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思源

杰弗里·爱德华·爱泼斯坦（Jeffrey Edward Epstein），是一名195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金融家与投资顾问，曾在投资银行业和私人财富管理领域工作。他声称为“超级富豪服务”，并凭此建立了与全球权贵、高净值人群的社交网络，同时资助科研与慈善事业。 在不了解他的自由派眼中，爱泼斯坦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良心企业家”，以至于让人忽略了其在暗地运作的那条规模空前的跨国人口贩运和性犯罪网络。

爱泼斯坦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小圣詹姆斯岛上拥有的私人豪宅被受害者描述为性交易与性侵害的重要地点。 他还在美国佛罗里达的豪宅、纽约市的住所以及新墨西哥州的牧场中组织性交易活动。犯罪模式包括：以“按摩”名义引诱未成年女性参与非自愿性行为、以经济利益或承诺帮助“出人头地”为噱头吸引受害者、并要求受害者协助招募其他女性。

虽然在这一案件中爱泼斯坦的犯罪事实已经完全明晰，但是案件的走向却十分诡异。早在2005年3月，爱泼斯坦就被一位14岁的女性受害者指控性侵害。在之后漫长的诉讼过程中，更多证人敲定了爱泼斯坦的犯罪事实，使其于2008年6月入狱并只判处了18个月的刑期。更诡异的是，因不可辩驳的犯罪行为，爱泼斯坦在2019年7月被以从事性贩运的罪名再次被捕并等待审判，结果在同年8月10号，其在狱中上吊自杀，而本应该记录其牢房房门进出情况的两个摄像头“巧合式”地坏了，而狱警也被指控未按规章工作。

在爱泼斯坦死后，对于此事的阴谋论和政治攻击从未停歇，而该案在今年又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封口。起因是自2025年12月19日，在公众的要求和反复的拉扯后，美国司法部开始逐步释出部分有关爱泼斯坦案的文件。截止2026年1月30号，司法部已经公布了300万页的文件、2000部视频和18万张图片，其中包括了爱泼斯坦个人的邮件信息和与各界人士的来往情况。

单靠着300万页被删减的文件，群众已经展开了无限的遐想。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从本案中解读出什么信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的、结构性的丑恶？

单纯的道德败坏？

在分析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性犯罪时，我们需要明确爱泼斯坦从来不只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跨国性犯罪网络的核心。这并非个人或许多个体（建议改为：某些群体）的道德败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法律和权力所共同产生的丑恶。同时，本次事件中不存在所谓脱离于物质世界的“好”或“坏”、更不存在道德上的“好人”与“坏人”。科学社会主义者不会通过道德批判的方式来论证为什么爱泼斯坦或者参与到这一性犯罪网络中的任何一人单纯在伦理上是败坏的（这一点就从普世价值的角度上理解也已经明晰了）。我们的目标是分析这一犯罪网络基于什么阶级利益产生，又被什么权力保护着。

如果只是将爱泼斯坦案当成仅限于几个人的猎奇事件，我们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爱泼斯坦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但是他的犯罪行为与社会体制无关……虽然他的身份是一位手握钱权的资本家或政治掮客（中间人），但在几万名资本家中，他只是个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我们的推论，我们会把一切性犯罪网络的参与者当成又一个个例，而忽略网络本身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仅仅会将大量牵扯进本案的资产阶级代表们单纯打成一个又一个“坏人”或“变态”（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资本家埃隆·马斯克等，都曾出现在其飞行记录或社交名单中），强行去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正当性。

上述错误逻辑的支持者在此时举出个例来：“你看这个企业家不就做得挺好”，或只举那些在慈善事业中平凡露面的资产阶级代表并指责大量的无产者更没有教养、更没有素质。但请这些人不要忘了，爱泼斯坦及其客户也曾是所谓为人正直的资产阶级代表，前者创立的“杰弗里·爱泼斯坦VI基金会”曾向哈佛大学等机构捐款数千万美元以支持科学和教育，但在其被捕后一同被揭露的是该基金会的多次诈捐行为。我们应该无需再证明所谓明面上的善恶判断有多么肤浅了：我们仅凭表面上的、宣传造势上的善恶形象是无法看清资产阶级的道貌岸然背后有怎样的丑恶，而某个个体的道德败坏也绝对无法将此种丑恶一言以蔽之。

公正一直在迟到

自美国司法部释出了爱泼斯坦案那300万页文件后，一些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欢呼胜利了。以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为例，其将这一过程认定为“将政府文件公之于众的战斗”。每当一场大案取得了某种进步后，总是有人会一再重复那句：“公正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以一个凌驾于时间之外的视角赞许本次爱泼斯坦案的结果，却忽略了这场案件已经横跨了20余年（2005-2026）。

这20年是许多受害者的大半辈子，她/他们在受侵犯、恐惧与创伤中度过了这20年，而在此之后也没有任何机制能够保证本案的参与者们（如特朗普）能被关入监牢、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预防这样可怖的案件，使其不会于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再次发生、更没有一份力量能够捍卫所谓“公正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的承诺。

与公正的火焰所水火不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那深不见底的、污浊的水池。其中游满了畸形的、仍未畸形的大鱼和小鱼，互相啃食与残杀。畸形的小鱼，通常源自环境差的水池里，那么如爱泼斯坦这种畸形的大鱼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首先需要阐述的一点是爱泼斯坦案件并非偶然，而是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结构性问题所产生的，因此要想理解他和其性贩运网络的存在就要从美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讲起。

首先是美国的法律基础，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使用的是一套多来源的、冗杂的法律体系。其遵循着着资产阶级法权那“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的“平等的权利”，这无疑代表着这一法律基础对资产阶级的明确利好（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爱泼斯坦事件中就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首先是司法过程的不对称性：美国的陪审团机制，在遇到资产阶级强大的律师团队与经费支持下完全可以产生出极强的偏向，例如爱泼斯坦的律师艾伦·德肖维茨就曾在2006年通过贬损起诉者的精神状态来尝试拉动（扭曲）陪审团的判断。

同时，美国的司法机构虽然相对独立，但是依然摆脱不了阶级社会各利益方的影响和斡旋。在2006–2007年，地方大陪审团曾起草了对爱泼斯坦所提出的60项重罪指控，但最终在律师与检察官协商下没有提交；在2008年，对爱泼斯坦的非起诉协议要求其支付受害人赔偿（赔偿受害者）并让其在白天可以自由活动的情况下服刑了13个月。而对于本案中那些可怜的受害者来说，直到协议签完她们都不知道谈判过程。这完全是由被告单方面控制的过场——不开庭不立案，甚至不进入刑事程序。

然后是上述原因中已然出现地、悬殊地经济实力对比。受害者与加害者在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建议改为：占有的生产资料与资源）以及社会关系上完全不对等，并且就算能够开庭审理，受害者需要指控和对抗的是大量的资产阶级代表。近期爆出的文件印证了这一点：大量的资产阶级代表们被牵扯的进去，于是只能不了了之。美国司法部文件审计显示，受害者数量可能超过一千人，但大多数仍未被公开识别，更不用说选择站在起着加害作用的聚光灯下起诉那些侵害者了。可以说在爱泼斯坦死后，法不责众的原则被非常讽刺地落实了。

最后是意识形态方面。通过法权名义上的平等，从而忽略现实中的不平等，于是就顺理成章的像自由派所想的那样，这是个人问题，而非制度性问题。于是问题出现时，要么解决个人，要么主张改良单个制度，要么彻底掩盖整个社会产生出的结构性问题。此外，弱势群体被商品化、尊严等方面被去主体化、自身行为被引导向工具化转变。最后将活生生的个体纳入了商品的逻辑中去。爱泼斯坦案中，未成年少女被系统性地纳入资本交换逻辑当中去。其本质并非欲望失控，而在于商品逻辑给予地异化后的合理性，由此导致出这个看似可以归咎于个人欲望失控的性剥削。而这种异化不止存在于性贩运中，受害者们在美国两党政治的战场上被当成了用于攻击对手的棋子，并从未被真实地以一个有尊严之人的身份被关切过。如果国会山的政客们真的在意爱泼斯坦案的真相，他们应该将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主人扭送联邦调查局。

于是，爱泼斯坦这条畸形的大鱼及其所经验的（？）性贩运犯罪网络就在多个纵容他的条件中诞生了、膨胀了、并数次在法网中逃脱了。就像受害者们在300万页文件的释出后表达的那样，她/他们“并没有距离公正更近一步”。

共产主义者该如何看？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性犯罪与人口贩运不该是被闭口不谈的话题，也不是当下才涌现的问题。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规模地针对妇女的交易就在德国、法国、北美各大都市和拉美等地盛行。据记录：

“妇女肉体的交易市场规模极大。交易活动组织得极好，地点显然都设在市中心的文化场所，却能逃过警察的眼睛。一伙男女经纪人、代理商和贩运者就象买卖任何商品一样，冷漠无情地作成一笔笔贩卖妇女的生意。这些人伪造出身证明书，并将每件“商品”的质量详细写在证明书中，然后把这些证明书连同“商品”一起交给贩运者，由他转交给买主。每件商品的价格根据质量来确定；商品的去向根据顾客的口味和要求，被送往各不相同的地点和出口到有关国家。妇女贩子用十分巧妙的手段逃避警察的注意和追查，但是也有不少人送上巨款，以掩人耳目，贿赂执法人。”甚至在1902年的布拉格，还出现了警察局用妓院经营权酬劳基层执法者的可怖情况（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爱泼斯坦案之所以震惊不是因为其规模的空前绝后，而是在其犯罪规模庞大的情况下还能成功地将大部分证据和犯罪事实隐匿20年，这背后的利益输送和交易令人胆寒。

同理，性犯罪与人口贩运更并非单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东西。此类犯罪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制度，只要仍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并符合资本商品交换的逻辑，灰色产业的延伸就不可能被彻底根除，然而在大洋的另一边，中国网友更多地展现出了一份怜悯但事不关己态度，甚至将爱泼斯坦案作为了茶余饭后用来打趣的话题，并产生了一种对比中国和美国后“越了解、越拥护”的态度。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态度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资本吃人”的强调，但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一态度中对那纸面上的社会主义的吹捧和靠比烂获得的优越感。毕竟在中共的信息封锁下以及看待问题只能使用中共提出的八股文辩证法和教育体系的驯化下，出现这种虚无缥缈的优越感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爱泼斯坦案中体现的，正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中人被异化而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而我们革命党人在面对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做的之一就是突破信息封锁并传达科学社会主义那强有力的观点。否则在经济下行、群众寻找出路时，自由主义者或建制派将依旧把持着舆论的主导权。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