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时

革命者坚决不能是不思进取的。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现状并十分自满、不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正，那他肯定跟不上革命的发展。外部施加的一切教育和引导如果没有革命者自我督促的“内驱力”，就和对牛弹琴一样起不了作用。我们期待的战友是时时刻刻都在进步和学习的，这样的同志不会拒绝组织布置的挑战性任务，哪怕这是自己不擅长的短板；这样的同志不会躲开组织赋予其肩上的期待，即使这要求他走出旧的舒适区。

但是，不加分辨地肯定“上进心”是危险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教育让每个人将“成功”理解为攀爬等级阶梯，将能力提升等同于个人地位的上升。这种逻辑一旦不加批判地带入革命组织，就会异化为另一种东西——仕途主义。如果不做防范、不进行教育，仕途主义对革命组织的建设将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统治阶级的仕途主义

“仕途主义”狭义上是指在官僚系统中，官员将个人在系统中的升迁视为最大的自我价值的心理。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指出，对官僚个体而言“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追逐高位、升官晋爵的私人目的”。国家机器中的仕途主义者把政权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表面上一切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实际上一切围绕官僚自身的等级秩序展开。

中国的历代政权为了治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十分重视官僚制度的作用，也使中国沉淀出复杂的官场文化。在等级制中，官员的权力大小和待遇大小与具体的等级挂钩，升迁就成了官僚最为核心的获取利益的方式。将升迁看作走一条长路，那可以说“仕途”一词是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它。

这种官僚对自我价值的病态追求，甚至连统治阶级都深知其害。仕途主义的官僚通常为了升迁，而忽视社会的其他需求，拿社会、甚至是整个政权为代价实现一己私利。这自然会伤害社会的健康，伤害政权的合法性，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承认仕途主义正确，都会要求打击“官僚主义歪风”，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痛恨官僚以权谋私（他们本来就在不危害政权的限度内给予了官僚特别的利益），而是为了自我保护。

近年来，中央推行的反腐活动、作风建设不外乎是这种逻辑的产物，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中落马的“老虎”和“苍蝇”动辄数以十万计——这一密度本身就是仕途主义滋生土壤之深厚的最好证明。这些案例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着同一种叙事框架：把问题归结为个别官员的“道德败坏”、“理想信念缺失”，而对产生仕途主义的官僚等级制本身只字不提。原因不难理解，触动这一根基意味着触动统治阶级自身。被砍掉的“老虎”换一茬，培育“老虎”的土壤还在那里。

革命团体的仕途主义

认识到革命团体中的仕途主义的危险是有必要的，将这一点与阶级国家官僚的仕途主义作比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诞生官僚体系内的仕途主义条件也会反映在不健康的革命团体之中，当组织的重大决策由少数上层的闭门会议做出、多数成员无法“染指”或者提出意见、上层与下层形成了明显的差别，那时只有上层才能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为了实现作为革命者的价值，个体就必须首先在组织中“升迁”，这便是仕途主义萌芽。

革命团体不健康的发展，会给其成员造成这样的认识：我要做出贡献，首先要在组织中谋得职位；更有甚者，忘记革命初心，一心追求虚荣感抑或是被权力欲熏心。这样的人就会荼毒革命队伍，当组织发展到拥有调动物力的能力时，离贪污腐败恐怕也不会远。这并非杞人忧天的假想，布尔什维克的教训值得每一位革命者学习。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几篇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忧心忡忡地指出，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机构沾染了沙皇时代官僚的恶习，他直言“我们的国家机关……只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过来的、刚刚涂上一点苏维埃色彩的旧机关”，并坦率承认“我们党的机关里也存在官僚分子，正像苏维埃机关里一样”。他试图通过工农检察院、中央监察委员会等制度安排限制这一倾向，但当一个生于革命的政党，还在它最有威望的领导人尚未去世之时，就已经长出了如此茂密的官僚枝蔓——这意味着仕途主义在革命组织中的滋长，绝不是事后才出现的“蜕变”，而是从组织诞生之日起就要时时警惕的危险。

仕途主义在革命团体中的生根，绝不是个别党员“思想觉悟不高”的小事。它与组织结构、决策机制、资源分配方式直接相关。当组织无法做到让基层广泛参与民主讨论和政治决策、每一个职位都向条件合适的有能力者开放、每一项资源都受到集体监督，仕途主义就会自动从这些缝隙中钻出来——它不需要某个具体坏人来发明，结构本身会替它做这件事。

仕途主义的革命者有何利益可图？

不同于国家的官僚体制，革命团体经常处于生存挣扎的状态，尤其在中国这种政治极权的环境中。不仅组织得不到社会资产的主要所有者——资产阶级的可靠支持，而且由于镇压和逮捕资金的募集也相当困难。在这样的重压下，革命团体在物质上极为匮乏，同时成员的精神也不断受到挑战。“升官发财另寻他路”，投身革命团体，以经济利益的眼光看，大抵没有收益。

极为普遍的是，轻如浮萍的革命团体的运行，只能依靠成员无回报的奉献，也可以说是“为爱发电”。这种形式虽然允许在匮乏条件下，让这样的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根基并不牢靠，长此以往，人心散尽，小组织也就渐渐消亡，回顾数月乃至数年的热情工作，只能发现什么都没有留下，徒劳一场。然而，仍不断有新的青年在探索这一条路，这真是人的意志的一种魅力！他们对旧秩序有着批判的眼光，积极进取全新的世界，社会的未来正要由这些人创造。所以说，能下决心参与到革命团体中，服务到其的建设中，就此不能吹毛求疵了。以此来看，仕途主义怎么可能在这扎根呢？毕竟这里没有财富可求呀？

能够投身革命团体的人，已是心性独特的相对少数了。但是，有革命之志的人，虽不那么谋求物质的富足，也不会就此成为圣人，而会发展出另一层面的需求：有的人会产生围绕自己的偏见，认为自己的作用对推进革命极为关键，因而怀疑所有对自己的否定，形式上它会扮演成“怀疑官僚主义”、“怀疑针对个人”、“怀疑批评者是错误立场”等似乎大义凛然的客观理由，仔细甄别不失为革命团体的课题之一。更别说，革命队伍中还可能有真正的阴谋分子。在当代的中国共产主义队伍当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可笑的“左圈大王”将自己的脸皮、面子、形象视为高于革命利益的第一物，实在有太多还没打进中南海就“勾心斗角”的幼稚行为……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没有物质利益可图的革命组织中，仕途主义仍能找到自己的滋养基础？资本主义社会教育每个人把自己视为孤立的、必须与他人竞争的”原子化个体”，把自我价值等同于在某种外部等级中的位置；这种心理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决心参加革命就彻底消失。革命者带着旧社会塑造的大脑走进新组织，旧的认知模式会在新的语境下寻找替代物：既然在革命组织里没有金钱可追求，那就追求在组织内部“被看见”；既然不能成为商业巨子，那就幻想成为“历史人物”。这种心理需要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被一点点克服。

进取心与野心的本质区别

至此，我们应当清楚，必须严格区分积极的“进取心”和跑偏了的“野心”，必须警惕那些看似上进实则仕途主义、功利主义的人，尽管在形式上都是追求“人往高处走”，但二者的方向截然相反。前者是探索自己的潜能、积极为革命作出更多贡献、想要成为更优秀的革命者；后者则是想要坐稳高位、满足自己幼儿一般的“封官加爵”幻想、获取名誉和认可的野心家。

在思路，野心家的“进取心”就是本末倒置：同志们的认可是积极贡献的副产物而不是积极贡献的目的，一个革命者为组织服务本该以为革命添砖加瓦为方向，但在野心家那里成为了掩饰自己个人期待的外衣。在党内承担领导职务、负责某项工作本该是专业化分工的一种体现，让党组织运转更加高效的一种方法，但对于他们成了一种“在历史留名”的手段，或者说，成为心中幻想的那个自己而不是党期待的革命者的方法。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列宁在《怎么办？》中所提倡的“职业革命家”绝不等同于仕途主义者。“职业革命家”是指把革命作为终身事业、具备专门理论与组织能力、能够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的同志——这是一种功能性的规定，是无产阶级斗争对革命组织提出的客观要求。它与仕途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职业革命家的“专业化”是为了让党更好地服务于阶级，而仕途主义者的“上进”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虚荣。前者把自己交给革命，后者把革命当作自己的舞台。

同样地，党员要求自己进步，希望从基层成长为干部，本身丝毫没有问题；问题只在于：他追求的是更好地承担起更多对革命的责任，还是追求那个职位带给自己的某种身份感？这两种动机在表面看起来完全一样，只有在长期的工作中——尤其是在面对挫折、不被看见、需要做无人喝彩的脏活累活时——才会显出区别。资本主义的世界教育我们只有用这种思维思考才有生存的空间，当一个人把“参加革命”也理解为充实自己简历的一笔、拓展自己人脉的一环、为自己未来的某种“位置”作准备时——他在形式上是革命者，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精致利己者。

与宗派主义、组织拜物教交合

革命团体需要信息隔离，因为迫于压力组织需要保护秘密，不可能完全向外界、特务公开自己的状况。这样的话，任何一支组织就更加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既有成员上，换句话说，老成员更能为组织内部所了解，“资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当选因素之一。

如此情况便很明显了，在组织结构中占据上层是仕途主义最为普遍的追求形式，那么这个组织又是否是力量最大、地位最高的一支同样决定仕途主义的利益大小。更换一个新的组织，或者组织改组造成成员换血，都会深刻地伤害仕途主义者的利益。一想到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就意味着把不了解也可能不信任自己的他人引入组织中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受到挑战，意味着要把权力分享给被新人信任的他人，仕途主义者不免会气到发抖。在这种意义上，仕途主义者对内体现官僚主义，对外则是可怕的宗派主义。

当然，这在形式上可以扮演成“引入落后分子损害队伍的纯洁性”、“他们是不可信任的”、“我们是意见不统一的”的“客观”理由。他们如何保卫自己的地位呢？只要组织间不融合只业务合作就好了，不把组织的权利向那些已经去信任别人的人分享就行了，仕途主义者如此想。我们应该吸纳那些从一开始就信任我们组织的人进来——这难道不是仕途主义者对于可靠的、意见一致的革命者的理解吗？组织拜物教崇拜组织架构、组织制度这类伪似客观的上层建筑，这与仕途主义的目的不谋而合。

越是看重纯粹的上层建筑，就越轻视活生生的人的观点，即越脱离组织的根本。通过强调职位、制度的不可冒犯，仕途主义者愈加能够远离基层的观点，巩固自己的地位，至少这意味着“坚强有力的领导”不是吗？组织拜物教和仕途主义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问题，它们相互交合、互为臂膀，共同撑起个体的升迁之路。打击其中一个而不触动另外两个，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一支只把“反对仕途主义”挂在嘴上、却仍在实践中崇拜组织架构、对其他革命组织保持本能性敌意的队伍，几乎可以确定它的反仕途主义只是又一件遮羞的外衣。

坚决反对仕途主义，弘扬革命的进取心

没有同志们亲兄弟姐妹般的合作，我们不能实现任何一点伟大的创造。仕途主义的惰性就在于，它埋没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过分地强调个体的作用。上层的任何旨意，到了下层究竟还是要下层自己实施。没有充分的解释和教育，或者是旨意根本不关照下层的意志，机械照搬、执行懈怠、旨意变样都不可避免。

仕途主义者走到头才发现，自己的话不再有人认真聆听。怎么办呢？就这样吧，只要自己的地位不被侵犯，革命的减缓和毫无成效都是可以容忍的。仕途主义最终成为目的本身——这是它最危险的形态：当一个人已经分不清“维护自己的位置”和“维护革命的利益”这两件事时，他对组织造成的伤害甚至不需要他主观上有恶意。

健康的民主集中制是防范仕途主义的有效工具。革命团体的意见不应由机械的周期选举和提案投票组成，而应在每一步、每一项，都在活生生的人中去寻找来源。这就意味着组织方式的灵活性、意见的思路多变、不固定的制度。这并不奇怪，追求制度设计的相对永恒和成员严格的循规蹈矩只是组织拜物教的幻想。通过这样的措施，让一切生动的、创造性的、杰出的观点和人物站上舞台，而不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仕途主义者就无处遁形。

除了民主集中制的健康运行，还有几条具体的防线值得明确确立。

其一，领导职务的可流动性。 任何职务都不应成为个人的“终身领地”。岗位的合理轮换不仅让组织获得多元的视角与经验，也让仕途主义者无法把任何一个位置当作可以永久占据的高地。一个真正服务于革命的同志，应当乐于在任何位置上工作；如果某人对于自己被调离某个职务表现出超乎工作交接所需的强烈反应，这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信号。

其二，集体决策的实质化。 要警惕“形式上集体讨论、实质上一人拍板”的决策形态。集体决策不是为决策签字背书，而是不同观点真正的碰撞。任何一项决议，参与者都应当能够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判断依据，而不是仅凭“上面已经定了”就跟着举手。

其三，对批评的公开制度。 对同志的批评、对上级的批评、对决议的批评，必须是可以公开进行而不被打击报复的常态。仕途主义者最害怕的就是公开的、有据可查的批评，因为这戳破了他们用形式主义包装起来的自我中心。一支不敢容纳批评的队伍，就是一支已经在为仕途主义铺路的队伍。

其四，深刻反思与互相了解。 我们能做的，就是深刻反思自己的动机，并充分了解身边的每位革命者，以确保病态的“野心”在它构成对整体的损害时能够被及时识别和制止。每个同志对自己内心的诚实拷问——“我现在追求的，到底是革命的需要，还是我自己想要的某种感觉？”——比任何外部监督都更为根本。

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人，我们都是我们手上工作的唯一依靠。资本主义社会让校园管理、企业生产、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命令者与受命者的分野，让生产实施者反而不是生产决定者，让多数人成为生产活动中纯粹的机械工具。参与革命组织的民主生活，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做主自己的命运。希望组织生活能让中国先进的共产主义者们鄙视、遗弃这种幼儿的扮演游戏！让我们每人都以革命的利益为出发点，保持上进。

祝愿我们都能做出大胆的创造！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