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梦/梧叶
“……夺回对罗莎的记忆，并把这真正美丽的，英雄的和悲剧的形象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无产阶级，带给他们这一切壮丽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为人类的共产主义未来奋战到底的勇气和能力，狭隘的懦弱者终其一生也只能龟缩在舒适的巢穴中仰头呼唤着应许的喂养和温馨，而以蓝天和战斗为自己的最终归宿的革命者却总会毫不犹豫地从悬崖绝壁之上一跃而下，化作永远翱翔于全体无产阶级中间的自豪的革命之鹰。一百五十五年前，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杰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战士之一的罗莎·卢森堡，就是这样从不起眼的小镇扎莫希奇坐着摇摇晃晃的干草车迈向这个动荡的世界的。
在世界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加速跑向自己的末日的当下，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趋势重建的进程中，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厌倦了在战后秩序下垄断着马克思主义阐释权的斯大林主义体系。后者毫不羞耻地将自己官僚式的波拿巴主义统治称作列宁主义的正统继承，即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样的糟糕范式不幸地为列宁真正的思想招致了一批不自觉的反对者。其中自然不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刻意推波助澜，他们打着卢森堡的旗号费尽心思地将这些青年的健康的革命热情与对列宁的肮脏低劣的攻击相绑定。毫不奇怪，凭空捏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推动后世的革命者为死人的旗帜互相攻伐，是他们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小伎俩。
斯大林主义者恶毒无耻的谎言和自由主义者别有用意的歪曲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不得不在一百年后面对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们重新提出这样的口号：“放开罗莎·卢森堡！”革命不需要也不想要空洞的传说，更遑论将某些杰出的革命者塑造成完美无瑕的圣人以借这光辉捍卫自己的狭隘山头，或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叛徒以借这黑暗彰显自己的光芒伟岸。先我们而去的革命者的力量，来源于他们坚决而毫不动摇的斗争和宝贵的革命思想，正是无数这样的遗产给予了我们接过染着鲜血的革命旗帜，将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置于死地的可能。
目录
“祖国”、民族与阶级斗争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帝国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资本积累论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永远翱翔的鹰
“祖国”、民族与阶级斗争
年轻的罗莎·卢森堡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理念和与之战斗终生的敌人。年仅16岁的她就加入了“无产阶级”小组，并在学生中开展非法的社会主义煽动。而22岁那年，随着她投身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建设，罗莎·卢森堡所能留给我们的所有珍贵的理论特点就已经在她那富有激情和战斗性的文章中初显端倪。
立足于十九世纪末的时代背景，在沙皇俄国的专制政府下展开社会主义运动，使得波兰的革命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思潮下布朗基主义式的影响，即把革命党的工作局限于少数人的密谋和恐怖行动，而所谓的宣传鼓动则完全沦落为“通过宣言和恐怖行动来激发人们的革命感情”这类单纯试图通过改变人们的主观情绪以促进“革命”浪潮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革命的成功可以通过一小群献身者的坚定意志和决心来保证。而年轻的卢森堡正是同时期意识到这种理论的错误之处和它将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作为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革命不可能在阶级矛盾平缓的形势下提出，或者说，直指社会制度乃至根本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运动不可能基于那些对现状感到满意的群众，相反，对资本主义暴政刻骨铭心的仇恨往往才是推动他们走向街头起来斗争的动力。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决不因仇恨和恐怖得以实现。与布朗基主义所期待的由少数密谋者打着无产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的路径不同，社会民主党要求的是：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夺取政权以解放自身。卢森堡就是依赖着数年来经济斗争的经验清晰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从分散的经济斗争到组织起来的政治斗争，从革命家的个人斗争到整个日益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为了发挥它应有的重要作用并且真正体现工人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最终同布朗基主义的传统决裂而立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基础之上……人们终于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于目标明确地领导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还看到，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利益而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斗争、为了民主政体而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有能力推翻现存社会以前非进不可的学校。”
波兰的无产阶级如饥似渴地从中学习知识的这所非进不可的学校，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之上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波兰人民曾多次掀起反抗深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革命，虽然最后均以失败和民族压迫的进一步加深告终，但其中1848年和1863年的起义分别对普奥当局和沙皇废除农奴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姗姗来迟的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条件；波兰王国和沙俄帝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不久也被取消，这使得波兰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因此具备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和足够的劳动力，并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对沙俄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得波兰资产阶级成为了“‘王位和祭坛’的忠实支柱”而非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殖民地的地位则使得波兰民族资本被动地陷入了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但也提供了将波兰的工业品远销海外的机遇，这使得波兰的大工业资本迅速向人数较少但实力相对雄厚的资本家倾斜以谋求生存和竞争力，自由资本主义从而得以迅速地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惨重，与那些依赖俄国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得以发展的垄断大工业者的相对的利益的矛盾，促使他们带上了一种“爱国情绪”，期待着实现所谓的波兰独立。历史上，波兰独立的问题的确很早就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重视，但是这样的重视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的民族掠夺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抗议”之上，尤其是对欧洲最顽固反动的堡垒沙皇俄国的残暴的民族压迫的抗议之上的，波兰的所谓社会爱国主义倾向从一开始就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丝毫领土。即便如此，作为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惯用的策略之一，他们首先尝试的仍然是借助正在蓬勃发展的波兰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迷梦，这具体表现为尝试糅合波兰民族独立的纲领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以“把工人运动导向爱国的航道”。
卢森堡清晰而坚定地与这种倾向斗争。她首先说明的是，加里西亚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和波兰社会党将过往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即波兰独立问题，正式变成了“对内政策”的纲领，这就是说，波兰的无产阶级将要把推动波兰独立，即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波兰民族国家作为自己阶级斗争的政治任务，就如同他们国际上的同志们在各国把争取普选权和八小时工作制作为自己斗争的任务那样。这样的纲领上的转换将要首先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即阶级利益和解决任务的物质基础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只能在“考虑这一要求同各个波兰国家的客观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以及同这一发展本身为无产阶级解决它的任务所提供的那些物质手段的关系”的基础上得以解决。
任何企图建立梦中的只归自己剥削的独立波兰天国的小资产阶级都没有考虑到的是，在维也纳会议后被迫被三国分治的波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三部分间的经济联系的状况使得波兰经济与其重聚在一起，倒不如保持分立的状态更好。通过结束各地区的割裂状态实现政治经济上的统一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妙蓝图，已经在19世纪末的波兰过时了。事实上，单从会议波兰在短时间内即已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它的大工业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恰恰正是因为它和沙皇俄国在政治上的紧密联系为它换来了经济上的紧密联系，而这才是波兰小资产阶级可望而不可即的那个蓝图在波兰的实现——但却根本无法依靠“波兰自己”！虽然波兰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傻到真的要仅仅将波兰的三个部分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波兰民族国家，而不顾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但他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其本能驱使着他们期望的只不过是所有资产阶级都最爱的事情：不劳而获。他们看到了俄属波兰地区先进的大工业和俄国深厚的劳动力储备，看到了德国的谷物市场，看到了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等对原料的经常需求。他们期待将波兰各地经济中最有利的优势部分据为己有，至于这些优势从何而来，他们不曾考虑，自然就不可能理解，“重建波兰远远不是它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直接与这一结果相矛盾的”。资本主义波兰独立的纲领因此将从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逻辑相悖，它只是这样一个纲领，用卢森堡的话来说，就是“以制定者的主观愿望为根据，并且把发生一场欧洲战争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性作为实现的手段”的纲领。因此，看似道义凛然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自然不会完全如波兰的爱国者们所期望的那样去行动，他们不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名声就去背叛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和生产关系。经济上的倒退决定了这个爱国主义纲领所永远无法弥补的物质基础上的贫乏。
不难看出，擅于空想的波兰资产阶级的确是给波兰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要求他们击败彼时欧洲三个十分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在违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强行扭转波兰碎片们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向，还要他们在具有如此伟力的情况下，不是着手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建立资本主义波兰后立刻蛰伏起来，拱手将政权相让给美梦成真的有产阶级。这种梦呓实在是不能不让人发笑。更何况，基于一个独立的波兰的政治纲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导向适应无产阶级需要的政治活动的开展，因为争取这样的需要的斗争，作为一个为了自身阶级的利益去打碎、掌握并重塑国家机器的过程，就不可能发于臆想，而是要发于现实的环境，即现存的政治经济形势之上的。
“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曾经首先教导工人阶级说，不要把单纯的愿望，不要把单纯的争取值得想望的东西的意志当作它的一切企图的动力，而是要把社会发展的实际的物质情况看作检验它的一切企图的试金石，唯有实际的物质情况才能够决定值得想望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实现，并且使有可能实现的东西也成为历史上必然的。”
波兰被瓜分的三个部分，因普奥俄三国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天差地别，处于大相径庭的现实环境，这就意味着一个通行于三国的共同的政治纲领是不可能被制定出来的，即使有，那也只能是空想。谁能在无视三国的政治因素的情况下尝试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呢？能给这种“共同”提供地基的有且只有所谓的“民族因素”，而社会主义工人的运动恰恰是以不以民族性为转移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卢森堡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进行这样的政治活动，只有提出现实的要求才能争取工人阶级，也就是说，要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些要求由于有真正的、迫切的和重大的需要在今天就会引起一场实际斗争。”
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争取都不过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去展开斗争的目的和结果，因而以波兰社会党为代表的，企图要求工人运动向着重建独立的波兰的方向发展的这批人只会看到，随着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进展，随着工人的阶级意图越来越得到实现，为了得到解放而要求波兰无产阶级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需要越来越小。一个资本主义政权，无论它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可能不首先按照人在社会上所具有的阶级属性而是按照民族去划分它的臣民。事实上，如果说法国、英国等国的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情况要比在俄的波兰工人好得多，那也决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民族政府、生活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不，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受剥削压迫的处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其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一员而得到丝毫缓解。导致这种区别的仅仅是在法英等国，包括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下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内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已经废除了落后至极的专制统治，那里的工人拥有着他们在俄国的兄弟姐妹还未争取来的政治自由而已。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统治者和贵族在进行剥削时，是不区分本族工人和外族工人的。资本家并不尊重工人的民族特性，他们把每一个无产者都有仅仅看作能够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劳动力。作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工具，今天的各国政府都不分民族地把工人阶级仅仅看作服兵役，榨取捐税，进行资本剥削的原料。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救星。可见，如果波兰工人阶级今天不是俄国政府的臣民，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波兰，那么这个波兰国家也是他们的资本主义地狱，就象无产阶级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
因此，任何把波兰的独立、波兰民族的解放这样美妙的口号与波兰无产阶级在进行着的严肃的现实的阶级斗争相绑定的尝试，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产生除模糊斗争方向之外的任何作用，甚至把工人运动拖入无止境的谎言和自杀。因为这些将只不过是“一种朝人民眼里扔沙子模糊视线的政策”，是“对人民最卑劣的骗局”。恰恰只有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才是被压迫民族工人阶级的同胞，恰恰只有彻底铲除俄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生产关系而不是分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才能为波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恰恰只有这样不至于沦为“跟着资产阶级的调子跳舞的党”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捍卫民族性”。
基于对波兰的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民族独立路线的错误和严重危害的清晰而有力的阐明，卢森堡已经为她在后世遭到一切僵化的教条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做好了准备，她从一开始就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出发，对民族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中的地位做出了明确。在她这里“道义上的反抗”和任何怯懦的小资产阶级政策一样，只要它还是针对表面形式而不是实质，是反对后果而不是反对根源，是认识现象而不是理解现象的历史法则，是软绵绵的抗议而不是“猛烈攻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群众的革命反抗”，就根本不会变成真正发挥效用的政治因素。卢森堡就是这样，以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对民族自决问题和其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中所应该占据的地位展开论述的。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使无产阶级有力量把现行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加以扬弃，用社会主义社会来代替它，却绝不是使无产阶级有力量使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作为一个政治机体的现行国家分裂。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增长总是那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同时增长的反映，另一方面，后一增长又要产生这些后果，政治上的集中、国家各个部分的紧密结合、把各个部分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纽带的加强和增多。无产阶级只能利用资本主义的这些引起集中化的后果，使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使统一的国家民主化，但是无产阶级无法抗拒那些后果，并且使国家的各个部分重新获得独立。我们可以事先这样说，奥地利如果争取到普选权，将会激励无产阶级大大加强他们的一切阶级意图，但是决不会同时促使奥地利国家走向崩溃，不如说会使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在新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
作为这样的观点的一部分，卢森堡回顾并强调了20世纪初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加强，最终导致的将是处于少数地位和较小的民族在政治上注定的软弱无力。毫无疑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和平，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纯属空想。但是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历史的趋势一般来说也是趋向于消除民族特性和将人类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帝国主义在全球的争霸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对所谓民族国家毫不客气和不留情面地轻蔑，正如资本主义对温情脉脉的封建主义田园诗所表现出来的破坏性态度一样。社会民主党从形式上反对殖民政策和作为其重要表现的民族压迫，就不能不从本质上认识到这一现象是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中的，这意味着它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愈发进展和深化，甚至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也决不会也决不能产生倒退，而只会愈发走向经济联系上的紧密、政治上的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越是正确地依靠不以民族性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反而越能促进他们政治目标的最终达成。立足于现存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卢森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远没有与一切民族实际上的独立协调统一起来”，甚至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与越来越多的民族独立绑定起来。
但是，民族自决问题被列宁以严肃的态度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提出，这是立足于20世纪初以来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的突显，即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东方”的扩展的背景之下的。这就是说，不仅有诸多仍处于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下的民族通过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甚至俄国革命面临的也不是像西欧中欧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局面，即这些民族已经不再因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飞跃性倾向，其中也不再有民族会因为惧怕遭到更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情愿维持现状，即保持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得不承认长期生活在德国的卢森堡对俄国乃至“东方”各民族状况和革命在历史上所处的阶段的失察，虽然这种失误丝毫也不能使任何人借机诽谤她对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的坚定捍卫。
卢森堡担忧地指出“民族自决”这一提法“抽象”而“形而上学”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从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她尝试去说明，恰恰是在民族问题既在奥地利更是在俄国变得至关重要的背景下，摒弃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纲领翻译而来的理想的空话，提出“实践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是必要的，这意味着立足于此的政治纲领能够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实际和切实可行地解决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就摆在阶级斗争领域最前面；能够直接为工人政党和无产阶级的运动提供其需要的指导方针；能够直接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政策区分开来。发现“民族自决”的原则的确没有给任何确切的问题以确切的实践性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后，卢森堡就以她特有的急切和紧迫感指出，这一定则与其说是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指导原则，不如说仅仅是无产阶级反对包括民族压迫在内的任何一种压迫的原则的矮化，是对民族问题的回避。对卢森堡来说，不仅仅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反抗另一民族压迫的情况下，甚至就是在同一对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都可能是基于完全迥异的社会政治条件，即现实环境和现存历史时代的社会物质关系，而不是基于某种永恒存在的“民族自决”的权利。
不幸的是，正是卢森堡所极力强调的对民族问题的现实条件的考察，在她自己对俄国的分析中至少是部分地缺失了。她没有意识到，在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外，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她同样没有意识到俄国现存的民族独立倾向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她对于实际的解决办法的过度要求，最终导致了机会主义者们恶毒和无耻的滥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族问题的期待将不可能在全部的时间和方向上保持一致，后者力图在这个问题上最终导向这样一个方向：或使本民族谋得特殊利益，或使资产阶级能够不受外部影响地安稳剥削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因而反对一切特权和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不能不对于这种“实际主义”的提法提出反对，否则只会是“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列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这种“消极的要求”，即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是以民族的分离还是民族平等地位的实现结束，最终都要以保证本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而这就要求他们不能给任何机会主义留下空间，这就是说，仅仅“以承认自决权为限”，不是“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而是相反，保障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集体实现完全的政治自主的能力的权利。
在列宁这里，保障这种民族分离的权利非但不是保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利益，而且同时还是对于压迫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的反对，而这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障碍，同它在每个被压迫民族那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所一般地包含的那种反对压迫的因素所面临的障碍是一致的。即使支持对这类障碍的斗争，对于企图使得自觉民族具有特殊地位，因而享有凌驾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之上的利益的这种倾向，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这种看似普遍而理想化的政策，事实上恰恰是在民族问题上能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因而具有实际的切实的重要意义的原则政策。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在全面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根本的目标的这一点上，列宁和卢森堡的观点从来没有过半点出入。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不认识到，民族这一概念和它在资产阶级那擅于欺骗的嘴中的兄弟词汇“人民”一样，其内涵有多么虚伪和空洞。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和谐一致的所谓民族不可能存在于阶级社会，正如某些人恳切地呼唤着的和谐一致的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不可能存在于阶级社会一样。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将存在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即使就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就例如殖民地国家等存在外在的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地方，民族的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其先进部分会提出民主的诉求，但是谁要是以为他们就能因此激发起“内在的革命性”而站到无产阶级即革命的一边来，谁就是根本无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即无法从该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关系决定、从斗争在其中展开的历史世代、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整个帝国主义或它的个别部分的依赖程度以及该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和它与国际革命运动的联系出发去分析问题。在这种短暂而浮光掠影式的一致，即“形式和口号一致性的背后”，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始终“掩藏着内容和实质性政策方面截然相反的意见分歧”，历史的教训更揭示，这种掩藏甚至往往是有意为之的。
列宁和卢森堡即使立足于不同的政治社会条件和斗争形势，面临着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侧重于民族问题在不同角度上的表达，在他们令人遗憾但无可厚非的分歧之外，共通的恰恰是对于自己所处的立场，即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坚持。正是出于这种立场和对民族的唯物主义分析，卢森堡毫不客气地指出社会民主党就其存在而言，已经否定了资产阶级行使“一个和谐的整体的民族”的代表权的荒谬。相反，这只能说明，“无产阶级已不再藏匿在资产阶级的衣襟后面，而是作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意愿的独立阶级从资产阶级那里分离了出来”。理想的所谓综合体唯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才是可能的，即在不仅铲除了阶级的压迫统治，而且铲除了阶级本身，从而使得全人类即社会能够自觉地决定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掌握自己的社会进程时”，具有统一意志的，已经失掉了其在阶级社会的意义的“民族”才是现实的，这种集合体掌握自己的历史生存才是现实的。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党，作为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主动地去影响阶级斗争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党，所要立足的就不能仅仅是作为抽象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的“民族自决权”，而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即无产阶级的自决权”。列宁在这个根本性的立场问题上没有体现出与卢森堡的丝毫差异，在严谨地区分了自觉的民族在政治自主的权利下实行分裂的权利和工人阶级进行国际团结的必要后，他在与崩得分子和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尖锐的斗争中同样毫不留情地指出，“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不屈不挠地同‘本民族的’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打倒某一民族或其一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绝对职责，是受民族纷争蒙蔽和阻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然而，超出这些严格限制在一定历史范围的界限会协助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不幸的是，在民族问题上的某种实用主义的危险很快就在历史上显露了出来。就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试图以没收一切地主、教会和贵族的土地的纲领团结农民一样，他们也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希望能将沙俄帝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从打着亲社会主义的牌子的民族自决分裂运动彻底转化为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盟友。这种希望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的，即在无产阶级本身中，特别是在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他们对真正国际主义的兴趣，不可能由那种说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到来、民族问题已不复存在的思想上的乌托邦所引起，而只可能由这样一种实际的证明所引起，即压迫民族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已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倾向及其一切后果彻底决裂，并承认“包括民族独立在内的”自决权。但历史现实事与愿违，这些民族立刻就用着布尔什维克馈赠给他们的自由打起了反革命的旗帜，并配合着德国帝国主义对方兴未艾的俄国革命展开了围剿。毫无疑问，与反革命相勾结实行反动政策的并不是“民族”整体，具体来说只是其中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他们正与觉悟的无产阶级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将“民族自决权”歪曲成了他们趁机实行反革命的阶级政策的一个趁手工具，民族自决这一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终于回到了他们忠诚的反动派手中。
“布尔什维克应当在他们自己和革命吃了大亏以后接受这一教训：恰恰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没有任何‘民族’自决权，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的每一个阶级都力求按不同的方式‘实行自决’，对于各资产阶级来说，民族自由的观点已完全退居阶级统治的观点之后。芬兰的资产阶级同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民族自由要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宁可要德国的暴力统治，而不要民族自由。”
事情在这里最终起了变化。卢森堡在她数年前的论断中就曾指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其政治力量的增长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映，同时就要产生在政治上的集中和联系纽带的加强，然而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却不是恰恰按照他们一向捍卫的纯粹源于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政策的精神，力图使俄国所有的革命地区，在党和无产阶级所现实地进行着的伟大革命中，扬弃作为政治制度范畴的现行国家，并代之以集中于依靠无产阶级的斗争原则——即俄国革命范围内一切民族的无产者的一体性和不可分离性——组织起来的革命政权，而是最终坐视自己曾经试图用来团结各民族的民主原则最终滑向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手中，沦为他们“求之不得的、最漂亮的借口”。这种堕落被卢森堡痛心地加以斥责，并作为怒斥德国社会民主党令人作呕的惺惺作态和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警醒，虽然这最后更是讽刺和不幸地成为了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全然不顾历史事实地批判卢森堡的资本。
“布尔什维克不去警告边疆各国的无产者提防陷入任何一种分离主义的纯粹资产阶级陷坑，不是在分离主义意向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用铁腕扼杀它（在这一事例上使用铁腕确实是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宗旨和精神的），反而用自己的口号使一切边疆国家的群众发生迷惑并且受资产阶级蛊惑宣传的支配。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导致了和准备了俄国本身的瓦解，从而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
任何政治纲领的提出和践行都不可能不经过最审慎的基于革命的辩证法的考察，这就是说，不是出于主观的意愿和期望，而是出于对最现实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势的考察。民族自决权作为一种在“东方”国家进行争取民主的必要要求的一部分被提出，甚至被提高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以此作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的地位，这一事实居然是在1905年革命及接下来一系列事变的发展所清晰地揭示出唯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革命的目标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说，这一事实是在已经过时的、错误的基础上发生的。既然落后国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先进性和内在的革命性已经被彻底证伪，他们已经展现出了丝毫无法独立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懦弱，又怎么能指望革命不是靠着无产阶级铁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去指导，而是靠着虚无缥缈的所谓民主权利的让渡呢？
从我们这些历史的后来者看来，民族自决权在历史上表现为不是成为反革命的帮凶，就是仅仅服务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独立，而限制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这已经替列宁和卢森堡回答清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该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了。对历史和贯穿其中的革命者的思想的全面回顾的反思的意义正在于此。不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某个无暇的偶像最终追授一个象征胜利的奖杯，而是最终贯彻二者共同遵循的斗争原则，为立足当下而面临着崭新的民族问题的的我们提供尽可能多有益的参考。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党一致声明：它坚持它的最终目的，坚持取得政权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它对社会改良和不知不觉地逐渐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彼岸丝毫不抱幻想，相反，它期待着社会灾变和政治灾变，它坚定地希望表明自己日益能胜任这一任务并作为形势的支配者出现；最后，它对现存的国家不仅不进一步实行让步政策，而且要把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相反，它从诞生之始就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明或暗的层层围剿之中，作为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是如此。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清楚地申明自己的使命是教育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中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无产阶级，并依着经济发展下历史铁的必然性彻底埋葬旧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在其作为理论进行发展和作为方法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要是不遭到殊死的抵抗，那才反倒是怪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构中所传颂的正是这样的东西，它们一方面用僵死的知识灌满无产阶级青年的大脑，一方面又极力地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在他们的思维中逐渐固化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以此作为猛烈攻击大逆不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前线。
然而，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其生产关系中所蕴涵着的根本矛盾就越是促使同样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扎根，工人阶级就越意识到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是来源于盲动，而是来源于全面、系统而有可能置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于死地的理论认知。与此同时，伴随资本主义一生的小生产不能不重新生产着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并周期性地将其中的一部分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自然地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引入社会主义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够被清晰地认知到的情况下，任何还妄图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就不可能不尽可能地改头换面，即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寻找立足点去攻击马克思主义本身。这种攻击不是被称呼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符合当下形势”的修正，就是被他们美其名曰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中符合他们小资产阶级要求的那些教条的坚持。
卢森堡迅速而直击要害地对以爱德华·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斗争，她从一开始就摆明了对伯恩施坦之徒对马克思主义无耻的修正毫不妥协的态度，指出修正主义并不是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某种斗争方式的问题，而是恰恰关乎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即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并没有以社会主义者预期的“高速”走向崩溃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本身，即资本主义最终会不会崩溃的问题。修正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根基的崩溃论，就意味着不得不重新拾起唯心主义的观点，即放弃经济的必然性而从虚无缥缈的对人性的信赖出发去笃信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经济的必然性中得出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呢？”但是，任何社会民主党党员都不会不承认在现存制度范围内进行改良，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争取民主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同样不会忘记的是，实现社会民主党根本目标的社会改良，是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得到彻底的实现的，相反，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与其说是自由地劳动着的社会的劳动过程，不如说是按照资本逻辑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资本的过程，因此，改良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将由资本的利益，本质上来说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许的范围来决定，这种限度将是丝毫不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动产”。要打破这种限制，“要使宪法规定的自由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就必须通过殊死的斗争。抛弃作为唯一的手段的社会革命而代之以无止境的“运动”即微小的改良，“签订协议”，否认资本主义的总崩溃的结论而代之以在“适应”中“社会主义化”的幻想，反而将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放弃。
修正主义者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离弃和背叛，没有什么比这样一句话展示得更直白的了：“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正如列宁对此尖锐地批评的那样，“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及社会主义运动恰恰不是这样短视而盲目的党及运动，相反它们坚定地把日常的实际斗争同最终的目的相紧密结合。这个问题不会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而是要随着斗争的具体进展一再以新的形式出现。给社会民主党人夺取政权的目标提供坚不可摧的信念的恰恰是这样基础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灵丹妙药。
而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新材料”就是修正主义者们这样用来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东西。伯恩施坦干脆地否定掉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所必然造成的不断增长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变得不那么会导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了，“因为社会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者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的分化。”但是他又紧接着称颂自己对“不会因此丧失丝毫说服力”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以试图换取某种免死金牌以继续在运动中愚弄工人。
然而，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方面，所谓“适应”能够缓和乃至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无非就是说，它们能够使得生产和交换愈发走向社会化来减轻无政府状态甚至消除之，那么这种服务于资本主义免于灭亡的社会化既然能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加以保持甚至发展，又怎么可能同时成为反而变得多余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是它的发端”呢？难道能够说一个想采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人会认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必要的吗？另一方面，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是利用信用制度、改善的交通工具即交换媒介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这些手段得以实现的，但这些手段与其说是减轻甚至排除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手段，倒不如说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反而能够证实其矛盾并甚至加剧它的日益发展到极致的资本主义经济自我调节的手段。
信用作为可以直接参与交换的媒介，对生产和交换的运行的促进使得它能够极大地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潜力，这主要是通过它对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内在倾向和私有生产资料的扩张能力间的冲突的部分解决完成的，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通过融合许多私人资本以构成一个能尽速具备支配劳动力的能力以开展生产的大资本完成对生产过程的加速，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中可供交换的媒介完成对商品交换的加速。这种对于生产过程整个循环的加速所导致的非但不是表面上的矛盾的解决，而只是将靠着惯性本就盲目过热运行的机器加速到更高的运转速度。它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响应自己唤起的生产过剩，在市场表现稍微不佳的时候就立刻紧缩，这就是说，它恰恰是为了谋求更快速更高效的资本扩展而将生产与交换变为一种基于主观运行的机构，而在此基础上更大胆的投机与交换的现实基础的缺失又导致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故障不仅更易于发生，而且一定会以更高的烈度发生。
“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变得极度紧张，而使交换稍为遇到什么情况就陷于瘫痪。信用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资本变成社会的资本，而利润的一部分则采取了资本利息的形式，也就是说，变成了纯粹的财产权名目。信用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强力剥夺许多小资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信用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使国家干预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信用的特殊职能一般地说不外是消除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资本主义的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展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能力。”
伯恩施坦所举出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适应手段即企业主的联合组织不巧地也表现出来了信用所具有的显著特点，虽然他天真地以为卡特尔和托拉斯等企业联合体进行的调整能够结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解决危机，但须知此类垄断组织的出现的根源和目的本来就是抑制本部门的在生产和分配上的竞争促进联合，以便提高整个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这种形式与其说是消除了市场上各部门内部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以最终缓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不如说它只是把各个部门之间的竞争以最为集中和显著的形态表现了出来，它们为了要提高本部门的利润率，就势必要去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更何况垄断组织为了达成在国内市场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往往把闲置起来的资本启用起来为国外生产，并导致国外竞争的加剧即世界市场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的加剧。因此，垄断组织根本不能成为这样一种能够包罗万象的普遍的组织，如果它真的扩展到了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那也只是导致一切回到原点而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
垄断通过将资本高度组织起来加强了其在经济生产中本就占据的统治地位。生产的集中与随之而来的交换过程产生了更为尖锐的矛盾，它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斗争推向了更高更极端的形式，技术的进步被同样地垄断起来并作为与消费者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因素。整体来说，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归根结底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中资本所选取的手段，根本不可能跳出资本主义本身的模式而回过头来对其加以修补，而只能是“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
但短视的人看不到根本的矛盾所在，而是惯于用眼前的安稳预言梦想中的长治久安。中等企业的队伍不是“几乎不可动摇的密集队伍”吗？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不是进展缓慢吗？所以阶级矛盾不是在减弱和缓和，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危机不是越来越得到解决了吗？
伯恩施坦试图利用另一个表述的错误掩盖自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这一点是再清晰不过的。须知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不是在实际的矛盾中运动着而辩证地发展着的东西，这就是说，处于资本主义的中间阶层的部分，一方面会在生产规模扩大到有限的资本范围之外的时候将其抛到竞争之外而产生被抑制的趋势，另一方面会在资本周期性贬值和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新的领域的时候产生被提高的趋势，因此，不能把小资本发展变化的某个周期简单地定为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或崩溃的表现，而是应该从整个周期变化的趋势去考察，这就是说，这个周期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这个周期最终导致的将会是小生产的破灭还是维持现状？现代的一切发展都表明，随着大工业的技术优势和经营优势不断累积，不仅是留给小生产独立地长出韭菜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且整个循环是越来越不能维持，小生产的基础是越来越被破坏的。
然而，这个过程非但不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意味着发展的逐渐停滞。马克思指出，小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的是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它一方面能够在旧有的生产部门中应用更先进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能够开辟崭新的尚未被大资本占据的部门。小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离的部分，但它的消亡同时必将作为资本主义消亡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历史铁的必然，意味着试图从自己的主观所见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是不可能的，作为与资本主义的苟延残喘生死攸关的小资本的存续问题，不是某几个人用残缺不全和别有用心地歪曲的材料就能下达无恙的诊断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预言家，他们不是指出事物的特殊的形式，而是把握其背后的一般的客观规律，所谓的“十年周期”是且只是一种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相关的表面偶然性，除了无耻的修正主义的叛徒之外，没有人指望用机械的周期年限规定资本主义危机的浮现。正如列宁所说：“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1825年到1873年的几次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跳跃式”突然扩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处于“幼年时期”的扩张性表现，这意味着在新领域的大规模基础投资或新市场的突然开辟。在卢森堡所处的前帝国主义时代，旧的由新领域开拓引发的“年轻危机”模式已经过去，而世界市场完全饱和后生产力与市场框框发生致命冲突的“老年危机”尚未完全到来，这就是说，危机暂时还不是产生于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内在的、固有的运动，而是产生于其中发生的某些突然震动。但是，正是伯恩施坦所遴选出来的那些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步步地将资本主义推向最终契合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图式，即世界市场的最终饱和与劳动生产率不可遏止的提高，它们注定会使生产力与交换界限的冲突日益尖锐，而这就是我们现代的革命者所已经亲眼见证了的。
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能不相适应的是他们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对这些无耻的叛徒而言，政治自由、民主和普选权正在消灭阶级斗争的基础，而工会、社会改良和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就已经构成了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这样的修正最终无疑导向的是阶级斗争的熄灭论，就是把工人阶级从打碎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全人类的先进阶级降格为给资本主义制度缝缝补补的永恒奴隶。这正是这些被小生产不断制造出来又被资本主义无情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妄图实现的愿望，即用美妙的改良主义彻底腐蚀和削弱工人的力量，欺骗和分化工人的队伍，使他们最终放弃阶级斗争。
卢森堡深刻地批判了改良主义理论在结构和逻辑上显而易见的荒谬，它试图诓骗工人阶级，说服他们将自己束缚在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范围内，即利用资本主义体系内生的、用于维系该体系的工具，去实现一个需要消灭该体系才能达成的目标。
不难理解，工会和所谓通过国家立法实现社会改良的手段，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的调节。工会的核心作用是在资本主义工资规律的框架内，通过斗争使劳动力能按“市场价格”出售，从而在特定市场条件下为工人争取较好的工资和工时。它本质上是“根据市场状况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剥削的程度，但绝不能取消剥削本身，更遑论直接参与制定这种剥削即参与生产调节本身，这就是说，调节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或生产的范围。一方面，既然技术的进步会使得劳动力贬值，那么工会的影响就只能局限于从工人现实的利益出发去反对技术革新，但这恰恰是与整个工人阶级解放的利益相悖的；另一方面，工会为了影响生产的范围和价格，就不得不与资本家结成某种同盟去反对消费者，这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构成劳动和资本间的阶级斗争，却完完全全是走向了阶级斗争的反面。
与工会问题类似，修正主义者也同样在国家立法的方面夸耀着不属于自己的历史前景。工会能成为未来调节生产的机构，社会改良的立法就肯定能通过工会给资产阶级划定的条件实现“社会监督”吧！不幸的是，在卢森堡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年代，还未有列宁为与考茨基的斗争而写作的《国家与革命》的问世。修正主义叛徒们尚且还能肆无忌惮地直接将国家的劳动保护偷换为“社会”对劳动过程的监督，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将“社会”解释为“上升着的工人阶级”。卢森堡毫不含糊地回击了这种低劣无耻的言论，她解释道：
“这里的欺骗手法是一望而知的。今天的国家恰恰不是“上升着的工人阶级”意义上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即阶级国家。因此，它所安排的社会改良也不是一种“社会监督”，也就是说，不是自由劳动着的社会对自己的劳动过程的监督，而是资本的阶级组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监督。”
一般地，修正主义者们所谓的“社会改良”，无外乎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迫使”资产阶级去接受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并立法加以改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一步步地降到管理者的地位”。但是，这种通过社会改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根本上依据的依然是“法”，而且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这就是说，它必然是以国家的发展为依，而不指望着彻底击碎包括国家机器、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逐步社会化，分配过程却不再像封建经济那样依照社会的各个阶级应得的所有权瓜分以实物体现的产品来实现，而是通过交换展现在市场上的价值来实现。资本所有权就是由此从作为劳动生产的一份子要求自己所得的部分的权利变成纯粹占有他人劳动的排他的权利，而不可能在不破坏私有制本身的情况下加以分割和逐步的剥夺。
显而易见的是，伯恩施坦的诸多社会主义改良的手段，最终的斗争矛头都已经从资本主义生产上面挪开，而仅仅对准了资本主义分配，即试图在未来的“社会”即国家中为无产阶级找到调节私有制内利益分配的一丁点好处。但是，一定的分配方式必然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结果，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逐渐由资本主义分配方式过渡而来的。我们还知道，国家作为阶级的国家，是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资产阶级一样与社会的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而日益与整个社会相异化。这就是说，国家的职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因为其固有的矛盾而对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进行调控和监督，但是这样的过程却又是建立在只顾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社会有害的立场上去实现的，这就导致国家的所谓监督恰恰不是什么走向社会化，而是阶级化。相反，“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逐步以社会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改良。可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客观进程，这两者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社会化，而国家对这个生产过程的干预和监督越来越广泛。但是与此同时，私有制越来越变成对别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国家监督越来越为排他的阶级利益所渗透。因此，国家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和所有权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权利组织，随着发展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夺取政权吗？伯恩施坦恰恰痛恨夺取政权，在他小资产阶级温良恭俭让的世界观里，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出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阶级斗争被他冠以布朗基主义的骂名，这就是说，改良是有计划的理智工作，而革命则是情绪化的暴力宣泄。但是卢森堡则指出，改良和革命与其说是走向同一目的的两种不同的策略，不如说是根本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的因素。在阶级社会，革命总是上升阶级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试图推动人类向更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而改良则是为上升阶级的逐步巩固服务的，但是它不会也不可能跨越到现存的权利体系之外，上升的边界也只由革命来确定。“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据说是切·格瓦拉流传下来的这句话很形象地指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特点，用卢森堡的话来说，即
“每个时代的法制都不过是革命的产物，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而立法则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维持生存的手段。合法的改良工作本身并不包含着自己独特的、与革命无关的动力，在每个历史时期中，它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予它的推动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具体地说，也就是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所建立的社会形态的框框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建立在封建式样的权利关系，即以既得的贵族地位等权利划分之上，而是建立在从实际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得以体现和运用资本所有权的制度即雇佣劳动制度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任何权力的存在和行使方式，都依赖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基础，权力的形态与力量，最终由其所依托的生产关系决定。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统治依赖的不是简单的通过政治权力表现出来的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无产阶级不是被权力规定着剥削，而是被具体的经济形态，即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和无权参与产品分配的现实剥削。卢森堡就是这样洞悉了指望在不动摇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合“法”的改良来废除资本主义的梦想家们脚下的空虚，他们“陷入了乌斯宾斯基所说的那个俄国巡警的处境。这位巡警在叙述他的冒险故事时说：‘我一把抓住那个家伙的领子，结果怎样呢？那可恶的家伙竟没有领子！’”
因此，无产阶级所要做的恰恰不是抓住不存在的领子，而是要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家伙”本身。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仅是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且还应该是摒弃了任何畏畏缩缩的自我阉割之后的即时的现实的行动。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理论家所要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还能适应，现在的形势还不够成熟，无产阶级不能过早地夺取政权，而是要等着生产再社会化一点、分配再社会主义一点、国家机器再民主化一点吧！甚至也不能完全如此说，因为他们特有的短视告诉我们，假使民主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即成为了对于资产阶级多余的东西，那社会民主党人反倒应该去尽力阻挠民主，好不让“自己的工作增加困难”！但是，对不起，正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所揭示的那样，当民主在资本主义的末路面前成为他们苟延残喘的障碍，那反倒就意味着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必须捍卫的必要的跳板。如果说有什么使得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很困难的话，那非资本主义莫属了，正是它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上设下我们早已厌烦的障碍，如今又用伴随资本主义一生的小生产持续不断地生产着这样臭气熏天的绊脚石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里。
这枚臭气熏天的绊脚石大发善心地提醒无产阶级：要小心啊！不要过早采取行动啊！因为你们会遭遇失败。但是，谁要是把夺取政权恰恰看作仅仅由人为主观谋定的行动，而不是政治经济情况的发展、阶级斗争形势本身的产物，那他反而自己就是布朗基主义不自觉的支持者。所谓的“不合时宜”恰恰是这种不依赖于具体的形势而提出活动的观点才有的体现，而无产阶级自觉奋起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之所以出现，则恰恰是带着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的形势所自然产生的要求而行动的。因此，可以说无产阶级每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都不可能是“过早”发生的，而只能是当前环境的唯一的必然选项，不过“从政治效果即从政权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过早’发生的”，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恰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次胜利就把整个资本主义的庞然大物直接扭转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及生产关系，而必须“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事业的实现，是不可能依赖于某种指令性的救赎，而只能是自觉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痛苦经验的各各他之路上经过多次失败和胜利才能达到完全明确和成熟的程度。”
“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庸俗的修正主义者们已经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他们除了日复一日地拿着眼前的只言片语在精神上为资本主义续命，极力拽着革命的无产阶级向后退却，哀求他们放弃阶级斗争以外还有什么新鲜的话呢？他们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只有在党的队伍因与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联系有所欠缺、革命的进展还略有迟疑的时刻大放厥词，这丝毫不值得奇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处在矛盾的发展中，这就意味着它随着斗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拓，随着任务和纲领的复杂化和具体化，必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犹豫和动摇的时刻，但这恰恰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停滞，而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运动中反思学习，即向历史的辩证法学习的必要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它“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为的就是“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在历史的辩证矛盾运动中，它最终会在面对自己宏伟的目标前退无可退，那时它就会发现自己的准备已经在反复的斗争中完成，革命——冲破一切枷锁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将无可替代地作为唯一的选项被提出，无产阶级终将抛却一切小市民的动摇和弱点，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大踏步地迈进。
“只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宽宏大量才让伯恩施坦作为预先注定的而不自觉的工具出场，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已经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
“一旦广大工人群众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锐利的、可靠的武器，那么所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所有机会主义思潮就会化为乌有。那时运动也会立于可靠的、坚实的基地上。‘群众会去做。’”
帝国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为了摆脱这场血腥的混乱与深渊，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我们别无其它救命稻草、助力与出路可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重建秩序并结束混乱，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为所有人带来工作与面包，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终结这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屠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让受尽苦难的人类社会恢复和平、自由与真正的文明……此时此刻，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唯一救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在卢森堡的所有理论与实践中，最使人动容的品质、最耀眼夺目的光芒莫过于她那至死不渝的国际主义立场。作为一位真正超越国界的革命者，她辗转于欧洲各国开展斗争，置身于多国革命的风暴中，却从未被民族主义这一“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死敌”所裹挟，相反，她以一种决绝而宏大的国际主义视野度量着每一份纲领、每一次行动，直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这个世界上，工人的国际友爱对我来说是最高的、最神圣的东西，它是我的指路明灯，是我的理想，是我的祖国；我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背弃这个理想！”
卢森堡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不是在这一次大战前才表现出来的，而是贯穿她整个政治经历始终不变的特质。她从早期就积极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毫不掩饰对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同情，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中奋起反抗的非洲人民。卢森堡同样地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在北非施加影响的企图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早在这时她就已经详细而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伯恩施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政策”,即居然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变得“有道德”，而采取符合“和平和权利均等”、符合“人类最高准则”以及符合各国人民应得的物质利益的唯一政策即阿尔几西拉斯协定。随着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德帝国政府加紧备战，与考茨基为包括军备限制、国际法庭改良纲领在内的种种表演辩护相反，卢森堡坚决地将这种给猛兽套上一个纸做的笼头就妄图限制帝国主义争霸的野心的行为称作幻想，并一再重申，只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击垮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
“工人阶级必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要能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掠夺别国、国际肮脏交易、违法和强权政治，只有通过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用社会革命去反对世界政策的国际屠杀。然而，人们要是在帝国主义政策之内去寻求补救办法，寻找解决其冲突的途径，要是企图简单地硬要帝国主义退回到已经过时的状态，这样来顶住它的冲击和突进，那么，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毫无希望的政策。这个政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通过反对今天的帝国主义而始终维护昨天的帝国主义而已。”
在当时还迷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现有框架，而局限于道义上的反抗的机会主义者们，他们仅针对表面形式而不指向实质和根源的态度很快就再度在不久后得到了体现：那时他们背叛了自己数年来一切文章和公告表态转而做出了令整个世界，尤其是国际无产阶级瞠目结舌的选择。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这事件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政治死亡，也标志着欧洲工人运动在民族主义狂热前的全面溃败，无需质疑这起被卢森堡无情地称呼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被列宁称呼为“叛变”的事件的恶劣影响。众所周知，远在俄国的列宁甚至一度以为刊登社会民主党党团护国宣言的《前进报》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伪造品。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让这个体系无法维持下去而将要爆发总的冲突的时刻，改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急不可耐地蹦了出来——他们是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忠心奴仆，为的就是要在自己的主子无以为继的时刻将他们的死敌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拖向动摇和自相残杀的境地。这不再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策略的先后顺序和拖延个几年的时间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工人运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存继的问题。
卢森堡毫不留情地与第二国际决裂了，这就是说，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徒之流决裂了，她甚至比列宁更早地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与“教条化的、迂腐的、败烂到骨子里的”“马克思主义中派”考茨基和倍倍尔的中央委员会进行着斗争。直到大战降临，谁都再也不能否认错误的存在和暴露了，借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是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种错误，认为看到这种错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才会看不到这种错误。相似的，马克思说，民主党人（即革命的小资产者）“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象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行为，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以这样的矛盾的总爆发的面目出现的，它迅速地应验了列宁的预言，即与修正主义叛徒的分歧以至于分裂，“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了卢森堡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矛盾中发展的机会，即无产阶级“将自己一时的不坚定性表现出来，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冷笑着将它从自己方面远远抛掷出去”。这样的考验是必要的，这不是从宗教赎罪式样的观点出发得出的结论，而是从阶级斗争的形势、无产阶级解放的要求得出的结论，因为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对过往经验教训是无产阶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学习的唯一途径；也是他们日益把握自身的命运，自觉地担负起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绝对主体的责任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不会因为一次的失败、一次的堕落彻底破灭，只有“当国际无产阶级不打算衡量这一堕落的程度、不想从中吸取教训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毫无希望”。
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来临时的这种堕落并不是神秘的偶然，而是可以把握的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自从英勇的巴黎公社被最终镇压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德国，具体来说，是转移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不仅是国际的最强大的先锋队，还是它的智囊”，它还“是各国每一个社会党人的骄傲，并足以使那里的统治阶级胆战心惊”。无疑，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告诉我们要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由某种外在的绝对的东西保障了一种必然要降临的命运，而是把自觉的观念、有计划的思想带入到自由人的社会行动中去才能够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要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掌握历史的方向盘，要么由反动的国际资产阶级摧毁革命。但是在这一次帝国主义大战面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输了！它以最令人震惊的速度滚到了帝国主义反动当局的一边去，以前所未有的堕落程度影响着国际上不计其数的工人，用“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的口号替代了革命的国际联合的口号。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吼大叫着俄国专制政权取得胜利的危险，却大言不惭地要求保持德国的“文明和独立”！
“文明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有刚强的决心把它的革命斗争之剑投放到天平上。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取胜了。它用血淋淋的剑屠杀人类的残暴行为占了优势，天平倾向苦难与耻辱的深渊。只有我们在战争中并且通过战争学会怎样使无产阶级挺起身来从统治阶级手中一个奴仆的角色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才能抵销这一切苦难与耻辱。 ”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反思这一整套谎言，帝国主义到底在什么方面上是维护所谓文明、独立和自由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声称：德国的无产阶级要靠杀戮自己在外国的阶级弟兄，以保持自己的文明独立和自由，但是，自工人运动发端以来，尤其是工人运动开始有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以来，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面前，各国人民的所谓自由和民族权利会发生冲突，相反，社会民主党此前一直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民族的、争取自由的战争是不可能存在的，民族生存的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德俄无产阶级必有一战”的逻辑不过是将资产阶级惯用的国家和民族叙事重新以一个更好听的说法复述了一遍：仿佛德国工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剥削他们的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而是边境另一边的俄国无产者。他们诱导工人们相信，当战壕对面的“敌人”倒下时，德国国家或者说“社会”的自由就站起来了。然而在全球化的帝国主义体系中，任何战争都是瓜分世界的战争，并不存在独立的、单纯为了民族生存的“防御战”，这里所防御所保卫的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剥削本国以及在海外掠夺非资本主义的部分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捍卫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利益的防御自卫权究竟在哪里成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
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这样的定性，并非仅仅出于道德上的考量，或是看到帝国主义争霸事实上造成的在世界范围内无政府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加剧而产生的情绪化论断，而是和卢森堡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巨著《资本积累论》中所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得出的核心观点相呼应的。我们不否认卢森堡关于资本不能独自存活的论断的欠妥，但是总体而言，她那以超越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理论家的敏锐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使得她在当时可以说是创造性地申明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下所蕴含的基本逻辑。在书中，卢森堡断言，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法在该体系内部实现剩余价值完全实现的封闭系统，为了生存和扩张，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压低国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吞噬“非资本主义”的部分，这既包括本国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等群体，也包括尚且未被资本统治的殖民地和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她指出，“资本靠毁灭这些组织为生，这些非资本主义环境对于积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积累的继续是以把这种方式消耗殆尽为代价的。”向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渗透减轻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困难，但资本积累“腐蚀和同化”着这些经济体。这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资本积累不能离开非资本主义组织的帮助，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也不能容忍它与自己继续同时存在。只有非资本主义组织持续不断的瓦解，资本积累才得以可能。”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将导致“积累的停滞”，而这“意味着制止这种生产能力的发展”，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这样，资本把历史的必然性变为一个有利因素：即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头等容量的积累领域，资本越来越多的利用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补充借以占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地产生作用，那就是把购买力从非资本阶层转移出来。这样，简单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和工人阶级受到同样的影响。换言之，以他们为牺牲，通过掠夺前者的生产力和压低后者的生活水平，资本积累被提高到最大的限度。不待烦言，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
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驱使列强争夺未开发的市场和资源，而其中的军国主义同时起到了战争工具即对外争霸扩张的手段的作用，又作为资本积累的一大“投放领域”担当起了将代价向工人阶级和国内的非资本阶层即农民等转嫁的作用。最终，当地球上的非资本主义区域被瓜分殆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理性”与“和平”，寄希望于一个联合的、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奇迹出现将不例外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幻想。列强之间暂时的平衡不可能掩盖资本扩张中竞争的底层逻辑，帝国主义间就必然转化为殊死的争霸，帝国主义战争因此成为解决资本积累危机的唯一的但也是毁灭性的手段。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掠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无疑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继续苟延残喘的可能，但它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根本矛盾在全世界以一个更集中、更尖锐的形式扩张，可以说，在帝国主义最终带领人类走向野蛮的毁灭之前，依然存在着它亲手铺就的、能够在最后的关头挽救人类的唯一出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既不是出于悲悯和善意，更不是出于虚无缥缈的道德，这无非是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扩张和覆灭的基本逻辑的阐释下，工人阶级意识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是自己的事情，而且甚至与远在天边的阶级弟兄息息相关的思想意识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不应该有任何疑虑，因为即使是被社会沙文主义叛徒们合唱为专制堡垒的沙皇俄国也在此起彼伏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投靠德国这个“欧洲反动派的避难所”。不难发现的现实是，维护这个庞大的专制帝国的不是被迫抛上战场的俄国无产阶级，而是德国普鲁士容克和资产阶级反动当局！相对地，“正是这次沙皇1910年在欧洲的胜利之行比其它一切都更好地揭露出，受到镇压的俄国无产者不只是本国反动派的牺牲品，而且也是西欧反动派的牺牲品，他们今天同1848年的三月战士完全一样，不只是同本国的反动势力、而且也同这一势力在外国的‘避难所’发生了冲突，撞得头破血流。 ”
第二国际的腐朽已经最终在它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上展现出了完整的面目了：它光明正大地背叛了阶级斗争，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与当局勾结起来纵容欧洲反动势力的跨国联合与镇压，这无疑是以一种极为卑劣下流的形式复现了《共产党宣言》开篇所提到的那场“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事已至此，整场世界大战除了一般的“无情地暴露、揭穿和破坏人类制度中许多腐朽、过时和僵死的东西”的有益形式之外，还尤其“向文明国家的先进阶级表明，在他们的政党身上一种令人恶心的脓疮已经成熟，从某处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此刻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其说是德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阶级政党，不如说是德皇麾下的一个军团。工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兴高采烈地夸耀自己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群众的成果，这些成果让德国在战争中大放异彩，国际无产阶级痛心地见证着这一切，即见证着“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辛格尔教育了德国无产阶级，却是为了使兴登堡能够率领它”，见证着古老的箴言在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演出：“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与这些叛徒毫无共同点。他们正是在与堕落的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基础上，提出“主要敌人在国内！”的口号和重建国际的问题的。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这个抉择已经被摆到了一切还坚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革命者的面前。卢森堡以卡尔·考茨基等机会主义理论家以自愿放弃战争期间国内阶级斗争的“国内和平”协定为代表的，为自己背叛国际社会主义的行径所作的辩护，即所谓“国际是和平工具，而非战争工具”“战争期间应保持沉默”等论调进行了辛辣而系统的批驳。这种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策略人为割裂的理论，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歪曲。事实上，社会恰恰不是在阶级矛盾的不断休止和对立的“翻筋斗”运动中发展的，这是因为，“阶级斗争也好，战争也好，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很深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只要这些原因没有消除，这两者也就不可能周期性地消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雇佣关系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统治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但在战争期间，雇佣关系丝毫没有消失，相反，由于在军事工业的沃土上滋生起投机思想和掀起建厂热，由于军事专政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大大地增加了。同样，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阶级统治也并没有在战争中停止，相反，由于取消了宪法规定的权利，它已上升为赤裸裸的阶级专政。”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正如它的发展一样没有中断，战争只是资本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下的逻辑的表现形式，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正是帝国主义本身宣告了持久的战争，直到人类的灭亡或帝国主义的灭亡。
为了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现真正的和平，一纸请愿、一项立法是丝毫也靠不住的。这里所揭示的正是和此前改良主义者们妄想通过国家立法改良资本主义直到社会主义同样的道理，如果一项改良不仅仅是以资产阶级当局规定的范畴内为自己的框架，甚至要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为基础，那么它就根本不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要资产阶级继续名正言顺地统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就不会结束，只有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切实的行动，只有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立场才是和平的有效保证和防止战争的真正护堤，因为这意味着结束战争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逻辑的未来。
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依然在卢森堡过世后的百年的时间里承受着来自其根本矛盾的持续破坏，民族主义不断作为各国转移矛盾的重要手段被反复提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资产阶级在固有的矛盾中力求携手苟活，他们默契地在世界范围内压抑工人运动的所有成果，至少也要把它们按照资本主义不自觉的卫道士即斯大林主义的图式限制在一国或一片地区内，以防止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对帝国主义日益暴露出的软肋联合起来予以打击，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给帝国主义世界霸权准备的替代方案将不是某种地上天堂般孑立的存在，即保卫国家对抗全球，而是将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向全球，使得团结的国际无产阶级能够对抗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
“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否则就是自绝于人。”
资本积累论
《资本积累论》总得来说是一部优秀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其核心是积累条件下资本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我们知道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作为形态转换的中介，换句话说，资本家不仅仅要占有工人制造出的商品，还总得有人拿钱来买，这样他们才能用这些货币购买新的生产资料，以保证生产过程（同时也是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不断地延续。那么与其交换的货币会从哪里来呢？到底是谁购买了资本家的商品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货币回流的机制，并发现了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资本家卖出商品所获得的货币，实际上就是他一开始投入市场的货币。这个看似奇怪的结论实际上是部类之间交换的表现。比如，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我们称为第Ⅰ部类）中，资本家把一定的工资量v发放给工人，工人拿着工资向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我们称为第Ⅱ部类）购买生活资料；第Ⅱ部类的资本家获得这笔钱后，为了维持生产的持续性，就要向Ⅰ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并拿这笔钱来支付。在这个例子中，第Ⅰ部类资本家卖出产品所获得的货币恰好是他一开始投入市场的那些货币。不光是简单再生产如此，扩大的再生产也遵循这个规律。
1、卢森堡提出的问题和实际的解决方法
不过卢森堡并不满足于这个结论，而是向前跨了一步：资本的剩余价值必须要有人购买，这个需求会从哪里来（这里的需求是指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她认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图式下是无法解决的。准确地说，卢森堡认为按照这套模型，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消费）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但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有一部分用于继续生产）不行，因为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必须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新的生产资料，而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提供因此而减少的购买力，也就是说积累行为会导致第Ⅱ部类生产过剩。工人阶级自不必说，他们的支付能力仅限于可变资本的量，而卢森堡认为资本家也不能提供这个支付能力，因为“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抑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费一部分的剩余价值，把它用来生产供别人使用的物品”。这里显示出一个谬误：资本家的积累并不是通过抑制消费而进行的，不如说是把供他个人消费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拿出来，购买生产资料以进行生产消费。从马克思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来：马克思的图示中，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Ⅰ(v+m)=Ⅱc（即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总和恰好能够和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相交换。第Ⅰ部类指生产生产资料的的部门；第Ⅱ部类是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m表示剩余价值。）；而在扩大再生产中，却是Ⅰ(v+m)>Ⅱc，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在实物的形态上是生产资料。按照简单再生产的模式，这部分本来也应该用于消费，但现在已经没有相应数量的生活资料了，于是这些生产资料只好用于扩大生产。可见，即使是被卢森堡批评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也包含着资本家更少地进行个人消费、把剩余价值投入扩大再生产这一规定。
假设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决定拿出剩余价值的50%进行扩大的再生产，他对生活资料（粮食、衣服、住房）的需求确实减少了，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对生产资料（原料、能源、机器）的需求增多了。如果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量本来是符合简单再生产的规定的——所有剩余价值都要作为资本家生活资料被消费掉，也就是说，第Ⅱ部类资本家所生产的粮食、衣服、住房等商品的量，除了满足工人和他们自己的需求外，还需要第Ⅰ部类资本家付出所有剩余价值才能全部卖出——那么这时第Ⅰ部类积累的行为就会导致第Ⅱ部类资本家生产过剩。可是如果一开始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量就是适应这种情况的，也即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只需要付出剩余价值的50%就能使得第Ⅱ部类出售完所有的产品，那么这种积累的行为就不会导致什么生产过剩的问题。
如果把问题只是看作一个如何设定两个部类数字关系的问题，那么似乎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但卢森堡说这“只适用于解释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她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之所以认为扩大的再生产图式是从简单再生产中生长出来的，是因为在一个生产周期之内，就再生产的延续与商品的等价交换来说，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只在于剩余生产物的物质形态不同，而这种区别，直接地来看只是从最开始时部类之间的价值关系（Ⅰ(v+m)与Ⅱc的关系）。她认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都不能购买全部剩余价值，毕竟资本家一开始投入的只是(c+v)，却要收回(c+v+m)，但在这一点上，简单再生产与扩大的再生产也是一致的。卢森堡承认了简单再生产可以持续进行，那么就没有理由因此而否定扩大再生产的图式——除非她把两个图式的初始条件搞混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之所以不会使得生产消费品的部类发生生产过剩，只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两部类间的价值关系，而在这之后，两个部类之间只不过是一直在进行简单商品交换。
假设一个生产机械臂的工厂，第二年的产量比第一年增加了20%。卢森堡就会问：社会上从哪里冒出来消费这些新增产量的需求呢？而且机械臂工厂的资本家为了能够扩大这部分产量，还缩减了他自己享乐的需求，把剩余价值放到购买更多生产资料比如钢材和工具上面去，这不会造成第Ⅱ部类的生产过剩吗？实际上，这位资本家能够扩大生产，不过是因为其它资本家都在扩大生产：生产钢材的资本家使他的生产规模扩大了20%，生产工具的资本家也如此做，这样就能够保证机械臂资本家（实际上包括了所有的扩大生产的资本家）扩大了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得到满足；生产粮食、服装的资本家将生产扩大了20%，这样就能够供给其它资本家由此扩大的可变资本（即工人工资的实物形态）。同样地，这些资本家产品的实现所必要的有效需求（即买家持有足够的货币这个条件），也因为他们自己扩大了为此而投入的货币，因为买家需求的同步扩大，从而能够得到实现。只要前一年的生产是不过剩的，那么按照这个积累逻辑，下一年的生产不过都是按照20%的规模扩大了而已。在这里，所有生产的扩大是每个生产扩大而不过剩的前提。（注：这个例子实际上不是特别严谨，其实是在几个假设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工人平均工资、剥削率等条件都是一样的；下面的例子也是同理。这主要是为了方便理解以排除掉细枝末节的麻烦。数字只是随意设定的，换成其它数字也不损害其逻辑上的正确性。）
2、“图式之外”的问题
卢森堡还认为马克思的图式无法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现象。我们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不变资本比例的上升，这要求第Ⅰ部类以相较于第Ⅱ部类更快的速度积累。于是，她的思路又一次登上了舞台：第Ⅰ部类积累得更快意味着限制生活资料的消费，而这会导致第Ⅱ部类生产过剩。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确实超出了图式的能力本身，但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随着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不仅仅是部类的资本量的比例变化，还有商品本身价值量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问题明显会越来越复杂。不过确实可以设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带来部类之间“严格协调”关系的紊乱。在这种“图式中未能显现出来的现实情况”中，还包括生产的跳跃性扩大、个别部门的片面性发展等。如果要求合理地解释这些现象，似乎就不得不引入其它的东西。
但我们要清楚，不同部类之间的积累不是只能通过平滑的、稳定的再生产过程达成，也可以通过危机形成强制平衡。比如在这里，第Ⅰ部类进行相对更快的积累导致第Ⅱ部类相对生产过剩，这个矛盾可以以部分第Ⅱ部类的企业破产、资本转移到第Ⅰ部类来完成这个跨越。
还是以机械臂资本家为例。如果他今年不是将生产扩大20%而是30%，同时其它生产部门都只是扩大20%，那么确实会发生卢森堡所担心的生产粮食、服装的部门（第Ⅱ部类）生产过剩的情况，而生产钢材和工具的生产部门（第Ⅰ部类）又出现了生产不足——因为本来用于生活资料的剩余价值被用去购买生产资料了，如果这个变动不发生，部类之间确实可以达成严格的协调；但是它发生了。这种混乱会阻碍积累的进程，但并不代表积累因此就无法进行，只是可能会在比原先预想的不同的规模上进行而已。如果机械臂资本家因为上游的生产不足而放弃了扩大30%生产的计划，只是扩大20%的生产，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和上面的例子一样。如果钢材、工具资本家受到机械臂资本家的刺激，也将计划改为了扩大30%的生产，那么第Ⅱ部类会发生的是：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家订单减少（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额度由于剩余价值投入积累而降低），而生产普通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订单增多（由于扩大生产，对工人的需求增多，可变资本提高），那么对生产普通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而言，他仍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积累的环境。积累仍然可以进行，只不过需要调整在不同部类间的比例。
如果机械臂资本家运用了新技术，使得他完成扩大20%生产的同时，只需要扩大10%的工人，那么对钢材、工具资本家来说，扩大20%的生产是没问题的，但生产粮食、服装的资本家确实会遇到订单减少的困难。不过，这也只是意味着他们的积累无法达到20%的程度而已。如果机械臂资本家扩大了20%的工人，从而获得了生产的40%的扩大，那么这就会要求生产钢材和工具的资本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而这种情况又与上一段的情况类似，虽然资本家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减少了，工人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却是增多了。但是看起来似乎对生活资料的需求的总需求仍然下降，因为资本家减少的需求主要地是用于扩张生产资料去了，工人因此而增加的需求可能并不足以完全填补这个部分。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第Ⅱ部类不能积累。即使对生活资料的总需求因此而降低，也不意味着这个部门就会完全消灭，从而导致整个再生产无法进行下去。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也不过是在数学上找到这样一个平衡。即使真的有第Ⅱ部类的企业因此破产，也只是因为它们不适应于新的平衡而已。
这种观点能够解开许多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但是在理论层面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想要论证按这套理论构建的模型是可以“无矛盾地”平稳地运行下去的，因为这能够说明这套理论是“自洽”的。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从来都不缺乏自相矛盾之处，否则也不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经常指出，他所述的某种关系一旦产生问题，就有可能引发危机，而不是“我这种模型的运作可以避免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要分析资本主义如何在通常的市场交换下存续的问题，也要分析这些看似正常的市场交换如何导致了经济危机，还必须要分析资本主义每次都是如何从危机之中走出来的。我们的脚步不能停在“这样会发生危机”上，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悖论：每次发生经济危机时，我们都会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但是却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到现在无论多么剧烈的经济危机都还没有完全摧毁资本主义。因此，即使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卢森堡所担心的情况，即剩余价值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存在，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只是资本主义整体走向新的平衡时所产生的矛盾而已。卢森堡没有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导致她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在后面做出有问题的论断。
3、卢森堡自己的解决方法
在卢森堡那里，暂时还是不知道扩大的再生产究竟可以找到什么消费者的。此外，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社会剩余生产物中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比例恰好能够结合起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没有哪一方生产过剩。如果理论上的协调总是为现实中的不协调代替，那理论上的协调有什么意义呢？在马克思那里，这种难以协调性正是危机的诱因之一。而卢森堡则致力于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她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工人与资产阶级之外的消费者，即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者。这似乎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既可以解释所谓的“额外需求”从何而来（实际上这个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后面会说明卢森堡这个额外需求本身也不是稳定的），又可以不用分析再生产的实物因素如何达到平衡，还能顺便宣称自己的理论“贴合实际”。尽管马克思认为这个思路确实能解决一定范围内部类间生产失衡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将本国的生活资料通过交易变成生产资料，或者反过来，这样生产过剩的可以卖出去、生产不足的可以买进来，平衡的可能性会提高许多。但如果将与之交易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就会立刻发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因此这个思路本质上仅仅是“把这个矛盾推向更广的领域”。
卢森堡这一理论成为了全书第三编的基石，并提供了一个似乎很“好”的历史框架：资本主义由于其内生的缺陷，不得不把其它的经济形态——主要是自然经济——变成它的买家，而这首先就需要破坏它，让它由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再进一步变成资本主义（而卢森堡似乎只是从这一点来理解帝国主义）。当资本的统治达到顶点，即所有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都被消灭之时（不过卢森堡认为这并不会到来——或许她认为在那之前革命已经胜利了），资本主义也将因为剩余价值的无法实现而走向末日。
可惜卢森堡对马克思的理论所采取的那种审慎态度，并没有放到她自己的理论上。如果按她所说，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由于无法购买将要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从而不得不依赖非资本主义形态的购买，那就必须要证明，非资本主义的形态确实存在这样的多出的购买力。卢森堡在她的书中只是描述了自然经济如何被破坏，并被创造出适宜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广义的土地被占领、劳动力“自由化”、商品经济导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等），只是历史性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一个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美国棉花的依赖）。但她却没有论证过，为什么非资本主义形态能够提供这么多购买力。
如果资本主义形态中需要资本化的部分是超出资本主义内部的支付能力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被输出这部分商品的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抛给了它们一个商品，要求兑换成货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两个社会之间的货币与商品的交换（而不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要使她的论断成立，就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1）要么非资本主义形态能够提供超越其产品的“纯购买力”，于是这个问题就必须继续延伸为这些非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从哪里获得支付能力，但这个问题已经因为卢森堡之前的分析被证明为不可能了。比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向印度卖出纺织品，以实现剩余价值。如果按照卢森堡的意见，这部分纺织品只是英国的过剩产品，英国国内没有其它任何产品与之交换，它只是因为在国内没有买家而寻求外国的市场，并且用它换来的货币接下来就只是在国内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在这里印度成了单纯的逆差国，它向英国支付的货币完全没有任何回流到它自己境内的手段。我们不得不问：印度又是哪来的货币，来无穷无尽地购买英国的剩余产品呢？我们似乎又不得不回到被卢森堡否决了的金矿的解决方案了。
（2）要么非资本主义形态为了拿出这笔货币而不得不打破其内部正常的再生产，促使其内部不同部类的生产达成新的平衡。如果不能达成新的平衡，那么这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就同样会出现生产过剩，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分析这个麻烦的问题，但那个曾经被认为是方便的后路，即寻找外部市场，已经被堵住了。卢森堡在书中提到国际借款的作用，而它恰恰可以用来反驳卢森堡的论点：帝国主义国家借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大量货币，而这些货币又反过来支付殖民地半殖民地向帝国主义国家发出的订单，这恰恰说明，这些订单的剩余价值实现是用的帝国主义国家自己的货币。
总得来说，卢森堡最主要的错误在于：认为资本主义不能独自存活。如果资本主义形态中需要被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只能由非资本主义形态实现，那么我们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大得多规模进行着积累。事实上，从马克思的视角看来，资本主义形态与非资本主义形态的贸易，正是弥补资本主义生产部类失衡问题最常见的手段之一，而部类失衡又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的必然结果。这种部类间的“严密协调”也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可能实现；或者说，计划经济需要保证的只不过是实物的足够供应，而无需关注价值量上是否严密地对等。
卢森堡的分析可以给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扩张的这段历史以一个不错的视角，即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处女地”的剥削、侵夺与改造。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否定卢森堡的积累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非要”依靠那些非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对这些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掠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还同时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扩张，使得全人类的交往扩大到一定程度，并且使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只有是国际的革命才有着最后成功的可能。不过，我们不能把这种矛盾视为国家剥削国家，而是资本主义扩张性的体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我们要反对的不是或不仅仅是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国际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走向灭亡的条件正是它自己创造出来的。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社会民主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体现。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命党的组织和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是僵死的教条主义者断章取义地摘取卢森堡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罪证的又一取材宝库，他们从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逻辑出发，将反“极端集中”定性为反“先锋队”的重罪，揪住卢森堡看似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的词句，并毫不害臊地耻笑罗莎·卢森堡和德国共产党的下场，似乎这就能够铁证如山地宣告卢森堡的理论的死刑。这种头脑和语言同样贫瘠的狭隘者并没有比他们百年前拿着马克思的语句反对马克思的思想的（时间意义而非认知意义上的）前辈们创造出更多的废话。
事实上，卢森堡一贯坚持的社会民主运动本身的立场及其自然导向的对建立在不同社会环境之中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民主党特征的仔细考察恰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她分析俄国革命，但是为了指导德国革命；她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但是为了痛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懦弱和腐朽。卢森堡说：“德国的政府派社会主义者尽管可以叫嚷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幅讽刺画。如果它曾经是这样或者现在是这样，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的态度的一个产物，这一态度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讽刺画。我们大家都受历史规律支配，而社会主义政策恰恰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实现。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做到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们不应当打算造成奇迹。因为在一个孤立的、被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被帝国主义卡住喉咙的、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国家实行一次模范的和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革命，会是一个奇迹。”谁要是把握不到这一点，谁的头脑就根本来说还是受到狭隘的宗派主义思维缠绕，谁就根本不能够对作为在辩证的矛盾中发展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有丝毫新的理解。
须知党不是在统一的真空环境中工作和发展的，它不能不立足于自己所处于的现存的政治经济环境的范畴内去提出符合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组织任务和政治纲领。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是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反动堡垒，沙皇的“奥赫拉纳”无处不在，在这种专制恐怖的环境下，俄国革命从民粹主义的盲目运动过渡到基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运动所留下的残余仍在阻碍革命向前发展，各地松散的小组根本无法对抗国家机器，只有像军队一样严密、由最坚定分子领导的组织，只有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政党才能保证革命的纪律性、果断性和延续性。而在德国，卢森堡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拥有数十万党员、数百万选民的群众性政党。它可以通过选举、工会、报刊合法地宣传和组织，但也正是这种“群众性”而不是严格的“阶级性”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影响留下了空间。直到战前，庞大的党组织已经产生了屈服于日常工作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僵化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过度强调中央权威和纪律，将会扼杀基层党员和工人阶级的自发和首创精神，使党变成一个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机构，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脱离群众，变成“替群众思考”的官僚机构，最终束缚革命运动本身的生命力。这一危害在党的政治领导产生动摇甚至产生错误的时候将会变得尤为严重，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那样。
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在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里认识到和意识到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不可能有纯粹意识，既不可能有作为‘纯粹’理论的纯粹意识，也不可能有作为纯粹要求、纯粹义务、纯粹行为规范的纯粹意识。在这里即使要求也有其现实性。这就是说，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党不是一种单纯的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性中，即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条件在内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中作为结果和能动的一环诞生出来的。它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即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中最觉悟的一部分将它自己所赖以为生的那种从经济必然性中产生的真理播散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从而将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仅仅是激进化的要求转化为切实自觉的能发挥作用的行动，并从这样的过程中锻造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卢森堡把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所立足的特殊环境，即在政治上或者资产阶级统治上强烈的专制主义色彩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原则的宣传不可避免地带上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诉求，而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的独立性和不妥协性，就必须要采取十分特殊的组织形式来适应根本上来说决定着党的面貌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完成在这种环境下党的任务，这就是说，要将工人阶级的团结从单纯的资本大生产能够导致的范围内解放出来，给予他们政治觉悟，用自觉能动的主体去影响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并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作为专制制度的基础的原子化即政治上的极端分散状态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但是，这样的任务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的健全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说，这里甚至没有一个党成熟发展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统治为落后的专制制度所隐蔽的情况下各个小派别之间分散、相对独立而以至于山头林立的环境。分散的组织自然不可能肩负起将更加分散的无产阶级引导到更高的组织形式上去的任务，因此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进行群众统一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所要提出的任务就必然是集中，但是，俄国革命者们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任务并不能就此在集中的口号上止步，相反，“集中主义是一个远远没有概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的历史内容和特点的口号，它再一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不论在什么领域，包括组织问题的领域在内，都不能成为固定不变的僵硬的公式。”
这种卢森堡所称呼为“极端集中主义”的表现是：一方面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固定的干预。无疑，正如卢森堡在此前关于波兰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运动中就已经做出的表述那样，她完全清楚要想在本身具有集中主义的倾向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团结起革命的力量对抗集中、高效、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不可能不在反对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基础上在现存国家的范围内代表相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的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利益组织起来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局部或小集团的利益。作为结果，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必须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即抛弃建立一个依赖广阔的沙俄帝国内部各个民族和省份中分散而独立的组织联合起来的松散的联邦团体的想法，而必须代之以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但是，不能指望这个过程通过少数人的愿望得以完成，而是要反思集中制乃至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在于何处。
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脱胎于自发的工人运动，这就是说，脱胎于经济的必然性下阶级斗争的形势发展所导致的无产阶级自我的斗争，它作为一种在辩证的矛盾中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和布朗基主义的运动毫无关系。布朗基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具体情况，它不依靠工人阶级的阶级活动去活动，自然也就不寻求建立一个阶级性的组织，而是取决于少数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密谋。这种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的需要的割裂使得把这些觉悟的密谋者和无产阶级群众隔离开来成为必需，另一个必需则是民粹主义恐怖活动式的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的绝对听从，这意味着密谋组织内的成员除了密谋制定的计划之外不应该依据任何规定外的因素活动，这就是说，不取决于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基础，而是完全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听话的工具来行动。相反，社会民主运动则并不是预先规定斗争的任务、计划和范围的组织，而是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从斗争的具体过程中学习和成长，并制定自己下一时段的政治纲领。斗争是组织的前提，组织又是斗争的前锋，这就意味着这里除了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纲领路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现成且详细的指示和策略作为教育新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他变成一名战士的东西，因为教育他的只有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本身，即在辩证的矛盾中发展的运动本身。而卢森堡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本质的把握和认知。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
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成为一种诞生于无产阶级又凌驾于其上的指挥所，它恰恰就应该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运动最先进、最觉悟部分的表现，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和布朗基主义的出于密谋的需要和与工人群众相割裂的集中制大相径庭，它的纪律也和纯粹服从性的纪律有很大的不同，社会民主党要求的将是在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有觉悟和进行斗争的先进部分的“自我集中制”，并依照非奴役、非指令性的而是自愿自觉的纪律组织起来。无疑，这种理想的集中制在当时欠缺相当数量的在斗争中受过锻炼并且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沙皇俄国来说是不可能立刻实现的，但是它作为对社会民主运动本质的体现，不能不作为一种被时刻注意并为之斗争的倾向去加以保持，它将“随着工人阶级在其斗争过程中觉悟和政治训练的增长而逐步得到实现”，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它也必须得到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在历史上是反反复复地证明了自己的必要性的，相反，维持一个拥有无限的干涉和监督权力的中央机关，在它不具备制定和指派统一的详细的斗争策略即具备政治目的的情况下，仅仅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革命活动的技术层面的运转是显然荒谬和臃肿的举措。俄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很多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变化不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光辉远见，更不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的结果，而恰恰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运动的创造。社会民主党不可能也不应该擅自为未来的斗争预先制定好现成的计划或策略，而是从无产阶级最根本的阶级斗争的目的和立场出发，“在党内对当时的主要斗争形式鲜明地保持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对于一定的斗争阶段的相对性和对革命因素增长的必然性具有敏锐的感觉。”党的力量并不来自于全知全能的预见和对一切的规划，而是一种如卢卡奇所说的“道义的力量”，即由受经济发展的逼迫而进行反抗的、自发革命的群众的信任提供的力量。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是基于无产阶级群众这样的信任，即信任党是他们最特有的最先进最革命的部分，只是他们自己还不完全清楚和了解的意志的客体化，是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可以看得见的和有组织的形态。只有当党通过真切的斗争而非强制的指令取得这种信任而且值得这样信任时，它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自发欲望才会竭尽全力和越来越出于本能地涌向党的方向，涌向自己意识到的方向。
“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在这里基本上带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它凭经验把每次赢得的斗争领域开发到尽头，就立刻把它变成一个堡垒反对更大规模的革新。”
不可能指望整个无产阶级在每一天都未曾中断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消极地等待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判断和指令，仿佛社会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不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觉悟和创造而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离散式“翻筋斗”式的指导，仿佛革命不是在持续的辩证的运动中发展而是只在党想起来对形势进行研究和指示的时候发展。无疑，党作为这样一种本该把握工人运动的共性并领导不间断战斗的机构为了维持自己的运转，不可能不将日常的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尤其是组织上的工作囊括进自己的职能范围内，但正是这种组织上的领导而非敏锐的政治上的领导决定了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习气的兴起，他们将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组织拜物教中。这种对自己的事务性工作高度强烈的责任感势必压制党内和党外无产阶级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只有全党党员最生机勃勃的政治积极性才是对这种弊病的真正的补救。卢森堡就是这样将社会民主运动所根本依赖的群众的自发性与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立了起来。她清楚地意识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于经济的必然性的阶级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激化，而作为这一过程的自然表现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与停留在现存的框框里的工会和僵化的党发生不可调和的斗争，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意愿，要么是党的官僚的意愿；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在屈服中倒退！
“一个像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党的最理想的执行委员会应该作为全党意愿的最顺从、最迅速和最准确的工具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它的行动能力的自然源泉，即党的意志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批评的思想、党员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发挥不出来，那么，最理想的党执行委员会也会一事无成，并将不由自主地陷入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
世界上没有一个党执行委员会能代替蕴藏在党的群众之中的、党的固有的行动能力。如果一个百万人的组织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面对着伟大的任务，却打算抱怨自己没有名副其实的领袖，那么它就是自己表明自己是无能的，因为它将证明，它没有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本身，而这一本质在于，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
毫无疑问，卢森堡对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斗争和首创精神的捍卫使她出色地成为了一切妄图攫取社会民主运动领导权的官僚主义或改良主义机构的死敌。这一套事实上仍在她接下来的实践中发展的理论几乎是立刻被后者从中截取一个断面抓过来加以扭曲，并在卢森堡本人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启用为反对列宁的革命先锋队的武器，但这也恰恰同时证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党内机会主义的倾向是不可能按照列宁预想的那样，通过严密的章程条文来加以防卫的，他通过对修正主义倾向在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在俄国的代表即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等势力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机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来源于知识分子对组织涣散状态的青睐，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将会摒弃这种“散漫心理和个人主义”欢欣鼓舞地接受中央委员会无限的领导权。不可否认，机会主义在历史上确实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家”和组织上的非集中化倾向存在联系，但是把这种联系立刻就抽象为社会民主党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的结论，那反倒才是对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的遗忘。
无疑，在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顺从着自己所处的阶级利益和情感，而是在与之斗争并将其克服的过程中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他们其中可能蕴含着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会有着较为普遍而固定的表达，而是取决于其寄宿于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社会的具体情况，这就是说，是在具备政治自由的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环境中，还是在落后的专制制度的环境中等等，对于前者来说，机会主义组织涣散的特殊倾向也往往来源于议会政治中的“议会痴呆症”，他们总是以为要尽可能等到更多的群众登记为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的时候才能够采取革命的策略，却不懂得革命本身的辩证法本身的逻辑，即“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只有一个懂得领导也就是懂得向前推进的党才能在风暴中争取到追随者”，这就导致了改良主义和阶级和平的观点的抬头和将党坚强和革命的核心溶化在选民“群众”里成为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对于后者来说，机会主义不来自于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巨大的顺利的发展而受到来自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明确的各个方面的渗透，而是来自恰恰相反的方面，即社会民主运动的不成熟，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传统的缺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不坚定和动摇性，这具体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民粹活动的残余和各经济派取消派对于工人运动政治斗争的否定。
考虑到这种区别之后，再去研究机会主义在俄国崭露头角的根源，那么就不能不意识到，“既然是机会主义，它在组织问题上也会有自己唯一的原则——缺乏原则性。它总是根据情况来选择自己的手段，只要这些手段能适合于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象列宁那样，把机会主义说成是麻痹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并且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欲望服务的一种意向，那么在工人运动的开始阶段，最容易达到这种目的的组织形式不是地方分权制，而恰恰是严格的集中制。恰恰是这种集中制可以给还不够觉醒的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一小批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领导人。”而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早期所展现出的历史事实正是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列宁却把机会主义的危险机械地归结为了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散漫、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危险，这无疑是把整个机会主义的影响本末倒置了。事实上恰恰是将一切、将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降低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官僚的工具之下的行为最为轻易地使得相对较为稚嫩而不成熟的年轻工人运动遭受知识分子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了，相反，正如卢森堡在与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荼毒斗争时所指出的那样，“除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动性和加强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以外，没有更能可靠地保证工人运动排除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的一切弊病的东西了。”
因此，保障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将不会是严厉的条文，它只会是一种形式上的手段，即确保党内既有的革命无产阶级能够通过这样的手段尽可能地在技术上清除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社会民主运动越是发展，资产阶级的尤其是在野蛮的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越是崩溃，具有政治民主化的反对精神的小资产阶级就越被革命的浪潮裹挟进社会民主运动中来，越是由外而内地冲击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的就不可能是通过永葆青春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去制止这种冲击，因为它对工人阶级的越殂代庖越严重，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的主动性、自由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越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反而会越来越容易地影响、拖累甚至扭转党的整个行动。“刚强是社会民主党策略在一端非采取不可的形式，如果它的另一端是在事变的压力下就向四面八方飞溅的不定形的胶体的话。”通过党的章程以纪律的运行防止机会主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即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经过实际的斗争训练的无产阶级领导核心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遭受革命浪潮裹挟的反对派同路人加以影响和同化，以使得所有这些痛苦都能够最终服从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目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自觉地对他们进行革命的推动而能够做到时刻在辩证的矛盾运动中反思自己的行动。然而，
“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直取得胜利要有一个过程。它的特点是，在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违背一切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但是要实现这种意志，就必须到达现存社会的彼岸，必须超出它的范围。另一方面，群众只能在同现存制度进行日常的斗争中，也就是说，只能在现存制度的框框内培养这种意志。广大人民群众同摆脱整个现存制度的目的的相结合，日常的斗争同革命变革相结合，这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而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是的，这依然不是问题的终点。党的领导根本不是一个阶级的单纯映射或仅仅是它自身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在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间的斗争中辩证地塑造的。党需要明确而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的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这就是说，正是社会民主党斗争本身的性质和它在运动中的内部矛盾构成了机会主义的另一个泉源，既然社会民主运动不是少数人的谋划而是一个根本上来说阶级性群众性的运动，既然“威胁它的暗礁不是从人们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那么预先防止机会主义错误就不可能做到。只有当这些错误在实践中获得了具体形式之后，才能通过运动本身克服它们”。正如修正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终生的小生产所不断生产出来并抛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一样，机会主义也是“工人运动本身的产物，是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因素”。显然，因为恐惧伤口的出现而提前紧紧绑上绷带只会压制健康的血液循环。生机勃勃的工人运动在自己的斗争中探索、“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确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他们不能也不该通过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委员会的代理和托管来防止失策。无疑，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当然不能用抽象的公式来克服，而卢森堡对于无产阶级运动毫不动摇的信赖和决心，将会给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恢复无产阶级的历史领导地位的斗争提供相当有益的参考。
“的确，疯狂的跳跃会引人发笑，历史上的人的高贵的主体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有时喜欢作这种跳跃。被俄国的专制制度压倒并碾得粉碎的我，通过以下方式得到了报复的机会：它借助于革命的思想界人士登上了宝座，并且作为密谋委员会以根本不存在的‘人民意志’的名义宣布了自己是万能的。但是‘客体’表明自己更强大些，鞭子很快就获得了胜利，因为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的‘合法’表现。最后，历史发展过程的更加合法的孩子——俄国工人运动登上了舞台，它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开端，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创造了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现在俄国革命家的‘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把事情颠倒过来，并且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万能的舵手，而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的身分出现。在这里，胆大艺高的杂技演员没有看到，承担舵手所起的这个作用的唯一客体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它坚决要求应有自己犯错误的权利，自己向历史辩证法学习的权利。最后，我们还要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说：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永远翱翔的鹰
“当时我深深相信，‘生活’，‘真正的’生活，离我是那么遥远，在高高的屋顶之外。我一直追随着它，但是它总是躲藏在某个屋顶的后面。”
1918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大势已去而逐渐走向尾声，长久以来为了“避免对帝国的安全造成危险”，而被当局“保护性监禁”的罗莎·卢森堡在11月18日获释，她的“等待”没有落空，11月3日以来基尔港和威廉港的水兵哗变已经变成了一场场起义，基尔被四万多名水兵接管，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匆忙中接过了同样匆忙逃窜的地方官员留下的城市政权并在11月7日发出联合呼吁，要求在各地成立委员会与当地政府合作，成立新的人民政府，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革命的浪潮在基尔水兵积极的串联游说下火速蔓延，水兵们打着红旗到各军营游说，鼓动军人和当地工人加入他们行列，并占领市政中心、释放了政治犯。很快起义就波及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科隆以及鲁尔等地，其中在慕尼黑，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占领了国家议会，库尔特·艾斯纳就在那里宣布了“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成立，他本人也成为了新的联合政府的首脑。
卢森堡没有被革命目前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而是以她一贯的冷静态度指出，当务之急不是欢呼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最严厉的自我批评和钢铁般的齐心协力”，她清晰地把革命的目标从最直白的君主政权本身转向了其背后的资产阶级统治，这意味着尽可能地扩大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及其基础，以将其中被革命的浪潮第一时间裹挟进来的不坚定分子替代为革命的士兵和无产阶级，这还意味着立刻提出的对目前用以替代反动的君主政权的革命政府的反思和质问，即对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原则在不间断地要求着政权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面前业已表现出的恶劣的拖累的反思和质问。工会和党的官僚们保守主义的倾向再一次表现了出来，“在革命获得力量的热情并开始起动之前，革命的唯一生命力即它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性质就已经就篡改了。”
革命无法停歇。革命本身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要求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场反对这个或那个局部现象的局部斗争，而基本上是一场反对最赤裸裸的形态的资本统治本身的雇佣奴隶的起义。所以它就像天空中带着迅猛的自然威力的暴风骤雨一般爆发出来，这时候，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走在洪流巨浪的前头，要么就让风浪抛到一边去”。这就是说，革命将按照它本身的历史使命冲破一切现有的框架甚至超出自己所赖以诞生的范围，它“生来就是为了战斗”。任何满足于革命的开端的人，将甚至不具备见到革命的终结的资格，这正是为什么当独立社会民主党建议社会民主党代表加入联合政府的时候，卡尔·李卜克内西予以了回绝，11月10日，在临时政府被“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时候，他也在审视了领导层之后以同样“不懂事”的态度警告“反革命正在聚集”，随后，关于选举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进入行政委员会的提议也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正如卢森堡指出的那样，“旧游戏”已经开始，通过诽谤性的乌合之众、有针对性的谣言和试图毒害公众舆论，“以便创造一种大屠杀气氛，在斯巴达克方案甚至有机会让最广泛的群众了解其政策和目标之前，对其进行政治暗杀。”
不幸的是，李卜克内西的这次警告直到多年后才彰显出其中不为人知的意义。正是在11月10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终于“接过政权”而斯巴达克派因其激进立场被排除在联合政府外这一天的夜晚，身为最高陆军司令部总指挥官的威廉·格勒纳中将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秘密达成了艾伯特-格勒纳协定，其中艾伯特同意镇压革命，并答应维持被打败的德军作为德国重要支柱之地位；格勒纳则答应他的军队会把权力交给新政府。显然，全国各地的革命浪潮已经使得德国继续战争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他们不得不在新的浪潮中狼狈为奸才能稳住自己的身形，革命就这样被他们摆上了赌桌，成为了随用随弃的筹码。
然而，以独立社会民主党新创立的日报《自由报》为代表的一系列声音立刻从公开的角度验证了已经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的斯巴达克派革命者们的警告和愤懑。温和派要求选举国民议会以“使革命避免使用暴力和充满恐怖的内战”。卢森堡毫不含糊地迅速将其斥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无疑，谁要是以为资产阶级能看到自己在选举中落败就乖乖交出自己既得的一切利益乃至保障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切断自己的一切退路坐视无产阶级彻底砸碎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谁就确确实实是在做着前所未有的春秋大梦。须知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更迭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选举游戏，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向前迈进还是后退却的生死抉择，而这种生死抉择是万不可能在一团和气和保持体面的议会大厅里能够做出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通过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占有着整个的经济和社会的权力，他们只可能在无产阶级乖巧地在自己划定的羊圈里咩咩叫着的时候保持从容和体面，只可能在私有制、雇佣劳动等等一切触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被承诺保留下来的时候维持表面上的和气，但是当绵羊意识到了自己除非冲破羊圈就不可能避免身上落下来无休止的剪刀而长出并呲出凶恶的獠牙的时候，任何资产阶级也不会嫌弃从吊床上蹦下来掏出猎枪的劳累。
与作为一个只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地位的迂回的国民议会相反，卢森堡抛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空壳，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一贯患有并深入骨髓的议会痴呆症已经彻底构成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个弱点”到“模棱两可”到“背叛”的转变。在她看来，社会主义只会从大多数无产阶级的意识中产生；这种意识的发展需要一个自己的独立的阶级机构，即一个“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帝国议会”。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民主还是专政。被历史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象资本主义利润的代理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不是炸弹、暴动、阴谋、‘无政府状态’，这是运用全部政治的权力手段去实现社会主义，剥夺资本家阶级。这是符合占无产阶级多数的革命者的意愿的，是依靠他们的意志实行的，因此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的。……没有无产阶级多数的自觉意志和自觉行动就没有社会主义！为了加强这种觉悟，锻炼这种意志，组织这种行动，需要一个阶级的机构，这就是城乡无产阶级的全国议会。”
斯巴达克同盟为此持续付出着不屈不挠的努力。他们断然拒绝了一切进入现在的临时政府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的苟合，他们认为与谢德曼-艾伯特政府的合作将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将加强反革命和使革命瘫痪。卢森堡指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特点是“软弱和不可理解的妥协”，而在一场革命中，“没有空间和时间来半途而废或含糊其辞”，德国无产阶级需要“一个能够胜任当前任务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它”。作为替代，在12月25日的《红旗》中他们毫不留情地向世界指出，“在德国，所有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情况并不存在。德国无产阶级需要国际团结；；作为替代，斯巴达克同盟的立场被卢森堡阐释为：“斯巴达克联盟不是那种想凌驾在工人群众之上或通过工人群众而上台执政的党，斯巴达克联盟只是无产阶级的最有觉悟的部分，它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每一个步骤中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历史任务，它在革命的各个阶级代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所有的民族问题方面代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作为替代，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将革命者的任务概括为：“必须不仅扩大工人士兵委员会制度，而且也把农业工人和小农引进这一委员会制度。我们必须夺取权力，我们必须把夺取权力的问题当作这样一个问题向自己提出来：整个德国的每一个工人士兵委员会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权力在那里，我们必须从下而上地挖空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要到处都使公共权力即立法和行政不再分离，而是结合起来，交给工人士兵委员会掌握”；作为替代，他们预言一个维持秩序与和平的、懦弱地留存资产阶级的全部统治秩序的良好温顺的德国革命计划必然走向失败。应当看到，夺取政权乃至整个革命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将是不间断地进行的，问题在这里将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即不是一切政权归工人委员会，就是一切政权归资产阶级反动派。
反革命立刻对真诚的革命者用他们的方式给予了他们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在柏林成立了，这个联盟致力于打击“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阴谋”，它散发大规模生产的传单和海报，并呼吁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2月6日，“凯撒·弗朗茨”手榴弹警卫团向帝国总理府进军，要求进行国民议会选举并宣布艾伯特为拥有独裁权的总统。一部分士兵在普鲁士众议院扣留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一部分攻占了《红旗》编辑部的办公室，并在大闹了一番后扬长而去。12月9日，保皇党军队被派往柏林周围以维持秩序和稳定谢德曼-艾伯特政府，并镇压斯巴达克同盟。在这一天里，在城市指挥官奥托·韦尔斯的命令下，军事部队出现在斯巴达克同盟的总部，并以搜查武器的名义占领了其办公室。12月10日，全副武装的德军部队招摇过市着返回柏林，并得到了艾伯特政府的欢迎。艾伯特自然而然地开始将这些逐渐从前线返回的部队编入他达成的艾伯特-格勒纳协定即反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人民代表委员会热情洋溢地迎接着这些士兵，却将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代表团拒之门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特别联合大会上，卢森堡关于由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接管一切政治权力的决议只获得了195票，相对地，鲁道夫·希尔弗丁同时提出的将组织国民议会选举作为党的主要政治任务的动议得到了485名代表的支持。
整个12月，德国革命都在艾伯特政府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动和斯巴达克同盟对革命的捍卫中拉扯。但是正如列宁在他解释自己的乐观主义的成因时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熟起来。我们是第一个，我们必须捍卫革命，直到我们的盟友，全欧洲的工人赶上我们。他们的政府越是陷入泥潭，这些盟友就越是接近我们”。是的，革命士兵被解除武装，革命工人被驱赶回工厂，他们的抵抗将反倒被污蔑为“对社会主义的破坏”，他们困惑，不解，他们发自内心地疑问：“领袖们在做什么？”反革命曾天真地以为群众的迷茫和被利用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但是革命的现实将证明他们不过是一群
“瞎了眼的傻瓜！”
工人和士兵们正在厌倦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政治逻辑范围内的小打小闹，全德国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代表逐渐从对艾伯特政府的盲目跟从、工人士兵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遭受的打压中清醒过来。艾伯特政府虚假的权力正在逐渐展露出他如虚空一般充实的根基，以至于艾伯特在12月23日感叹“在所有这些代表出现和不断的威胁下，我们不能再继续一个小时了。我们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转移到魏玛或鲁道夫市。”全国各地都针对12月24日反革命引发的“血腥圣诞节”展开了示威，数以千计的柏林居民涌向皇宫前的广场，皇宫在枪击事件中被严重破坏。由德国独立社民党柏林分部、革命管家、人民海军师和斯巴达克同盟组织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变成了直奔《前进报》编辑部的示威，该编辑部随后被占领，当示威者进入时，他们发现院子里至少有18挺机枪、20多箱手榴弹和一辆装甲车。独立社会民主党依靠革命和旧的军事力量牟取一己私利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没有等待多久，12月30日，代表德国革命中仍然捍卫革命的力量的德国共产党就在联合了国际共产党人和斯巴达克同盟的基础上召开了成立大会。1月5日，在艾希霍恩因为被解除职务而站在阳台上后悔自己加入政府的时刻，他宣称，“我们的目标是社会化，而政府却承担了保护资本主义圈子和资产阶级的角色。……我从革命中得到了我的职位，我只会把它交给革命。”群情激愤的柏林人民随即在革命管家和德国共产党等的呼吁下再度占领了《前进报》的大楼和其他多所建筑，并成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委员会，其中，革命管家的代表提出了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意见。
虽然在早先群众几乎毫无抵抗地接受了国民议会的选举时，卢森堡以为革命的浪潮已经退潮而大失所望地拒绝加入革命委员会，但艾希霍恩所遭受的解职引发的示威浪潮在1月6日的余波反而吸引了数十万群众的参与，这让卢森堡大吃一惊，她感受到自己对于无产阶级群众自发斗争的信赖得到了姗姗来迟的确证，而这意味着革命已然进入新的阶段。她重新燃起了自己的斗志，并继续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欢迎着斗争形势的激进化。
“群众才是真正的权力、实际的权力，凭的是他们的利益，凭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凭的是历史的铁的“必要性”。人们尽管可以给群众的权力铐上枷锁，在形式上剥夺群众组织的一切权力，但群众只要激动起来，只要挺起腰来，反革命脚下的大地就会震颤。……
群众正是必须在斗争本身中学会斗争，学会行动。现在人们感到：柏林的工人阶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学会了行动，他们渴望果断的行动、明确的形势和有力的措施。他们已不再象11月9日时的柏林工人阶级了，他们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和应该怎么干。”
卢森堡同样回答了群众一直以来对于“领袖在干什么？”的疑问，她一以贯之地痛痛快快地报之以完全否定的回答。面对日益觉悟而逐渐在斗争中学到了要去行动的无产阶级群众，“实现他们意志的执行机关”有同样的进步吗？独立社会民主党有进步吗？他们的行动能力和坚定性在这一期间也增长了吗？他们的行动能力跟得上群众的日益增长的干劲的步伐吗？不！“领袖们还是11月9日那时的样子，他们没有进一步学到什么。”事实就是如此，“领袖”在革命形势的千变万化前“玩忽职守”了，“领袖”在革命要求一个坚强和能够将历史进程推进下去的领袖的时候“失灵”了！革命进程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粗暴、赤裸和无情的选择”，即“要么革命不得不放弃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使命，要么艾伯特-谢德曼及其支持者必须被赶下台”。背叛再一次从熟悉的地方袭来。德国共产党内部在有的讨论中明确要求对起义进行公开批判，而迫使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皮克从指导武装斗争的所有委员会辞职。但是，尤其在这个时候，卢森堡明确地开始从尚不完善的自发论向前发展了，即在组织而非单纯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中“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了列宁在理论上明确界定的关于自觉的领导和自发性的概念”。她重新开始思考，如何将已经被号召起来的群众即成熟的革命步骤转化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并参与决策和行动。
在1月8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宣言“清算时刻即将到来”，即高呼“自由和秩序”并要求粉碎斯巴达克的“恐怖统治”并“一劳永逸地防止其重新出现”，柏林的革命左派不得不写下联合呼吁，要求工人“抵御白卫军迫在眉睫的暴力”的时候，卢森堡以惊人的冷静和镇定回击了反革命的死亡威胁，在《红旗》编辑部遭到枪击的时候，她甚至还在平静地继续工作！无疑，她心中所挂念的远远不是这副早就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躯体，她笔耕不辍地撰写着的依旧是对起义的政治领导人落后于群众的最无情的揭露，依旧是对行动而非空谈的热切呼吁。无休止的讨论、无休止的谈判，革命的口号一经提出就被束之高阁。卢森堡极度痛恨着在艾伯特政权最虚弱的时刻顺从他们保命的渴望而搁置革命的这场“独立社会民主党导演的团结闹剧”，因为一次次的谈判将只是给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在“充满风险的与工人阶级的较量”前站稳脚跟的机会。“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自己是反革命的救命天使。”全部的经验教训在此刻被再一次提及，很显然，为了避免人民的敌人再一次依靠群众的健忘，“牢记一切，永不忘记！”的战斗口号从来没有像当时那么重要过。
“最近几天的危机使群众想到一些最重要的、最迫切的教训。目前柏林工人阶级缺乏领导和缺乏组织中心的情况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首先必须在近期内清理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腐烂的尸体，它的分解物正在毒化革命。同资产阶级的决战在德国首先表现为和资产阶级的保护伞谢德曼—艾伯特的清算。而同谢德曼之流的清算，要以清理艾伯特—谢德曼的保护伞独立社会民主党为前提。……
对掩盖矛盾、调和、实行泥潭政策的企图采取明确态度并进行尖锐的、毫不容情的斗争，团结群众的革命力量和创立相应的机构去在斗争中领导他们，这些是最近时期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最近五天从群众强有力的冲击和领袖极其可悲的失灵中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不幸的是，反革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阴谋、屠杀和恐怖。战斗在继续，杀戮也在继续，身边的同志、优秀的革命战士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刺刀统治”正在旧政权和革命的废墟上重新恢复起“旧秩序”。1月13日，革命管家宣布了总罢工的结束，古斯塔夫·诺斯克对柏林进行了军事包围。新的军队进入了柏林。自由军团在工人区散布恐怖。或许是感受到了什么，卢森堡在对被谋杀的沃尔夫冈·费尔巴哈的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已经看到我身边有那么多的朋友在身旁倒下。这就是革命战士的命运啊！我自己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为了我们的事业的奋斗过程中寻觅自己的死亡。”
1月14日，柏林秩序井然。——正如1831年的华沙，正如1871年的巴黎。
艾伯特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在帝国主义的战场上惨败而归的德国军队，终于在屠杀自己的同胞中收获了名誉和光荣！斯巴达克的“恐怖统治”被粉碎，“自由和秩序”终于再度赢得了胜利！
“这时有谁不会想到巴黎的‘秩序’警察们在胜利中陶醉、资产阶级在公社战士的尸体上痛饮美酒的情景，而正是这个资产阶级刚刚在普鲁士人面前可悲地投降，并且把国家的首都奉献给外敌，自己却象最卑劣的胆小鬼一样逃跑了。但是在镇压武装很差、饥寒交迫的巴黎无产阶级，镇压他们的手无寸铁的妻子儿女时，又是怎么样重新激起了这些资产阶级子孙、这些‘金色青年’，这些军官的男子汉气概啊！在外敌面前屈膝投降的战神的儿子们在野蛮残酷地对待手无寸铁的人、俘虏和阵亡者时，他们的勇敢精神发挥得多么淋漓尽致！”
就在不到五十年前，一名被俘的巴黎公社战士曾如此警告凡尔赛军队：“相信我，你们撑不住的。你们的妻子都在哭泣，而我们的妻子没有流泪。”这番警告如今被罗莎·卢森堡以她一贯以笔为剑的行事方式，再度奉还给了新一轮的“‘秩序’的维护人”，这些兴高采烈的胜利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自由和秩序”一遍遍地被重建，恰如它们一遍遍被打破那样，这种需要依赖一次次的周期性的屠杀才能够维持“自由和秩序”的窘境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而恰恰属于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反革命将不得不在革命中心的一次次转移，即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在世界各地次序走向白热化的进程中疲于奔命，他们早上镇压了柏林的起义，下午就会发现彼得格勒爆发了游行；他们今天平定了日本的局势，明天就会惊讶地得知中国出现了叛乱。
不过，德国革命所能向全世界人民传达的信息还远不止于这样简单的乐观主义。它同样以血的教训告诫革命者，“革命的内在规律是在跨出第一步以后决不能停下来采取无所作为的被动态度”，因为反动和革命二者对彼此知根知底，在革命中的任何怯懦和软弱都将导致给资产阶级的反动当局留出筹划反革命阴谋的空间，止步于一个一般的民主主义的原则的实现而不是立刻提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将会导致无产阶级群众连一般的民主主义也被迫丢掉·。革命的抉择就是如此清楚而冷酷，这就是说，“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都无法保持‘中庸之道’，革命的自然规律要求迅速作出决断：要就是火车头沿着历史上的上行线全速前进，直到顶点，要就是它由于本身的重力重新退回到出发时的洼地上去，并且把那些在半路上想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使它停下的人无可挽救地一同带下深渊”。
同样是在1月14日，一支自由军团的队伍找上了门，他们用枪托击晕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并把他带入车中杀害，而羸弱的罗莎·卢森堡没有能抗到第三下枪托就因被击裂了脑壳而死，她最终在她47岁这年，被迫停止了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一样被无耻卑劣的反革命分子从全世界革命者的身边拉走了，他们死去了，他们被谋杀了，他们智慧的话语再也不能在无产者的耳边响起，他们瘦削的身躯再也不能在游行队伍的前方被找到了！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过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歪曲，反对过社会沙文主义对无产阶级队伍的荼毒，反对过摇摆不定的中派主义对国际革命的背叛，而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独立、毫不退缩地支持国际主义、至死不渝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一句话，他们自始至终都用全部的精力和热情与剥削者和整个旧世界作斗争！
罗莎·卢森堡死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死去了！谋杀他们的人与最下贱最无耻的暴力恐怖分子蝇营狗苟，第二国际的叛徒，社会民主党的匪帮跪拜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皮靴前的时候，他们打着自由和秩序的旗号谋杀国际革命的两位英雄的时候，却胆敢将自己的反动劣迹的家谱追溯到卡尔·马克思本人那里！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就这么过去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鲜血在拼命大喊。这鲜血会让柏林的马路开口说话，让那波茨坦广场上的石头开口说话——李卜克内西就是在那里第一个举起了反战反资本的旗帜。迟早有一天，人们会用这些石头在柏林的街头筑起街垒，向资产阶级社会最忠诚的奴才走狗开战，向谢德曼和艾伯特们开战！”
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就这么过去了！因为罗莎·卢森堡和历史上一切曾英勇地捐躯的革命者给我们留下了数不胜数的财富。这些财富没法靠善有善报的懦弱祈愿直接买来无产阶级的胜利，却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起来、如何战斗、如何团结在这场为了实现人类最高目的的最后的阶级斗争中。数百年来浸透着无数正直而坚毅的革命者的鲜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终将给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报仇雪恨！”
德国革命失败了！无产阶级“过早地”掌握政权了！但是，卢森堡和整部社会主义革命史无不在极力向我们证明，革命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斗争，与其在错误的道路上摇摇欲坠地维持虚假的胜利，倒不如在正确的道路上坦然地失败并从自己的全部失败即从在辩证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史学习，革命独特的生存规律告诉我们，它的一系列失败与其说是“能”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不如说是最后的胜利“必然”建立在这样的一系列不成熟、错误和失败之上。这将是不可阻挡的进程。无疑，德国革命最终是在革命的形势和力量在尚不完全成熟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限制下，和革命行动本身不够彻底和坚决即政治领导的危机下落败了的，但是“决定性”的“磐石”即无产阶级群众作为一个阶级永远也不会在历史的必然性赋予它的使命上发生任何的动摇。正是这一切使我们，21世纪的革命者从未如此坚信，坚信革命的胜利终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在这最后胜利的光荣中，将会有归属给英勇的十一月革命的一部分，将会有归属给坚毅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一部分，将会有归属给伟大的罗莎·卢森堡的一部分！
“‘柏林秩序井然！’ 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
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