇，认为其群聊的参与人数证明了其政治路线的部分正确。当然，若是规模决定了政治路线的正确，那拥有1亿多党员的现代中国共产党想必也是绝对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样的现实是可怕且需要被推翻的，任何新兴的左派组织若是不服管理、不服从马列毛大群既有的一套“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就会遭受骂战的轰炸。马列毛大群反复地尝试揭示我们的本质，把他们自己对维系家长式霸权的狂热揭露了出来。

在大群的眼中，所有的左派组织或多或少、或新或旧地都和自己有着关系，因此包括共革阵在内的左派组织的一切理论产出、政治行动和斗争都不是对革命的贡献而是对他们的反叛与挑战，所以他们需要“棒打”、“炮打”、“揭开”、“炮轰”、“戳穿”一切与其“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相左的左派组织。从这样的标准再看这百篇檄文，大群无疑是成功的，大群的写手与编辑成功地让共革阵的同志们从建设列宁式革命组织的工作中抽离了部分精力、成功地减缓了对其霸权的挑战、成功地展现了自己“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的淫威。可见，在阻塞革命运动这一方面，马列毛大群又一次大获全胜。我们都不用猜想这背后的直接受益者到底是谁了，我们也无意如同马列毛大群一样去散播什么阴谋论，我们仅叙述事实：这种左派内的骂战最为受益的永远是追求“稳定高于一切”的统治阶级，即中共政权。

我们希望以他们的负面案例，给所有同志们提一些建议。因为我们认为至少需要从互联网左派的骂战狂热中提取出一些值得被传阅的经验与警示，以供当代的革命者们认知到左圈的现状。

首先，学会培养耐心并改掉断章取义的习惯。这一点虽然我们已经强调过了无数遍了，但是马列毛大群的攻击者还是无法戒掉这样的辱骂方式–《共产主义者》每有新文章发布，其就要把整篇内容裁剪至细碎才能吞咽下去，蠕动入自己毫无墨水的肚子。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如果这些写手们只能通过断章取义的方法做政治批判，那其所提出的武断结论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其次，学会意识到行为的本质。就以《“安全警长啦咘啦哆”批判》为例，如果本文的作者不用打倒中修干革命之类的词语，那这就只会是一篇写来出气的杂文，但一旦在“布站”挂上了要搞马列毛主义推翻中修的名号，其瞬间就被认定为了一篇革命理论文。同理，那上百篇“千钧棒”本质上不过是撒泼打滚式的辱骂，马列毛大群还大言不惭地用“这是路线斗争”来正当化这一行为。

在上百篇千钧棒八股文中，有一句话大群说的尤其好—“苹果不是因为名字叫苹果才好吃的”。没错，按照这个说法，骂战杂文也不会因为被套上了个路线斗争的幌子而产生任何的革命性。由此，我们不能因为其声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真正的政治报路线”而把其文章内容的杂乱无章、政治素养低劣和逻辑缺失一并忽略了，这将阻止我们看到其本质的卑劣。

“大毛群”作为中国政府的打手

前文所提一切，很难不让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质疑“大群”组织内屏幕后面的那些生物还是否是“人”。想要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为何如此暴论是没有解法的，因为原因不在于他们认知上的错误，而在于他们的根本动机。大群起到的反动作用，不是因为理论不成熟，而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被中国政府所控制的组织了。

这里我们没打算扣帽子，熟悉我们的读者也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们要首先说明：我们说它被中国政府控制，不代表大群一开始就是警察设立的（因为它是被特务“夺权”了，在一步步打入、蚕食曾经的燎原后，现在已经彻底把大群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也不代表现在的燎原里面的所有成员都是国家安全机关自觉的合作者，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大群中确实有不少成员只是因为认知问题而追随大群。所以，我们也无意去猜测或者坐实大群管理层中到底哪位是合作者或者里面潜伏着多少特务，因为这毫无意义，也不是我们的突破口。

对于大陆网民，注册Telegram除非花钱找特殊方法，不然只能用自己的手机号——这个软件是要求手机号绑定的。Telegram加入大群之前如果没有隐藏手机号，号码会被记录。也存在无数因此被“喝茶”的案例。“大群”使用的会议平台在境内设有服务器且不端到端加密，会议内容可以直接被官方调取——要清楚有无数开源的、广为人知的安全会议平台，但因为“某种原因”大群坚持使用已经确凿存在风险的软件。在已知的从被问话者的透露中我们知道，存在特务进入会议录音的事实。这种基础的信息安全配置的匮乏，与一个标榜自己要从事“地下工作”的组织所应具备的警觉性是不相称的。

以前被大群盯上的很多团体，都不是理论上被打倒，就是突然“人间蒸发”了，大群还特意的声明这些事故和自己无关。比如，在去年带头“围攻”大群后被大群报复的东风和烈火学社、伐修社、致远星编辑等组织，它们在“围攻”后仅一个月，要么是突然爆掉解散，要么就是tg频道删除、成员消失，他们很明显是遭遇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渗透——《共产主义者》的Telegram频道莫名其妙因为不明来源的大量刷出来的举报被封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可以证明大群和中共微妙的关系。推特上有一个出名的、名为“梨老师”的账号（头像是一只猫）。该账号的运营者在2023年左右被抓，在其推特恢复更新后第一个推文就是声称是自由派媒体“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陷害了他，导致他入狱，随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抹黑各支反对中共的派别。之后“梨老师”的一系列言论都显而易见的与被捕前的风格完全不同，它甚至还有一些类似粉红的言论的推文，我们完全可以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账号已经换了人在运营，而账户运营者面对广泛的质疑还反复狡辩自己“不是警察”，这更加坐实了这个账号已经被中国警察控制。但是呢，就在2025年11月16号，这个账号开始莫名其妙地推送大群的TG链接，并且两天后发了一段支持大群的言论。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公认的、由警察控制的账号推荐的组织，也只能是警察控制的组织了。

更引人关注的是核心管理层的若干做法：核心管理者“mn”在每个群里都在并使用不同化名，其开会时自己用变声器但不向普通成员提供同等工具；违纪惩罚之一，是要求成员自费购买境外手机号上交组织……

那么，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马列毛大群为什么会被警察“夺权”？我们要明白，在一个革命组织中，如果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那么它的结构就会变成单纯的命令体系。少数人垄断决策，其他成员只能被动服从。这种组织形式表面上看似严密，但实际上极其脆弱。因为没有民主，党员无法在组织内部提出批评和监督，路线错误无法得到纠正，机会主义和独裁倾向会迅速蔓延。更严重的是，这样的组织极易被警察蚕食：只要警察渗透到领导层，就能轻易操控整个组织，而普通成员既没有渠道发现问题，也没有机制纠正错误。所谓的“集中”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反而成了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最容易利用的漏洞。 燎原实际上在理论体系上反对民主集中制，说什么“民主”就会让党内被“机会主义”所领导，而不是被“自觉的”同志领导。然而，事实上，什么叫做自觉，什么叫做机会主义，什么算坏人，都是这些“独裁者”自己进行定义的。正因如此，警察才能在燎原基层成员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向他们灌输中共能允许、限制革命者行动的思想。另外，燎原内部还是严禁线下结社的、严禁在身边发展出革命组织，只允许写作内核上没有任何创新的、其他毛左也一直创作的“老文章”。而这不恰好是警察乐意看到的吗？

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则恰好说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力量。沙皇俄国的警察曾经有成功打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阿泽夫，他是沙皇秘密警察“俄国保安局”的特务，并同时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活动。还有马林诺夫斯基，他甚至一度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杜马议员。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布哈林曾经觉察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却不相信，列宁反而指责布哈林不信任党内同志，可见马林诺夫斯基的伪装功能之高深。十月革命成功后，马林诺夫斯基的身份暴露，被革命政府判处了死刑。这些沙俄警察确实进入了党内，甚至在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然而，他们并没有能够摧毁并“取代”布尔什维克，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不仅要求党内充分讨论和批评，还规定只有能够实际开展工作的党员才能保持党籍。换句话说，党员资格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革命工作。即使是警察特务，如果要在党内长期存在，就必须参与革命工作，必须为组织出力。这样一来，特务在党内反而不得不为革命服务，无法轻易操控或瓦解组织。与此同时，党内的民主讨论和批评机制也让党员能够不断检验路线和领导，防止特务通过操纵舆论来长期掌权；民主集中则保证了行动上的统一，使得即使有个别成员叛变，整个组织也不会瘫痪。 正是这种制度，使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的高压统治下依然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在革命高潮中发挥领导作用。没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警察只需控制领导层就能瓦解整个结构；而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即使警察打入其中，也只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实践要求下被迫为革命工作，无法蚕食整个党。所以，民主集中制一直以来都不能只是革命组织的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革命组织抵御国家机器渗透、保持战斗力的根本保障。

这里其实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统治阶级为什么会制造伪革命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深知真正的革命力量一旦成长起来，就会直接威胁到现存的统治秩序。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和情报机关往往不会满足于单纯的镇压（因为这样做很多时候效率并不高），他们发现用渗透和伪装来消耗、分化和引导反抗力量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伪革命组织的作用就在于把群众的愤怒引导到安全的渠道里，让革命者在空洞的口号和无效的活动中耗尽精力，而不是形成真正的斗争。通过制造这些组织，统治阶级既能监控潜在的反对者，又能在关键时刻挑起冒险主义或革命力量的内斗，使他们能够取证以“精准打击”，或是让革命力量自我瓦解。

历史上伪革命组织的出现并不少见，它们往往打着解放、革命的旗号，却在实践中成为特务机关、黑帮势力。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爱尔兰。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扶植和渗透所谓的“革命团体”，这些组织表面上鼓动工人和农民反抗，但实际上由警察控制，成员的行动被严格限制在无害范围内。许多真诚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被吸引进去，却发现所有斗争都被消耗在空洞口号和无效活动中，最终为殖民统治服务。

在美国，冷战时期的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更是伪装革命的经典案例。FBI不仅渗透黑人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还扶植一些自称“极左”的组织，诱导青年走向无谓的暴力。表面上这些团体坚持激进口号，实际上却为国家机器提供镇压的借口。许多黑人领袖和工人活动家因此遭到逮捕甚至暗杀，运动被严重分化。 在亚非拉国家，类似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拉美一些自称“毛派”的武装组织，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斗争，但在实践中逐渐蜕变为地方黑帮，靠绑架、毒品和人口买卖维持生存。它们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群众对革命的信任，还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污名化真正的革命者的证据。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伪革命组织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往往披着激进的口号，却在实践中完全脱离群众。它们强调绝对服从而缺乏民主讨论，成员不能监督领导，路线错误无法纠正。它们的理论多是“八股文”式的重复，没有积累和创新，所谓的“行动”则停留在空洞的键政或冒险主义。伪组织常常显得过度急迫，甚至要求新加入的成员立刻提供其隐私、人脉或金钱，或者反过来以“安全”为名禁止任何线下活动，使革命者停留在舒适区。

当然，一些组织虽然表现出与伪革命组织相似的特征，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伪革命组织。比如，有的团体在极度高压的专制环境下，选择禁止线下活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一定是警察操控的“假旗”组织，而可能是出于现实安全考虑。这是因为，革命者在这类专制国家中常常面临严厉的监控和逮捕，线下结社的风险极高，因此部分组织选择暂时将工作局限在理论学习、宣传和线上交流，以保存力量。这种做法虽然容易让人误解为“只会键政”，但只要它们保持理论积累、坚持群众路线的方向，并在条件成熟时寻求突破，就仍然可能是真实的革命流派。因此，判断一个组织是否伪装，必须结合其长期实践和动机，而不能仅凭某一表面特征。 另外，在互联网上，你无法直接确认一个组织是否真的有群众联系，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在高压环境下都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安全问题，而不是让成员停留在虚拟的安慰中。真组织会强调保护成员、哪怕是联系人的安全，避免无谓的牺牲，又不会以“安全”为借口彻底否认展开一切斗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伪组织则可能不断怂恿无意义的危险行动，或者过度安全，在高压环境下却能长期公开存在。这些都是危险信号。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理论和实践宣传长期一致、规模小、不急于索取隐私和钱、提醒联系人不要暴露隐私的组织，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真实的革命组织。

那么，如何判断呢？关键在于长期观察。真组织再小，也会在理论、出版物、学习小组、国际交流等方面留下逐步积累的痕迹，例如其出版物的质量逐渐提高，理论争论逐渐深入。它们会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即使当前条件艰难，也能解释为什么要坚持、如何逐步积累。哪怕条件艰难，真组织也会尽其可能尝试建立学习小组、工人互助网络、地下出版物等。伪组织则往往停留在维持现状，没有这样的成长轨迹，几年下来几乎没有新的成果；它们只会重复口号，没有具体的战略路径。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资产阶级政府会长时经营一个看起来战略路线长期一致、并真正注意安全问题的小型革命组织，但是我们也得认识到，要长期、精细地经营一个“看似真实”的小组织（几十到几百人），需要大量人力、理论素养和长期投入，这样做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也不确定。对政府情报机关来说，这种投入通常只在出现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时才值得。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日本在上海扶植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由丁默邨、李士群等汉奸领导。这一机构表面上打着民族或政治旗号，内部却是日本特务的工具，专门用来渗透、瓦解和镇压抗日力量。它的经营是长期而精细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日本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这样一个伪装的“革命”机构。

所以我们做出以下呼吁：我们革命者必须认识到国家机器的监控能力极强，任何轻率的线下结社或暴露隐私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我们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谨慎：不要随意透露真实身份、联系方式或家庭信息，不要轻易信任任何陌生组织的、涉及安全与隐私的要求。其次，要保持技术上的警惕，避免使用不安全的工具和服务，尤其是那些可能直接被警方掌控的网络渠道。再次，要在思想和实践上保持独立，避免被伪革命组织引导到无谓的冒险或虚假的安慰中。真正的安全不是彻底躲避斗争，而是在斗争中保持理性和耐心，逐步积累力量，同时保护自己和同志。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谨慎前行，才能在高压环境下保存革命火种而不被轻易镇压。

结语

大群作为当代网左集合地的性质，完美符合了我们曾做出的以下判断：

“中国互联网左圈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旱厕，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关“网左”的笑话和丑闻层出不穷，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开展工作前先要克服的不是统治阶级传播的偏见，而是打着革命旗号“玩网”的左圈分子塑造的刻板印象。很多人并不是不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只是他们所能见到的“共产主义者”们，并不给予任何人信心或好感。它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不容分辩地窜进每个人的鼻子。 ”

同时，我们在《必须成立党》中说：

“近年来，我国共产主义队伍深陷于无意义的内耗。所谓的“斗争”并非对真理的辩论，而是源于对宗派牌匾的死守。人们在互联网上为一些脱离现实的陈词滥调争得面红耳赤，在彼此的身份标签中寻找虚假的认同，却对工厂车间里正在发生的剧变视而不见。这不仅无法磨练出革命的意志，反而消解了最基本的政治信用！它让本该投向敌人的火力，全数浪费在了对同道者的流言蜚语和道德审判中。这让潜在的革命力量在还未触及现实之前，就已经在彼此的敌意中腐烂。

赖床的人或许还会想要再等几轮刺耳的闹铃再起床，装睡的人则是完全无法被叫醒。 我们无需为此结尾写出更多新的文字，因为方向已经十分明了了：同志们、各仍在观望态势的新兴左派组织们，是时候向这样霸权式的“全国网络大群聊路线”说不了。我们将不再接受一个毫无组织性与实际工作的、为骂战而生的团体盘踞着话语权；我们将不再接受一批只会复读理论却连其精髓都未曾把握的团体利用其积累起的政治资源打击异见；我们将不再接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被这样的团体代言与绑架，最终走向僵化和溃烂。

组织起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