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邦
谁都承认，列宁是古今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则的一个，他处处不忘原则，事事从原则出发。然而他却主张在革命斗争中我们不能不“采用机动手段”，即毛泽东所说的“纵横捭阖”手段；他承认应该利用敌人中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他还要我们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有时通融一下，有时妥协一点。列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在事实上实行了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它对其他政党，其中也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
列宁采取“机动手段”时，总是十分勇敢大胆的，以致让许多“坚持原则的、清白的”革命者惊惶得瞠目结舌。最鲜明的例子有如：1917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要参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骂他“俄奸”，决定接受德国军方的提议，坐了“密封火车”经德军占领区回到俄国。再如，为了要让俄国革命获得喘息时间，他竟排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坚决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些例子表示了什么呢？它们表示了：最坚持原则的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善于应用机变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没有后者，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实地踏上道路，那是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
那么，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达目的地？是否只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战略大计，或根本没有这种原则性的方针，也一样可以促成革命胜利呢？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无所不为吗？
当然不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却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帮助革命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耶稣会派的格言，并不能应用于革命政治中。对革命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目的与手段是相互辩证依存的。必须是何等样的手段，才能达到何等样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远离。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却能断送这个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采取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时候它可能是对革命的很好服务，也可能是对革命的最坏叛变。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举出过罢工中的妥协为例：
“一种妥协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储金涸竭，没有外方援助，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这种妥协丝毫无伤于接受妥协的工人们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准备将来斗争的决心，另一种妥协是叛贼的妥协，他们进行这种妥协，表面上也借口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破坏罢工的工贼也缔结“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效劳，屈服于资本家的威吓或劝说，或为资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诱，甘言所惑。”
列宁还说过：
“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形，使人们要费极大力量，才能正确地决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如在有些杀人案件中，很难断定这种杀人行为，究竟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行为（如必要的自卫），抑或是不可饶恕的粗野举动或甚至是精密布置的谋害。在政治上当然有时因各阶级和各政党间的国内和国际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缘故，所以有许多事件，若辨别起来，较之辨别罢工时的合理‘妥协’，或者是工贼及叛徒领袖等等背叛阶级的‘妥协’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当那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它能损害敌人，或为了它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工人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当他采用一个手段时，首先他总要问：它对工人阶级（包括全体劳苦大众）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借此进行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如果说，有一个手段，应用起来可以收得一时之利而却会模糊或甚至降低工人阶级觉悟的，他就决不采用。列宁是绝对主张用一切手段来打击敌对阶级的，但绝非毫无条件。倘能加害敌人而同时足以瘫痪革命者意识的手段（如个人恐怖之类），他就坚决反对，倘能欺瞒敌人但同时亦欺骗本阶级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绝不容许。在这方面，列宁的态度是大胆与精细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原则与手段决不割裂的最好榜样。
就拿我们上面提过的两件事来看吧。二月革命以后，亡命在瑞士的列宁，因为急于要回俄领导革命，而回国路程，除了取道当时与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国境之外，别无它法，于是列宁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但同时，一方面为了堵塞俄国政敌们诬蔑之口，另一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于是在动身之前，在瑞士邀集了几个外国革命家：法国的劳里奥与吉尔波，德国的保罗·雷维，瑞典的泼拉顿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并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
布列斯特和约的情形则更清楚，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之机以待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工人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它大大提高了。
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锴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这个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锴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锴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工人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
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么试问劳动群众看了这个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锴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而且，这种态度就意味着把群众排除出政治，并认为革命家可以完全代替群众做决定，而群众不需要问为什么，也不需要对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群众就只管遵守命令就可以了。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一个必须不盲从，要吸取的教训之一。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