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巴达克斯

2025年12月3日上午10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案组携带执法手续进驻上海拼多多总部，调查“幽灵外卖”和“转单黑产”等问题。这本应是一次常规监管行动，却在企业的抵抗下迅速升级为一场持续三天两夜的暴力抗法拉锯战。

执法人员初到大楼，就被保安以“内部规定”“领导不在无人批准”为由拦下。企业轮番抛出“系统升级”“数据调不出”等借口，从上午持续到晚上，迫使执法人员无法进入核心办公区域。为突破阻碍，专案组混入员工队伍潜入办公楼，员工随即对其围堵推搡。冲突中郭晖(专案组执法人员)左手食指被夹断、骨头外露，右脚踝严重淤青；后续更被安保人员推倒，后脑勺撞击水泥地昏迷送医。即便如此，拼多多负责人仍假意服软，承诺“凌晨3点一定交出完整数据”。但这只是新一轮拖延的开始。

从凌晨3点到5点，再从5点拖到第二天中午，拼多多最终交出的所谓“数据”，全是残缺表格、乱码文件、空白页和重复数据，根本无法用于调查。在数日的冲突中，出现了种种魔幻现实类的事件。乱中，还有更“魔幻”的操作：一名拼多多员工手里攥着写有“沉默不说 别交 扛住”的串供纸条，看到执法人员要收缴，竟一把抢过来揉成纸团，直接塞进嘴里生吞下去，试图毁灭证据。更加离奇的是，技术总监见场面失控，突然往地上一躺，全身抽搐假装晕倒，大喊“头晕胸闷”，非要叫120。等救护车来了，医生一检查，发现啥事没有——这纯粹是装病耍赖，只为中断调查、拖延时间。

长期以来，大企业依赖地方保护主义和政绩工程建立起了一种泡沫般的“法外特权”，而一旦危及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法外特权是一触即破的。而这次暴力抗法的底气，正是源于过去长期的纵容与勾兑与中国式的官商勾结。在中共政府所打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旗号下，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所谓的GDP指标、税收贡献以及“互联网创新”政绩，以求官僚体系中的更高位置，早已与这些电商巨头结成了隐秘而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如何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将在这里简短说明，主要有一下几种方式:

税收与政绩的“代理关系”(​财政绑架)

众所周知电商巨头是地方的纳税大户和就业“蓄水池”。在中共所提倡唯GDP论的逻辑下，地方政府必将其视为“亲儿子”。当企业违法时，地方保护主义会本能地将其化解为“内部纠纷”，使监管在基层就遭遇“软抵抗”。并在企业的声望破损或遭受打击时，为了防止造成企业利润下降，影响当地GDP，当地政府会在一定情况下帮助企业和为其挽回声望。并且在一个企业的税收占到一个行政区的显著比例时，地方政府就会对其产生严重的财政路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在面对企业违法（如“幽灵外卖”）时，会本能的产生“投鼠忌器”的心理。资本往往将自己包装成“国家战略的执行者”（如乡村振兴、数字化转型）。而政府需要这些数据充实报告，资本则通过承接政府项目，换取了剥削的“豁免权”。

政商奇妙“旋转门”

电商巨头往往高薪聘请退休的监管官员、法官或警界高层担任“首席合规官”或“政府关系副总裁”。
​企业往往希望这些人利用旧有的人脉和对体制内运作的熟悉，在监管还没出门前就进行了“公关防御”。这让原本刚性的法律在执行中变得极其“温柔”。在拼多多的案例中，那种“领导不在无人批准”的拖延话术，往往就是熟悉行政流程的人设计的“软对抗”策略。可谓是在监管进门前就织好了“公关防御网”。另外由于电商业务高度技术化，政府在监管算法、大数据时，往往需要依赖这些巨头提供的技术支持或专家建议。这种“让运动员兼任裁判顾问”，导致监管权在事实上被资本反向“殖民”这种情况是极其荒谬的。

外包“合同”

政府与平台达成了一种默契：平台通过“外包”把劳资矛盾甩给社会，政府则通过“约谈”代替严惩来维持表面法治，双方共同维持着一种平衡。在这其中平台通过“零工经济”吸纳了海量的失业人口。而政府明知骑手、分拣工的权益受到严重剥削，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官僚们更看重平台维持“表面就业”的能力。并且由于互联网巨头掌握着数亿人的行为轨迹、消费记录和关系网，而这些数据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所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平台的数据能力来维持“社会稳定”。

总结来说，政府在事实上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外包”给了资本。在这种畸形的社会生态中，大资本享受着一等公民待遇，不仅有巨额的政府补贴，更有各色“重点保护企业”的牌子。在过去的野蛮生长中，监管机构往往对这些平台的非法行径（如早期假货横行、中期的算法压榨、到如今的黑产乱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拼多多的嚣张，本质上是长期被权力“娇惯”出来的政治怪胎。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便后续开出了十亿级，百亿级的罚单（甚至一元把你收购了)，这依然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部的一种“利益再平衡”。对于日进斗金的垄断资本而言，这种罚款不过是其庞大剥削收入中的一部分“入场费”。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其打击的目的并非为了彻底消灭剥削，而是为了修补资本主义秩序的裂痕，让这台吃人的机器能够以更隐蔽、更“文明”的方式继续运转。

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中，法律通常被大众公认为底线。但在拼多多这种畸形的“大厂文化”里，资本的利润高于一切。那些冲在抗法第一线的员工，本质上是被剥削的无产者，却在这一刻成了资本家捍卫利润的挡箭牌。这是一种极端的异化：资产阶级不仅购买了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更通过“不听话就优化”的洗脑式威慑，彻底征用了他们的人格和道德。为了保住那份用于糊口的，购买生活资料的薪水，劳动者不得不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甚至冒着刑事犯罪的风险去生吞纸条、暴力袭警。当一个电商平台，一个资本掌握了超额的经济权力，且长期游离于有效监管之外时，它就会产生一种“古希腊城邦式”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中，国家的公权力被视为“外来干扰”，而企业的内部指令则成了不可违抗的“最高法律”。这种权力的错位，正是政商关系畸变到极致的产物。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寻找出路

如果只要缴纳罚款就能平息众怒，那么在资本的账本里，这不过是从无数底层商户、外卖骑手和消费者身上榨取的超额利润中，必须支付的一笔“风险成本”，好似为一张入场卷所支付的门票钱。中共政府的监管在本质上成了一种变相的“保护费”，它让资本在缴纳了赎罪券后，得以继续维持那套吃人的“黑产”。

寄希望于政府的“铁拳”或资本家的“良心发现”是徒劳的，是可笑。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异化每时每刻不在发生，它让世界上不存在“善良″的资本家——因为他们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滑落至无产阶级。它让无产阶级承受更大的痛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不断降低工人工资，压榨剩余价值，并对工人进行优化，淘汰干活效率低的工人，让少数人干更多的工作，而工资不变或略微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会无限“内卷”。资本正在异化每一个人，只要逐利的逻辑不被粉碎，只要资本依然掌握着生产与流通的生杀大权，监管与被监管之间就永远会演变成一场“猫鼠游戏”。

历史与现实反复告诫我们：孤立的个人在资本的坦克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真正的出路不在于中共政府一次次的运动式执法，而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独立、坚实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组织。只有让生产、运输、销售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广大劳动者的共同监督之下，才能真正终结资本的“法外特权”。

必须看清官商勾结的体制根源。我们要争取的不仅是几份安全的套餐或几天的假期，而是要彻底打破私有制逻辑对人类生活的统治。正如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温和的修补已无法阻止大厦的倾颓。当资本已经疯狂到要靠生吞证据、暴力伤人来维持利润时，它就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消灭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联合。 只有当我们不再是资本家桌上的“耗材”，而是握紧拳头的整体，或许真正的晨曦才会刺破这魔幻的黑夜。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