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格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后续调查中,两国执法部门进一步发现,张大鹏背后是一个作案团伙,成员分布在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荷兰、美国洛杉矶等地。除张大鹏外,还有蒋中懿(Zhongyi J.)、周同(Tong Z.)等5人。此外,S.之亭(音,ZhitingS.)与翁某(音,SizheWeng)等人也被指参与下药、性侵女性,两人分别被柏林和美国洛杉矶检方提起刑事诉讼。
根据德国司法部门提供的文件和简报、德媒报道以及洛杉矶警方通报,上述5人均涉嫌通过麻醉剂、镇静剂等药品使受害人失去意识,随后实施性侵。他们还通过加密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交流作案手法,分享药物使用剂量和经验,还分享偷拍受害人失去意识、或被性侵时的影像。
这批案件的调查始于2024年下半年。法兰克福警方陆续接获多名受害者报案,并于当年11月逮捕了主犯之一张大鹏(Dapeng Zh.)。此后,对张大鹏数字设备的取证工作揭开了整张网络的连接关系,案件版图从法兰克福延伸到慕尼黑、柏林,跨越大西洋后,落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校园。已知受害者大多是中国女性,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施害者都为中国男性。
犯罪群组名称叫“德国老司机驾校”,具有掩护性。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某个兴趣社群,内部则是一套完整犯罪信息交换体系的入口。
虽然充满厌女色彩的意识态大部分存在于有组织的群体或场景之外。但也有大量有组织和半组织的群体和社区在驱动着暴力。每个群体或社区都围绕着一套特定的怨恨或剥削、诱惑或控制女性的策略来组织。
在这一案件中,性暴力不是孤立的犯罪,而是分工后的结果,在组织性暴力的群组里,就有邵之霆利用自身医生身份走私药物,向群聊成员提供、出售违禁精神类药物。其他如张大同等则在社交平台上伪装女性身份,骗取信任后下药实施侵害,制作影像并上传至电报炫耀。群组的数千人则通过评价影像,参与了狂欢。
除了加密平台,性别歧视的网络日常化也降低了犯罪的门槛。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私信、游戏内的实时语音聊天以及网络空间的各种其他通信功能,已使性别侮辱、强奸和死亡威胁以及其他形式的性别歧视成为网络互动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新形式的数字媒体和智能手机无时无刻的便利性,使得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分享露骨的色情照片和视频(包括AI生成的图像或视频以及“报复性色情”),同时还伴随着网络跟踪、人肉搜索、骚扰、性勒索、言语辱骂和黑客攻击。社交媒体并不会直接导致这些行为,但这些平台放大并增加了人们接触有害和仇恨内容的概率,并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厌女态度——部分原因在于社交媒体的架构鼓励那些愤怒和耸人听闻的帖子,因为它们能吸引更多关注且更容易病毒式传播。反过来,靠订阅内容谋生的网红和创业者利用这些算法来贩卖愤怒,进而将更多的愤怒和敌意引向任何一段短视频咆哮中所针对的目标——当这些视频获得数千万次播放时,很容易看出仇恨和威胁是如何被无限放大的。与此同时,网络社区的匿名性和同质性使人们走向极化,并产生了一种“去抑制效应”,降低了人们进行仇恨和骚扰行为的门槛。
那么这些群组中的人认可什么?他们在群组中贬低女性,通过犯罪论资排辈时,无意识地体现了男性至上主义。
男性至上主义是一套认为男人在天然、生物学和遗传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信仰,这种优越性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或法律等级制度证明了对女性和LGBTQ+人群进行逻辑统治的合理性。男性至上主义信奉一种有时被称为毒性男子气概的狭隘男子气概理解——这种男子气概观要求男孩和男性保持隐忍、不露情感、占据统治地位且具有攻击性,并与性特权感和对女性的敌意相联系。“厌女非自愿独身者”一词专门指那些信奉男性至上主义思想、在将女性去人性化的同时又将她们定位为男性有权占有之物的独身男性。
我将厌女症定义为:强制执行父权规范和期望(包括可接受的男性化和女性化行为边界)的策略。通过将厌女症视为一种社会监管形式而非一种个人信仰,我在此采用的定义阐明了这种控制是如何捍卫和维持父权制以及女性持续处于从属地位和男人占据主导地位的。厌女症是一种调节手段,特别是在面对快速的社会变革时。它既是古老父权价值和系统的延续,也是对女性和LGBTQ+权益取得进步和能见度提升的一种反弹。厌女症与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其敌意形式——但它比性别歧视信仰更进一步,去捕捉针对那些逾矩或拒绝父权期望的人的强制执行策略。厌女症是父权制的“步兵”,负责监管可接受行为的边界,通过敌意威胁和行动来遏制和控制违规行为,并最终强制执行性别歧视信仰,以维护性别化的权力与统治系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针对女性或LGBTQ+社区的暴力都具有刻意的厌女意图,或是为了重新确立和捍卫父权制。例如,一些针对女性的暴力就根植于简单的父权特权感——认为自己有权占有女性的身体、关注、崇拜、时间和付出。
此案中,罪犯们认为自己天然地、无条件地拥有对他人身体的支配权、占有权和享用权,而完全无视对方的意愿、尊严和人权。 他们用化学手段彻底剥夺女方的性同意权,利用加密软件(Telegram)、暗网、虚拟货币以及对化学药剂剂量的控制,他们自认可心安理得的做恶。
这起案件是全球极右翼思潮兴起的一个缩影, 罪犯在现实中因跨国移民的身份面临边缘化或文化不适,于是在网络上通过极端贬低女性、剥夺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方式,来重新确立自己在右翼男权叙事里的“统治者”和“支配者”地位。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