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6月3日晚，常宁尚宇学校高三年级的数百名学生，自发在校园内举行喊楼活动，以缓解即将到来的高考所带来的压力。据学生透露，活动期间，由于活动氛围太过热烈，而引发了学校的恐惧并迫使其选择举报处理，引来了警察的进校抓捕，最终抓走了三名学生。

这件事是一个缩影，近年来已有许多迹象证明中共对群众大规模聚集的巨大恐惧。上海的万圣节游行被遣散、对李克强去世后的群众反应的敏感、对蒲城群众自发运动的暴力驱散，都反映了社会危机如今日益深化和严峻，以至于中共必须防民之口，监控群众在公共场所的集体行为，试图熄灭任何可能引爆大规模抗议的火星。

共产主义者认为群众运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高三学生喊楼的行为，本是学生意识的自我表达。但学校的教学依仗的是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强调上下级关系，强调教学的纪律，强调学生对老师的服从，职工对校领导的服从，虚假的、仅停留在口头的“素质”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服从。而学校本身，恰是作为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贯彻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意志，将生产关系带来的系统性压迫自然化并加以延续的重要机构。任何旁逸斜出，甚至是组织性的旁逸斜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尚意味着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掌控权的动摇，这份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存继的责任自然会引起校方的恐惧，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借警方之手控制了三名活动的组织者。

然而英勇的学生们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组成人墙站在警车前阻止警车开走，并高喊“退学、退钱”等口号，要求警察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学生们组成的人墙最终没有能阻挡住警车，他们被警察使用暴力强行推开，只能看着三名同学被抓走。

我们看到了学生为了搭救自己同伴的主动性，但也看到了他们行动的孤立无援。他们既没有客观的社会力量（既不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生产，也不能瘫痪整个社会的生产），也没有将他们自身组织成一个整体的持久的能力——而这两个特点对于改变今日的社会是必需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的变革的根本，如果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参与，任何浮于表面的改良斗争最多只会给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挠挠痒蹭掉一块死皮而已；组织起来是汇聚变革力量的基本手段，任何单纯地仰赖分散的自发斗争都只是逃避现实的幻想。“不是通过多数实行革命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策略达到多数。”

学生自发行动的局限性还在于他们没有认清正确的目标，他们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人的意志，一切补救措施都在于武力和推翻特定形式的国家。以这次学运为例，他们接触大纪元这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的海外民运势力，而不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解读校方的行为，从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学生有革命的潜力，但因无强力的组织亦没有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所以没有掀起波澜。但是，这不是我们就把一切的过错一股脑地丢到他们身上的理由。

革命意识是群众自己的行动意识，是从必要性的约束中产生的。群众革命地行动，是因为他们不能不行动，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行动。高三的学生们行动了，但他们的政治认知却没有让他们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中共长期维稳投入下的一个卓越的“成绩”。有意识的革命者不仅来自日益增长的洞察力，而且更多的来自实际革命活动中的群众。中共封锁信息，分化瓦解群众是他们出名的拿手好戏。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也不敢抱着宿命论的态度，束手无策地等革命形势的到来，等待每一次自发运动中从云端坠落的革命。相反，他们现在必须一如既往地加速事态的发展，努力加快事件的进程。我们的责任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毫无畏无惧地真言不讳，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把群众的任务清楚地摆在群众面前，并宣布政治行动纲领和根据形势提的口号。这就需要对广泛的群众进行政治领导，而这是学生群体无力胜任的，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胜任；这更是松散的原子化的个人无力胜任的，只有强有力的党组织才能胜任。“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必须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