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朔辰

注：《必须成立党》第一版首次于2025年四月发布，此为2026年四月修订、补充后的第二版。

序言

近年来，我国共产主义队伍深陷于无意义的内耗。所谓的“斗争”并非对真理的辩论，而是源于对宗派牌匾的死守。人们在互联网上为一些脱离现实的陈词滥调争得面红耳赤，在彼此的身份标签中寻找虚假的认同，却对工厂车间里正在发生的剧变视而不见。这不仅无法磨练出革命的意志，反而消解了最基本的政治信用！它让本该投向敌人的火力，全数浪费在了对同道者的流言蜚语和道德审判中。这让潜在的革命力量在还未触及现实之前，就已经在彼此的敌意中腐烂。

中国共产主义者们的组织情况则更加令人担忧。在十几年里，其一直处于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状态。遑论“影响群众”，左派内部甚至连一个能长期存在、具备组织韧性的政治力量都不存在。这使得我们在面对资产阶级的每一次攻势时，都只能以个体式的、零散的哀鸣作出回应。缺乏一个稳固的组织中心，意味着任何局部生发的反抗都无法被总结为工人阶级的共同经验，任何宝贵的理论探索都无法转化为一致的行动纲领。

哪怕具备了初步的“规模”，已有的“组织”也往往在政治上停滞不前。他们将微不足道的成果视为可以躺在上面逍遥的资本，宁愿在过时的框架里进行毫无生气的复读。他们害怕犯错，因而拒绝行动；他们害怕失去那点可怜的存在感，因而拒绝在纲领上进行彻底的清算。试问，他们究竟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革命导师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某些落后理论的只言片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原地踏步的废话，使更多进步力量溃散，最终被无产阶级、受压迫群众所扬弃。

群众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和反抗意愿，正督促我们看清自身是多么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左圈内部频出的各种丑闻与笑话，早已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败坏至极，使其几近成为过街老鼠！ 人们怀着满腔热血投身其中，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头苍蝇般的混乱：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如何下手，更看不到任何结果。人们清楚了问题，却改变不了现实；人们渴望战斗，却找不到指挥部。 这是因为，不论是身处激烈的斗争时期，还是暗流涌动的“平静”时期，能够真正深入群众、阐明生活实际，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一政治鼓动与宣传工作的，唯有一个严密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才能胜任。

我们早已厌倦了老左派们的念经，也恨极了左圈幼稚的打闹。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一个革命党，为中国政治提供共产主义革命的替代方案。当然，只渴求这样一个党是不够的，核心在于让这个愿望成为现实。我们不能像逛菜市场一样，傲慢地去挑选心仪的“完美组织”，幻想着坐享其成；我们更不能在袖手旁观中逍遥自在，将革命的责任推给不存在的“他人”。 绝不能因为共产主义队伍糟糕的现状，就理所当然地缩回壳里做一个辛酸的批评家。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现在绝非养精蓄锐、消极待机的时代，而是必须躬身入局的战斗时代。 在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任何犹豫都是对革命的犯罪。

他们声称自己的不作为是“在革命低谷时期保存火种”的办法。这个方法不属于当下中国！当下中国非但不处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阶级意识低迷的革命低谷时期，相反无产阶级的抱怨、愤怒和抗争已经随处可闻。固守这样的老黄历只会导致革命党的政治工作在当下中国无法展开，这又进一步地导致了组织模式的畸形，从而回过头来真的束缚住了组织发展的手脚。在当下中国，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严肃、踏实地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组织，并且针对现实形势大胆地提出政治方案并持续践行，才能在不论是组织风气还是组织规模增长上都有源源不断的活力。

为了猎杀建党者，跨越各宗派的迂腐分子和不愿正视问题的人，竟在前所未有的“团结”中向我们发动进攻。在他们眼中，通过消灭那些动摇了其虚假“革命性”的组织来维持宗派的纯洁，远比真正开展工作重要得多。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在舆论上抹黑想要干事的人来“净化队伍”，本质上是想以此掩盖自身的无能与怯懦，但这种尝试必然失败。 让左圈的大王们在那一亩三分地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诅咒吧，这是他们除了自我毁灭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除了这些否定建党之紧迫的攻击者，我们还看到了许多自称“建党者”的幼稚团体。这些团体基于一个几百人的左群、十几人的组织规模就宣称自己已经建党，而每位“党员”都手握着十几个书记头衔，过足了自己的官瘾。我们一向认为建党是严肃且容不下戏谑的工作。当我们宣布建党的那一天，我们需要具备一个列宁式政党所需的组织架构、规模和战斗力。

我们必须在聒噪的喧嚣里，发出清醒而坚定的呼吁。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向同志们系统介绍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所提倡的路线与各项主张。我们坚信，唯有清晰的纲领才是流言蜚语最好的消除器，也是终结宗派内耗的唯一利刃。 这是一份从宏观局势入手、不断细化至微观实践的总分析，是阐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明确革命者当下具体工作的一份战斗纲领。

“需要建立党。刻不容缓。任务是巨大的。我们面临的前景具有全世界历史性质。以无产阶级打头阵的我国革命正在粉碎世界反动派的枢纽。我们的党应当无愧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无愧于那个阶级所肩负的使命！”

目录

结语

一、当下革命的物质基础

不理解革命的发展逻辑，只沉浸于“反政府”的单一目标，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全局缺乏清晰规划，那更像是被不满情绪煽动的抗议者，而非科学社会主义者。这种盲动最终只会沦为资产阶级内部权力更迭的炮灰，因此在开展一切活动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长久以来被刻意回避的问题：

“革命如何可行？”

伟大的思想固然诞生于由历史塑造的头脑，但理想若要成为现实，而非书斋里的精美模型或乌托邦的幻梦，就必须拥有其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只有当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的客观条件已然成熟，革命理想才会从“可能”跃迁为历史的必然。

我们必须彻底拒绝庸俗的英雄史观。革命变得可以实践，绝非源于某些高尚“伟人”的神力，亦非源于对正义、平等观念的空洞呼吁。革命变得可以实践，是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不可调和的死结：当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政治与文化的垄断，不仅变得多余，而且在各方面都已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枷锁时，革命便不再是“选择”，而是“出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在上升期中丰富了自身，那时的私有制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仍具有相对进步的意义。可到了现在，盲目的利润动机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人类文明步入穷巷，止步不前”。 尽管表面上技术不断升级，物质生产在实际上却陷入停滞。对经济基本部门的投资萎缩，正将各行各业拖入世界性的阴冷萧条。二零二六年一个月的战争就在全球掀起了颠覆性的石油危机，这证明了资本主义体系现在是如此脆弱。我们的世界患上了一种离奇而可怕的病症：全球经济总量并非陷入了物资匮乏，但各生产部门正在因“生产过剩”而被迫摧毁自己的成果。这种“人造的贫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步入末年的确凿证据。

这就是革命的“物质基础”——它不只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是客观上无法否认的统计数据。在今日，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不仅早已成熟，甚至已经开始腐烂了。财富在一端极度集中，而另一端则是无底深渊般的赤贫。阶级矛盾的激化、广泛的失业、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日益撕裂的不平等、接二连三的战火、环境破坏的加剧以及文化的全面衰落……在资本主义的沉重枷锁下，我们的世界早就不堪重负。

然而，在废墟和残骸中，最先进的生产力与触手可及的技术——自动化、通用基础设施、全球互联网——都在无声地呐喊：只要我们抛弃腐朽的旧制度，理性且科学地重组这些资源，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新世界便是可能的！

是的，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完全可行的。

但历史和机器绝不会自动“跑起来”，冰冷的物质基础不会“自行”转化为群众性的社会变革。如何在资本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自己的掘墓人和埋葬它所需的一切资料后，提出必须由人来完成的历史任务并将其付诸实战？这便涉及我们将要讨论的核心：革命的主观力量。

二、塑造革命的主观领导

我们绝不能陷入某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单纯从经济基础去论证新社会的可行性——那是被扭曲的、庸俗的“教条主义”，而非科学社会主义。平庸的理论家们说：“因为规律如此，社会总有一天会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说：现实的抉择唯有“社会主义或野蛮”。 反乌托邦的降临是可能的，生产力的倒退也是可能的。随着科技代差的扩大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人类文明原有的进步成果正被战火与荒废所瓦解。如果听信那种袖手旁观的机械史观，无视构建主观领导力量的迫切性，那就是在危难面前束手就擒。

我们不否认客观条件的作用，但绝不能无视人的主观因素。资本主义确实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并给予了掘墓人武器，但掘墓人必须亲自拿起武器，才能让旧制度寿终正寝。 历史上的“草根”起义，往往只是在为新的统治者铺路，建立属于他人的秩序；而今日的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生产力的根源和维持社会运转的唯一力量，必须理解当下的社会，认清自身的利害，并意识到阶级团结的排山倒海之势，才可能在既有的物质基础上改造世界。

没有工人阶级的劳动，这个世界将瞬间陷入瘫痪：发电机组会停止轰鸣，各种资源会无人采集，物流运输会彻底停摆，流水线会归于死寂……工人阶级掌握着整个文明的命运——但它现在作为一个整体尚不清楚这点。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允许“草根”形成独立的阶级意识，更不愿意让普罗大众看到团结起来的力量。

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的数百年间，便已在经济与文化上完成了对社会的征服；反观无产阶级，则在思想上受限，在经济上被剥削，在资源上极度匮乏。繁重而机械的生产劳动榨干了工人的体力与时间，使大多数人难以获得并吸收先进的科学知识，更遑论持续从事政治与社会活动。这种由制度刻意制造的“文化欠发达状况”，是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的一道隐形围墙。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仅仅是暴动，更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彻底推翻，它绝非一天天高歌猛进，反而经常在遭遇挫败后停下来进行痛苦的自我反思。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一个充满剥削与暴力的肮脏世界里更换一群统治者，而是要彻底终结这个腐烂的阶级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绝非为了开启新一轮的剥削，而是要从根本上让剥削本身不复存在。

一场工人运动会偶然爆发，但社会主义革命的门槛很高，它绝非一个“自然发生”的现象。革命的主观力量至关重要：四散的蒸汽只是毫无意义的白雾，唯有集中在活塞与气缸之中，才能转化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在金钱上贫困、思想上受缚、内部分化严重的工人阶级，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奴役下夺回主动权？面对这种困境，悲观者沉溺于犬儒主义的泥淖，高喊“没戏”；他们无能地哭嚎“工人已死”。

我们则说，这种论断是可耻的消极自保，是统治阶级最喜闻乐见的投降。犬儒主义的盛行恰恰证明革命不仅需要绝望，更需要希望。原子化的劳动者在国家机器面前脆弱不堪，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仅凭“拒绝工作”这一项权利，就能让旧制度的死期提前降临。

这又如何实现？这首先要求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与站起来的革命者形成一个坚韧的组织——它必须像化学反应中的“酶”一样，让革命跨越重重阻碍，将那些原本看似不可能的愿景转化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中心和基础在于组织，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且能够保持继承连贯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坚持长久。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作为黑暗中的灯塔提供必要的信心：让人在认清现实的残酷后，依然能看见通往新世界的具体路径。事实上，现政权的稳固，很大程度上并不只依靠军警的暴力，而是源于目前尚无一个能与之抗衡、能真正号召群众的革命组织，这使得庞大的反抗意愿因缺乏领导而四散溃逃。

现实证明，现在的中国并不缺乏愤怒的火种，更不缺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任何接触过真实社会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点。我们唯一缺乏的，是一股有组织、有纲领、能真正代表普罗大众利益的政治力量。 工人阶级之所以尚未拿起武器，不是因为不清楚自己受压迫，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造反”。光指望群众在一次次失败中自行“开悟”，是不负责任的幻想。 我们必须有一个党，去归纳鲜血换来的经验，去确立持之以恒的政治立场，去树立坚不可摧的目标。唯有如此，革命才能在螺旋上升中逼近胜利，而不是在原地踏步中消磨殆尽。

没有一个长期的组织，社会运动将会在每次镇压后陷入死寂，被击垮的战士将因孤立而放弃理想，群众将在恐惧的蔓延中退缩。唯有一杆不倒的红旗，能把倒下的革命者重新集结，把被暂时击退的群众重新组织起来。这个党将成为革命思想走入普罗大众的先决条件：它绝非某种神秘主义的、高高在上的指挥家，而必须在日常斗争中寸步不离地站在工人阶级身边。

所以我们说，中国需要且只需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将领导中国青年工人、学生以及被团结在其周围的一切被压迫者，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在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交由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并剥夺资产阶级法权、确立社会主义法权以维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经济上将政治权力从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官僚代表那里移交到工人手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将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带向国际。

它绝不离开自己所宣誓效忠的阶级，绝不逃跑，决不背叛。它必须通过持之以恒的立场在群众中建立起钢铁般的政治信誉：要让工人在陷入绝境时，第一时间想到找它；要让工人在迷茫中知道，这个党绝不撒谎；要让群众在每一次共同行动中看清，这个党的政治实践不仅是“正义”的，更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打造这样一个革命党，组织起革命的主观力量，就是当下中国共产主义者最紧要的任务。

三、革命党的群众性所在

号召建党的人其实不少，只是“党”这个词在我们的时代已被滥用到可悲的地步。一小群脱离现实运动、组织结构散漫的投机者，往往只需凑出人头弄个小圈子，通过“抢注商标”式的自我加冕，发一份旨在炒作的噱头宣言，就敢堂而皇之地自封为党。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革命严肃性的亵渎，更是消费群众的反抗意志、欺骗革命者。他们建立的是一个个自我感动的政治俱乐部，在现实的暴风雨面前，这些纸糊的“党”甚至撑不过一个下午。

建党不只是换个招牌，不是为流量不择手段的炒作。党的“群众性”不可能用行为艺术、作秀的手段，走上街头举举旗子、喊喊口号获得的。党的存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历史现象、一个切实的组织、一个被劳动群众和革命者们认可的符号前，宣布“建党”就如同小孩子穿上大人衣服以为就能混入社会一样可笑！

真正通往建党的道路不可能是从书架上抽下一本本书，只能是走入普罗大众之中开展工作。先锋队的目标绝非将自身置于运动的中心而将无产阶级边缘化，它不是某种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独立团体。相反，它必须作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必须承认，个体的意识往往受限于生存环境的狭隘，不仅时刻面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灌输，也极难自发地认清自身的长远利益。因此，先锋队的存在并非为了替代群众思考，而是通过规模性、系统性的引导，打破这种认知的囚笼，促成阶级意识的飞跃：

“起义是自发的，斗争形式也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并不排斥计划性。相反，在革命时期，群众的直接行动会创造出最丰富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的任务就是认清这种自发性，将其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党必须学会在起义中领导群众，而不是落后于他们的自发斗争。”

先锋队是否“必然”会滑落到脱离群众的结局？答案是否定的。需要明确的是，革命党本质上是吸取了过去斗争经验的、对现在的斗争和社会现象有更深的理解和领导能力的、对未来建设新社会有规划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最先进部分。革命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将自身命运、整个运动的领导权以及路线的裁决权，稳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革命党通过自觉地干预历史过程，把原本分散、原子化的无产阶级，引导并升华为强大的集体。

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不应脱离群众哪怕一秒钟。但正如国家无法通过口头宣告来废除一样，“群众性”也绝非主观声称便能凭空存在。必须承认一个客观现实：任何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其初始阶段大多由倒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少数先进工人构成。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皆是如此。那种试图通过将革命者强行“扔进工厂”来换取形式上身份改变的做法，并不能掩盖组织早期成员来源的真实性，更无法解决实际的政治能力问题。

这种初始构成并不会阻碍组织未来的扩张。从“干部党”向“群众党”的飞跃，其核心不在于成员的原始成分，而在于能否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政治中心的同时将先进工人有效地组织在基层。党作为一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从事的绝非脱离群众的孤立活动，而是正如列宁所言，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其本质，是使群众自发的破坏力量与革命组织自觉的领导力融为一体。先锋队的存在绝不意味着群众在共产主义者的视野中消失；相反，扩大先锋队的规模，正是为了让组织具备进入工厂、深入基层的运营能力。当先进工人在斗争中加入先锋队，那些关于“了解工人实际生活”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阶级中最具觉悟的血脉。

我们开展群众工作，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其关键路径在于：将工人成员锻炼成党的干部，由他们在基层影响身边的阶级同胞。通过在生产一线建立党支部，并以此为根基构建基层的工人组织，从而在实战中塑造阶级团结，提升阶级意识，最终进行动员和领导。坚强的党能在革命前的恶劣环境下，使我们充分利用法律与制度上的每一种可能性，走在群众前面并带领群众争取自己的利益，从最初的工作餐食和住宿环境开始斗争，从而逐渐使自己能够领导更广泛的政治活动。真正的革命者既要有舍身的勇气彻底打破枷锁，又要有决心去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它要求我们能够适应严苛恶劣的环境，保持高尚的品质与斗争精神，这就是列宁主义的传统。

在此过程中，切记不可操之过急。革命党必须以民主集中制锤炼自身，而这首先要求具备一个坚强的中央机关。在组织建立初期，往往是由具有共同自觉意识的少数积极分子协同工作；在资本主义的森严统治下，这些觉悟者往往分散在各处、难寻同类。因此，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轨迹：往往是先形成大脑（中央机关），再以此为原点，在广大范围内催生肢体（基层组织）。

群众党的动员绝非依靠官僚主义的行政戒令，更非依靠排他性的“利益”叙事，而是依靠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具有感染力的鼓动和贴合生活经验的分析去说服群众。“把党用起来！”——党的理论成果、宣传与组织，都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武装自己的利器。党的基层组织，本质上就是基层群众的自我组织；党与群众将在这种互动中不断趋向契合，并在此过程中爆发震碎旧世界的伟力。

党支部应当由党员构成，而基层党组织则必须扎根于生产一线。工作场所是政治斗争最剧烈、最集中的前哨，我们所定义的工作场所，不仅涵盖工厂、公司、校园，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以及群众性团体。

为了积聚起排山倒海的社会力量，真正实现向群众党的跨越，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坚韧的党支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大幅增加党员的数量。每一名党员都应被培养成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士。 我们需要一支庞大的、渗透进社会每一个神经末梢的党员队伍：他们在各处存在，收集一线信息，传播革命思想，确保党的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建党，不是脱离“群众工作”；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政党就建立不起来。

四、从孤立小组迈向全国性组织

那么，现在成立政党……是否为时过早？

那些止步不前的人，为了掩盖其保守的政治目标与落后的组织方法，往往搬出所谓的“小组阶段”作为挡箭牌，指责建党是“跳跃”了客观进程，是某种脱离局势的“狂热”。他们本质上不是局势的开创者，而是现状的维护者。 这种逻辑与现政权对青年的洗脑如出一辙：它不断灌输“你要做局势的适应者”，欺骗人们只要维持当下一盘散沙的原始状态，未来自然会凭空掉下一个“党”。

这种机械的发展观并非新鲜事。孟什维克就曾宣称：由于俄国经济落后，谈论社会主义是遥不可及的，当下只能辅佐自由派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小组阶段”反对建党，不过是“阶段革命论”在组织问题上的僵尸还魂。

“小组阶段论”的逻辑简而言之便是：因为当前的革命者水平不足、组织涣散，所以不配建立政党，只能维持这作坊式的组织模式。在他们眼中，谈论建党便是“小资产阶级浮躁”。这种思维将复杂的革命进程简化为脑海中的干瘪概念，并为其套上教条的枷锁。他们信奉“走一步看一步”的组织逻辑，却完全丧失了辩证分析的能力，找不清楚“量变引发质变”和“质变引发量变”的契机。

在批判当下的无组织状态时，他们或许能与革命者们达成共识。但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僵局？用“小组阶段”那种原始、松散的方法，如何能培养出具备钢铁觉悟的革命政党干部？他们认为没有合格的革命者就无法建党，却从未回答：如果不先设立我们建党的目标，并用政党般的严肃性在组织生活中进行锻炼，那些“合格的革命者”究竟从何而来？

他们对政党的理解就是如此肤浅，仿佛“党性”仅在于个人水平和素养，而不是如同我们所分析的一样是从组织生活中淬炼出来的，是取决于组织度、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整体的政治觉悟。书斋理论家们眼中的政党，就是这样从孤立的个体入手而非从集体入手。在他们理解里，是先单线、零散地培养出一群所谓的“合格的革命者”，然后一声令下，让这些人像拼积木一样抱团，革命党就无需思考地建成了。而在我们的建党路线里，是首先打造一个进步的集体，在共同的实战与发展中彼此促进，让组织逐渐承担起政党的职责，在运动中具备政党的素养。

当他们日复一日地宣传建党为时过早时，究竟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可以成立政党了呢？

事实上，这些反对建党的人总能找出一些理由论证当下建党为什么不好，却从未给出过自己具体的建党计划。这正如孟什维克口中那个神秘主义的、不可打探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样，像某些网左口中的“战略反攻”阶段一样。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建党毫无头绪，在胆怯的同时，又不愿意接受建党者对自己的批评。这种心态极其阴暗：我自己爬不上去，那也要拽着你，不让你走。

如果一个人要反对一个具体的建党计划，那他必须拿出另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可行的建党计划去替代。但很明显，以小组阶段为掩护的小团体们反对建党，针对的不是时间点或环境，而是建党本身。他们根本没有计划，建党也从未出现在他们的日程之上，哪怕此时此刻全中国有骨气的共产主义者最焦灼的事业，正是如何组织起来。在很多时候，这些人已经无力到了口齿不清的地步：当被问及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建党呼吁时，他们说不出任何客观理由，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他们不配！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祟。

我们从未因为现在没有达到“建党”的标准而犹豫，将这个任务排到“遥远的未来”。没有革命党，中国革命将会永远在无组织、原子化的状态下原地打转，成立政党是必要的；成立政党需要长期的工作、大量的牺牲，现在革命队伍普遍的政治觉悟水平和当下的组织度都不足以达到政党的要求，因此必须用加倍的紧迫感去进行政治教育、提升我们的组织度。

我们必须打击共产主义队伍中追求名号而不注意实际发展的流量思维。必须揭露那些所谓“政党”都是制造热点为自己提供名声，而不是踏踏实实地筹备建党的工作。这种路线，是所谓“小组路线”的另一面，严肃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在紧迫推进建党的同时，注意落实实际的进步，而不是让建党沦为改名游戏。

从小组到政党的过渡期里，该采取的不是原先小组阶段的方法，而是应当逐渐引入政党的逻辑和组织模式，打破旧日的地区性、熟人圈子和理论小组的限制，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中心并在地方逐步开展更广泛的工作。我们当然承认当下中国的共产主义队伍是以小组形态为主的，但同时也坚决批判小组模式带来的山头主义与各自为政。改变这个局面的出路，绝不是让各小组继续闭门造车，而是真正开展积极的联络，在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框架下统一行动。

五、走出左刊、融工与自媒体的流量思维

中国共产主义队伍中广泛存在的不只是一个个地方小组，更是野火烧不尽的一份份小报。起一个简短的名字，设计一个精美的标识，写出一份慷慨激昂的发刊词，然后便陷入了循环往复的、无聊的八股文评论，或是弄些无人在意的理论学习。这类由个别积极分子发起、聚集一小群人、最终因斗志丧失而解散的自媒体账号，我们见得实在是太多了。

《共产主义者》是在紧迫的局势下，由共产主义革命阵线针对广大先进青年与工人设立的政治性刊物。它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结束中国左翼运动长久以来幼稚涣散局面的政治目标。我们与那些刊物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从来不把目标设定为一个网站、频道或者群组，它仅仅是组织宣传思想、开展教育工作的诸多武器之一。如果一个团体的自我定位仅仅是做大某个媒体平台，缺乏长远的组织规划，最终必然逃不出无疾而终的宿命。

除了关注宣传材料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打造一个严密组织起来的、不仅起交流作用更起教育和培训作用的组织。我们不能再把大量满腔热血的志士塞到所谓的“地下组织”里，却不推进这个组织走向正式化与成熟化。如果不推进革命团体去建设自己的力量，而只是每天发些低质量的时评或重复单调的念经，那么这不仅是对热血的浪费，更是对革命事业的怠慢。

当下各种所谓的“路线”实在是太多了，自称“融工”的，还有“政治报”之流。在我们看来，这已经可悲到了神志不清的地步：这种划分，如同争论“喝水路线”和“吃饭路线”和“流食路线”谁能维持生命一样毫无意义。所谓“两条路线”实质上犯了同一个错误：把革命组织的工作分支当成了组织本身。单纯一份报纸不会建立起革命党，只会弄出一个名声很大的左媒；单纯融入工人也不会建立起革命党，因为这不代表建立了基层革命组织，或锻炼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革命组织必须利用已有的工人成员开展工作。这绝对不代表让学生像自我救赎一般去工厂作秀，去干自己不擅长更无法长期负责的东西。工人工作是革命党的一个“基本盘”，是一个专业化的领域。盲目地主张融工而放弃党的建设，就如同百年前把一切罪责归咎于工人的意识而非革命者的组织程度。没有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机构运作下进行的融工只会是无意义的，绝不能让“融工”变成一种拖延建党的障碍，变成一种逃避思考的麻药。

同样，我们不应抱着对着空气嘶吼的、毫无生气的八股文章并美其名曰“工业化”的政治报路线。当下的“政治报”危机在于，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在如何让报纸看上去像是《火星报》或《红旗》。为了这一目的，撰稿人详细地模仿了革命者如何使用“呵”、“嚯”等拟声词来丰满表面工作。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穿上故人的衣服这种借来的东西演出新场面。必须点出的是，当今的政治报应当罢黜这类机械的复制路线，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扒下几十年前刊物的名号来塑造权威。

在各类臆造概念和虚假指控横飞的时代，政治报的任务是完善理论体系，并在中国政府的严密的监察体系下建设起一个地下联络网。政治报不该再纵容机械复制的空谈，更不该存在离散的、游离于组织框架之外的自由撰稿人。这种今天发一封邮件、明天发一封稿子的供稿模式是偶发性的，而非持续性的。要完善革命党的理论体系，就不能将理论工作交由个体的兴趣和心情。

发刊不是为了“影响力”，而是为了组织人，以此发展的影响力只有在服务于建党目标时才有意义。革命者不该只迎合流量，真正的机关报应当是：通过线下支部和政治中心的运作，产出由工人和学生基于工厂和学校具体需求而写的作品，建立一个长期缺位的群众政治刊物。

终结“政治报”的危机才能给予革命组织下一步发展新的空间。是时候停止观望、犹豫和对革命时机的幻想了。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走向真正的革命组织，就是走向自媒体的慢性死亡。

六、从普列汉诺夫走向列宁

如果说前面的危机在于小组阶段、原子化融工和自媒体化，那么当下中国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另一大危机，就是泛滥成灾的学究气与网哲风。无数左派青年将革命事业理解为一种枯燥的“读书运动”或哲学思辨，他们沉溺于在赛博空间里自我研究，以此来标榜某种智力上的优越感。

我们要明确：这种脱离组织生活、脱离一线实践的读书风，本质上是原子化的个体无力建立队伍、造成改变时，由于无法在现实中破局而产生的一种精神胜利法。理论本应是指导行动的罗盘，却被他们变成了爱好一般的学习材料或装饰品。在网络上，他们进行着永无止境的“真理鉴定”，但对身边正在发生的压迫缺乏感知。一个由“智力优越者”组成的沙龙，永远无法演化成一个由战士组成的先锋党。

战斗性的革命组织需要的人才，绝不只是那些理解了某种共产主义理论的明白人。理论上的认可仅仅是一张极其廉价的入场券，单纯基于书本知识的政治认同是最不牢靠的。我们必须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没有组织约束的情况下，这种认同会随着个人处境的变化、升学或就业压力的逼近、甚至仅仅是情绪的波动而迅速瓦解。这种脆弱源于他们的思维逻辑固然有锻炼，但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是原子化的，这种孤立的“抵抗”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无异于螳臂当车。

对人的真正培养，绝不能在书斋中完成，而必须在组织生活的热火中淬炼。一个孤立的左派青年，无论读过多少卷《资本论》，他心理上依然是脆弱、焦虑且缺乏归属感。只有让他进入一个严密的集体，将他的个人意志焊接在集体的政治目标上，让他感受到自己是革命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齿轮，他的政治生命才真正开始。这种归属感不是来自温情的社交，而是来自共同承担任务、共同面对风险的同志般的情谊。

我们要彻底打破那种先读万卷书、再出来干革命的错误逻辑，因为这在组织效率上是极度低下的，更在政治上极其危险。理论的学习必须在组织框架内进行，且必须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惑而学。当为了完成一项全国性的动员任务而通读纲领时，当要向一个满怀质疑的工人解释“为什么”时，革命者对理论的掌握效率将瞬间超越那些在赛博空间争论不休的网哲。如果不参与到一线的群众工作中，不尝试去组织一次具体的行动、去撰写一份针对具体矛盾的传单、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那么所谓的理论深度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自我欺骗。

革命组织应当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但这个学校不设书斋。革命者不是读出来的，而是被政治任务喂出来的。我们要建立的制度是，让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在学习的同时立刻置身于递进的工作之中，在具体甚至琐碎的事务中培养出对组织的忠诚和对纪律的敬畏，也锻炼出“读书”之外有用的能力。

我们要杜绝那种高谈阔论、无所事事的幽灵。从普列汉诺夫式的理论教条走向列宁式的组织实践，意味着要从对“终极真理”的病态执着，转向对组织效能的极致追求。这要求杀死内心那个傲慢的文人，诞生一个谦卑但坚韧的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式的悲剧在于他在理论上达到了高峰，却在组织实践和革命决断上表现出书斋学究的软弱，而列宁主义的要求是理论必须在实战中实时重塑。换言之，我们不需要只会复读原文的传声筒，我们要培养的是具备钢铁纪律感的战士。

七、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

在严密的镇压下，中国共产主义者任何试图进行阶级动员的尝试，都面临身陷牢狱的风险。因此，年轻一代许多不得不分散行动，很多同志往往通过私人关系而非严肃的组织方法结成团体。这种靠“哥们义气”维系的组织存在致命上限：私人事务与政治事务混同，组织往往毁于私人的龃龉；更危险的是，这种模式会自发地形成按资排辈的权力结构，窒息活力。

对于一个政治组织，组织模式、政治路线和组织规模必定是适配的。在当下中国，由于工人阶级不论在人数还是力量上都全球最庞大，而中国资本主义又涸泽而渔地对工人持续超额剥削，已经激进化起来的左翼群众数目广大。在这个背景下，限制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扩张的，绝不是一些“老左”悲叹的“群众缺乏自觉”、“阶级力量对比不容乐观”！而往往是党自身的组织模式和政治路线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扩张不只是一个靠宣传和时间来积累人数的问题，而是只有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建立了健康的组织模式，才能容纳一个成规模的、群众的革命共产党。

健康的民主集中制是解决这一僵局的唯一药方。革命党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在提出新主张时有时会产生分歧。但是健康的民主集中制可以让党在形成集中决策时民主地考虑到不同意见并鼓励将理论分歧通过政治讨论充分展开，而持续进行着的实际工作则不断地检验党的理论和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实际工作长期没有进展，那么理论分歧就会失去裁判和解决的方法，成为空洞的、无休止的争论——或者是左圈最爱标榜的“路线斗争”——这时所谓“辩论”就沦为了维护过去“一定正确”的正统。

决定我们组织原则的绝不是脱离现实的蓝图设想，而是为生存下去，对敌人行动必要的反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一个高度集中、行动迅速的暴力工具——革命党必须在组织的严谨度、行动的集中度上达到甚至超越敌人的水平，方有一战之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一个惨痛的反面教材。它虽然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但在历史关头却缺乏战斗力。其干部多是擅长谈判的议员和工会官僚，不具备在革命危机中统一调度的能力。由于缺乏一个能统一意志的领导机构，党内在关键时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行动迟缓，最终只能将权力交还给旧统治者。这种劣势证明：如果工人政党只是一个松散的辩论俱乐部，在暴力镇压面前必然一击即溃。

所以我们要求集中，所以我们以布尔什维克为师。很多组织也如此标榜自己，但看看他们那糟糕的组织情况，我们必须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落实情况，或者说它是否可行，绝不取决于上层制度的设计好坏。劣质的材料构建不起稳固的建筑，民主集中制对成员本身有很强的要求，所以我们在网左小组中看不到它。只有当成员将个人的意愿让步于集体的阶级利益时，他们才算得上自觉的一员。如果党自身就是分散的、宗派林立的，就无法贯彻这种意志。那些动辄以“生活冲突”或“拒绝沟通”为由退出组织的人，本质上没能理解集中的意义。他们口头上宣扬支持共产主义，实际上却溶解在职业、家庭等生活琐事之中，这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的背叛。

这个集中绝非官僚性的压制，共产党人的集中是民主的集中，民主环节——自由的讨论、公开的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证决策正确性的唯一途径。缺乏民主的集中会蜕变为少数人的拍脑袋，最终导致僵化。

但民主绝不意味着允许分裂性的派系存在。分歧必须通过受保障的讨论来解决，而非暗箱操作。一旦讨论结束形成决议，全党就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迟疑地执行。与之相反，现代左翼中泛滥着小资产阶级的松散。他们排斥集中，追求无限制的民主，将组织变成了纯粹的读书会。这种倾向在1989年的学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组织内部派系林立，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决定刚做出就被推翻，没有统一纲领，最终在高度集中的暴力机器面前毫无抵抗力。

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求党员在主观上认清：民主是形成统一意志的过程。这要求每一位同志将意见毫不保留地摆在台面上。这个集中绝对不是“老好人”或者“和事佬”的对分歧闭口不谈的回避态度。不能在正式会议中缄口不言，害怕自己的观点成为少数派而影响个人地位，表面保持和谐，实际却在集体意志执行时暗中抗拒、阳奉阴违。如果观点正确，却为了明哲保身而选择沉默，这是对组织的背叛——这是放任多数人走向错误。共产主义者从不畏惧孤立，因为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明知观点错误或模棱两可，却仍隐藏分歧以逃避教育，这则是虚伪与怯懦。事后抱怨“保留了意见”，不过是推卸责任的狡辩。

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成文的章程、明确的纪律以及高标准的入党门槛变得至关重要。革命组织不是想来就来的俱乐部，人多没用，要凑人头，那请去社交媒体的视频评论区或左群寻找那最廉价的“认可”！能真正调动起来，根据组织、革命形势的要求进行牺牲并开展活动的革命者，才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需要的。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却是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只有掌握了这个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将自身锻造成一支有能力埋葬旧制度的强大力量。

八、埋葬宗派主义与派斗思维

理论并非凭空诞生，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洞见，正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行开始的。他们分析商品、劳动、剩余价值，并非为了构建某种抽象体系，而是为了揭示现实压迫的根源，并从中寻找解放的道路。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并介入真实的历史进程，而非在书斋里争论理论标签的归属。

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们的理论生命力恰恰在于对现实斗争的深刻回应。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机械照搬马克思关于西欧的论述，而是深入剖析了俄国的具体社会形态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矛盾，才领导了十月革命。同时，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与先锋党的自为性的辩证结合、工会官僚化、资本积累规律的敏锐观察，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的精辟分析，都是他们身处特定历史环境，为解决当时当地紧迫的革命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创造。他们的贡献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工具箱，而非创立一个排他性的派别。

这是多么清晰、容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在今天的中国，因为左圈营造的派斗狂潮，它甚至都不被人所接受了！很多青年，能去认可一个自己只认识姓名的历史人物，去推崇只阅读了标题的几篇文章，去怀念毫不了解的一段历史，却不能去理解眼前的阶级兄弟，不能去分析当下的物质条件，更不能去忍受一个与自己存在分歧的战友。这种政治认同是扭曲的：他们爱的不是革命，而是关于革命的幻象；他们崇拜的不是导师，而是神龛里的泥塑。这种宗派主义的狂热，本质上是由于缺乏现实参与感而产生的心理代偿。当一个人在现实中不仅原子化，且对改变生活现状感到彻底无力时，他就迫切地需要通过这种身份政治的“站队”来获得虚假的自豪感。

如果我们执着于派别标签，就往往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因为这可能将理论视为一堆凝固的、不容疑的教条，而非指导实践的分析方法。任何理论的真理性都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共产主义者绝不是“原教旨主义者”。马克思本人就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恩格斯晚年也严厉批评过把理论当作现成公式来裁剪历史的做法。纠结于某人之派，很可能就会导致将某人的一切实践都视为正确的原则，把这些内容抬高到超越实践检验的地位。

我们要明白，革命的理论永远是开放的、发展的，其价值在于能否有效解释和推动现实运动，而非是抽象的正确。我们从来就不是某人之派。我们对任何历史中革命者的看法都不是要百分之四十九好百分之五十一坏就是坏，这种僵硬的立场。我们拒绝将历史人物归为两大类，所谓坏人和好人，将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归为可读和读了脏眼睛的。我们清楚每个历史人物都受限于自己所在的时代并有自己的特征和不足，不存在一个范式去论谁才是真英雄。我们更认为没有人会不犯错，或者干的什么都是错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人物自己随着年龄和环境的改变在各阶段并非一贯。我们坚持就事论事，不以主观对任何人的看法出发去分析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任何革命者的名字都单单不足以真正表达我们的思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共产党，革命的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能从革命理论中汲取信念，运用革命的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思辨能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抹黑与攻击，反对败坏修正这个理论的企图，而这决不等同于敌视任何批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科学的基础。共产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理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我们悲哀地发现，许多当今中国左派青年将历史上的革命者已经供奉为不可质疑的神像。检验一个同志的标准，不再是他的阶级立场或实践能力，而是简单粗暴的“你支持某人吗”。这种宗派主义不仅排斥异己，更滋生了山头主义。无数小团体互相攻讦，对新人的引导变成了无休止的帽子满天飞。这种宗派内耗是极度奢侈且反动的，它将本该用于建设新的革命共产党的精力，浪费在重复百年前的陈词滥调和毫无意义的血统纯洁性检查中。

真正的建党路线必须首先完成对宗派主义的心理清算。我们继承遗产，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免于思考的避难所，而是为了真正能从过去吸取教训。如果某派的理论在当下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组织趋势，如果它无法指导我们在严密的监控下建立起有效的联络网，那么无论它在历史上多么辉煌，在当下它就是无用的废纸。革命者不应该在乎别人怎么称呼自己，而应该在乎自己的论述是否精准、自己的行动是否有效、自己的组织是否具有钢铁般的纪律。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革命传统、并将其熔铸为现实战斗力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在互联网角落里抱残守缺的遗老沙龙。

宗派主义者往往表现出一种病态的排他性，他们将其他左翼团体视为比资产阶级更危险的敌人。这种逻辑源于他们将组织本身视为了终极目的，而非达成革命的手段。他们害怕交流，害怕分歧，害怕在开放的政治讨论中暴露自己理论的贫瘠。而我们认为，健康的革命组织应当海纳百川，吸纳一切愿意投身实践的先进分子。

我们要埋葬的不仅是某派的标签，更是那套将政治降格为站队、将理论降格为符咒的思维。只有当我们真正从派斗的泥潭中拔出腿来，我们才能真正走向无产阶级，走向那场决定人类命运的伟大革命。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者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称号，它是一道划清界限的鸿沟：一边是腐朽的、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宗派，一边是严谨的、面向未来的革命先锋队。我们选择后者，并且我们将用不断增长的、扎根于阶级斗争的组织力量证明，这才是通往胜利的唯一路径。

结语

我们所需的，就是尽可能团结组织起来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们。我们需要的是在当下中国革命的纲领之下建立这么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全方面地锻炼每位同志的政治、组织、交涉、群众工作等方面的能力。

我们要建立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的党，它能在革命前的恶劣环境下，使我们充分利用法律与制度上的每一种可能性，走在群众前面并带领群众争取自己的利益，从最初的工作餐食和住宿环境开始斗争，从而逐渐使自己能够领导更广泛的政治活动。真正的革命者既要有舍身的勇气彻底打破枷锁，又要有决心去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它要求我们能够适应严苛恶劣的环境，保持高尚的品质与斗争精神，这就是列宁主义的传统。

一个革命党立足的基石是它的革命者。这个工作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全体共产主义者的积极贡献。说白了，也就是同志你我。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普罗大众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向一切先进工人和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服务的进步分子发出号召，让我们组织起来，共同投身到党的建设中去，去参加政治工作，去建立党的支部，虽然这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铁的纪律性与高度的革命热情，但我们深信，当代共产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精神绝不逊于任何老一辈的革命者。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