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袭

历史上，保守派无数次指责激进派“只懂得造反但不仅不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新体制的蓝图”——对于诸多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革命者，这个批评虽然出于特定且反动的政治目的，但并不完全没有道理。在当下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中，如果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大部分人头头是道，但说起来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将如何达成并如何运作等等，很多短视者就沉默了。

保守派可笑地要求革命者像占卜师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未崩塌前从水晶球里得到预言给他们一份完美答卷，我们不会这样要求自己的战友。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不去没有依据地设想未来社会的结构。马克思致力于科学地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前的一些制度，由此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与结果。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及其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为了同资本主义相对照，偶然涉及资本主义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点而已。为了反驳拉萨尔的错误观点，马克思遗留给我们一篇长文，即《哥达纲领批判》，多少有系统地用粗线条画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列宁也写了一本书，即《国家与革命》，补充了马克思的一些论述，让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更清晰了。

因此在客观限制下，我们不可能跨越时空去预言，但也不是对未来社会毫无构想。我们可以像分析历史一样，推理出未来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并简要说明这种过渡会如何进行。由于目前没有哪个地方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在此所有的预测都是针对有限的信息总结分析后得到的结果，而得出彻底正确的答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辩经。

我们希望此文可以给予同志们一个信心：我们所致力于的事业不只是一腔热血，而是为一个美好世界打下的基础；我们也希望同志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而非幻想，去理解我们推进的事业将带来什么。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一切的开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悲的事实：用不到去分析社会主义会怎么样，在定义这个词时望文生义和混淆概念的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部分领袖的发言被宗派化解读并被封圣为不容置疑的教条，加上曾经诸多“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于政权合法性的海量宣传而不是让工人阶级产生科学的理解的诸多实践，所谓革命思想被过分地庸俗化，需要严谨的词汇被错误地曲解。

同样的问题甚至扩散到的其他概念上，例如所谓“公有制”，让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首先，“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不成的社会主义过渡期，和高度成熟的共产主义阶段。

从历史中我们看到，在原始社会中存在公社和公社之间有物物交换，但那是一种特殊的非阶级社会的私有制下的交换。因为对于其他公社说来，一个公社拿出来交换的东西是本公社集体共有的，这些东西并不属于其他公社，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公社“私有的”。公社相互间的交换的发展发生了公社内个人间的相互交换，最后发展成了商品交换，集体“私产制”发展为个人私产制。

私有制的根基下，人类阶级社会经过了诸多变革最终来到它最发达的终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法根除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占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立足于私有制的经济体系发展出来了一种恐怖的生产力并开创了新的生产模式，进而否定了自身。正如我们在《必须成立党》中的“当下革命的物质基础”部分中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在上升期中丰富了自身，那时的私有制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仍具有相对进步的意义。可到了现在，盲目的利润动机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人类文明步入穷巷，止步不前。 尽管表面上技术不断升级，物质生产在实际上却陷入停滞。对经济基本部门的投资萎缩，正将各行各业拖入世界性的阴冷萧条。二零二六年一个月的战争就在全球掀起了颠覆性的石油危机，这证明了资本主义体系现在是如此脆弱。我们的世界患上了一种离奇而可怕的病症：全球经济总量并非陷入了物资匮乏，但各生产部门正在因“生产过剩”而被迫摧毁自己的成果。这种‘人造的贫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步入末年的确凿证据。”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社会的可能性，并督促我们将其实现。为根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便需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下，人们就“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如《哥达纲领批评》中所说，“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或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说，“社会各个成员在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生产着自己的产品为什么还需交换呢？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生产资料既然是共同占有的，生产者也不交换产品，其必然的后果便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商品本来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之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失去作用了。这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是迂回曲折地，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对“劳动所得”模糊概念的替代，则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马克思这样解释：

“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中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社会主义，也就是早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这里的按劳分配并不能只用短短“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进行定义。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的核心不在于“按照劳动量的多少决定被分配量的多少”，而在于“劳动量具体相当的数额将用其他形式全部领回来”。

有人会问，如果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那不是在封建制度就被实现了吗？有必要指出，阶级社会哪怕是狭义的多劳多得都没有达到，因为那样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应该是码头上的搬运工、建筑地基里的泥水匠和流水线上的夜班工人。现实里我们看到，干活的人家徒四壁，不干活的人却富可敌国，资本主义和历史上其他阶级社会的经济模式下都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如何“分配”。

同时因为阶级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划分的，而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已经消失了。

这对于很多同志来说是一种破天荒的观点：我们共产主义者如何能不提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我们宣称没有阶级难道不就是讲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无需着急，因为随着逻辑推进我们马上会理解，历史不是一夜之间改变的，社会主义更不是几位革命家一通电视演讲宣布就真正建立起来的。我们正在讲述的阶段，正如前文所说，是资产阶级已经在军事、政治和其他各领域被彻底击溃、商品生产结束、按劳分配确立起来时。这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从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到成熟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状态，而不是后文我们将分析的从资本主义的崩塌到社会主义（或直接称为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在那里我们谈论阶级斗争才不是只用来喊口号，而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分配的方法会实现完全的平等，如果工人劳动为1，则其回报也为1；相比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劳动为1，却能取得100的汇报，是平等的。但在数量上，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却又变成了不平等的权利。假如一名工人的劳动为2，这时他的所得为2，和为1的工人又不平等了。但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并不至于造成阶级分化，因为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己有了。”

人不能剥削人，生产资料不能攫为私有，社会怎么会有阶级呢？即便个人消费资料有所积累，这既无法导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复辟，也无法催生新的阶级分化。因为，消费资料的积累既不能转化为对生产手段的占有权，也无法在已由劳动者自身有机整合并直接管理的使用价值流通体系中找到市场空间。当群众能够通过合作社获取有保障的优质产品时，任何基于私人占有的交换企图都缺乏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公有制并非外部强加的框架，而是由生产者群众在日常生活与管理实践中自觉维系、自我推着向前发展的生产关系基础，任何强制性的私人积累或交易模式都无法在此土壤上生根。

从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

新世界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用劳动建立的，而不是单单通过打碎旧世界就能建立的。在人类社会进入到前文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前，一段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社会动荡随处可见、新老统治阶级彼此抢夺世界的统治权的日子，是不可避免的。在赤旗插遍全球前，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被彻底根除前，所谓“建立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和鼓舞人心，而不是现实。

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必须用最坚定的意志投入到阶级斗争之中。主要的资源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夺取政权，不只是在自己的地区，而是全国性、进而全球性，去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工人阶级需要成为统治阶级，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去镇压旧社会的反抗、将剥削者和其走狗彻底清除掉。资产阶级政权崩溃后，留给劳动群众的不是一个美好天国；相反，是一片废墟，是随后阶级敌人发动的一次次反扑。这是个神经紧绷的年代。

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自然是存在的，进而阶级斗争也是存在的。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的根基在物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无法被根除，革命尚未解放全世界前，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仍然能在部分角落苟且偷生。国内外都不是一片太平，所以工人阶级要做的绝对不是关门种田，过好自己的日子。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彻底剥夺资产阶级。要清楚，使得社会主义制度腐化崩溃、资本主义制度卷土重来的，从来都不只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国际的经济压力和内部的残留因素，随时都有让革命中道毁灭的风险。

这是危言耸听吗？动物们上世纪曾勇敢地反抗庄园主并统治了庄园，但现在谁都能看到，其中的猪已经站起来重新变成人了。如果革命没有中道毁灭，将不会有《共产主义者》、不会有这篇文章去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什么样，因为那样人类早已置身其中。

在达成此阶段的目标前，工人政权不存在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我们将只是资本主义海洋中的革命孤岛，国家机器的力量也不会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说的“自我消亡”一样开始削弱；相反，为了应对最紧迫的局势，很多时候工人国家不得不加强自己的铁腕。资本主义运转所依赖的诸多经济规律继续存在，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武器，继续镇压它的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

当然这绝对不是为官僚主义和一个崭新特权阶层存在的合理性找借口。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无法一夜之间结束资本主义的根基，但在政治上绝非接盘过资本主义留下的遗产后，把资本主义的旧长官更换为社会主义的新长官就够的。必须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让劳动者当家作主。从一开始就不能建立一个只懂得杀戮不懂如何将革命推进到下一阶段的恐怖巨兽，只有在工人阶级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被专政的基础上，从阶级斗争的过渡期转入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

这个过渡期我们要很谨慎。继续阶级斗争绝对不是将异议者打成所谓资产阶级后清洗，更不该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以反动派彼此称呼不分敌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推翻旧政权后继续阶级斗争的方法，只有建立全面、彻底的无产阶级内部民主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进而将社会主义革命扩散至全世界建立新秩序。工人阶级将从资本主义秩序的冬眠中逐渐醒来，届时他们无需任何伟大领袖的命令和指挥；作为革命的进行者，无产阶级将根据全人类未来的利益去清扫反动残留，点亮属于新世界的晨曦。

革命年代的政治模式

那在这个阶级斗争猛烈的过渡期——或者说是新老制度之间的革命年代——工人阶级将会如何捍卫自己的政权以埋葬资本主义并发展生产力到社会主义的标准呢？

二十世纪的革命政权皆因官僚化问题腐化后，我们今日政治上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被专政。工人阶级必须直接、彻底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政权，而不是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包括那些可恨的民粹煽动家，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但在实际上垄断政治机关。

很多左派还在纠结于多党制还是一党专政的时候，我们说这种辩论不仅脱离实际，而且仍然深受资产阶级专政体制的影响。工人民主是否能真正符合普罗大众的利益 ，绝对不是形式上允许多个政党还是一个政党决策确立的。一党专政——斯大林主义的灾难和现在中国政府仍然宣传的体制——绝对不会给工人阶级民主，这只能是野心家和官僚分子正当化独裁的借口，因为其权力不受工人阶级监督、革命性全依靠“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循环论证。多党体制同理，只要决策的是政客而不是工人自己，那这种“代表”关系最终都会导致腐败和偏离本心。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否定“政党政治”本身。这不代表在夺权之前，我们否认组建革命共产党领导运动——熟知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政治纲领的革命者们都不会怀疑这点——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在一国之内旧政权已经被推翻、中国群众在谋取建立新的建制以取代旧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政党政治”不可避免会带来党同伐异，并让本应对选民负责的代表由于自己隶属的政党的要求不再代表基层意见。这个逻辑和仕途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当体系的设置是只有成为更高阶别的官员才能左右政策时，公务员就会让升迁成为第一目标而不是干好手头人民赋予的任务；当“服务于革命政权”的前提是拿到选票并让自己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时，革命政党就会倾向于沦为“选票骗子”并为了执政不顾一切夸下海口，但当政之后没有了压力就背弃承诺。

这不是说我们在革命后就要废除政党，而是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到时称之为苏维埃也好，人民代表大会也罢——的代表产生首先不应该是群众“投票给政党”然后政党再派出政工，应该是每个代表都以彻底透明、公开的形式在基层被从每一个劳动者那里选举出来，产生自人民并有直接负责的对象；其次，代表投票不能行政性跟随任何最高权力机关之外的组织的命令，而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用这样的方法组建的新最高权力机构，就能进而选举出它负责日常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并在知晓具体情况、和全国劳动群众以各种渠道沟通、获得多数代表的同意的前提下设置专职、专业的革命国家的新政府、各部门。

我们要反思当下阶段之所以组建政党的意义：这绝对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正确，一旦不要党就扣上无政府主义帽子的行为实在是太幼稚和无知了。现在的共产主义者要组织革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连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都不具备，资产阶级在中共的保护之下，中共在自己暴力机关——警察、监狱、军队——的捍卫之下，得以蔑视群众的诉求并镇压一切独立的结社和反抗运动。在这个时候我们和统治阶级不会有什么“好谈的”，因为统治阶级不会主动让出自己的政权，当务之急也是用集中的手段领导工人阶级摧毁旧的建制。

存在政党不代表政党政治，这个事实无需更多解释。政党政治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下的一种政治模式。所以，统治阶级的旧机关被摧毁后，如何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就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这个建制一旦被推翻，我们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多同志担忧的“不一党执政反动派就上台了”的担忧不仅是将群众自己的判断力贬低为随波逐流，也是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群众从基层自我组织起来的民主机关中，反动派连参与都不会参与！临时政府一直就妄图消灭苏维埃的存在、否认苏维埃的合法性并拒绝参与到其中，苏维埃内部的矛盾，例如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派的冲突一直都是旧统治阶级外的社会中各群体、阶级和阶层之间不同激进程度、团结意识和政治诉求的体现。

我们会看到，旧政权崩塌后统治阶级会第一时间拿虚空的“官方权威”来组建一个过渡政府，它为了迷惑并阻挠群众，会在宣称上是民主的，但在实质上还是独裁的，它的构成将会是旧政权的原班人马中那些不特别“引人愤慨”的，和一些常来自中产阶级或者活动家的投机者，作为漂亮的花瓶装点它的“革命性”。真正在街头战斗并让解放成为现实的那些，无论是罢工工人，还是城市贫民，甚至是起义的士兵，都会被排斥在外。在尼泊尔，在孟加拉，在斯里兰卡，就在这么几年内，我们看到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放下任何宗派性的利益，如作为先驱的布尔什维克们一样，捍卫群众起义中组建的那些民主机关不被取缔，并质疑伪政权的合法性、向群众揭露其作为统治阶级危急关头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的本质。让我们学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精髓，那就是不先自诩为唯一革命的政党然后让群众给自己投票，而是在基层就捍卫群众自己的机关、和他们肩并肩战斗，用实际行动，而不是拉票的轨迹赢得信任。群众为革命党投票不该是革命党的努力的目的，而是革命组织真切代表群众诉求的反应。

劳动群众不需要认同“共产主义”这四个字，或者追随一种意识形态，只需要科学地了解现状并且做出属于自己、服务于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革命年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所在：是无产者在拍板，而不是共产主义者随心所欲。我们很清楚在今日说出这些论断会让极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和左圈大王们义愤填膺，这样让我们好奇，他们在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难道就因为“圣主”的权威导致没有去进行批斗？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说：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他们看东西，可悲到只关注开头与结尾，甚至没有注意到同一篇文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这句名扬四海的呼吁外，一段前的文字：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中，列宁是如此说的：

“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 最高国家政权是由以前受资本压迫的群众自由选出和随时都可以撤换的劳动人民（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组成的苏维埃； 地方苏维埃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自由联合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统一的、结合为联邦的全国性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把直接执行法律的职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

国家何时消亡？

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前景时说：“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这里他想表达的不是“国家”彻底不复存在，如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幻想一样被一夜废除。列宁所解释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消亡”、失去自己的职能进而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没有完全消亡，但是“政治国家”已经消失了。通常所说的国家，一般都是政治的国家，都是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列宁便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给国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四节中作一个脚注说：

“当国家的最主要的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统计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称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前面第四章第三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恩格斯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

这里，恩格斯提出了“政治国家”这个名称。一般说来，国家总归是“政治的”，何必在“国家”之上添加“政治的”一词呢？但恩格斯是在用发展的观点谈国家问题的，此处则是在“正在消亡的时期”谈国家问题的，此时，国家将先失去其“政治性质”，变为“非政治的国家”，然后“完全消亡”。列宁引了恩格斯上述一段话之后，解释说：“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特别容易引起误会。它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

在阶级社会中，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即为了压迫阶级便于剥削被压迫阶级，于是产生了国家作为前者剥削后者的工具。所以国家一产生便是“政治国家”。到了阶级消灭，阶级斗争也消灭之后，国家不会随之消灭的，它不过失去了政治职能而已，它本身还存在，以“非政治国家”而继续存在，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非政治国家”才会消亡。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列宁不仅比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非政治国家”的名称，而且比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非政治国家”的基本任务。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说：“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而且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之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规范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权利规范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是，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这里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非政治国家”。

由此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自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但那必须是已经巩固下来的无法动摇的公有制，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其特征就是：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没有价值法则起作用，没有阶级，没有“政治国家”，自由人共同生产所有产品，并由自由人的联合体分配一切产品。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通常会选择不提现有社会的压迫，他们很精妙地绕开了自己不敢面对的现实转而攻击共产主义社会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人性”是他们最得意的武器，他们引用当前社会的风气和陋习证明“人类不具备在无阶级社会下和谐共存的素质”。但共产主义者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可行的，从来不是依靠着理想主义去期待用道德呼吁“唤醒群众”。我们认为决定“人性”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方式。共产主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运转逻辑最终会消除人类互相残杀、各自为政的理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如下论述：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建立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上的，而这个原则又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基础之上，劳动不再是生存的强制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当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消亡后，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与分配方式。

是的，我们需要重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让自我加冕为“革命的代表”的人畏惧的词汇。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和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占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异化。劳动者不再为资本增殖而劳动，而是为满足社会需要和实现自我价值而劳动。当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生产，这种计划不是官僚强制，而是自由联合的劳动者自主协商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性质的革命性转变消解了职业鸿沟。当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得以在多样领域实现自我价值。如马克思所述，上午捕鱼、下午批判、傍晚狩猎的图景，绝非浪漫幻想，而是建立在生产力飞跃基础上的生存状态跃迁。

共产主义社会下“公平分配”不是直接给所有人分配同样的劳动产品，一些劳动产品因为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必要而不会直接给予人们享用，但是它们带来的成果百分百会由大家享用（例如公共设施的建设、生产工具改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娱乐的成本的降低以及方式的增多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复归——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建立在对社会需求科学认知基础上的精准配置。分配过程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完成，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实时参与社会产品的调配决策，自由人联合体建立起动态分工机制。智能系统监测社会需求波动，劳动者依据兴趣与能力自主选择生产岗位，形成流动的、非固化的分工形态。这种弹性机制既保证生产效率，又避免人的片面化发展。消灭分工绝不意味着取消劳动的专业性，而是消除其强制性、对抗性特征。基于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分工将长期存在，而基于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分工必将消亡。未来的专业技术差异将呈现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非社会强制的产物。

那这样庞大的组织没有任何管理能行吗？谁来制定社会生产的计划？谁来分配劳动力？谁来统计社会收支？一句话，谁来维持整个秩序呢？很多人说没有统治者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总要有人来统筹。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难。主要的领导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下利益的垄断者，而是各种形式的计算所，或者统计局。人们每天都将对整个生产及其需要进行计算：将指示哪里需要增加劳动力，哪里需要减少劳动力，工作多少。由于大家都将从小就习惯于共同劳动，并懂得劳动的需要，也懂得当一切都顺利地按照既定的计划去进行时，生活就最容易，在这里不需要专门的部长、警察、监狱、法律、法令，——什么也不需要。在这里人们将看着计算表，并根据它进行工作，就像在乐队里大家都看着指挥进行演奏一样。

这就是说，这里任何形式的国家也没有。这里没有任何居于其他阶级之上的集团和阶级。况且，在这些计算局里工作的，今天是这一些人，而明天又会是另一些人。官僚制度，固定的官吏必将消失，国家必将消亡。

当然，这将是在发达的、巩固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无产阶级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之后，而且不是在胜利之后很快就会这样。要知道，工人阶级必须长期地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然后同一切旧的残余即懒惰、松懈、犯罪行为和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扫除干净的老爷习气进行斗争。这需要在完全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两三代人的时间，一直到不再需要工人国家用法律、惩处和镇压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时期的各种残余时为止。但是如果说在这方面工人国家是需要的，那么在发达的制度下，当资本主义残余消灭了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自己将同其他阶层融合在一起，因为所有的人都将渐渐地开始被吸引到共同劳动的工作中来，而经过几十年之后就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人民和不同的风尚。”

这个时候的产品虽然丰裕，但是人们没有丝毫兴趣拿取比他所需要的更多的东西。这和反共者宣传的“人类欲望无止境”的暴论截然相反。要知道，过度消费等于自杀，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现在年轻一辈看到老一辈贪便宜的小心思会感到不理解和鄙视，而这归根结底是他们所成长的年代的物质极端匮乏背景所导致的。需求得到满足、精神和物质生活丰裕的社会里，人们不会如同今日一样“贪婪”，因为这毫无道理。

共产主义也将消除低效和浪费。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全球每年约有13亿吨食物被浪费，占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人均浪费量（超100公斤）是最贫困地区（约10公斤）的10倍以上。这种浪费并非源于资源不足，而是分配机制失灵的结果。例如，供应链损耗导致全球54%的食物未进入消费环节，而美国2020年仍有10.5%的家庭面临食品不安全问题。这种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矛盾，印证了“分配成本决定效率”的论断。当生产端已实现丰裕时，市场化流通反而增加了社会总成本。现行福利制度仍受资本规则制约，但局部实验已证明合理的计划性分配的优势。例如德国联邦环境署研究显示，基本食品定向分配可减少30%碳排放。这些事实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效性提供了局部验证：物质丰裕与合理的计划性分配的结合确实能带来更高效、可持续的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仅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时已经巩固下来的无法动摇的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更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没有价值法则起作用，没有阶级，这个时候连非政治国家都也完全消亡了。人类也就从此从“必然的领域”走入“自由的领域”。

人类历史真正的起点

共产主义社会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这不是人类达到最终目的，可以开始无止境的贪图享乐的结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不仅是特定阶级统治的终结，更是人类结束“始前时代”的分水岭，但历史绝不可能凝固于任何既定形态。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共产主义作为消灭阶级对立的社会形态，虽然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其自身仍将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更高层次上展开，新的社会变革必然孕育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母体之中，人类历史将始终沿着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前进。只是，共产主义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从而需要“后共产主义社会”，“后共产主义社会”又会如何实现，而这个社会又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只能在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后才能预测。

那时，人类作为自然力的被动遵循者、无意识的低级动物的“史前时代”将画上句号。同时，作为一个掌握自然、理性科学的物种的历史，才刚刚开始。将会发生什么？以前所有遥远的梦想都会成为现实，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会提出更多“梦想”，那也是必然的。

200多年前，我们第一次浮上低空，很快我们就自由滑翔在云层之下；100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尝试挣脱引力的束缚，直到70年前抵达了宇宙，过10年不到又甚至登录了月球……随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阻碍，人类的航天事业停滞不前。在共产主义，我们必将走出地球——脱离文明的摇篮，也解放自身于大气层下的监狱——迈向浩瀚星海。在那时，生产力的富足将不再仅指改造并利用这颗星球上的资源。

人类新的征程，将远比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互相残杀更加精彩。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