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红十月

事件概括

马克思曾说：“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最近，中共似乎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奸污”：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预算委员会上公开表示：若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可能会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从而依据《和平与安全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番言论代表日本将“台湾有事”直接提升为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威胁，突破了以往相对模糊的政策表述。中国方面随即强烈反弹，指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并挑战中国主权，随即召见日本大使、向联合国通报情况，并采取包括旅游警示、暂停部分交流、限制海产品进口等反制措施。日本政府则拒绝收回言论，强调立场与既有政策一致。事件迅速引发中日外交关系的紧张，也在日本国内掀起争论，人们担心高市的表态可能把日本带入潜在冲突风险。整体来看，此事件不仅加剧中日对立，也可能对东亚安全架构、日美同盟运作及台海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方面–主权观念

当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论传出后，中方光速应战。中国外交部、大使馆、军方以及御用媒体都纷纷表达了强硬态度。他们甩出的第一张牌，关乎“主权”。主权是什么？主权是排他性的、自我管理的政治权力，是“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他们如是主张：因为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所以只要其它国家试图染指台湾，那么便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哪怕中共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共试图宣称自己尚未得到的东西。跟在它后面应声附和的小粉红越多，下述问题就越是被掩盖起来：凭什么说中共的这种宣称是正当的？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中共就搬出了历史学家与各种陈旧的条约与文件。只要保有基本的政治素养，就会知道，这些故纸堆也不会在某种原处的意义上赋予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正当性”，因为它是（至少在现代人看来）最不正当的东西的产物：野心、战争、扩张、霸权、帝国主义与排除小国的巨头会议；而它之所以会被当作今天国际秩序的依据，也不过是因为国际局势还没有改变到需要大规模变革以致于对过去的秩序进行激烈的否定的地步而已。如果“寸土不让”被当作正义，那么中共就没有理由将熊瞎子岛的一半划给俄罗斯，也没有理由放弃那些“本可以属于中国”的领土。因此，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找到这个道德上的“第一推动力”，而是要申明，许多这些被人们下意识看作“正常”或“正确”的东西，其根基远没有我们所想象地那么牢固；社会也不是依靠这些观念上的正义运转。但统治阶级塑造的文化霸权却恰恰是要人相信，社会就是在依靠这些观念运转，好像中共对台湾行使主权之后，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现状、阶级构成就会发生什么改变似的。

此外，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真正拥有主权的、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面对日本这一“次帝国主义国家”的挑衅，其统治阶级还会摆出“天朝上国”的姿态，将日本视为“畏威而不怀德”的“蕞尔小邦”。因此，在这次事件中，中共官员所展现出的不仅是强硬，甚至带有明显的傲慢。从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所发布的“斩首”言论，到中日外交官之间的交锋，都清晰地反映出这种“大国”观念。中国资产阶级自觉“高日本资产阶级一等”的心理，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长期被引导、被动员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了呼应。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崛起的野心，也在无意中戳破了自己一直以来鼓吹的“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一套漂亮话，试图恫吓那些与自己有冲突的国家，让他们认识清楚表面和气的背后有着可怖的大棒，而它才是真正的、百试不爽的、无可替代的解决国际矛盾的终极手段。

在这次，观念远不止是嘴中说的东西，还立刻变成了现实：中方配套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包括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提醒公民谨慎赴日旅游和留学、中止日本ACG内容引进、暂停各类日本艺人巡演，试图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对日本形成压力。特别是文化方面的限制，甚至引起了相关爱好者的不满，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以致于我们这些只是欣赏作品的人也“躺枪”呢？但这恰恰说明，观念的东西并非浮在天上，而是靠地上的东西，即经济基础维持的。现实显露出来的却完全是颠倒的景象，好像仅仅为了维护观念，经济基础就要因此受到损害。这种颠倒根植于生产方式本身的颠倒：这些经济活动虽然本质上是人的劳动的创造性过程，但是它又被异化为创造控制自己的对象的过程，从而首先表现为资本增值，又是国家运转的支柱。既然资本掌控了劳动，又维系着国家，那么这些经济活动就转变成了完全客观的东西，变成了被外在于它的物所掌控、统治、利用的东西。正是经济养活了国家，国家才能够以控制，然后打击经济的方式打击别国。每次经济方面的打击都伴随着经济的衰退、无产阶级的失业与社会的隔阂。但是，既然在这里观念是首先被考虑的东西，那么这些“小小的”却“必要的”痛苦自然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观念的存续还必须依靠将观念视为纯粹的观念的人。中国政府及其附属媒体严厉批评高市早苗言论后，一部分“粉红”迅速跟进，在微博、抖音等中国社交平台发布文字或者视频予以谴责。其中包括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等知名建制派人物。简中互联网也出现了大量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恶搞图与讽刺性内容。这给了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却又被观念牵着鼻子走的人们一个用愤怒表现狂欢的机会。正像他们被观念牵着鼻子走的特征一样，他们也可以在观念中对日本发动“神圣的讨伐战争”，在观念中侮辱这个小国，并在观念中恢复民族的荣光。一旦观念中的东西走进了现实，一旦战争让他们感受到的首先是戒严、短缺、爆炸、破坏与死亡，有关战争的所有虚无缥缈的观点就会被抛诸脑后，并代之以最现实的观点。

中共继续围绕台湾制造宣传攻势，也是维持这些观念的手段，而这又与其将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的现实考量有关，以此转移在国内严重经济危机背景下愈发频繁的中国无产阶级抗争的注意力，增强中国大小资产阶级的凝聚力。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宣传政策就是与稳定绑定的。尽管中共长期纵容以及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但同时又高度警惕这些情绪从线上蔓延到线下，重演十多年前反日游行的失控局面，进而反噬其统治的稳定。许多网民反映，因在网上发表所谓的“暴论”而遭到警方上门或约谈。这比任何证据都能有力地证明，民族主义不过是中共规训民众的工具；中共比谁都清楚，他们要的也从来不是民族主义的观念，而是通过宣扬这种观念能够对自己带来的好处——合法化强硬的外交政策与强化民众的顺从。一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它就会对自己曾经狂热追求的东西丢弃在一边。

然而，中国民间也出现了更多不一样的声音。一向沉迷于“爱国主义叙事”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此次也显得沉默，甚至做出让官方不愿看到的选择。网络上的舆论也非一边倒地支持中共，在一段拍摄于东京，一个中国男子挥舞国旗的视频评论区内，可以看到大量嘲讽的留言。在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发加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愈来愈多的工人阶级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不再买账。正如“赢学”现象所展现的那样，在中国这个人们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互联网上的某些声音反而更能折射出工人阶级的真实情绪。当工人们只能在观念上感受海洋另一边传来的“侮辱”，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压榨与剥削时，任何人都会知道他们将会选择什么道路。

日本方面–民族国家

而在日本方面，自民党政府对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态度同样强硬，明确表示绝不撤回相关表态，甚至对中日关系可能的进一步恶化也并不在意。在其看来，一旦让步，不仅会被视为“对中国的示弱”，从而助长中方的“气焰”，还会引发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强烈不满。这股被煽动起来的“大和民族主义”浪潮，反过来也可能吞噬正是依靠民族主义情绪上台的高市早苗政府本身。因此，日本一方面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发起的信息战与舆论攻势；另一方面则与美国紧密配合，向其他国家阐释其所谓“维护弱小国家权益”的“正义立场”。

在中国军事压力不断放大的刺激下，日本资产阶级的安全焦虑持续上升；再叠加其对“正常国家”地位的长期渴望，自民党政府由此加速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安保政策调整，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其军事化进程正被进一步推上快车道。整个东亚越发陷入可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泥潭中。

日本貌似是想要“保卫这个民族”，这听起来是一个正当的口号，然而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它会不可避免地滑坡为“保卫这个国家”；而许多扩张行为正是以“保卫国家”为掩饰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互相对立，不过是各种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而已。尽管是个人的存续与劳动维持着国家的存续，但由于这种“其它国家的威胁”，就表现得好像没有国家，个人就什么都不是。这种颠倒的原因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个人劳动的异化。国家承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过是维持资本剥削劳动从而异化劳动的环境，让这种“过去遗留下来的情况”世世代代被再生产出来。就这个意义来说，是民族国家自己在创造它的危险境地，正是因为这种颠倒在每个民族国家都广泛且深刻地存在着，每个民族国家才能维持自身的存续，从而继续再生产着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这其实只是为了说明：想要消灭我们通常所担心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侵略，从任何某个国家的观点看来，都是不可能的，最终必须站在全体人类的角度，要消灭掉国家本身。而这不经过全世界的革命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方式只会肯定它的存续。

再来看日本民间的反应。部分日本网民对中共的“战狼外交”表达了强烈不满。尤其是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发布带有挑衅甚至暴力威胁意味的“斩首”帖子后，更是在日本民间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日本政府官员、议员发声谴责，社会舆论也同样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在外交场合的傲慢态度，以及日本极右翼的推波助澜，共同激发了日本社会对中国的集体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背后，是日本长期少子化、老龄化所造成的经济停滞与社会困境。今年上半年爆发的“米骚乱”、以及当前持续发生的“熊灾”等事件，都折射出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深层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普遍处于低水平的生存状态。近年来中国移民人数激增，更进一步放大了日本国内关于文化冲突、就业竞争与治安问题的焦虑，而日本极右翼则敏锐地利用了这种不安。在高市早苗的竞选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将本国资本主义失败归咎于他国的典型叙事。

高市早苗的这番言论，不过是将台后早已暗流汹涌的多重矛盾一次性推到台前，使各国资产阶级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对稳定的时候的各种虚伪的”和平相处“逐步失效。即使是和平相处的时期，国与国之间也总是充满了竞争、排斥与猜疑。作为“站在社会之上并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国家必须要解决一件事：它凭什么是唯一的“最好选择”，凭什么无产阶级最好听从它的愚弄而不是另一个国家的愚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总是要对其它国家保有某种警戒之心，时刻准备着以其它国家的失败与自己的成功证明自己的必要性。从更深层看，这也是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在东亚地区的反映。无论是中国、日本、台湾，还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权在这场冲突中从头到尾都只是在围绕自身利益互相博弈而已，“正义”“民族”“国家”不过是一个为了欺骗本国人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无论是中共，还是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日本极右翼，无论他们如何渲染外部威胁与恐惧，都无法掩盖自身国内的深刻社会经济危机。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理应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这两个一丘之貉的统治集团，共同建设真正属于人民的和平国度。这绝不是某些和平主义者通过几场反核游行就能实现的，更不可能靠那些幻想复兴“大东亚秩序”的中日极端民族主义者去完成。这个任务，只有那些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即团结的、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完成。

国际劳工的分裂与资本的“团结”

《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工人没有祖国”并非否定民族存在，而是揭示民族国家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通过民族主义从而实现了以民族利益包装殖民掠夺、以国家认同消解阶级矛盾、对工人以“同胞”概念模糊剥削关系。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解剖民族主义的双重性：被压迫民族的抗争具有进步性，但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包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素。资本的跨国流动、产业链的跨国分工，导致了如果工人斗争被锁在国界内，资本家就能用“外部威胁”“爱国动员”“排外与分工”把工人彼此对立，从而压低工资、削弱组织、提高劳动强度。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敌视”是这套逻辑的典型。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官方和网络民族主义以“百年屈辱”“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为话语，频繁把矛头对准“日本民族”甚至是日本人民，从而把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满从工资、社保、工伤、欠薪等真正的阶级诉求转移到对外情绪上。2011年以来，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持续记录到大规模、常态化的工人行动，制造业、建筑、物流、平台经济尤为集中，2015年前后出现高峰，这些行动的直接原因是拖欠工资、社保侵占、搬迁裁员与外包压价。这说明真正压迫并威胁中国劳动者的不主要是“外国人”，而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波拿巴主义官僚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中日产业链的相互嵌合——从汽车零部件、电子、化工到稀土与装备——把两国工人的劳动置于同一剩余价值生产过程里。当日本企业把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工厂，或把组装环节进一步迁往东南亚，压力会迅速转变为中国工人的工时延长、工资压低与用工不稳定；反过来，当中国生产率与规模优势压低整机成本，日本中小制造的利润空间缩窄，便以外包、派遣、非正规化来对冲，工人转为不稳定就业、实质工资停滞。

日本的情况同样揭示了民族主义如何服务于统治。战后到今天，日本在美日“同盟”（实质上日本成了依附于美国的“次帝国主义”国家）和驻军结构下，日本资产阶级以“安全威胁”“国家正常化”为由推动再军事化。2015年的安保法制允许“集体自卫权”，以“地区威胁”为理由拓展海外行动空间，引发全国性反安保抗议与长期的冲绳反基地运动。冲绳县2019年的县民投票中，过半选民明确反对将美军基地迁至边野古的填海工程；长期以来，冲绳承受了远超全国平均的基地密度和噪声、犯罪、环境负担。这些斗争的诉求，是要把资源与决策权从军事与财阀利益中夺回到人民手里。在劳工层面，日本的实际工资多年停滞甚至下滑，非正规就业比重高企，工会密度下降，派遣与外包渗透到制造与服务的核心环节；这并非“民族威胁”造成，而是财政紧缩、企业治理与产业外包的合力。民族主义的“安全焦虑”只是为这一现实盖上一层合法性的涂层。

现在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到中国工人的日常。过去十多年，工人集体行动最常见的诉求是“要回欠薪”“补缴社保”“抵制搬迁裁员”，在多地出现因供应链重组而导致的集中裁员事件：订单波动、垫资周期延长、转单至更低成本国家使工厂通过延迟发薪、降低加班费、引入劳务外包来转移风险。这些矛盾根本上是跨国资本逐利与本地资本压榨的结果。网络上的“粉红”民族主义把真正的对立（工人与资本家）改写成虚假的民族对立（中国人与日本人），直接后果是工人组织的注意力被分散，谈判能力被削弱，行动空间被污名化，资本则在民族主义的遮蔽下继续压缩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日本工人的反抗从未消失。一战时期，物价飞涨引发1918年“米骚动”，全国超过一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粮价和资本家囤积，直接冲击政府与财阀利益；1920年代，日本工会会员数迅速增加，1921年达到约十万人，同时由工会发动的工人罢工频繁，要求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1930年代，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多次组织反战与反军国主义斗争，却遭到政府与财阀的联合镇压；二战时，许多日本士兵在入伍前只是普通的农民、工人或小职员，他们往往在经济困境中被迫接受征兵，例如斋藤邦雄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在东京剧场工作时突然收到“红纸”征召令，心里直呼“倒霉”，但在社会压力下只能口头说“为国尽忠”。这种矛盾心态很普遍。战时，大量士兵被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但他们内心并非都认同。纽约时报采访的老兵清住薰四郎回忆，自己15岁就被迫上潜艇作战，许多同伴在战场上饿死或被遗弃，他强调“绝不要为天皇或国家而死”，这是对军国主义的否定；二战结束后，日本工人每年以“春斗”的名义进行的加薪谈判在通胀走高时推动了名义工资上调，但实际工资仍常因物价上升而被“吃掉”；1960年安保斗争中，数百万工人、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强行通过条约，最终迫使岸信介内阁下台。把这些斗争与中国的工人行动放在一起看，就能看清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真正的敌人：跨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盟。

在缅甸、泰国、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等国家中，我们都能看到民族主义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民族主义并不能解放工人，不能解放人民，它在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压低工人生活水平、加强阶级压迫的工具。民族主义制造出一个虚假的“民族共同体”，让工人阶级与本国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去敌视另一国的工人阶级，从而削弱了跨国的团结。无论工人身处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只要他们出卖劳动力，就同样属于被雇佣的劳动者，他们就创造剩余价值。价值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物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正因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抽象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以不论是殖民地工人生产的原料，还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制造的工业品，它们都同样是价值的“承担者”。殖民地工人可能消费帝国主义国家的纺织品或机械，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可能消费殖民地的粮食或矿产，但这种交换只是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和实现，而不是工人之间的相互剥削。剥削的本质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不是工人之间的商品消费关系。正因为价值具有抽象性，才使得全球工人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共同的被剥削地位。

帝国主义确实通过资本输出、不平等交换、金融控制和军事扩张，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攫取超额利润，并使其中一部分以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形式流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他们在生活水平上相对优越。但这并不是工人对工人的直接掠夺，而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强加的结果。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并不是主动的掠夺者，而是被动地处于这种体系中的受益者。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并非资本家的恩赐，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成果。从19世纪的工会运动到20世纪的大规模罢工，正是工人阶级的抗争迫使资本家和国家让渡部分剩余价值，以维持社会稳定，所以相应的福利制度的物质基础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自己创造的，这并不能被简单的等同于“剥削殖民地工人的剩余价值”。把福利制度解释为“收买工人”，实际上是否认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并不是被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本身不创造价值，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体系，通过在殖民地内部剥削本国工人和农民来获取利润，充当的是中介和合作者的角色。

今天的跨国公司把产业链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的工人其实是在统一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当资本在全球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时，所有国家的工人都会受到冲击。真正的矛盾始终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与殖民地工人之间的对立。帝国主义体系确实加深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但工人阶级在任何国家都处于被剥削地位。只有跨越民族疆界，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团结起来，打破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正如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性的。

再谈抗战和台海

8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战争，无数的人民英雄为了反抗侵略，反抗剥削和压迫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任何一个正视历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给全人类带来了多么惨绝人寰的痛苦，都应该意识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是处在同一战线的。

而如今的中共却大扯帝国主义旗帜，煽动民族仇恨情绪，妄想着正当化自己对他国发动战争的理由，用着“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这样的话术为自己打掩护。台海冲突，其根本也是帝国主义的博弈，是帝国主义者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参看《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主要敌人在内！》)。

与中日两国的高调对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本次事件关键当事方的台湾，却反而表现出异常低调而谨慎的态度。民进党政府一方面对日本资产阶级递来的“橄榄枝”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却又不敢轻易刺激中共，避免台海局势进一步失控。这种矛盾态度，本质上仍然是出于对台湾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考量。作为一个执政多年的资产阶级政党，民进党早已清楚，“台湾独立”这一对台湾小资产阶级极具煽动力的政治口号，相比台湾整体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集团的根本利益，早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他们面临着和中共类似的困境：所谓“独立”作为一种观念已经越发不能在现实中显露出必要性了。台湾政府想要的也不过是维持目前的状态，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如果过激地使用独立这一口号，让观念的碰撞不必要地伤及现实的秩序，那就不好了。

受到这些反动国家政府宣传的人当真以为自己在进行着什么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一面为百年前列强的残忍行为愤慨，却又一面为现在自己的国家是帝国而沾沾自喜。正如王朔写的那样：“一群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呵斥的人，却勇于高呼灭了岛国。一群连活着的人民的痛苦都漠不关心的人，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明明自己也是被中共政府压迫剥削的一员，却在这时为压迫自己的国家机器有多么强壮而挺起胸膛，甚至欢呼着想要去毁掉另一个国家中同样被如此压迫的百姓。

中共的激烈回应也好，日本政府荒唐言论也罢，这些都不过是统治者们为了转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障眼法。现在中日矛盾的激化，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转移群众视线的手段。当百姓受他们的宣传所误导，闹得不可开交时，统治阶级们正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不分昼夜地吸食着人民的劳动成果。

呼吁和号召

同志们，难道我们还要眼睁睁看着这些愚昧腐朽的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给自己续命而狡猾地煽动民族情绪，愚弄广大的人民群众吗？不，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日本的战争威胁，坚决反对中共的强硬回应。我们既不应该用小恶主义去衡量，也不应该胡说什么“战争万能论”欢呼着战争的到来，我们坚定地站在最革命的立场上去面对未来将发生的一切巨变。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无产阶级们都是处在同一战线的，那就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战线。

“主要敌人在国内”。要想真正地得到和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去推翻这个不断制造战争、对全人类犯下罪行的资产阶级体制。唯有革命，唯有各地被压迫剥削的无产者们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是正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联合起来发动革命，才能真正结束台海危机萦绕在亚太地区头上的战争阴霾。而我们必须时刻为这个目标奋斗，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们联合起来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