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熔炉
近年来，伴随着左圈持续而明显的低龄化趋势，这一空间中愈发泛滥起一种病态的“文化原教旨主义”风气。它表现为以一种高度教条化、甚至反智的庸俗社会学视角，对着一切不符合“左圈大王”们个人审美的文艺作品和生活细节进行着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它披着“文艺批判”的外衣，把严肃的政治理论低幼化和荒诞化。
只要一部作品（如动画、电影）中出现了哪怕一点点的温情描写或非政治化的情感波动，就会被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如果主角不是一副钢铁工人的刻板模样，就会被攻击为“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批判往往演变成一种“找茬大赛”，比如，看到角色在吃牛排或喝咖啡，不看剧情上下文，直接批斗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任何不属于“马恩列斯毛”著作中提到的物事，在他们眼里都是毒草。对“二次元”或电子游戏，尽管这些文化产品本身确实在资本主义下含有商品的属性，但左圈“大王”们往往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其统一打成“消费主义奶头乐”并呼吁脱离现实的“抵制”。 他们一边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便利，一边在盯着普通青少年的爱好进行人身攻击。这是披着红皮的清教徒心理，是一种对人类丰富情感生活的恐惧与排斥。
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早已警示的那样：“这种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群众的‘极左’情绪，往往是机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对真正革命事业的极大危害。”青年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文化恐怖主义”绝不仅仅是令人发笑的闹剧，它客观上充当了反动势力的帮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的“高级黑”稻草人。
尽管左圈大王们由于自己同僚的过于愚蠢和幼稚，而不得不极其狼狈地去切割一部分与他们发生矛盾、或者把事情闹得太难看的“修正主义者”。我们也完全意识到，在这篇文章发布后，那些精明的网左头目们必定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反驳：“那个写动画片批判的傻瓜怎么能算左派呢？那个忏悔手淫的疯子怎么能代表我们？你们这不是故意混淆革命与反革命吗？”
这种试图撇清关系的辩解是苍白而虚伪的，共产主义者们必须大声的回应他们：当他们在自己的“革命阵地”——网左群——里用同样的逻辑去围攻一个无辜路人时，你们在点赞叫好；当他们在论坛里用毫无逻辑的黑话去构建“理论高地”时，你们在默许纵容。现在，仅仅因为他们把这种荒谬逻辑推演到了极致（如攻击动画片）从而引起了公众的嘲笑和反感，你们就急忙把他们踢出队伍，以保全自己的“正确性”。这种“断臂自保”还是太过于拙劣了。
这恰恰证明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神经病”并非个别人的偶然发疯，而是整个左圈生态系统性的必然产物。 只要那个封闭、自恋、脱离实践的旱厕还在，切割掉一个张三，明天必然会长出一个更极端的李四。网左们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意图去反对这些“机会主义”（除了给他们颁发几顶“安托西修”的帽子以示惩戒）。说到底，网左们本身就是一群寄生于此、利用这股狂热情绪来维持圈子热度与虚假权力的小孩子网民。
文化、阶级与政治
从原始人围坐在篝火旁第一次奏响骨质乐器开始，文艺就没有任何一秒脱离了人类的视野。采集、渔猎或是农耕；搬砖、编程或是写作，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动作、文字、声音乃至其活动本身等表达着作为个人活动的感想、思考或评论。
文化或文艺一词，就其起源而言，最初由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阐释为“灵魂的培养”。在那个古典贵族政治的语境下，文化被赋予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神圣性，仿佛它是一种脱离了世俗物质生产、纯粹指向个体道德与审美完善的升华。随后，在漫长的阶级社会演进中，这一词汇在不同语境下演化为经验的积累、人文的教化，甚至是作为集体心理底层的公共潜意识的外显。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文化是通过文字、影像、声音以及人类活动本身等不同媒介，所表达的一般的社会思想及其所蕴含的特殊的个人思想。
然而，文化的意义与其一般所表现出的直接现象相反，其决不是脱离了物质而凭空出现在人脑中的臆想。相反，人的任何思想都必须以他所接触的一切外部物质环境为基础——一个以社会性为其基本性质的人，不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所处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在生产中占据的不同地位，发生的不同关系中汲取产出思想活动或文化创作的原料。因而，文化必须是基于一种普遍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认知方式——文化是物质的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广泛的反应。
那么，文化与政治是什么关系？文化和左圈宣扬的一样，有自己的“阶级”属性吗？我们说，是的，文化既然是反应阶级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认知方式，那自然受到社会中各阶级的影响。作为封建主、古典帝国官僚和资产阶级文化创作者存在的艺术家们都曾经创造出属于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文化，并且以此塑造文化霸权实现政治利益。
但和左圈不同的是，他们认知中的“革命”是让无产者用旧统治阶级的方法把文化塑造为一种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体系，而科学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则是要让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劳动者在文化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并让文化彻底属于“全人类”，超出之前统治阶级文化狭隘的范畴。再也不会有人在研究古代庄园、城堡、壁画和宫殿的时候忽略附属于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被资产阶级史学家定性为“不值得学习”的文化印记——属于被剥削者与劳动者的文化符号将被给予同一切剥削者文化相等的关注，人们将以新的视角重塑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迄今以来一切历史与文化的方法。
文化必然会存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社会生产中必然会存在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那样。当下社会的主流文化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驯化人们对现存秩序规范服从，这种无孔不入的渗透被国家机器的综合运用保障。因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即社会文化，在其塑造和展现的过程中不能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性——这似乎会导致一种结论，那就是既然由于纯粹的文化，“为艺术的艺术”的不存在，那么任何阶级想要进行统治或至少是筹备进行统治，就必须自觉地在社会文化中推行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有文化的军队”，使得文艺要变成政权制造合法性的一部分，就像曾在中国和苏联所发生的那样。
我们说：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按照无产阶级的意愿改造世界的意图——无论是在政治行动上还是文化创作上——社会主义政权的文化机构也当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满足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善经济基础、推进政治建设的诉求；但现实里，尽管这样的目标看似十分美好，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因为错误的方法论出现了严重的误会。卢那察尔斯基及此后采取社会主义之“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和政客，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政权的政客都采取了可以概括为“政权对文化的彻底垄断”策略——这就是说，他们要借助文化的政治性扩展行政官僚的权力，而非无产阶级民主与劳动者自由表达的权利，是要让文化“服从属于国家机器的政治任务 ”，而却忘记了此时的国家机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残留，还远远无法代表尚无自由、民主地表达自身思想的广大无产阶级！
借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许多因新政权缺乏人才而留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旧官僚、旧权威肆意妄为地打压一切无产者争取自由的文化创作的权利，攻击一切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潮流——苏俄文艺“白银时代”被粗暴地结束、革命样板戏被严格约束成政治词句的堆砌正是铁证——作为合理的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基础诉求的呼应遭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用和扭曲，成为了国家官僚审查和打压自由创作权的工具。这样的悲剧不能不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又一血淋淋的教训。科学社会主义者绝不能够在革命之后相信国家机器“自我改造”的自觉，也绝不能够依赖某些专家和知识分子从脑海中凭空臆想的所谓“革命策略”——只要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残留仍存在一天，无产阶级就必须被动员起来拿起笔杆，通过最广泛的自由创作权，在上层建筑中建设与捍卫业已焕然一新的物质基础。
将文化与政治不假思索绑定，进而不思考具体情况、用同样的方法粗暴对待，不是共产主义者对文化的正确态度。
文化恐怖主义
很遗憾，前文所说的这些分析，左圈的“文艺批判家”们敲键盘前都从未思考过。让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们睁大眼睛看看他们都在干嘛吧：批判教儿童“红灯停绿灯行”的科普动画《安全警长啦咘啦哆》，荒谬地指控其“美化反动军警”、“给资产阶级保养耗材”；有的网左因为沉迷游戏或手淫，便用最严肃的政治黑话批斗自己，把生理冲动拔高为“法西斯男权复辟”，甚至试图靠“背诵红色书籍”来戒除网瘾；面对异见，他们不反驳逻辑，而是翻找对方发言，一旦发现对方玩过某款游戏或出身“小资”，便立刻宣布其为“阶级敌人”并剥夺发言权。 以僵死的教条替代了对客观现实的考察，将唯物辩证法降格为“按图索骥”的贴标签游戏。这种用主观臆想去强行裁剪客观世界的做法，本质上是极其反动的唯心主义。列宁曾无情批判过的“庸俗社会学”，如今正被他们当作至宝供奉在神坛上。
他们向古今中外一切的文艺作品宣泄自己的狂怒，这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巨婴们，在批判文艺作品前，连文艺是什么都没搞清楚。优秀的文化——或者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首先是要有观赏性的，是要能给人带来愉悦或者思考，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
这些人可以用千万种方法斥责当今文化的剥削、错误和反动，但他们如何提出自己的新办法呢？他们嘲讽北朝鲜的洗脑的同时，自己对文化的粗俗理解，就是低劣、拼凑、伪人的“政治宣传”。他们认为样板戏那呆若木鸡的表情、生硬的动作、千篇一律的逻辑，因为在宣传“革命”，所以就是好的文化；其他做工再精良，也是反革命的毒草。
这种所谓“文化”毫无竞争力可言，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书一样枯燥无味。砸碎了旧世界，新世界不会凭空而起。“极左主义”的文化观，事实上就是低龄化现象导致的一种愤世嫉俗。我们说，新世界诞生自旧世界的残骸之中，抛去曾经思想上的束缚，绝对不是一道政令就能解决的。推倒了佛像只是一个表演，问题在于如何推倒人们心中的佛。必须清楚：
“我们的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进入新文化时代去的入口。我们首先必须在政治上占有旧文化中的最重要成分，至少要占有到这种程度，即能够给一种新文化铺平道路。”
他们看到这段文字必然会怒不可遏：你在给旧文化辩护！我们则说，资本主义有利用自己的文化霸权，对群众进行思想上的矮化吗？那当然是资本主义维持秩序的一种方法。但是，读写、摄影、绘画、舞蹈等等，都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人阶级需要做的，绝对不是“抛弃”他们，认为他们是敌人的武器，然后无中生有去创造一个新文化。我们说：
“资产阶级走上政权之时，是全身武装了它那时代的文化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之时，全身武装的却只是要掌握文化的那个迫切需要。夺到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其任务首先在于将文化机关拿到自己手中，即是说，要将工业、学校、出版、刊物、戏院等等，拿在手中，这些东西以前不是为它服务的。拿到了这些机关，给无产阶级自己开辟文化之路。”
我们需要将这些阵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不让它继续作为阶级的文化存在，而是作为无阶级的、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存在。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文化，不仅是开放包容的，更是凝结人类全部智慧的结晶。改造旧文化首先需要无产阶级将曾经被独享的文化生产机关掌握在自己手里，让无产阶级先“有文化”，而不是盲目否认曾经的一切拿“左经”这样的东西补上。以为人手一本《毛泽东选集》就能让群众速成掌握真理的人恐怕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最表面，以为读了几个句子就是吸收了人类智慧的结晶了。仅仅一句话不能改变多少，重要的是革命时期的一场运动、一整个社会主义下全民教育的历史阶段。甚至一句话都能被不同背景的人理解为截然相反的意思，怎可能看几本左经就深刻理解了全部文艺及其历史？先在脑子过一遍有没有现成的语录，再背上结论，给它扣上一个“反动的”帽子。他们仅仅是这样，没有研究，没有思考，没有进步！
他们要彻底查封一切文艺，只留下所谓的“政治理论”。他们不去思考如何让无产阶级夺取这些机关、让文化服务于自身，而是日复一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和狐朋狗友搞禁欲的苦行僧式修行。这种自我救赎毫无意义！我们活在不堪的阶级社会中，生活所做每件事，都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按照他们“不该欣赏剥削文化”的这种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原子化被动抵抗策略来看，我们首先不该出去吃饭——这是在剥削餐饮业工人、培养好吃懒做！那自己做饭呢？这是在剥削农民，拒绝工业化的原始主义！我们不该在街上走路——因为这是建筑工人的血汗，而建筑工人没有拿到自己相应的报酬。我们不该阅读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的任何书籍——因为，不谈革命的小说，就是在“淡化阶级斗争”。我们都不该说中文，因为这是“剥削者的语言”。
对文化的态度，同样可以拿对科学的态度对比——因为历史上被这种压制性手段迫害的科学，一直就是遭受同样打击的文艺的难兄难弟。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巩固政权，所以，我们就该放弃掉一切的公式、定理，从几千年前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开始重来吗？有必要指出：
“一切科学，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内，毫无疑问地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倾向。科学愈接近征服自然的实际任务（如物理学、化学、一般的自然科学），它的非阶级的与对全人类的贡献就愈大。科学和社会剥削的机构连结得愈深切（政治经济学），或者，它把人类的全部经验概括得愈抽象（如心理学，并非指实验的，生理学意义的，而是指那所谓“哲学意义”的），则它便愈加服从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私心，其对人类知识总和的贡献也愈渺小……不过，谁若以为一切继承自资产阶级的科学，必先批判地重新修整一番，才能应用于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是天真的想法……事实是，无产阶级将要大大地改造伦理学，和他们将彻底改造科学一样，但要做到这步工夫，只能在他们建成了新社会之后……无产阶级摈弃那些显然是不必要的、虚伪的与反动的东西，但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却须得利用现有科学的方法与结论。当我们这样利用时候，自必要把其中含有的几分之几的反动的阶级杂质一起吞了下去。实践的结果，一般与整个地，都能证明这样的利用是应当的，因为它受着社会主义目的的控制，会逐渐地把握与选择学说的方法与结论。到了那时，在新环境中教育出来的科学家将已长成了。”
“无产阶级”文化？
在批判了大群的文化恐怖主义之后，我们必须静下心来，仔细思考无产阶级文化这个词汇的历史意义。首先值得我们怀疑的是，世界上真的存在“无产阶级文化”吗？情况不容乐观：纵观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建筑、雕塑与诗歌，中世纪基督教的宗教艺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所产生的一切文艺作品中，无产阶级既不直接地作为文化的生产者，也极少作为文艺作品的消费者。这种现象在东方也是一样的：比起附庸在封建帝王上的官僚士绅们在千年历史尺度上所创作的数量庞大的文艺作品而言，真正可以被广大农民消费的文艺作品可谓寥寥无几，更遑论由农民或者服务于农民的知识分子（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所创作的了。如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各个领域中的一种发达的、内部协调的知识技能体系 ”，那么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自始至终并未创造出属于他们的文化体系。
这时必定有人要问：封建领主和资产阶级在推翻前人的统治之后，其文化体系也就取代了前人的文化体系。那么，既然”奴隶制艺术是经过几千年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艺术是经过几百年创造出来的，那么无产阶级艺术为什么就不能经过几十年创造出来呢？”这首先要归结于无产阶级革命两点不同。其一，封建主义推翻奴隶制的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都是在前者已经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普遍地超越了后者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无产阶级的革命则建立在无产阶级普遍的赤贫且资产阶级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 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可能像从前的一切革命一样，依靠逐渐确立的经济优势地位来推动社会运动。因此在文艺领域，把无产阶级的文化体系发展类比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也必然经历这样的一系列过程——即在革命前的时代创作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在革命爆发时剧烈发展，并在革命结束后的专政时期建立统治地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想象。其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另一个专制制度，因为无产阶级是“作为消灭一切阶级的阶级而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其历史尺度而言，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之内，第一次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比起创造独属于本阶级的文艺作品，更多情况下反而需要摧毁旧有的文艺体系，并创作出服务于革命的文艺作品。革命年代无法保证文艺创作所需的自由土壤，在革命年代功利地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作品不成体系，也很难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因为创作这些作品的人以及要素，均来自于旧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作品固然会将无产阶级的文化烙印留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总的而言只是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的发展扫清障碍。
那这是不是说，我们要对文化采取一种“放任主义”的策略呢？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将所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全部保留下来，供所有人在这些基础上自由创造呢？我们可以说，这依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旧时代对新时代的迂腐想象。马克思说：“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大脑”。当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时，当革命的思想已经深入无产阶级的脑海之中时，无产阶级的思想将不得不同旧社会所束缚的意识形态做斗争。由于客观上为服务于新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并同新社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需要，无产阶级将一定对资产阶级曾经创造过的一切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无产阶级也许将会继续沿用资本主义制度的文艺形式、作品与造物，但取之以崭新的内核；无产阶级也会在这种这些旧有的文艺上创造出完全不同于此前一切时代的文化形象与作品。
在革命年代，文艺产品总的来说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但无产阶级已经在文艺战场上同资产阶级争夺文艺作品的解释权，并用本阶级的意志与愿望代替资产阶级原本所赋予这些文艺作品的精神内核。这些文艺斗争，与无产阶级在其他一切领域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样，都为政治斗争做了铺垫。南亚Z世代的的年轻人在示威游行以及和官僚走狗做斗争时，用起了《海贼王》中的旗帜作为本阶级的标志，在社区、大学和街道上煽动其他饱受压迫的群众一起加入斗争。这面旗帜显然不再代表资产阶级社会中对抽象自由的美好想象，而是青年群众们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的愤怒，以及渴望摧毁剥削制度，解放自身的光辉理想。然而，青年群众们立起的这杆海贼王旗，恰恰说明了旧时代的文艺作品在服务于政治斗争时的有限性。这面旗帜透露了他们的朴素愿望，却也代表他们并不懂的，也说不清如何实现这种愿望。
但为什么如今飘扬在街头的只是海贼王旗，而不是一面革命党的党旗？我们在这里终于看到了，这些文艺作品作为政治斗争的延申，同样有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差别。因此，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的文艺，同革命时代的政治一样，都应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必然功利地为政治斗争服务。此刻，文艺创作者正在用AI自发地制作讽刺资产阶级统治乱象和领导者的丑恶面目的图片和视频，而在革命的准备或走向高潮的年代，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应当变得更加自觉且带有服务于革命的目的性；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不加掩饰地直接展现它在政治方面地彻底性——比如将更进一步的揭露中共在改开之后对工人阶级所犯的罪行，展现帝国主义之间是如何同流合污，一起剥削和镇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会将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和现实策略作为其精神内核。
社会主义文化：空想还是科学？
至此，我们也就可以设想在革命年代和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权的文艺策略了。在革命年代，正如上文所说，破坏与揭露资产阶级原有的文化体系和创作服务于革命的文艺作品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也即为未来无阶级的社会的文艺发展扫清障碍。一切没有意识到文艺作品在此时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没有意识到文艺在此时发展的极不充分性，并试图在革命年代就为文艺的发展定下“总基调”的人，只能是空想的乌托邦主义者。
但是，这个“揭露”绝对不是对周围所见一切盲目开火。如果我们将“批判”仅仅理解为一种基于道德高位的审判，或者是对一切非政治化生活碎片的暴力清算，那么我们不是在摧毁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更是在亲手挖掘革命本身的坟墓。这种宗派化、幼稚的方法，就是自主与普罗大众进行隔离。这种“揭露”的本质，应当是对社会阶级关系的解构，而非对他人的审美趣味进行警察式的查岗。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文化的统治地位不仅仅体现在那些赤裸裸的辩护词中，更渗透在它对人类情感、欲望和生活方式的垄断性解释里。因此，我们要揭示的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真挚的情感被明码标价？为什么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审美愉悦，沦为了少数食利阶层彰显身份的奢侈品？如果我们的文艺策略滑向了那种病态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即对着一张风景画去批斗其“阶级立场不稳”，或者对着一段细腻的个人哀愁去扣上“反革命温情”的帽子，那么我们就是在犯一种极其低级的、反智的庸俗社会学错误。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不仅无法动摇资产阶级文化的根基，反而会将广大在旧文化中寻找慰藉、却尚未觉醒的劳动群众推向敌对阵营。
而在过渡时期，也即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的时期，我们的任务则是赋予群众在文艺创作上最广泛的民主。因为没有这种民主，文艺作品就很难说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还是巩固官僚统治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共产主义者应当帮助无产阶级建立起民主的文艺创作与发表制度，供其自由地发挥与批判，也应该自觉地介入和引导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方向。同时施行这两种策略意味着，任何政党或国家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比如审查制度）强迫群众创造令自己满意的文化作品，也不能控制国家机器来限制群众的创作途径，而只能通过与群众的平等交流与宣传来培养无产阶级艺术的土壤。
进行最全面最深入的教育，让每个劳动者掌握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具备艺术表达与政治批判的能力。只有这样，革命才能真正地实现在当时缺乏物质与政治基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未能达到的劳动者之间最真切的言论自由。把文化还给得到了充分全面发展的人民——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至高回答。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