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邦

在枯燥的学业、无味的岗位、惨淡的就业前景面前，无数青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这种背景下，参与革命似乎成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生活替代品”——它提供归属感、崇高感与即时的社交反馈。这也是为何面临着被“喝茶”的风险，也会有许多混左圈的人拿政治作为一种娱乐手段。

哪怕是脱离了左圈之后，这些思想也往往在革命者的内心有所保留。很多人热衷于参与政治工作，并享受这种活动带来的快乐——对于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来说喜爱这份事业十分正常——但还未做好承受风险与高压的准备。如果误认为革命工作比生活更“轻松”，那不仅误解了革命，更是在不顾长远透支自己的生命力。

我们必须警告：革命绝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厌恶生活的琐碎而投身革命，他很快就会发现，革命工作对意志的磨损、对耐心的考验以及对牺牲的要求，远比生活更加残酷；他也会知道，参与了政治工作更意味着他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革命者必须学会，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组织时间并做好自我管理。

它需要革命者克服生物性的倦怠，在没有掌声的深夜自我督促着学习，在严密的监控下进行最危险的工作。这种责任的重量，足以压垮任何出于“寻找归属感”而来的投机者。

这场马拉松中，人难免会懈怠。人类的生性趋于“省力”，这是亿万年进化留下的生存代码。一个共产党人也是凡人，追求舒适、规避繁杂是正当的自然心理。但我们不是自然力的奴隶。人类社会的诞生，本就是对“兽性本能”的抵抗。

那如何“管好自己”呢？依靠个人的“自律”去对抗庞大的社会惯性与生理倦怠，往往是徒劳的。这就是为什么孤立的革命者极易滑向消极。为什么学生要去图书馆学习？因为那里有外部的互动与潜移默化的监督。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提供这种常态化的交流与协作环境。单打独斗的效率永远无法与集体协同相提并论。

但这份监督脱离不了个人本身要自律，“逼一个人勤奋”永远是低效的，中式教育的实践早就充分证明了这点。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解释与感召，让同志通过思考得出“我必须行动”的自觉结论。帮助同志走出舒适区，不是将他从暖被窝直接扔进冰窖。我们要对任何一个人的个人困难进行充分调查与谅解，批评不足的同时，更要鼓励每一次微小的改变。

在必要的时候，组织必须灵活地树立正面典型。我们要让全体成员看到：积极主动的贡献能换来实际的成果与认可。同时，也要通过负面教材让大家引以为戒。当然，组织对“懒惰”的容忍度是有底线的。这种底线不在于能力的大小，而在于一个人是否还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对于那些彻底自暴自弃、甚至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成员，组织必须进行正式警告直至彻底清除。我们追求的是精干的先锋队，而不是一个庞大而涣散的社交俱乐部。

同时也必须说明，哪怕全职革命家也不是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紧绷状态的机器人；做好自我管理绝对不是为自己强加监狱一般的作息表、排除一切娱乐，那样不是合理的管理。将参与革命视为与生活彻底决裂的“圣徒行为”，不仅不科学，更是危险的。生活是革命者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为了维持身心的韧性，处理好琐事、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进行高质量的社交，绝不是对革命工作的疏忽。一个长期处于政治亢奋而忽视基本生活调节的人，很难将任何一件事做好。我们主张的是一种健康的平衡。

但这个平衡也不代表放纵：说“劳逸结合”，但一定不要发展成“逸逸结合”！革命者需要处理好生活、调整自己的心情并保持健康，但它们肯定在优先级上低于政治工作，也必然会因为政治那“过山车”一般的跌宕起伏和突发事件被打乱、干扰。所谓的“政治与生活互不干扰”是一个伪命题。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参与政治活动必然会重塑你的社交圈、消费观甚至是性格。那些日常生活一套、政治生活一套的人，将不得不面临二选一的抉择。

投身革命后，一个人原有的那个“非政治的自我”将不得不消亡。随之而来的是必须面对的取舍：工作的前途、学业的重心都将受到革命者身份的影响。那些不会被“影响”到的人，就称不上是革命者；如果幻想着自己能永远隐蔽在加密平台的字符背后，那只能证明他从未真正切入现实的斗争。随着工作的深化，风险是守恒且递增的。革命者如果从未严肃思考过被捕、受审的代价，那么在不幸发生的那天，他最有可能成为那个因慌神而投降的叛徒。

每一位革命同志都应时刻进行自我观察，将退回到舒适区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我们处理琐事，是为了腾出精力处理大事。如果我们能将自己体内每一份潜力都调动起来，那迸发出的将是可怕的力量。

不要在颓废中沉沦，让我们在科学的组织与清醒的自我克制中，去进行工作吧！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