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新冠疫情像是一条分界线，它不仅带走了所谓的“繁荣”，更带走了某种关于未来的幻觉。

现在的现状不需要谁来复述，每个人都能在工资的缩水和繁重的劳作里感受到那种全方位的坍塌。对于新一代青年工人这尤为残忍。读书久的，在校园里完成残酷的内卷后，发现前方并非体面的生活，而是无工作可寻。有人选择在写字楼里透支青春，有人则在“多走了几年弯路”后，和早几年接触社会的同龄人一起在工厂和工地出卖体力，却发现无论怎么拼命，都无法在这个系统里攒下任何未来的资本。在最该充满朝气的年纪，却沦为沉重债务与机械劳作的囚徒。

在现实中，没有人会真心说“现状挺好”。但大多数人仍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中：能感觉到生活在腐烂，却看不透问题的病根，更找不到破局的利刃。很多人把这种痛苦归结为“运气不好”或“竞争太强”，甚至有人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这正是这套系统最成功的谎言：它让人在受苦时，依然在自我审判。

我们不给廉价的安慰，更不讲虚伪的鸡汤。对着中国的苦难日复一日地哀悼，那毫无意义。

我们将以此文反驳那些泛滥成灾的谎言，揭示一个被刻意掩盖的真相：基层青年劳动者的贫穷，绝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确保工人永远处于“刚好够活”的临界点，从而不得不终身出卖劳动力，它不是在雇佣人而是在系统性地榨干人。如果同志厌倦了那种“找不到病根”的焦虑，如果察觉到那些主流文宣正在像喂奶头乐一样侮辱你的智力，那么请读完这本册子。

读下去，行动起来，我们手中握着是某种让这整个体系颤抖的力量。

谁在养活谁？

寄生虫最常挂在嘴边的鬼话就是：“是我给你们提供了工作，是我养活了你们。”

失业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够努力、不合格；有工作的时候，又让我们感恩他们提供的所谓“工作岗位”。资产者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仿佛招工不是为了榨取利润，而是为了“喂养”工人。这种“慈善家”的说辞，是富人最令人作呕的表演。在他们眼中，工人的血汗是不值钱的垃圾，全靠他们“大发慈悲”才有了去处。可真相是，如果雇佣工人不能让他们赚到几倍、十几倍的利润，老板会多看人一眼吗？资产者招工绝不是为了让工人有饭吃，而是因为他们的机器没有活人的脊梁就转不动，他们的金库没有工人的劳作就填不满。

现实是：是我们养活了你们！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了世界的一切，养活了整个社会。

工人不需要去看什么统计局的造假数据，看自己的双手就够了。请看看周围：这条宽敞的马路是谁铺的？这些高耸入云的大厦是谁盖的？手里用的手机、身上穿的衣服，哪一样不是在流水线上没日没夜干出来的？在厂房、在工地、在马路上，是劳动者撑起了整座城市。没有工人，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一天都活不下去；没有工人，工厂就是一堆废铁；没有工人，银行里那串惊人的数字不过是废纸一张。

但即便如此，大厦、马路也不属于工人群众。即便拼命劳作，工人也很难买得起自己亲手生产出来的产品。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而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创造的财富正被寄生虫合法地偷走。如果真的“勤劳能致富”，那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应该是码头上的搬运工、建筑地基里的泥水匠和流水线上的夜班工人。为什么干活的人家徒四壁，不干活的人却富可敌国？

真相在于，他们垄断了工厂、机器、土地和技术——也就是所有的生产资料。他们切断了我们自给自足的生路，让工人不得不像乞讨一样走进他们的工厂。因为垄断了生产资料，他们霸占了分配权。他们制定的规则是：你创造了一百块钱，由于机器和厂房是他的，他就有权只发给你十块钱作为“工资”，然后把剩下的九十块钱作为“利润”理直气壮地塞进腰包。

老板发给工人的那点钱，仅仅够付个房租、吃顿饱饭，好让工人第二天能有力气继续站回流水线上卖命。在这场名为“雇佣”的现代奴隶制里，每一张钞票都沾着工人的血。老板换新车的钱、他们孩子留学的学费、他们在酒桌上挥霍的一张张发票，全都是从劳动者身上硬生生抠出来的。

可荒谬的是，养活了整个社会的人，仍被这个制度打成所谓的“下等人”。他们至今还在重复着是政府、国家、老板“养活”了工人的谎言。劳动者亲手织成了他们身上的锦绣，自己却只能在拼多多和淘宝上买地摊货；工人盖起了他们住的临江豪宅，自己却要在阴暗潮湿、连阳光都见不到的隔断间和宿舍里蜷缩。

这不是什么“生活水平的差异”。他们不仅抢走了工人的劳动成果，还要通过这种财富优势，从心理上、尊严上把工人踩进泥里，让你习惯这种被奴役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它把社会分裂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打工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命“租”给老板；另一个世界是寄生虫，通过操纵资本和权力，把持着话语权。这根本不是什么“公平竞争”，这是系统性的、合法的抢劫！

谁的“平等”？谁的“法治”？

现存秩序的维护者最热衷于标榜“平等”与“法治”，但我们必须戳破这个自欺欺人的泡沫。先撇开那些宏大的政治术语不谈，大多数人恐怕连自己名义上的“人大代表”是谁都不知道，更遑论行使过任何实质性的选举权利。那些在会场里举手表决的人，究竟是代表流水线上的劳动者，还是代表资本家与官僚？

这种“平等”在阶级差异面前只是一个苍白的笑话。 现实极其露骨，资产阶级不仅垄断了财富，更垄断了特权。他们出入有安保与权力屏障护航，犯下罪行有复杂的人脉网兜底；而工人阶级只有在作为“代价”被牺牲时，才会被制度记起。这时候，法律的“平等”显得如此荒谬——它是在一个不平等的基础上想要弄一个“平等”的框架，允许富人随心所欲地在全球范围内挥霍、配置资产，同时也“平等”地允许穷人在失业的边缘徘徊、在病床前等死。

所谓的“法治”，在现行体制下，不过是资产阶级管理现代奴隶的家法。劳动者被反复教育要“遵纪守法”，可当工人被欠薪、被克扣、被工伤折磨得家破人亡时，所谓的法治往往只是冰冷的推诿。它要求你“按程序走”，而那冗长的周期、昂贵的律师费和晦涩的条文，本质上就是为了将缺乏资源支持的劳动者阻隔在公义之外。老板压榨剩余价值被视为“合法经营”，工人团结起来讨回公道却常被指控为“破坏秩序”。

我们经常听到黑皮镇压工人罢工，而“条子镇压资本家欠薪”听起来都觉得离谱。

最虚伪的莫过于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必须质问：法律捍卫的究竟是谁的财产？它捍卫的是资本家通过剥削、通过非法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而积累起的金山银山。而工人阶级有什么财产？那点微薄的积蓄、那唯一的栖身之所，随时可能在金融骗局、通货膨胀或一次突发疾病中被洗劫一空。

这套“剥削之法”明确规定：因为生产工具属于资本，所以你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被拿走是“天经地义”，你拿回仅够生存的报酬是“市场规律”。“法治”的“法”服务于谁，无需多说。

“社会保障”还是二次清算？

文宣机构最喜欢制造一种幻觉，宣称我们的“生活成本低”，宣称普通人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他们拿着被操纵的物价指数，对着满身疲惫的劳动者说：你应该感到知足。但是人们不知足啊！于是，他们就拿出所谓“斩杀线”，找出国外底层的生活处境来做对比……他们说，你觉得不好，那别人更不好。

但这纯粹是站在干尸上跳舞。为什么不在国内对比顶层和基层？

他们厚颜无耻地撒谎，宣称政府已经为劳动者提供了贴心且完善的“保障”。在交钱的时候，这套制度比谁都积极。每个月从工资条里强行划扣的社保、公积金，拿着劳动者的巨额统筹资金去填补财政的亏空，去维持官僚机构的庞大开支。可等到工人需要保障的时候，这套制度就各种推脱和延期。

事实上，工人阶级不仅在厂房内遭受剥削，在离开流水线的每一秒，社会都在没完没了地吸血。这种掠夺不再仅仅表现为从创造的价值中抽走利润，而是以“消费”与“金融”的形式，在暗处进行着更加毒辣的二次清算。工人们亲手搬砖盖起的住宅楼，回头却要背负三十年的高额贷款才能搬进去。对于大多数青年劳动者来说，这绝非夸张而是事实。每天一睁眼，就已经欠下了银行数百元的利息。这种生活不是在为自己奋斗，而是在给银行和地产商充当“活体取款机”。

即便为了规避风险而不去借贷，掠夺依然无孔不入。那些坐在空调房里的金融分析师，折腾着所谓的理财、基金、股市，本质上都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他们将劳动者辛苦积攒的存款拿去包装、估值、对冲，将其变成洗劫大众的工具，大机构对平民积蓄直接公开抢劫。“钱生钱”这种东西被当作理所应当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反思这个社会已经疯狂到什么程度了。

最可恨的，是针对基本生存权的敲诈。医疗、教育、养老，这些活人最基本的权利，如今全被垄断成了高价买卖。

所谓的“教育”领域已经变成了一道筛选奴隶等级的闸门。 他们标榜教育是公平的上升通道，可现实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早已被明码标价。没背景的孩子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当他们的孩子在私人学校享受着精英教育、准备接手家族产业和出国留学时，劳动者的孩子却被关在半军事化管理的“工厂式学校”里，接受着为了适应流水线而定制的枯燥训练。

当大病临头，会发现真正救命的药永远在“医保目录”之外，昂贵的检查永远需要自费；一边是那些从未流过一滴汗的官僚，享受着全额报销、几乎免费的干部病房，另一边则是创造了整座城市的劳动者，却在社区医院为了几毛钱的药价差额而精打细算，甚至在病入膏肓时为了不拖累儿女而选择悄悄离世。

我们看不到社会的保障，只有社会的毒打——如果只是以“不饿死”作为生存的标准，那这和圈养在围栏里的牲口有什么区别？我们无需因为他们可以“保障”这个而感激。所谓的“兜底”不过计算过的“维保费”，那点杯水车薪的收入，不是为了让人活得像个人，而是为了确保这台名为“工人”的机器不至于因为彻底崩溃而停止转动。他们需要的不是健康的、有尊严的公民，而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继续在流水线上产出利润的生物电池。

“廉价劳动力”？

中国虽贵为“世界工厂”，拥有无与伦比的工业力量，但这份辉煌从未兑现给创造它的广大劳动者。它生产的目的绝非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而是为了追逐无止境的利润。我们必须看清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所谓的“世界工厂”，本质上在国际市场上公开竞价、变卖中国工人的血肉。他们向全世界兜售“廉价劳动力”，把这当作所谓的“核心竞争力”。这哪里是什么国家荣誉？这分明是巨型人肉作坊。他们通过极低的人权标准、严酷的工厂纪律和被阉割的维权空间，向世界承诺一份“低成本、高产出”的奴隶契约。

这种模式制造了一个荒谬的循环：中国工人生产了世界，却用不起世界。 原本科技的发展应当带来人的解放，让十四亿人中的天才不再被埋没，让劳动者有闲暇去追求梦想。但现实是，十四亿人的聪明才智被强行压缩在机械、单调、低级的流水线岗位上。这不仅是为了榨取财富，更是资产阶级蓄意制造的“生存恐怖”：他们刻意维持着庞大的失业大军，用“你不干，后面有的是人干”来恐吓每一个在岗的劳动者，从而无限期地压低工资，稳固资本的统治。

在这种“出口导向”的逻辑下，国内市场成了被遗忘的荒野。 “生产过剩”与“内需不足”的讽刺对立，根源就在于：劳动者被压榨得根本买不起自己亲手制造的产品。 这种模式对国内市场毫无怜悯，甚至可以说，它根本不在乎劳动者的死活。一旦国际局势动荡，整个系统便陷入混乱，而代价永远是由那些长年累月超时加班、身心俱疲的工人们来承担。

喊“内需不足”的时候，众人早就呼吁增加分红，诉苦实在没有“消费”的底气。但他们并不愿意妥协，哪怕是让步一点，除了一些“劳斯莱斯代金劵”般的补贴，他们只负责打气，而不给打钱。又不给喂草，又要逼着长肉拖到国际市场上去卖，中国资产阶级们的贪婪是无底线的。

“人民政府”为人民？

在看清了生产线上的直接剥削后，也不要对政府和国家抱有任何幻想。有人说，即便老板是贪婪的，但“国家”是超脱于利益之上的公正裁判；即便工厂是黑暗的，但“人民政府”总归是底层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幻觉让受难者在遭遇不公时，本能地寄希望于上访、举报或祈求“青天降临”，试图用旧体制的逻辑来解决旧体制制造的苦难。

但现实却是一场血淋淋的政治教育。在摄像机前往往披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杰出青年企业家”的华丽外衣出现的，恰好就是老板们本人。他们之所以能大张旗鼓地践踏劳动法，本质上是因为得到了行政权力的背书与信用加持。百姓走遍公安局、法院，听到的是如出一辙的敷衍：“证据不足”、“正在汇报”、“请按程序等待”。老百姓在衙门前守候几天几夜，吃着廉价快餐，等来的却是傍晚时分的一句“办事人员要休息了”。

而当温顺的维权转化为愤怒的抗争时，政府的“中立”假面便被彻底撕碎，露出了名为“卫道士”的狰狞真面。 那些坐在雕梁画栋里的老爷们，不仅对人民的哀嚎充耳不闻，更视百姓的诉求为影响“仕途”与“政绩”的污点。为了保住那顶官帽，他们动用了整套暴力机器：进京上访被定性为“恶意”，维权群聊被定性为“非法组织”。

所谓的“人民公安”，此时不再是保护者，而是豢养的鹰犬。他们穿着警服或便衣，闯进劳动者的家中进行恐慌性“教育”，用打印好的“通告”威慑受害者。他们只会复读冰冷的条文，这种权力运作的真相昭然若揭：中国根本不存在超脱阶级的政府。政府不是什么“父母官”，而是资产阶级用来管理现代奴隶的管家。 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确保剥削过程的“平稳运行”。当剥削还在继续时，它负责维持秩序；当剥削导致崩溃时，它负责镇压反抗。

这种现实对劳动者来说是残酷的，但也是最有效的清醒剂。任何寄希望于旧制度自我改良的想法都是自杀。 施舍救不了命运，唯有砸碎这套专门保护掠夺者的机器。

工人已死？

他们哀悼“工人阶级已经丧失革命性”，要么那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傲慢，要么是由于对现实的极度短视。他们躲在书斋里，指责遭受资本主义洗脑的劳动者“自私、冷漠、有奴性”，却看不见在沉寂的地表之下，岩浆早已翻滚。

阶级矛盾不是消失了，而是在动态的对抗中积蓄着质变的能量。 在所谓的“黄金年代”，资产阶级靠着经济上行期的残羹剩饭和虚无的消费文化，暂时麻痹了劳动者的神经。但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必然爆发，当那帮寄生虫为了保住自己的金库而优先克扣咱们的饭碗时，那场持久的幻梦便彻底破碎了。疫情不仅仅是一个转折点，它更是一面照妖镜。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用实际行动，粉碎“工人已死”的谎言。我们不是一个人，郑州富士康的工人们，用罢工和反抗解除了军事化管理的封锁。他们在一夜之间，将原本对经济补偿的诉求上升到了对政治压迫的反抗，打响了反抗系统性控制的第一枪；重庆中原汇集的药厂工人们，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受害者。他们有组织、有策略地利用现代社交媒体塑造舆论，对大锅馍裁员进行系统性回击。无锡比亚迪工人竟然要“请求”加班才能活下去，他们集体抗衡保护最后的饭碗；广东“裁床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工人开始意识到工友之间的内卷是死路，跨厂区的横向联系才是活路。这种自觉的组织化，宣告了碎片化斗争时代的终结。

革命并不发生在“绝望”中，而是在“群众意识到自己有权不再受苦”的那一刻。

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在经历从个体抗争到集体自觉、从情绪发泄到政治目标的进阶。工人不再满足于“有班上”，而是要“活得像人”；不再寄希望于“勤劳致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组织，一切努力都将成为剥削者的猎物！

我们要正告那些悲观主义者：工人阶级没有死，他们只是在学习如何战斗。

出路何在？

追求美好的生活，绝不是虚妄的口号，而是被剥削者最真实的生存呼唤。出路从未消失，只是它不在上访的路上，也不在请愿的信封里。真正的生路，封存在我们每一个劳动者的横向联系之中。 没有工人阶级的劳动，这个世界将瞬间瘫痪：发电机组会停止轰鸣，各种资源会无人采集，物流运输会彻底停摆，流水线会归于死寂。组织起来的我们，仅凭“拒绝工作”这一项权利，就足以让旧制度的死期提前降临。

但力量不会凭空从天而降，它诞生于每一个微小的基层细胞。

每一位已经觉醒、并准备好反抗的青年工人，都肩负着神圣的职责。任务不仅仅是愤怒，而是成为一颗扎根在基层的种子。革命不是少数精英的密谋，而是多数人的觉醒。去倾听工友们的抱怨，把那些零散的、针对某个组长或某条规定的愤怒，引导向对整个剥削系统的认知。

不要等待某种宏大的指令。在你的宿舍里，在饭桌旁，在工作的班组中，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团体。这些小小的联系，就是未来风暴的策源地；这些基层的组织，就是成立一个革命党进而推动全国性运动的基石。

从“小事”开始争取权利，阶级意识不是在书本里读出来的，而是在斗争中打磨出来的。从争取一顿像样的饭菜、从要求应得的加班费、从反抗一次不合理的处罚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胜利，都在瓦解资产阶级的威严；每一次集体的站立，都在锻炼工友们克敌制胜的胆识。只有在争取具体权利的过程中，广泛的工人阶级才能看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这种反复的博弈中，原始的同情将升华为坚定的阶级意识，零散的愤怒将锻造成钢铁般的纪律。

当工友们为了共同的命运紧紧握手时，当在地下秘密传递着真相与火种时，当组织起跨厂区、跨行业的通讯网络时，我们的党就已经在这些具体的、坚韧的工作中诞生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那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做准备。我们不仅是在反抗旧的秩序，更是在斗争的过程中，学习如何管理生产，学习如何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

实践上落实这点，就依靠同志你我。记住美国劳工运动先驱乔·希尔（Joe Hill）临刑前的绝笔：

不哀悼，要组织！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