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尔

2026年5月14日，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发布了《“毛主义者”和“托主义者”要不要联合？》一文。在其中，《布尔什维克》的写手开篇便给出了标题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要联合，当然要。其是如此声明自身立场的：

“任何诚心在有生之年推翻资本主义，见到社会主义世界的人，都有责任让革命派越团结越好，越强壮越好，借以最大化成功解放国际无产阶级大众的机会。

任何的革命者都有责任时刻审视自己的路线和行为是否犯下了极左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任何由于对方挥舞着某种‘主义’标签而原则性拒绝，连具体观察对方的行为和纲领都不做的人，不配被称为是马列主义者。

我们的敌人不是其他的左派，无论是组织的还是个人，而是统治阶级，即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和支持他们的一切反动势力。”

这个开放、崭新、积极的立场和态度，让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同志们感到惊讶，因为它和《共产主义者》长期坚持的思想不谋而合。我们早已厌倦左派内无意义的、标签式的党同伐异，并希望在对当下中国革命的任务和路线上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共产主义者，这被宗派主义者二极管地污蔑为“大联合”，对于那些可悲的人，我们已经不屑于反驳了。我们要将精力放在组织普罗大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上，而不是做内耗的“唯我独革”。

惊讶之余，我们不得不怀疑《布尔什维克》文章所表达的“立场”是虚伪的。因为，在一年多前，部分来自《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宣布脱离它，并成为《共产主义者》所隶属的组织——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最早一批成员的时候，革命共产国际的中国组织的领导层是如此定义我们的：阶级敌人、反动派、野心家、警察间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种转变感到惊讶。我们深知《布尔什维克》此前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时候，对毛主义和毛本人的评价是什么，我们也还记得其领导层曾强烈反对任何联合托派和毛派的尝试。新的文章看起来是走到了老说法的相反面。

《共产主义者》在和其他共产主义团体的接触中，以及对联系人同志来信的解答中，都分享了这个冲突。但是，在公开平台这是我们第一次公布这个事实，因为我们以前不认为这是重要的事情——毕竟前文也说了，左圈那无休止的帽子大战还是什么新鲜事吗？时至今日，《布尔什维克》的同志未以任何渠道和我们解释这个恶劣的攻讦，也并没有在对内解释和灌输中扔掉这顶帽子。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篇文章的开始，顺带摆上客观的事实，对《布尔什维克》外宣和实际行为的不一致提出质疑，并询问以下问题：

我们好奇，《布尔什维克》如何调和对外宣传上的激进和对内评论其他组织时的保守之间的矛盾；这算是一种“背后说人坏话”吗？我们更好奇，新的文章是否代表革命共产国际的同志们已经放下了情绪，并且“具体观察”了我们的行为和纲领，反思了之前因为各种误会导致的宗派主义态度？要知道，定性另一个组织为“警察间谍”并在内部公开可能威胁其成员安全的个人信息，是非常极端的手段。

我们不苛求“政治道德”，我们只要求尊重事实。如果《共产主义者》判断《布尔什维克》是“阶级敌人”和“警察间谍”（当然我们不同样污蔑他人），我们会在文章里毫不掩饰地说明这点，就像我们对于所谓“马列毛大群”的揭露一样。让那些“先动手”的被批评者这时候拿出来“派斗”的帽子尝试堵嘴吧，我们认为，对被人报以错误信心的那些自诩革命的趋势，如果他们甚至是中国政府的傀儡，那出于革命的利益怎能不进行揭露？对这种问题，沉默和撒谎无异。

所以，《布尔什维克》是由于领导层成员缺乏在中国本土开展秘密工作的经验所以对国家安全机关只能道听途说、缺乏了解，认知的不全面导致真心认定我们是所谓“警察”（当然我们想要普及一个常识，即警察和国安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某种不自信不去公布呢？或者说，《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事务繁多 ，批判一个具有影响力，被自己称之为“威胁”的“反革命团体”的重要性却因为某种疏忽低于翻译伦敦国际新写的文章呢？还是说——我们坦诚不公地再次说明我们的推测——这就是一种虚伪，口头上反对宗派主义，实际上在妖魔化别人呢？

我们的态度一如既往：革命容不得什么主观臆断！坚决不能为了对内维持士气和身份认同感，就塑造对外错误的敌意——这对革命毫无好处。哪怕存在再多的分歧，也不能先入为主地判断“我是真正革命的”，因此将其他共产主义组织打为“反动派”。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也认同这点，那我们对这样正面的转变感到高兴并期待。让共产主义的队伍中，少些污蔑，多些交流！这样，除了将其他左派“开除左籍”进而合法化宗派主义的行为外，我们才能真正讨论关乎革命利益的现实问题。

在《共产主义者》诞生前，我们的部分同志就曾和《布尔什维克》的诸多同志讨论过《“毛主义者”和“托主义者”要不要联合？》文章中涉及的诸多观点。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中国共产主义者中，身份认同为“毛主义”，或者“马列毛主义”者占主要数量，而除其之外最大的群体就是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二者之间长期辩论古书、同样去用过时的框架强行解释今日的问题、为死人和历史而战的行为，是阻碍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一大阻碍。如何能让两派放下标签、真正为工人阶级革命事业联合起来，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提出我们“当然要联合”，这是值得认可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知道该做的事情一点不少，知道如何做的事情却寥寥可数——与其空谈愿景或回避真实的矛盾，不如真正找到“怎么办”。在我们看来，《布尔什维克》提出 “联合”的呼吁，精神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如何落实上，不仅没有说清楚，更存在一些与“联合”背道而驰的缺陷。

联合起来做什么？

《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很精辟地指出了革命的联合，不同于我们在网左社群里看到的无数无原则的“大联合”的区别，就是它不能是名义上的，而必须真能推进革命进程：

“我们寻求的，则是能够达成实质推进革命进程的内涵。 如果名义上联合了起来，但是个团各派还是依照自己的意志和方法行动，各做各的事，与其他人没有讨论、协调，那这个联合就是空洞的，软弱无力的。”

进一步，《布尔什维克》说：

“一种联合，如果无法在诸如此类的重要实践问题上做出共同决定并加以落实它，那就什么都做不起来。这种‘联合’当然不是任何诚心革命者们所想要的。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华而不实的花样上了！”

《共产主义者》认为这是严肃的革命者都普遍认同的一点“共识”：那就是，联合产生的应该是团结而不是进一步的分裂，也应该能因此做出更多的工作、统筹更广泛的资源，去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打造我们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党。

《布尔什维克》未能说清楚的，就是其小段落标题中的“做什么”。我们补充说：联合起来是要去扩充海外的政治中心的力量和协调能力，去为组织集中更多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文章撰写和修订、艺术设计还是联络员，要去为未来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培养它所需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去联系起中国各地存在的地方小组，组织起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成长的结社，打造一张地下的网络，打通革命者“走向人民”的桥梁。

这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海外的一套班子，我们就会可悲地和自由派地自媒体一样，只能以网络为平台“像荒野喊话”，且不要忘记中国政府已经在进一步压缩网络上的讨论空间和翻墙的门槛；只有地方的一个个小组，我们就不得不从头摸索一切，在各种层面上都孤立无援、没有方向，且随时面临被剿灭的风险。联合起来，是让分散的人力和物力集中起来，是让混乱的思想统一起来。

换言之，不谈实际工作上的共同开展，任何联合都是作表演的。联合不是为了展示“我们人很多”，而是要让革命组织们打破原子化的状态开拓以前无法触及的那些领域。联合不是将专精化不同工作的集体塞到一个组织的教条和框架下，而是通过联合让革命组织长出新的部分、发展新的能力。

这是在基于共同政治纲领的前提下，进行的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政治和组织上的彻底的联合。毫无疑问这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仍该是所有共产主义组织争取的目标——除了那些自诩清高、拒绝讨论的宗派主义者外。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由于背景和认知的不同，可能会在政治上有不同方向，但在开展实际活动时，也就是“集中人力和物力”并要共同开展基层的工作时，为自己的宗派的利益拒绝合作就是可耻的行为了。这就如，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会保留自己独立的领导层与纲领，但在面对沙皇专制时，两者在针对工人群众开展工作时，绝对不会因为隶属组织不同主动去分裂工人的组织。

什么制定我们的任务？

那么，是什么制定我们的任务？《布尔什维克》指出：

“无论是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一切革命运动者们，都可以看到：他们通常把持着对当下社会的某种分析、意见，并从那得出某种可以改变社会的解放纲领，并且试图将其实践于现实中。”

他们总结说：

“总而言之，任何革命者、革命党联合的具体任务，都是透过其所把持的理论方法制定的。而任何理论的正确性，最终都会在实践结果上得到验证。 但并非所有的理论都是同等质量的。有些理论粗糙肤浅，有些理论仅凭直观感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则是相当深奥，多方面的。需要花上大量的阅读、理解、讨论、实践和再传授，才有可能掌握。 虽然大家都可以练习自己表达理论的技巧、方式，但是要真正掌握这些理论，不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是不可能透彻理解它的。如果不透彻理解它，我们就不可能制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实践方针。 ”

我们认为，这里革命共产国际的同志们错误看待了革命组织制定任务的过程和方法。RCI一直以重复“理论”的重要性知名，共产主义者不会否认学习理论的意义，但也都清楚只学习理论仅仅能培养学究和书呆子，锻炼出一些可以在键盘上大展光彩，但实际的阶级斗争中黯然失色、甚至物理意义上不存在的空头理论家。《布尔什维克》倡导的让我们正确制定任务的方法，就是所谓“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这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读书去！”——这往往是一种逃避艰苦卓绝的基层组织工作和联络工作的借口。我们都该思考这点：要读书会，还是要革命党？

要知道，当代共产主义队伍的阻碍不只有“不学习”，老左派们“学富五车”也做不出事情，构不成威胁。当代共产主义者的缺陷往往是不干实事，学生不懂发展学生组织，工人不懂发展工人组织，最终沦为一群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评论家”而非革命者，将知乎这种平台视作辩论的战场，却不能真在现实生活里为建立我们的党做出努力。

这点批评非常辛酸，但我们都该真诚地想想：现在中国共产主义队伍中的“组织”，在脱离了互联网、境内和境外切断了联系后，是否还会继续存在呢？答案是不会。“组织”们都只谈理论不懂落实。

制定任务，是要从现实斗争，社会的真实矛盾中进行分析，不作为旁观者说“革命理论”，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实践它，就事论事提出解决的办法。理论只告诉我们“要干什么”，还是那句话：问题在于“怎么办”。我们可以发言一万次说如何争取工人阶级，赞扬工人民主、呼吁工人反抗，但请问我们如何将它落实？这是要求我们学习的那些理论无法解答的，因为它不是书本的问题。老第四国际难道不就是用所谓“理论”，那些原封不动的、原汁原味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没有和我们要求的一样“从现实斗争，社会的真实矛盾中进行分析”，最后就导致了自己的覆灭吗？

组织起来不能是一句空话，等于挂名、写信还是加群这种小儿科的东西。我们在这十四亿中发展了多少成员，影响了多少人，可以开展什么样的动员？没有这种基础，任何所谓的建党都只能成为炒作一般的空想。读书，根本做不到这些；读书是培养人的，培养出来，是传销一样去“培养更多人”，还是真找对我们该开展工作的方向？

更进一步我们说，理论只是针对一个具体社会情况当时理论提出者进行的分析，所提供的解法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因此，关键在于如何掌握正确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死记硬背，如何能对日新月异的局势观察并做出反应。制定任务绝对不是依靠“理论方法”执行的，这样只能是强行将理论套在现实之上，哲学上是有悖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种“范畴在前，物质在后”。

如果我们将“理论方法”比作一套处理逻辑，那制定任务，肯定不是不输入内容让逻辑空跑，或者拿老内容喂进去。制定任务首先要求的是“认清事实”，任务，是客观条件决定改的。

活在历史还是当下？

《布尔什维克》解释，自己“纠结于某些过去的历史分析，硬是要我们批判斯大林、批斗毛教员”的原因，不是因为其对两人的恩仇，而是因为“这些历史争论的背后，还是在澄清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他们补充，“这两个问题和现代的革命仍然有基础性关联的，也会决定任何的联合能不能形成、怎样形成的关键问题。”

这和《共产主义者》看待历史的态度基本一致。我们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中说：

“我们的‘反对’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基于对其社会实践后果、阶级基础、历史作用是否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客观分析。”

但是《共产主义者》不会要求任何人“批斗”毛泽东或者斯大林。我们要求客观评析各位对当下中国左派存在强影响或者对其研究有重大价值的革命者的思想，我们不以任何一个人对其他任何历史人物抱有的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态度作为评判此人政治正确性或“立场”的标准。例如，一位共革阵的同志完全可以对毛泽东保持赞扬态度，前提是他不浪漫化毛泽东在历史中的行为、不塑造不容置疑的个人崇拜、不打击其他人对毛泽东的评价的自由，也能正视每个人做对和做错的地方。这不是对毛泽东的“特殊方法”，这是基本的“看清事实”的要求。

可惜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随后提出的具体例证，显示了他们对于当下中国“毛主义”趋势的根本原因和背景都不了解。他们花费了一整段内容讨论“阶段革命论”，解释为何不能先支持自由派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讲不能进行阶级合作、要阶级斗争……

“在现代的中国，任何团体一旦接受了阶段论，就不可避免地只能对某个资产阶级做出机会主义的姿态，管他是保皇的资产阶级还是亲美帝的资产阶级势力。 在政治上我们认为这是完全破产的，会让我们失信于工人阶级的，在实践上也绝对会带来极度危险的后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始终与任何的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

我们想要提醒，当今自认为毛主义者的中国共产主义者，通常是怀念文化大革命，或新民主主义时期后的社会主义阶段，支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当下中国革命的诉求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只读经典著作的危害，而不了解现实中的具体情况！这是一种生搬硬套——我们看到，写手直接将历史上毛泽东的诸多战术错误推给了当今的毛主义者。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段宛如虚空打靶，对反复重复要阶级斗争的毛主义者们讲述不要阶级合作，就因为毛泽东本人所接受的托派的批判中 ，火力最集中的往往就是其新民主主义问题。

也许这样会有些危言耸听；我们只想提醒《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这样分析是否有“读书读傻了”的危险？上一段我们所指出的行动的前提是了解情况而不只是“学习理论”，是否正确性得到了证明呢？这里的“理论”很好，我们不会质疑《布尔什维克》的写手批判阶段革命论的能力，但对中国毛主义者的背景缺乏了解，已经让实践上闹出一个笑话了。

事实就是，固执的“毛主义者”用这种方法劝说也不会信赖《布尔什维克》。大部分能走出宗派陷阱的过渡状态的“毛主义者”，这时候只会疑惑：我没有要支持和自由派合作啊！因为，他们自己连阶段革命论都缺乏学习。

口头认同“新民主主义”，也就是阶段革命论的毛主义者，难道不也是出于自身派别归属，即使内心有独立看法，也不得不为了维护毛泽东一贯的正确性去承认一个立场和理论在人生不同阶段极具转折的革命者的一切吗？话应该说清楚——如果写文是想要和真诚愿意为革命利益联合起来做出贡献的、身份认同为毛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解释问题的话。我们都知道，“躲闪痛点”的安抚不会催促人成熟。

一个毛主义者看到这个会如何思考呢？也许他仍然会坚持认同新民主主义和阶段革命论，但他在之前和之后，都往往会坚决地反对阶级调和的背叛无产阶级的操控手段——他无非是不知晓或者难以接受前二者在执行上就是后者罢了。

事实上，所谓“毛主义”，不代表真正和毛泽东个人思想一致——我们反复讲，大多数毛主义者自身对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和立场都缺乏学习，更不要说对基础的历史事实也缺乏了解，对那些不取决于观点、就是客观发生的事情尚未得知，那哪来的什么立场呢？无认知即无立场。

我们能看到，所谓毛主义者，通常都是中国新共产主义者的一种过渡状态。毛泽东在中国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并且在各种教育中和青年灌输他的领导地位。就和台湾的诸多新共产主义者曾经的身份是青鸟，和现在也对反共的、被统治阶级扶持并操控的青鸟趋势抱有同情一样，人难免会收到自己所处环境的政治压力的影响。

毛主义的标签下真的能团结起来任何人吗？毛主义本身有一套多数认同的、典型的思想体系吗？有一万个毛左，现在就有一万个毛泽东——基于对人的认可而不拥有独立的思想所创建的派别，终究都是散漫的。《布尔什维克》也承认自己不能代表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看法，我们都了解自称为托派可以是各种投机倒把的趋势。第四国际的分裂和它分裂出来的组织的后续的分裂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托洛茨基不是书呆子，而是1905、1917两场革命的苏维埃领袖，是彻底的群众动员者、军事组织者。请问，很多“托派”因为他被斯大林主义的迫害进而同情甚至崇拜他，就等于代表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吗？很明显不是。当下托派不可否认是出了名的能读书但不能做实际的群众工作，甚至用“理论”的方法正当化不做群众工作为“时机未到”或“组织优先”。

因此，对国际主义问题我们可以同理理解：并不是多数毛主义者反对那些国际主义理论。问题是多数毛主义者因为缺乏学习，不了解毛泽东时代存在的中国为了地缘政治利益出卖国际工人阶级、支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权的统治阶级并以所谓“中立”面貌拒绝唤醒他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背叛。

可见，让毛主义者无法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调和的根源，从来不是这两个脱离现实的“理论”。这种辩经足够多了。这算不上不可调和的分歧，因为它都建立在缺乏认知和对历史的了解的事实之上，它对于托派同理。

更大的“宗派”，还是彻底不要宗派？

那问题在于哪里？我们说，在于“托派”和“毛派”根本上都是“某人之派”。

我们在文章里如此分析：

“理论并非凭空诞生，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洞见，正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他们分析商品、劳动、剩余价值，是为了揭示现实压迫的根源并从中寻找解放的道路。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并介入真实的历史进程，而非在书斋里争论理论标签的归属。

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们——如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的理论生命力恰恰在于对现实斗争的指导作用……都是他们身处特定历史环境，为解决当时当地紧迫的革命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创造。他们的贡献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工具箱，而非创立一个与整体革命传统割裂的、排他性的“派别”……如果我们执着于“派别”标签，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这可能将理论视为一堆凝固的、不容置疑的教条，而非指导实践的分析方法。派别划分会导致将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策略性结论的正确性和可复制性过分夸大，甚至对某人的一切理论抬高到超越实践检验的地位。”

尝试在两派中以都“认同”的列宁作为一个公约数的尝试也必然会泡汤。这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已经证明不可行了。双方不都放弃“某人之派”，不彻底打破派别标签，就如同要求日本民族主义者和中国民族主义者“联合”一样，尽管听来美好，但绝对是实践上无法达成的幻想。这只可能毛派变成托派或者托派变成毛派，偶像互换，然后思维保持二极管的状态。

归根结底我们不该从历史中寻求伟人为自己提供所谓的“遗产”、赋予正当性并追随他们过时的教导。吸收革命者的思想从来不代表成为某某人主义者，这样下去，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前缀将会和《资本论》一样冗杂——如果我们了解的革命者足够多的话。

脱离某人之派的误区不是身份认同那么简单，而是在整个思考方式上，我们要彻底理解：真正继承前人精神的人，不会沉迷于门户之见，只会专注于如何运用他们共同锻造的思想武器，去分析新的矛盾，迎接新的挑战。

到这里，《共产主义者》可以给出我们的结论了：“托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无法联合，因为两个构建在对个人认同上的、理论叙事根植于固定历史背景而脱离现实斗争的新创造的宗派，必然会继续那无意义、无休止的征伐。政治上和组织上，任何想要承认两者派别身份的联合都必然是分裂的房子，被实践证明无法有效进行统一的产出。

真正的联合，只能是原先被两派别吸收，但出于革命需求主动放弃派别身份成为更开放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者们进行。在那一刻，人再也不是“毛派”或者“托派”，思想的全部宝库才真正向我们展开，我们才从为历史辩论的无底洞中能走到2026年的中国工人阶级里。

宗派无法联合，但走出怀旧复读机陷阱的新一代革命者，当然可以联合，也必须联合！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