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7日，重庆垫江一中发生了一起教师强制学生剪发的事件，事件过程被未知拍摄者记录下来并上传至网络，引发社会关注。视频显示，一名男生因发型问题被多名老师控制，过程中被按到在地，还有老师试图骑在他身上强行修剪，该男生反抗激烈，周围有多名学生围观并发出惊叹声。1月8日晚，垫江一中发布情况通报，确认涉事人员为学校德育处教师，在处理学生烫发染发问题上采取强制行为，工作方式简单、行为不当，学校已经对该老师进行严厉批评教育，责令其向学生和家长当面道歉并取得谅解。

涉事学生事后表示，老师认为他的头发不符合“寸头”标准，要求当场剪掉，他想回家却遭到拒绝，双方发生推拉，之后涉事老师和学校都已经向他道歉，他也回到学校正常上课，头发仍然保持原样。

类似的学校组织强制学生服从一些令人难以信服的规训的事件屡见不鲜，我们不妨就从社会一般认识作为出发点——即学校、教育机构主要充当着教育职能，其目的是要对人进行教育，从而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在这个游戏里，“成绩”是判断人最终是否很好地被“教育”洗礼过的指标。然而，世界上暂且还不存在一份权威性的学术论文能够证明，发型、头发的长度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有直接的关系，既然不存在关系，而学校又高举着成绩这一旗帜，两者的逻辑是不自洽的。如果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像“剪头发”一类的和成绩没有关系的规定是可以凭空存在的吗，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必须拨开形式上的层层迷雾。将讨论集中在学校是否应当设立这样的规定、学生是否应当服从这样的规定是没有意义的，而关键在于——正如革命者审视历史上的所有运动那样，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性质，基于的是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利于工人阶级革命，同样，在上文所述的类似的事件里，既然此类规定在根本上就和这个国家的教育机构所宣扬的“成绩”脱离，那么也即表明它在事实上应当是发挥着另一种作用、承担着另一种职能的。我们需要回答，这到底是什么作用、承担了什么职能，它为什么不在大街上发生（没有人会无聊到在街上关注别人的头发然后还要求剪掉）而只在学校发生，教师们在第一时间的强制权力又是怎么被赋予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学校不仅是教育的地方，更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但是教育机器宣称它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拥有自由个性、丰富精神和独立意志的主体。然而，发型作为个体审美和个人最直接的表达，与知识的获取、逻辑的构建或道德的提升并无任何因果关联，但是教育机器却在形式上不断强调类似“剪发”这种消磨个人表达的规训，甚至为此动用暴力手段时，教育的内容在展现其事实上存在的知识性以外，又增加了其平日里不为人所留意的一面——那就是服从性。它要求学生在参与到教育活动之前，必须先削去自己异于集体的个人表达，并对教育机器的运作逻辑表示服从，但是这又与其最初的目的又背道而驰了。于是学生在受教育之前，我们就已经观察到了教育上的内容和目的的割裂，这种割裂向我们展示了：在现行的体制下，学校等教育机器，其作为国家机器运作的组成部分，它的首要任务首先是进行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即对未来即将成为工人的学生群体进行服从性测试，利用教育机器的运作逻辑来让学生逐步削去个人表达，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社会运作逻辑；其次，才是知识性的传播，而这就是此类规定的所发挥的作用，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了。由此，连带着第二个问题也很快可以得到解答，既然这些规定的作用是初步对即将迈入社会生产的学生进行资本主义社会运作逻辑的规训，那么也就表明这些规定所承担的职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其功能是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中共所主导的特定的阶级社会结构中，统治阶级需要的并非是每一个工人主体的全面发展，而是需要大量的、统一的、如齿轮般精确的、沉默而又易于管理的标准工人，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强制剪发”，内容上则是作为剥夺学生主体表达的其中一种手段。而相似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下，资产阶级就尤为喜欢沉默的、整齐划一的、不会反抗的工人群体，因此，再生产机器的运作逻辑也必须服从于资产阶级的这一需求，学生便不会被视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其个人权力必须让位于教育机器的运作逻辑，这种强制的规训，实际上是社会生产里异化劳动的预演——它强迫学生在进入社会出卖劳动力之前，先学会接受这种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处境。

同时，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观察，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甚至尚未出卖劳动力，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是依附的，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剪头发”这一行为本身的内容批判，转而审视学生在中共所主导的阶级社会中的位置，不难发现，中国的学生并非作为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存在，而是被国家机器切割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孤立个体，他们所面对的，是国家暴力机器和专制家庭结合而成的同盟，这种所谓的“家校联合”，构成了当代学生最深层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工人或许还可以通过罢工或者工会等形式，基于共同的地位进行阶级联合，但学生们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在尚未拥有对社会运作的大致判断的年纪就已经被家庭送进去了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既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经济独立性。且现行的教育机器以排位、分班、竞争等机制，在学生之间人为制造对立，进一步加剧个体孤立。在强制剪发这一暴力行为面前，学生无法援引法律（通常为校规所架空），也无法援引经济力量进行博弈，面对掌握着“未来入场券”的国家机器，即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机器，单个学生处于一种赤裸的、被剥夺了政治掩体的状态。

学生来源于他的家庭，当学生面对教育机器的直接改造的时候，学生的家庭成员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在私有制主导的阶级社会中，家庭承担着一项核心的职能：劳动力的再生产。父母不仅仅是在养育子女，更是为私有制秩序社会生产工人，为了使子女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交换价值，家庭别无选择，必须将子女送入由国家垄断或监管的教育机器。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强制：无论家庭主观上是否愿意，为了家庭经济单位的延续，他们必须向学校让渡对子女的管理权。因此，当垫江一中以“校规”之名行使暴力剪发等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家庭往往在第一时间保持沉默或者配合，其作为国家机器的依附单位，必须在大程度上对国家机器的运作逻辑表示服从，否则他们的子女将会被淘汰。其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家庭个体内部依然保留着某种隐性的奴隶制残余，在经济上，学生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资料都完全以来家长，这种绝对的经济依附关系，在家庭内部转化为政治上的专制权力，家长作为家庭这一微型政治实体的主导者，掌握着支配子女身体、事件乃至意志的权力。在传统父权制惯性下，学生在家里并非一个拥有独立人权的平等主体，而往往被视为家长的所有物。这种家庭内部的垂直压迫，使得学生在遭受教育机器的政治暴力之前，就已经习惯了在权威面前丧失主体性。最后，由于家庭单位必须依附国家机器才能生存，家庭权威便自然向学校权威臣服，因此在很多时候家庭展现出学校意志代理人的色彩（比如家校合作、家长群），在面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时（不论合理与否），家长会用“必须听老师话”、“遵守学校规则”为理由，将外部强制力带到家庭内部纪律中。至此，一个封闭的内环形成了：学校利用国家机器震慑家庭，家庭本身对学生进行专制规训，同时家庭又作为学校的意志执行者，在家庭领域监督学生对学校服从，在这个结构中，学生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在学校是编号，在家庭是附属品，处于孤立的环境中。我们历年来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惨烈的例子：学生们在争取个人意志的回归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家校联合的否定，他们的斗争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最终甚至使他们有些走上了极端的道路——也就是终结自己的生命进程。

垫江一中的事情绝非是孤立的例子，在以前，在以后，只要以私有制为秩序的阶级社会存在，只要家庭和学生不能从私有制逻辑的社会中解放出来，那么像垫江一中这样的例子将会不绝于耳——它并非私有制阶级压迫的直接体现，而是私有制阶级社会对“人”的异化的预演，它利用了在学生在此制度下孤立无援的“前社会化”状态，通过对身体的暴力规训，将服从意识根植在他们心中。这种暴力证明了，在统治阶级眼中，学生并非真是什么国家的、社会的未来，而是待规范的工人后备队伍，这种将个体异化成工具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异化的起点——在他们成为无产者将自己的劳动力售卖出去之前，先学会出卖对自己的支配权。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