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溪
“现在不是一百年前了，大家基本上都能勉强过日子起码饿不死，工人各顾各的哪能团结起来！”
可悲的“逍遥派”们重复着这句话为自己洗脑，他们说，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早没有历史里那么合适的条件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意愿远不如以前了。在他们眼中，中国社会里盛行的政治冷感和逆来顺受的心理，让工人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不再可能。
这种论调总能让我们想起另一种在当代否认革命的可能性的诡辩：有人说资产阶级学会了“逆练”《资本论》——因为《资本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为何终究引向它自身的灭亡——所以资本主义已经“适应”了环境，马克思的预言就不会实现了。他们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的覆灭只是资本家们选择的错误战术导致的，而不是一个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的客观进程；他们以为，资产阶级用一些小伎俩就可以稳稳地把事态控制在阈值内——哪怕历史一次次证明资本主义从不按照“理性”行事，而是盲从利润让世界陷入血雨腥风。
不要对资本主义做那些不可能的“假设”。这种人从不学习何为“唯物史观”，按照此类逻辑，他们会说：
“如果大清落实改革、根除腐败，重视现代教育、发展科研，投资工业、兴办实产，那大清就不会亡了。“
事实是大清亡了，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无数仁人志士尝试变革但客观上这些前提无法实现。他们同理认为：
“如果上海打虎顺利推进，国民政府确立真正的民主宪政，蒋介石结束独裁，中华民国就不会亡了。”
这样胡说八道，还不如说“如果美国援助国民政府100架B-26轰炸机把解放军都炸上天，中华民国就不会退守台湾了”，因为一定程度上这比前面的假设更现实一点。我们建议此类“如果如果”的野史爱好者们滚到他们幻想的宏大计划可能实现的那些星球上去。资产阶级看清了自己灭亡的道路，也无法左右历史的规律；资本主义想要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但只要阶级压迫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被“根除”。
这些对资本主义看似新奇的提法，无非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当代的重演。可惜这些拙劣的模仿者提在了错误的时代，疫情后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普罗大众反抗情绪与实践的增长让任何不是活在象牙塔里，而能接触到现实世界的人都知道工人阶级正在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
他们对工人阶级如何产生阶级意识的理解也非常片面，历史证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只会在极端的压迫和赤贫下诞生，很多时候往往会在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后蓬勃发展。比如说俄国1905年后的白色恐怖并没有让工人阶级变得更革命或者增加他们的士气，反而让绝大多数人在恐惧中固守自己仅剩的一口气，对政治采取了完全的无感。相反，是1910年后的经济发展重新让阶级斗争浮上了水面。
这是因为，工人如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在没有尝试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之前，他们不可能开展自我解放运动。右派讽刺左派时说，你们要推翻资本主义，却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电脑在表达这些观点。这种可笑的思想以一种隐藏的方式渗透进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里，有人同理认为，工人不仅不该为提高待遇斗争，还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支持”资本主义，比如购买市场里的任何商品或给哪一个资本家一分钱，“网易云音乐剥削，给它充会员就是反革命”。这是可笑的，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关键因素，这个过程肯定会在工人的意识上产生某种影响。工人阶级得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结论、形成集体的阶级意识是不可能从石头缝里跑出来的，只能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参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而来的。阻碍或旁观工人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斗争显然不是答案。就像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如果太贫穷就没有士气推翻资本主义。
总结说，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只是庸俗的“狗急跳墙”，“经济不景气=工人形成阶级意识”过分简单化了问题。对于共产主义者，我们推进工人阶级形成阶级意识的手段，也绝不是“加剧”这种不景气。
另一方面，工人同时也是生产者，他们在工作场所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从一开始，工人运动就不单是为了维护和增加实际工资而斗争，同时也要求缩减每周工作时间和建立某种控制劳动过程的形式。他们这么做，便没有帮助资本主义再生产，便是不仅在客观上，也是越来越自主地向资本主义提出挑战。作为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消费者，工人可以与资产阶级社会在一条战壕；作为顽强地反抗从他们身上榨取一定量剩余劳动，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劳动的人为结构的生产者，工人便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社会诉求一致甚至没有矛盾了。他们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很明显，在这种斗争中，工人群众会逐渐形成阶级意识，而所谓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阶级，有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并意识到自己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这种行动的最后结果，就是工人民主专政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 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理清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会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发展。那么，工人阶级又是又谁进行塑造呢？很多现在投身于工厂的融工者说，这个阶级意识只能由革命者从外部灌输进工人阶级。根据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中的看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来自他们自身，也就是说，列宁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己“造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没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学习，真正能有效并广泛提升他们的意识的行为只能是实践，即罢工斗争、游行示威等，而这导致工人群众能产生的最高思想意识是工联主义。工人阶级真正正确的思想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却要资产阶级中或是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来“创造”。
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群人不参与直接生产，吸取并改造资产阶级创造的一切知识体系，工人阶级就无法获得一个科学的纲领，就无法把革命进行到底。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工人革命家，马克思出生于条件还不错的律师家庭；恩格斯不用说，他为了马克思一家的生计还当过资本家；罗莎·卢森堡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列宁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托洛茨基出生于一个犹太富农家庭；毛泽东出身于中农至富农家庭……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知识分子从外部启发和“灌入”的。我们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曾分析说：
“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运动没有能力建立与其敌人旗鼓相当的战略地位。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只能听从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是来自天国的福音。革命意识欢迎工人阶级自发的创造能力，如工人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下，形成各式各样的组织和机构。而是说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靠道德权威和理性讨论吸引并团结了无产阶级，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内部对行动的反思和推理，全部推演的成果又作为政治宣言，丰富实践的层次和范围。”
但是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后来1905的俄国工人运动让列宁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8月）一文中表示：
“起义是自发的，斗争形式也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并不排斥计划性。相反，在革命时期，群众的直接行动会创造出最丰富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的任务就是认清这种自发性，将其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党必须学会在起义中领导群众，而不是落后于他们的自发斗争。”
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中，列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的改变：
“工人阶级的直觉比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预见更早地指向了武装起义的道路……群众在1905年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斗争形式，从罢工发展到街垒战。”
从列宁后来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列宁认为自发性是起义的起点，但强调需要一个工人政党通过灵活策略，才能将自发行动转化为有组织的革命。
工人群众的自发行动也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如巴黎公社、1905年俄国革命、匈牙利1956年革命、法国五月风暴、葡萄牙1974年革命、1988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等。（这些事件可以证明工人阶级是本能的倾向于进入更高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的）生产性工业的生产力提高、价格和利润率下降，商品的繁荣，这些的确或许能短暂迷惑一下工人阶级，正如今天也有人认为只要核聚变发电进入应用阶段，无限的清洁能源就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有希望、不需要革命、只需要资产阶级给自己一点残羹剩饭就能活得很滋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没有变。如今甚至可以说多数人都买得起智能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直播、娱乐，这比马尔库塞说的“买凯迪拉克、打扮得和雇主女儿一样”不知道有趣了多少，互联网真是太精彩了，但是玩手机能当饭吃吗？当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失业到来时，即使免费的电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这些电就可以满足所有失业者的一切生理需求？不只是经济衰退，就是经济上升时也是同样的，关键不在于穷还是富，而是客观环境的剧烈变化带来意识在经济政治层面从保守到激进的变化。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抱怨工人意识如何。认为革命者的全部工作就和宣传机器一样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水平，才能号召长期停滞、丧失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重新进行经济政治上的运动、斗争乃至推翻资本主义的想法把事情颠倒了。这根本不需要额外的“推动”，工人自己的意识就是会在事实的推动下导致革命发生的——很多时候向工人做革命宣传的不只是革命者，更是反动派，就像让很多“兔兔”清醒过来的转折不是“境外势力”的渗透，而是祖国母亲和社会的铁拳。
在革命时期的很多时候，工人群众比工人先锋队还要激进。当然，这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是毫不冲突的，因为即便是在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工人斗争中，工人群众也很难对斗争任务获得决定性深入的理解，或者只是获得一些非常有限的理解。对于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标的共产主义者来说，真正的任务在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在工人阶级内部宣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同时以无比的热情、忠诚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中去，以激发工人群众的自我能动性和自我组织。历史证明这一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可行的。正如列宁说他所倡导的组织除了与‘自发起来斗争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相结合外，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结论是：思想意识上的矛盾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实际的阶级运动的发展，才能求得解决。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相应形成，有利于将群众行动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秩序的直接挑战，但是建设一个先锋队式的党，是走向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来自各阶级的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将共同构成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并不等于一个单一的政党，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先进部分和效忠于工人阶级的各背景的共产主义者——它们没有独立于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指出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利害，并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列宁说：
“如果共产党真正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就应当学会把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为数不多的（最初是极少的）具有高度觉悟、忠诚、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优秀工人，同他们周围的、逐渐提高到他们的水平的广大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党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中所有优秀的、忠诚的分子都吸收进来……同时必须通过斗争和教育，把愈来愈多的工人提高到先锋队的水平。”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