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尔
谈到性少数，很多天天喊“解放”无比大声的共产主义者就突然闭上了嘴。伪君子们平日说要“为所有人争取自由”，而到了真该证明自己时，就说：
“哎呀，这个问题你不是不知道中国大多数人怎么想，我们对外宣传可不能那么说，性少数支持了名声就臭了。”
这种最为机会主义的立场，不是先锋队的立场，而是跟着群众的屁股走；在他们眼里革命者只需要“顺从”群众思想最落后和不足的地方，昧着良心陪统治阶级一起骗人，来谋求短期那虚幻的“支持基础”。对群众宣传的手段，需要看客观的环境灵活选择；但一个革命组织的立场，可不能每天一变、言而无信，更不能为了博取无产阶级一部分的支持，助长我们阶级的内斗去反对无产阶级的另一部分。
对性少数不能不谈。资本主义压迫性少数，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在今天宣传“觉醒”的所谓的“民主国家”，几十年前他们的嘴脸还是另一幅模样：20世纪初期英国将同性恋视为犯罪行为，最著名的例子是数学家艾伦·图灵，他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并被迫进行了“化学阉割”；纳粹政权将同性恋和跨性别者被视为“不道德”或“堕落”的象征，并将许多人送往集中营。虽然在战败后废除了诸多纳粹时期的法律，但直到1970年代，西德才彻底解除了对同性恋行为的禁令；同性恋也被与国家安全问题挂上了钩，因性取向而被解雇的政府官员数超过了因秉持左翼或共产主义思想而被解雇的官员数……
保守派对这些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认为当今社会在给予性少数“特权”抢走自己的利益——统治阶级分而治之的手段不得不承认在这里十分有效。那些真心相信是性少数在压迫性多数的人，和中国的“男权”群体有诸多共同之处，在美国他们的同胞是认为少数族裔在“抢占白人的生存空间”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承认性少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压迫。
问题是，资本主义压迫性少数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是单纯的“文化道德的传统”吗？这是否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所谓的完善和进步来消除这种压迫呢？毕竟，性少数运动中的诸多政治趋势也认同这种压迫，但他们提倡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达成目的。共产主义者说这不可能，为什么？那首先要先理解今天“性少数”群体以及这整个概念的历史与根基。
性少数的起源
性少数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存在的历史同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长。在原始文明中都曾广泛存在着“第三性别”，例如，在底比斯附近发现的可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陶器碎片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类性别:男性、女性和“sekhet”。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冒险家也指出，在加利福尼亚原住民中,“有一类印第安男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更远的内陆，都身着女人的服装并有着女人的性格”，他们“以通奸为职业”而且“备受推崇”。在《史记·世家·魏世家》中也曾记载过跨性别的存在:“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我们说，性少数行为既然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甚至出现于阶级社会之前，那它即不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就像黑皮肤也同样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一样。
但是，性少数真正拥有“身份意识”并作为一个自觉的群体出现却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古希腊、罗马或中世纪欧洲，虽然同性性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但它们并未发展出“同性恋”这一概念。我们要将“性少数行为”和现代同性恋身份做区分，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性少数者开始产生身份意识，当代工业社会为男人和女人创造了认同自己并以同性恋身份生活的可能性，我们所说的“同性恋”，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里，并不被认为是一套统一的行为，更不被认为是一套定义特定人的品质。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不仅是生殖单位，也是生产单位。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典型的小农经济、欧洲14世纪以后的庄园经济，都使个人的活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家庭与地方共同体之中。再加上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人们的人身依附极强，信息流动极少。在这种条件下，个人根本无法脱离家庭独立生存，也就不可能形成以个体欲望为基础的、与家庭分立的“性身份”。
19世纪晚期，西欧和北美工业化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雇佣劳动取代家庭生产，成为谋生的主要方式；社会化大生产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驱赶进城市的工厂和商业机构。家庭与工作开始分离，个人不再依赖家族土地或家族企业生存，而是依赖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个人摆脱了乡村小共同体的道德监视，有了在更宽松的环境中探索个人身份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物质条件，让基于“个体欲望”的性身份成为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伦敦、柏林、巴黎、纽约等大城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社交圈，性少数群体第⼀次以自觉的身份共同体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性少数行为不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现代性少数身份”是资本主义被动创造的。这⼀点同时驳倒了两种对立的错误观点——保守派宣传“性少数是⼀种疾病”或“西方文化入侵”，是对历史和科学的双重无知；身份政治支持者把性少数当作⼀种永恒的、跨阶级的“被压迫身份”，则陷入了把社会建构永恒化的唯心主义。
资本主义为什么、如何防备性少数？
如果性少数自古就存在，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对自己创造出的这种身份认同如此防备？为什么文化保守主义在性别议题上如此顽固？答案不在“传统道德”，而在物质利益。
尽管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后，已经极大的削弱了父权制家庭，使得我们能看到今天的传统家庭不像往日一样只有男性在外工作，但由于其需要大量的、不断生产的工人阶级来维持生产，所以保留了部分传统家庭的核心内容。尽管现在女性早已参与了社会劳动，但女性比男性多一个角色：在家庭中她们仍被限定为“母亲”或“照顾者”，她们依旧需要承担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责任，这就使得资本主义体系能够不断获得新的劳动力。这一过程并不需要资本家支付成本，而是通过家庭结构将育儿负担转嫁给女性和家庭，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可以得到无成本的劳动力，性别分工为资产阶级带来了物质利益。
家庭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她的“无形”劳动价值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并通过她在家庭中的角色为资产阶级带来利益，这就要求她购买食物、衣服等，做饭，维护家庭，照顾家庭，包括各种情感和心理需求，如化解丈夫因工作剥削而产生的愤怒。 因此，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法律上宣传“男女平等”，目的便是能继续把这些问题负担在妇女身上，资本主义不需要为这一切付一分钱。
性少数家庭恰恰瓦解了这一结构。同性恋家庭基本不具备生育条件，无法为资本主义提供免费的下⼀代劳动力。也就是说，性少数家庭与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机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正根源。它的顽固不是因为“祖宗的规矩”，而是因为它服务于一套现实的剥削体系。资产阶级通过教育、宗教、媒体不断灌输刻板的性别角色⸺男孩玩枪和汽车，女孩玩洋娃娃和缝纫⼯具⸺确保下⼀代继续按照分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任何动摇这一分工的现象都会被视为“伤风败俗”，因为它确实在动摇剥削的根基，动摇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再生产。
性少数的存在挑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家庭。性少数家庭里蕴藏着性别平等的萌芽，在男女同性恋家庭里，没有抚养后代的需要，所以同性恋婚姻里的双方都可以参与社会劳动。而且由于婚姻双方性别相同，没有生理上的差异，所以他们往往共同承担家务劳动。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隐含着对将关系建立在根据身体特征基础上的必要性的否定。当男女都认自己是平等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失去了“分而治之”的基本武器之一。所以，在同性恋家庭里不存在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情况，这就挑战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双方不平等”的思想。
在如今世界各国普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资本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生不出孩子的性少数家庭。首先是中国，一方面，宣传机器开始重新塑造“女性生育义务”，喊出“生娃是家事，更是国事”的口号；另一方面，对性少数的迫害持续不断——2021年高校LGBTQ+社团公众号被集体封禁，2018年广州“同语”机构被迫关闭，“扭转治疗”和精神病院关押在各地仍未绝迹。这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同⼀逻辑在劳动力再生产危机下的两种表现。再者，拥有上百种性别的美利坚实际上也反对性少数运动。“粉红洗白”（pinkwashing）已经成为跨国资本的标准操作。耐克、星巴克、可口可乐每年6⽉都换上彩虹标志，推出“LGBTQ+友好”产品，但企业内部对性少数工人的歧视和限制丝毫未减。迪士尼⼀边公开宣称支持LGBTQ+权利，⼀边被曝光向佛罗里达州“不要说同性恋”法案的支持者提供竞选资金。2021年拜登政府宣布恢复跨性别者参军权利，但美国跨性别者贫困率仍然高达29%⸺资产阶级只关心他们能否去为帝国主义战争当炮灰，根本不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
一方面，资产阶级假惺惺地承认性少数的权利，另一方面在背地里通过各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打击性少数运动。 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很容易找到先例，例如种族歧视问题，就是通过挑动白人工人去反对黑人工人、挑动美国工人去反对亚裔工人来达到转移阶级矛盾、让无产阶级陷入内斗和分裂的阴谋，所以，反对团结性少数无产阶级群体的人都有意无意地陷入到唯心主义和分裂主义中去了。在组织上，资产阶级主要是通过收买性少数运动中的“性少数贵族”、或者让资产阶级中的性少数来领导性少数运动等办法来篡夺领导权的，以阻止性少数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企图把性少数运动局限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列宁早就对资产阶级收买工人贵族这种反革命策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使得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待遇。这些工人，不同于一般的工人，他们在经济上享有更高的福利和生活水平，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往往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样的，这部分被收买的“性少数贵族”就会按照资产阶级老爷的命令来行事，制定不恰当的斗争策略、脱离广大无产阶级的斗争、仅仅提出改良主义的目标等等。
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传政治正确、丑化性少数形象，例如2024年法国奥运会的开幕式，将性少数群体的形象妖魔化，在国际上对性少数的声誉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资产阶级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在广大无产阶级的心目中败坏性少数群体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对性少数产生反感和恐惧，以此分裂工人阶级。他们挑动异性恋工人去反对同性恋工人，挑动顺性别工人去反对跨性别工人，制造性别议题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转移阶级斗争的矛盾，以防止同性恋工人和异性恋工人、顺性别工人和跨性别工人形成阶级团结。
身份政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它“过分”地为被压迫群体争取权利，而在于它用身份切割了本应统⼀的⼯⼈阶级。它的世界观是无理的两极：自己这一片代表着“进步与解放”，其他任何人都是“压迫者和反动派”。它挑动异性恋工人去反对同性恋工人，挑动顺性别工人去反对跨性别工人，挑动男工人去反对女工人，鼓动白人工人去反对黑人工人——这同十九世纪美国“排华法案”期间资本家挑动白人工人仇视华工，把周工资从3美元压低至1.25美元的策略一模一样。
这就可以解答困扰很多同志的疑惑：为什么我看今天资本主义不是在镇压性少数，而是宣传性少数，搞出些离谱、反动的身份政治呢？那是因为，面对性少数群体的反抗，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采用从前那种露骨的暴力手段了，于是“扛着彩虹旗反彩虹旗”成为了资产阶级应对性少数运动的新对策。 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正确”就是这样。
此外，还有所谓多元性别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多元性别并不是人们随意虚构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它和人类存在的历史差不多久远。就算我们先不考虑性少数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止存在两种“性别”。首先要说，当说到“性别”时，我们思考：“性别”这个概念存在的合理性是怎样的？我们所用的性别观念大多是，男性是雄性有雄性生殖器官，女性是雌性有雌性生殖器官。但现实世界比这样简单地抽象出男女两种性别要复杂：例如克氏症候群患者有两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患者可通常会出现一些女性化特征，如较大的乳腺发育，以及更少的体毛。这时候用常用的“男”或者“女”就不够了。因此，徒然地否认多元性别是不恰当的。
但是这不代表当下“多元性别”理论的提倡者的叙事是正确的，美国统治阶级声称一共有九十多种性别就是属于凭空捏造和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之所以说不“否认”多元性别是因为，男和女两种性别作为划分人类性属性“理论”是不严谨的；而否认他们提倡的所谓的多元性别实际上是否认背后的政治因素。多数的人还是XX或XY染色体，因此在人类几千年社会用于人和人一般的性交、用于编纂户籍来为徭役服务等来说是够用的。但要声称自己生理性别为男心理性别为女那就未免荒诞，把不属于性别管的东西塞给性别，就像是说要把镰状细胞贫血划到ABO血型里去。至于为什么那群人仍要这样做，那就是政治原因了。
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性少数解放
共产主义与性少数解放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党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奥古斯特·倍倍尔是最早在公开辩论中支持同性恋权利的政治家之一，他在科学人道委员会旨在推翻德国刑事法第175条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政权迫害同性恋的法律，同性性行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是合法的，在这一议题上，苏俄成为当时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同性恋者仍遭受羁押，但是在俄国，男女同性恋都可以公开地和伴侣生活在一起。然而好景不长，1934年3月，斯大林在全苏联范围内重新将男性同性性行为入罪。这⼀倒退不是孤立的，而是同苏联官僚层全面倒退的⼀部分⸺就像同期对妇女权利、堕胎权利、艺术自由的种种倒退⼀样，它标志着官僚集团对革命原则的背叛。这段历史给我们⼀个清晰的教训：当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开始论证性少数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颓废”、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挖自己的墙脚。他们把工人阶级中的⼀部分推向了反革命的怀抱，把革命应当吸纳的力量变成了敌人。整个苏联官僚层对共产主义的不断歪曲与最终联盟解体的现实，已经把这个教训摆在我们⾯前。
回到共产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第⼀，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属于个⼈私事，国家没有干预的合法性。任何把它们刑事化、病理化、强制“扭转”的做法，都是压迫的表现，不论这种压迫披着资本主义的外衣还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外衣。第⼆，性少数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者100%地赞成性少数群体的彻底解放，对此没有丝毫的犹豫、模棱两可或怀疑⸺就像对女性、各被压迫民族、儿童、老人、残疾人的彻底解放⼀样。第三，绝不能允许这样一种印象存在：把性少数解放当作可以“推迟到社会主义胜利之后”的次要问题。这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恶毒扭曲。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天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反对身份政治：阶级团结而非孤立
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在表面上承认多种压迫的复合，看起来比简单的身份政治进步。但在实践中，它往往进⼀步把斗争碎片化：每⼀种身份组合都成为⼀种不可被外人理解的“经验”，最终的结论是只有那个身份组合的人才有资格谈论那个问题。这种思路的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使阶级团结变得几乎不可能，使任何跨身份的联合斗争都成为“特权者越界”的嫌疑对象。性少数运动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的保守派攻击，而是来自把自己同更广泛的劳动者运动隔离开来。⼀个数百万人的运动如果不能赢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就只能依赖于资产阶级“开明派”的施舍⸺但这种施舍随时可以被收回。
性少数群体的现实处境本身就证明了它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深度交织：联合国开发署《中国性少数群体⽣存状况》调查显示，性少数中达到大学本科教育程度的比例为49.4%，低于非性少数的52.0%；调查样本失业率为11.87%，远高于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的3.97%；间性人和跨性别者肄业、退学或辍学的比例在20%以上。性少数无产者承受的是双重剥削⸺作为工人被剥削，作为性少数被歧视。把他们的解放从工人阶级整体解放中切割出来，等于把他们重新交还给资产阶级。
那么，正确的道路是什么？
第⼀，夺取性少数运动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不是把它当作“不纯洁的共产主义运动”任由资产阶级挟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与群众中的保守思想作⽃争，耐心解释让他们看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第⼆，为性少数群体争取具体的、现实的改良——医疗服务、反歧视法规、终结“扭转治疗”、保障跨性别者的就业和居住权等等。只有通过日常斗争的经验，工人阶级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发展组织，把集体意识提升到历史所要求的水平。
第三，坚决揭露性少数群体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层的伪善。“性少数贵族”对真正的性少数⽆产者没有任何代表性。我们要把性少数运动从企业彩虹旗、明星代言人、改良主义NGO的手中，交还给同样要为房租、医疗、工资发愁的性少数劳动者自己。
第四，反对把性少数解放与工人阶级解放对立起来的⼀切论调——无论这种论调来自保守派的“传统文化捍卫者”，还是来自身份政治的“进步派”。前者要把性少数排除在解放之外，后者要把性少数从工人阶级中切割出去，二者都在为资产阶级服务。
结语
共产主义者是否有必要把自己称为女性主义者、LGBT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才能与这些群体建立联系？完全没有必要。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问题（民族压迫、性别压迫、性少数压迫、生态危机）都具有阶级性质。这是把共产主义同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所有其他反压迫斗争表现形式区分开来的基本分界线——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所有群众运动经验的集中，它自然包含所有这些内容，不需要把任何一个方面单独抽出来加以特殊化。
⼀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不是由性取向或者性别来决定的，而是由对⼯⼈阶级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来决定的。我们应该这样说——
我们不在意你的性取向是什么。我们在意的是，你是否愿意和我们⼀起组织起来，用最彻底的共产主义革命为所有人带来一个平等、自由的新世界；你是否愿意奉献自身来为劳动者和所有被压迫者争取最彻底的解放。
共产主义将是所有人的解放，一个人也不会被落下！性少数不需要“觉醒”赋予的虚假的特权，要同其他劳动者和被压迫者⼀起，成为劳动成果的主人，自由地选择生活⸺不仅仅是自由地选择“如何被压迫”。
这才是性少数平权运动唯⼀的、真正的出路。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