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安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革命政党必然走向腐化的宿命论。
很多所谓工人政党和工人国家的“人民代表”都在世界各地背叛革命，对这些机构，自我保护就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二十世纪各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的悲剧，让人怀疑工人政党甚至是不是有独立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将一个尖锐且致命的问题放在所有当代革命者面前：革命政党一定会腐化吗？它是否终将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一个凌驾于群众之上、将自我存续视为唯一目的的新统治集团？
面对这一拷问，许多流派（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走向了因噎废食的极端。他们将一切常设的集中化组织视为独裁的温床，企图退回到纯粹自发的、去中心化的运动中去。这种试图用反对建党来避免“官僚化”的倾向，实质上是对敌人的缴械。
工人运动和革命党中的“官僚化”的前提是全日制干部和占据常设机关的中上层职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存在。只要常设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工人学校、工会、政党）还仅限于一些小组，还不存在机关和全日制干部，这种现象就没有物质基础，至多是领导分子的仕途主义错误。很多业余性质、没有全职工作者的革命小团体、报社内斗时将彼此称为“官僚主义”因此是危言耸听的，其顶多就是个人主义和办事作风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全日制干部，任何群众性组织、工会或政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仅凭志愿劳动是不可能有效对抗全职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机关的发展使工人组织具备了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工人阶级通常是处于文化欠发达的状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干部的专业知识对于弥补现代工人阶级的文化欠发达是不可或缺的，于是就出现了革命组织分工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现象。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垄断将会导致对群众更深刻的统治，所以，官僚化的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话，将会导致出现在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真正的分裂。
以“腐化宿命论”为由怀疑革命可行性的人，把事业推进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集中手段所产生的副作用错误地放在了共产主义者最核心的任务之前。我们说，与官僚化问题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事关重大。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与革命是否能成功息息相关，从历史和可以预测的以后来看，资本主义的延续就是无止境的恐怖，不断进行灾难的“再生产”。资本主义为维稳部分进行的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也不能堵住通向奥斯维辛和广岛、长崎的道路，也不能彻底消灭极少数人占据极多资源并且鼓吹注意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勤俭节约的现状。长此以往我们势必逃脱不了野蛮状态或自我毁灭的命运。
因此，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那样只将注意力放在反对建立政党因为它必然“堕落”的话，实际上便是在回避这些现实问题。工会，包括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那些工会，在群众运动衰退时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苏维埃组织也一样。事实上，革命政党相比于这些“反官僚主义”的倾向抵御腐化通常最持久，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积极持久地参与运动，也因为它对这一危险更加清醒。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乌克兰马赫诺运动（1918-1921）通过“自由苏维埃”实现农民自治，但在白军压力下被迫建立常备军。到1920年，军事委员会逐渐垄断决策权，马赫诺本人虽坚持反权威立场，但组织结构已出现等级化倾向；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作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代表性工会，在1936年内战初期曾创造工人自治的奇迹：巴塞罗那80%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实行集体决策制。但随着1937年共和政府加强集权，CNT被迫加入政府机构，其领导人加西亚·奥利弗开始接受政府职位。到1938年，CNT中央委员会已蜕变为官僚机构，基层自治被自上而下的指令取代；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共（斯巴达克同盟）虽转入地下，但通过工厂细胞组织保持活力。1925年曼努埃尔斯基报告显示，德共65%成员定期参加理论学习，基层组织保持每周会议制度。这种持续的思想建设和组织生活，使德共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能快速动员50万失业工人，而同时期德国工会已完全被社民党官僚控制。
只有摒弃简单的黑白划分才能正确地提出并解决问题。形式民主≠实质平等，“自治”的口号无法自动消除权力集中，否定一切权威可能走向反面——无序催生强人，关键在建立受控的、可问责的权威形式。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低潮的官僚化倾向确实不可避免，就像群众运动的周期性衰退那样，但是群众运动周期性的高涨同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它以革命的形式爆发。如果我们认为革命政党的彻底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错误地假设群众运动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远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
官僚化的物质前提——前文所提到的革命所需的“全日制干部”和分工与集中的组织——既然在当前条件下无法避免，因为铲除它也同时铲除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那我们就要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为组织拜物教。如何制止这种趋势？革命过程越是顺利推进，官僚化的趋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产生的后果就越可能被扭转。这是因为，发展不只来自部分领袖的“歪曲”，更建立在革命倒退的总趋势上：德国1917-1920年间工人士兵委员会在革命中建立，推动工厂自治。社会民主党镇压左翼后，委员会被纳入议会制，导致民主化尝试失败；意大利1917开始的工厂委员会运动（都灵）由工人直接管理生产，但是后被法西斯镇压，导致工会官僚与资本妥协。1969-1973年间，“热秋”运动导致工人占领工厂，通过基层议会争取工资与劳动条件自主权，倒逼工会激进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期间，工人委员会尝试企业民主管理，但在苏联派兵镇压被扼杀；智利阿连德执政时工人建立“生产委员会”，接管停工企业，但皮诺切特政变后遭血腥镇压；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后工人委员会接管工厂与农场，士兵委员会挑战军政府，但革命失败后民主化进程中断；波兰团结工会通过全国罢工委员会实现工人自治决策，独立于党国体系，军管后转入地下持续抗争；法国人民阵线时期，罢工工人占领工厂，迫使资方接受带薪休假等权利，但是工会短暂激进化后被政府收编；美国1934-1939的大罢工浪潮（如明尼阿波利斯车队罢工）催生产业工会，打破行业工会官僚垄断，后遭麦卡锡主义清洗……
造成官僚化的原因在这里很清楚不是革命政党的背叛，而是群众运动消亡的大背景。最终，工人组织官僚化的原因就可以概括为这段话：当工人群众越来越消极的时候，即他们不能积极地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从事革命的工人组织为了保证在下一次运动能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而尝试保存自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组织拜物教，从而导致官僚化。但这丝毫没有证明，在先进工人的活动不断增长的时候，革命组织不是带来解放的有效工具，尽管他们的“独断”可以而且必须被阶级的独立活动所限制（或被它的先进部分）。这也没有证明，在工人群众消极时，工人组织就一定会官僚化，事实证明工人组织在群众消极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避免彻底的官僚化的。因为过去的一部分经验而推断出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只会带来令人失望的官僚化的工人政党或是极权主义的工人国家是武断的，且不符合实际。
以集中化的工人组织有可能官僚化为由而摒弃一切这样的组织是一种拒绝科学的做法，他们就像是看到了现代医学有可能把人治死，就要求退回传统的巫医方法治疗病人。不管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怎样看的，这种退回到原始状态的做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会整体的水平上才能实现。至少有一些反对任何工人组织的理论家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最终将他们自己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了。
我们并不把“集中”首先看作是组织上的问题，而且它也丝毫不是作为行政手段所必需的。它是一种政治原则。“集中”到底意味着什么？集中是经验的集中、知识的集中和对实际斗争的总结的集中。倘若没有这种集中，我们就会再次碰到一种工人运动的巨大威胁，这便是部门片面化和陷入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使任何人对有效行动的问题都不能得出充分的结论。
如果妇女只参加女权主义的斗争，如果青年只参与青年人的斗争，如果学生只参加学生运动，如果移民只忙于移民的斗争，如果被压迫民族只参加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如果失业者只参与反失业的斗争，如果工会成员只参加工会斗争，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只忙于选举活动或出版报纸，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各自为战，他们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各自的经验中他们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只有局部的斗争，零散的经验和片面的认识。你甚至可以先验地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正确的。他们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和总体的正确认识，原因是他们只能看到现实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不会现在因为无稽之谈的“宿命论”拒绝将自己组织起来：
对抗官僚化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