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辜梅阅

我国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都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纲领：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家机器必须被推翻。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反而以更加隐蔽、更加系统化的方式，将剥削的锁链死死勒在无产阶级的脖颈上——它的延续就是无止境的恐怖。

面对左派的呼吁与反抗，资产阶级、建制派和国家机器的拥趸常常发出傲慢的嘲讽：

“呵，一群底层的愤青，有本事你们就真搞点事情出来，不要只知道在阴暗的角落里叫唤！”

我们回复说：等革命者真要“搞事”的时候，希望你们不要急眼！作为共产主义者，“走向人民”是我们革命党人最基本的追求。如果留在原地，做一辈子可怜的边缘团体，那么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将是空想。如果不尽可能精准地把握到工人群众的情绪和想法，了解突发工人运动背后的主导诉求和个中细节，推动甚至领导一场革命根本无从谈起。

但在革命者如何“走入群众”这个问题上，左派阵营内部并未形成坚不可摧的共识，反而围绕着“革命方法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闭门造车的人声称：

“现在建制派的力量还极其强大，国家机器武装到了牙齿，随时可以把我们全部镇压。既然我们还在发展的初期，力量有限，出于安全的角度，进行群众工作是严重的冒进——现在还是该集中精力于研学理论，不要在大陆开展组织工作。”

“行动派”们激烈地反驳：

“真正的左派现在、立刻、马上就要直接进入工人阶级的工作行列！谁现在反对去工厂流水线的第一线做体力劳动，谁就是假革命。人民现在之所以不理解我们，就是因为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我们的声音没有被他们在车间里直接听到。”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未经思考就幼稚自以为是“路线”的声音，毕竟互联网上说蠢话不需要成本。有人妄想通过公开处决、绑架勒索等黑帮暴徒的手段，试图在物理与肉体上“威慑”国家机器，并天真地以为这种嗜血的奇观就能自动“唤醒”沉睡的群众；有人把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施舍的“合法互联网平台”，试图在严苛的言论审查夹缝里、用妥协退让的姿态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更有甚者，主张遁入荒郊野岭去搞什么“农业合作社”，企图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中，去建立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社会主义孤岛。

要统计各形各色的人与组织提出的“革命者走入群众”的路线的话，这篇文章的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几种最为流行的方法论长久以来相互攻讦，导致了左翼力量的严重内耗。然而，它们真的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需求吗？它们究竟是真正扎根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还是滑向了逃避斗争与盲目行动的泥潭？我们到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策略？

走向群众，而非代替群众

群众的解放事业需要群众的深度参与本来应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对于恐怖主义者，他们认为阶级斗争不需要依靠千百万群众的觉醒，只需要一小群视死如归的精英、几包烈性炸药、几杆走私的枪支，以及几颗反动官僚落地的人头，就足以震慑并推翻任何统治阶级。哪怕在中国左派中它很少（几乎没有）被实践，但它的逻辑仍然病态地影响着很多人。他们不追求和群众产生紧密的联系，而是想要让群众在旁边欣赏自己的表演。

历史的法则极其冷酷：针对极少数个人的恐怖主义行为，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反而会极大加强反动派的镇压烈度。恐怖暗杀给国家机器提供了最完美的借口，让他们得以打着“维护公共安全”的旗号，名正言顺地颁布紧急状态法案，对真正的革命力量进行大清洗。

更为致命的是，在缺乏阶级觉悟的广大群众眼中，恐怖主义者只能被看作是不可理喻的疯子。恐怖主义在事实上推动了群众对人身安全丧失的恐惧，这种恐惧最终会转化为支持现政权“恢复秩序”的最后一点理由，从而起到了最恶劣的作用。恐怖主义者更是从未科学地思考过：在炸烂了资本主义的建制以后，究竟该依靠什么阶级力量、采取什么生产方式去建设一个新社会？

历史上俄国的恐怖主义者早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这点。他们说，既然农民受教育程度太低、盲从沙皇，融入农民根本不可能成功，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封建势力的代表杀掉！他们妄图通过暗杀，让先进的知识分子“鸠占鹊巢”掌控意识形态，从而唤醒群氓。他们宣称“革命是由少数人完成的”，要让“恐怖活动的炸弹响遍整个俄罗斯”。

1881年3月，民意党在历经七次尝试后，终于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本以为会唤醒受压迫群众的炸弹，迎来的却是极其残酷的清洗。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中止一切改革，严厉镇压一切罢工。民意党迅速解体，到1897年，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多达30万人。恐怖主义不仅没有摧毁沙皇建制，反而让俄国陷入了更深重的黑暗。

中国的“恐怖主义者”大多是些嘴炮，或者说是做白日梦的小孩，不用担心他们能真的拿到武器闹出什么悲剧；有句话是，“恐怖主义者是拿起武器的民粹主义者”——因此我们有必要批判恐怖主义，在于它在人头脑中留下了十分畸形的思维方式，没拿起武器的恐怖主义仍然能束缚手脚。中国的这些自诩为“共产主义者”、在幻想里想要武装起来的民粹党人，同样认为革命是少数人的工作。他们将无产阶级视作愚昧、被动、只需要等待英雄来“拯救”的看客，幻想着靠键盘上的血腥狂欢或是孤狼式的暴力奇观，就能代替千百万劳动者自觉的阶级组织。这种畸形的思维方式，不仅从根子上透出对群众力量的极度蔑视，更掩盖了他们对艰苦卓绝的基层组织工作的极度恐惧。

在他们眼中，耐心启蒙、建立支部、深入工厂这些真正能撼动资本主义的地基的苦活累活，远不如在网络上意淫一场暴动来得痛快。如果不彻底铲除这种潜伏在头脑中的“精神恐怖主义”，它会让真正走向群众的行动寸步难行。

没有无产阶级的广泛动员，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革命者仅仅依靠叛变的军队将领或是上层的精英政变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没有自下而上地对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度改造，其建立起的新政权是完全无力彻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

历史上有很多在工人阶级陷入沉寂时，意外掌握政权的革命团体。即使他们上台初期能做出诸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激进改革和基础建设，最后也都不可避免地被权力腐化，蜕变成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新官僚阶层，最终导致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制度——例如诸多由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的西亚国家、叙利亚革命后建立的罗贾瓦公社，以及上个世纪中美洲革命运动后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共和国等等。

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如果工人阶级没有自己掌握政权、没有能够持续领导革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整体意识到阶级团结的绝对必要性，资本主义只会在行政官僚“包办”国家统治后死灰复燃。因此，革命必须是对全社会进行不断累积且连贯的深度改造，绝不能被机械地划分为各个互相独立的阶段。革命是一个连续的进程，革命者绝不能人为地为革命的扩散划下停止的红线，而是必须随着阶级意识的不断觉醒，在各类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螺旋上升中，彻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换言之，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所说的“走向人民”，绝不仅是像救世主那样去发号施令，或去指挥群众死板地按照少数精英的意愿行军；而是要真正深入到他们中间，向群众彻底阐明其切身的阶级利益，锻造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促使普罗大众从自发的、原子化的受压迫者，觉醒并组织为自觉的阶级实体，让他们自己真正“动起来”，形成足以砸碎一切旧世界建制的磅礴战斗力量。

领导群众，而非“混入”群众

先锋队走向群众，是为了领导群众将自发的经济诉求升华为自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去进行廉价的自我感动。革命的组织工作需要的是科学的阶级分析和严密的纪律，而不是换上工装的机械模仿。把“走向人民”曲解为放弃理论指导、毫无目的地“混入”底层，这种幼稚的病症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受巴枯宁、拉甫洛夫等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的债务”这种浪漫主义负罪感的影响，1873年到1874年间，民粹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数千名贵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脱下西装，换上粗糙的农民服装，甚至专门去学俄语俚语，试图“融入”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的广大农村，策动造反。

然而，现实给了这群狂热的知识分子狠狠的一记耳光。他们与农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阶级鸿沟与认知断层。农民的识字率低得离谱，每天都在为了一口黑面包而挣扎。在农民眼中，这群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富少爷”，跑来农村高谈阔论什么“社会革命”，简直是“吃饱了撑的”。对农民来说，千言万语不如一顿饭实际。群众对他们报以理所当然的轻蔑甚至仇视。更何况，农民本就认为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最终，这场耗费了巨大精力的运动，“是以大规模的逮捕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审判而告终、因之前被他们视为革命源泉的农民告发而逐渐落幕”。

历史的旧梦总是在不同的时代以新的形式重演。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融工”的同志们主张，革命者必须立刻通过单个潜伏或调集全国人手到特定工业区的方法，以底层工人的身份融入到无产阶级中去。他们的理由听起来非常质朴且具有道德威力：第一，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未来革命的主力和领导者。革命组织不能脱离自己效忠的阶级，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如果不去工人中间，就是小资文人的空谈。第二，如果在工厂门外徘徊，不愿意、没有勇气去吃工人阶级正在吃的苦，那就是不合格的、畏惧牺牲的假革命。

我们不会质疑到最艰苦的一线开展活动可以锻炼革命者，更不会质疑共产党人不该脱离自己宣誓效忠的阶级，但我们之所以不提倡旧的“融工”，是因为它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原子化、怠慢内部教育和组织工作的倾向。人的意识受制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发机构（教育、媒体、消费主义）的日夜灌输，难以单凭直觉认清自身历史使命。因此，单打独斗的个人在不成熟的状态下去向群众常识“灌输”革命意识，已经在实践上有无数例子收获甚微甚至成为笑话。

当代左派往往纠结于这样的伪命题：究竟是着手融工，还是建立先锋队？ 我们的回答斩钉截铁：有组织的工人工作是先锋队走向群众的道路，也是先锋队成熟起来必须开展的行动。二者绝非二元对立，在早期我们必须在地方建立工人组织发展力量，没有全国性的地下网络就建立不起真正意义上的党；发展出来能真正能与之一战的力量——换言之将这些小规模的工人工作发展到全国范围——则需要这个党作为一个整体走向成熟。必须清楚：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意识、政治上最为激进的少数先进分子，必须首先被组织起来。

很多时候，原子化融工除了让执行者了解一点工人疾苦从而获得某种心理慰藉外，在实际的政治和组织作用上差强人意。在真实的工厂里，由于生活习惯、话语体系的差异，很多融工者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工人的信任。基层的工人每天操劳于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听人念上几段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们必须对流行的“原子化融工”进行最严厉的批判。如果融工没有在有组织、有计划、有政治纲领的革命组织的领导下进行，那就是毫无意义的飞蛾扑火。即使执行者凭借极高的个人魅力和牺牲精神，在车间里局部地提高了几个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弱势和无力状态。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政府拥有无孔不入的监控网络、厂内特务与线人和官方工会。面对这种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缺乏组织后盾的“融工者”逐个击破、秘密抓捕，甚至连一朵水花都溅不起来。

试想，当一个大型工厂的矛盾彻底激化，工人罢工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时的工人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罢工期间维持家庭生计的物资供应，需要突破信息封锁的媒体发声渠道，需要跨厂区、跨行业的串联来防止资本家的分化瓦解。 请问，仅仅局限于个别生产流水线上、每天被强制加班榨干体力的几个“融工”大学生，拿什么去满足这些需求？没有一个强大的地下政党网络作为后援，罢工必然在资本的断水断粮和暴力威慑下土崩瓦解。

我们绝对不能让融工变成拖延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借口！绝对不能让它变成一种个人的道德救赎和“政绩证明”，进而沦为逃避艰苦理论学习和系统性思考的麻药！政党的高效在于它的分工，我们的工人工作者不能“各自为政”，而是要在中央组织的领导下以最先进的理论和政治方法，在身边的环境里开展活动。革命党对地方工作的支持不只是庸俗的“物质”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总结来说，各小组的地方的有组织的工人工作，应该成为构建一个革命党的外围群众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而这个党，除了去发展工人、教育工人、领导运动，更应该力所能及地开展一切可能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海外的或境内的活动。哪怕就是“外围群众工作”一点，也不仅有工人，更要发展学生、联系城市贫民。

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培养已经被组织起来的先进工人的工作能力——无论是隐蔽沟通、联络串联，还是进行写作、宣传鼓动。只有跨越了盲动与急躁，我们才能用扎实而科学的行动，真正地实现“走向人民”。

必须培养“群众工作者”

我们希望实现高效的分工，和那些我们在《必须成立党》里讽刺的“争执到底是该喝水还是吃饭”的人不同，不盲目要求所有人去只干一种可能的工作。作为党群之间的纽带实现“走向人民”的，就是专业化的工人工作者。

我们开展群众工作的同志必须是接受了专精化培养的，而不是囫囵吞枣硬凑的。身份是“工人”远远不够，我们的标准指的是能对工人群众开展外围工作的一线工作者，是一个工人绝对不代表就是一个合格的工人工作者。工人工作者不一定就是熟练工或者流水线上最厉害的，但必须是能“吃得下一锅饭，睡得下一张床”的人。工人工作者必须能忍受极端的体力消耗、低廉的饮食和恶劣的居住环境，在最糟糕的条件下长期开展工作。

群众工作者对性格和交流能力有很强的要求。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聆听者，才懂得工友们想听什么；他不能是闷油瓶，必须和工友能打成一片；他必须“见人说人话”，放下任何可能的高傲，讲工人群众习惯的语言，哪怕是脏话或是俚语；他必须依靠人格魅力而不只是职位，在日常的关照和帮扶下，赢得工友的信任。

没有工人工作者，“党”就建立不起来，革命组织就无法脱离早期由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先进工人构成的理论圈子的束缚。工人工作者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工资里的扣除的猫腻”或“宿舍里的热水权”这样微观，但并非不重要的“小事”。没有这种转译，革命口号就永远无法变成工厂车间的雷鸣。

很多先进工人在被刚组织起来时，未能系统掌握基础的理论，并不具备向工人进行教育的能力。无法针对工人提出的问题灵活回答，无法有效揭穿统治阶级营造的意识形态中广泛影响人的谎言。成为工人工作者要求比传统意义的“理论家”有更深厚的功底，因为不依靠写书阐述思想，要张嘴就能成章。

现在已有的很多声称开展“工人工作”的人和组织都是在如何做呢？他们从线上调往线下的人，通常未在工厂打过工，不了解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也不了解工人的斗争的具体意识和情况，更不具备从工人的实际生活和切身利益出发教育的能力，对开展工人工作有一种未经考验的天真幻想。这种不足在起步阶段是正常的，优秀的工人工作者不会“凭空出世”而是要从经验中不断学习；革命组织的意义就在于为他们提供模版和初步的锻炼，并以自己的干部和资源为新人提供所需的帮助。

新的工人工作者往往缺乏“群众工作”的心理韧性。我们说，工人工作以年为单位，所以必须适应线下工人工作中漫长的“缄默期”和“挫折期”。 新的工人工作者往往急于求成，在还没和工友建立深度信任时就急于推销理论，导致被工友视为“怪人”或“骗子”。由于缺乏底层生活的历练，他们的言谈举止也自带一种挥之不去的“精英味”，此前只在原子化的状态下学习革命思想，而很少在一个团队下一起工作。在团队协调、义务和纪律感上有很多匮乏的地方。很多在当地或者小组内开展过工人工作的工人工作者，又对建立一个全国组织、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如何配合上不了解。

所以，必须培养群众工作者！学习内容不仅要有理论，而且有工厂情况的调查办法和调查列表。成员要学会用非常简短的篇幅提炼信息，自己消化阅读的知识。中央代表要地方小组不断磨合，锻炼一是地方小组的独立性（和中央失去联系、不被直接指挥的时候是否还能运转），让地方可以自力更生；二是锻炼地方小组的执行力和组织程度，要求地方在不理解“全局意图”的情况下，严格配合。工人工作者是庞大机器上的齿轮，可以有地方的自主权，但在关键时刻，“服从”本身就是最高级的革命素养。

无产阶级群众党的意义

我们组织矢志建立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永远停留在地下密谋阶段、由少数精英组成的先锋队。先锋队只是刺破黑暗的利刃，而我们的最终历史使命，是建立一个能够真正夺取政权、重塑社会生产关系、囊括千百万劳动者的无产阶级群众党。

什么是真正的群众党？ 在当代的政治语境中，“群众党”这个词早已被资产阶级弄得面目全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政党（如各类社会民主党、绿党），采用了极其松散的架构，所谓的“党员”仅仅是在选举登记时打个勾的认同式选民。这种政党，只在面向国家层面政治需求时，在上层组织起一个供精英政客分赃的协调会议；而在社会基层、在工厂和社区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组织活动存在。这种党，不能给予群众任何可靠的日常组织平台，更遑论领导阶级斗争。这根本不能称作群众党，这是彻头彻尾的选票机器。

我们要建设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党，意味着必须要在社会的最基层、在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中心，建立起充满政治生命力的党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力，绝不能依靠上级的行政命令来维持，而必须出自成为党员的基层群众自己。党的一切工具——秘密的联络网、集中的理论创作工厂、广泛统一的代表会议——都可以而且必须为基层组织所用。也就是说，要把参与政治、分析社会、领导阶级斗争的一切武器交到基层群众手中。这种扎根基层的党组织，未来势必要建立成百上千乃至上万个，这正是与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商品经济无孔不入、无产阶级极其广泛分布的客观现实相适应的。

群众党要扎根基层，但必须严厉澄清一点：党的基层组织（支部），绝不等同于普通的群众组织（如官方工会、维权群、互助会）。普通群众组织的工作安排，往往只决定于具体群众的“当前”需要。它们通常只处理成员一时牵涉的经济或法律摩擦（如讨薪、抗议恶劣工况、争取社保）。这种活动具有局部、临时的特点。一旦经济诉求得到满足，或是遭到资方无情镇压，这类组织就极其容易陷入停滞、解散或长期的空转。

然而，党的基层支部扎根于基层，却绝不能“溶解”于其中。基层党组织活动的路线、方针，决不能由其基层党员或外围群众一时多变的心理情绪来决定，而必须由党的民主集中制下达成的长远战略决议来指导。基层支部应当学习党整体产出的智慧成果，同时摸清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经过严密的分析发展出相适应的斗争策略。党组织的根本任务，是把日常的经济诉求升华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

有时革命党会遇见这样尴尬的情况：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有时走在党的后头，有时又会盲动地冲在党的前列。必须明确，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简单、机械的映像，而是这个阶级中少数先进分子经过理性加工后的“大脑”。这意味着，革命党汲取了阶级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了科学的理论。一方面，革命党集中智慧后，能够登高望远，做出更科学的战略决策，识破敌人的政治陷阱。在这个时候，群众往往受资产阶级蒙蔽太深，党可能会发现自己“走得太快”，群众暂时无法理解。另一方面，革命党作为少数，对于感知现实具体变动的敏锐度，有时不如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群众。当敌人内部出现破绽，或是由于突发事件导致群众情绪瞬间沸腾时，如果党因为官僚作风或信息滞后而没有及时跟进，党就会落在群众自发斗争的后面。

建设群众党，绝不是消灭这种矛盾，而是在这种动态的“不契合”中，依靠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和极具感染力的行动，去说服群众、引领群众。“把党用起来！”让党的理论、产品和组织形式，通通成为自觉的群众武装自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从萌芽走向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群众党发展史。建国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组织规模极速膨胀，这种原有的组织方式越来越蜕变为形式化的空壳。 今天的中共虽然拥有近亿党员，但党组织内形成了森严的上下级分野。基层越来越成为单纯“听讲话、拿方案、被评判”的行政执行机器，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细胞去思考社会、世界和群众命运的能力。越往基层，党的组织越是失去“党性”，单纯沦为工作场所的维稳或行政机关。

我们未来的群众党绝不能重蹈覆辙！为了积聚起足以翻天覆地的社会力量，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党支部，我们需要一支庞大的、具备干部素质的党员队伍。 工作场所（不仅仅是工厂，还包括写字楼、物流集散地、外卖站点、校园等）就是划分支部最恰当的阵地，因为这里是政治斗争最集中爆发的地方。

无论基层党组织多小，它都是整个革命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成员都应当以一个“政党主人翁”的眼光看待自己。决不能把讨论天下大势、制定战略路线变成中央上层的特权。只要是基于工人阶级立场的可靠意见，每一个党员都可以、也必须对党的任何事务提出批评与建议。在基层事务上，绝不容许官僚主义的存在。如果一个党员不能以政党的宏大眼光要求自己，拒绝参加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以工作忙碌为由拒绝承担启发群众的工作，那么离党性尽失就不远了。这样的人，便不配再被称为共产主义者。

在当下让我们沉下心来，用十倍的精力去把革命组织的中央机关建设成为成熟的政治中心与理论工厂；让我们培养出一批批能够独当一面的群众工作者；让我们在各种专业化的工作里都锻炼出新的干部。我们将以此为基础，推进中国革命共产党的成立，去在基层组织起中国工人阶级。

我们不只是“走向人民”——我们要让人民自己真正地站起来，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去砸碎旧国家机器，成为创造新历史的绝对主人。让我们作出一切需要的牺牲，团结起越来越多的擎炬者，映照出那必然迫近的晨曦！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