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溪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被扣上的最常见的帽子就是“托派”，很多人不假思索地就轻信了抹黑者传播的谎言。以所谓“马列毛”为首的群体通过“闻味”的方法发掘了我们“狡猾隐藏”的托派本质，我们发现，无论怎么耐心解释，只要不和他们一样听着《弱水三千》怀念文革、不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宣传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这些本应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共识的思想，我们就成了托派了。继而他们就可以绕开一切现实的讨论，去拿托洛茨基个人、历史上的中国托派运动，以虚空打靶的方法发送“反革命”大帽。

宗派主义者因为自己认知的局限性，只能将不认同自己宗派的共产主义者视为其他宗派的追随者，根本想象不了一种彻底反对任何“某人之派”的立场——他们二极管的大脑会说这是可恶的“泛左翼大团结”，将我们所提倡的思想断章取义为所谓“大帐篷主义”和“折中主义”，因为他们理解不了如何依靠现实的政治纲领划分队伍，只懂得以“谁是偶像”抱团。这就像极了粉红认为反对中国政府的“反贼”都是支持西方政府的卖国贼一样片面而可笑。本文并不是为这些人而写，我们对于转化最为顽固的宗派主义者不抱有幻想。我们最温和的写作也会触及巨婴们的底线，在实践上也一直被验证。

这篇文章为谁而写？它为那些由于“毛派”发送的帽子和长期托派自我贬低的错误宣传导致自我认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实则并不信奉教条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们而写。他也为那些并不自称托派，但好奇我们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看法的、并不热衷于派斗的左派青年而写。很多当下的托派和毛派的身份认同十分模糊，由于历史学习的匮乏和理论基础的短缺，他们并不清楚“该站哪队”，凭借直觉为自己分配的宗派身份十分脆弱，因为“无认知即无立场”，只是情感上同情某人是不够的。

这篇文章直接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批判，并指出继承托洛茨基的革命遗产并不代表要替斯大林主义分子为自己扣上一顶“托派”的帽子。我们希望能让当代部分共产主义者摘下托洛茨基主义的面具，找回科学社会主义更广阔和开发的武器库。

共产主义还是教条主义

理论并非凭空诞生，而是深深扎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洞见，正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他们分析商品、劳动、剩余价值，是为了揭示现实压迫的根源并从中寻找解放的道路。因此，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并介入真实的历史进程，而非在书斋里争论理论标签的归属。

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们——如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的理论生命力恰恰在于对现实斗争的指导作用。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机械照搬马克思关于西欧的论述，而是深入剖析了俄国的具体社会形态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矛盾，才领导了十月革命；同时，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与先锋队的领导、工会官僚化、资本积累规律的敏锐观察，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精辟分析，都是他们身处特定历史环境，为解决当时当地紧迫的革命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创造。他们的贡献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工具箱，而非创立一个与整体革命传统割裂的、排他性的“派别”。马克思本人就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恩格斯晚年也严厉批评过把理论当作“现成公式”来裁剪历史的做法。

如果我们执着于“派别”标签，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这可能将理论视为一堆凝固的、不容置疑的教条，而非指导实践的分析方法。派别划分会导致将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策略性结论的正确性和可复制性过分夸大，甚至对“某人”的一切理论抬高到超越实践检验的地位。这就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革命的理论永远是开放的、发展的，其价值在于能否有效解释和推动现实运动，而非是抽象的“正确”。

当然，共产主义并非对任何自称“左翼”或“批判”的思潮都予以抽象认可，它的开放不代表容忍会对革命产生负面影响的错误思潮。它必然基于对现实阶级斗争的分析，明确反对那些偏离革命实践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否定阶级斗争需要工人阶级组织化政治力量夺取政权的核心任务，因为这种否定脱离了对国家机器阶级本质的唯物主义分析；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布朗基主义将革命政党官僚化并压制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背离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改良并最终与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放弃了彻底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目标；科学社会主义也反对那种脱离群众斗争实践、日益学院化和哲学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削弱了理论指导现实运动的实践功能。

共产主义者的立场超越派别的狭隘性。真正继承前人精神的人，不会沉迷于门户之见，只会专注于如何运用他们共同锻造的思想武器，去分析新的矛盾，迎接新的挑战。

作为科学而非“信仰”的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它不提供一套现成的结论让人们去背诵和遵守，而是教会我们如何分析现实、如何介入现实并最终改变现实。科学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所有的认识、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去理解其有效性的边界。

我们支持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不是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科玉律。支持他们，是基于对其理论贡献和实践活动的分析，判断他们在推动人类解放、反对剥削压迫、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整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哪怕思想虽有差异甚至分歧。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革命家及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阶级斗争状况、科学认知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任何理论，无论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范围内被证明多么有效，都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社会现实是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昨天有效的分析框架或解决方案，在今天变化了的条件下可能变得部分失效甚至完全错误。

在1912年，托洛茨基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深刻的原则分歧，推动形成了“八月联盟”。这一行动在理论上模糊了工人阶级政党应有的鲜明阶级立场和组织原则，客观上为革命力量的分裂和混淆提供了基础。列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指出这种调和主义在革命的关键问题上必然导致向机会主义让步。后来，托洛茨基了解了他之前的错误，并彻底地承认了列宁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当时是犯下了错误，但他的错误不外乎是诚实的，从革命的利益上出发的。因此列宁也毫不意外地认识到调和主义是“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而这些前提既有革命性的，也有机会主义性的。列宁自己有时也高估了与孟什维克统一的可能性而“犯下了机会主义”的错误。1909年他邀请了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支持党的”孟什维克成立联盟。卢那察尔斯基也表示，直至1917年，列宁仍然“想像着一个与马尔托夫共同成立的联盟将会是多么的有价值”。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错误。

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针对俄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上，曾持有一种过于抽象和教条化的立场。她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经济集中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对民族主义运动可能被资产阶级利用的担忧，倾向于低估乃至否定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决的革命意义和潜在进步性。这种观点未能充分理解民族压迫在沙皇俄国作为“各民族监狱”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所激发的巨大革命能量，未能认识到支持民族自决权（哪怕其形式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瓦解反动帝国、争取被压迫民族下层群众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策略，这在客观上脱离了东欧和俄国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现实土壤，显示出卢森堡的分析框架在特定问题上的局限性。

承认这些局限性，不是否定他们的伟大贡献，而是将其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避免将其教条化地搬用于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反过来，科学社会主义也为我们分析为什么反对某些人物或思潮提供了清晰的尺度。

例如，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其历史积极性在于首次明确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纲领，并领导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然而其局限性根源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领导的革命未能真正实现土地革命，也未提出彻底反帝纲领以消除列强在华特权。同时，孙中山政府在革命后迅速与旧势力妥协，将政权让渡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导致革命成果被篡夺。这证明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完成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妥协性使革命止步于政权形式更迭，未能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因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反对孙中山。

法国共产党人路易·阿尔都塞试图通过“理论实践”的概念和“多元决定论”来克服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存在的庸俗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和简单人道主义倾向，同时，他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类似精神生产资料的结构）在维持统治中的复杂作用，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运作方法，甚至如何理解生产关系本身有很大的启发。然而，阿尔都塞理论的局限性在于他混淆了精神生产资料和国家，把精神生产资料视为“国家的衍生部门”，还过分强调了社会结构的“无主体”决定作用，相对贬低了具体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实践和工人阶级主体能动性的核心地位（虽然他口头承认这些内容）。他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论述，虽然揭示了统治的隐蔽性，但在解释社会变革的动力机制时显得不足，客观上可能导致对革命实践可能性及其必要性的悲观或消极理解，未能充分阐明被压迫阶级如何在实践中打破这些结构性的束缚。所以，共产主义者反对阿尔都塞。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实现工业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工人国家的基础。然而其实践日益脱离工人民主原则，通过官僚专制体制压制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用行政命令取代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实践过程。其发展模式形成脱离群众的特权官僚阶层，让行政权无限膨胀，将计划经济异化为官僚专制的工具，最终让苏维埃民主矮化为其缩影。这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扭曲了工人阶级专政本质（虽然斯大林的政府仍然建立在一个工人政府体制基础之上），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制度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所以，共产主义者反对斯大林。

可见，我们的“反对”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基于对其社会实践后果、阶级基础、历史作用是否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客观分析。

写给“托派”同志：要超越派别

托洛茨基本人基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提出落后国家可能率先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俄国反对沙皇的革命在一开始将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必然不间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其“不断革命论”的思想；他也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必须依赖发达国家革命的支持，否则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必然面临内部落后生产力水平与先进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国际分工与消除商品生产的矛盾、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扑——这是其“世界革命”的思想。这些理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动荡时期具有现实的紧迫性，那些以“不断革命论没有实践成功”为理由的宗派分子，是无知到了一定地步对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视而不见。

首先必须明确，“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主要是斯大林派别在政治斗争中建构出来的标签，目的是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从布尔什维克传统中切割出去并污名化。因此，我们无需也不应完全接受斯大林主义设定的讨论框架来评价托洛茨基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活动。托洛茨基本人，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共产国际早期活动中，是列宁最紧密的战友之一，其理论阐述和实践行动深刻地融入了那个时期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体发展。

虽说1917-1923年欧洲革命浪潮证明世界革命的历史条件已然成熟，但是新生共产国际在理论上与组织上的薄弱性，导致其未能引导西欧工人阶级抓住时机。群众因经验不足、缺乏领导仍寄望于改良主义组织，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无力突破这一困境，致使资本主义获得暂时稳定。在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的反扑加剧了的苏联孤立，为工人官僚阶层篡权创造条件，而斯大林派便是官僚阶层的代表。斯大林派1924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将共产国际异化为苏联外交工具（对托派持批判态度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也这样认为），直接导致1925年英国总罢工与1927年中国革命的叛卖。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坚持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却被斯大林集团污名化为“托洛茨基主义”。

斯大林集团在1928年后以“第三时期”的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将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机械等同，分裂工人阶级阵线，最终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在西班牙，斯大林指挥下的共产党向法西斯开火之前，先对独立的民兵队伍和无法官僚性控制的其他共产主义组织进行屠杀。1933年德国工人阶级的灾难性失败，宣告共产国际已彻底沦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附庸。在这种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共同背叛革命的时刻，马克思主义传统必须通过新建一个工人国际来继承，而这就是托派的第四国际的成立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必须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为当时即将爆发的重大事件做好准备。因此，托洛茨基于1938年预测，在接下来十年之内，旧的叛徒组织将全军覆没，第四国际将成为地表上决定性的革命力量。这个分析基本上并没有错，但每个预测都是有条件的。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多种因素总能带来与预期不同的发展。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写作三十多年后，革命势力的弱小仍是世界政治发展的长期特征。不幸的是，执掌第四国际的“大员们”却将托洛茨基的预测看成是不可推翻的箴言。

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变逐渐暴露其理论困境，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衰落是这种理论僵化的典型案例。美国托派长期拘泥于托洛茨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论述，将“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战略”等概念视为不可调整的教条，拒绝结合美国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种族矛盾复杂化以及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如白领劳工阶层扩张）等现实条件更新策略。其组织内部因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差异而持续分裂，陷入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例如对苏联性质或殖民地革命领导权问题的争论消耗了大量实践能量。这种宗派性使其无法建立持久的群众基础，更未能提出适应美国政治生态的具体斗争方案，如工会运动改良、反战动员或社会福利诉求的整合，最终沦为脱离工人实际需求的小圈子辩论。

此外，第四国际的部分支派也将托洛茨基文本简化为教条，将“不断革命论”机械套用于前殖民地国家，忽视农民作为同盟军的作用。更严重的是，其实践日益陷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镜像陷阱：当苏联官僚集团以“现实政治”名义背叛革命原则时，某些托派组织却为凸显自身“纯洁性”而拒绝参与群众斗争，甚至将其他左翼力量视为主要敌人。这种宗派主义实质是以对抗姿态替代具体阶级分析，背离了托洛茨基与早期第四国际所制定的《过渡纲领》的精髓，即根据工人实际阶级力量和觉悟水平提出渐进斗争要求。墨西哥的工人自治实验证明，当托派扎根现实运动时能激发强大创造力：1940年代托洛茨基协助建立的工人委员会成功恢复生产并实现民主管理，成为拉丁美洲劳工运动的典范；反之，当运动沦为对斯大林主义暴行的道德控诉（甚至是把一切问题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非建设性替代方案时，其革命性便迅速枯竭。

我们要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即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创立或依附于“某某主义”的派别名号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拒绝“托洛茨基主义”或其他类似标签，并非否定托洛茨基个人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

所以，是时候放下那一文不值、作茧自缚的“托派”帽子了。这种宗派化的思维是所谓“马列毛”的一体两面，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革命早已过时。

重新拿起，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