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时

导言

中国国家机器是一个高度集中、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暴力工具。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维护既有的生产关系，即保障资产阶级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绝对支配权。当这一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时，幻想他们能将政权拱手相让是不现实的，它必定会以一切手段，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进行血腥镇压。他们不会给真正的革命活动留下任何“合法”空间！

老一辈人——2018年的深圳佳士工运——并不清楚这点。他们曾期待政权出于虚伪的“社会主义外衣”对自称“和您们一样都是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左派革命者手下留情。2018年8月24日清晨，大批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声援团驻地进行“黑箱化抓捕”。紧接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等激进社团被暴力改组，取而代之的是由校方豢养、只会复读官方词句的傀儡。

此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了长达数年的清洗。无论是利用“寻衅滋事”这一万能罪，还是对“非法集会”随意定性，或者直接上最狠毒的“颠覆国家政权”，只要试图让共产主义从书本上的文字变成现实、提出纲领和诉求并且准备建立组织，“铁拳”就会随之而来。

近来来，随着AI的发展，这种镇压变得更加高效。网警通过关键词过滤与大数据画像，实时监控每一个可疑的人，将反抗的可能性消灭在萌芽状态；觉得很可怕？这才是个开头。近日VPN管控进一步加强，我们从官方给出的更多信号可以看出，他们懂得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增长，也意识到了给外人说的“稳中向好”是虚假的。他们预测，在未来局势会进一步恶化，更激进的反对力量将从社会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中生长出来，于是在为更专制和恐怖的政治环境作准备。

取消主义者被现实吓坏了。哪怕这还不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反动”——我们连自己的1905都尚未迎来——他们就拒绝了在大陆开展任何组织活动，担心“露头就斩”，转而滚到一小撮人的理论圈子里，和当权者传达“我没有威胁”的信号渴求宽恕。他们不接受现实，不去适应这个高压的环境，而是做出了空头承诺：等到中国的政治环境好一些，我们再行动！甚至，为了正当化现在的懦弱，他们说：我们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开展“有意义”的“干部”培养工作……

取消主义者的一个愿望是实现了的：那就是国家机器确实不在意他们这种躲在阴沟里的老鼠，因为统治者的智囊团知道他们没有威胁。但共产主义者不等统治阶级“允许”后再开展活动，共产主义者本身就是局势转变的推动者，这点我们在《取消主义批判》中已经重复了无数次。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长期在中国极端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下去的组织，这个组织要能在无孔不入的渗透和监视下在本土开展基层群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能建立一个不随时面临被中国国家机器斩首的威胁的政治中心。

换言之，我们必须在组织行动的严谨程度、迅速程度与集中程度上达到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相当的水平，甚至要做得更为出色，方有一战之力。当代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给出一份能实践通、能活下去、还能真正造成改变的组织建设纲领。

原则：民主讨论，一致行动

建立起一个真正严密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共产主义者必须依靠党内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幻想某个个人或小团体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永远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有把集体的经验、智慧和实践总结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路线和方针。党内的民主环节——自由的讨论、公开的辩论、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人的选举与监督——不能是装饰品，而是保证决策正确性的唯一途径。

甚至我们说，在任何共产主义组织里，没有民主是不可能达成真正的“集中”的，因为强制性、不情愿的统一，只会是一栋分裂的房子。要让成员保持政治方向的一致，不能只依靠外部约束力，更需要内驱力，这只能通过民主手段达成。让一个组织成为一言堂，最后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将自己过时、不切实际的执念强加于全体成员之上，政治上死气沉沉，一条路走到黑。

但是，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分裂成派系。在行动时，我们要求最大的集中。革命党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党派，它不能容忍那种以小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派系存在。党内的分歧必须通过公开的、受保障的民主讨论来解决，而不是暗箱操作或小圈子争斗。一旦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全党就必须像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迟疑地贯彻执行。这种高度统一的行动纪律，正是革命党区别于松散组织的根本所在。

党员首先应当理解为何要集中

一些庸俗的左派和宗派主义者总是把这些“集中”曲解为独裁，认为这是压制个体的表现。但事实恰恰相反。共产党人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不是僭主的集中，换句话说，先锋队的集中是经过民主讨论后的集中，是统一思想后的集中。组织大于所有个人之和，个人主义在民主集中制里被最彻底地否定。

首先无产阶级就是要求强制集中的。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个人或者特定的团体只是无产者或者一群无产者， 只有当无产者集中起来将力量、意志投射到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中，只有无产者将自己的从个人的、局部的、有时候比较狭隘的诉求升华为所有无产者共同的意志时，他们才是无产阶级中自觉的一员。

相反，如果无产阶级的意志被分散了，无产阶级就会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分化，他们变成一群无力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无产者。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集中化的表现，也应、而且是更加应该集中的去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如果党自身就是一种缺乏集中的俱乐部，这样的党是无法带领无产积极走向胜利的。

现在的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个不可无视的事实：很多革命者认识到了独木难支，于是加入了一个团体。但他们发现这个团体与他们之前的设想有出入时，退出组织就成为了常见的结局。我们需要认识到所谓退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便是组织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比如缺乏民主讨论、集中领导或正确的路线，这负面地影响了成员对革命事业的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若是革命者意识到通过内部的改革和沟通已经无法纠正组织的错误路线时，就有必要在该组织内发起公开的呼吁并在组织外积极寻求重建或联络更有生命力的组织。

第二种情况则是成员个体层面的问题，可能组织内的工作和革命事业本身与自己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冲突，或虽然组织有完备的、民主的沟通渠道与机制，但因各类原因自己拒绝沟通。这类选择退出组织的成员往往还会强调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和对建立列宁式政党的坚持。但是，规避充分的辩论与讨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持有的态度。

最过分的、自私的人，想要以民主之名，用小孩子幼稚的心理——自己的需求不被满足就撒泼打滚去阻挠决议的推行。而这恰恰是最反民主的手段。这种意图将个人观点强加于组织之上的人，只是还没有得到权力的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眼中，任何的反对声音都属于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者眼中，任何不符合自己愿景的也都属于官僚主义。在这里，这种看似对立的两极，实际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反应罢了。

他们没能理解无产阶级和党为什么要集中，他们认为自己退出时放言自己仍“坚守共产党人的原则”就可以寻求心理上的舒适。但他们的退出行为本身就是违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基本组织原则：“口头上宣扬自己仍然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溶解在你的职业、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样的琐事之中。”

靠政治而非组织手段实现统一

我们不是用多数实行革命，而是通过革命达到多数。前文我们提到过个体必须服从集体作出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是和个体思想背道而驰的。但这绝对不是说我们执行革命实践只需要在达到超过半数后就万事大吉，因为剩下的那些同志不得不服从我们的决议；如果把民主理解为机械的“百分之51对百分之49”，就会把分裂当作民主，把对立当作活力。这不仅削弱了党的统一意志，也违背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则。真正的党内民主，是在充分讨论、允许少数派坚持意见的前提下，最终形成全体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统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和对历史方向的共同认同之上。

我们向来追求的是百分之百，规章规定的比例只是行政上通过所需。从党的健康、成员的理解和执行力等方面考虑，我们都尽可能达成思想上的统一。分裂的状态不代表“组织很有活力”，而代表同志们之间没有充分彻底的交流，对于问题的认知仍然处于不同层面、对不同角度或缺乏调查。

我们想要的是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分歧不是好事，而只有通过统一的交流和行动而非分裂才能被彻底消除。这需要干部们用合适的方法统一成员们的政治思想，以推进行动上的一致，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基层革命者视为服从指令的“下属”。用政治手段争取同志们，为上策。我们要求每一位同志将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毫不保留地发表出来，将所有的分歧都摆在公开的场合中进行讨论、辩论乃至论战。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在思想碰撞中达到统一，锻造出坚强的集体意志。

这里会出现一种机会主义的行为：某些同志在正式会议中缄口不言，不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等到集体意志付诸执行时，却暗中抗拒、阳奉阴违；事后又辩解称自己在公开讨论时有所保留，或因为担心少数意见不被支持而选择沉默。这种保留行为破坏了民主讨论的纯洁性，动摇了集体意志的权威性，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他们害怕自己的观点与多数相左，担心成为少数派，影响个人在组织内的地位和评价。于是，他们选择明哲保身，将分歧隐藏在心底，任由会议在表面一致中草草结束。这是一种缺乏革命者的坦荡胸怀和坚定意志的表现。列宁就尖锐指出，机会主义者总是“在原则问题上退让，在实际行动中捣乱”。当代共产主义者进行组织建设时，必须将这种虚伪的“沉默者”清扫出去。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一种抽象原则，它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组织架构中。革命党必须有明确的领导层级。领导层必须主导决策，因为它代表的是全党的集体意志，能够高效而统一地制定政策。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各种信息同样要设立层级、做好隔离。革命者不该和渗透者一样去打探、了解自己不该知道的信息。我们只要知道在分工下办好手头自己负责的工作所需的信息就足够了。

我们要在依赖无论是身边的还是通过互联网的“加入审核”排查渗透者之外，设置长期的过渡、考核，并确保哪怕取得了一位正式成员的身份，渗透者也会发现自己是个“干活”的，对其他任何人都构成不了安全威胁。垂直的层层传递可以确保组织既能反应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能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让特务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除非他们喜欢收集扰乱线索的各种假信息。

用更直接的话来说：在信息处理上，将成员一律假设为警察渗透者处理。真诚的革命者清楚革命的需求，也就了解安全的需求，也会自愿遵守这种信息隔离。组织的制度不能建立在少数未经确认的人的“忠诚”或“可靠”上，而是一切时候都要为最坏情况最考虑。

在具体的规章上，尤其需要注意，民主集中制下组织的条例不是先入为主的信条，而是不断实践反馈得出经验的总结。所以一个健康的组织的条例和章程不该是千年如一，那代表这个组织陷入了发展停滞和政治上的原地踏步；只有根据形势的不断改变进行创新和修正，条例才能起到自己该起的作用。

条例不是为了束缚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让组织内最落后的部分在条件改变后，针对新方法拿曾经的条例说进步的同志们“不合周礼”。条例不是辩经，而是用来辅助工作、指导同志们的。我们有条例因为这简化了工作，不需要每时每刻都针对所有细节投票，而可以以条例——曾经集体对于这些细节该如何办的民主表决——作为指导基础。我们用条例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组织执行上的不一致性，规范什么样合适，什么样不合适。

所以条例如果不想最后沦为一种标榜自己正式的“装饰品”或者内斗之时双方用来攻击彼此违规的武器，而真正起到规范、指导工作的作用，就必须是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党章不可能涵盖所有范围、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这里就需要革命者把握革命工作中的一种分寸感：每个同志都需要有谨慎判断我之所行是否合适的能力。制度的设计应该是动态的条例而非静态的戒律。

民主集中制对成员的要求

民主集中制最终落实程度从来不取决于组织的章程有多么完善，我们看到过一些网左群组，规章写了几十条密密麻麻，但其管理层自己都不进行遵守，甚至很多人都未仔细阅读过；革命党的规章，要让每位同志铭记于心，实践于行。

没有全体同志们对政治目标清晰的认知，我们就不可能记住这所有条条例例。只有我们组织的同志们都是严肃、认真的革命者，对于我们的政治方向有清晰的认知并在行动上认同，才能有一种内驱力去促进同志们落实我们的组织章程。一套高效的组织模式，只有在符合其要求的革命者身上，才能得到落实——你不可能用橡皮泥建起高楼大厦。

而要保持组织的“高度集中”的行动力，就必须要求组织成员具备“党性”，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参与组织的民主议程，尊重组织的民主决策。历史上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旧俄国军队已经瓦解，但是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在长驱直入，威胁新生的工人国家——立即退出世界大战是迫切的。然而，围绕如何应对德国的苛刻条约，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展开了尖锐的争辩：列宁主张“以空间换时间“，等待欧洲革命爆发；布哈林则认为屈辱求和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主张发动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历了数周的公开的、激烈的辩论，经历了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策略的破产，最终列宁的主张以微弱优势胜出——但尽管布哈林等人认为这是“屈辱的”、“毁灭”的决策，他们并没有分裂，而是留在了党内执行了他们一贯反对的政策。

其次，组织内允许观点的自由交锋，但是决不允许有派系斗争，即组织内形成独立的小帮派组织，形成了独立于组织的派系纪律。所有的争论的前提必须是维护组织的统一和团结，而不是促进了组织的派系斗争。“工人反对派”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中之党”，它们诞生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拥有自己的工作手册和工作纪律，这种党的出现会破坏革命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最终也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不过，这种原则在也被后来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滥用，它们将一切反对意见都污蔑成“党中之党”，这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歪曲和破坏。

最后，组织纵然内部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对外口径必须统一，不能将组织内矛盾示予阶级敌人，这也是“高度集中”的行动体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面教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反对起义”的意见在党内的民主表决中被否决后，气急败坏地在非党内的公开报纸中泄露党内准备武装暴动的最高机密，这使得革命党瞬间处于极为不利的局势当中，这就说明了革命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对外口舌”，分歧和争论，必须严格限制在组织内部当中。

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力量，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把基层的活力和中央的集中结合起来，更在于它要求每一名党员都必须通过实际工作来体现自己的责任。一个革命党如果只是依靠少数干部的个人能力“苟延残喘”，而没有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坚实的基层组织，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群众党。群众党意味着党必须在工厂、学校、社区等各个基层场所建立起支部，把党的路线和政策落实到每一个角落。但这些支部并不是空壳，它们必须由真正履行义务、积极参与组织事务的党员来支撑。只有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担责任、贡献劳动的成员，才配得上享有党内的权利。相反，那些只挂名、不参与、不履行义务的人，就不能成为党的成员。

这样的要求，使党不至于沦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或单纯的学习团体，而是一个以实践为基础、以行动为核心的整体。基层党员不仅是执行者，更是信息的提供者和监督者，他们把群众的意见和斗争经验带到党内讨论中，使党的决策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中央机关则要为基层提供战略视野和组织后援，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形成纪律性和凝聚力。只有当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真正融入到集体的组织之中，党才能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统一的行动。这样，民主集中制既保证了党内的广泛参与，又锤炼出强大的执行力。

打击官僚主义与泛民主倾向

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组织，要捍卫民主集中制，就必须要和其两个反面倾向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基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和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纯粹民主”。

要避免组织僵化、形成独断官僚，就必须时刻保持组织内的民主。革命党必须建立起防止官僚化的制度：基层党员必须有权随时罢免任何一位领导层成员，这不仅是对领导层的监督，更是保证党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关键。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组织内一切基于团结而不是基于分裂的争论，必须得到充分的包容和保障，围绕对组织的工作路线、理论指导、斗争方针等一切大小问题上的讨论都应该公开进行，并容许充分辩论。

全体组织成员必须完全保留对所有干部、领导的罢免权力，以防止干部的不称职、腐化甚至是背叛，这也是布朗基主义式的政党所不能做到的，它们往往会随着时间在组织内形成一个僵化的官僚领导组织，甚至会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反过来要求革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他们为革命的利益服务，在组织内打压一切异见，垄断决策权力，这种失去了组织有机性的政党在历史上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其不具备领导工人阶级的能力，最后甚至会反过来要求工人阶级为其统治服务，甚至是背叛工人阶级。

当然，比起僵化的组织结构，现代左翼组织所要迫切解决的反而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甚至不能让左派形成一个初步的有生力量的组织，自然的，避免组织僵化也无从谈起。

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大致上可以归为一类，细节的差别不能阻碍到这两者最终产生了一样的共鸣：排斥“集中”，追求无限制的“民主”，任何这样类型的“革命党”（往往是自我宣称的）都不可避免的将组织的所有工作都局限在辩经，久久无法统一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自然的，所谓的“革命党”的工作就是纯粹的清谈，难以形成统一的决议和行动。这种模式在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打击下往往不堪一击，最终总是陷入瘫痪和分裂。

近代历史中，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弊病历史。在内战中，武装工人击败了法西斯叛军，但是其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它在面对实际权力的时刻突然陷入彷徨：究竟是掌握胜利果实建立工人政权，还是忠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结果就是领导武装工人的“全国劳工联盟”进行了无休止的辩论，最终选择放弃夺权，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另一边，这支军队实际上也是涣散的组织，不是强调统一的纪律，而是强调“自愿纪律”，反对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尽管在巷战中非常英勇，但是一旦和高度集中的、由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武装的职业军队进行正规战时，则显得纪律涣散，不堪一击，并最终在国家内部被斯大林主义控制的西班牙共产党清洗。

中国左翼的散漫则可以直接数到1989年的中国六四学运。中共在纳入市场化以来导致的贪污和腐败最终催生了反对它的知识分子集会。不过，尽管在核心诉求上尖锐正确地指出了中共的弊病，但是其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松散，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首先是没有意义、无限制的民主：青年只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组织“清谈馆”，运动从头到尾没有形成统一决议，学生领袖之间派系林立（“高自联”、“绝食指挥部”），互相争斗，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上一个决定刚作出，很快就被另一群人的热情推翻（例如是否撤出广场）。

其次，学运没有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初始诉求随着运动的发酵越来越模糊抽象，甚至在与政府对话时，连派出哪个代表去都无法达成一致；行动上也是瘫痪的表现，无论是绝食还是请愿，都是被动的、防守的姿态，表面上声势浩荡，但其实外强中干，内容上根本就不具备主动权。运动始终停留在消极的被动抗议，而不是主动组织工人罢工，更没有制定任何面对局势恶化的应对策略。综上，这样一个涣散的运动组织，纵使它提出的意见多么进步，但一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下定决心使用武力，前者在面对高度集中、纪律严明、指挥统一的暴力机器镇压下，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反对山头主义与宗派主义

而另外一种宗派主义式的阵营划分，更是阻碍了有机革命党形成的最大毒瘤。这类组织通常进行自我神化，宣称自己组织是唯一的“革命先锋队”，其他所有左翼都是“叛徒”，“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并且通常站在工人阶级实际斗争之外，从旁批判、嘲讽，而不是投身其中去赢得领导权。

最常见的大部分宗派主义组织，往往立足的根本是通过“攻击其他左派组织“而获取的；他们甚至还”攻击群众“，向群众提出“要么接受我们的完美纲领，要么就滚蛋”的最后通牒，而不是根据群众当下的意识水平，提出过渡性的要求；最后，就是拥有强烈的组织拜物教的思想色彩，组织的目标从推进斗争变成了纯粹的“建设党”，深陷于互相攻讦和互相抢人的无聊游戏，以壮大自己的“小团体”。这种意识形态毒瘤长期存在于宗派主义盛行的左派组织中。他们只会利用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中享负盛名的领袖作为自己的招牌，互相指责对方不是“正统”，长时间地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在这种破坏团结的攻讦上，无法形成统一力量。

历史上这种现象就引起了列宁对于“左派幼稚病”的思考：20世纪初的改良主义英国工党充满了混乱，而当时英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是社会民主联盟，他们宣称自己有“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不起工会领袖的改良主义，拒绝和工人领袖合作，并对工党的每一个错误都大加批判。但是结局却是：工党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吸引了数百万英国工人的支持，成为了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社会民主联盟虽然自称拥有最“正确”的理论，却因为自我孤立而完全被工人运动的洪流边缘化了，自始至终都是无关紧要的边缘小派别。现代的左派组织也不乏这种群体，抱着某个理论家和领袖的招牌当作做永远正统，拒绝与任何其他意见有差异的左派组织合作，并进行自我的孤立。

现代中国左派中，广泛存在自称“马列毛”的左派组织，这一派别将特定历史的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僵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的“革命真理”的倾向。他们的核心叙事是：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复辟，因此毛泽东的思想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延续，更是最高阶段——哪怕他们大多从未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和其中各种人所做下的各种事情！这种意识形态，不同于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天然地带有一种优越感和排他性，意味着所有不接受这一想法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敌人”。

数十年来无数左派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无止境的内耗当中，迟迟无法建立起有力的革命团体。而悲剧在于，这种孤立的结果却往往始于对革命原则的真诚坚守，但却因为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真正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与其恰恰相反：它要求革命者必须深入到群众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不纯洁”的工会，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用群众能理解的语言，通过共同斗争的经验，去耐心地赢得信任，并领导他们走向革命，从外面喊话的先知，永远成不了领导群众的先锋。

只有严肃地同这种倾向作斗争，革命组织才能保持真正的活力和有机性。共产主义左派在建设革命党时必须时刻警惕。党与群众的关系，既不能是“精英代办”，由少数人替代群众去行动；也不能是“主仆关系”，由官僚集团操纵被动的群众。真正的关系应当是“鱼水关系”：党是阶级的先锋，但先锋必须深深扎根于工人运动之中，在领导的同时不断学习和接受群众的监督。

在组织内部的民主问题上，这些自称“马列毛主义”的宗派团体的危害更加明显。它要么是彻底的“绝无民主”，只有自上而下的命令和绝对服从；要么是假民主——表面上“全票通过”，实际上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打成“机会主义”。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应当是“讨论时自由，行动时统一”：允许充分的、甚至激烈的内部辩论，以便形成最正确的决议；一旦决议形成，全党统一行动。

两种错误的组织模式，都是造成了数十年无产阶级和中国左翼的悲剧和彷徨的主要原因。可以说，健康的民主集中制，正是建立在对上述两种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之上的——它既非官僚专断，也非一盘散沙，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保持其革命生命线的一剂良药。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