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格

中共宣称中国自1956年后便己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个谬论。1976年前的中国没有一刻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仍处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我们可以预料到那些反对的声音，生产资料所有制己经变成公有制了！但问题就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区别有两个，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而专政时期仅归工人阶级所有。国家机器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会趋于消亡。

回看毛泽东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论断本身并不成立，生产资料没有归全社会所有，国家机器因历次政治运动而加强。两者都关联到建国后的前资产阶级群体。

建国后有两场运动是专门针对前资本家阶级的：1952年的“五反”运动和1955-56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谓的“五反”是指要从工商界清除的五种恶习：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中国共产党投入了数以万计经过专门训练的干部开展这场运动，在短短四个月内，实际上使中国资本家屈膝就范了。根据中共官方数据，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审查了999,707家企业的经营行为。企业经调查后被分为五类。1952年10月公布的结果显示：“守法”户占总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尽管只有1,509名企业主（即受审查者中的千分之一点五）实际上被指控犯罪，但该运动追缴了超过30万亿元的罚款和逃税款，这一金额相当于中国在抗美援朝（1950-53）中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但这场运动的政治影响远超经济层面，它给商界人士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用毛泽东的话说，目的是“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

“五反”运动为一场更具实质性的、迫使资本家就范的运动扫清了道路。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是以将私营企业重组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名义发起的，与苏联简单地没收所有私营企业不同，中国政府采取了所谓的“赎买政策”，即根据企业的估算市场价值，向企业主支付为期七年（后延长至十年） ，年息五厘的“定息”，以此变相买断私营企业。尽管这笔账对作为“卖方”的资本家来说并不划算，但在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下，除了政府不愿接手的一些小商贩外，几乎所有的私营企业主都遵守了该计划。到1956年初，中国资本家已成为昔日属于他们自己的企业的雇员，这些企业如今名义上隶属于“公私合营企业”。全国共有81万名企业主及其代理人每季度领取“定息”。

1956年公私合营后，全国核定的私股股东总数约为114万人。但其中约80万人年定息不足100，这部分人是城市中的小商贩和小业主，但背负着沉重的政治标签。根据中共统战部的官方评估，1956年中国城市私营企业的市场价值为24.2亿元人民币。但赎买政策的受益者，那些各行业的前资本家，享受着超额定息和优渥生活的人，只占其中的百分之一，剩下的大多数人在政治上被污名，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种种隐形门槛。

我们到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中共在社会主义国有化运动宣称自己进社会主义社会。却让弱势群体（即革命前的小商贩小业主）承担了政治风险，定息的天平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向所谓“民族资本家”倾斜，而前资本家在国有化之后也只能坐副厂长的冷板凳，而没有专业技术的发挥余地，两者的共同身份是政治运动的攻击对象。

1956年的赎买政策只赎买了工厂和机器，却试图通过政治高压征用管理经验，工人国家应当雇用愿意劳动的前资本家，发放薪酬而非定息。在法律上终结参与劳动的前资本家的身份，并保证他的基本权利，而不是让身份污点传下去。真正迈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在剥夺剥夺者之后，有自信、有制度保障地将昔日的剥削者转化为平等的劳动者。拒绝这种转化，执迷于身份政治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掩盖了官僚特权阶层对全社会的重新控制。

前资本家的转化，是经济属性和劳动属性的转化，资本本身不创造价值，利润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结果。在国家没收了生产资料后，若仍向前资本家发放定息，则证明这一群体仍靠过去的所有权无偿占有社会劳动产品。这也直接证明1956年后的中国并未建立真正的公有制。因此，取消发放定息，是前资本家从食利者转化为劳动者的第一步。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有两种权力，一种指挥生产的权力，一种是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权力。前资本家的转化既要剥夺第二种权力，也要在承认资本家的管理活动是复杂劳动的同时，培养拥有指挥管理知识的无产者群体。将前本家的管理经验和商业网络视为资源，将极大降低经济转型的成本。

随着专政对象的消失，国家也会趋于消亡，变成单纯对物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机构。此时，历史上“阶级敌人”等人为杜撰的概念的虚假会彻底暴露，人的全面解放才会成为现实的进程。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