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一、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自2001年起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经历过多轮抗争与高潮，其中也表现出相当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运动特点。在这些特点中有许多是历史上曾发生过，并且有正反面例子的，也有些特点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独有的。笔者认为在分析工会问题之前，先从历史事件中切入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工人运动所处的位置，也有利于明确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以加入WTO为起点，中国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然而我们要知道，任何生产关系的改变首先是从它原有的历史条件下转变过来的。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历史条件即是从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在转变经济体制之前，中共的官僚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构建一个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我们因此了解为什么中共需要在改开之后宣布国有企业和所有制改革——官僚们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中相对平衡的物质生产，并且通过贱卖国有资产完成中国的“圈地运动”，最终制度性的构建起了一个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少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社会。至此，资本主义迎来了自己在中国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最大的工人运动莫过于东北三省大庆、辽阳、抚顺三大工潮。三者均有上万人参与，其中大庆工潮有大约五万人参与。这三地的工人均是在国企改革后的失业工人，他们对改制时期工厂干部的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自身利益受损极为愤怒，且对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依然怀有模糊情感。这使得他们的诉求主要在经济利益，只有零星的工人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上的质疑和声讨。有少部分地区选举了工人代表，但绝大多数都只有散漫的组织和自发的罢工运动。这种运动很快就被国家机器镇压和消灭。我们在此处已经看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调和缩影，而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此后的无数工人运动是如何重蹈覆辙的。
2005年-2010年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工人运动主体包括国企下岗的员工与农村所有制改革下生存困难、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而是劳动力远远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家只需付给工人维系其基本生存的工资，而工人则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中共则有意促成了这一过程——是的，我们在此时看到的超长工时、工资拖欠、社保和劳动保护缺失、乃至于外包和劳动派遣现象都并不是中共不想管理造成的，恰恰相反，整个官僚系统完全明白，且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原因并不难猜，官僚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其需要资产阶级的崛起（只要这种崛起不至于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和对其的直接控制来间接控制生产关系并统治无产阶级，进而统治整个国家。
在这一阶段，工人遭受到严重的剥削，他们工资仅够维持自身生活与再生产，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剩余劳动时间也被无偿占用。这一阶段的工人运动相较于上一阶段有所进步，比如工人们的组织虽不严密，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先进阶级意识和献身精神的工人领袖。这些工人领袖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工人们学会了通过媒体（当时依然是广泛的纸媒和中央媒体）以及整合诉求来向政府施压。但这种组织和运动依然是工联主义的，以争取经济利益为主。其中也有如05年友利电公司要求成立工会一案（最后由全总协助建立），但几乎没有见到索求政治权利的事件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公开选举工人代表、成立独立工会、乃至直接同中共的政治对抗。
2010年至2017年之间，工人运动的发展比起前五年更加猛烈，无论是罢工事件总数还是罢工参与人数都迅速增长，中国劳工通讯在08-10年，11-12年，13-14年，15-17年收录的工人罢工数量分别为100件，270件，1793件和6694件。可见即使是现在互联网上鼓吹的“黄金时代”，阶级矛盾依然相当尖锐且持续不断发展。随着中共对旧有国企制度的全面清算，工人运动的主体转变为农民工及其子女。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呈现两极分化的状况。一些工人运动趋于“理性”——有严密的组织团队，有序的行动，明确的诉求，和平的罢工手段等等。如15年广州市的利得工人罢工事件，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破坏生产设备、游行和堵路行为。工人们甚至组成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程序，并选举了工人代表同资方谈判。有NGO组织加入其中并为工人们提供媒体宣传和资金管理团队。在十个月以来的抗争过程后，工人们共获得1.2亿元的补偿，创造改开以来中国劳工集体维权获得补偿金的最高记录。
然而这种运动终究是少数，绝大多数工人运动都并非上述事件一般“理性”。一方面，中共宣传要“保护劳动环境，调和劳资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在事实上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维权难，讨薪难，一旦遇到卷款潜逃的资本家，数个月的劳动极有可能换来颗粒无收的结局。当宣传机器鼓吹的美好生活同自身具体利益受损相结合的时候，工人们的情绪就彻底爆发了。他们深信，出路只有把事情闹大，“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而上述的“理性”运作又几乎必定遭受警察的威胁甚至抓捕（利得工人事件中的NGO律师被中共抓捕并判刑）。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些工人运动常常是突发的，情绪化的，甚至是盲动的。一次工作中的小问题就可能点燃工人们积压许久的情绪，引发一场罢工，当中共政府试图从中斡旋时，甚至找不到工人代表了解诉求。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乎所有工人运动的战术手段都更加多样化了。10年南海本田罢工前就有工人们组建QQ群，罢工中通过各类通讯手段（电话，短信，QQ群）广泛鼓动其他工人参与罢工。上述利得工人罢工运动前，工人们就建立了各类工友群与工会代表群，并在各类社交媒体上设立信息发布平台。罢工时期通过这些电子通信手段，对内组织和动员工人，对外阐明立场并争取社会支持。罢工过程中甚至发布了工人组织的报纸《利得工人维权简报》并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海量的关注和声援。中共的警察在抓捕了几位工人代表和 NGO成员之后被互联网舆论声讨，在自媒体和工人压力下不得不释放被捕工人。16年沃尔玛罢工时期，工人代表建立了网络论坛，有接近两万名全国各地的沃尔玛员工登录论坛并批评沃尔玛的工时制度。此外这次罢工罕见的出现了国际主义的联合行动。该组织同美国的沃尔玛员工组织通过网络进行联络，美国工人们在这次联络中分享了罢工经验。
这种战术上的突破并不能掩盖工人组织战略上的盲目性。南海本田罢工初期就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QQ群中提出了一百多项诉求，线上的信息流通也只起到聚集人群的作用，早期只动员了少部分工人参与罢工。但工人们依然在学习和成长，不断修改关键词避开官方的审查，同中共打“赛博游击战”，耐心听取意见并通过讨论历史案件来吸取经验和教训。
既然工人的处境如此困难，全总是否有帮助工人，改变其在劳资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呢？很遗憾，全总以及背后直接控制全总的中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起着完全反动的作用。在维权问题上，早在06年全总就提出“两个维护相统一”，也即“维护全国人民利益和维护职工群众相统一”。我们要问，这里的“人民”是谁？所谓“人民”根本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称呼，实际维护的当然是中共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全总不再履行《工会法》所赋予的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责，它甘愿将自身置于中共的领导下并成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为了维护中共的利益而摇唇鼓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工人罢工或游行的时候总是看不到工会的身影，反而是政府和警察出面解决问题。那为什么说它起的作用是反动的呢？因为全总占据了中国唯一合法工会的位置。这个橡皮图章最大的作用就是否定任何工人自行建立工会乃至地下左翼团体建立工会的可能。这使得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都被全总视为直接挑战中共政治权威的“非法组织”。现如今，全总作为中共官僚系统中知名的“边缘”部门，其所能够做的无非是逢年过节发一发米面粮油，拍些照片报导，做做表面功夫而已。而对工人而言，一旦遇到劳动纠纷，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劳动仲裁而非工会。
综上所述，全总虽被称之为工会，但在事实上没有承担起作工会的任何职责，在目前的劳动体系中近乎透明。其甚至不具备一个组织最基础的作用——将它的成员聚集起来。因此，除非未来阶级矛盾加剧迫使中共重启全总这个事实上毫无作用的机构，否则笔者认为，在全总内部开展工人工作是不可能的。
三：阶级调和与自由主义的工会
当前的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中共主导的，以平衡劳资冲突为核心的工会？有这样想法的人在中文互联网上不算少数，他们最喜欢推崇的就是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和朴正熙时期的韩国，认为牺牲工人利益和政治权利是“必要的牺牲和一时的痛苦”，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收益要远比抽象的劳工权利更重要。这种阶级调和论反映在工会问题上就是：工会不但不应当支持工人使用罢工和抗议等激进手段威胁资方和政府，反而应当站在“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上，同政府一起居中调节劳资冲突。我们在此处要指出，这种思想看似进步，实际上却带着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虚伪地、“温情脉脉”地同情。他们认为罢工破坏了社会的财产，却又不敢说明这些被破坏的财产是属于哪个阶级的，也不敢说明这些被破坏的财产是由哪个阶级创造的。他们认为工人们不能进行自我组织，并且通过这种组织主动的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只能像工厂中的机器一般麻木地听从资本家的指令。如果我们对这种阶级调和的论调进一步深挖，就会发现它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工人阶级已经放下了罢工这种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武器，那又如何保证另一侧的，占据统治地位并控制暴力机器的资产阶级能够继续维持对工人的让利呢？恐怕对于这些人而言，最理想的状况就是给予工人恰好能维系其再生产的成本之后，将所有从工人阶级中榨取而来的剩余价值继续投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而对于他们吹嘘的韩国“汉江奇迹”和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而言，我们则要指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都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韩国有冷战时期美国的扶植与东北亚地区中心的位置，新加坡则是扼守马六甲海峡，靠着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的超额利润来缓和阶级矛盾。而中国则同这两个东亚和南亚的小国完全不同。以对外出口和对内投资为核心的经济系统必然需要对国内的无产阶级进行血腥地压榨，换言之，利润的主要来源并非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而是国内的无产阶级。况且这些调和论者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今的经济状况恰恰是中共执行阶级调和战略的结果。也即通过强有力的压制无产阶级意愿，调控宏观经济，最终达到他们“高效”的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目的。因此，工会的任务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被纳入了行政体系——一个没有工人的“工会”显然更高效，也更稳定。此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理解，为何阶级调和论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它的设想中，国家、工会与法院是为了居中调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而不是“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恩格斯）
如果读者明白了，在当代中国，阶级调和论在理论与事实上的破产。那也能明白自由主义为何行不通。在政治层面，主张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根本承担不起推动政治改革的任务。自由主义既不能动员起底层的无产阶级，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也不能撼动中共波拿巴政权的上层建筑，甚至还会被其所宣传的民族主义理念当成西方意识形态入侵——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巩固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这两种意识形态下所领导的工会均不能保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更不可能在中共的眼皮底下组建属于工人们的工会。
四：工人自组织以及如何开展工作
“这是否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时代，独立工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问题这样问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的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改良派工会。完全可能存在的是革命的工会，它们非但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股东，而是把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其任务。”（托洛茨基——帝国主义衰败时期的工会）。而在当今的中国，作为一种萌芽制度的工会状态即是工人的自组织“工会”。这种自组织在如今的中国并不少见，只是这种组织并不以独立工会，工人委员会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名字出现。工人自组织无疑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产物。西欧工会制度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已延续近二百年，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长期斗争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建制。而如果读者曾阅读过我们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一文，就知道我们在那篇文章中的一个核心论点：中共自建国以来就未曾建立完善的工人民主制度，直到中共右派官僚上台之时，工人及其组织依然不是可以影响上层建筑并主导具体政策的一股力量。而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共对任何可能形成威胁到政权的工人组织都严加提防（如08年薄熙来纵容出租车司机罢工与同意出租车司机组建工会一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工人阶级自建国以来就几乎没有民主传统和独立意识。但工人们仍凭借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机器自发地组织起来。因此，只要往前多走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今的各类互助组和群聊。以最近发生的长沙骑手抗议为例，这场运动于12月22日下午发生，傍晚就聚集起一整个地区的骑手，不可谓不高效。我们由此也能看出这种自组织潜力：虽然一个群聊只能容纳几十或数百人，但凭借现代的网络通讯技术，某个地区的突发性冲突能够迅速传递至数个工厂乃至一个地区的全部从业者。而由于工会在组织方面的缺位，自组织本身较淡的政治色彩反而给予了其相对的隐蔽性（中共不可能在所有群聊和互助组内都设置监查哨）。这种相对的隐蔽性也让革命者更容易融入这些小型的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可能引发的危险也更少。但这绝不意味着未来的工人组织也必须像游击战一样以小股势力为单位同中共对抗。这种自组织的弊端也因其相对隐蔽、规模较小而更为突出：即使在一个几十人的小圈子里也是山头林立，且圈子之间有强烈的行会主义风气，对其他行业的工人运动抱有冷漠和戏谑的态度。这一点倒是同当今互联网上的“左圈”如出一辙。群聊内部不但意识形态复杂，且不会区分政治探讨与日常事务。这导致群组内部的工人只能在被剥削的状况下原地打转。还以上文的骑手抗议为例，这次抗议仅仅只是声讨歧视骑手的女业主，而没有哪怕是经济上的诉求和纲领。这在一方面凸显了这种自组织在突发性的运动面前的散漫，另一方面也导致其不能获得其他行业工人与市民的支持。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这次有一个内部的委员会可以组织骑手，并且提出一定的纲领（如“骑手也是人”“抵制对骑手的无端污蔑”“抗拒平台算法，保护骑手尊严”等口号），也绝对不会让抗议如同落潮般快速散去。
我们如何在这种状况下开展我们对工人的工作呢？一个首要的关键是，开展工作的人本身不能是只在互联网上指点江山的“网左”，而必须是直接参与到工人实际的生产中的人。因为要组织起工人，就不能像中共的官僚一样命令工人，也不能像先知一样游说工人，而要像一个真正的工人一样工作，同工人在一个战壕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融入工人群众，才能让工人群众明白谁才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如我们在《工人调研报告》中指出的一样：“革命党人不通过和实际的工人的更多的互相了解、更多的配合，不更多地在实际工作与斗争（这种工作时而迅速而激烈、时而则处于漫长的准备过程中）当中争取和加强工人阶级同我们的信任，工人们又怎么会仅仅因为我们声称“我们代表你们的利益”，就贸然地跟随这个所谓的组织政党？”其次是区分其中的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区分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进入这种组织的初期或许还能通过针砭时弊和日常交流判断其觉悟高低，而一旦认定其可以作为革命的联系人，就必须主动的将日常事务同政治问题相区分开。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工人组织的纪律性和严肃性，也才能为有效的政治教育和未来同革命党的沟通打下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开展这种工作无疑是艰苦的，要在原本繁重的劳动中抽出自身的额外时间去同工人进行沟通，要开导觉悟较低的工人并同可能的右派进行争辩。 这无疑也对革命者的个人素质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论素养过关，沟通能力过硬，耐心细致有追求，稳定坚韧不动摇。
五：地下革命党领导的工人组织
对上述自组织开展工作的任务并非革命党首创，原子化的“融工家”们可以说走在了我们之前。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融工的同志们也留下了相当多宝贵的经验。但其错误在于，没有一个革命党支撑这种融工活动，且这种融工活动也不能将工作中遇到的先进分子发展到革命党的组织里。前者导致融工总是因为资金和人员问题而出现短期化和不稳定性，后者则意味着工人们只能在低级的工联主义中止步不前，而不能提出更高的政治纲领。在了解其错误之后，笔者认为，在老一辈融工家已经退出的当下，在工人中发展组织的重点是将革命党和工人组织联系起来。这首先代表我们不能从过去的工会制度入手，因为工会制度是服务于已经有部分阶级意识并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据前文分析，中国目前并没有这种机关。其次，工会本身的官僚倾向也必然是同革命党的彻底性相悖的。“鉴于共产党人希望革命行动尽可能是有意识的和负责任的，从而希望对工人转入决定性进攻的时机的选择权（如果谈得上选择的话）属于工人阶级中组织成为社会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的最有觉悟和最负责任的部分。因此，共产党人不可能希望工会丧失其纪律性和集中性”（葛兰西——《工会与委员会》）。
因此，这种组织制度应该在工人和革命党之间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与革命者的桥梁。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先进工人分子与深入工厂中工作的革命党员。这样的组织形式保证了地下革命党的秘密性与工人活动的公开性。而作为二者之间的桥梁，工人委员会也就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对于革命党而言，工人委员会所承担的任务就是领导工人们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向工人群众们进行政治教育并宣扬革命思想等；而对工人群众而言，工人委员会不但提供了一种组织化的生活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原子化侵蚀，更能通过这种组织来提升工人的阶级意识，在工人委员会日常的议程和选举投票中教会工人如何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也即：“全体群众参与委员会的生活，并感觉到，由于这种参与而成为一股力量”（葛兰西——《工会与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必须摒弃自组织所带有的弊端，首先是将严肃的政治活动同日常活动分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允许在日常交流里讨论与批判马列主义理论与时事，而是要求工人在关于全体工人利益的事件上绝不含糊。在罢工时期要共进退；要严肃的惩治工贼和占领工厂；要在不放弃底线，也即不损害工人们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灵活地同警察与政府对抗。还要在内部同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行会主义做斗争，让工人们明白自身的利益是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息息相关的。
同样，工人委员会也应该同作为更高的的组织形态的革命党一样，向工人们（如果可以，也应该同其他无产阶级）提出自身的纲领。以某个地区的骑手组织为例，从这个地区的骑手组织所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就该在提出类似的纲领：我们是这个地区的骑手，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维护本地与外地的，骑手与其他工人的利益。而作为被这个地区的骑手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我们则负有对整个地区的骑手的利益责任。而具体到各种实际的工人运动中，工人委员会也应当作为运动的核心组织参与其中。例如在罢工运动中，工人委员会调配物资，保障工人在罢工期间的正常生活，提出并宣传罢工运动的口号与纲领，同政府与资方谈判以求为工人谋取利益等；在抗议运动中，工人委员会则提出口号与纲领、印刷传单与海报、声援其他组织等。这些事务绝非目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或者某个行业内部的几个小山头能够做到的，只有在组织起来的革命党的主动参与和领导下，才能使得工人阶级发挥其真正的潜力。毫无疑问，在中共的政治压力面前，这种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些战术性的问题仍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如是否要向工人们公开部分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是否要在工厂内部聚集工人群众，是否要在工人之间使用具有加密性的软件进行联系等等。
六：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其生产部门分布的广度、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从前一切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想象。但在阶级矛盾愈发尖锐的当下，工人的组织度依然相当之低，在战略方针上对比二十世纪的工人运动更可谓毫无长进。这一部分是由于中共的反动统治，但更重要的是，几十年以来整个中国都缺乏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或革命党。我们不能希望原子化的工人能提出任何政治纲领，也不能认为革命会因为压迫与剥削自动到来。吸取工人运动和融工家的教训，组建一个由革命党直接参与和领导的工人组织是将是我们眼下急需面对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