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腊梅

在最近的四月份，河南多地爆出招商引资巨额造假案：漯河舞阳县上报到位资金78亿元，实则仅1亿元，造假率惊人；郑州管城区、商丘柘城县亦通过伪造签名和虚假合同，分别编造了9.6亿与40多亿的数字。而​当记者质问地方官员为何要填报如此离谱的数字时，舞阳县商务局局长给出的理由是：“沿袭好多年了，我们也很无奈。上级下达的指标是递增的，不管有没有增长， 报表上也要往上增。”

然而，这并非是官僚系统的无心疏忽，而是荒诞地历史重演。早在之前2024年12月时，就有网友在查阅多地政府及国企官网的公开信息时，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在各地的招投标公示、行政处罚听证、甚至是公益资助名单中，频繁出现五个一模一样的人名。​这五个人（被全网戏称为“最忙五人组”）在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情况下，同时出现在了跨省份、跨行业的多个官方文件中，有时他们是A地是负责招投标的“专家评审”，突然间在B地变成了身家亿万的“皮包公司法人”，随后C地又变成了领取政府补贴的“困难群众”或“失业人员”。而这五个人并非真实存在的“权力掮客”，而是基层官僚系统为了维持“纸面合规”而共同使用的通用代码。这些寄生虫甚至不约而同地复制黏贴某个网页文章上的头几个假名，敷衍懒惰到连糊弄群众的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了！这件事更加证明了中共官僚的荒诞性，在政务的实际运转里所谓的“法治”和“程序”早已沦为纯粹的表演。只要纸面上凑齐了五个人头，这笔财政拨款或行政决定就在逻辑上“合法”了。

如果说河南78亿案是针对宏观经济指标的数字掠夺，那么五人组事件就是针对微观行政程序的权力亵渎。两者共同勾勒出了一幅中国资本主义晚期的图景：上级在骗下级，下级在骗上级，而整个系统在骗整个社会。

灯下黑还是选择性失明?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疑问。难道中共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一群“瞎子”？难道掌握着大数据和天网的中央部门对这样的造假一无所知？其实不然。这种规模庞大的犯罪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是一场社会性事件或诞生了一个革命组织，那中国政府就会展示它一如既往的“高效”。

例如，在2022年“白纸”期间，或者针对任何一个哪怕只有十几人的地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国家机器展示了令人战栗的“高效”。通过天网系统、手机定位和大数据轨迹，警方可以在几小时内精准锁定每一个参与者的住址，甚至在他们还没回到家时，传唤的电话就已经打到了手机上。然而，在河南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如此离泼的虚假合同、伪造的签名、根本不存在的生产线，就躺在审计部门和统计部门的眼皮底下。大数据此时仿佛“失效”了，天网也“闭眼”了。

这绝非所谓国家机器感官的失灵，也并不是所谓的看不出来“灯下黑”，而是系统性的掩盖。这样的贪腐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但除非闹大引起民愤，它就一直被如此默许着。他们维稳的逻辑是：真相从来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统治的共识。对老百姓，一定要狠；对自己人，谁太过分了就打打做做样子。

中央需要亮眼的GDP数据来支撑其作为“唯一领导者”的合法性，需要繁荣的报表来诱骗外资与维持信贷；地方官僚则像哈巴狗一样，盯着中央丢给他们的某个“地区书记”一类的“狗骨头”为人生目标。因此，中央下达的脱离现实的硬指标，本质上是给地方官僚发的一张“造假许可证”。这就是一个央地之间心知肚明的分赃游戏：上级通过数字伪造“稳中向好”的幻象，下级通过数字掩盖残酷的剥削率并换取官职的升迁与地下室的茅台和金钱。

经济部门并非请不到清官，而是这台机器本身就是为了洗劫剩余价值而设计的。在这个体系里，诚实的人是系统的“异物”，而造假者才是最合格的“零件”。毕竟，有良心的人很难在“体系内”混好。

改良派美梦的幻灭

活跃在互联网上的“改良派”——如果这些日夜暴论不停的“网友”们能称得上一种政治趋势的话——始终怀揣着一个奇怪幻想，他们认为国家是一个中立的、是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天平”，只要换个好裁判（清官或强力中央），就能通过整顿市场来清除腐败。共产主义者对这种论调已经厌倦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比百年前的的改良主义者进步、更狡猾一点，今日所谈还是复制被彻底驳倒的旧学说：

“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官僚集团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支持者。河南的78亿造假是否已经让人感到骇人听闻？对不起，这不过是这台“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透露出的冰山一角而已。对于官僚系统而言，最大的失败不是内部的腐败，而是居然让群众一窥其中的交易！指望国家去根治腐败，等于指望资本家为了道德而停止剥削。改良派们在乞求一个靠分赃维系的利益集团去主持公义。这种“国家中立”的错觉是无产阶级觉醒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因为它用“明君梦”掩盖了必须推倒重来的阶级真相。正如列宁所说：​

“马克思主义者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他们将官僚集团看作是失职的‘裁判’，却不愿承认这些官僚本身就是大资本的化身，是这台剥削机器的直接操作者。列宁在百年前的警告在今日的中国依然震耳欲聋。改良主义者抛出的每一个“政策微调”或“反腐清单”，本质上都是在为这台摇摇欲坠的机器更换零件，目的是让剥削能够更隐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只要生产资料依然被垄断，任何局部的由上层发起的‘改善’都只是为了让奴隶们能更顺从地接受被压榨的命运。

当那些幼稚的改良主义者还在呼吁“高层明察”时，他们没看到，腐败不是这台机器的故障，而是它的润滑剂。破除“国家中立”的迷信，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指导实践的问题。无产阶级必须明白：我们不需要一个更公正的裁判，我们需要的是废除这场从规则到裁判都属于资产阶级的不公平游戏。

破除幻想，直面现实

在面对这种真实存在于中国的官僚主义，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去面对呢?

假装没看见，继续过好日子？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期，这样的梦想还有人买单，他们可以通过“增量”来分赃——也就是说，饼在变大，官僚拿大头，我们拿小头，日子还能过下去。但现在，增量消失了。当经济增长放缓、地方债务高筑、财政枯竭时，官僚机器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特权，必须在“存量”里下刀。当遭遇职场压榨、暴力拆迁或医疗事故时，普通人却找不到“公义”。只要体制不变，这种风险随时会降临在任何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头上。现在忍气吞声就是慢性自杀。

必须改变体制，但不能从上层出发，必须先改变底层的那些被体制洗脑的人。我们要告诫人们不要上访、情愿、呼吁。长期以来，体制通过“反腐”和“巡视”的表演，给底层植入了一种错觉：基层是坏的，但高层是好的；经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改变的第一步，是把盯着“中南海”或“省政府”的眼睛收回来，转而看向自己身边同样受苦的兄弟姐妹。尊严不是求来的，是组织起来后的力量换来的。一旦底层不再向上看，而是横向看，体制的统治基础就坍塌了一半。

必须让人们意识到，上访和请愿本质上是在承认压迫者的合法性。当跪在政府门口乞求公义时，人就已经在潜意识里接受了“他是主宰、我是乞讨者”的设定。这些官方控制的“申诉”渠道是消解群众革命性最狠毒的武器。

同时我们不断强调：中央与地方不是“清官与贪官”的关系，而是“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要让大众意识到，所谓的“雷霆反腐”只是扫除那些不听中央话的地方政府官员，或者不过是内部“坏账”的清理，而非对社会公正的维护。78亿的造假，实际到账只有1亿左右，那剩下的77亿元怎么办该从哪里补呢?只能从劳动者维持生活的工资里抽，从你的血汗钱里拿！

单纯的自发反抗和零星的觉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是散沙般一样无力，一定要团结成钢板一块——换言之，形势刻不容缓，只有在统一的革命党的领导下，将工人组织起来，用革命来推翻旧制度，官僚体制才能“寿终正寝”。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