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歌白

《我们不是成绩的奴隶——粉碎教育中的物化与扭曲！》第一版首次于2025年5月4日发布，此为2026年四月修订、补充后的第二版。

引言

青春本应当是激荡、自由的。这个时期作为人的精力和创造力最为活跃、思想最为开放和进取的时期，实在是一个人生命中无可替代的黄金时代。可是在中国，除了极少数权贵子弟和生活在拥有丰厚教育资源的地区的幸运儿，绝大多数中国学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是一目了然的。学生不得不将自己的“黄金时代”浪费在书桌前，为了几十本书的应试知识累到死去活来；放眼全球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群体，能如中国学生一样被如此残酷地剥夺了独立的情感与思考。

中国教育的全部齿轮，死死咬合在“考试”二字之上。这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残酷淘汰赛。而作为最终“决战”的高考，更是让每年的六月沦为一千三百多万青年命中注定的“大劫”。它是无数中国学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身上一道难以磨灭的烙印。当终于熬过这场劫难，撕碎的试卷漫天飞舞，鲜花、聚餐、彻夜的电子游戏与狂欢接踵而至。媒体、资本、商家乃至家长，都在长舒一口气后，微笑着向这群疲惫的幸存者宣告：“去玩吧，你们解放了！”

但我们真的会以此“解放”吗？

冷酷的现实仍然横亘在那里。几十年前，“解放”意味着砸碎剥削的锁链，意味着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而今天，这个严肃的词汇被可耻地篡改了。这个“解放”不过是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恐怖中短暂的休息罢了，它成为了一个让我们接受不堪现状的空头支票。难道要以为走出了那座监狱一般的学校，便赢得了自由？错得离谱。

青年们被迫充当起合格的家庭投资的对象，承载着底层人民试图完成阶级越迁、维持存续的期盼。熬过高中三年，再熬过大学四年，再熬过工作前几年，最后熬到退休——喔，连退休都延迟了！不要以为“熬过去”未来就会变好。中国教育是连接两端不自由与不公平的，一座沾满血泪的桥；它从来不培养人，而是为他们加工出新的没有反抗意志的温顺奴隶。

“教育”在中国拥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权威性，通过不断悄悄在学校灌输给普罗大众子女的内容上做文章，他们得以在精神上不断加固着缠绕在中国无产阶级身上的铁链。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血泪、愚昧与无奈的当代教育体制进行彻底而无情的揭露。

学校即工厂

要看清中国教育的真面目，就必须首先撕碎它那层“教书育人”的伪装。这套常被粉饰为“社会福利”的现代教育制度，从来不是天降的恩赐。它直接脱胎于现代工厂制度，就像厂方对新入职的实习工进行培训，动机从来不是发善心帮工人“变聪明”，而是需要高效率的熟练工去执行复杂劳动，为资方榨取更多利润。同样，中国教育费尽心机地提升学生的所谓“知识水平”，根本不是为了让大众变得更加“博学”，而是要确保有一批批“合格”的耗材，能在毕业后被源源不断地投放到劳动力市场之中。

当然，这里的“合格”绝不意味着掌握了什么真才实学。毕竟谁都清楚，应试教育除了教会人机械做题，与未来的具体生产劳动几乎毫不相干。既然工作能力大可以在短期实践中培养，那长达十几年的学校教育究竟在干什么？

它真正要塑造的“合格”，实质上是一场潜移默化的服从性训练。统治阶级将那套利于自身维稳的意识形态强行塞入青年正在发展的心智之中。他们大费周章，为的只是以此来享受更安稳的统治、更少的治安成本、更少的罢工，在萌芽状态死死掐断任何反抗意志的产生，使之既能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当下的教育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看看学生在课堂上究竟经历了什么吧。当他们满怀热情地试图去理解某种深刻的哲学与社会思想时，换来的往往是师长们冷冰冰的呵斥：“这高考又不考，学这个干什么？”真正的学习过程应当是主动的，然而现代教育制度对于学习过程与学习内容的僵化，与附着在其上的填鸭式教学、应试教育，使得最需要独立思辨的人文学科，被死板的标准答案彻底阉割。作文被锁死在八股文一般的虚伪套路里，历史与政治的论述被框定在官方钦定的格式中。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他们不需要你去质疑社会的不足，不需要你拥有批判的锋芒，你只需要像一台复读机把那些迎合他们口味的教条倒背如流。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硬生生压进同一个模子。

在这个模子里，学生被彻底“异化”了。学生不被当人，而是被当作流水线上等待加工的“原材料”，是被打上条码的商品。学生虽然还未进入实际的社会生产，但他们已经被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看待和塑造了，学生的全部职责就在于使自己“标价”（成绩）更高。

他们说，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学习是为了自己，不学习就活不下去，仿佛学生从生来就是学生，只有作为学生的身份，没有作为人的身份。学生只要得到升学，考到好大学那就是最大的成功，过程方式什么的是一概不予过问的。资本主义对人的不同需求所导致的对人的分级，标签化在这种浓郁的反动氛围中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有人或许会讽刺学生说，你不是反对补课吗，那你不去就是了，这句话宛如对一个工人说，你不是反对加班吗，那你不去就是了。将人束缚在现状中的压力一方面源自家庭和学校，还有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在当今中国社会生存的难易程度。认为学生，或者说工人，可以单纯地通过不去学习或者工作取得自己的利益，是荒谬可笑，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说法。

学校为了实现利润与政绩的最大化，毫不留情地将学生分级。在教学资源的分配上，学校极力将普通班和实验班分离开来。那些被圈养在“实验班”、“重点班”里的优等生，能为学校换来升学率；而那些被丢在普通班甚至放任自流的差生，则被视为炮灰和废料，注定要成为廉价的“产业后备军”。雇佣劳动是完全建立在工人的互相竞争之上的，学校又是如何呢？普通班的同学们指着实验班说，“看呐，那就是实验班，嘴上说着不想补课不想学习，还是考那么高，真虚伪”；实验班则被灌输着，“普通班就是炮灰，毫无意义，实验班才是出成绩的真正的培养对象”。学校就这样致力于分化实验班和普通班，学生们互相敌视着，互相竞争着，无可奈何地被内卷大潮裹挟着。

在这个物化的过程中，成绩——这个本该仅仅作为学习活动客观反馈的指标——摇身一变成了唯一的神明。学习的过程被非现实化了，成绩却被绝对的现实化了。真正的求知欲被无情阉割，丰富多元的学习成果被粗暴地折算成试卷上的几位数。在这个体制下，个人的灵性、创造力、艺术与科学的审美统统黯淡无光。

更令人窒息的是，“学生”这个本应只属于学校场域的社会角色，畸形地像癌细胞一样疯狂外溢，最终吞噬了青年的宝贵闲暇时间。繁重的课业、被疯狂克扣的假期、无孔不入的补习班，以及父母那充满焦虑的“期待”，让学生在家里也是学生，在周末也是学生，在睡梦中依然是学生。学生这一角色，从学校边界几乎外溢到了青年活动的所有时空之中。

人们被裹挟在一个密不透风的“角色之茧”中，永远在被考核、被审视。学校被带回了学生家里，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被一再撕扯。原本供人休憩的避风港，变成了延长工时的第二车间，家庭因而变成了学校的衍生物或派出机构。也就是说，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家庭的支配与控制。这种伴随性的外溢不仅侵吞了家庭，还通过“学区房”和“影子教育”的兴盛，将学校的触角延伸到了整个社会。

在这种极度的角色固化中，学生被剥夺了拥有“严肃感情”和“独立思考”的权利。大人们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年轻人：“还是个学生，懂什么？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再说。”于是，痛苦被斥为矫情，思考被视为叛逆，爱好被当成不务正业。可是，青年不仅仅有学生这一个角色，同样作为人，青年有着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和严肃的感情的权利！非如此不成其为独立完整的人。

一个只剩下“做题”这一项功能的机器，如果在这个单一角色上遭遇挫败，他的人生便会瞬间失去所有支点，坠入无边的黑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青春刚起步的生命，会在一次考试失利后选择决绝地离开。迫于家庭期望与学校压力崩溃自杀的例子数也数不清，因为体制早就残忍地切断了学生作为“人”的其他所有可能。那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的身躯砸到地面上的沉闷响声，正一下下地为这个吃人的制度敲响着警钟。

规训与洗脑

这种对人的异化和物化，绝非悄无声息地进行，它甚至被包装成了一场名为“青春激荡”的盛大表演——那便是令人作呕的口号文化。

“清华北大，全都拿下！”“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在跑操的操场上，在百日誓师的大会上，学校作为权力的绝对掌控者，才拥有决定口号、规范其中一切要求的特权。学校强迫学生们扯着嗓子，嘶吼出这些震天动地的口号。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赞许这是一种精神可嘉的“奋斗”；甚至连许多学生自己，也在这种近乎宗教教徒的狂热和近乎原始人的野性的集体无意识中，被自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喊出高分就能荣华富贵，乃至像网络上走红的“干呕哥”那样，喊口号过于卖力导致生理性痉挛。

但这哪里是什么青春的激荡？这分明是如同反乌托邦般荒谬而恐怖的景观！

口号的花样再多，什么“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剥开来其内核只有一句粗鄙不堪的实话：“我要做人上人！”它在青年涉世未深的大脑中，提前植入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毒瘤，逼迫人们承认这套残酷的等级规则是唯一的真理。青年说：“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理想。”规训者便冷酷地回应：“世界是功利的，你们无能为力，你需要‘青春激荡’来获得更多利益。”于是，“青春激荡”原本蕴含的那份叛逆与狂妄被无害地用餐巾纸包裹着，扔进了垃圾桶里。阶级社会那血淋淋的不平等，就是如此在人思维发展的最早期，用几个简单的字眼被轻而易举地“正常化”。

不仅如此，规训者还丢来一个“为了美好明天”的虚幻大饼，并用“感恩”的道德枷锁将学生牢牢套住。他会严厉地警告你，不“激荡”就是“躺平摆烂”，就是辜负了教师的努力，辜负了父母的养育，辜负了时代的培植。可是他恰恰忘了，正是这三者共同扼杀了青春！

规训者不仅要求顺从，还要求“大声地”顺从，要求大家充满激情地去拥抱这切肤的压迫。这就好比要求奴隶不仅要戴上镣铐，还要高声赞美镣铐的沉重。激情的力量和敬畏的情感，是学校期望口号文化发生效力的主要方式。它试图在学生脑里创制出一个“圣洁之地”，让学生对此诚惶诚恐、毕恭毕敬。他们通过这种变态的服从性测试，不断检验着这批“产品”的出厂质量，以便将来在面对职场996的倾轧时，学生也会像今天这般，用“福报”和“奋斗”的鬼话来麻痹自己。无尽的上课，繁重的作业、周考、深夜的晚自习，无不在刷新着学生对以后工作待遇的承受下限，无不在预演着生产场所的机械劳动。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每天六点四十开始晨读，十点放学的学生不对着996大叫福报呢？毕竟996每周是放一天假的，而中国许多的高中可是两周才能放不到一天啊！人的心就此被改造为奴隶的心、物品的心、机器的心了。这是不见血的杀人。

为了确保这群奴隶在思想上的绝对温顺，学校还开动着一整套强制性的“双重思想”洗脑机器。一面是热情地歌颂“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一面又在作文中严格要求着那少得可怜的“健康向上”的、充满奋斗鬼话的立意，要求着那令人作呕的文绉绉的语调；一面是学校大放着素质教育的厥词，一面又疯狂地压缩着假期，延长着课时。学生们目睹着大城市的少爷千金们优哉游哉的学校生活，一面又起早贪黑，过着内卷的悲惨日子。残酷的现实逼着他们只能靠双重思想带来的短暂慰藉聊以度日。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规训下，最令人绝望的产物诞生了——“政治冷感”。学生们发现实际的政治世界与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毫无关系的。长期的专制与封闭，结合社会上官僚主义的风气，让他们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可以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恐惧于自由受到无可违抗的上级的侵犯，于是拒斥一切严肃的思考，甚至将政治活动本身视为“洗脑”。

他们借此将自己的谎言灌输给学生。比历史虚无主义更反动的莫过于历史修正主义，为了对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进行歪曲，中共除了通过大量阉割历史事实外，还持续进行着无耻的所谓官方的反动定论。前者在删减、“规范”历史、政治等教科书的同时与其他信息管控手段联合行动，使学生得不到对于历史的全面认识，即使半信半疑，又苦于找不到更全面的信息，结果只好接受官方得出的历史解释，被迫选择性地接受那些有利于中共塑造其虚假的光辉形象的历史事实。不管其正确与否，不管其全面与否，在中国人从小就从父母长辈那里养成的对学校的无限信任与服从的意识的指导下，青年对于历史的认识就这么被改写成了中共的谎言。由于缺乏了对历史的正确全面的认识，自然难以产生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权的反思，即使见证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但是转念一想，之前也没见有什么好的呀？好吧！于是也就只是摇头默叹中共教给自己的自我安慰口诀：“还是不够努力”而作罢。

学生并非没有反抗。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在每周的晨会里，有人会不喊口号，有人会出于“好玩”或纾解压力，篡改口号、解构权威。当高居天穹的神坛被一句戏谑跌落泥泞，同学们嗤嗤暗笑，似乎消解了压迫。但这种反抗是多么的软弱无力！它仅仅是停留在地下的自娱自乐，毫无理性的认识，毫无明确的目标，更毫无切实的手段。这样原子化的抵抗虽然不喊青春飞扬，可到了周末依旧会“自愿”自习，这表明骨子里依然接受了“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好人生”的消费主义人生范式。学生愤怒，学生悲伤，但是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人的感情就这么被无力改变的现实扼杀了。

为什么说高考选拔“公平”是一个谎言？

人们向来呼唤一个公平的选拔制度，可是什么是公平的选拔制度呢？怎么样才能是公平的呢？在无数次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中，这始终是一个核心的命题。

有些人认为，对于被选拔者来说，付出的越多，从而获得的机会就应当更多。这种基于被选拔者努力程度的选拔，是比较能使人接受和信服的。可是有另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不以被选拔者的能力作为标准，任人唯贤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下，所谓的公平选拔到底是服务于谁的？

我们说：将被选拔者作为主体，重视被选拔者的付出与努力的过程，实现多劳多得，这是服务于被选拔者的公平；重视选拔者的利润最大化，将被选拔者视作货架上的商品，只根据一个个的标签考察商品的最终性能，选拔最符合选拔者需要的人，这则是服务于选拔者（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公平！

在中国，高考制度可以说是被神化了。它的维护者常常声称它具有明显的公平性，是“寒门子弟”阶层上升的“最轻松的”通道。然而，学生们首先感受到的反倒是不公平：当偏远、落后地区中学的学生在劳神费力背诵中国外交的措施时，北京的学生在开模拟联合国的会议；当县城中学的学生在为难以下咽的饭菜一筹莫展时，上海的学生在参与歌舞升平的联谊会；当底层的学生在几乎睁不开眼的困倦中上着晚自习时，那些大城市的学生可能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放学了。而那些身居大城市常常在“玩”的学生们还有一个优势：他们所在的地区各类大学的录取率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如果有人能够将这样的教育现状也认作是公平的，那他就是脱离实际的睁眼瞎，并且实际上在替统治阶级服务！

那些维护既得利益的辩护士们会说：“高等教育是给有能力的人上的。”果真如此吗？北京、上海的老爷们的少爷千金们，果然是全靠了学力升入高校的吗？河南很大，大到有上百万高考考生；河南又很小，小到装不下一座大学城。果真是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考生中没有能力的人多吗？所谓的能力，是否也要包括经济能力、地区教学资源乃至于家庭的社会权力关系在内呢？少爷千金们可以通过高尔夫入学一众985、211和双一流高校，以这种绝大多数人平常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东西作为高等教育的通行证，怎么，难道高尔夫也是所谓能力的一部分吗？有人叫嚣着脱不下来的长衫，鼓动过剩的大学生下放工厂单位，殊不知有多少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连这件脱不下来的长衫都穿不上呢！他们果真是没有能力吗？

除此之外，高考还被宣称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工具。然而立志从事文史的学生何必证明自己的数学能力出类拔萃，立志从事理工的学生又何必写得一手好作文呢？对几百个专业、几千万人都采取同一个评价标准，难道便能选拔出适合不同领域的人才了吗？这并非它的“选拔性”而是它的“安抚性”，它试图提供一种绝对的形式平等、结果平等，然后又亲手破坏了这份形式平等，将更多机会赋予某一部分人，这正是为了掩饰对不平等的焦虑，掩盖不平等的实质。

我们终于得出一个本应十分明显的答案：高考是依据市场而运行的。或者说，高考本身的运行机制，与资本市场的运行方式有着十分的相似性，它是市场经济在教育体制内的投影。一部分人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也即是说他们能够对教育本身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份投资中蕴含的价值便作为劳动的前置投入加入了劳动价值之中。富有的家庭甚至可以花钱直接让学生海外留学“镀金”，也就是说，“有效投入”本身也可以用金钱代替。

由此可见，在私有制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真正公平的选拔制度，即基于个人努力程度作为选拔标准的制度的。在成绩现实化为学习的结果并且学生物化为原材料和商品的过程中，学生个人的活动，学习的过程是不会被选拔者加以考虑的，他们只是以成绩作为最终的标签，按照资产阶级与市场的愿望进行分拣与发货。在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不平等的基础上，还存在着私有制所必然导致的个人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环境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前提下构建起来的以成绩作为普适标准的选拔制度，事实上仅仅服务于选拔者即资产阶级，仅仅以选拔者的目的即资本的积累为转移。这种选拔制度，只是为资产阶级选拔合格的雇佣奴隶罢了。

可见，要是因为认为高考公平就拒绝对它进行批判，那便是十分愚蠢的：因为高考并非依靠它的公平而运行的，不公平反而更能解释成千上万的人为何被驱动着参加它。几乎所有人都对它的不公平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根据日常的经验认为其它领域的不公平更加剧烈罢了，但这远非为它辩护的理由。规训者强调公平的时候，便可以说高考是你们这辈子最公平的机会，只要提升一分就能干掉千人；强调不公平的时候，就会说它都不公平了，你要是再躺平摆烂，不就更没法“逆天改命”、更被人踩在脚下了吗？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对经济、身处的环境、发展条件等一切外在因素的不平等的消除，将会是这个公平选拔制度之所以平等的大前提。在那里，学生不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需要而学习，而是为了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学习。应试教育将会成为无用的垃圾，只配“放到博物馆去”。

每一个受到这种系统性地不公平所压迫的人，都不应该只把眼光放到高考。因为这种不公平，追根究底，还是根源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推翻这种统治，公平就无从谈起；不让被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社会，自由就无从谈起；不让整个社会摆脱资本的掌控、让活生生的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解放就永远无从谈起！

真正的教育该是什么样的？

光彻底否定了当下的教育体制不够，应当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教育体制。而这就首先要回应一种被广泛洗脑后产生的声音：“高考是最适合当下的制度。你不要高考，难道还能退回推荐制吗？那不是干部子弟们更容易获益，从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或者还会有人说：“难道你要搞素质教育吗？”

第一句话倒是神奇地说对了，毕竟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能存在一个真正“理想”的教育制度，我们只能看到不公平在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我们确实对中国的应试教育进行了批判，但是不能幻想像换零件似的就这样把旧的高考制度换成新的一套什么制度。无论这种新的什么制度有多么工巧、多么天才，它都必然迅速异化。第二句话则是大错特错——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人已经想象不出没有官僚制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了，这不得不说是意识形态的巨大成功。

至于那些鼓吹所谓“素质教育”的人，他们以为教育的模式好像就只剩下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了。素质教育说得很好听，要求发展学生的各种素质。但这真的是“全面发展”吗？在素质教育的方法下，我们只看到被资产阶级青睐的各种素质才被称作素质。这种“素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资本，使得这些学生更能够融入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而非无产阶级当中。这种素质教育还沾染了精英教育的模式，学习各种素质的高昂费用只有富有的人才能承担，普通家庭不“因教致贫”就很不错了。所以，素质教育也绝不是我们所想要追求的教育。

要寻得教育制度的真正改革，必须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为前提。教育真正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有助于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的问题。真正的教育必须反对物化，回归到“人”的本身。 回归人，首先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就是要发扬作为人的个性。让学生的情感鲜活起来，让学生的个性张扬起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破除对于未定型的、具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青年的桎梏。真正的教育应当鼓励学生尝试多种角色，尝试不同的功能，而非固化于单一的、死板的“学生”角色。如果在学生这一角色扮演上失败，他们不至于因此落入深渊，而是可以从别的角色中重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多重角色会使人获得潜能实现感，在多种角色的尝试中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从而彻底否定异化对学生“人的本质”的否定，实现对人的复归。

其次，真正的教育必须摒弃底层互害，赋予学生结社的自由与真正的集体主义。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现在的教育体制却过于强调学生的个人能力和相互竞争。让学生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必须要让学生处于同甘共苦、相互协作的真集体中，而非由行政强力捏合在一起的假集体。这就要求给予学生一定的结社自由！从兴趣爱好、到自主的学习探究，乃至于政治性的组织，无论是什么样的结社，只要有建立的可能与必要，都应当让学生去大胆地尝试。在这种学生能够自由结成集体的体制下，集体的力量才会真正显现。在相互交流与协作中，学生会感到自己应当成为集体的器官而不是只图个人的享乐与自私的“进城”，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真正价值会在为集体的服务中得到体现。

真正的教育必须鼓励自由探索，培养改造社会的勇气。 真正的社会应当能够容纳并促进不断的革新与发展，它教育出的下一代，就不能全盘接受上一代的“遗训”，必须有探索的眼光与勇气。教育不能只教人如何去被动适应社会，好像社会变成了一个审判个人的君主；教育更应当教育学生如何去发现自己的特异点，以及如何去改造社会。这要求扬弃掉所谓“普遍标准”的束缚，教育的指标不能超出一些公民必备的基本常识，剩下的则让学生自行决定他们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目前出现的大部分厌学现象，与其说是学生自身的懒惰，不如说是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压抑导致的。学生是人，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只有当学习成为发自内心的行动时，学习就不再是异化的准备，不再是为了物质利益的享受进行的竞争，而是为了让自己在劳动中发现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前提。

学生的出路何在？

学校的各项制度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许多人丧失了政治性的洞察力。他们或许能够察觉社会中的压抑与不公，但他们往往从个人动机、原生家庭、“人性使然”等狭隘的因素去分析，却忘了这些问题有其社会层面的、普遍性的根源。这种根源是不可能仅仅通过道德批判或发发牢骚来解决的，它只能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手段、通过社会力量的联合才有解决的可能。

唯一的生路，一开始就被政治冷感者排斥了。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做宗教教条信奉着，拒斥一切基于政治的严肃思考。这种无明确目标、切实手段的反抗，只能永远停留在部分不满者的自娱自乐，用于缓解应试学习的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反而巩固了应试主义的体制！

学生群体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政治地位，在各种行动上受限；另一方面，他们脱离生产，对社会的苦难和压迫的认知程度参差不齐，也在实践中很难因为切身利益形成稳固的政治立场。

那些“进城有望”或者被认为有望的学生，在受教育时除了被告诫要千方百计远离“朝五晚九”的工人阶级，而去做工人贵族“坐办公室吹吹空调”，还要被告诫以后一定要“进城”而不能返乡。学校、社会规训与阶层固化共同在他们脑海中刻下了这种烙印。他们无比恐惧坠入成为最底层无产阶级的“苦海”。他们担忧“如果不考个好大学，以后我的家庭怎么办”，哪怕按照当下的分配制度，他将来的薪资可能已经超过绝大多数的无产者。这种被学校长期贩卖的焦虑，死死捏住了他们的软肋。

因为抱有这种“尽力向上爬”的幻想，因为向往那虚幻的“现代生活”，他们的思想变得极为狭隘与浅显。他们很大程度上仍会把学校视为合作者，深信“应试毕竟是为自己好”的鬼话。他们把目前的体制看作永恒的、无法更改的，认为不应该期待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这种软弱性，让自发的学生运动注定走向溃败。

有时，一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发生，学生连当下的生活都深感难以为继，群情激愤，揭竿而起，形成暂时性的学生运动，比如打砸食堂之类。然而，这也是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运动，自发性占主导，形不成长久的潮流。等事件过去一段时间，热情消退，自发的组织变得散漫，学校象征性地让步，再惩罚几个为首的学生以示惩戒，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如果想采取稍微温和的策略维权，由于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形不成坚强的组织，一旦规模稍大就会被取缔，甚至自我分裂。这些残酷的现实一遍遍地证明：缺乏纲领和领导的维权路径是多么脆弱！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一切反抗都如同用针去扎一头大象，除了让自己感到一丝虚幻的快感，什么都改变不了。

同时，学生社会的孤立也加剧了这种无力。整个学校被粗略地分为两个异质的社会：学生社会和教职工社会。两个社会即使共处一室，也因为权力差等关系而相互怀疑、警惕甚至对抗。校领导幻想的“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不过是行政强力捏合的假象。虽然很大一部分教职员工的生活也如无产阶级一般艰辛，但在目前的体制下，相对稳定的生活让他们不愿做出过于出格的行为，他们同样盛行政治冷淡。只有当地方财政的进一步崩溃打破这份脆弱的稳定，让他们也时刻处在失业的威胁之中时，才是教职员工阶级意识真正爆发、加入斗争队伍之时。在此之前，学生的斗争往往只能是孤军奋战。

那么，我们究竟该走向何方？

这个体系有自己“失灵”的时候：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好使。它强制灌输矛盾的双重思想，一方面说着最漂亮的话，一方面干着最丑恶的事。热血的、理想的、勇敢的，和那些萎靡的、保守的、懦弱的落后部分划分界限。现在阅读这份文章的同志们，就是青年激进化的铁证。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这句话不是以理论的形式，而是以活生生的人的出现被呈现在我们面前。

但我们知道，“晴雨表”只知道下不下雨，雨现实里下还是不下，仅仅“预测”做不出改变。学生群体是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但脱离生产的学生，绝不能幻想仅靠自己就能建立新社会。开放的学生如何把这些先进思想真正带入普罗大众，是我们需要回答的。

长期以来，激进学生处于一种“理论狂热而行动悬空”的尴尬境地。很多人以为，自己只要在互联网上对现制度进行批判，就等同于瓦解了政权的统治。 他们觉得，只要在知乎或 B 站的评论区赢了一场辩论，就等同于赢得了一场街头战斗。 学生想要改变，但与其作出行动，他们更多寻求心理代偿——不敢在现实中与对峙，便转而在抽象的理论里寻找虚假的统帅感。对口号文化的解构、对规训的本能拒斥，必须成为一个开端，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

学生们必须自觉地对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剖析，总结出自己的诉求。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一次次的失败与斗争，已经开始自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政治课本里那个充满谎言和阉割的教条体系。这正体现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永远占据人们的大脑。

中国共产党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本质，以及他们复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注定了他们是如此地害怕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的处境有哪怕丝毫的反思。学生如果继续一盘散沙，就只能被他们各个击破。人的意识不是也不会是线性上升的，就如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线性上升一样。我们必须抖擞起精神为“进入居民的一切阶层中去”准备，为动员起一切反秩序的力量准备，为从现在开始着手抵抗中国进步左翼力量的原子化状态准备，为提早哪怕一天具备给群众提供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准备。

我们说，学生身份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暂时的、极具潜力的过渡状态。因此，学生走入普罗大众的道路，不是“跳跃”的，而是必然的。没有人一辈子都会在高中和大学度过。学生，现在最紧迫需要去开展的，就是利用自己在校园的便利，开展学生工作。在食堂、宿舍、操场建立起秘密小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同志，就是革命党伸向未来的神经末梢。通过高中、大学、职校等等渠道，我们要确保思想的火种能够存在于全国四处的校园里，等待其与工人运动汇合的瞬间。

不要再做沉默的羔羊，不要再在内卷中耗尽生命去换取一副更为高级的镣铐。打破锁链，扬弃异化，找回我们作为“人”的全部尊严与自由——

现在就组织起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