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直
由于长期的灌输，诸多共产主义者在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知上依然残留着统治阶级强势宣传的烙印，这使得许多人面对被主流舆论封锁的事实时，表现出一种令人诧异的盲从。例如，由于长达数十年的信息真空，不少人竟将“六四”视为自由派的“文学杜撰”，完全忽视了那场运动背后深层的阶级矛盾与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同样在新疆问题上，这种追随官方口径的倾向更为普遍。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新疆的民族矛盾似乎只是一群恐怖分子在搞分离主义而官僚机器则是护民众安全的唯一救星。对于“七五”事件，在现有的任何公开渠道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的、剥离了民族偏见的分析。人们能看到七五事件中两族持刀互砍的视频，却从未了解这场悲剧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底层各民族劳动群众因何彼此残害。
如果没有对历史伤疤进行解剖的勇气、如果我们依然满足于从官方通稿里拾人牙慧，那所谓的“革命立场”就是一层一捅就破的薄纸。革命者不应仅仅接受事实，更应挖掘真相。
民族仇杀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了一起维吾尔人和汉人劳动者集体斗殴事件，造成了两名维吾尔女工死亡。这起原本由于工厂内部矛盾和民间误解引发的治安纠纷，在信息的断层与扭曲中成为了引燃后续不幸的导火索。
当调查进展在官方渠道中缺位时，信息的真空便迅速被政治投机者占领。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为首的境外“东突”组织，表现出了远超中国政府的政治敏锐度。他们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大量散布虚假信息，指令国内“线人”大肆夸大伤亡情况，通过将两人的死亡扭曲为“大规模屠杀”，成功地在积愤已久民族情绪的干柴上投下了第一颗火星。为了制造视觉冲击，他们甚至挪用来无关的交通事故现场或异地冲突照片移花接木。 这些谎言通过当时的维吾尔语网络空间（如库克兰论坛等）迅速扩散，“东突”组织公开号召境内人员在7月5日“上街闹事”，用底层鲜血换取自己的政治筹码。
7月5日，大量境内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恐怖组织成员及受煽动的群众开始在乌鲁木齐大规模上街集会。原本的和平集会在18时40分发生质变：人群的情绪在极端口号的刺激下被推向失控，开始挑衅维持秩序的民警，并推翻、焚烧警车。20时左右，由于警方封锁了人民广场等核心区域，部分人转移到二道桥、大巴扎、团结路、延安路等巷道密集、地形复杂且人口结构集中的老城区。当晚原本的肢体冲突演变为血腥的暴力仇杀，“东伊运”骨干分子煽动游行的维吾尔群众对街头的汉人无辜群众进行屠杀。大量无辜市民在公交车、商店和街道上遭到惨绝人寰的袭击。当日深夜，官方随即实施交通管制和通讯管制，武警部队大规模进驻并控制城市主要干道，局势才在血泊中暂时得到控制。
7月6日，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汉人群众因为前一晚造成的巨大财产损失和惨重的亲友伤亡，加上当时乌鲁木齐警方极其有限的人手在混乱的局势下难以有效保护，愤怒与恐惧的情绪达到临界点并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他们手持棍棒、铁锹、利刃等自卫工具上街报复，局势一度演变为不同群体之间在街头的直接对峙。至此，整个事件彻底演变为一场波及全城的文化与宗教仇杀，原本脆弱的群众关系在这一刻降至冰点。
7月中下旬，全国各地警察受命紧急赶到乌鲁木齐驰援以稳定社会秩序。7月13日，在局势依然高度紧张且零星冲突不断的背景下，沈阳援疆警方在乌鲁木齐友好路开枪打死已经放下武器的维吾尔人七五事件参与者。至此，这场事件的镇压力度已经明显超过了“反恐”的正常法律限度，同时也标志着新疆后续十多年高压维稳政策的开始。
为了彻底隔离新疆与境外组织的联系以及信息传播，新疆经历了长达10个月的互联网中断（直至2010年5月才全面恢复，但仍然处于高强度监控之中）。2009年7月中下旬商业活动逐步恢复，但从此之后，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安保级别（如公共场所强制安检、街道常态化巡逻）进入了常态化的高压水平。2010年4月，张春贤接替王乐泉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开启了所谓“柔性治疆”阶段。2010年5月，中央召开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举全国之力启动了“十九省市对口援疆”，试图通过大规模的民生工程、教育投入和产业扶持，从根源上消除社会动荡的物质基础。
这场事件被中共官方定义为“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乍一看这个定性，不少人都会觉得中共的定性是正确的，的确暴恐分子在乌鲁木齐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行为。那么，如果我们放下“种族本性”和“宗教狂热”的偏见，理性客观地分析这一场改变新疆社会的“惨案”，这一场运动投射出来的远远不只是一场“暴恐”事件那么简单。
“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民族本性”？
如果七五被认为是一场简单由”宗教狂热”引起的所谓“圣战”，那么“宗教战争”为什么没有在传统的伊斯兰教信仰更加浓厚的南疆甚至曾经爆发“三区东突厥斯坦运动”的边境地区爆发？如果真的要策划“维吾尔人的伊斯兰圣战”，为什么不在所谓“圣战”土壤最丰饶、维吾尔人穆斯林占比相对较高的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起头？
之所以惨剧发生在乌鲁木齐，是因为相比于“宗教信仰”，它更深层的成因是新疆地区长久存在、愈发恶化的族群间矛盾。乌鲁木齐没有“圣战”的土壤，却是发起族群仇杀的绝对优势地区。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市是当年汉人、汉回民等说汉语人口最多、但在人口比例上不占绝对压倒优势的城市，相比于克拉玛依、石河子这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手建立起来的城市，汉人和汉回民人口比例占到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五，反倒是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汉人人口比例占到百分之七十五，维吾尔人口占比百分之十三。同时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各种媒体机构、企业、政府机关都驻扎在此，因此事件在乌鲁木齐爆发更加具有影响力。
将民族矛盾片面总结为宗教信仰导致的“习性”，恰好是当下以色列当局屠杀加沙群众使用的借口。我们不能只看“七五”当天“东伊运”骨干分子对汉人群众犯下的罪行就将问题归咎于维吾尔人的“嗜血”，而是要问，维人群众的愤怒情绪从何而来？
内塔尼亚胡通过炒作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平民的新闻，将自己塑造为弱势、被欺负、被镇压的一方。但我们说，历史不始于十月七日，“锡安主义实体”建国以来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和各族人民犯下的长达几十年的暴行不会被忘记。对殖民者的仇恨是他们咎由自取。同样，北京政府几十年来对新疆执行的不平等政策才让族群仇杀有了土壤。历史不始于七月五日！
但凡在新疆生活过、当面接触过维吾尔人普通群众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大部分底层人的朴素与善良。历史上来看，维吾尔人也长期同汉人在西域混居，产生了十分灿烂的独特文化、艺术与宗教传统——一些民族主义者把清代在俄英帝国主义煽动下汉回民发动的的“陕甘叛乱”同维吾尔穆斯林混为一谈是纯粹的胡诌八扯、混淆视听。我们不能忘记，尽管维吾尔人作为中华人民各个成员族群中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形成于各迁入民族混血于塔里木地区绿洲诞生的农业垦荒者先民。只有在疯狂的种族主义者与中共的歧视性宣传下，他们才被强行抹黑为“圣战恐怖分子”一样的形象。
北京政府的官僚机关在边疆地区推行的并非真正的民族平等，也没有给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维族群众任何自治的权利，而是执行着一种带有殖民色彩的行政高压。首先，所谓的“维吾尔自治区”建立本就是十分可笑的：新疆在1950年代有三成以上的汉人民众，四成左右的维吾尔人群众，以及剩余的诸多中亚民族（尤其是哈萨克人）群众。在中华民国的盛世才新疆军阀时期，大量回民、哈萨克人与其他少数族群在地方军阀的军队中服役，形成了比较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族群混居的历史事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本质上是当时中共的权宜之计：由苏联支持的阿合买提江等维吾尔、乌兹别克和突厥人民族势力投靠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打起所谓的“三区共产主义革命”旗帜，实际上则是希望通过建立斯大林式的“纯粹东突厥民族国家”清洗其他民族、用种族仇杀的方式把新疆永久地从中国乃至东亚的地理范围中分割出去。由于中共和国民党政府的应对措施，这一主张没有成功，阿合买提江等人也摇身一变、从机会主义屠夫变成了新政协与新人大的座上宾。为了“统战”这群嗜血的屠夫与斯大林的棋子，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必须建立起一个“维吾尔人的自治区”取悦他们与他们背后的莫斯科苏俄干涉主义力量。在那之后，新疆也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族群和谐与自治，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和政治自由甚至还不如盛世才时期。当文化被边缘化、族群的语言被排斥，这种系统性的歧视必然会转化为底层民众深层的不满。 中共现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最远可以追溯到王震进新疆时期，当时王震担任新疆第一书记和新疆军区总司令，开展的所谓镇反和剿匪政策的力度远远超过了维护社会治安和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后来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针对维吾尔与其他非汉语族群的屠杀。由于王震的高压政策极大地激化了族群矛盾，后来王震被毛泽东召回北京，由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政新疆。至今由于王震那些年的血腥统治，在部分维吾尔人群众中甚至用“王震来了”来吓唬小孩。
在“七五事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维吾尔群众如果要去内地甚至都需要办理所谓“便民联系卡”，俗称的“出疆证”，其要求必须拥有初中学历；2023年前维吾尔群众的护照被公安机关“统一保管”事实上被禁止出国，后来当局民族政策调整后，维人如果不是通过旅行团的方式或者去做贸易，仍然无法出国。他们前往土耳其等国家后回国面临的就是十五年起步的监禁——就算是合法前往土耳其之外的其他国家，他们旅游归国后仍然面临护照收缴与持续骚扰。至今，不论族群，凡是新疆户口办理护照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新疆户口办理护照要求国际旅行社出具的“国际旅行发票”）；新疆警方对于维吾尔人与汉人和汉回民的执法力度和手段也完全不同。比如有些地区，汉人可以去但维吾尔人不可以去；汉人和汉回民享有很高宗教自由，但维族人却没有（除非是被中共当局控制的宗教组织）；中共甚至在大荒漠里开设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它实际上就是现代的集中营，用来关押异见者，在其中使用强迫劳动、洗脑和野蛮的暴力实行恐吓。
这样的例子不甚其数。新疆群众的愤怒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无知”导致的，而是在缺乏其他替代出路的情况下，族群矛盾被野心家有目的地煽动，最后导致了对各个族群民众都百害而无一利的死局。
出路何在？
中国政府的“解法”，是在高压管控的同时，通过发展经济和民生，拿稀粥喂饱新疆的老百姓。但新疆各族群人民大众生活真的变好了吗？
所谓的“开发边疆”，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对当地资源的野蛮掠夺。在这个过程中，利益被资方瓜分，而由此产生的环境代价和社会成本却由当地劳动群众承担。比如说路人皆知的“新疆棉”，而独立的棉花种植户却面临着棉花收购价格低、原本的种植用地和农业用地被政府、兵团与大企业强征。所谓的对口援疆也只是为资本进行商品倾销以及转移在其他省份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下日益难以生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披上一层光鲜亮丽的外衣——毕竟，由于长期的剥削压迫，新疆地区的劳动力价格要低廉很多，也更容易受压迫。
习近平特别喜欢坐着大巴或轿车、踩着红毯，一颠一颠地跑到少民或落后地区“视察”，希望以此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被安排好的“欢呼”和“迎接”很多时候让我们质疑自己是否生活在北朝鲜——反乌托邦甚至都不需要去从书里找，我们只需要看习近平这些莫名其妙的出行就可以。官方宣传里，我们肯定只能看到所谓“维吾尔百姓热烈欢迎总书记”。之前，他们还叫嚣在二零二零年“建成小康社会”。小康在哪？现在自己也都知趣很少提了。信息封锁很多时候让内地无法了解到新疆维族真正底层的生活条件，事实上它远比中国其他地区最落后的农村还要贫穷。至今，很多新疆群众，无论民族，还只是住着土房。
到了今天，虽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反恐态势下新疆的恐怖袭击的确已经销声匿迹，但维吾尔人正在遭到中共当局史无前例的迫害。大量的维吾尔群众仅仅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做了有关伊斯兰教的动作、甚至只是持有《古兰经》就被当局以“反恐”的名义送进所谓的“再教育营”，几年甚至数十年都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人。这样的情况也困扰着许多其他新疆的少数族群，虽然他们受到的压迫要稍微轻一些。族群矛盾从根本上就没有消失，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仍然在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如就业歧视、居住差异）。在现实情况中，在新疆大量从事低端服务业、重体力劳动的都是维吾尔人群众。目前新疆的和平稳定，不过是因为中共极端的镇压方式在表面上得以维持。
族群矛盾如果只是站在两个不同族群的暴力、对立立场思考，那只能是更多流血。正如性别问题一样，如果只是男女彼此仇视，那我们不同身份的人之间除了憎恨还能有什么结果？从客观上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压迫和被压迫关系出发，我们必须寻求一个团结起来、而不是进一步分裂的出路。
现实是，不同族群人民、尤其是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利益毫不冲突！维、汉群众信仰什么宗教、跟随什么文化习俗、想说什么语言都是出于他们作为人的自由而、与“身份”无关。汉、维劳动者没有意义压迫彼此。我们同为统治阶级的奴隶，只有被压迫而达不到压迫别人的“门槛”或“能力”。实际的俄英殖民者与现在的北京政府如出一辙，在地图上染色，不会给底层劳动者带来任何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鲜明地指出：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族群矛盾正如其他社会冲突一样，是阶级矛盾与经济利益在文化、宗教族群和种族等问题上的投射。正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常年对全体新疆人民的剥削，再加上新疆自身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经济很难取得卓越的发展，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疆的少数群众在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很自然地便认为是作为当今中国主体族群的汉人充当了压迫的来源与压迫者，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疆不仅会发生七五事件以及后续的一系列冲突。
只靠那在街头喊一喊“解放维吾尔”真的能够自由了吗？答案是根本不会。只要剥削制度存在，族群、教派等等矛盾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消失，届时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只会接踵而至，七五事件这一场造成197人死亡1727人受伤的惨案必将再次重演。只有维吾尔群众站出来自己解放自己，将新疆的革命融入到中国的乃至世界的革命之中，才能够真正获取平等、自由。
我们语言不通、身份不同的阶级兄弟必须跨越天山、直抵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团结起华南华北平原丘陵的劳动者，反击统治阶级一手营造的敌对情绪，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为推翻北京反动政府这个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斗争！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