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灵芝
（第一版发布于2025年9月9日，此为重新修订后的第二版）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结束了自己辉煌又遗憾的一生。 从任何意义上来讲，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长达几十年的卓绝斗争和1949年中国革命都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留下了仅次于十月革命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位人物身后的评价当中，有褒有贬，但除了最宗派主义的仇视者外，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落后的中国他组织并领导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农民为主力的民主革命，结束了军阀割据，推动土地改革、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为社会进一步变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制计划经济创造了决定性的政治前提。此后，革命超出了自己计划的范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持续前进，中国工业化大规模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共产主义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翔实的剖析，但直到现在，宗派主义分子、对旧时代伤春悲秋的网左、以及初次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工人对毛泽东的认识依旧停留在感性地崇拜阶段。软弱者对着他的画像哭泣，仿佛他是受难的耶稣；狂热者不加理解的沿用他错误的，或者不适用于当今中国的理论，试图将新一代的青年同化为恪守教条的信徒。是时候打碎一切幻想了！我们以下的用词将无情而尖锐，因为就文章写作的时间点来看，战争的阴云已经在台海上空集结，历史留给革命者的时间早已不多。
“毛派不等于毛泽东”
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并发展到如今的这段时间内，对“前三十年”社会的追捧者从未在中文互联网上消失，这些推崇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本人并且试图恢复旧日传统的人被统称为毛派。如果说毛派有什么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仅仅在口头上承认与崇拜毛泽东，在其他地方则是千奇百怪。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能从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里找出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底色；恐怖主义者能从游击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里证明恐怖主义的正确性；极右的军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能从他批判苏修和“自力更生”的口号中说明中华民族如何伟大；改良主义者和建制派在阉割他思想的革命性之后又能说“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实际上是“历史发展的不断进步”；就连网络上的乐子人都可以像西方的“后现代艺术”一样，随便找一张毛泽东的照片，配一段含混不清的音乐或意义不明的独白，隐晦地传达对毛泽东和旧时代的崇拜。总而言之，任何意识形态——只要愿意从毛泽东浩如烟海的著作和讲话中寻章摘句——就一定能找到论证自己路线绝对正确的证据。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不止一次的说明（也许在未来还要说），中国的共产主义队伍不可能通过对某个历史人物的集体认同达成路线的一致。
而就算在共产主义者内部，毛派也是宗派主义最浓厚的团体之一。对旧时代的感性迷恋占据了其中许多人的大脑，这使得他们在融入群众时不像一个现代人，反而像七十年代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被对领袖的崇拜挤压、变形、甚至抛掷脑后，不然我们怎么解释，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如何复辟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英雄史观，也即社会主义制度被几个“走资派”推翻了？
宗派主义和政治上的幼稚像病毒一样通过毫无意义的空谈和争论传染给了整个“左圈”（我们在此不想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获胜），被感染者的突出表现就是忠于某个党派、某个山头、某个领袖，并将任何反对意见都上升到路线斗争，而非忠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辩证分析、对革命理论在具体环境的理解、对组织原则的坚守。所有的宗派主义者——无论他们能否能在某个历史问题或组织制度上争出个对错——都在事实上远离无产阶级。我们相信，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可以同“泛左翼的大联合”与“某人主义共产党”决裂，并找到一条符合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道路。
现在，也许我们不得不像前文提到的各类形形色色的“毛派”一样，用毛泽东的话来提醒各位了：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整顿党的作风》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旧民主主义革命通常指资产阶级领导的针对旧有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中国，它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在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与1919年“五四运动”后结束，这一期间的革命斗争主要以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为主，也包含其他阶级寻求改革、抵御侵略而引发的事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国内外反动派勾结业已失败的时间节点，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大的底层群众来完成，必须要联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座大山”。并且，这种革命由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无疑是进步的。由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下的灾难性错误，由于落后国家正在迫切的寻求民族解放，中国的革命必然要动员底层的劳苦大众才能获得民主权利和民族解放。并且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号召“在与各个帝国主义列强的斡旋和妥协 ”扩展到“彻底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
但新民主主义论也有其落后与局限的地方，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说，在革命发生之前预先计划一个阶段内的任务是完全正常的，每个革命组织都需要在一段时期内明确自己的目标与纲领。但新民主主义的划分是相当机械而死板的。毛泽东声称，只有完成了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任务才能开始。但既然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必然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也就必然超脱出新民主主义蓝图所设定的条条框框。所以那时共产党员最经典的一项工作，就是在工人阶级自下而上决定夺去政权时，以过时的理论“踩刹车”以强行维护“新民主主义阶段”：
“有些工友们这样想：过去我们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很厉害，简直无法生活，现在解放了，我们应当向资本家斗争，叫资本家多拿出一些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才合道理，为什么还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呢？抱这样想法的工人，首先是不知道今天中国人民解放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把这三个敌人彻底打倒了，中国人民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开始建设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有爱国心的民族资本家也是长期受着这三个敌人压迫的，所以他们在今天有可能和我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革命胜利后，在建设时期，也需要发扬民族资本家们的积极经营的企业心，和我们工人一块来共同发展工业。所以，我们不应当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敌人，而应当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团结他。……中国不仅不能像当时俄国一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不能像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样，在革命胜利几年后就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后，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来发展中国的工业，使中国经济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使工业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改变，并且使工业的比重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没有这种改变，没有工业的大大发展，不仅谈不上实行社会主义，并且谈不上中国民族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真正彻底的独立自主。……”——李立三《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 》（一九四九年五月）
有些毛派分子会尝试否定李立三的这篇文章， 说李立三是“走资派”，后面被文革批判和清算了。而我们则要说，这完全就是当时毛泽东以及整个中共领导层的直接立场。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新民主主义论》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存在的社会中，劳资争议是不可避免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但是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由于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由于这种国家政权已经有可能对资本家的经营进行一定的指导，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因此，劳资的争议也就应当适应这种情况，不要脱离整个人民国家利益而无限制地发展。现在有些地方的劳资争议无限制发展的现象，已经达到了妨碍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地步，这对于工人阶级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利的，必须针对当前纠结所在及时采取有效办法予以解决，上海军管会的两个法令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新华社社论《解决劳资争议的正确途径 》（一九四九年九月）
以上的这些文件与发言在1949年至1953年不胜枚举。当时中共解放上海一类大城市时，最常见的流程就是：军管会占领行政机关；立刻组织恢复生产；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劳资两利的“十六字方针”；压制工人自发的夺厂夺权运动。毛派分子也许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辩解：这是为了不得罪民族资产阶级，是为了钓出潜在的走资派，是一种“伪装战术”！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这不是出于道德因素，而完全是因为，对工人阶级的“长期战略牺牲”与在根本利益上的退缩和掩饰，实质就是背叛。假戏演的久了，自然成了真的。况且，这种“伪装论”沿袭了毛派对于历史机械且唯心的观念，似乎历史存在那样一个时刻，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此分野；似乎革命者昨天还在调节劳资冲突，今天就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共产主义者不是林彪江青一类的政治投机分子，更不是习近平一类的资产阶级波拿巴。我们不通过表里不一的“战术”手段欺骗群众，而是用持之以恒的立场在运动的检验下让群众信服。 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其中不可能不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矛盾不是互斥而是统一的，革命不是计算机程序而是有机的过程。
事实上，此时的毛泽东同四月提纲之前的列宁是十分相似的（详见《列宁思想评析》中的“工农民主专政”部分）。首先，他们都认为，由于彼时俄国与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问题上的软弱性，无产阶级必须领导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而四月提纲之前的列宁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的看法也与毛泽东相同，即现在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革命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当然，他们也都同样意识到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四月提纲》改变了一切。列宁在此指出，要将“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 ”。这显然是托洛茨基的观点，而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可惜的是，毛泽东与中共要到一九四九年之后才能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明白这一点。
新民主主义论还提出，由于“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 ”，所以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击帝国主义。然而我们则要说，民族资产阶级是值得时刻提防的危险盟友，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当政权进入一段相对的稳定时期后，资产阶级必然会将手伸入党政机关与国家机器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凸显出来。
“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旧币，下同);该药行因此从三年前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有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继续合伙盗窃国家资材。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东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事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和克服此种危险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中共自己的报告比我们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当民族资产阶级露出他们的獠牙时，中共内部自然也意识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错误之处。之后的三大改造运动和继续革命论实际上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一定修正。
而对于如今的世界而言，如果将新民主主义论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想机械地套用到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的、被其他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将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资本逐利的天性决定了他们的投资必然流向利润率最高的部门——通常是原料出口产业。这种模式不仅无法推动本国工业化，反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形成畸形的经济结构。要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必须主动扭曲价值规律，将投资引向短期利润率较低的基础工业部门，这与买办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直接冲突。即便有韩国式的“国家主导”工业化案例，其成功也依赖于特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如美国出于地缘战略需要给予市场与关税优惠），并非普遍可行的自主发展路径。更多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政策只是依附性工业化的变种，无法摆脱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利润攫取机制。
再次，从国际主义立场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往往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在国际舞台上的妥协甚至背叛（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第七部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中多次为了维护与某些资产阶级政权的关系，而牺牲本地共产党与工农运动的利益：在缅甸、印尼、越南等地劝阻或限制共产党与工农的革命斗争；在巴基斯坦、菲律宾、安哥拉、智利等地与反动政权建立合作关系，甚至在反革命屠杀发生时保持沉默或拒绝援助。这种“民主革命优先，因而不能为了革命的‘短期利益’而断了与资产阶级的联合”的逻辑，本质上是以民族主义的外交取代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果是削弱了全球工人运动的力量，助长了反革命势力。
当然，辩证地看，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在一切历史阶段、所有具体斗争中都完全没有利用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源、社会影响力和部分反帝倾向，确实可能在短期内为革命阵营提供物质与政治支持。拒绝联合他们，可能会使革命力量在初期更加孤立，可能延长革命进程，甚至在某些阶段遭遇挫折。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尽可能保障中国革命更容易地完成，减少牺牲与阻力；另一方面，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又会带来大量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这种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充满风险的，并且会在革命胜利后形成对工人国家的潜在威胁。因此，是否联合，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术便利”问题，而是关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革命方向的战略抉择。
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退缩与失败告诉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也许可以利用，但绝不是值得长期依靠的盟友。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暧昧关系事实上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造成了中共党内的思想混乱与妥协、导致了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并为可能到来的资本主义复辟打下了物质基础。在共和国的国旗上，有一颗“星星”和其他的“星星”不是一条心的。
为什么要将革命严格按阶段分开？既然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那这种民主就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能是其他什么类型的民主。既然革命已经开始，我们就不能将这种民主放逐到五十年以后，说什么未来条件好了再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要像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发表《四月提纲》的列宁同志一样，说出那句改变世界历史的话：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人民战争”
中共取得对国民党的胜利，离不开“人民战争”理念的贯彻：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它同样也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军事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战争胜负是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因素决定的。而这种决定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从政治因素看，战争性质的作用，要通过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态度来体现战争的政治因素正是通过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长期发挥作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经济因素看，战争依赖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但经济条件、物质基础是靠广大人民群众去生产、创造、并运往前线的。战争的经济因素正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长期发挥作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军事因素看，人民群众从根本上决定着军事力量的强弱……由于人民群众在影响战争的诸多因素中，都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他们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
正是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之下，解放军有效地将广大的受压迫群众组织起来，并且发扬他们自身的组织和建设能力，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这种整体力量优势，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前提条件。劳动群众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实现中国大陆的解放。
“人民战争”理念影响下的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阶段能够保有较为民主的制度，不无故克扣粮饷，不随意体罚士兵，更平等地对待普通士兵与工农阶级的成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国民党方面军队一直以等级森严、军官腐败、纪律堪忧闻名；国民党在对待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时也向来采取强硬态度，对比中共的土地政策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这使国民党脱离了群众，也让这他们失去了赢得一场战争的全部要素。解放军的队伍越打越多，国军越打越少。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主要立足于农村包围城市、依托游击战逐步夺取政权，这与近代中国社会复杂的结构密切相关。我们也得明白，毛泽东本人从未否认城市工人运动在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最后胜利必须在敌人主要力量所在的城市解决问题”，并强调农村根据地的作用在于“积蓄力量，包围与牵制敌人，为城市的总起义创造条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城市工作手册》中写道：“城市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地，是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必须在城市建立秘密的工人组织，发动罢工和群众斗争，同时利用农村武装斗争牵制和削弱敌人的力量。”印共毛还在《印度革命的战略与战术》中指出：“农村游击区的发展必须与城市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最终在城市发动总起义。”；土耳其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与北库尔德斯坦）在公开材料和实践中，不仅在农村地区领导游击战，还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地组织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将城市斗争与山区游击战结合。例如，2005年该党支持并参与了土耳其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行动，并在政治声明中强调：“城市的工人阶级斗争与农村的人民战争是一个整体”。
因此，必须避免将农村武装斗争机械化、绝对化的错误理解——正如秘鲁贡萨罗所犯的那样，把农村武装斗争等同于整个革命，忽视乃至轻视城市工人运动的战略地位，陷入唯军事论的偏狭路线。他的路线恰好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去除掉了“人民”的部分，沦为恐怖主义的徒劳。在光辉道路的官方文件和总结中，党的军事路线被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核心是农村是主体、城市是补充”，并且被称为“贡萨罗主席创立的党的军事路线”。这种将城市斗争降为附庸的路线，实际上在秘鲁高城市化率的条件下造成了严重后果。单凭传统的、机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是不可行的，这种偏差不仅割裂了工农联盟的整体战略，而且在现代社会结构中会导致革命力量与城市群众的脱节。
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人民战争”，不是字面意义上子弹、炮弹的战争，是将思想文化斗争、经济改良斗争与必要时的武装斗争统一于一套长期战略之中，着重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城市与乡村联动，培育群众的政治觉悟与自我组织能力。毛泽东喜欢说的“持久战”，不只是武装斗争的策略，更是建设革命党的策略。这里的武装斗争，不必等同于单一路线的“农村游击夺权”，而是在工人罢工，乃至总罢工中，通过争取士兵、警察等国家雇员倒戈，或直接袭击警察局夺取武器，武装罢工纠察队，乃至建立工人民兵组织，让无产阶级能够用“武器”推翻资本主义。我们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强调争取国家职员，是因为他们以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本质仍属受薪劳动者，只是特殊的雇佣关系。历史上，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驻军在总罢工与苏维埃影响下倒戈，直接促成十月武装起义；1980年韩国光州起义中，市民夺取警察局和军械库，短期内建立了自治力量。这种人民战争观既保留了毛泽东强调的群众主体性与战略耐心，又避免了将其固化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从而使其能在当代社会结构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继续革命论
毛泽东并非第一个意识到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右倾问题。1928年，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题上》指出：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大大加强。而我国资本主义成分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而他对此的解释是，这种“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是由于“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因此，解决的方案也很明确：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为消灭和铲除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宁关于苏联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为此就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从国家工业化着眼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命脉，迅速发展工业，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使农民普遍合作化，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公共的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如此等等。”
斯大林在这里对自发的资本主义恢复，以及如何根除这种自发性的论断是部分正确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先进的阶级夺取了政权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自动改变，一旦先进阶级没有在革命时期通过政治上的专政手段推动经济体制的改变，反动阶级复辟的风险就会极大地增加。典型的如英国的斯卡图亚特王朝复辟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二者均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君主制。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也必然要推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借此消灭每时每刻都在生长着的“资本主义倾向”。
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马恩时代设想的，在资本主义末期暴力夺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同的。一方面，在俄国的部分城市，资本主义已经发达到了足以产生一批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并推翻了腐朽的旧制度；而在另一方面，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相对于其他欧陆国家的资本主义而言又是非常弱小的。彼得格勒的工人们每天需要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个小时，而农村地区甚至还没经历过彻底的土地革命，大片的农田依然被富农和中农掌控。这些扭曲的局面迫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能真正兑现解放工人的承诺。无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是否愿意，客观条件都迫使他们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进——国家机器在此时承担了原本资产阶级的任务。先通过统一收购压低农产品价格，又将工厂中生产的高价工业产品卖给农民，实现对农民的剥削，再通过劳动军事化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用从工农中获得的剩余价值推动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说苏联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从目的和成效两个方面来说，剥削都不是单纯为了利润积累。而在两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化的成果绝大部分成果也都被工农联盟所享用了。自由市场经济被替换为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商品流通被改造为配给制，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些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造已经对资本主义要素进行了系统性地排除。经过两个五年计划之后，再说旧势力可以动员起能威胁政权的力量无疑是痴人说梦。
因此，假使我们仅仅看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之下的阶级力量对比，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得到资本主义全面溃败，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结论，但历史显然与我们的设想不同。为了服务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苏维埃需要一大批规划经济的技术专家与官僚。这些脱离实际生产运作的官僚并不为资本家服务，也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因为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上级都不能从这种经济体制中获得资本积累。当然，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服务，因为这批官僚在政治上不过是“指标与命令的奴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原本应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被一帮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人所统治。这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担任重要岗位的党的委员和书记开始自发地形成利益团体。
事实上，国家权力被一小撮既非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所把持的情况并非只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猎狗给驯养自己的猎人带上狗绳”的情况早已发生过。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样写道：
“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
如果我们把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换成无产阶级社会，将执行暴力的“马刀和毛瑟枪”替换为克格勃这类特务机关，我们发现，似乎一百多年过去事情从未改变。只不过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中，由于没有了资产阶级的参与，无产阶级的民主意愿与官僚专制的冲突以更加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说，斯大林在解决党内的右倾情绪的方案只是部分的正确。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随着公有制的逐步建立，这种被他称之为“资产阶级倾向”与“‘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的东西在苏联从未被彻底消除。那些瞒报虚报农业产量的表格，特供商店中琳琅满目的商品，黑海和克里米亚的干部疗养院不过是官僚集团荼毒和揉拧无产阶级民主的缩影。
1966年，同样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他与斯大林一样，感受到了来自党和国家体系内部的重重阻碍。大跃进的失败对中共影响深远，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交“万言书”，称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称大跃进在部分地区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和成绩不只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这些对他“三面红旗”政策或激进或消极的抵抗、苏联在党内官僚腐蚀下的各个战线的退缩、乃至于更远的布达佩斯起义事件、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深感不安。对于自己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崩塌的恐惧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纯洁性的追求迫使他不得不行动起来。由此，经过半年时间内在政治和文艺领域的酝酿，他决心发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运动。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
这份通知形成和发布过程同以往的过程完全不同。在这之前，无论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反冒进时期又或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虽说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望，但至少还是在组织框架和程序内推动政策的。我们以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为对比，这场历时三年多的运动有明确的目标和民主集中制程序。在运动初期毛泽东就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以及《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批评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观点。运动的时长和运动的范围都较大，引起党内从基层到中央干部的广泛讨论和学习，同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念与行动真正的落实到了实际。考虑到彼时抗日战争的严峻情况，中共的民主集中制虽然依旧存在问题，但终归还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然而这份通知则直接沿袭了中共自庐山会议发展起来“政治传统”：会议的核心思想或事件的性质由中共领导层（主要是毛泽东）直接划定；讨论的空间被严重压缩，只能讨论规定好了的具体行动；由于害怕被打为“右派”或“走资派”一类异见分子，遭受恐怖的政治报复，所以大部分人只能迎合领导层的决定。
中共在民主集中制上的退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自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之后，原本旧有的官僚化倾向就开始快速巩固，民主集中制滑向高度集中。这种官僚化与滑坡的速度甚至要比布尔什维克以及之后的苏共还要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转变为了一个彻底的“农村党”。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所记载，1927年中共的工人党员比例最高曾达到50.8%，1928年之后迅速跌落到10%左右，直到1949年时，工人党员占比极低，约为3%。中共党内的绝大多数党员为农民、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非但没有使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群众对国家机关广泛地民主监督发展起来，反而愈发萎缩了。于是我们看到，中共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与经济体系对比苏联，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未老先衰”的态势——即尚未建成完整的工业化与计划经济体系，并遇到这种体系的现实发展瓶颈之前，就已经被严重的官僚化所腐蚀了。毛泽东之所以能通过“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批斗和清洗高层领导，实现他“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雄心，其根源居然来源于他自己就是这个官僚体系的最高点。
在这份通知中，毛泽东将矛头直指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目前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系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路线。这是一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唯心主义论断。首先，在经过解放战争，三大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等等数不清的，在政治系统和所有制上的革命之后，居然还有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成规模、成建制地向着中共进攻，并且挫败了中共试图改造社会决心。如果这个论断是成立的，我们只能相信毛泽东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资本主义会从中共强有力的统治下，像地里的野草一样生长出来，又像病毒一样感染中共党员的大脑，迫使其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服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批“自觉的”革命者屠杀另一批“自觉的”反革命并防止他们又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历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因此，在政治上判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在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两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在减弱，以及国家机器是否在逐渐走向消亡。其次，这种论断也带有革命时期遗留的专政色彩，将政治上的业务或者方向问题统统归类为路线问题，将党内的正常的异见者树立为敌人。在党外，随着官僚内斗的扩大化，政治上的战争开始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我们在描述文革时期的一些负面作品中所看到的荒诞景象均来源于此。“插红旗，拔白旗”、“停产闹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事件对群众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些事件直接影响到了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运动由此开始失去群众基础。
在之后的十年，以继续革命论为理论基础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整个国家机器陷入半瘫痪状态。文革冲击了中共以及国家机器内部的官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无产阶级被官僚长期压制的现实状况，创造了一些民主氛围，但代价尤为惨重。文革初期全国各地武斗四起，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下，无政府的混乱和暴力不但摧毁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反倒使得派斗愈演愈烈——然而事实上，当时各路造反派的意识形态几乎毫无差别！在继续革命论的错误指导下，各种造反组织除了比拼谁更纯洁和更忠于毛泽东以外，就是比谁“拳头更大，杀的更多”（具体参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造反派运动”一章）。而毛泽东在发现运动超出自己的掌控范围，并且确实会摧毁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后，反而像个“右倾分子”一样，立刻叫停任何可能把火烧到党中央的行为。他在文革期间最大的历史局限性就来源于此：无产阶级的民主只能在党的鸟笼里活动。
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是一场纯粹的灾难呢？这绝非笔者的本意。批判是为了发展而不是否定。继续革命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一场伟大的实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为我们撕开了一道历史的裂缝，拿这场运动中无数惨痛的教训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可能——群众可以真正的作为主人而非奴隶生活。与早已堕落的“社会主义兄弟”苏联相比，1978年的中国尚存有一批官僚建制，因为革命的声音还在全社会的耳边回响，这批官僚还未像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一样向着资本主义国家全面投降。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是留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份遗产。他以一种激进的、彻底的姿态同过去或未来的一切反动势力决裂，让任何试图将其融入“主流叙事”的中共喉舌胆寒。今天，当一个工厂流水线的工人在一天的体力劳动之后，当一个高中生结束了衡水式学校监狱般的学习生活之时，他们都会躺在宿舍的床上，自发地怀疑起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时，毛泽东晚年的抗争会成为他政治上的“启蒙读物”，成为他日后抗击中共反动统治的绝佳武器——而这远远比在感到幻灭后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好得多。
“第三世界”和国际主义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在当代国际语境中被广泛引用。各类学者、政治实践、媒体和外交政策中皆可见其身影。
该理论并非原创自毛泽东，西方早就出现过一种“三个世界”的提法。1950年代，法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在《观察家》杂志上首次使用“第三世界”概念，用以指称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阵营，也非社会主义阵营的新兴国家。当时的“三个世界模式”是以意识形态、阵营归属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划分：第一世界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第二世界指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东欧各国、南斯拉夫、中国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算在内）；第三世界指非对抗的“中立”或“不结盟”的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其雏形源于19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1946年他首次提出“中间地带”概念；1964年又提出“两中间地带”划分：亚洲、非洲、拉美为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洲、大洋洲、日本为第二中间地带。
1973至1974年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1973年6月提到“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表达：“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是第三世界”。要注意，东欧各国由于直接被苏联控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直接参与到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算“第二世界”国家。
在毛的框架中，“第三世界”主要着眼于政治力量与经济分工，涵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强调它们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具有联合意识，在理论上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国际主义的部分色彩，使得当时的中国对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然而，该理论逻辑上过于机械和平面。第一，按国家归类掩盖阶级关系及国家内部矛盾，使得不同阶层、社会结构被整体化。第二世界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中的极右独裁政权被同列，掩盖“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这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忽略了不同国家内部的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世界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民主主义论中错误成分的影响。
我们应当回归以无产阶级阶级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世界应按帝国主义与被压迫国家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各国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力量的联合状态进行分析。不以国家为整体强扭出虚拟的一致性，而按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革命潜力对不同国家在国际秩序中起到的作用作出准确的分析。通过辨别不同国家内部阶级基础和政权性质，分清哪些是革命力量，哪些是反动力量。重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阶级联盟为策略的国际分析模型。
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秩序的受害者，但不代表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们和被统治的劳苦大众有“反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甚至很多时候，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压迫境内的工人阶级。这点必须清楚！
结语
本文基本完成了原定的计划，即以冰冷且尖锐的语言重构读者对毛泽东及1978年之前中共的理解，并与现代毛派决裂。但对于初次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而言，我们依然要补充一点：我们对历史上任何革命者进行思想评析都不是为了单纯的诋毁——攻击任何一个早已作古的人对当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益处。现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且最发达的国家，我们在此处的许多批判实质上是为了服务当下。革命本就是在各类机会主义的思想中曲折地前行，而重复历史上已经犯下的错误则是莫大的罪行。希望各位革命青年都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重新仔细地审视中国这场近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在接下来必然到来的革命中组织起来，找到正确的道路。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