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腊梅 / 向亦秋
从19世纪的英国工人面临粮价上涨到全球金融体系的震荡，近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先后爆发了几十上百次的经济危机。这些危机虽然在表面上各不相同，但实际上都源自同一个根本矛盾。
许多人将危机理解为偶然事件，把其爆发归结于某国的金融监管缺陷、几个行业的资本家盲目追求利润，或者对政策判断出现错误。表面上，这些因素似乎能解释单个危机的爆发，但真正的、影响着大多数经济危机的根源并非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必然的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通过出售劳动力即生命活动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维持生存，而资本家则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以获取剩余价值，进而实现资本增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剥削关系愈演愈烈，生产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加，但工人的收入增长远不能与生产能力的扩张相匹配。毕竟生产什么商品和商品的生产量并不由实际的社会需要决定，而由利润决定—资产阶级不是为了让工人用最优廉的价格吃饱穿暖而进行生产活动的，其最终目的一向是盈利。
这种生产和消费的不匹配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在一方面，生产端存在大量商品的积压与滞销，而在消费端的劳动者却缺乏足够的收入来消费这些积压的商品。这种矛盾在历史上多次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1825年的英国经济危机，表面上是银行投机和信贷紧缩导致了企业倒闭，而深层原因是工业生产迅速膨胀，但工人的实际收入（指工资对生活资料的交换率，这一数值不能简单的用明面上的工资量判断）增长缓慢、大量商品无法售出，最终引发了经济崩溃。通俗来讲，社会的生产力能够生产大量的商品，但工人没钱购买与消费。在这种供大于需的过剩下，经济危机会反复地出现。
那这种不匹配又是如何出现的？答案依旧是上文提到的盈利这一终极目标。生产什么商品和商品的生产量并不由实际的社会需要决定，而由利润决定—资产阶级不是为了让工人用最优廉的价格吃饱穿暖而进行生产活动的，其最终目的一向是盈利。资产阶级为了更多的利润和在自由市场内的竞争力，会不断地扩大生产、提高效率、压低工人的工资甚至削减雇佣的工人数量。他们必须压低商品价格以争取市场，随着生产力发展“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而机器则与工人竞争“岗位”，降低工人的工资。“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样，他们为了占领市场而竞争商品的低价，以前生产一件的利润现在需要两件了——商品数量增加了。另外，工人之间竞争激烈了（“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无产者与资本家的雇佣关系也是商品交换关系，因而工人是作为劳动力的卖家出现的），这会降低工人工资。以上所述的是个循环。而跳出这个循环我们发现，最终工人的劳动强度是增大的同时，反而更难以养家糊口，
这类无节制的生产忽略了一个事实：工人既要参与生产，又是消费的主体。当工人的实际收入长期被压低或面临失业时，社会整体的购买力就将走低，造成大量的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入不敷出就会出现，企业将无法继续维持一份高于生产费用的售价与自己的生产规模，收支无法平衡、亏本经营和倒闭将频繁在各个生产部门中发生，经济危机就此爆发。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型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就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如傅里叶在18世纪末就曾将这类周期性危机称之为“恶性循环”和“多血性危机”。其坦言：“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恩格斯如此总结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发生时，企业倒闭、资本缩水、失业人数猛增，这使得资源重新流动起来并淘汰掉落后的、中小型的资本，同时让剩下的资本重新获得利润，从而为下一轮经济扩张做好准备。当矛盾发展到极端时，危机往往会以金融崩溃的形式爆发。1929年被称为“大萧条”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就是典型例子。股票市场的崩盘只是导火索，其背后则是长期的生产扩张与消费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随着市场需求萎缩，大量企业倒闭，银行体系陷入危机，失业人口迅速增加。
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在数十次重大的经济危机过后苟延残喘地存活了下来。这不免让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兴奋，他们依靠着数字与宏观数据宣告着资本主义的又一次胜利。但国际投行和证券公司的存活不代表我们能够忽视无产阶级的下岗潮、衣不蔽体和食不果腹。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一贯地忽略着1929年大萧条时期大排长龙的救济所、中国东三省和广东省那群手举写着“力工”、“电工”的纸板的失业者和嘈杂的人才市场与当下社会那掩盖不住的苦难。
我们甚至可以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结构性地剥削无产阶级而起，以加大对无产阶级的迫害而告终。
这种“循环”在历史上不断重复，体现了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规律。危机是制度性的，而且总会周期性地出现。更加直观地说，这种危机表现在我们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大量商品滞销；企业追求利润而无法降低价格；劳动者收入长期被压制，消费能力被限制。危机爆发时，资本通过破产、失业重置市场，但这种重置只是周期循环的开始，并非终结。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表面上恢复增长，但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
饮鸠止渴的国家干预
理解经济危机为什么必然发生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前提。我们同时需要理解短期的政策调整或金融干预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如若只盯着股市涨跌或政策失误，而不改变制度本身，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延缓危机，周期性的危机仍然会不断出现。
政府下场救市就是一个无法根治经济危机的短期策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地产金融化推动信贷迅速扩张，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但这种增长建立在债务的扩张之上，当债务无法继续维持时，金融体系迅速崩溃，危机迅速蔓延到了全球。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2008年末，中国在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政府领导下，推出了著名的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通常被称为“4万亿刺激计划”）。这一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扩大国家投资和公共建设来对冲外部需求骤降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方案集中在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和扩大信贷与金融支持。
这一计划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即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和信贷扩张来维持社会再生产过程，使资本循环不至于完全中断。从短期来看这一宏观政策具有一定的成效。中国的经济在2009年迅速恢复增长，GDP增速重新回到接近两位数，也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
然而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这一政策带来了新的结构性问题。为了配合刺激计划，大量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后来的地方债务问题。信贷扩张使房地产市场重新升温，房价在随后几年快速上涨，金融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2008年后的政策虽然有效缓解了危机的冲击，但更多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延缓和调节”，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生产过剩、金融化以及债务扩张等问题，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可能重新积累，并在未来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共产主义者的一大任务是让劳动者认识这种规律，形成阶级意识，并采取行动。通过政治报的教育和思想动员，让广大劳动者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危机规律；共产党人需要组织起劳动者，通过党直接领导的工会和团体来动员起政治斗争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接管生产资料、推翻资产阶级专政。而在夺取政权后，新兴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政权应当全力推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生产成果服务于社会需要，而非利润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周期性危机带来的冲击。
从周期性经济危机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而不是短期的调控或政策能解决的偶然问题。而每一次危机，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如果生产只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社会就很难真正稳定。只有从制度上改变，让生产更多地服务于工人的生活和社会需求，我们才能减少周期性危机带来的伤害。
正如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版的导言中所说：
“社会的这种状况日益显得荒谬，日益显得没有存在必要。这种状况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就此，共产主义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那个“新的社会制度”该如何解决困扰着无产阶级两百余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对商业秘密、利润导向的生产活动做彻底的消灭。这两者所不断制造的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乱序的、恶性的、食利的、黑箱式的竞争和资本流动。举例来讲，中国的房地产产业就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集中体现。自1994年以来，我们能看到大量的资源浪费（烂尾、空置的楼盘）和商业秘密导致的黑箱（恒大的债务危机）。这正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即资本的趋利性和其对资源投入的荒诞性和盲目性。
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需要解决的就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统一的生产协调来取代过去被视为机密的账本和经济数据，用长期的、理性的资源投入和产出稳定经济增长（此处的“经济增长”并非单纯指标上、利润上的增长而是全方面的发展，如住房覆盖率、发电量与供给程度等）。首先，解除商业秘密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弗·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这代表着计划经济将给予工人阶级普遍的管理权和监督权。这不仅仅存在于单一的工作场所中，而是遍及到整个社会。在商业秘密被彻底公开后，工人将成为社会经济计划的制定者，而经济生产中的数据则将以分钟为单位向全社会更新。
其次，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要明确一个要求：工人阶级需要参与经济管理的“权力”与“能力”。毕竟每当我们讨论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时”，就有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要跳出来大吼大叫，说什么“你怎么能让大字不识的工人去管理经济？”或者假如这个世界缺少了几个商学院毕业的、道貌岸然的资本家就会停转之类的话。对于这一现象，列宁在1917年面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是如此指示的：“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弗·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一向默认的原则就是经济管理的一切知识都该被封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象牙塔中而非面向全社会的，因此只有毕业于北大或哈佛商学院的资本家或技术官僚才有能力管理经济。这样的“陈腐偏见”需要被面向全民的经济管理通识教育所打破，工人需要学习如何计算投入与产出、平衡生产指标和制定长期的发展计划。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被绑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他们的生活处境决定了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除了简单劳动技术（如跟上线速地组装电子元件）之外的知识。而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劳动者将获得足够的时间以供生产力的恢复，并学习与实践经济的计算和监督。
百年前的革命者是如此呼吁的：“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 ”，而这一呼吁到如今也绝对不过时（弗·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最后，对经济的计划不是将生产归拢至少数大型集团或企业主联盟，正相反，这些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或机构并没有改变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其只是为了利益的扩大化或自保。正如卢森堡所述：“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对经济的统一计划是“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并面向全社会的，而非秘密的、勾结式的、以垄断为最终目的的。
综上所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发生绝非偶然，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只会在经历危机和等待危机的二元状态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因此，共产主义者需要积极地为革命的爆发而工作。我们不该像那些已经彻底堕入改良主义或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党”一样，仅仅以社会福利的提高作为最终目标，而是致力于建设起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让我们得以终结战乱、贫穷和饥寒并向共产主义社会完成过渡。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