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翻译
译者序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周期的到来，世界再一次进入战争、冲突和杀戮的时代。战争的烈火燃烧在全球各地，阴霾笼罩在台湾海峡上空——对于共产主义者们来说，明确在战争中我们代表无产阶级所要采取的立场，是无比紧迫的任务。如果不想被突发的事变打个措手不及，最后沦为主流舆论的傀儡，那就必须作出预测。
但是有那么一个神话阻挠了当今中国的革命者们根据现实情况、在仔细分析和思考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被包装为“信列宁就必须认同”的失败主义。如果本国被卷入战争，那我们的任务就是用尽一切方法促进本国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因为“战争失败必然导致革命”的神圣公式”。
这个公式变成了懒人的捷径。同理你去问公式的信仰者们，到底是经济下坡促成群众阶级意识形成还是经济上升促成阶级意识形成？他们就瞬间傻眼了，因为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的局限性所在。我们必须清楚：战争的失败和胜利本身不是导致革命的根本原因，单单失败更不足以组织起社会主义革命来。
很多革命者对我们发布此翻译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我们如果宣称自己要当“布尔什维克”，要学习列宁的思想，就不能发布一个不崇拜、吹捧列宁在战争问题立场的文章。这些同志的宗派思维使得他们只能全盘认可或者否认一个革命者的思想，不是根据具体问题的判断，而是人名的判读去说该不该信。我们的独立思维这时候去哪里了呢？他们去拔出这个文章的作者的“黑料”，而却没有能力去反驳其提出的观点。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就应该否认布尔什维克的一切——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头人普列汉诺夫沦为了一个沙文主义、改良主义者，所以他早期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铺路的贡献就是“反动”的！“什么树开什么花”，布尔什维克能好到哪去呢？
真正尊重列宁，现在就不该犯下和当年一样的错误——除非我们也想在“二月革命”被打个体无完肤！真正尊重他的遗产，就应该先破除他所谓“信徒”们给他创造出的神像。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幻想和喜好塑造出一个用来给自己贴金的列宁。我们希望，列宁同志的遗产可以被系统性、科学地学习，以在我们的时代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劳动群众的解放。
除了统治阶级给我们提供的失败和胜利外，工人阶级要有自己阶级独立的第三种选择——用革命打败战争，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传统
第二章 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主义”
第三章，列宁在1914-1916年的“失败主义”口号
第四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卢森堡
第五章，1917年摒弃失败主义
注：文章最后一章节因为优先级考虑不进行翻译。注释可以通过英文原版查看。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draper/1953/defeat/index.htm
导言
“马克思的全部学说都包含在他《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即使他没有成为第一国际的缔造者，他依然会是他本来的样子。而列宁则完全生活在革命行动之中。即使他过去一本书也未曾出版，他仍将以如今的形象载入史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成为第三国际的创始人。” —— 列昂·托洛茨基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见我正在翻阅他写于1903年的文章集（该文集刚刚出版），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他笑着说：‘读一读我们当时是多么愚蠢的家伙，真是非常有趣！’”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有不止一代人是在对列宁的反战立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列宁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以坚定彻底的态度反对各种“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沙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即使与其他反战社会主义者相比，他关于战争的著作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力量，是因为他以异常清晰的方式完成了一件事：他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时期的背景下，分析了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
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以这两位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为代表）同样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两者的区别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但没有人能像列宁那样如此锐利、如此成功地将这一点深深打入人心，而且是建立在严密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对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阶段的研究，以及由此展开的对战争问题的政治分析，构成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库的主要贡献。
在其他多数方面，正如列宁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的，他的角色是复兴和重新激活那些被第二国际日益渗透的改良主义所遮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质。但在战争问题上，他不仅仅是复兴者：他不得不并且确实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适应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对战争的分析有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旧的出发点——即马克思、恩格斯和旧日第二国际的出发点——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前帝国主义时代。那是一个年轻的、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所发起的进步战争不仅可能，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这个资产阶级与那些已被历史淘汰、却仍试图阻挡资本主义进步之路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会提出如下问题：哪一方的胜利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更有利？哪一方更进步，哪一方更反动？谁的胜利是较小的恶？谁的胜利能拓宽工人阶级介入以谋求自身利益之道路？反过来，谁的失败能够扫除一股阻碍进步的重要力量？
到1907年时，第二国际的反战决议实际上已在暗中放弃了这种分析路径，但只是隐含地放弃了。当时所有人都预感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是一场各方皆为帝国主义的战争。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和1912年巴塞尔大会上第二国际的决议，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问题：哪一方的胜利或失败对我们更有利？相反，它们所建议的政治立场，是由现实生活所决定的，即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现实及其具体表现——这些在决议中已有详细陈述；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并没有对这一重大转变作出系统、明确的认识。当战争爆发，沙文主义和爱国狂热席卷交战国时，已被改良主义从内部腐蚀的社会民主党，很容易就回到了他们从未真正意识地脱离过的过去立场上——这个立场为他们背弃反战誓言提供了所需的种种“合理化”理由。
1914年时，列宁同第二国际各政党的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领袖一样，并未真正建立起对战争问题的新立场的理论基础。然而，不同于其他人的是，他在回应战争时是基于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中已经暗示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其中隐含的观点明确化、理论化，并制定了相应的政治策略。第二国际的思想就像一根被拉得过紧的橡皮筋，在压力解除后迅速反弹回旧有立场——不过它原本也仅仅是“被拉伸”，而没有真正断裂；而列宁则通过主动“断裂”与过去切割。
但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旧传统根基深厚，其力量甚至超出了列宁的认识。这种传统深深扎根于他们所有人的思维模式中，包括列宁本人，只不过在战争爆发前夕才被一系列事件所掩盖。事实上，列宁本人也保留了比他自觉认识到的更多旧传统。
这正是为什么他仍然保留着一种观念——实际上，这是对其整体政治体系的一种外来侵入，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化石残余”。我们将会指出，正是这一点最终演变成了后来被称为“革命失败主义”的观念。
神话的内容
在列宁去世后的某一时刻，出于我们将会讨论的原因，这种“失败主义”成为了列宁主义经典体系中不可质疑的一部分；质疑它，就等同于质疑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事实上，它是否是一个原则，本身就是神话的一部分。这个神话的其余组成部分如下：
（1）在战争期间，只有列宁采取了完全一致、毫不妥协的反战立场；其他所有反战社会主义者或多或少都犯有某种“中派”偏差，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理论不清的倾向。
（2）这个“失败主义”原则是列宁反战立场的核心；或者如有时所说，列宁的“失败主义”就是他反战政治的“总结”。
（3）“失败主义”是对护国主义（defensism）唯一一致性的替代选项——二者是互为对立的唯二选择。否定“失败主义”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向“社会爱国主义”作出让步。
（4）这种“失败主义”有其完整的历史传统，并非列宁个人所创。它的历史先例特别体现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罗斯社会各阶层所弥漫的“失败主义”氛围中；正是因为这一经验，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才能如此顺理成章地转向“失败主义”立场。
以上，便是“神话”的叙述。
但当我们真正查阅列宁本人的著作时，会发现他在不同时间对“失败主义”的表述是多变而不一致的。不过，那些被纳入经典“失败主义”形式的核心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在一次反动的战争中，你必须希望“你自己的”政府战败，必须渴望失败、赞成失败、毫不妥协地站在失败一边。
（2）因此，仅仅反对战争是不够的，例如，反对批准战争经费还远远不够；组织或支持组织反战的群众斗争也不够；谴责“保卫祖国”口号及其“社会爱国主义”鼓吹者更是不够；当然，仅仅谴责自己国家获得军事胜利的后果也不足为奇，因为有一些“中派”立场是既反对胜利，也反对失败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不明确主张“失败”的反战立场，要么是“左中派”，要么带有和平主义色彩，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失败主义”，这种立场无法在实际行动中一贯、无畏地贯彻，除非主动接纳‘失败’的口号。
在1914年至1916年间，列宁提出了自己的“失败主义”主张，并将其作为反驳托洛茨基与卢森堡等其他反战社会主义者的论点的武器。后两者（我们继续以这两位代表非布尔什维克的反战阵营）在对战争本质的分析及“该做什么”的基本战略问题上，与列宁的观点完全一致，尤其在必须与第二国际决裂并组建新的革命国际这一点上。然而，托洛茨基明确批评了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而卢森堡（她甚至在战争期间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一口号）则撰文表明了对这一立场毫无同情的态度。那么，如果他们当时在已有的立场之外，再多喊一句“支持战败”，究竟能为他们的反战立场增添何种清晰性或效力呢？
在后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文献中，托洛茨基（例如）被追溯性地归入“战时失败主义者”的行列，理由是这个术语“其实只是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者的同义词”。如果这真只是一个同义词——正如许多人声称的那样——那么列宁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即使撇除论战时的激情，也不过是一堆荒谬之词；而实际上，它只是一堆混乱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搞清楚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混淆他本人的思想与后来阐释者们的再诠释。
因此，真正的试金石问题不是列宁与亲战派保卫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是他与其他持“第三阵营”立场、同样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如托洛茨基与卢森堡）的区别：他们反对战争，但并非“失败主义者”。
什么是“失败主义”？
为了理解列宁所谓“失败主义”的真正含义，我们的研究将从其观念的历史来源入手，而非直接陷入他1914–1916年表述中错综复杂的线索。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到更早的时期，即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时代，以及日俄战争时期。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多次提及1914–1916年间季诺维也夫的努力——作为《社会民主报》编辑部中列宁的主要合作者，他曾试图将“失败主义”追溯到上述两个历史时期，并为其发明出一个历史传统。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激烈的“传统建构”工程中，惯用的一招就是系统性地将他们的“失败主义”与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混为一谈，而这些立场也许仅仅表面上与“失败”有关。
（1）最显而易见、但初看似乎极为多余的一点是：在多种语言中，“defeatism（失败主义）”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即指一种悲观、绝望、消极认命地接受失败的情绪或心态。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在1915–1916年撰写关于俄国人民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主义情绪”的文章时，确实混入了这种意义；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论述同样的“失败主义情绪”时，也带有这种混淆，他们本就对政治意义上的“失败主义”一无所知。
（2）不那么显浅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显然，并非所有希望某一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人都可以称为“失败主义者”。每一个亲战的爱国者都希望敌国政府战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战的社会主义者最为热烈地呼吁敌国失败。在一场我们支持的正义战争中，我们同样希望敌人失败。这是否还需要特别指出？——然而，季诺维也夫却郑重其事地指出恩格斯也是“失败主义者”——因为他曾主张在某场战争中沙皇俄国应该失败，而那时恩格斯站在德国革命者立场上支持德国战争。如果照此逻辑，恩格斯就成了列宁战争路线的“失败主义”先驱，那舍德曼和艾伯特也同样有资格被称为“失败主义者”了——尽管恩格斯在当时可能是对的，而德国的社会爱国者却是错误的。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所谓“历史先例”的部分样本，足以反映他在列宁主编监督下写出的文章所表现出的思想混乱和逻辑纠结。
还有一例：季诺维也夫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朱尔·盖得（Jules Guesde）在1885年英俄阿富汗争端爆发前发表的看法列为“失败主义”的先例。盖得当时表示，无论英俄哪一方失败，对“我们”而言都是好事，对社会主义有利，因为两者“本质上都具有压迫性，虽然方式不同”。他的意思只是拒绝支持任何一方而已。但无论如何，他所说的根本不是希望“自己国家”失败。
（3）因此，“失败主义”必须是希望自己国家的政府战败，这一点列宁曾多次强调过。（季诺维也夫也是如此！）但即使如此，这种表述仍然存在显著的歧义。
先从当代的一个例子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德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强烈支持战争——他们支持同盟国的胜利，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自己国家”的政府（纳粹政权）失败。除了民族出身的不同之外，他们的政治立场和那些站在同盟国战线上的亲战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存在这种“失败主义者”，列宁对此了如指掌。有一些俄国社会主义者主张沙皇政权（即“自己国家”的政府）应当战败，换句话说，他们主张德国获胜，因为在他们看来德国是“较小的恶”。当然，他们之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上，不是因为欣赏普鲁士容克制度，而是出于对沙皇主义的敌视。这些俄国“失败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与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主张德国获胜）实质上是一样的：同样是出于“较小的恶”的比较。
同样的倾向也出现在奥匈帝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他们希望“自己国家”——即压迫他们的奥匈帝国——战败，因此支持协约国。
这些人可以称作“亲战失败主义者”（pro-war defeatists）。他们之所以是“失败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是“亲战的”，是站在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阵营一方的。
列宁当然非常清楚这些倾向。他从未把这些人视为“失败主义者”，从未称他们为失败主义者，也从未认为他们是“同志”。在他看来，他们与第二国际那些站队帝国主义阵营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毫无不同。他清楚地将这些“失败主义者”归入“社会爱国主义”的阵营。对这些人不承认任何政治上的亲缘性，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失败主义者。
但这就引发了一个术语上的争议：按照神话叙述，“失败主义”与“社会爱国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亲战失败主义者”这种说法就如“红色画眉鸟”一样荒谬。那怎么办？那就得重新定义：“失败主义者”不仅仅是指希望自己国家政府战败的人，还必须是不希望敌国胜利的人。作为一种“定义”，这当然是完全武断且特设的；但如果坚持说这就是列宁式“失败主义”的特殊定义，那么我们将会对所谓“列宁神话”得出一些非常奇特的结论。
列宁的“混合式”失败主义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1）一方面，有像托洛茨基和卢森堡这样的国际主义反战领袖，他们反对战争中的双方帝国主义阵营；反对通过战争拨款；主张在战争期间继续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主张把反对战争的斗争转化为争取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主张与两个阵营中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所组成的国际决裂。他们不是以自己国家政府的军事失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而是以本国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来对抗政府的军事胜利。对政府的胜利，他们并不提出相应的失败愿望；他们提出的是，无论军事胜利或失败，他们都要以社会主义方案加以回应，超越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
这些反战社会主义者不是“失败主义者”。
（2）另一方面，有一些倾向则主张自己国家的失败，同时在政治上与其边界另一侧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具有完全一致的亲战立场。
列宁的“失败主义”立场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试图创造一种不同类型的失败主义——它既强调“希望自己国家政府战败”，又坚持反对战争双方阵营的基本反战立场。
换言之，列宁试图将“失败主义”与一条反战路线结合起来。
注意，这种说法与“列宁主义神话”所宣传的立场正好相反。根据后者的说法，“失败主义”是反战立场不可避免、必须具有的表达形式，丝毫不觉得将这两者结合有什么理论困难或实践问题。
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问题的严重性远比神话所承认的要大得多。我们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a) 通过考察季诺维也夫为其“失败主义”所作的历史合法性辩护，如何努力为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寻根；
(b) 通过追踪列宁本人的写作，了解他是如何不断努力为自己的“失败主义”反战政策赋予明确的内容与理论根据的。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传统
一，马克思在前帝国主义时期的标准
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哪一个国家（即哪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工人运动的后果将更为有利？”然后基于这个标准决定是否支持。这显然也是一种“较小之恶”的选择逻辑，尽管他们并未使用这个术语。但这种方法有两个根本性的历史前提：
（1）交战双方的差别，并非单纯体现在“较小”或“较大”的恶之间，而体现在它们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根本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的“较小之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范畴，而非在天平上算计“后果”的功利加减。这正是列宁在他战争理论中继续采用其方法论的根本依据——他明确划出了两类战争之间的界线：一类是年轻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进步战争，另一类是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掠夺战争。后者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政治性质和后果，因此必须替代前者的标准。
（2）列宁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论战中，始终强调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时代差异：他指出，在当下（即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力量已经进入历史舞台，有可能争夺政权，而在过去还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尽管“较小”与“较大”的恶仍然存在（它们总会存在），但我们不必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因为我们代表的是二者之外的历史性替代方案。而且，只有这个革命性的替代方案才可能带来真正进步的出路，才可能使战争结果不是一种“恶”。相较之下，两个战争阵营都只能带来反动性的后果——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当然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论述，他们在某些具体战争中主张一方战败，理由是这将有助于实现某种进步的历史后果。相应地，他们也支持另一方的胜利，理由仍是这对革命有利。这类立场即前面所述的亲战失败主义（pro-war defeatism）。
因此，如果仅靠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句子，就想“证明”他们相信“失败促进革命”，那不过是一种断章取义的引用堆砌。当然，他们在特定历史战争中确实持有这一观点；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其他引文“证明”他们认为胜利也能促进革命，这在同一历史情境中也是成立的。
在1915–1916年间，季诺维也夫是唯一公开支持列宁“失败主义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宣传者。他特别热衷于进行这种历史引证。当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来为“失败主义”背书时，实际上是在将这种政策与亲战失败主义的方法论捆绑在一起。但讽刺的是，他本人对此毫无察觉。
季诺维也夫在为“失败主义”寻求历史正当性时，援引了恩格斯在1866年奥普战争前夕对局势的评价（致马克思书信，1866年4月2日）：
“尽管凡是要为这场战争负任何责任的人都该被绞死，我毫不偏袒地认为奥地利人也不能豁免于此，但我最希望的是普鲁士人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因为，恩格斯接着说，如此一来有两种可能发生：
（1）奥地利人将在两周内逼近柏林，强迫其议和，从而避免拿破仑三世的干预，而柏林政权的地位将变得不可维持，一场反对“普鲁士主义”的运动将随之爆发；
或（2）奥地利人尚未到达之前，柏林就会发生变革，而反对运动也照样会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确实是“希望自己政府战败”；但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希望或倾向于敌对政府的胜利。而季诺维也夫竟然将此作为其“失败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先例”，正好暴露了其逻辑问题。
二，对沙皇专制战争的“特殊立场”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方法论最有力、最坚决地运用于一个对象：俄国沙皇制度。对他们而言，俄国是欧洲大陆上一切反动势力的支柱与煽动者，是反革命的中心与堡垒，是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境内一切封建残余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每一次反动的幕后，都隐约出现沙皇、其外交官及其军队的威胁。
一旦俄国专制制度被摧毁，欧洲（首先是德国）的一切民主力量都将如履“七里靴”般迅猛前进，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将紧随其后。因此他们高呼：“打倒沙皇主义！不择手段地摧毁它！对沙皇主义进行革命战争！”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俄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们也号召革命者对这一威胁采取特殊的战略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对沙皇俄国独有的要求——这些要求并未对其他国家提出。
这种对俄国的特殊对策作为遗产，传承给了成立初期的第二国际，并深深植入其纲领中。几十年来，它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公理：“为沙皇政权的失败而斗争！”
正是这个传统公理，成为1914年8月4日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狂热面前崩溃的意识形态借口。固然，1914年的俄国，早已不是《新莱茵报》时期那种封建野蛮的铁板一块。一个现代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力地发展起来。在1905年，它甚至成为欧洲革命的先锋。沙皇政权已无法继续扮演旧日的反动角色，它现在的背后，是本国的革命力量。“特殊立场”的政治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这一“特殊立场”及其传统仍然存在，仍然根植于意识中。它并非德国社会民主党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却强有力地为其背叛提供了意识形态掩饰。
就在1914年8月4日——黑色的一天——德帝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投票支持皇帝的战争拨款之前，其机关报重新陷入老调：
“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一向痛恨沙皇制度，因其是欧洲反动的血腥守卫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密切注视这个野蛮政权的每一次动作，到今日其监狱关满政治犯，而它却仍然对每一次工人运动战战兢兢。如今，我们必须在德意志的战争旗帜下，与这些可憎的恶棍清算总账。”
当时的报刊上充满了对那早已过时的传统的号召（并掺杂着全新的沙文主义腔调），于是，《法兰克福人民之声》（Frankfurter Volksstimme）于1914年7月31日写道：“首先要与俄国的皮鞭作战！”……“难道俄国沙皇——这位连俄国人民自己都深恶痛绝的最大敌人——应当统治哪怕一位日耳曼血统之人？”……“向沙皇主义宣战……这一切自由与民主的死敌！”……“可怜的恶魔，真正没有祖国的生灵，这些血腥尼古拉的被奴役臣民——即使他们想保卫些什么，也只能保卫自己的锁链……”
对此，罗莎·卢森堡评论道：
“这些久已遗忘的和弦，是当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为反抗尼古拉一世附庸国而奏响的音符，如今在1914年，突然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耳中回响，将他们召唤入伍，与普鲁士容克制度肩并肩地携手作战，去反对1905年大革命的俄国。”
甚至连季诺维也夫本人也在1916年写道：
“六十年来，德国革命先锋始终向人民宣扬对沙皇主义的正义仇恨。从《新莱茵报》时代起，‘反对沙皇主义’的呼声就未曾停止地回响在德国工人的耳中。而今，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这些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已经投向帝国主义阵营——竟公然利用德国工人对血腥沙皇主义的革命仇恨，将‘反对沙皇主义’的旧口号犬儒主义地作为掩饰工具，迫使工人流血牺牲，为的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
而且，这种论调并非仅存在于战争初期。直到战争结束前，社会爱国主义的领袖们仍不断宣称，他们支持皇帝的战争政策，正是在履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遗训。当俄国的三月革命爆发时，他们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功绩，作为他们政策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后果”的证明。保尔·伦施声称：“事实上，俄国革命是德国胜利的孩子！”——因为战争失败确实促进革命，而他们不也正是“促成”了沙皇政权的失败吗？1917年10月，在维尔茨堡召开的党内第一次战时代表大会上，当党内领导层被迫对其战争政策进行交代时，大卫医生（Eduard David）为党的立场辩护：
“我们立场的正当性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一个政策最好的评判标准，是它的成效。它取得了什么成果？战争带来的一个巨大果实，就是我们曾齐声欢呼的——沙皇制度的崩溃、俄国革命、俄国民主，以及伴随它的，那些沙皇制度曾给欧洲带来的全部危险的消除。但如果1914年8月4日我们按哈塞和他那些朋友的意思去做，这一事件根本不会发生。”
到了1914年，那套旧的“特殊立场”早已被彻底掏空其政治和历史内容，但它依然以空洞的形式在第二国际的意识中回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一回响也影响到了列宁的“失败主义”。
三，季诺维也夫是如何设法将恩格斯“变成”失败主义者的
在数篇1916年的文章中，尤其是最晦涩的一篇中，季诺维也夫试图既反驳社会沙文主义者对“反沙皇主义”的辩护，又将恩格斯的权威套在他自己的“失败主义”版本之上。但他采取的方法非常值得分析。
为了完成这项逻辑上的杂技表演，他回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对俄国的革命战争”路线，并试图证明：在提出这一主张时，他们是首先要求推翻德意志政府，然后由工人政权来发动这场“革命战争”。他之所以必须这样主张，是因为他一方面要：
(a) 驳斥社会爱国主义者关于“反沙皇主义即战争正当性”的说辞；
(b) 又希望用恩格斯的权威为自己的“失败主义”背书——但又不愿承认这个前例其实意味着：这种‘失败主义’本质上与支持敌国胜利是相连的。
他怎么做的呢？——他回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讨论的一个假设情景：如果俄国（甚至俄法联盟）进攻德国，德国社会主义者应当怎么办？季诺维也夫这样概括恩格斯的立场（注意：这是季诺维也夫的表述，不是恩格斯的原话）：
“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应该怎么做？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怎么做？是去保卫普鲁士容克阶级，支持它‘自己的’政府吗？不，这完全不能接受……恩格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德国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自己的政府，并发动一场反对沙皇主义的革命战争，与法国工人结成统一战线。”
但是，季诺维也夫凭什么声称：在这种情境下，恩格斯认为支持非社会主义政府的防御战争“不可接受”？又凭什么说恩格斯主张先推翻本国政府再进行革命战争？
他所依靠的，是一段出自恩格斯90年代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Germany）中的引用。恩格斯在讨论同样的假设情景时写道：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国家唯有采取革命手段才能保全自己的民族生存……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那就是社会民主党。我们没有忘记1793年法国给我们的伟大榜样（即‘雅各宾’式战术）……”
接着，季诺维也夫发起质问：
“我们姑且不坚持说今天的战争根本不是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战争。（[注：作者H.D.指出这恰恰是最关键的区别，但季诺维也夫却选择回避]）我们只问：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没有推翻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他们没有诉诸‘最革命的手段’？”
但——这一切完全是对恩格斯观点的歪曲。
恩格斯对此问题的立场非常明确：他支持的是在旧阶级主导下的防御性战争。他提倡“革命手段”，是指社会主义者应要求现有政府采取革命性的措施来赢得战争——正如马克思在美国内战期间主张林肯政府应采取“革命手段”（例如解放奴隶）来对抗南方。恩格斯期望该政府的胜利最终为社会主义者赢得政权创造条件——甚至可能在战争期间就实现权力更替，但他从未主张必须推翻政府作为支持防御战争的前提条件。
他在1891年10月24日写给贝贝尔（August Bebel）的信中明确说到：
“……如果俄国获胜，我们将被碾压。所以，如果俄国挑起战争——就打！就打俄国人及其盟友，无论是谁。[注：此处显然指的是法国——H.D.]然后，我们必须设法以一切革命手段来进行这场战争，并确保任何不采取革命手段的政府都无法继续掌权……”
同一天，他写信给索尔格（Sorge）：
“如果德国被击溃，我们也将被击溃；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场斗争也将激烈无比，以致德国唯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维持自身。因此，我们很可能会被迫掌权，并扮演1793年的角色。”
很明显，恩格斯并未设想这场战争必须由社会主义政府领导。这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前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思路。社会沙文主义者曾试图利用这类引文为自己辩护。而当季诺维也夫表示他不会就这点与社会沙文主义者争论——恰恰是在他们真正犯错之处上选择回避——他等于是在对方的立场上与之辩论。
结果是他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同样试图保留那个为社会沙文主义所用的传统的一部分。他必须歪曲恩格斯，因为他想保留旧的方法论（但仅用于“失败主义”），却又不接受这个方法论的实际结论。他想要将恩格斯塑造成“失败主义者”，却隐瞒了恩格斯主张击败俄国的同时，也是支持自己国家的政府。
四，季诺维也夫是如何为普列汉诺夫“发明”失败主义的
继“失败主义者”恩格斯之后，季诺维也夫又将“失败主义”的标签贴到了普列汉诺夫身上。他在1916年欣然引用了普列汉诺夫于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者苏黎世大会上的发言。当时，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社会主义者发言称：
“当德军越过我们的边境时，对我们而言它将是解放者，正如百年前法国国民公会时期的军队进入德国时，是为了打败诸王、将自由带给人民而来的解放者。”
季诺维也夫在1916年——正值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家们大肆援引类似话语之际——竟然把这段话当作“权威依据”来引用。虽然他自己没有明说，但他实际上正好展示了：所谓“对俄国的特殊立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其历史意义是根植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那个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时代”（如法国大革命）。
那么，季诺维也夫为什么还要这样引用？因为在这一语境中，普列汉诺夫自然地表达了对沙皇主义失败的支持：
“我们的德国朋友越是打击俄国沙皇主义[普列汉诺夫继续说道]，我们就越感激他们。干得好，我的朋友们，打击沙皇主义，尽可能多地将它送上审判席，尽一切手段打击它！”
普列汉诺夫支持“对俄国的失败主义”，你看——正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我们有先例可循……然而，季诺维也夫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暴露这一“失败主义”政治方法论的真实逻辑。
他洋洋得意地总结说：
“我们已经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在苏黎世大会上的声明，这些声明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失败主义’的。”
但为了掩盖线索，他又像对待恩格斯一样，虚构了普列汉诺夫的本意，声称普列汉诺夫所设想的只是一场由工人政权领导的“革命战争”。在这种双重意图带来的逻辑摇摆中，他急忙补充道：当然啦，在1916年的今天，再发表1893年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话显然是不合适的。如今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不会再向德国人发出那样的邀请了，时代已经不同了，等等。
但这就意味着——引用普列汉诺夫为“失败主义者”的价值到底还有什么？确实，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主义者”，但正是这种“意义”，在1914年为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背叛提供了口实和正当性。
同样的逻辑漏洞，还出现在季诺维也夫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出的几段话中。例如在俄土战争时期，马克思在1877年9月27日写道：“勇敢的土耳其人用他们给予的痛击，使俄国的爆炸提前了若干年。”但季诺维也夫没有提到，马克思在那场战争中不仅仅是在评论战争失败的革命后果——他实际上是支持土耳其获胜的。
总结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1) 我们会看到列宁1914–1916年关于“失败主义”的立场中，回响着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特殊立场”传统，即从某种意义上讲，支持俄国沙皇主义的失败，作为“较小之恶”。
(2) 在回到这一传统的过程中，列宁的“历史先例”专家——季诺维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失败主义”辩护的具体论战中，在各个方面都暴露出这个口号对旧方法论的依赖。尤其是：
(3) 季诺维也夫实际上将他的“失败主义”政治立场，与“亲战失败主义”政治立场等同起来。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找不到任何将“失败主义”与对双方阵营的反战政策结合的先例。他甚至看不出“支持敌国胜利”的失败主义与他自己试图构建的不支持敌国胜利的失败主义之间的区别。
在继续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对自己理论含义都极为混乱的政治立场，即使它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正确的。
第二章 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主义”
按照后来的神话叙述，列宁“失败主义”最坚实的历史先例被认为正是他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的立场。人们声称，列宁在1914–1916年的“失败主义”只是他早先路线的延续。事实上，有人甚至宣称，在1904–1905年，不仅列宁是失败主义者，连孟什维克乃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力量都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就是从这一经验中发展出来的。
1916年，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写的：
“今天的德国并不拥有1905年的传统，因此不可能具备任何清晰的‘失败主义’传统”——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则幸运地拥有1905年的传统，因此在1914年更容易接受‘失败主义’立场。”
但这并不属实。列宁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在“失败主义”问题上，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有根本差异。
事实上，列宁1904–1905年真正的战争政策，在我们运动所熟知的文献中从未被如实讲述过，据我们所知，甚至从未被讲述过。它只能从他当时的文章中“挖掘”出来——而这些材料中，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按理说，在1914–1916年列宁为他当时的“失败主义”口号激烈辩护之际，他应当（哪怕只是顺带）提到自己在上一次战争中对“失败主义”的看法。但他从未提及——哪怕一字。相比之下，季诺维也夫则是完全不同的一匹“马”。后者有意掩盖与歪曲真相，而正是他的叙述误导了整个运动。
一，季诺维也夫的“历史版本”奇特之处
我们再次从季诺维也夫对“失败主义”的历史叙述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他试图为列宁式“失败主义”发明一段历史传统。
这场错误教育的主要来源，是他于1925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史》，而书中关于“失败主义”的部分，主要参考了他19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失败主义——过去与现在》，文章详细讨论了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主义”。
在这两份文献中，季诺维也夫确实指出，失败主义情绪在当时的俄国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者中，也存在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中（事实上，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就已出现过失败主义情绪）。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在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论述中，他居然完全没有引用任何一个确凿的例证来支持这个事实——而我们稍后将不得不自己去引用证据。至于季诺维也夫为什么不引用，原因将会变得一目了然。
他挑选的“失败主义”例子，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失败主义实例。
当然，即便如此，他所引用的例子也足以显示当时反战情绪的广泛性；但我们此前已经指出，“反对战争”与“希望自己国家在战争中失败”之间仍有关键差异。实际上，季诺维也夫在1916年的文章中就曾激烈主张这种差别。
他当然说明了日俄战争的不受欢迎；说明人民反对这场战争；说明社会中存在“失败主义”情绪（以另一种意义而言），即人们期待失败，甚至将这种失败的预期（或在某些情况下，对失败的接受）与革命变革联系起来。他确实展示了大批人并不期待战争胜利，甚至害怕沙皇获胜的结果。但我们已经指出：仅仅“反对胜利”并不等同于“希望失败”，尽管两者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相互转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此都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猛烈批判“既不希望胜利，也不希望失败”的立场，称之为“中派主义”。而在1904–1905年，“既不求胜也不求败”的观点其实更为常见。=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当时确实存在真正的失败主义立场，但大量的反战意见故意避免走到那一步。这种立场通常是：
(a) 出于犹豫或态度矛盾；
(b) 更成熟的表现是倾向于一场消耗战或僵持战争，这也是当时常见的观点。
二，季诺维也夫的伪造示例
在了解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审视季诺维也夫所举出的那些“失败主义”例子，并进一步探讨他为什么有选择性地遗漏了真正的例子。
（1）鲍里斯·契切林（Boris Chicherin）
这是季诺维也夫在两个著作中都着重引用的“代表性例子”。在1925年的《俄共（布）史》中，他写道，契切林（一位著名自由派，虽是君主主义者）曾说过：
“这场战争的后果，最终将有助于解决国内危机。至于哪种战争结果更值得期待，这实在难以判断。”
——就是这句话！乍看之下，并没有表现出对“失败”的期待。但季诺维也夫马上加上一句解释：
“这句话含蓄地表明，相较于胜利，沙皇俄国的战败更值得期待——而且它是在沙俄审查制度下写出的。”
也就是说，季诺维也夫在暗示：契切林使用了“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即绕过审查制度的隐语）表达出对失败的支持。
但这一说法是虚假的。揭穿他的人，正是他自己。在他1916年那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对契切林这一案例有更完整的叙述，其中表明：契切林的这段话根本不是写出来的，更不存在“审查制度”。真实情况是：这是契切林在临终前几天所说的话，由另一位人士（Zemetz）转述，并发表于流亡刊物《解放》（Osvobozhdeniye）上。那么，也许Zemetz是在“审查制度下”写的？也不是——因为《解放》是流亡期刊，根本不受俄国审查机关控制。
换言之：这个所谓“经典例子”实际上就是字面意思：这位自由主义的君主主义者不知道该希望战争胜利还是失败。这并不奇怪，在当时自由派资产阶级中间，这种政治犹疑与困惑的状态非常普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状态也广泛存在。但季诺维也夫在1914–1916年攻击的“中派分子”还远比契切林更“左”，而现在他却把契切林当作历史上的“失败主义者”典范！
令人惊讶的是：季诺维也夫为何要费尽心思歪曲契切林这个模棱两可的人物，而不是引用真正的“失败主义者”？
（2）社会革命党（S-R）领导人：格尔舒尼（Gershuni）
在1925年的党史中，季诺维也夫也大篇幅讨论了格尔舒尼。当时格尔舒尼身处狱中。律师告知他战争爆发了，社会对战争的厌恶和沙俄军队的初步失败。他回应道：
“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旅顺港 = 塞瓦斯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是沙皇主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重大失败）
格尔舒尼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切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感到某种无限恐怖、无限威胁、无限悲伤的事物正向我们扑来，如同雷霆击中国家，唤醒沉睡者，撕裂那遮蔽多数人双眼的面纱，让他们看见专制制度的本质。”
那“无限恐怖”的东西显然是指——失败。但如果格尔舒尼真的希望失败，他在回忆录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来让季诺维也夫引用。格尔舒尼在旅顺陷落之后还写道：“我们战栗了。旅顺陷落——专制也会崩溃。”对此，季诺维也夫评价说：“这显然是失败主义心态。”
但是否真是如此“显然”？这一例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含糊不清。如果再补充一点信息就更可疑了：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当时明文反对希望俄国被日本打败的立场！
（3）其他例子
前两例是季诺维也夫篇幅最长的。接下来，他还引用了萨文科夫（Savinkov）的小说《灰马》（The Pale Horse），其中一个虚构的恐怖分子主人公在听到对马海战中俄国海军惨败的消息后，“陷入最矛盾的情绪”。
在1916年文章中，季诺维也夫还引用了斯特鲁维（Struve）等人的话。但无一例外，这些例子比前两个更不能称为“失败主义”：季诺维也夫只是证明了一些自由派反对战争，然后直接给他们贴上“失败主义者”的标签，再加上一句“他们其实是失败主义者”。
（4）普列汉诺夫（Plekhanov）
在讲完自由派“失败主义者”的例子之后，季诺维也夫声称：“孟什维克们——虽然犹豫不决——也采纳了失败主义立场。”他的例证是普列汉诺夫。他引用的是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场景：战争期间，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代表团、片山潜代表日本代表团在大会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两人随后在舞台上热烈拥抱，引发全场掌声。两人都强烈反战。
季诺维也夫于是声称，普列汉诺夫的演讲就是“失败主义的”。事实上，他引用普列汉诺夫的演讲中某段煽情性结尾，其中确实谴责了俄国可能获胜的前景。于是他就自动将其归入“失败主义”范畴——完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稍后将看到，孟什维克党实际上并不主张失败主义。）
三，俄国的反战情绪
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没有在季诺维也夫那里看到任何一个明确主张“希望失败”的例子。如果只根据他的说法来判断，一个有批判精神的读者甚至可能会得出结论：所谓1904–1905年俄国存在“失败主义”，完全是这位多产写手杜撰出的神话。
但这样判断又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失败主义”确实存在。事实上，这种立场甚至在季诺维也夫自己的《党史》中“潜入”了一点——就在他攻击马尔托夫时不小心提到的那些例子里！
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刻意隐瞒，最后不得不转而歪曲。当季诺维也夫放弃再发掘例证时，他转向讨论孟什维克对战争的立场。他写道：
“但今天，马尔托夫在他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中试图否认孟什维克在战争期间采取过失败主义立场。”
他引用了马尔托夫的一段话：
“自从俄军屡战屡败之后，在自由派社会和革命圈子中，典型的失败主义态度便逐渐发展起来，并愈发强烈地产生一种希望——希望继续的军事灾难能在几乎无需俄国人民作出额外努力的情况下给予沙皇政权致命一击；与此同时，某种‘亲日主义’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理想化也开始浮现……此时，《火星报》（孟什维克机关报）出来反对失败主义，主张如下立场：从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们希望战争的结局不应让俄国承受巨大牺牲；自由不应通过日本刺刀带来。”
季诺维也夫对此愤愤不平地回应说：
“马尔托夫显然在混淆问题……试图在资产阶级面前为自己过去的革命‘罪行’开脱……亲日立场与失败主义毫无关系。”
但究竟是谁在混淆问题？我们不妨更仔细看看。
马尔托夫所描述的确实是一种事实情境：1904–1905年俄国确实存在真正的“失败主义者”，这些人明确表达了对沙皇失败的渴望，而且他们很自然地将这种态度延伸到其明显的结论：支持日本胜利，即“亲日主义”。
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反战派。那些既不希望胜利、也不希望失败的人（中立派），或对战争持矛盾态度者，或主张“消耗僵持”局面的人，都不包含在内。但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当中，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人主张失败，并由此倾向于把日本看作“进步力量”的胜利方。不仅在俄国，在当时的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种态度也广泛存在。那时，日本尚被看作“开化力量”的代表，而俄国被视为“野蛮帝国”的堡垒。（“黄祸论”尚未占主导。）
这种倾向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中尤其容易理解。该阶级希望获得政治改革和政治分权，而沙皇政府拒绝将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交给他们。他们知道：如果沙皇赢了，就会更加自负、更加专横；而如果失败了，就会被迫让步。许多人认为这场战争纯粹是王朝主义的冒险，与所谓“民族利益”（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毫无关联。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让俄国将帝国主义扩张方向转向西方而非远东。
例如，斯特鲁威（Struve）主办的机关刊物《解放》（Ozvobozhdeniye）在战争爆发时写道：
“对俄国来说，占领满洲和取得出海口在经济上毫无意义……失去满洲和关东半岛（被日本夺去）根本算不上损失，反而对我们有利，因为从自身利益出发，我们本就早该放弃这场笨拙的冒险。而我们的敌人所要求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点。”
最后一句话对于理解自由派舆论从反战情绪转变为公开的失败主义来说尤为重要。资产阶级自由派认为，被日本打败对他们并无实际损害，因为日本不可能远征本土攻击俄国本土；日本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失去远东那些本来就是负担的前哨，对他们那个阶级毫无利益可言。而如果沙皇制度遭遇决定性的失败，那就可能削弱专制统治，使其更容易接受国内的妥协。“日本人不会进入克里姆林宫，但俄国人会。”一位俄国自由派如是说。
此外，资产阶级也明白，专制政府之所以陷入这场战争，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利用战争热情来对抗革命情绪。首相普列韦曾说：“我们需要一场小规模的胜利之战，以遏制革命浪潮。” 而乌鲁索夫亲王在回忆录中写道：“政府成员在首战之后曾表示希望，这场战争将激起一股爱国主义浪潮，从而遏制反政府宣传，使地方当局更容易维持秩序与社会安宁。”
四，亲日“失败主义”
无论动机如何，事实是：确凿的证据表明，1904–1905年确实存在真正的“希望失败”立场，而且这一立场常常与希望日本胜利密切相关。在与马尔托夫的论战中，季诺维也夫被迫援引了一些实例来回应：
“在战争期间，当日本军队与沙皇俄军作战时，自由派社会中的某些圈子（尤其是学生），竟然传闻说——向日本天皇发去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
（历史学家 A.G. Mazour 在其著作《过去与现在的俄国》[Russia Past and Present] 中将此事当作事实记录：这些学生确实向日本天皇发去祝贺胜利的电报。）
季诺维也夫继续说道：但我们革命者坚决反对这种“亲日主义”。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谴责了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那些肤浅的学生革命分子的一切‘过分行为’，他们即便没真的发电报，也肯定有发的打算。在这个意义上，马尔托夫说得对：是的，我们反对‘亲日主义’，但我们确实主张沙皇军队的失败……”
于是我们看到，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断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主张沙皇失败，但不支持日本胜利。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我们终于遇到一个与“亲敌失败主义”不同的“反战失败主义”了。（不过我们将看到——这并不属实。）
接着，季诺维也夫在同一篇反驳马尔托夫的文章中，又不经意间提供了另一个“真实失败主义”的例子——再次以攻击马尔托夫的方式表达出来：
“……马尔托夫有意混淆视听，他写道：‘芬兰“积极分子”领袖齐利亚库斯（Konni Zilliacus），后来成为1905年芬兰政府首脑，曾公开向普列汉诺夫和外地的“火星派”代表提出建议：与日本政府的特工接触，以便获得资金与武器来支援俄国革命。’”
这个例子非常有趣，因为这里明确出现了主张通过日本支援革命的“失败主义”者。法国共产主义者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在其《斯大林》一书中也提到：
“日本政府……确实向所有颠覆政党提供了金钱与武器的援助。唯一接受的，是芬兰‘积极分子’、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以及波兰社会党中最具民族主义倾向的派别——其领袖皮尔苏茨基（Pilsudski）甚至亲赴日本与沙皇俄国的敌人商议条件。”
但问题是，为什么当马尔托夫指出这一确切事实时，季诺维也夫却斥之为“混淆视听”？他的解释是：
“马尔托夫补充说，这项提议被拒绝了。这倒是真的。当俄国革命者，乃至俄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明确主张失败主义时，日本人和他们的一些代理人试图以如下手段引诱我们：‘既然你们主张沙皇失败，我们很乐意提供金钱与武器支援你们。’不言而喻，这种性质的提议遭到了我们组织以及所有诚实革命者的义愤拒绝，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在内。”
这并不能解释马尔托夫“混淆视听”的原因。季诺维也夫只是断言：“亲日立场与失败主义绝对毫无关系。”——但如果他真能举出哪怕一个不是支持日本胜利的真正“失败主义者”，他的话才更有说服力。
1906年2月1日，《伦敦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有一篇当时的文章，对俄国国内的情况作出如下描述：
“当日本战争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除了农民之外，整个帝国几乎一致认为，如果俄国的战争目标成功，那将意味着俄国自身的毁灭。从一开始，俄国人就祈祷着日本的胜利……
当第一批日本战俘被送到卡卢加时，全城都跑来看他们的到来，人们向他们撒花。在市内最好的俱乐部里还专门为他们设宴，出席者包括该省议会的成员与官员，致辞时言辞极其自由，甚至可以说带有革命色彩。正是在那场晚宴上，第一次有人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他们是在为俄国的自由而战。”后来因为这场活动，俱乐部被勒令关闭……”
苏瓦林（Boris Souvarine）也写道：
“失败主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已现端倪，而这一次，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受压迫民族以及工农阶层中都有广泛表现。面对正在节节败退的帝国俄国，年轻的日本帝国主义几乎被视为‘文明的捍卫者’。”
这是1904–1905年“失败主义”的真正面貌。这对那些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失败主义“神话”的人来说也许令人意外，但实际上我们还能指望它是什么样子？因为直到1914年，都必须由极其娴熟的政治理论家才敢尝试去构建一种“失败主义”，它既希望自己政府失败，却又不希望敌方政府胜利——而且他们也没有成功。
对那些反对沙皇的自由派、工人、少数民族来说，从“反战”走向希望沙皇政权战败，几乎必然意味着他们希望是由“日本”来击败沙皇。
如果季诺维也夫对此矢口否认，那只能说明他事后感到尴尬。他把这种尴尬转化为对马尔托夫的粗暴指责。因此，在1916年和1925年，他极力寻找那些可以作为“1904–1905年失败主义”例证的材料——但前提是，这些例子不能暴露出失败主义实则意味着亲日主义这一“真相”。而他最终找到的那些例子，却往往不仅只是“希望日本胜利”的亲日主义者，甚至还将“日本”理想化为“进步力量”。
那么或许可以辩解说：这些倾向仅仅出现在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反战派当中——比如初出茅庐的学生、工人，或者涉世不深的自由派？
并非如此。因为，在那些将其反战反沙皇立场最坚定地带向亲日主义方向的人当中，正包括以下两类：
（1）第二国际的杰出领袖们
（2）列宁本人
五，列宁的亲日立场
季诺维也夫“党史”中所描绘的图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童话。 与之相应的，还有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所普遍接受的另一个神话：即列宁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主义”立场——其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列宁明确主张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因为他将日本视为进步的代表，而沙皇俄国则是反动的堡垒。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列宁1904–1905年间的原始著作。
首先，在整个1904年中，列宁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这是因为1903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分裂刚刚发生，党内斗争正处于激烈阶段，而列宁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党内事务上。
在1904年全集中，关于战争的明确提及仅有两处。第一处出现在4月：那不是文章、也不是纲领，而是一份五一节传单，由列宁起草、以党中央与编辑部的名义发布（距离战争爆发已过去3个月）。内容是：反对战争、推翻沙皇、要求和平——但没有任何关于“失败”或“失败主义”的表述。
第二处出现在7–8月间，在一篇题为《致党内同志》的文件中，主题仍是党内分裂危机。文中仅仅顺带提到战争，说其继续将导致革命酝酿不断加剧。仍旧没有任何关于“希望失败”或“失败主义”的明确陈述。
1905年开年，旅顺陷落在即。列宁于1月4日在《向前》（Vperëd）撰文称：
“俄国政治危机的进展……取决于与日本战争的进程……专制的俄国，已被立宪的日本所击败……军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这将加剧人民的不满、激变与愤怒。”
然而此处虽然判断了“失败不可避免”，但还未明确表述“希望失败”或“主张失败”。
直到（1月14日），列宁才第一次就这场战争及其失败展开了全面论述，阐明了他对这场战争的立场——《旅顺的陷落》。
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几篇文章中充满了对日本在战争中代表进步一方的政治性定性。我们已经在上一期《前进》中看到他提到：“专制的俄国自此被立宪的日本打败。” 这种政治对立中所蕴含的观点在接下来被明确展开：
“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了反动的、落后的欧洲以沉重打击……一切先进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所做的批判，如今得到了日本军队的确认……”
他还称这场战争是“与一个进步民族的冲突”。
“一个先进国家与一个落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而无产阶级中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虽然坚决反对战争——战争乃一切阶级统治的必然产物，却不能对日本资产阶级在战胜专制制度中所完成的革命性工作视而不见。无产阶级当然敌视一切资产阶级……但这种敌意并不能免除它在历史上区分不同资产阶级的责任：究竟是扮演进步角色的资产阶级，还是反动角色的资产阶级。”
列宁明确表示：日本在扮演“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角色”。
但在反对自由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相对于半农奴制而言，自由竞争代表了一种进步。同样地，在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同时，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必须谨慎地区分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封建的专制制度；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强调俄国工人虽身不由己却参与其中的这场历史性战争所具有的伟大革命作用。
我们看到，在这场20世纪第一次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列宁仍在延续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的标准，即用“进步的资产阶级”对抗“反动的政权”的旧有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本是应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他在追问的问题是：在这场具体战争中，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统治阶级的胜利，会带来对社会和革命发展具有进步意义的后果？
从理论上说，列宁在日俄战争中所持的分析方法，正是后来在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用来辩护其“拥护本国战争”的理论基础。他在1905年4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一场战争在两个掠夺性民族之间展开时，我们有必要辨别其中每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或反动性。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一般原则应用于与日本的战争。”（在同一语境中，列宁立刻回引了《旅顺的陷落》一文）
这无疑阐明了他当时“失败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由于他认为日本代表进步，并支持其胜利，列宁在文章中充满了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欣赏，甚至是狂热称赞。在《旅顺的陷落》中他写道：
“一向被人鄙视的小日本，如今八个月内就攻下了这座要塞（旅顺），而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耗费一年才攻占塞瓦斯托波尔！”
他还一一列出日本军队的军事优势，以极大的喜悦炫耀其军事实力，简直是赞美其军舰、武装与现代化水平：“……日本舰队装备精良，配备最先进的防御工具……年轻的新日本，其力量日益壮大。”
在《旅顺的陷落》中，他似乎甚至试图为日本的扩张与帝国主义收益辩护，视之为“进步性的胜利”。举例来说：日本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但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让日本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战利品（旅顺、大连）。对此，列宁的评价是：
“进步、先进的亚洲对反动、落后的欧洲予以重击。十年前，这个反动的欧洲，以俄国为首，对日本打败中国一事忧心忡忡，三国联合起来，把战胜国的最好果实从其手中夺走……如今旅顺的回归日本，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记打击。”
但这还不是全部：他更进一步，明确无误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在一段文字中为儒勒·盖得（Jules Guesde）和海德曼（H.M. Hyndman）在日俄战争中所表达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六，盖得与海德曼
法国社会主义月刊《社会主义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iste）在1904年3月号刊登了一期有关战争问题的专题座谈，作者阵容包括来自各国的第二国际最杰出领袖们。在这篇合集中，所表达的普遍立场是支持日本对抗俄国的战争立场，尤其以法国社会党“正统马克思主义派”领袖朱尔·盖得（Jules Guesde）以及英国社会民主联盟（SDF）领袖亨利·海德曼（H.M. Hyndman）的态度最为鲜明（愿上帝保佑他们！）。
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革命俄国》（Revolutsionnaya Rossiya）于5月18日一期中对这两人提出了批评。尽管该报当然也强烈反对俄国的战争政策，但它批评盖得与海德曼亲日，反对盖得提出的“反对俄国、支持日本”的立场。该报指出（非常正确地），“海德曼在座谈中的回答无非是一篇对日本的狂热颂歌。”它接着说：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错误的。我们认为，所有社会主义者只能、也必须支持的是工人阶级的日本和人民的日本，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日本。”
列宁站出来为盖得与海德曼的亲日立场辩护，并称社会革命党的批评是“思想混乱”的表现。他先再次重申了要区分“进步”与“反动”资产阶级的原则，然后写道：
“……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中最坚定不移的代表人物——法国的朱尔·盖得与英国的海德曼——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们对日本的同情，因为日本正在痛击俄国专制制度。当然，我们俄国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在这类问题上头脑混乱的社会主义者。《革命俄国》批评朱尔·盖得与海德曼，声称社会主义者只能同情‘工人和人民的日本’，而不能同情资产阶级的日本。这种批评就如同指责一个社会主义者，承认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比保守资产阶级更具进步性一样荒谬。盖得和海德曼并未为日本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辩护，他们所做的，仅是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冲突中，正确指出其中一方的历史进步性。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思想混乱，自然是我们激进知识分子当中缺乏阶级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必然结果。”
列宁接着继续批评孟什维克（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讨论），并嘲讽他们所说的“不要去‘投机’（！！？）于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论胜败战争都将是一场灾难”等“空泛陈词”。
在4月5日的后续文章中，列宁写道，这些话“只是一些与阶级观点、与现实社会力量分析相背离的感伤性言辞”。他显然认为：所谓“阶级观点”，正是体现在主张帝国主义日本的胜利之上，而不是那种既反对战争又拒绝支持日本军事胜利的立场。
为了更贴近理解列宁所辩护的立场，让我们回头看看盖得与海德曼在那场座谈中的原文。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这期合刊（Le Mouvement Socialiste，1904年3月）提供了宝贵见解，反映出：第二国际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中已隐含1914年全面社会爱国主义的萌芽；1904–05年日俄战争中“失败主义”的真实含义——不仅对社会党人，也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显赫的领袖而言。
在这本杂志的前一期中，M. 比尔（M. Beer）如此描绘了历史背景：“……在过去三十年中，日本的历史发展与俄国截然相反。1868年，日本废除了封建制度并建立了民族国家；1889年，废除了绝对君主制，建立了立宪政府，为自由发展的道路打开了空间。而在同一时期，俄国却废除了1860年前后采取的所有自由主义措施，到1880年左右又回到了传统的俄国政策，到了1890年，已经变成一个‘亚洲式的’文化和政治力量。”
在下期专题座谈中，朱尔·盖得（Jules Guesde）写道：
“要判断在这场染红远东大地的战争中，究竟哪一方应当获得社会主义者乃至最平庸民主派的同情与祝福，只需考察两个方面的后果：（1）失败将带来什么？（2）那些被错误地称作‘我们的盟友’（即法国的盟友——俄国）胜利又意味着什么……”
盖得指出，如果俄国被打败，俄国人民在失去满洲与朝鲜的过程中并不会遭受本质性的损害。而要迈向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必须先打断欧洲反动势力的脊梁骨。
“所以，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为了法国与世界的利益与和平；为了俄国自身的解放，我们必须反对俄国并支持日本。日本万岁！”
这位“国际革命社会民主派最坚定不移的代表人物”高呼“日本万岁！”，但这相比于海德曼（Hyndman）的言论仍显温和。海德曼做了正是列宁否认他做过的事：为日本帝国主义洗白。海德曼写道：
“日本所要求的，并非无理取闹。它实际上要求的，只是将俄国无耻侵占的满洲归还中国……（从地理角度来看）若满洲继续落在俄国人手中，这将对日本的未来极为不利。对俄国来说，占据这块中国领土，只不过是其长期兼并扩张道路上的又一步。对日本来说，这不折不扣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所有像我们一样承认亚洲人民有权决定自身命运的人……所有像我们一样认为俄国政权在中国扩张其罪恶只会对整个人类造成伤害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必须盼望日本的胜利。”
海德曼继续说，四十年前，日本被看作是野蛮之地，而如今它正在与“欧洲的黑暗野兽”作战。人们必须“钦佩它的进步与政策”，尽管它仍有缺点。在日本，“我们看到了高尚形式的爱国主义”。至于日本对中国的攻击，他称之为“只是一次判断错误”；但现在，日本不仅为自身生存而战，也是在为中国的独立而战！（多么荒唐！——译者）
“我希望它取得胜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也为了这场胜利所将带来的后果。”
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必须期望看到俄罗斯的筋疲力尽。只要莫斯科的专制因一次失败或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而遭到削弱，我们就将看到一个新时代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邻国开启。他还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唤醒中国，使得中国“在日本的鼓舞与启示下”赶走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
因此，我们看到了海德曼的立场。人们几乎忍不住要假设列宁必定读过这篇极具分量的专题座谈（《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极为杰出的刊物，而当时列宁正身在瑞士），而且他并不是单纯依靠社会革命党机关报的引文来了解相关内容。也许他实际上并未完全掌握座谈原文。不论如何，若说社会革命党人的批评有误，那也只不过是“太过温和”罢了。
七，第二国际的立场
我们继续引用这期座谈的其他文章，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日俄战争的看法。列宁并不孤单；可悲的是，他只是主流洪流中的一员。
考茨基（Kautsky）与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两人的发言则显得更为审慎。考茨基写道：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哪个问题像这次战争那样，被如此明确地提出；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主义中也从未有过如此高度的一致：斗争的中心在于对抗沙皇主义——这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外交政策核心所在……”
然而，考茨基并没有对日本方面的战争立场作出任何表态。
梅林的文章则显得格外模糊。他在其中提出一个模糊的区分：革命政党永远不会对战争本身有兴趣，但它可以对某些战争的结果有兴趣。他对于争议焦点最接近的表达是：工人阶级并不对“俄国还是日本会胜利”这个问题感到无动于衷；如果日本获胜，沙皇专制将受到致命打击；如果俄国胜利，专制将进一步巩固；如此等等。
范德维尔德（Vandervelde）则写道：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是团结一致的。它与俄国社会党人和日本社会党人一道，谴责那些激发战争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对天皇的帝国主义没有比对沙皇帝国主义更多的好感；但鉴于这场战争对欧洲国际及对内政策所必将带来的深远影响，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不选边站队，并希望那个更危险的对手失败——因为它的胜利将是对工人运动的最大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沙皇主义就是敌人！”
请注意：在所有发言者中，范德维尔德最为明确地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沙皇帝国主义（甚至比列宁还要明确）；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赤裸裸的“较小之恶”（lesser evil）政策立场：我们“希望那个更危险的敌人失败”，换言之，我们支持那个较不危险的帝国主义打败更危险的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运动》主编安德烈·莫里泽（André Morizet）也持类似看法，对“社会民主主义意见的一致性”表示欣慰。然而这种“一致”不过是幻觉：大家都反对沙皇主义与战争，但其他关键的政治问题则被刻意回避了。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主义局仅仅发表声明，呼吁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全部力量与联合行动反对战争的进一步扩展，使本国不仅避免参战，而且努力恢复并维护和平”。
但是，这种表面的“共识”究竟掩盖了多少分歧呢？我们从唯一一个明确反对日本战争立场的社会主义政党就可见一斑。那正是由片山潜（Sen Katayama）领导的年轻的日本社会党。但在引用片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领军人物——普列汉诺夫（Plekhanov）的表现。
普列汉诺夫非常谨慎。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后一期的发言中写道：自己对3月那期文章所表达的看法“几乎无补充”。他并不将战争归咎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沙皇制度为了遏制国内革命思潮，主动挑起的。就是这样。他大量篇幅用来描绘俄国军事指挥层的无能与愚蠢。他预测沙皇将遭受更多失败，并因而遭到削弱；而如果沙皇政权垮台或极度虚弱，社会主义者将拍手称快……
关于日本，普列汉诺夫仅作了两处顺带提及：
“……而在日本，政府与国家是合一的，社会主义运动才刚刚起步；而在我们这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最优秀的分子之间早已存在深渊……”
是谁告诉他，日本“政府与国家是一体的”？当他写下这些话时，他已经读过片山潜（Sen Katayama）的一篇文章，该文明确提出日本社会党对战争的反对立场——更不用说片山潜对天皇政权反工人政策的强烈批评了。我们也不妨回忆一下，海德曼曾在日本人民身上看到“爱国主义最崇高的体现”。毫无疑问，这位英国的“亲日派”若见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斥为“不爱国”。
普列汉诺夫提及日本的第二次则更有意思——尽管并非出自他本人。普列汉诺夫在文中长篇引用了两份由俄国城镇中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所通过的决议。这两份决议均表达了对日本社会党反战立场的声援；其中一份更进一步指出，这场战争“只对我们的政府有利，而对不分语言与民族的工人阶级而言则是有害的”。尽管普列汉诺夫引用了这段话，他却并未就其发表评论，也没有特别指出它的意义。
片山潜的立场，显然部分基于和平主义情感，也部分基于对天皇政权的阶级敌意，而非某种系统化的战争分析。事实上，在战争尚未正式爆发但危机已临之际，他写了一篇文章，在其中即使反对对俄开战，也对日本当局的政策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粉饰。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日本人民对俄国傲慢而不友好的态度感到愤慨，特别是因为俄国及其盟友夺走了“我们在中日战争中胜利的果实”。人民的态度普遍是反俄的。“日本在朝鲜与中国的政策一贯致力于打开这两个国家的大门，引入文明，并以现代文化标准进行发展。俄国始终阻碍着日本这些有益的努力。”他认为当前战争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俄国违背承诺、拒绝从满洲撤军。他指出，民间有和平派与战争派之分，而“政府的态度相当暧昧，但它似乎并不希望战争……”
然而在写下以上这些话后，片山潜还是阐述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反战立场。他们“反对对俄战争”。他写道，这场战争只会是一场为资本家谋利而牺牲无数生命的战争。“如果日本战败，我们将不得不向俄国支付巨额赔款——我们，也就是……工人阶级。倘若我们胜利了，这对工人也未必是好消息。”他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获胜后，工人阶级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他们只是被征收了更多的税金，用以维持军队，军国主义也随之愈演愈烈。“我个人不认为俄国占领满洲对日本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完全不是这样：日本工人并无任何根本利益与此相关。”
他接着描述了日本政权的压迫性：征兵制、军国主义、警察国家、没有保护工人阶级的法律、集会常被警察驱散、工人没有选举权。他写道，他坚信日本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反对与俄国开战，尤其是工人阶级更是坚决反战。
在战争爆发后的另一篇文章中，片山潜基本重复了同样的立场：
“日本社会党人在当前与俄国的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且坦率。他们当时反对战争，现在仍然反对，不仅反对与俄国的战争，而且反对一切战争……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抗议是勇敢而坚决的。”
日本社会党组织了许多反战集会，且非常成功。政府对此进行了压制，还停办了社会主义刊物。
八，孟什维克的立场
那么，在第二国际中，是否只有日本社会党明确反对日本对外的战争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社会革命党（S-R）机关报《革命俄罗斯》（Revolutsionnaya Rossiya）的立场，它正是该党的中央机关刊物。除此之外，孟什维克党也拒绝了亲日“失败主义”的路线。
孟什维克的立场将我们引回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正如我们已经见过的，由季诺维也夫引用的那段马尔托夫后来在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中写下的内容。季诺维也夫假装这是一种马尔托夫战后“修改历史”的行为，试图粉饰自己当年的“革命罪行”，以在资产阶级面前洗白。
但孟什维克当年真的支持“失败主义”吗？马尔托夫是否真的在后来有意隐瞒？看来并不是。这似乎又是季诺维也夫式的文字操作（“Zinovievism”）的又一个例证。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不仅批评了社会革命党人对日本的“同情”，还将其与孟什维克的“混乱”态度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孟什维克的机关报曾专门撰文反驳列宁所写的《旅顺陷落》一文——正是在该文中，列宁充分表达了其亲日式的“失败主义”。孟什维克抨击列宁“热衷于日本资产阶级胜利的幻想”，而列宁则讽刺这种谨慎为“感伤主义的陈词滥调”。
关于孟什维克在战争期间立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出现在列宁《全集》的注释中，编辑们为了说明列宁为何要攻击孟什维克，而引述了该文。这是一份由《火星报》（Iskra）编辑们签署并以传单形式散发的孟什维克声明（无明确日期）：
“如果俄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胜利的将是沙皇及其帮凶，对象则是整个俄国，是工人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如果日本击败俄国，那么资产阶级将在帝国政府面前获得胜利，随后二者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俄国完全胜利或彻底战败，对工人阶级都没有任何好处；尽管说到底，没有哪种失败比沙皇专制每日对人民所施加的压迫更为可怕。但工人阶级无需在‘民主胜利’与‘俄国失败’之间作出选择。即使失败是‘较小的恶’，它也会带来大量灾祸。那么，工人阶级需要什么？哪种结果对它最有利？首要的是战争的结束。它需要的是以任何代价达成的和平。”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是“既反对胜利也反对失败”。孟什维克正在试图提出一种反战立场，避免落入支持日本胜利的陷阱。他们试图挣脱“胜利或失败”这一两难局面。我们将会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洛茨基与卢森堡是如何以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式走出这一困局的。
但孟什维克终究是孟什维克：他们无法做到这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反战的孟什维克也会重蹈这个老路。）
在试图回避“胜利还是失败”这一两难困境时，孟什维克落入了“以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这一口号的陷阱。列宁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主张“以任何代价换取和平”——和平固然应当争取，但绝不是“不计代价”的和平，正如列宁在某一篇文章中所特别强调的那样。
在4月5日的文章中，列宁对这一口号的批判尤为激烈。他颇为得意地指出，孟什维克的《火星报》在3月16日的一篇社论中开始倒退，试图修正此前的立场。那篇社论写道：“不能仅仅提出要和平，因为如果和平是以维持专制制度为代价，那将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对此列宁评论说，这是很好的认识：不能真的主张“以任何代价求和平”，而必须明确指出和平的代价应当是推翻专制政权。
换句话说：争取和平是正确的，但这种和平斗争必须与继续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密不可分。
此外（此处非列宁原意，而是作者总结）：主张俄国战败固然是错误的，但同样错误的是对军事失败对沙皇政权及其国内政治的客观影响做出完全错误的评估。孟什维克的分析否认战争的失败会削弱专制政权，否认它会为工人阶级及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力量打开革命的机会。他们未能从这场战争中得出任何革命性的前景。
因此，孟什维克提出的“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观点，实际上是试图回到战前的现状。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不落入“胜利或失败”两难境地的前提下开辟另一条道路，于是退回到了这种温和派（centrist）和和平主义（pacifist）的路线。这种路线不是因拒绝支持日本而产生的，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基本政治立场。
然而，在批评孟什维克的“以任何代价求和平”口号时，列宁的写作似乎将对该口号的驳斥，自动等同于对孟什维克反对亲日失败主义立场的驳斥。但这实际上并不成立。
在上文引述的孟什维克声明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预先回应一个将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声明中包含了某种“较小之恶”（lesser evil）的表述：“失败是较小的恶”，与沙皇制度的胜利相比如此，尽管他们拒绝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失败。
姑且承认：在沙皇专制制度之下，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中，俄国的失败的确是比其胜利更小的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认存在大小不同的两种恶，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其中的较小者对抗较大的那个。我们不能局限在这两种罪恶之间的抉择之中，好像这是唯一的两种可能性。我们主张一个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超越这两种结局：不是支持敌国胜利，也不是支持己国胜利，而是提出另一个出路。
从这个政治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某场战争中说，“失败是一种较小的恶”，但同时拒绝成为“失败主义者”，因为我们主张的是第三条道路。但是，当我们转向1914年9月列宁使用“较小的恶”这一表述时，我们会发现他所体现的，并不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立场。因此，1905年孟什维克提出的“失败是较小的恶”这一说法，决不能被视为列宁1914年立场的先声或前兆。表面上两者用语相似，但脱离语境后才会产生这种错觉。在实质政治思想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孟什维克在1905年所使用的“较小的恶”表达，是一个恰当的例证，说明这种判断并不等同于失败主义立场。
九，列宁路线的“俄国特殊性”
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者在面对这种帝国主义战争时，其立场不应建立在帝国主义交战国之间军事决胜的前景之上。然而在日俄战争中，列宁却明确地期望战争以其中一国的军事力量取得胜利而告终。因此，在1905年6月9日写于对沙皇舰队在对马海峡惨败的评论中，列宁欢呼这场毁灭性失败的意义，并写道：“每个人都明白，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交战国一方在海上的胜利。”
列宁之所以特别提到“海战胜利”，是为了表明随着舰队的崩溃，沙皇政权已然穷途末路；但与此同时，他的方法论立场也显露无遗：他所期望的战争结局，正是“交战国一方的胜利”。
最后，还应注意列宁关于日俄战争立场的另一个总体特征。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将“失败主义”上升为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政策原则。那只是适用于这一场战争、这两个交战国、此一具体情势的立场。他从未赋予“失败”以后期在1914–1916年间他和季诺维也夫所赋予的那种“原则性”涵义。
显然，这种“失败”的概念无法被“国际化”。在政治上，它根本无法适用于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除非该国同样是与一个“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作战的落后、半封建的反动专制政权。
虽然从立场本身即可推知这一点，但列宁的论证还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特殊性：他反复强调，俄国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其战争目标的反动性质（例如帝国主义），而更根本地是因为其社会结构本身的腐朽、过时、非现代化，远逊于“进步”的日本。（须注意，日本是否较俄国“进步”尚可辩论，但它显然无法与西欧相比。）
例如在6月9日的文章中，列宁写道：
“专制制度……现在终于面临它应得的结局。这场战争揭示了它所有溃烂的伤口，暴露了它的腐朽本质，显现了它与人民之间的脱节……战争已成为一种无情的审判。”
在更早的文章《旅顺陷落》中，列宁对这种观点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专制制度在战争中的溃败）正是我们整个政治体制崩溃的一个征兆……今天的战争是由人民发动的，这一点使战争呈现出一种特别鲜明的本质特征：那就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在现实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旅顺的陷落，给沙皇制度的罪行画出了一份宏大的历史清算表……军事和文官官僚机构，被揭示得与农奴制时代一样贪污腐败、寄生无能……广大农民群众的愚昧、文化匮乏、文盲状态以及被压迫地位，在与一个进步民族的冲突中，在一场需要高度素质人力资源和当代技术的现代战争中，被残酷地显露出来……沙皇制度被揭示为现代组织的障碍，是满足现代需要的绊脚石……国家的军事组织与其整个经济文化结构之间的联系，从未像今日这般紧密。因此，这场溃败必然成为深刻政治危机的开端。”
诚然，列宁确实将失败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但他更根本的出发点是将失败与沙皇制度的“非现代性”、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专制政体与人民之间的脱节相联系——相较之下，日本则被描述为“现代的”、“年轻的”、“有活力的”、“进步的”。因此，他的失败主义所基于的历史土壤，属于资本主义青年阶段的情境，无法照搬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现实中。而帝国主义时代，此时事实上已经开始。
列宁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是一种“政治滞后”的体现（可类比社会学中“文化滞后”的概念）：社会主义理论尚未赶上新的政治现实。尽管列宁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赶上了这一现实，但他未能完全摆脱社会主义运动所承载的旧传统残余。
第三章，列宁在1914-1916年的“失败主义”口号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时，“失败主义”已经有了它自身的历史，它在社会主义传统中也具有了某种确定的含义；但这种历史和含义，和后来在列宁“神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两回事。首先，它指的是被敌国政府打败（我们称之为“亲战失败主义”）；其次，它并不是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国际层面的政治公式，而是针对于某一场战争中的一方——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家与一个“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制定的特定政策。
当我们揭开序幕，看到1914年8月的列宁正在起草一份文件，以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的立场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历史传统和意义正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被整个第二国际领导层的全面崩溃所震惊和愤怒。他看到了这样一条血线：它分隔着一边是那些在自己国家内高喊“祖国保卫战”“国内和平”的社会主义叛徒——他们驱使工人阶级屈服于本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另一边则是那些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反对战争、呼吁推翻这场互相屠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者。
列宁的反应，是他这个人——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典型体现。
例如，早在十多年以前，他不得不大张旗鼓地呼吁，把四分五裂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派别统一为一个现代化的、集中化的政党，并建立一个中央机关。那时，这是必须完成的关键一步，这是“做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所在。这是当时的重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它，直到每一个激进分子都铭记在心。要怎样才能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靠成千上万次地重复？是的。靠耐心地一次次解释？当然。靠积累各种论据，抓住每一个事实、每一个问题，把它们都转化为关于集中统一的教训？毫无疑问。
但这还不够。问题的实质是“更多的集中”以对抗当前的“松散”。那么就要把“集中！”作为标语，高举出来，作为口号强调这一任务。可反对派却用“官僚主义！”这样的煽动性词汇来掩盖他们的政治异议：“列宁要的是官僚专制，我们则是为了民主！”——列宁如何回应？他明言：“是的，是官僚主义对民主！”[49]——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需要的。他当然讲得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意思，但他强调的是，把全部的重心放在通往目标的那一边。明天他可以再去恢复平衡，但今天，就得如此倾斜重压在这一边。
1914年，这些国际主义叛徒高喊：“国内和平！”——列宁回答：“内战！”
1914年，这些叛徒呼喊：“保卫祖国！”——列宁回答：“本国战败！”
战败？这个概念自1905年以来就一直被搁置不用。在这段时间内，列宁从未在著作中提及它。我们曾经怎么说它来着？这是我们对付沙皇制度时采取的政策，只是对付沙皇制度……
一，“较小之恶”公式（第一次提出）
1914年9月初，列宁在伯尔尼向同志们提交了他的纲领草案。在该草案中——确实只是处于一个从属的位置，但毕竟被包含其中——列宁写道：
“从俄国工人阶级和各民族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军队及沙皇君主制的失败，将是远远较小的祸害。沙皇制度压迫波兰、乌克兰以及俄国其他多个民族，为了加强大俄罗斯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压力，为了巩固这个野蛮政府的反动统治，它煽动民族仇恨。”
这一表述在整个纲领中起到什么作用？它并未出现在第七条，也就是列宁专门阐述有关战争的基本立场和口号的段落中；它被放在了第六条，即探讨战争与俄国“民族监狱”中的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部分。在那里，列宁主张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对大俄罗斯主义和沙皇君主沙文主义展开无情的斗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列宁指出，对于受俄国压迫的民族而言，“战败是较小的祸害”。
列宁回忆起了“战败”这一概念，并在这里提到了它。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一步步追踪其后续的发展、变化和转折。这必须逐步推进，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地正反辩论的明确政治立场，不是那种可以通过“例证”或“说明性引用”来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上的纠结，需要层层解开。
我们从列宁当月稍晚时候写的一些草稿笔记中，可以感受到他在努力思考这一定式——他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志们对这一“战败论”表述的异议。
“如果在各方（战争双方）都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到处都是可耻的战争准备，如果俄国沙皇主义尤其可耻和野蛮（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反动），那就同样必须承认，德国帝国主义也具有封建-王朝式的目的，是君主制政体——大资产阶级的自由还不如法国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正确地指出，对他们而言，沙皇制度的失败是较小的祸害；他们最直接的敌人，首先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是机会主义者）都应该看到，他们的主要敌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
从中可以清晰看到，他正在努力捋清自己的思路。请注意他比较俄国沙皇主义和德国皇权主义的标准：沙皇体制是最反动的政权。但——仿佛“进步的”明治天皇体制的幽影一闪而过——德国不是也被“前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统治着吗？德国是“君主制”，是“封建-王朝式的目的”主导的。在这个比较中，德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角色并不是他的判断标准。他在这里提到“德国的大资产阶级还不如法国自由”，其意义正在于此。
这并不难理解：在这些笔记中，列宁的思维模式不是1916年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那个列宁，而是1905年写《旅顺陷落》的那个列宁。
在列宁对“战败”下一次的提及中，这种限定性表达更为明确。这是他在10月17日写给什里亚普尼科夫的一封信中说的：
“为了使斗争能够沿着清晰明确的方向发展，必须有一个能够概括斗争内容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从俄罗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在当前的战争中，沙皇制度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绝对没有任何疑问的较小祸害。因为沙皇制度比德皇制度要糟糕一百倍。我们并不主张破坏战争（即破坏性地抵制战争），但我们要与沙文主义作斗争……同样错误的还有以下两种做法：一是呼吁个人开枪射杀军官；二是提出这样的说法：‘我们不愿帮助德皇制度’。”
这段话一方面明确了他仍然坚持这一“战败是较小之恶”的基本判断，但另一方面，他显然也已意识到，不能因反对本国政府而滑向“亲德”立场。这也是他强调“我们不愿帮助德皇制度”的原因。他正在努力把持一条清晰的“革命反战”路线，避免堕入他所批判的机会主义与国家沙文主义。
现在，它已成为一个口号。而当列宁写道“对于这点不能有丝毫疑问，绝对不能有任何怀疑”时，这正是他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出现的反对声音作出强烈回应的方式。
但这封信主要明确了一点：列宁所谓的“战败”，显然是指被敌国打败、被德军打败。这正是所谓“较小的祸害”。（后来的一些重新解释有时假装说它指的是被工人革命所打败；但首先，这根本不是什么“祸害”；其次，如果那是全部含义，那“战败”这一主张就完全失去可理解性。）
当列宁写道“在此时此地”……“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就连对这一点也不再可能有任何疑问——即使我们不知道，在此阶段“失败主义”还没有任何别的含义，除了“被敌对阵营军事击败”。在这个背景下，当列宁在1916年11月再次回到这一表述时（我们稍后将引用该段），意义依旧毫不含糊。
正是这种背景赋予了“较小之恶”公式其真正的含义：被德国击败是一种祸害，没错，但沙皇军队的胜利则是更大的祸害；因此，我们在两个祸害之间作出选择。
这也使列宁在这里提出的理由变得合情合理：“因为沙皇主义比德皇主义要坏上一百倍。”这个“失败主义”口号之所以能成立，不仅是因为对两个阵营都持反对态度，更是因为对这两个阵营作出了“较小之恶”的区分。沙皇主义是最坏的。很明显，这种分析无法适用于德国——在那里德皇主义比沙皇主义“好上一百倍”。因此，这个口号只能适用于“我们俄国人”。
更何况，列宁确实从未将这种“较小之恶”的失败主义口号应用于任何其他国家。当他试图将这一概念“国际化”时，它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因此，失败主义口号最初只是一个“俄国特殊”的立场。它与列宁为之辩护的理由一样，根植于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针对俄国的特殊政策”传统。如果没有这种历史背景，俄国社会主义者要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与其他交战国不同的立场本身就显得奇怪。因为这是一场全球性大战，在其他所有方面，列宁都被迫强调世界帝国主义的所有线索已经交织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他却提出一个仅对其中一方交战国适用的独特政策。
但此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冒出来了：如果这个战败口号意味着被德国打败（而德国的胜利是“较小的祸害”），那这难道不是等于偏向德国的胜利吗？自然，这个结论早已被列宁排除——毕竟，在这个阶段，他的大部分著作正是致力于反驳社会沙文主义者，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但这也意味着，这个“失败主义”口号不可能再拥有1904-1905年时那种清晰、明确的含义。那么，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
正是为了试图解决这一矛盾，才产生了1914-1916年间列宁失败主义路线的曲折演变过程。
二，布尔什维克内部对失败主义的反对
事实上，失败主义口号正是列宁战争立场中唯一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立刻遭遇广泛反对的部分。在他写给什里亚普尼科夫的信中，他曾请求对方“多给我一些俄国方面的意见和反应”。而他确实也从其他方面得到了反馈。
什里亚普尼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失败主义口号在俄国引起了“困惑”。他显然是在委婉表达。根据巴耶夫斯基的回忆，这一口号在俄国招致了明确的反对，很多人倾向于将“战败”一词删除，因为这个词“过于令人反感”。莫斯科组织在后来通过了列宁1914年11月1日的纲领草案（我们稍后将引用该文），但删除了关于失败主义的段落。
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们通过斯德哥尔摩转交列宁一封信，写道：“尽管我们对他（列宁）抱以最大的尊敬，但他所建议的‘卖掉房子’（这是失败主义口号的代号）并未引起任何共鸣。”
而到了1915年，当几位布尔什维克议员因政治活动被起诉受审时，他们虽然大体上仍旧维护反战立场，却拒绝为失败主义口号负责。
在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如布哈林与皮亚塔科夫也对该口号提出了批评。
事实上——除了列宁在伯尔尼的中央机关直接同事，尤其是以其一贯奇特方式支持失败主义的季诺维也夫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已知布尔什维克干部为这一口号辩护，也没有任何党组织公开为其抵御批评。当然，可以推测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党内确实有人以不同程度认同过这个主张，因为有些时候党组织曾通过了不同表述形式的“失败主义”理念。
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侨民支部也写信表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卡尔平斯基（Karpinsky）于9月27日写给列宁的一封信批评了起草的提纲，直接指出了这个主张中最棘手的矛盾所在：
“第6段的内容应当修改，以避免引起误解：好像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德国人胜利、俄罗斯人失败。请注意其中可能造成的联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俄国沙皇制度，而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却欢迎德国军队的胜利。这种表述应当加以澄清，要解释清楚俄军的胜利或失败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
这段话对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意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传统中“失败”一词的既有含义并无二致：即期望敌国政府的胜利。但如果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有理由希望德国打败沙皇政府，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去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望他们自己国家取得胜利呢？……因此，日内瓦支部建议只发表关于失败“客观后果”的声明。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仅限于说“失败有助于革命”。他们想要将那段文字简化为这点。
三，对“较小之恶”表述的逐步削弱
但是，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11月1日通过并公布关于战争问题的正式党纲时，这一修改并没有被采纳。“较小之恶”的表述保留了下来。只是现在，它不再局限于与民族问题相联系，而是以更普遍的方式加以阐述。同时，为了加倍强调这一观点仅适用于俄国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普遍立场，该段落前还添加了一句话（其思想早在9月草稿笔记中已有所体现）：
“在现有条件下，从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是无法判定：交战国之一战败或另一方战败，对社会主义来说哪一个是较小的祸害……”
接下来继续延续了列宁在写给什里亚普尼科夫信中已表达的思路：
“……然而对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从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立场来看，沙皇专制制度的失败是较小的祸害。沙皇政权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政府，它压迫着欧洲与亚洲最大的人口群体与最多的民族。”
这个“俄国特有的立场”就这样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公开政策。为了为这种“俄国例外论”辩护，文件再次重申：俄国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政府”，这与此前“沙皇制度比德皇制度坏上一百倍”的说法如出一辙。
那么，这种“较小之恶”的陈述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它当然不能只是党纲里的一句有趣论断。如果真是如此，何必以如此方式专门提出这一问题呢？
答案在列宁随后的一篇文章（12月12日）中被明确写下了：
“……对于大俄人来说，除了希望沙皇制度在任何战争中失败，别无‘保卫祖国’之道，因为这是对大俄境内九成人口来说的‘较小之恶’……”
在这里，列宁不仅明确“失败”指的是被外国敌军打败，而且将“希望失败”上升为布尔什维克所应持的爱国替代立场。他在为“希望战败”进行理论正当化的过程中，已经从原先的“理论思考”一步步走向了实际的政治口号。
因此，我们如今“希望失败”；这一结论确实是从“较小之恶”公式中自然推导出来的。既然强调这是“较小的祸害”如此重要，那么又如何能避免得出这个结论呢？然而，这一“较小之恶”的观念，在政治上完全依赖于一个前提：沙皇主义是最坏的，“最反动的”，“最野蛮的”。这一前提实际上与整个公式密不可分。
但当列宁在12月12日的文章中继续阐述他主张“希望失败”的理由时（接着我们前一节引用中断之处），他给出的理由已经被稀释成了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一般陈述，而不仅仅是针对俄国沙皇主义的特殊状况：
“…因为沙皇制度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九成人口，还通过培养他们压迫其他民族的习惯，教导他们用虚伪的爱国主义语言掩盖自己的耻辱，从而使他们道德败坏、堕落、玷污和堕落。”
这是一种动员性宣传语言，而不是严谨的理论动机。此时，用以支撑“俄国特殊立场”的原始政治动因已经消失（我们很快将看到它将被明确否定），只剩下一个逐渐转化中的口号。
四，第二种表述方式：“失败促进革命”
那最核心的矛盾仍未解决：如果俄国社会主义者可以希望沙皇主义在战争中遭受军事失败（众所周知，即被德国军队击败），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希望沙皇失败又有何不可呢？
列宁无疑在自己党内的诸多异议中频繁面对这个问题，比如卡尔平斯基与日内瓦支部的反对意见。但直到1915年2月，他才在一篇驳斥孟什维克阿克谢尔罗德（Axelrod）的文章中首次正面回应这一问题。他指责阿克谢尔罗德为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做辩护。而正如列宁的党内批评者早就警告过的那样，他自己所建立的那套论证结构，恰恰成为了阿克谢尔罗德所借助的工具。
列宁写道：
“阿克谢尔罗德声称：‘俄国的失败虽不足以妨碍该国的有机发展，却有助于旧制度的清算’，这一断言本身是对的；但当它被用来为德国的沙文主义者辩护时，它就不过是为了取悦于叙德库姆们的托词。”
（注：“叙德库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最为粗暴和卖力的主战代表之一。）
列宁继续写道：
“如果承认俄国失败的‘有益性’，却不公开指责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背叛社会主义，那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粉饰自己、脱离困境、背叛工人。阿克谢尔罗德的文章是在向德国沙文主义者鞠躬，也是向法国沙文主义者鞠躬。”
我们不得不承认：阿克谢尔罗德确实是通过该论点间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战立场开脱。但问题是：这个论点本身是否有错？列宁没有正面回应这个关键问题。他的答复方式是：你说的不行——因为德国人讲这种话只是为了背叛社会主义找借口。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借口”是否在政治上有理？列宁曾坚持认为“沙皇制度比德皇制度更糟”，曾把“失败是较小的祸害”当作政策要点提出，是否正是他自己在理论上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了这种“借口”的依据？
对此，他无法也未曾给出明确答复。
因此，在面临从德国角度看来的“失败主义”逻辑时，列宁并没有重申“较小之恶”这一说法，也没有继续坚持其明确的立场。他转而采纳了正是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当初建议替代“希望失败”而提出的替代方式——也就是，他现在只不过在说：“失败在客观上是有益的”。（正如卡尔平斯基那封信所主张的“客观后果”那样。）
于是我们首次看到可以称之为“第二种表述”的提法——即“失败有助于革命”（从客观上而言）。正如此类问题中常见的情况一样，这实际上是在面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时的立场转移。
现在，“第二种表述”中确实包含了一个积极要素，这一点今后需要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专门探讨，但不应置于“失败主义”这一标题之下。就当前而言，我们需要指出以下几点：
(1) 首先，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还会多次出现这一新公式的变体，但它与他一开始提出的“失败”口号已经截然不同。两者需要诉诸不同的政治论证与理念，所导出的结论也不相同。
(2) 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观察来揭示：我们已见过，“较小祸害”这一第一种表述，被列宁清晰、强调并反复地限定为只适用于俄国社会主义者。这一主张特意声明，它不适用于“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它无法“国际化”。但“失败有助于革命”的概念，其作为“客观效果”的主张，并非来自某种俄国特有的历史经验，而是基于整个历史的普遍教训。它显然可以同样适用于俄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从这一点开始，列宁放弃了关于“失败主义具有俄国特殊性”的所有旧说法，开始试图提出“国际化”的公式。
如果所谓的“失败主义”不过是承认“失败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客观联系”，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口号，甚至不能算作打上引号的“口号”。同样，经济危机也与革命有关——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危机有助于革命”——但这不会使任何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跳出来鼓吹“希望经济危机”（即“越糟越好”）。工资削减或大屠杀，也同样曾被证明有助于革命……
如前所述，失败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另起一章加以分析；但就我们当前的讨论而言，即便在最好的理解中，当列宁将“失败主义”简化为“第二种表述”时（这本身并不构成“失败主义”），他也只是强调了这一关系的片面性。后来[见注59]，当他断言“没有失败就不可能有革命”，将这种联系绝对化时，我们应当明白：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历史荒谬，并非出于某种政治推理的必然结论，而是出于一种论战需要——为了给所谓的“失败口号”或“失败主义”强行赋予某种内容。
(4) 有了这些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失败有助于革命”这点就是列宁全部的考虑，那他便不可能提出“失败口号”这一主张，更不会使围绕此问题的论战演变成后来那样的轨迹。
五，第三种表述：“在每个国家都希望失败”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列宁的“第二种表述”事实上是具有国际适用性的，而不是某种俄国特有的立场。因此，正是在这个时候（1915年2月），列宁首次明确地将他的“失败主义”提出为一项国际政策。
“现代民主（即社会主义）唯有在以下情形下才忠于自身：即它既不加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阵营，也坚持说‘两个都是最坏的’，并希望每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遭到失败。其他任何立场，实际上都将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完全背离真正的国际主义。”
这是孕育出列宁“失败主义”的那套政治逻辑的终结点。列宁在这里用明言的方式明确否定了原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所有理由：“两个都是最坏的。”然而仅仅在几个月前，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沙皇主义比德皇主义坏一百倍”；他不得不一再强调沙皇制度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政府”，是“比任何政权都更加反动”的政体。如今，不仅当初的动因被抛弃了，连口号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的“失败口号”如今只剩下一个微笑，正如柴郡猫只剩下笑容；所剩下的只是持续不断的论战，而不再是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
我们此刻所拥有的提法是：“希望每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遭到失败”。表面上看，它好像与列宁以前的说法一样——他确实曾使用过“希望失败”这一措辞。但那只是作为“俄国特殊政策”的一部分，是从“较小祸害”公式中推导出来的结论；也只有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才被期望去“希望失败”，这是因为其政府具有独一无二的反动性质。
措辞虽相同，其政治内容却已完全不同。“希望失败”原本是从“较小祸害”这一逻辑推导出的合乎一致的结论。但当这一说法被国际化之后，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又变成了另一样东西——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新的“第三种表述”。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个无法厘清其内涵的概念，如何引出了“失败主义”概念中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式转换。
“希望失败”实际上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失败主义”的历史核心和必然内涵。我们在先前的历史部分所使用的“失败主义”定义，就是以此为准绳的。人们可以对“失败”说任何话，但不是每一个涉及失败的表述都能构成“失败主义”。所谓失败主义，就是支持失败、期望失败、主张失败、推动失败，或是类似意图；否则不过是空洞误导的术语发明。
在1914年之前，“希望失败”的含义并无任何疑问。没有人会误解它。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在第二国际内部，还是在列宁关于日俄战争的立场中，它的含义都很明确：被敌方政府击败，并且我们支持敌方的胜利。而当“失败主义”在1914年重新出现在列宁思想中时，它的意思仍然是被敌国击败。这正是我们所谓（虽然有些啰嗦）“亲战失败主义”（pro-war defeatism）。
但列宁现在却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试图为“失败主义”这一术语保留其强烈的反战色彩，却又试图以一种完全没有空间容纳这种含义的政治立场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必须从零开始重新发明一个新的含义。
六，鲍吉（Baugy）小组的攻击
正是在这个时候，布哈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俄侨小组提出了这个问题。
1915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4 日，布尔什维克在伯尔尼召开了党的国外支部会议。来自鲍吉（Baugy，瑞士）的布尔什维克小组提交了一份文件，对党对战争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鲍吉决议的第二点涉及战败的口号。它声明反对 “希望本国战败 ”这个口号的提法，尤其是对 “小恶 ”的观点持反对态度：
“小组明确谴责任何以类似《中央机关报》第38期那样提出的所谓“俄国战败”口号的做法。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以及对范德维尔德的答复中，俄国的战败被描述为在对战争其他问题进行客观评估之后的‘较小的祸害’。然而，第38期的社论则称，每一个革命者都有义务‘希望俄国战败’。
“该小组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毫无实践意义，而且还引入了不应有的混乱。如果一个革命者仅仅有‘希望’俄国战败的义务，那就没有必要在政治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为此撰写社论；但如果他有义务做得比‘希望’更多，那这就不仅仅是客观的评估，而是鼓吹对战争的积极参与（即选边站队）——而这种参与恐怕连《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也不会赞同。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该文章最后一段中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其在结尾处将对战败的希望归因于随之可能爆发的革命起义。在这种意义上进行实际宣传是完全不可行的，因此必须对‘希望战败’的宣传进行彻底的否定。我们认为，在所提到的文章中，根本没有划清对局势的客观、完全可接受且正确的评估与对战败的鼓吹之间的界限；本小组认为，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以最果断的方式消除该问题中的一切混乱和模糊。”
问题显而易见：如果你真的“希望”失败，那你就应该为失败而努力。（尤其是如果你认为“希望失败”如此重要，以至于要为此写决议、写文章、写社论、写战斗檄文！）
但“为失败而努力”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列宁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曾短暂地尝试将失败主义口号“国际化”，但“希望失败”依然主要被理解为：“希望本国被敌对国家在军事上打败”。列宁多次不得不强调，他的意思不是要“去炸桥”、帮助敌人等等。他之所以必须一再强调“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正是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口号在整个运动中确实被这样理解。
他的同志们当然知道什么叫“为革命斗争而努力”，但在一场我们两边都不支持的战争中，“为失败而努力”又是什么意思？ 布哈林和鲍吉的同志们说得很对：革命斗争在客观上可能会导致失败，但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失败”，而是社会主义。
而列宁对此从未有任何回应。不论是这次伯尔尼党内会议，还是任何其他场合——在这个时期的全集中没有，在后来出版的手稿、哪怕是最粗略的笔记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关记录。他干脆就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个问题。
七，表述四：“不要在危险面前止步……”
更重要的是：面对来自鲍吉同志们的批评，列宁放弃了他们所抨击的那一提法。最终通过的决议中完全没有提到“希望本国战败”这一表述。这是列宁第二次在遇到“失败主义”口号措辞上的困难时，放弃了被批评的提法并重新创造一个新说法。他起草的伯尔尼决议在这一点上是这样取而代之的：
“在任何国家中，反对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的斗争，都不应因革命宣传可能导致该国战败而中止。政府军的失败削弱了政府，有助于被其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并使反对统治阶级的内战更加容易。这一主张对于俄国来说尤为正确。俄国政府的胜利将带来世界反动势力的加强，国内反动力量的增强，并将伴随着对已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彻底奴役。鉴于此，在一切条件下，俄国的战败被视为较小的祸害。”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妥协。“较小的祸害”式的提法依然保留在其中。诚然，它原先那套“特殊”论证已经彻底死亡，不会再被挖掘出来；诚然，说俄国的战败“似乎是”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也颇为奇怪，让人不禁疑问这种不确定的语气是怎么加进来的。但无论如何，这“失败主义”的第一表述依旧存在。
第二表述也说：“战败有利于革命。”
但取代了第三表述——恰恰是那个曾遭到猛烈批判的版本——的，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化”失败主义表述：阶级斗争不应因革命宣传可能导致的战败而中止。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之后将再次遇到的那样：不要因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而停下斗争（即第四种表述）。
在失败主义口号的历史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点，莫过于这个最后的表述竟被广泛接受为是“希望失败”的简单同义反复、再陈述或变体，甚至被认为是“俄国特殊论”或“较小祸害论”的另一种说法。但事实上，它不仅完全不同，其含义更与“希望战败”正好相反。
“不要因失败的风险而止步”这一说法意味着，我们并不希望失败本身，而是希望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直至社会主义胜利——哪怕这种斗争可能在军事层面上带来客观上的失败影响，我们也在所不惜。
当列宁明确使用“风险”这个词时，他明确地否定了第三表述（即“希望战败”）。而在其他场合，这种否定只是隐晦表达，而非正面陈述。然而，在当时的左翼运动中，我们却可以在同一篇“教育性”文章中看到这两种表述被不加区分地一并引用，被当作“列宁失败主义”的例证；更常见的是，为了“加强效果”，还附加上了那个“较小祸害”的俄国特殊论。
可以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再没有哪个问题像“失败主义”口号这样混乱不堪。但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不是在后来的解释者身上，而是在列宁本人的表述中。
即使是这个“不要在失败风险面前止步”的表述（它本身并不是失败主义），其中也包含了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如前所述地展开讨论。但现在让我们继续用比较测试法来分析这个口号：
我们不希望因为存在失败的风险或可能性就中止社会主义斗争：很好。那么，我们是否也不应在人身伤害或损失的风险面前中止斗争？我们是否也不应因为斗争可能会激发法西斯势力的组织化，或者因为斗争可能会引来政府的迫害，或者因为斗争可能导致种种其他意外后果，就因此而停止斗争呢？这些风险，我们当然要评估并加以应对，但我们既不会“希望”这些风险发生，也不会把它们上升为政治口号、主张或主义。
而列宁之所以将这类表述提升为政治原则，也不是出于一般的理论发展，而是因为他陷入了一个自我制造的理论僵局，却又拒绝通过彻底放弃“失败主义”这一套来摆脱它。他当时主要是在寻找一种最尖锐的方式划清界限，把“绵羊”和“山羊”分清楚——失败主义遂成了布尔什维克战争路线的“荣誉之点”；而不久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口令”，也就是派别身份的标志性口号。
八，总结：失败主义的四种表述
到1915年3月为止，我们已经得到了“失败主义”的四种表述——它们都是试图在不解决根本矛盾的前提下应对那些无解矛盾的产物。在继续论述之前，让我们先加以总结：
第一种：俄国的特殊立场：德国打败俄国是“小恶”。
第二种：“战败有利于革命”的客观论断。
第三种：希望每个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都战败。
第四种：在战败的危险面前不要止步。
这是四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其中只有三个对国际运动有意义。其中只有两个是希望失败的（1 和 3），只有一个可以以“口号”的形式提出（3）。
即便假设这四种“失败主义”各自都有某种自洽的含义，列宁的立场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是，从此之后，列宁会根据论战的目标和策略需要，在这四种立场之间不断切换、变换手法。让我们看看，直到1916年11月“失败主义”最后一次出现在列宁著作中为止，他又引入了哪些新的面向。
九，托洛茨基对“失败主义”口号的攻击
我们现在来到了列宁唯一一篇专门论述其“失败主义”口号的文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本国’政府的失败》。相比之下，列宁在其他地方对这个口号的引用都仅是零星提及。而这篇文章本身，堪称一团糟，与之相比，他之前的那些段落都简直是清晰思辨的典范。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让列宁彻底失控，完全抛弃了清晰的逻辑思维。
为了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以及理解这篇文章本身，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直接背景——幸运的是，这段背景是清楚可考的。这一背景就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与“失败主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当时托洛茨基是《我们的言论报》的核心人物，该报是一份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日刊，为革命流亡者而设。它聚集了不少持异议的布尔什维克、一批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其中包括马尔托夫，直到几乎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为止）以及一些无党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托洛茨基本人也属此类）。技术协调人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Antonov-Ovseyenko）；其撰稿人和合作者名单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俄国革命的杰出领导者。这份报纸是俄国革命阵营中反战立场最鲜明的媒体。
在1915年初，《我们的言论报》曾与列宁方面尝试接洽，试图展开反战宣传上的合作。一次机会似乎出现在同盟国社会党伦敦会议（即协约国阵营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会议）即将召开的背景下。由于俄国也是协约国一员，俄国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们决定借此机会进行一些“教育”。《我们的言论报》向布尔什维克与中派孟什维克的“组织委员会”两方发出了邀请，建议联合起草一份反战声明，在伦敦会议上公开发布。列宁同意了，并草拟了一份声明。然而，这次联合行动最终并未实现，并伴随着一些不快的情绪。但值得注意的是，分裂并不是因为“失败主义”的分歧，原因很简单——列宁那份起草声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失败主义”的字眼，连最淡化的形式都没有。
尽管如此，自“失败主义”口号一出，《我们的言论报》就一直在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这一主张。正如阿尔弗雷德·罗斯梅尔（Alfred Rosmer）所写：“这场围绕‘失败主义’的论战，是列宁与《我们的言论报》之间的争执，尤其集中在托洛茨基身上。
联合行动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是否让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参与，但托洛茨基本人事实上被普遍视为《我们的言论报》集团的左翼。他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而《我们的言论报》一方整体上认为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在战争路线上的两个主要分歧——和平口号与失败主义——是次要问题。当时（和以往一样）真正将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分裂开的主要矛盾并非政治路线，而是“组织问题”；在这方面，托洛茨基一直扮演着主张布孟统一的“调和者”。
在伯尔尼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决定创办一本新杂志，命名为《共产主义者》（Kommunist）。列宁表现出对托洛茨基国际主义立场的信任，邀请他参与编辑工作，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记住。
而托洛茨基却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当面回绝了这一邀请。这封信发表于1915年6月4日的《我们的言论报》，可谓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托洛茨基拒绝参与，并非出于任何政治上的分歧，而是基于他的一贯“组织立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派别主义”方式等。他在这封公开信中特别强调：即便存在政治上的分歧，也不应成为合作的障碍。在这一背景下，他顺带提到并评论了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政治分歧，其中对“失败主义”口号的评论如下：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我都无法同意你们（通过一项决议所强调的）观点，即俄国的失败将是‘较小的祸害’。这种看法在方法论上是对社会沙文主义政治方式的一种根本让步，是一种既无必要也无法辩护的让步，它用一种（在当前条件下极为武断的）‘较小的恶’的导向取代了对战争及其根源条件的革命性斗争。”
托洛茨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他点明，“小恶”式的失败主义说法，在方法论上与社会沙文主义没有根本差别。《我们的言论报》早就指出，这种失败主义概念不过是“护国主义”的翻版（类似我们今天说斯大林的黑人政策是“反向种族隔离”那样的含义）。他清楚地揭示了失败主义口号所蕴含的社会沙文主义潜力，而我们稍后还将看到更多这方面的证据。
面对这次打脸，列宁唯一的公开回应就是那篇大加抨击托洛茨基公开信中关于失败主义的一句简短评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恶毒与愤怒——但他真正生气的并不是“失败主义”！托洛茨基宁愿与那些可疑的左翼孟什维克和持异议的布尔什维克合作，也不愿与他站在一起。像列宁历来对托洛茨基最激烈的攻击一样，这次也依旧是以“组织问题”为主要火力来源。然而他开火的却是一个次要的政治分歧，而不幸的是，这一轮炮击用的却是潮湿的火药，毫无威力。
十，列宁对托洛茨基失败主义批评的驳斥
我们现在要分析列宁那篇专门用来阐述失败主义口号的唯一文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的政府的失败》(Defeat of “Our” Government in the Imperialist War)。以下是阅读这篇文章时必须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文章开头不久，列宁引用了托洛茨基在《公开信》中对失败主义的批评，作为他攻击的对象。但这段引用并不完整，而且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列宁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说，希望俄国战败是‘一种不必要且不可辩护的对社会沙文主义方法论的政治让步’。”
然而，事实上，托洛茨基的批评是明确针对“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的。列宁却没有展现出托洛茨基是从这个角度展开批评的，而是从半途中开始引用，并在没有引号的情况下用“希望俄国战败”替代了托洛茨基实际批判的“较小的祸害”这一提法，好像托洛茨基是针对“希望战败”口号而发的评论。
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尽管被攻击的是“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在整篇文章中列宁却从未提到过这一表述的存在，更谈不上为其辩护了。
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一说法？即便如此，也无法为他在争论中使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做辩护。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后来在其他著作中仍旧会再次使用“较小的祸害”这个说法。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回应的是对这一说法的批评，却对此只字未提！
在本文中，列宁主要使用的是“希望战败”这个版本（第三表述），而非“较小的祸害”这个第一表述。讽刺的是，这种“希望战败”的提法恰恰是刚刚在伯尔尼会议上被舍弃的口号版本！当然，伯尔尼会议并非是一个有中央委员会约束力的正式代表大会，仅仅是一次协商性的会议；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在面对鲍吉小组的反对时，列宁没有坚持“希望战败”这一表述。若说那是达成的某种妥协，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妥协”根本毫无意义。
无论如何，令人关注的是其反复出现的模式：这是列宁第三次在面对对失败主义口号的批评时，不是捍卫原先被批判的说法，而是又换了另一个版本。我们早前已经看到，对阿克塞尔罗德的反对，他发明了一个新表述（即“战败的客观有用性”或“战败促成革命”）；对布哈林和鲍吉的反对，他又插入了另一个新口号（即“不要因为可能导致战败就停止斗争”），并丢掉了原本受到攻击的提法；而现在对托洛茨基，他同样没有回应被攻击的那一说法，而是重新拾起了在伯尔尼被放弃的版本。
这可不是一个清晰明了、捍卫自己信念的列宁的形象。这是一位在这个问题上极其混乱、不知所措的列宁，他实际上根本无法为自己的主张进行严密的辩护——尽管他“直觉”上觉得这个口号具有某种本质性的价值，足以作为与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的一把利剑。
尽管如此，列宁仍然在文中引用了伯尔尼会议的决议！他借此来回避被提问的问题——即关于德国胜利是否是“较小祸害”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
“托洛茨基使用回避问题的言辞，使自己在如此简单的语境中也迷失了方向。他似乎认为，希望俄国战败就意味着希望德国胜利……而这正是托洛茨基也在重复‘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为了帮助那些不会思考的人，伯尔尼决议已经明确指出，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现在都应当希望本国政府的失败。”
这恰恰是伯尔尼决议并未“阐明”的内容；事实上，这正是该决议所抛弃的提法！
而且，即使假设伯尔尼决议确实包含了这个表述，这也根本无法回应托洛茨基的批评。列宁写道，托洛茨基“似乎认为”希望俄国战败意味着希望德国军队取得胜利，好像这是托洛茨基的某种误解或偏差。但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整个运动一贯的理解。这正是1904–1905年列宁本人对其的理解，也正是在1914年9月——仅仅几个月前——列宁对其的理解。更何况，连他自己布尔什维克党内最亲密的同志（如卡尔平斯基）也正是从这一含义出发批评它的。而布哈林-鲍吉集团，也在仅仅数月前，正是基于“希望战败”意味着在战争中站队这一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出于这个反对理由，该表述才未被写入伯尔尼决议。
当列宁只是回应说他将失败主义口号适用于所有交战国时，他不过是在表明自己拒绝将“较小的祸害”这一表述运用到其已确立和一贯的意义上。托洛茨基当然知道列宁并不真的“希望德国胜利”。他指出的是失败主义口号本身的方法论指向了那条道路。而列宁软弱的“你也一样”的反击，实在是格格不入。
在这篇令人沮丧的文章中，列宁甚至不满足于“希望战败”这个提法。此前在伯尔尼会议上，鲍吉小组就曾提出质疑：“希望”是否可以仅仅停留在愿望阶段。在这篇——也是仅此一篇失控的文章中——列宁写下了“致力于军事上的战败”这一表述变体。他宣称他的口号是一个“号召战败”的口号。他得意洋洋地宣称，“沙皇政府完全正确地指出”，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的宣传“有助于它的失败”。他写道，对本国发动战争的政府发动打击，“就意味着帮助本国战败”。
“帮助谁？”这样的写法，哪怕是从最善意的角度来看，也是语义漏洞百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里列宁甚至滑向了“本国的失败”，而非“本国政府的失败”。
他重复了三次，我们不可能不在对战争的反对中“对政府的失败作出贡献”。甚至在某一处，“失败”一词还不够锋利、不够“硬”，他写道：一个工人不能在战线上与对面工人团结一致，“而不对‘他自己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失败、肢解作出贡献”。
我们现在是在支持“肢解”了吗？毫无疑问，列宁使用“肢解”这个词时心中可能想到的是殖民帝国的瓦解或对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但他在文章中并没有在这样的语境中写下这句话。
他写道：“我们无疑不仅仅意味着希望其失败，而是实践性的行动，以促成这种失败。”实践性的行动以促成失败？这是什么意思？列宁在此处加了一个括号说明：
“给‘洞察的读者’：这绝不是指‘炸毁桥梁’、组织失败的军事罢工，以及一般意义上帮助政府击败革命者的行为。”
于是我们得知这句话不意味着什么。但它意味着什么呢？其他同志也曾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那种通往反战斗争与革命的“实践性行动”，它可能会在战线上产生军事失败作为副产品，这种思路大致对应“第四表述”。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思路，在这篇失控的论战文章中也并未出现。
幸运的是，“通过实践性行动促成失败”这一类口号，甚至在后来对列宁的神话叙述中也未能扎根，原因我们也不难理解。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或是列宁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列宁的这篇文章没有在任何一点上进行有理有据的政治论述。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断言，用于替代论证。譬如文章开头的前三句话便是：
“在一场反动的战争中，一个革命的阶级不可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这是一个公理。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拥护者，或他们无助的卫星，才会对此提出质疑。”
这完全是虚张声势。即使失败主义是正确的，它也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或世界上任何其他政治传统中的“公理”。而考虑到该口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遭到广泛的否定，甚至包括一些党的核心领导人，这第三句话所展现的，不过是失控的愤怒罢了。
整篇文章充斥着这类咄咄逼人的断言式虚张声势：像“无可争议地意味着……”这种句式，在问题远非“无可争议”之时说出此话，而事实上，正是该问题最需要辩论；“只有这一口号意味着一贯地号召革命行动……”这类表述，其中“只有”这个斜体词承担起了本该由严密政治论证承担的重任；而且正是在这里，我们几乎被告知，如果没有战败，就“不可能”有革命。
在这一点上，也应当提及列宁在整篇文章中反复使用的一种“混同伎俩”：即把托洛茨基的观点与整个政治光谱上的其他所有人混为一谈——直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社会沙文主义者。等到这篇文章在愤怒的高潮中结束时，托洛茨基和其他人已然变成了“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一边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对抗其本国政府的革命行动的可能性，也不愿意推动这种行动的发展……”
这篇文章中，还出现了关于失败主义口号在反战立场中作用的最极端表述，例如：“否认战败口号的意义，就意味着将自己的革命行动降格为一句空话，或纯粹的伪善。”
唯一一处甚至看起来像是在尝试进行论证的段落是如下内容：
“若有人认真想要反驳‘号召本国政府失败的口号’，那么他必须证明以下三点之一：要么（1）1914-15年的战争不是反动的；要么（2）与此相关的革命是不可能的；要么（3）所有交战国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协调与互助是不可能的。”
然后列宁接着论证说战争是反动的，革命是可能的，国际行动也是可能的。但这恰恰是偷换问题焦点。这三项条件的确构成了一个革命反战立场的基本前提，但它们丝毫没有触及那些在革命反战政策框架内对“失败主义口号”提出的各种批评。
列宁在一段时间后才进行所谓的“连接”，却也仅仅是以最终的断言式口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除非……”
列宁对第三个条件的评论颇值得注意：“最后这个理由对于俄国尤其重要，因为俄国是最落后的国家，在那里立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最早提出‘战败’这一理论与实践口号的原因。”
这只是列宁1914年最初提出战败口号时政治动因的一个微弱回响——当时该口号是作为一项仅限于俄国的特殊政策被引入的。而现在，他只是小心翼翼地用它来解释为何在所有国际主义反战者当中，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集团提出了这一口号。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列宁针对“不胜不败”口号的攻击。我们将在后文中具体讨论托洛茨基与卢森堡对此问题的看法。现在，仅需指出以下几点：
托洛茨基（或卢森堡）都从未提出过这个口号。 尽管列宁从未明确表示托洛茨基提出了这个口号，但读完这篇驳斥文章后，恐怕多数读者都会产生这种误解。事实上，列宁唯一实际引用这个口号的是孟什维克的森姆科夫斯基（Semkovsky）。孟什维克的领导层确实曾提出过这个口号，至少以“不胜也不败！”（“Neither victory nor vanquished!”）的形式出现过，如丹所记录。列宁在此正确地指出，这种观念预设的是希望回到战前现状，而不是将帝国主义战争引向革命结果。
我们在日俄战争中也见过孟什维克采取类似做法：他们不是绕过，而是骑墙于“胜利还是失败”的两难选择之间，并且是在现存政府框架内处理这一两难。这与托洛茨基对胜负问题的处理方式毫无共同之处。
十一，其余记录：1915年8月至1916年11月
从这里起，让我们继续梳理列宁对“失败口号”的后续论述，仅在出现新的关键点时稍作停留。四种不同的表述在他的文本中被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
（1）在《社会主义与战争》小册子中（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于1915年8月合著），列宁写道：我们必须“希望自己的政府战败”，我们必须“看到政府在军事上的挫败与推翻它的机会增加之间的联系……所有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表达出希望他们的‘本国’政府被击败的愿望。”
他还说，这将“与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潜在想法相吻合”。当我们看到列宁于1917年返回俄国时是如何了解这些“潜在想法”的，这句话值得特别记住。
（2）在《第二国际的崩溃》一文中（大约同一时间，1915年夏）列宁也简略提到了“希望失败”的概念。
（3）列宁在1915年8月23日致什利亚普尼科夫的私人信中写道：
“俄国的事态已经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立场——那些蠢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从阿列克辛斯基到齐赫泽）称之为‘失败主义’的立场。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军事上的失败正在动摇沙皇制度，并有利于俄国以及其他国家革命工人的联合。他们说，如果你们革命者推翻了沙皇制度，你们会做什么？我的回答是：
（1）我们的胜利将使德国‘左派’的运动以百倍之势爆发；
（2）如果我们完全战胜沙皇制度，我们将向所有交战国提出以民主条件缔结和平的建议；如遭拒绝，我们将发动一场革命战争。”
最有意思的是，这段文字中前后文发生了立场的转变。段首，列宁所称“完全被证实”的立场，是那个轻松的第二种表述方式：“失败促成……”。很明显，这只能意味着俄国被德国打败的情形。然后列宁毫无过渡地转向另一个问题：由革命者击败沙皇制度，也就是革命的胜利。两者之间当然有联系，但在“失败口号”本身中，“希望失败”指的是被敌国政府打败，这种失败反过来是为了促成革命的胜利。（正是在列宁之后的“再解释”时期，这个“希望失败”的口号才被重新诠释为仅仅“希望通过革命实现失败”，而不再包括“通过敌方胜利实现的失败”。）
还有一点：似乎只有蠢货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才把这种立场“冠以失败主义之名”。但这并没有阻止列宁（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后来亲自把这一立场称为“失败主义”，有时加引号，有时没有。在后来的共产国际中，“失败主义”这一术语反而成了标准说法，尽管曾有上述批评。
（4）1915年10月，列宁写了一篇题为《俄国的失败与革命危机》的文章（该文未发表，留在他的文稿中）。他在其中指出，沙皇军队遭受的失败正在导致革命情绪的发酵。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唯一看到他在此背景下提到日俄战争，但并未涉及他当时对这场战争的立场。他仅指出：“又一次出现了军事上的失败，并由此加速了革命危机的到来。”事实上，文章中还有如下一段有趣的话，提到正在进行的战争（即1915年的世界大战）：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同样清楚：借助失败与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从惊慌失措的君主政体那里争取妥协，并迫使其与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同样清楚的，还有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它正努力利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困境，来完成革命。”
在这里，居然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注意，是在1915年！）被描绘成认识到“失败促成革命”这一原则的群体——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列宁先前的一些表述，那他们就应当被视为“失败主义者”！——而与之对立的革命者却并未被描绘为“追求失败”。你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事实上，文章接下来还得意洋洋地提到孟什维克已经发出了“在德军后方发动起义”的号召——“这可是他们花了一整年时间攻击‘内战口号’之后的举动！”列宁感叹。逻辑混乱令人叹为观止，因为显然，在敌国政府后方发起起义的号召，与反对对本国政府发动内战（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战斗）之间，并不构成任何矛盾。
但不知为何，列宁最终从这一混乱中得出了再次确认“失败口号”的结论，依据正是孟什维克的号召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
“……面对俄国的革命危机——这场危机正是被失败所加速的——而这正是‘失败主义’形形色色的反对者所不敢承认的……战争的教训迫使我们的反对者也不得不真正承认‘失败主义’的立场，以及提出‘在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后方起义’的口号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提出了内战的口号。事实证明，战争的教训正一点一点强行塞进他们脑袋的，正是我们一开始就宣传的思想。俄国的失败已经成为了较小的祸害，因为它在广阔的范围内推动了革命危机，并唤醒了数以百万、千万、亿计的人。”
（5）1916年2月，列宁在一篇题为《威廉·科尔布与乔治·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文章中提到：“两人都指责革命社会民主工党人‘失败主义’，使用的正是普列汉诺夫主义者最爱用的措辞……”在这篇文章中，社会沙文主义者对本国政府失败的恐惧，与“希望失败”的口号相对立。科尔布“在说德国左翼的策略意味着‘军事上的削弱’，即希望并协助其失败、失败主义时，是对的。”
（6）列宁第一次将“失败口号”正式提交国际主义左派表决，是在他提交给昆塔尔会议（即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纲领中。在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该口号尚未被提出。
在现存的这份提纲草稿的初稿中，列宁写下了如下内容，他显然是在赞同地引用齐美尔瓦尔德委员会第3号简报中的一段话，尽管该段并未包含在齐美尔瓦尔德宣言或其决议中：
“……如果我们号召群众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不管一个特定国家的军事形势如何’，那我们不仅在原则上否定了在这场特定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正当性，也承认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失败的可取性，以便将失败转化为革命。而这必须被公开地说出来：革命性的群众斗争不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除非其有意识的代表们公开地以失败和推翻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名义团结起来。”
以“不管军事局势”为原则去反对本国政府——也就是说，无论阶级斗争对战争局势会造成何种影响——实际上是一种“第4号表述”的变体。当然，这并不涉及“希望失败”的诉求，但确实明确表示要“以失败的名义”继续反战斗争。
然而，尽管初稿似乎为这一说法叫好，最终提交的提纲却将这一思想评价为“并不充分”：
“仅仅像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工人们在革命斗争中不应考虑他们国家的军事形势——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说出这里仅仅被暗示的内容：即，在战争期间进行革命性行动是不可能不带来本国政府失败风险的；而在一次反动战争中，政府的每一次失败都能促进革命……”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继续阶级斗争，不考虑其对军事局势影响”的公式，已经成为对“失败口号”的最常见的淡化版本，并被写入了诸多组织建党的纲领之中。列宁说“这还不够”，从他的立场来看他是对的——但他没有指出，真正不够的恰恰是那个“希望失败”的诉求。他本人也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尽管他在反托洛茨基的论战中言辞激烈。
（7） 在对卢森堡《尤尼乌斯小册子》（关于战争）的批评中（1916年8月），列宁将“失败口号”的问题仅仅放在了一个脚注里。从表面上看，《尤尼乌斯小册子》的立场与列宁提出的“失败口号”完全不兼容，但列宁对此并未大动干戈。在脚注中，他写道，这个问题必须这样提出：
“（1）‘革命干预’是否可能在没有失败风险的情况下实现？（2）是否可能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鞭笞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3）我们是否一直主张，并且反动战争的历史经验是否不正好证明，失败有助于革命阶级的事业？”
这些是列宁所提出的最被“冲淡”的两个版本之一。顺便一提，卢森堡的小册子确实有一些关于失败与革命之间联系的评论，尽管这些评论完全没有陷入列宁那种片面单向的错误理解；尽管她没有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讨论“失败风险”问题，但读者完全不会对她的立场感到怀疑：她不会因为德国军队可能失败而有所保留。
（8） 在1916年8月为《青年国际》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列宁简略提到“希望本国政府失败”。
（9） “失败口号”的最后一次出现在1916年11月，在一篇题为《论单独媾和》的文章中，语气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完全一致：
“无论当前战争的结局如何，它都将证明那些曾说唯一可能的出路是为社会主义而发动无产阶级内战的人是对的。它将证明那些主张沙皇政权失败——沙皇政权的彻底军事失败——‘无论如何’都是较小的灾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对的……即便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当前无法迈向社会主义……东欧与亚洲只有在沙皇制度彻底军事失败、彻底丧失施行其半封建帝国主义政策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以七里靴的速度迈向民主。”
在这里，正如列宁所有其他论述一样，“小恶”这一公式仅适用于沙皇制度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视角。在此同样明确无误地表达出：列宁所说的是俄国被德国军事打败，而不是被社会主义革命打败。随着回到1914年首次提出的那种表述方式，这个“失败口号”的逻辑圈也就闭合了——在列宁还活着的时候，它不会再被提出。
十二，当“失败主义”并未被提出时
在1914–1916年间，列宁著作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他在某些场合并没有提出“失败主义”口号。当然，将这个问题推向极端并无意义，也不能要求他在每次谈论战争问题时都重复这一口号。事实上，在1914–1916年间，列宁仅在11篇已发表文章中提到过“失败主义”思想；除此之外，还有7份文件（包括未发表文章、书信、笔记等）在其全集中也提及了这个概念。
显然，如果我们严肃看待列宁曾对失败主义口号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那么我们可以轻易列出一长串他本应提到失败主义但却没有提及的文章。在此，我们只列出一些特别典型的例子，这些例子中似乎最有理由应当出现“失败主义”口号。
（1）1915年2月对伦敦协约国社会主义者会议的草案声明
这一草案是列宁为回应《我们的言论报》（Nashe Slovo）提出的联合行动提议而起草的。他试图系统地罗列一个完整、彻底的国际主义反战政策所需的基本观点。这个草案绝不是某种“妥协性”文本，而是为了提出一个完整立场。
草案中完全没有“失败主义”或类似内容的暗示。
（2）1915年3月布尔什维克致伦敦会议的正式声明
虽然前述联合声明未能成行，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派出立维诺夫（当时在伦敦）代表单独递交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列宁亲自撰写，且毫不妥协。
这份布尔什维克单独声明中，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提法。
（3）1915年3月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的提案
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在伯尔尼举行的会议，并提交了一份关于战争政策的决议案。
该决议案也没有出现“失败主义”内容。
（4）1915年10月13日《社会民主报》发表的《关于战争口号与立场的若干提纲》
这份提纲由列宁撰写，后来在1917年反复被引用，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战争立场的重要参考文件。虽然该文不是战争政策的完整总结，但却涉及多个关键点。
“失败主义”不在这些“关键点”之列。
（5）1915年9月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此次会议上，列宁推动成立了“齐默尔瓦尔德左派”，旨在将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完整立场呈现于国际反战力量面前。尽管列宁在自己的提案被否决后投票支持了多数派的宣言，但他与支持者发表的左派宣言被视作“完整而明确的纲领”（季诺维也夫语）。
然而，这份“完整而明确的纲领”完全没有提及任何形式的“失败主义”。
（直到1916年4月的昆塔尔会议，失败主义才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中被以某种形式提出。）
这些五个典型案例若从“失败主义”是反战政策必不可少条件的立场来看，显得十分奇怪。但事实上，它们并不奇怪，它们只是与后人创造的“神话”相矛盾而已。列宁对失败主义的激烈宣传主要是在反击攻击时，或是在党内派系论战中使用的。
（6）1917年及其后回顾战争时期的总结中
在1917年以及其后的共产国际初期文献中，列宁常常总结1914–1916年社会主义阵营对战争问题的三种立场：社会沙文主义右翼、“中派”各流派，以及国际主义左翼。
在这些总结中，“失败主义”从未被作为标志性口号提及：既没有指出中派对其的否定，也没有强调布尔什维克对其的支持。
（7）1917年3月至11月的关键时期
列宁最彻底放弃“失败主义”口号的时段，就是1917年从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的整段时间。这一时期将作为下一章的主题单独讨论。
第四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卢森堡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季诺维也夫（Zinoviev），因为在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这段时期里，几乎是他唯一一人作为列宁的亲密合作者，在伯尔尼与列宁一道，共同制定并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政策。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也正是只有他在列宁的直接监督下，试图为“失败主义”口号进行辩护和阐释。这段时期他所扮演的角色，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收录在名为《逆流而上》（Gegen den Strom）的文集中，作为他与列宁在世界大战年代所发表著作的合集出版。
在“失败主义”口号的制定中，季诺维也夫没有扮演独立角色，他只是试图追随列宁的思路。而与列宁从不提及自己“失败主义”理论的历史先例不同，季诺维也夫特别擅长于为失败主义构建一个历史传统（这一点我们在第一、二章中已有论述）。在《逆流而上》一书中，唯一一篇专门讨论失败主义的文章，是他那篇我们已提及的历史性论文《“失败主义”过去与现在》。此外，还有一篇文章中有关于失败主义的长段落，另外几篇中也有一些零星提及。
然而，在1915–1916年间，季诺维也夫自己撰写的一本关于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中（直到1917年4月才出版），即《战争与社会主义危机》，却一字未提“失败主义”口号。这并不是因为书的内容范围太窄，恰恰相反，它内容广泛，几乎可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论述；也不是因为篇幅有限——德文版的页数达到了惊人的652页。作为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在这本大部头中却完全未提这个被神话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中反战政策核心”的口号或其“基本要素”之一，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疏漏”。
在他的各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显然是尽力跟随列宁在失败主义上的立场。但当“领路人”的方向本身就模糊而多变时，谁又能跟得清楚呢？作为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得力助手，季诺维也夫所展现出的迷茫轨迹，正是乱上加乱的真实写照。而我们即将讨论的最后一点，则已经不仅仅是混乱的问题了：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失败主义口号中固有的社会沙文主义倾向的最显著证据。
一，“小恶”问题
除了对失败主义口号的一些历史探讨之外，季诺维也夫对该口号最长的一次专门论述，出现在他那篇长文《俄国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沙文主义》中，写于 1915 年夏。正如列宁那篇攻击托洛茨基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是在托洛茨基发表《公开信》批评之后所作出的反击。然而季诺维也夫甚至没有直接引用托洛茨基的批评，对其唯一的提及只是嘲讽式的一句挖苦：
“……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对立的结成了紧密的方阵：直接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右翼中派……还有‘左翼中派’（参见托洛茨基在《致〈共产主义者〉编辑部的公开信》中对此问题一些毫无启发性的议论）。我们坚信，中派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统一绝非偶然，一切皆有其因。”
撇开这番“混合作料”的批判不谈，季诺维也夫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其实也没有多清晰。他完全没有讨论托洛茨基批评过的“小恶”说法（lesser evil），某种程度上这也许算是“谨慎”。不过，当他在文章后面自己开始谈论“小恶”的时候，他却鲁莽地踩进了列宁从未踩进的雷区。
我们前文已经明确指出过：列宁从未把“小恶”这个说法用于俄国以外的国家。但这一“细节”，显然从未有人向季诺维也夫解释过。于是他写道：
“……国际主义者如果不在自己的鼓动中坚持这个原则，即：从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本国帝国主义者的失败是较小的祸害（lesser evil），那么他们在任何一个交战国中都不可能一贯地对抗本国政府和沙文主义者。”
这段话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14 年 11 月的《提纲》完全矛盾。那份文件明确指出：
“在特定条件下，从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无法断定是这一组交战国的失败，还是另一组的失败对社会主义来说更为有利。但对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
也就是说，“小恶”只能针对俄国这个特殊情况提出。
至于季诺维也夫是否意识到他自己说的话其实背离了中央的路线——我们可以怀疑他自己都不清楚。他大概真心以为自己是在忠实重复列宁的路线。如果这条路线本来就够混乱，那这也不能完全怪季诺维也夫——他也搞不清楚罢了。
二，“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
季诺维也夫最详细的论证集中在“最安全”的那种表达方式上：我们不应因为担心失败而停止阶级斗争。关于这一表述（即前文所称“表述四”）我们已经有所讨论，然而对季诺维也夫在使用它时的方式，还有一点额外的观察必须指出。
这正好触及到失败主义口号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正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复试图把社会主义的战争政策问题简化成“支持失败还是反对失败”。这种设问方式，过去是、现在也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典型标志。而令人玩味的是，季诺维也夫居然明确地为这种设问方式背书：
[社会沙文主义者辩称，季诺维也夫转述道：]“我们还要继续在国内开展阶级斗争吗……这难道不会削弱我们政府的军事力量吗？而这显然对外部敌人是有利的。这么一来，你们就是支持自己国家的失败了？请明说，是，还是不是？如果是否定的，那你们就必须承认，暂时……阶级斗争必须停止，要以国内和平政策代替。”
这是季诺维也夫对社会沙文主义者说法的转述。那他对这种说法的评价是什么呢？——他写道：
“这种设问方式确实有其逻辑性。”
也就是说，既然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设问逻辑是成立的，那我们也必须站在他们设定的地基上，只是把立场反过来：他们是反对失败，我们就要‘支持失败’。
然而他才刚刚痛斥过以“害怕失败”作为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的出发点，认为那样会滑向社会沙文主义。那反过来——以“希望失败”作为出发点，就不会同样滑向反向的社会沙文主义吗？这不过是把社会沙文主义倒立过来而已。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会从“胜利”也不会从“失败”的命题出发来制定政策。对于战争中各国政府的军事成败这一整套命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以“为社会主义而战胜各国政府”的斗争加以对立回应。如果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下，我们说“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军事失败而停止社会主义斗争”，那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我们接受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设问方式（你是支持失败还是反对失败），并说我们“支持失败”，那再补一句“我们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停止斗争”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我们既然都已经“希望失败”了，怎么又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停止斗争呢？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在方法论上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不自觉地站到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思维框架之内，仅仅是反其道而行之而已。
三，失败与人民的利益
季诺维也夫强调了一种在列宁关于失败主义的讨论中没有使用，但列宁在其他语境中曾表达过的论点：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被敌人打败，并不会真正损害人民的民族利益，只会损害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
“资产阶级的‘祖国’——在战争过程中这一点越来越明显——面临的威胁，不过是失去某个殖民地或某个边境地区，对资产阶级来说不过如此。资产阶级无非是想在外交层面重新洗牌，签订新的秘密条约与进行新的阴谋。”
这同样是日俄战争时期情绪的回声。那时战争发生在远东的殖民地和边境地区，没人（包括日本人）曾梦想过要攻占俄国本土。
但当这种说法被用来支持“希望失败”的口号时（而不仅仅是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起因时，如列宁在其他地方所做的），它就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逻辑问题。即便我们为了论证目的暂且承认这个判断在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成立的，这种判断也绝不可能在所有帝国主义战争中都成立，甚至在一战中对每一个国家也不一定成立。
比如说，如果一个国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确会对人民造成严重的苦难——正如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下的失败确实带来了如此的苦难——那我们是否就不再“希望失败”了呢？而如果再进一步认为“保卫主义”与“失败主义”是唯一的两种一贯立场，那只要对“失败主义”的论证产生一丝动摇，就打开了走向社会沙文主义结论的大门。
事实上，从一战的实际后果来看，这种“失败不会伤害人民”的失败主义论点是明显错误的。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的资产阶级在战争失败后所遭受的损失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自身，也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处境。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可以承认这一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得出亲战结论。恰恰相反，他正是因为知道“胜利”或“失败”都只会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再生产，才提出第三种替代选择：追求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他才会说：即使面临失败的风险，我们也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因为对他而言，真正的选择不是“失败”还是“胜利”，而是“社会主义胜利”对抗资产阶级统治的胜利或失败。
但对于一个提出“希望失败”口号的人来说，这种思路就行不通。证明这一点的，是季诺维也夫文章中后面的一段自相矛盾的文字（虽然他并未意识到这段文字与上述论点之间的关系）：
“沙文主义者描绘了一幅失败将带给工人阶级的恐怖图景。事实上，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失败所伴随的恐惧、贫困和苦难，确实是骇人听闻、难以想象、规模空前的。”
那么他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呢？他写道：
“那么，胜利又会如何呢？难道同样的群众就不用为之付出代价吗——而收益却落入帝国主义者手中？如果工人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那他们就不能希望本国的胜利、同时意味着他国工人的失败，特别是当失败意味着更大的痛苦时。”
但季诺维也夫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从失败主义口号的立场出发，他这是在自我否定！既然他承认：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不能希望“自己这边胜利、另一边失败”，那又如何能从同样的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去希望“自己这边失败”呢？这同样意味着工人阶级承受失败的“骇人听闻的苦难”！
他最终陷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所设的“胜利或失败”二元陷阱之中。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他无法挣脱这种逻辑，只能含糊其辞地转向一个根本不是失败主义的观点，却没有明说。这就是失败主义口号在理论上的死结：它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在悄然中后退。
四，失败的假名：以失败之名称呼革命
必须指出，相比列宁，季诺维也夫在回应批评者方面显得更有自觉——他确实尝试系统回应各种问题，而列宁从未真正正面应对这些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把一些在列宁文本中看不到的思想用黑纸白字写出来的原因。
例如，季诺维也夫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你们主张所有交战国都失败，那到底谁会胜利呢？”
这个问题完全正当，因为列宁关于失败主义的表述曾多次、尽管并不总是一致地，明确指出他指的是被敌国击败的失败。在日俄战争中，这个问题并未构成困扰，因为那时列宁公开支持沙皇俄国被日本打败。
在一次反对托洛茨基的论战中，列宁曾引用孟什维克森姆科夫斯基（Semkovsky）提出的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并愤怒回应说：这显示出森姆科夫斯基只能从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的军事结局来思考战争问题。（这实际上是“你也一样”的答复——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之所以合理，正是因为列宁的失败主义表述本身就是基于这种对战争结局的思维方式。）
但列宁只是还击，并没有从自己的还击中推导出进一步的结论；而季诺维也夫则明确地说出来了。他的回答大致是：如果“所有政府都失败”是指它们都被革命所打败，那自然是有意义的。在这里，“失败”被等同于“被欧洲革命打败”。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失败”其实只是“革命”的另一个名字，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失败”这个词来称呼革命呢？
这完全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口号选词，若这个解释真的是准确的。
但事实上，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根本不是指“只希望我们国家被本国无产阶级打败”。之所以季诺维也夫会得出这种解释，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立场逼进了死胡同，只能设法找出一条自洽但空洞的解释路径。
五，社会沙文主义版本的“失败主义”
我们前文已经指出，“失败”这一口号与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我们已经看到，失败主义极易滑向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现在，我们将展示，在季诺维也夫手中，它的确变成了清晰的社会沙文主义思想。
我们并不是通过某一句可能是偶然失误的季诺维也夫语句来得出这一点，而是基于他在三篇不同文章中多次重复的一个核心观点。这也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失败主义”口号中最令人震惊的侧面之一。
这个观点很简单：季诺维也夫在其关于失败的论述中偷偷加入了一个词语——但就是这个词，其政治意义上的影响等同于在一个陈述句中插入一个“不是”（not）。
这个词就是：“专制”（despotic）。
例如，在其历史性文章《“失败主义”：过去与现在》中，当季诺维也夫终于要正式表述“失败主义”的原则时，他写道：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专制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总是有助于人民推翻该政府。这个原则是无法认真否认的……整个近代俄罗斯历史极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反动政权在国外的失败会促进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
这句话中“专制政府”的限定是否意味着该原则并不适用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一个政治上受过教育的政论家写出这种话，而不知道自己排除了民主政体，这恐怕很难令人相信。
类似地，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是的，我们赞成‘俄国’的失败（即沙皇政权的失败），因为这将有助于俄国人民的胜利，有助于其摆脱奴役，有助于从沙皇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请问在近代欧洲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反动政权在对外胜利后实现了国内的民主自由？”
这里的对比非常明确：“反动”对“民主”。紧接着，季诺维也夫引用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我们后文将引述）作为例证。
在他写的长文《俄国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沙文主义》中，他多次重复这个观点。在文中，他攻击普列汉诺夫说：
“普列汉诺夫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希望他们的专制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希望借此扩大政治自由的可能性，而他们自己既没有力量也无意为此而战。”
对此，季诺维也夫反驳道：
“当然，普列汉诺夫完全错了。战争中专制政权失败有助于民主转型这一思想，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所独有。”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两位“失败主义者”的言论作为证人，得意地展示其观点。其一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他写道：
“有没有听说过哪个专制政府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变得开明？失败的政府倒是偶尔会在短期内变得开明。”
他又将奥古斯特·倍倍尔也列为“失败主义者”，引述他的话：
“在我看来，对一个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的民族来说，军事失败比胜利更有利于其国内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倍倍尔是将这个说法应用于普鲁士，而不是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方法论”层面。如果“失败主义”的公式被限定于“专制政府”、“反动政权”、“不自由状态下的国家”，那么它就不再具有国际性，不可能成为所有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的共同政策。而如果又坚持认为“失败主义是唯一一贯的反战政策”，是“护国主义”的唯一对立面，那就难免得出一个为非专制国家社会主义者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结论：“民主对专制”，“进步对反动”便成了评判标准——这一逻辑我们实在太熟悉了。
此外我们必须指出，季诺维也夫（以及他引用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将“专制”的限制不仅适用于“希望失败”的说法，甚至也适用于“失败促进革命”这一论断。这使原本的混乱进一步加剧。无论我们对“失败促进革命”这一表述如何设限，它都不应只限于专制国家。
从历史角度看，季诺维也夫为何会落入这一表述，其原因其实并不神秘——他完全复制了列宁在日俄战争时期的思维方式，将其移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在1904–1905年，对列宁来说，“专制与进步”的对立构成了其思想背景，而“失败主义”就是支持日本胜利的另一面。但列宁1904–05年的“失败主义”一旦移植到世界大战，就成了社会沙文主义。
那么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意味着什么？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种“失败主义”，这个立场实际上只适用于帝国主义战争中某一方。它未经深入思考，也无法被真正思想化，只能算是政治崩溃边缘的徘徊。用比喻来说，他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缘、拼命挥动手臂想要恢复平衡的人。
当然，必须声明，无论是列宁还是季诺维也夫，在主观上都没有真的“濒临崩溃”。他们的反战立场深深扎根于与“失败主义”截然不同的分析体系，这使得他们即便在“失败主义”的偶尔摇摆中，仍牢牢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对他们来说，这种矛盾不是致命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它却是一个严肃的警告。
六，托洛茨基关于“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立场
“失败主义”这个口号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带入了一个泥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之外，两位反战社会主义领导人对“胜利还是失败”这个两难命题所作的分析。他们就是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我们此前已经有所涉及。
在1915年7月的反托洛茨基论战中，列宁似乎将“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口号归咎于托洛茨基。然而，真正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孟什维克，其表达形式是“既无胜者，亦无败者”，并辅以“不要兼并的和平”这一口号。孟什维克所提出的这一前景，是希望战争危机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现状。
托洛茨基绝非这种“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主张者，正相反，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此口号进行了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而且完全没有落入“失败主义”的陷阱。
他的方式是：坚决反对将问题框定在交战政府之间的胜负逻辑中，并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作为第三种出路，超越两种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他同时击破了“失败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立场。这种“方法论”的差异，触及了整个战争问题的根本，并不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种分析可以在托洛茨基1915–16年间的一部作品中看到，他在其中专门探讨了“胜利与失败”的问题。这组文章最初发表于《我们的言论报》（Nashe Slovo），针对孟什维克，后来在十一月革命后以小册子形式再版，题为《什么是和平纲领？》。
托洛茨基详细地展示了：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即意味着另一方失败），其结果从社会主义目标出发看，都是反动的。他特别关注“不要兼并的和平”这个口号，指出：这一目标既不能通过某一方的胜利（或失败）实现，也不能通过另一方的胜利（或失败）实现。
他设想了“战争结果的三种典型可能性”：
“（1）其中一方决定性胜利；（2）对抗双方普遍疲惫，但没有一方明显占优；（3）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强行中断军事事态的发展。”
对于第一种情况，他总结道：
“只有骗子或毫无希望的蠢人，才会相信小国的自由可以通过某一方的胜利来实现。”
他接着论证：即使战争以类似“平局”的方式结束——即孟什维克的“既无胜者亦无败者”的设想——结果也同样反动。
“缺乏一方对另一方的明显优势，只会更清楚地暴露出在每一个交战阵营内部，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两个阵营对‘中立’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共同压迫。战争在没有胜负的情形下结束，对任何人都无法提供保障……”
托洛茨基指出，这种设想——战争消耗完一切资源，以一种筋疲力尽的状态结束、没有胜负、也没有第三力量（即革命）的干预——正是孟什维克“不要兼并”的狭隘纲领所依赖的基础。考茨基派的消极“国际主义者”正是适应于这种局势，并幻想回到战前秩序。
但他继续指出：这种局势不过是“表面上的现实主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种结果“并不排除兼并，反而以兼并为前提”。
对于这种消极的“既不胜利也不失败”的和平幻想，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对策是：我们唯一希望、唯一呼吁的出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预，在战争危机之中打断战争两极的胜败选择。
“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运动，因而是实现‘不要兼并的和平’的必要前提。可即便如此，前述纲领仍显得不充分，因为它接受了恢复战前秩序的设想——而正是这个秩序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欧洲的战前现状，是战争、掠夺、暴政、官僚愚蠢和人民软弱的产物，正是‘不要兼并’这一口号唯一的正面内容……要克服这个体制，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
其基本指导线是什么？托洛茨基写道：
“我们说……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民族战斗组织（即社会主义政党）所应当遵循的方向，不应由次要的政治与民族特征来决定，更不应由某一方军事优势所带来的问题性‘好处’来决定（因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事先放弃自己的独立政策），而应当由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对立所决定。”
很容易理解，托洛茨基为何从这一立场出发，拒绝列宁提出的“小恶”（lesser evil）公式。
因此可以明确，托洛茨基的确既不希望任何一个交战阵营取得胜利，也不希望他们失败，但这并非他的口号，他拒绝被这对错误选择束缚住。
七，罗莎·卢森堡关于胜利与失败
罗莎·卢森堡对“胜利还是失败”这一两难命题的分析采取了与托洛茨基完全相同的方法——当然是完全独立地得出的。值得比往常更详细地引用她的原话：
“胜利还是失败？这是每一个交战国中至高无上的军国主义的口号，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则如回声一般照搬了这个口号……然而，胜利能为无产阶级带来什么呢？”
她指出，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或遭受失败，对于工人阶级和整个民族来说，其后果都将是贫困、经济崩溃、军国主义的加剧等等。尽管她在论战中有些观点从今天看可能显得夸张，但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她分析的思路。比如她说：
“……在确立任何一方的胜利或失败之前，战争的结果就已经是：所有参战国家的经济崩溃……从根本上说，这一结果既不会因胜利而改变，也不会因失败而改变；恰恰相反，它使得战争通过纯粹军事手段决定胜负变得更加不可预期，并且大大增加了战争最终以普遍而极端的疲惫收场的可能性。”
在分析了“胜利”与“失败”这两个选项都会带来反动后果之后，她总结道：
“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工人阶级来说，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胜利或失败’都无非是两种不同形式的鞭打。因此，法国社会主义者居然认为通过击败德国就可以给予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致命一击、从而为和平民主扫清道路，这无异于一种危险的妄想。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哪一方获胜或失败，帝国主义及其爪牙军国主义都将再次卷土重来。唯一的例外是：如果国际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干预打乱了这些既定的算盘。”
她继续写道：
“工人阶级从战争中应当得出的最重要教训，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他们不能、也不应成为‘胜利或失败’口号的无脑回音机，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或英国、奥地利都一样。因为这个口号只在帝国主义的视角下才有意义，在每一个大国眼中，它意味着的无非是：全球政治权力的得失、领土兼并、殖民地争夺、军事霸权的易手。”
她进一步强调：
“对于欧洲无产阶级这一阶级整体而言，战争两大阵营中任何一方的胜利或失败都是同样灾难性的。战争本身，无论其军事结果如何，都是对欧洲无产阶级事业的最大失败。只有通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推翻战争、尽早实现和平，无产阶级才能赢得唯一可能的胜利。也只有这一胜利，才真正能拯救比利时，才真正能把民主带到欧洲。”
她最后总结说：
“对于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来说，将自己的事业等同于任何一个军事阵营，都是站不住脚的立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今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能回归战前状态，我们除了幻想一切恢复原状之外毫无对策？[她回答：不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无路可退，只能向前、再向前，去争取一个超越战争后新秩序的目标。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政策才能对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中的两个阵营都持反对态度。”
因此，她的“方法论”完全排除了“希望失败”这一口号。而她的方法论在今天看来，几乎可以称为“第三阵营”方法论。这正是我们前文所用意义上的“方法论”概念：她的立场既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也反对其“对称镜像”的对立面——“失败主义”的泥沼。
第五章 1917年摒弃失败主义
从真正意义上说，这完全回答了列宁口号含义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俄国三月革命爆发、沙皇制度被推翻，列宁彻底放弃了失败主义及“失败口号”。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说服力。深入探究会进一步凸显我们之前阐述的核心要点。这一时期堪称一次检验。
一，“我们并非失败主义者”
三月革命的消息传来后，现存列宁笔下最早的话语是一封写给柯伦泰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当然坚持反对保卫祖国，反对由盛加略夫加上克伦斯基之流发动的帝国主义屠杀。我们所有的口号都保持不变……”
但“我们所有的口号”并非一成不变。即便当时战争是由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发动的，布尔什维克仍始终坚决反对战争。实际上，他们需要比以往更加有力地再次强调对护国主义的反对立场。然而，在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左翼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存在分歧的诸多问题上，列宁修正了他独特的立场，比如和平口号、“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以及“失败口号”。
直到一年后的1918年3月，也就是革命之后，在为批准《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和约》而召开的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上，列宁才明确表明他在这一时期放弃了失败主义。现在我们记录下来。这个话题几乎是偶然被提及的。当时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卡姆科夫在发言中谈到要破坏军队，列宁顺便回应道：
“他（卡姆科夫）听说我们是失败主义者，于是在我们已经不再坚持失败主义时又想起了这一点……我们在沙皇统治时期是失败主义者，但在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即克伦斯基政权）统治时期，我们并非失败主义者。”
列宁用“在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部长）统治时期”来指代1917年3月至11月这一时期，这是基于卡姆科夫发言的语境，并无其他特别原因需要我们关注。但他从未明确阐述做出这一改变的原因，就像他从未讨论过同时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观点所做的修正一样。
无论如何，即便没有这番明确的表述，放弃“失败口号”也是一个清晰的事实。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a）为何放弃；（b）用什么取而代之。后者是一个尤为有趣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做到了他们曾否认可能做到的事：始终反对战争，但却不是失败主义者。
二，沉浸于社会爱国主义氛围
就运动中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言，他们可能认为这一转变仅仅是双重权力现象的一种伴随情况。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
首先，我们不能低估这样一个事实：列宁在战争年代是在瑞士这个中立国家度过的。在那里，没有战争氛围，没有战争狂热，没有爱国主义氛围，也没有像托洛茨基在巴黎或德国左翼所处环境中那种弥漫的社会爱国主义阴云。
直到4月16日回到俄国，列宁才首次亲身沉浸于群众的社会爱国主义氛围之中。阅读他1914年至1916年的著作就会发现，在他的思维里，基层群众的社会爱国主义仅仅被视为来自上层背叛的结果。这种社会爱国主义在他制定口号时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列宁始终着重强调要对主战派领导人以及任何向他们妥协的人划出最坚决、最鲜明的界限。他只是偶尔才会关注另一项不同的任务：如何弥合坚决反对战争的立场与受护国主义思想影响的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差距，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列宁关于战争的著作与（比如）卢森堡或托洛茨基的相关著作在基调上的一个重大差异，正是由这一事实造成的。
随着列宁回到彼得格勒，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都提到他急切地想要与工人交谈，了解民众的想法和言论。他需要这样做。他要去探寻自己曾经信心满满写下的那些“隐藏想法”。
是什么给他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呢？首要的并非双重权力现象（从历史的长远视角看，这一现象的影响更为显著）。
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次核心会议上提出了提纲并发表了演讲。从这时起，直至七月事件，在他的演讲和著作中贯穿了一个核心思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与其他国家一样：存在护国主义，‘拯救祖国’的论调。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程度的自由……”
还有另一点：“群众看待战争问题并非从理论角度，而是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们的错误在于采用了理论化的方法……在士兵代表面前，必须以实际的方式阐述这一问题，否则将一事无成。”
这种新的“实际”方法是什么呢？“鉴于群众中显然存在护国主义情绪，他们只是将战争视为一种必要之举，而非发动征服的借口，我们必须向他们彻底、坚持不懈且耐心地解释[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结束战争]……当工人表示想要保卫自己的国家时，这体现的是一个受压迫者的本能。”
此时，回看他在获得这一启示之前所采取的方法，就如同有一道背景光打在上面。显然，这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顿悟。但对于那些深陷席卷本国人民的社会爱国主义浪潮中的各国反战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并非新鲜或令人惊讶之事。列宁“深受触动”（另一种译法是“如遭当头棒喝”），因为他发现俄国也存在护国主义——而且并非仅仅存在于普列汉诺夫、谢姆科夫斯基或其他本应更明白事理的政治家的著作中，而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实际”问题在于如何触及这些群众，不是通过调整自己对战争坚决反对的立场，而是要让自己的立场能为他们所理解，使其与他们的思维相契合。他批评自己之前过于“理论化”的方法，但这并不完全准确。他指的是之前过于抽象的方法，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正是这种对强硬表述（不仅仅是“强硬”思想）的抽象坚持，在他对和平口号、卢森堡《尤尼乌斯》小册子、“失败”口号的态度上有所体现，也体现在他坚持将“国内战争”这一口号与群众渴望和平、结束战争的愿望对立起来的做法上。
现在，他着重强调并告诫追随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习惯于采取最大限度的革命立场。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研究形势。”
三，政治自由与“真诚的护国主义”
在整个这一时期，列宁反复提及一个观点，表面上这是针对1917年俄国局势的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双重权力的存在（诚如他所说，“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的革命显得如此独特”），还在于其他一些因素。在俄国，这些因素伴随着双重权力出现，是革命的产物，但又不仅仅是双重权力本身。
列宁在多个场合着重强调，这种特殊性在于当下俄国所拥有的政治自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支持这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呢？当然不是。这种政治自由对列宁的影响在于：这意味着如果群众持护国主义立场，那并非是由于政府的强制，而是可以说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仅仅依靠“极端的革命立场”、仅仅为了划清界限的口号，或者诉诸巴塞尔和斯图加特决议，并不能改变群众的这种护国主义思想。那些在他看来曾是对社会爱国主义的危险妥协的口号，如今却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通向群众护国主义的必要桥梁，是一种“务实”的策略。
因此，俄国获得资本主义“自由”并不能成为改变对战争看法的理由，但却为寻求让群众摆脱护国主义幻想的方式提供了新的考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反复提及这一点。4月17日，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说：“目前俄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
在4月10日的提纲中，他写道，革命之所以停滞，“并非由于外部障碍，也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动用武力……而仅仅是因为群众的盲目信任。”4月27日，他又提到：“当然，我们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政治自由。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俄国这样的自由。”
此时，他结合如何应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护国主义情绪这一问题，着重强调政治自由的意义。由于俄国当时的情况在他看来十分独特，群众这种“真诚的”（“真心实意的”）革命护国主义在他眼中似乎是一种俄国特有的新现象。他在一段能很好地体现这一思路的文字中写道：
“当我提到‘真诚的’革命护国主义群众时，我所指的并非一种道德范畴，而是一种阶级定义。在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中所代表的阶级，并不热衷于掠夺性战争。在欧洲，情况则不同……”
我们打断这段引文来问一句：什么？在欧洲，工人阶级热衷于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并非如此。列宁刚刚跳到了另一条思路上，并接着写道：
“……在那里，人民受到压迫，那些最为机会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受到的刁难甚至比我们《真理报》派还要多。在这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通过革命护国主义政策，并非依靠暴力，而是因为群众信任它。欧洲就像一座巨大的军事监狱。在那里，资本统治残酷无情。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应被推翻，而不是与之争论。在俄国，士兵们持有武器；当他们表面上只是同意‘自卫’对抗威廉时，他们却和平地被资产阶级蛊惑了。在欧洲，并不存在像我们俄国这样‘真诚’的革命护国主义，在俄国，人民由于无知、惰性、长期忍受压迫的习惯以及传统，将权力交给了资产阶级。”
即使是对于1917年而言，这种对欧洲其他地区的描述也过于夸张。当时，反战情绪已在整个欧洲大陆萌芽，而“真诚的”“真心实意的”护国主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种情绪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列宁认为俄国特有的这种情况，在1914 – 1915年的欧洲大部分国家工人阶级中也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政府推行战争政策并非依靠暴力，而是通过欺骗群众（当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协助不可或缺）。在这些国家，群众也被“和平地”蛊惑，相信自己必须“自卫”以对抗外国的压迫者或潜在压迫者。在这些国家，“真诚”的护国主义同样是基于错误的阶级利益认知。
列宁无意间所解释的，正是他此前尚未真正理解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向群众传达毫不妥协的反战立场这一有时甚至比决定是否支持或反对战争更棘手的问题，而非是否支持或反对战争本身。
因此，在5月10日“四月会议”上关于战争决议的演讲中，他再次提到：“……俄国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和所有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不能说在这些国家，主要是无知群众的信任使得战争得以延续。在那里，群众被军事纪律牢牢束缚。”
即便在1917年5月，这种说法在法国、英国甚至中欧列强都不成立，更不用说将其作为1914 – 1916年欧洲的写照有多荒谬了。但这却为列宁提供了一种方式，使他能够在不直面旧有策略错误的情况下推行新政策。正是在这一新的思路基础上，列宁放弃了失败主义的表述。
显然，这一步骤不仅仅是不愿使用“强硬”措辞的问题，也就是说，并非仅仅是战术性地放弃这一术语。他的新策略已经容不下这种表述了。
四，以非失败主义纲领捍卫国家
由此可见，既不可能“期望失败”，同时又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革命战争的理念。当列宁大力反对当时政府的护国主义时，他也提出了一套捍卫国家的纲领：
“法国的例子只告诉我们一件事：要让俄国具备自卫能力，在这里实现‘奇迹’般的群众英雄主义，就必须以‘雅各宾派’式的无情彻底扫除一切旧事物。俄国必须在经济上实现复兴与重生。而在20世纪，仅仅推翻沙皇制度是远远不够的……
若要让国家具备自卫能力，人民必须展现出极大的英雄气概，勇敢而果断地推进重大经济变革。若不与帝国主义决裂，不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和平的主张，不将战争从一场掠夺性、罪恶的征服战争转变为正义的、防御性的革命战争，就不可能唤起群众的英雄主义。
只有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果断且始终如一地与资本家决裂，才能拯救我们的革命和国家，使其摆脱帝国主义的铁腕控制。”
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刚刚我们看到列宁为了真正捍卫国家而呼吁革命。早在1915年，他就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他谴责“那些革命沙文主义者，他们期望通过革命来打败德国”，而他则强调（他接着说道）“我们期望俄国的革命是为了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要与西方革命同时发生”。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同样，在1915年9月的一封信中，他将“沙文主义革命者”（其中他点名克伦斯基和一些孟什维克）或“革命爱国者”划清界限，这些人“想要推翻沙皇制度以打败德国”，而“我们是为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而奋斗”。
这确实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列宁当时没有抓住“革命沙文主义”的本质，直到1917年才真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也成为了“革命爱国者”。关键在于，“革命沙文主义者”仍然以帝国主义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的唯一条件仅仅是推翻沙皇制度，而战争仍将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为了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进行。列宁在1917年的条件是“与帝国主义决裂”——真正地与帝国主义决裂，不仅仅是口头上，而是从阶级层面。这一差异包含了所有关键问题。
列宁一刻也没有停止反对由资本主义民主新政府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一刻也没有停止集中火力抨击当时政府下的任何形式的护国主义。同时，他认识到工人阶级在捍卫国家方面有着自身的利益。他提出的捍卫国家的纲领是一个彻底革命的纲领：人民的真正利益并非通过支持战争来捍卫，而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与帝国主义彻底决裂才能实现。
无需多言，“期望失败”这一口号与上述观点完全背道而驰。难怪它就像冰块掉进火里一样，彻底消失了。同样也能理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仅不再“期望失败”，还摒弃了与之相关的希望军队瓦解的想法。（士兵间的友好往来是可以的，但这种往来应是作为自下而上实现和平的手段，而非用于瓦解军队。）
列宁在这一点上最明确的表述（稍晚些，在革命之后的1918年），出现在我们之前引用过的他与社会革命党人卡姆科夫就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和约争论的那段文字中。这位社会革命党辩论者提到了1917年的“瓦解军队”。列宁回应道：
“但我们是如何瓦解军队的呢？在沙皇统治时期我们是失败主义者，但在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统治时期我们并非失败主义者。我们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份由当时仍受迫害的克雷连科在军队中发布的公告：《我为何前往彼得格勒》。他说道：‘我们并非号召你们发动叛乱。’这并非军队的瓦解。真正瓦解军队的是那些发动这场大战的人[即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者]……我在此断言，从克雷连科发布这份公告开始（这并非第一份，但我特别记得它），我们并未瓦解军队，而是说：坚守前线——你们越早夺取政权，就越容易守住政权……”
1917年5月，列宁号召农民夺取土地，同时补充说他们应该“竭尽全力增加粮食和肉类产量，因为我们前线的士兵正遭受着可怕的饥饿”。他告诉农民自己动手耕种土地，因为“这是改善前线士兵供给的必要之举”。
1917年9月，他写道，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
“……地主和资产阶级……如今准备并正在实施最为离奇的罪行，比如将里加（后来是彼得格勒）拱手让给德国人，使战争前线门户大开，将布尔什维克军团置于炮火之下，发动叛乱，率领部队在‘野战师’的带领下进攻首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夺取全部权力并将其交到资产阶级手中……”
1917年9月，托洛茨基（当时已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发言人之一）在一本小册子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如果人民和军队感受到并确信革命是他们自己的革命，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政府在捍卫他们利益对抗剥削者时绝不退缩，不追求任何外部压迫或征服目标，不对‘协约国’金融家卑躬屈膝，公开向各国人民提出基于民主原则的即时和平——在这些条件下，劳动群众及其军队将会展现出牢不可破的团结；如果德国革命未能及时前来援助我们，俄国军队将会像俄国工人在抵御反革命进攻时捍卫人民运动成果那样，满怀热情地与霍亨索伦王朝作战。帝国主义者对这条道路的恐惧不亚于对死亡的恐惧……”
五，对待失败的新态度
布尔什维克对”七月攻势”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这一切。我们已经看到列宁最初如何强调三月革命后俄国获得的民主自由。但他关于战争的路线并非直接由这一因素决定——尽管这一因素曾令他”震惊”。直接促使他制定新战争路线的，反而是伴随出现的”良知”护国主义现象，即必须制定与群众思想相契合的革命反战政策。
证据：在“七月事件”后，当克伦斯基政府开始迫害布尔什维克并迫使他们转入地下时，列宁公开宣称他先前所说的自由已不复存在：
“反革命…实际上已掌握国家政权…目前俄国的国家政权实质上是军事专政…对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已彻底破灭。”
双重政权也不复存在。因此”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暂时退出舞台。
这一分析或许存在夸大，但关键在于：即便基于这一判断，列宁关于战争的革命失败主义路线也未曾动摇。该路线的确立本就不以双重政权现象为决定性基础。
新路线一如既往延续的最佳证明，是布尔什维克对克伦斯基政府7月1日在前线发动新攻势遭遇惨败时的反应。布尔什维克宣称这次失败是国家灾难，认为发动攻势是犯罪行为。托洛茨基在1917年9月的小册子中强烈谴责这是“前线的惨烈灾难”。他写道，这次攻势为军队设定了新目标：
“…为实现这些目标，当局要求这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赤足行军的军队付出超人的努力。当我们想起某些参谋部将领蓄意促成俄军失败时，对这样的结果难道还会有任何疑问吗？”
托洛茨基回忆，布尔什维克曾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警告：“以军队当前状态发动进攻纯属军事冒险，将危及军队存亡。事实证明我们看得太透彻了。”
由此可见，7月1日攻势的”光荣篇章”与国防毫无关联——这次进攻只是进一步削弱了俄军战斗力。资产阶级之所以仍对此大加赞赏，纯粹因为克伦斯基政策导致的军事惨败为制造恐慌和实施反革命阴谋创造了有利条件。
确实，“失败助长”…许多事情。这一时期列宁不得不指出：前线军事失败正危险地助长…波拿巴主义。他在分析“七月事件”后局势时精确阐述了这一点，同时宣告双重政权与民主自由的终结。在《波拿巴主义开端》一文中，他揭示阶级斗争的均势状态如何孕育波拿巴主义的经典土壤，进而指出：
“再加上轻率进攻导致的军事失败，以及那些空谈拯救祖国（实则掩盖资产阶级维护帝国主义纲领的企图）的花言巧语，波拿巴主义的社会政治温床便完整呈现在你面前。”
显然，”失败加速革命”的公式——且不论它根本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失败主义——并非列宁论战中塑造的那种超历史原则。失败所能助长的结果具有多样性，完全取决于其发生的”社会政治环境”。
事实上，我们不妨再看看1917年列宁如何运用这类”失败加速革命”的公式。例如列宁在9月写道：
“无需赘言，迫近的饥荒、经济崩溃与军事失败，都能异常迅速地促使政权转向由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
乍看之下，这与前文关于失败助长波拿巴主义的论述似乎矛盾。但二者完全可并行不悖。军事失败本身只是加速现状的崩溃，而取代现状的将是什么则取决于其他因素。与饥荒和经济崩溃相结合时，它能加速正在发生的革命进程——正如它也能加速其他事物的发展。
这对列宁1914-16年提出的第二号”失败主义”公式构成了最尖锐的修正：此前列宁从”失败加速革命”推导出”我们期盼失败”的结论，视之为”公理”，认为其逻辑无懈可击。但如今（其实历来如此）,”饥荒”与”经济崩溃”同样充当着革命的”加速器”。这是列宁以严密准确性陈述的客观事实。若据此推导出”我们期盼”饥荒与崩溃，显然荒谬绝伦！相反，列宁正为挽救”迫近的灾难”而斗争。
这个纲领对护国主义者——无论是”革命”护国派、”良知”护国派还是其他任何护国派——而言存在一个根本障碍：列宁保卫俄国、避免灾难的纲领，绝非劝说工人在帝国主义政府领导下充当护国派的合理化说辞，而是推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
这一纲领与任何形式的失败主义都水火不容。
六，总结
综上所述：
仅仅指出列宁在三月革命后放弃失败主义远远不够。他为何放弃，以及取而代之的革命纲领，更能揭示1914-16年路线的错误本质。
列宁放弃失败主义，首先源于他首次清醒认识到：失败口号割裂了群众情感利益与彻底革命者纲领的全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宗派主义的；我们认为，失败口号堪称以机会主义（此处即社会爱国主义）理论内核包裹宗派主义外壳的经典案例——这正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派主义与机会主义辩证关系的常谈。
其次，列宁在实践中发现：失败口号与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保卫问题的活的方法根本不相容。这里所说的”保卫”绝非社会爱国主义所谓的”保卫祖国”，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以动态革命纲领为指引的民族保卫观。
第三：列宁在三月民主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路线转变反映了一个事实（我们已多次论述）：失败口号仅当针对沙皇封建专制与进步资本主义革命力量的战争时才有意义。这正是列宁认为1904-05年存在的局势——尽管即便在当时他也判断失误，但至少对他而言失败口号尚有明确含义。正是这种潜在逻辑，促使季诺维也夫在其失败主义表述中加入”专制”限定词。三月民主革命彻底消除了催生失败口号的根本动机——那种将沙皇制度视为独特威胁、最大恶兆的”俄国特殊性”考量。当然，这无关主观动机，只关乎客观理论根基，后者总会突破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第四：列宁的实践历程证明，失败主义绝非彻底革命反战立场的必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