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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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旧世界的断垣残壁与阶级斗争的血火洗礼中，列宁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生物性存在，化作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高意志与战斗灯塔，列宁被广泛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且评价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还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象征，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普遍认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今天，在列宁逝世的第102个年头里，我们必须从那座由自由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垒砌而成的、冰冷死寂的“圣像”神龛中，夺回那个充满战斗激情的、活生生的列宁。
列宁绝非资产阶级文人笔下那个坐困愁城的阴谋家，更不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为了掩盖其对国际主义的背叛而强行塑造成的僵化符号，他是马克思主义最具生命力的实践者，是那种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敢于粉碎一切庸俗进化论谬论、直接诉诸群众创造力的革命统帅。当第二国际的叛徒们在议会里温情脉脉地谈论改良时，列宁正以钢铁般的意志在暴风雨中锻造布尔什维克。他敏锐地洞察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腐朽的阶段，并在世界革命的版图上精准地寻找到那处最脆弱的环节，将俄国无产阶级的起义转化为世界革命的先声。
那些试图将列宁的组织原则污蔑为“官僚独裁”的懦夫，以及妄图挑拨列宁与托洛茨基、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关系，并将革命领袖划分为不同阵营的卑劣政客，从不敢面对列宁思想中那股排山倒海般的、渴望由武装工人直接管理国家的革命民主热情（参考《国家与革命》）。列宁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他对现实运动的深刻把握，来源于他将辩证法从书斋带向街垒的非凡勇气。在帝国主义秩序摇摇欲坠的今天，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必须剥离那些加诸于列宁身上的累累尘垢，夺回那份关于先锋队、国家与革命的宝贵遗产。我们不需要一个供人膜拜的木乃伊，我们需要的是那个在芬兰湾的寒风中指明航向的、始终与无产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列宁。列宁的思想是柄不朽的革命利剑，它必将在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决战中，再次焕发出最为耀眼的光芒。
我们会从列宁的哲学思想入手，然后挨个分析其理论贡献和实践成果，并客观的评价和批评列宁。
唯物主义哲学
在分析列宁的哲学思想时，我们必须首先把列宁放回到他所处的思想战场里，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他在哲学上的、近乎充满狂热攻击性的“狠”从何而来：那不是学院式的好胜心，而是真正把认知论作为革命斗争最重要底线的基本态度。列宁最主要的哲学贡献和对辩证法比较全面的阐述主要来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面对前进派与召回派极左主义者所秉持的哲学观点时所作出的抗争。在整个1905年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中，列宁面对的并非抽象的“学派之争”，而是一个会在实践中迅速转化为组织路线崩溃、文化路线投降、乃至阶级立场丧失的根本哲学方法论斗争。我们再次对于波格丹诺夫及其所秉持的马赫主义观点不做过多论述，只需要说明以下几个事实：召回派认为“物质”是人类感知器官所产生的主观感觉的复合，从中产生了客观世界的某种基于个体独立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决定了作为符合经验要素存在的“相对真理”，其最终结论是物质世界无非是个体所产生的不同感官经验之间联动所构筑的主观现实集合体——这就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在几百年前的样貌。列宁因此以近乎“军事化”的方式立刻同波格丹诺夫划清界限，进而重新确定了几个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外部（物质）世界独立于意识而存在（这种物质世界存在的最高代表就是“自在之物”），而人类意识主要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同时又反映了人类意识自身所具备的主观倾向元素（这种元素来自于作为物质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人类部分，而不来自超出这一范畴的形而上）；同时，科学的真理性并非由主体意愿裁决，而是在历史性的实践中被检验，并不断锤炼而逼近最为靠近现实的真理总结办法，形成一条渐近线趋势（不过“绝对的”物质世界真理是无法被彻底确定的）。
这些我们现在看来几乎是常识的结论在当时首先是对马赫主义的回应。这里我们需要重申在之前发表过的《在一切时代的斗争》中的一些论述，马赫主义者（尤其是波格丹诺夫）把“经验要素”当作物质世界最后的根据会不可避免地把世界从“客观的存在”改写为“经验的组织”；而一旦世界被理解为从主观层面被组织出来的，真理也就被改写为仅仅是能让某些上层建筑组织得“更方便、更经济、更合算”的东西。列宁反复强调，所谓把“物理的”与“心理的”都看成中立经验要素的说法，表面上像是越过了唯心与唯物的对立，实际上却是在关键处撤退，使“物质第一性”——这里所说的并非物质/经济还原论或经济/物质决定论，这里所说的物质第一性指物质是决定事件和人类意识走向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也是最为根本的影响因素，并不否认其他客观或主观要素的影响，尤其不否认人类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人类的社会性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所带来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从一种压倒性的根本原则转而变成了叙述习惯，也就是所谓经验要素作为物质世界的“直接体现和流散形式”。同时，经验批判主义所代表的马赫主义令“客观规律”不再直接反映或概括现实社会的趋势，而变成了经验编排的柔性、间接结果。显然，列宁所坚持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并不是某种粗糙的物质一元论，也不是把精神另立为本体的古典二元论，而是一种具有一元论精神的复杂、多元辩证体系（所以这也不能被视为所谓“物质一元论”，因为列宁的提法实际上是超越本体论的），在这个体系中现代中国教育所习惯使用的庸俗辩证法（也就是二元矛盾论）是毫无容身之地的——列宁主张必须坚持客观现实的独立性，但也必须允许在这一前提下把意识、认识、文化等复杂对象纳入同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来解释（因为这些内容本身也是客观存在）；在这个整体中，上层建筑作为物质现实的客观反映而半独立地存在、拥有自洽、自立的作用，而不不能简简单单地被当作纯粹是“物质的影子”。
列宁的哲学攻势之所以值得今天重新咀嚼，并不只是因为他“捍卫了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把哲学争论同知识生产、党的政策与群众路线实施办法紧紧咬合在一起——上文所提到的“召回派”代表的极左主义趋势是认为1905年革命失败后组成的俄国杜马已经完全成为了立宪民主党人（Kadet）、十月党人和俄罗斯人民联盟（一个保皇党派）的游乐场，最终也就是沙俄皇帝与元老院贵族们的傀儡（这一论断是准确无误的，杜马在此后的十几年间的确几乎完全丧失了进步作用），因此要求社民工党从议会中悉数“召回”议员，走彻底的非法、议会外斗争路线——显然，无论他们对杜马的认识是多么正确，因为敌人的缘故，而放弃一整条政治战线也是极为愚蠢的。列宁对这一极左主义政策的批判已经非常全面，这里不多展开。无论如何，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主张正是出自波格丹诺夫，这正是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历史背景在政治领域的外化形式。波格丹诺夫与“召回派”式的政治极左主义可以追溯到其经验一元论的哲学根基（也就是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始祖），因为其在“科学（或物质现实、客观规律）即经验组织”的口号既否认了自在之物的客观实在性，又否认了人类意识在上层建筑内复杂作用的结果，最终只能在实践上滑向无厘头的乌托邦主义（也就是召回派纲领）。波格丹诺夫，依照列宁的话一直试图创造一种“纯粹的集体经验”，凭空搭建一种脱离既有政治经验与历史积累的政治常识，日后他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失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总而言之，如果世界运行的真理被相对化、经验要素化，那么任何现实政治的纲领就会从“改造世界的武器”退化为“组织经验的修辞”，最终最先被削弱的反而是无产阶级在总体上把握现实矛盾、组织实践的能力。
但就像上文所提及的，列宁的哲学又并非停留在一套“外部世界-意识内产生对外部世界的直接反映-实践检验-形成新的意识-再实践”的线性、机械教科书框架里。恰恰相反，如果现代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仅仅把列宁理解为反映论的“直线派”，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我们就会错过他思想中最能为今日的革命运动提供推进力量的部分：那就是他对辩证法作为全新认识论的再发现、再锻造。首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把“实践标准”、“实践过程”与“实践结果”提升为认识论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环节（这又批驳了认为不需要复杂认知论的机械唯物主义），明确把实践当作反驳不可知论与唯心主义的最有力武器，并把它奠定在《费尔巴哈提纲》的延长线上。更重要的是，在他后来的哲学笔记与关于黑格尔的札记中（参考：《列宁全集》英文版），他把辩证法直接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论之“本质”（注意：这里不是古典形而上学或者本质主义学派的本质，而仅仅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认知论的“真正样貌”），强调辩证法是“活的、多面的认识”，其侧面无穷增长，而逼近现实的路径又具有无限细微的层次；并且尖锐批评“停留于僵化思辨的唯物主义”（这就是与辩证法、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批判相对的古典思辨逻辑学之下的本体论争议，虽说列宁提出的思想实际上算是对本体论本身的否定，不过列宁并没有否认本体论问题争论的价值，这个问题后文会继续阐述）的根本不幸，指出旧唯物主义的问题在于完全没有能力把辩证法直接应用到反映论与认识发展过程本身，也就是没有能力拓展辩证法的现实应用边界线。
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为列宁对他自己早期某些攻击性比较强、但是在策略上却过于防守的表达所做的自我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划定一些概念与原理的根本界限，但不能把划界当作终点；真正的难题是把反映论本身辩证化——把“反映”理解为历史的、实践的、结构的意识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僵化的、线性的、一成不变的镜面式的对应。换句话说，“反映”就是作为人的“主体”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实践主动生成的自觉过程。意识作为现实的内在要素，在人与事物发生联系的动态结构（也就是不断变化的现实）中不断被完善，也就是说，认识需随着现实的运动而不断被修正。这种反映以实践为基础，将原本没有被人认识的事物，规定为对人有意义的东西。进一步说，对人来说，没有被“认识到”的东西，也就没有实践意义。如果一种“现实”无法被意识感知并纳入实践，它在逻辑和生存上便等同于不存在。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被囚禁在营养液中，通过电信号模拟出现实、感官体验等，而大脑本身无法找出具体证据去证明这就是现实情况，那么这些电极对人而言就不具备任何意义。即便我们就说这些设备确实是客观实在的，我们的一生就是个笑话，而我们只是“暂时没有证据去证明”，但是因为它们并未与人发生联系，我们无法针对电极进行维护、破坏或改造，因此这些设备对人来说是一团“无意义的混沌”，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因为它无法影响我们的实践（当然不排除只是暂时没能影响到我们的实践的情况）。
再如，在人类掌握电磁波的规律之前，电磁波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始终充斥在自然界中。然而，在未被“认识到”的历史阶段，电磁波对人而言没有实践意义。它当然先于人们认识就存在了，但是它还不能被用来传递信息，也不能被用来解释世界，它与人的生存并不发生自觉的联系。只有当人通过实践发现了它，并将其规定为一种可利用的物理现象时，它才从“外在的物”转化为现实的要素，进入了人的历史过程。
从这里出发，我们在这个时代推进辩证法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由列宁所提出的根本依据。上文提到，我们现在认为本体争执并非毫无意义，尤其是继承了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学派哲学家的马克思所反对的并不是一切本体论的讨论，因为没有哲学史上对本体论的讨论也就不会有对本体论的超越，辩证唯物主义反对是脱离现实与实践的纯思辨方法；真正需要的是在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引入更现代、更体系化的阐释工具，尤其是对意识与主体性的细致说明，这个结论是列宁所明确支持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列宁之所以捍卫客观现实的独立性并不是为了把人类意识问题一笔带过，而是为了获得进入意识问题的正确入口。换句话说，列宁把门槛立得很高：只有承认客观世界独立存在，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才能避免滑向唯心主义；而只有坚持实践标准，这种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纯解释学、逻辑学与经院哲学的老路；自然，也只有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与作为“渐近线”的根本，我们在处理作为现实世界复杂映射的人类意识时才不会陷入要么滑向机会主义与不可知论、要么步入教条主义的窘境。最重要的是，只有把辩证法应用到认识“人”与“人格”（也就是作为物质的人和作为意识的人）的过程自身，我们才能从根本意义上避免整合了以上一切问题之缺点的机械反映论——这恰恰是当今许多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所不能认识到的问题。
从列宁出发，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另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列宁之后辩证法发展长期停滞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发生在这个“入口之后”的深水区：我们有了守门的原则，却缺少继续向内开掘的工具。停滞的一个表现，是把列宁的划界抽象化为纯粹局限于政治范畴的口号，进而把辩证法降格为一种“立场正确的革命者常识”。这样一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被当作政治身份的标记，而不是分析现实的科学方法；从这个回归了划成份扣帽子方法的角度出发，本来仅仅是一句概括了“物质有限性”或“物质第一性”的格言——“物质决定意识”——被当做是一切哲学领域系统性解释上层建筑现象和人类意识的的终点，而不是新的起点。此后，人的主体性要么被压缩为所谓纯粹被动的反映，要么在常识纠正这一问题的巨大反弹中中被夸大为脱离物质结构的“纯能动”。（法兰克福学派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就来自于他们醉心修复这个问题却丢掉了根本，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反面）与资本主义世界杜绝形成完整世界观和认知论的现实相照应，我们的人类哲学世界走入了一个死局——列宁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者还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都再也没有能力超越、发展以前人们的哲学认知框架。因此，从列宁视角提出“终结列宁以后辩证法发展停滞的必要性”，其意义并不在于对列宁作某种“修正”，而在于更彻底地继承列宁：继承他把哲学当作阶级斗争武器的态度，继承他把认识论与实践论辩证结合的做法，继承他在笔记中不断提醒自己的那句话——辩证法是活的、多面的、不断增加侧面的认识，我们必须带着它进入反映论与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这意味着，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不是把列宁的思想奉为圭臬与一切方法论的最终重点，而是把它当作“最低原则与最高任务同时在场的起点”——这一最低原则是客观现实的独立性、实践标准、反对不可知论与唯心主义；而最高任务则是把这些原则推进到对当代现实的解释维度之中，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承认“客观存在”，而是弄清楚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这条推进路径上，波格丹诺夫问题会以新的面貌不断回潮——毕竟，经验批判主义与经验一元论的现代外衣从布尔什维克这个最为进步、激进、革命的政治传统和环境中产生，也必然会不断在伪装成革命潮流的意识形态中死灰复燃，它在法兰克福学派之流的理论中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回归，并像它一百年前的始祖那样，不断尝试阶级斗争替换为某种“认知斗争”。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以上对于其思想谱系的追溯，这个警觉本身就继承了列宁所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和警醒：无论何时，对这种回潮的反击单靠重复“物质第一性”是完全不足的，因为对方恰恰会以更精细的方式在意识与知识层面工作；我们必须在更高的复杂理论战线上上保住列宁划定的底线。本文在这里基于上述内容总结了三个列宁的基本结论：第一，意识不是镜子，也不是自足的语言系统，它是等多重社会条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不断自我发展的结果；第二，主体能动性必须被理解为实践中的能动，而不是抽象心灵的能动——然而列宁既反对把主体夸大为世界的立法者，也反对把主体缩小为环境的回声——这两种极端都会在关键处放弃辩证法；第三，辩证法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解释“媒介”作用：解释最为基础的物质世界客观条件如何通过科学技术、生产方式、信息传播、上层建筑等“中介机制”塑造人的主体意识，同时又解释意识如何在实践中反过来改造这些媒介本身——如果，没有对于这个中介过程状态的具体分析，意识问题要么被还原论吞噬，要么被相对认知主义挟持。这也解释了“本体争执仍有必要”这个观点在列宁语境下为什么并不矛盾。列宁反对的不是对存在的讨论，而是把存在讨论变成脱离实践的纯粹思辨，把我们所提到的、应当极为复杂、辩证的认识论变成无源之水。真正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应当是综合了整个物质现象、实践、反映过程的复合本体论，而辩证法就是研究各种对象在发生交互关系、产生现象以及这些过程本质中的矛盾，并反复以过程观反对把世界当作“现成事物的集合”——后者又回回到那个马赫主义的经验要素论幽灵中。
最后，列宁所留下的极为丰富的哲学遗产为这些表达留足了足够空间，使我们发展一种更现代的、能够吸纳当代科学与社会理论成果的唯物辩证法留下了空间：它既不需要退回形而上学实体论，也不需要向语言建构论投降。从展望的角度说，“终结列宁以后辩证法发展停滞”并不是要制造一个新口号，而是要恢复一种列宁式的哲学工作方式：把革命党人所应该具有的哲学研判能力理解为对现实世界真理本身的忠诚，而不是对术语和口号的忠诚；把与错误思潮的斗争理解为对群众集体实践能力的保卫，而不是革命者自命不凡的态度；把对经典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著作的学习理解为改变现实的前置准备，而不是停留口水仗和辩经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革命党人都必须做好万全的斗争准备，时刻捍卫我们最根本的政治底线，以及为我们划清这条底线的丰厚哲学信念。
帝国主义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历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理解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的重要变化的核心工具。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这一理论为解释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殖民体系的形成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框架，因此在历史和理论上都具有划时代的地位。然而，这一理论在提出之初就遭受了相当大的质疑，甚至在现代的学术讨论中也不断被挑战。
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学者指出所谓“金融资本”的定义过于狭窄，而且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只在少数国家出现（更有甚者认为只有普鲁士帝国才有这样的现象），并不能普遍代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其次，批评者认为在事实上19世纪后半期资本输出并没有显著增加，而帝国主义理论夸大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的规模和作用。同时，质疑者强调利润率并不是理解殖民地问题的核心，因为殖民地的利润量远不及工业化国家的庞大市场，而按照资本流动的规律来看（即资本会流向利润率高的产业和地区），资本不会流向殖民地以开发新市场，因此资本输出并非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这些学者也认为列宁把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停滞同资本输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并没有表现出技术停滞或全面衰落的迹象，反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崩溃”了，这使得帝国主义理论在他们眼中缺乏说服力。
还有更进一步的批评认为，“殖民主义”并非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贯穿于不同发展时期的现象；而马克思主义分析往往将殖民地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集团的再生产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需求，忽视了殖民地自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
然而，这些质疑在事实面前并不成立。所谓“金融资本”的形成并非要求在所有国家的普遍存在，其形成条件是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度融合。例如，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等大型普遍性银行不仅提供长期贷款，还直接持有钢铁、化工企业的股份，并派遣代表进入董事会，形成了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直接控制；在美国，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银行家们直接在各工业企业的董事会中占据关键位置，推动了“金融寡头”的形成；英国的伦敦金融城则以海外债券发行和铁路、公债承销为手段，把工业投资与国家金融紧密结合，使得工业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运作不可分割；日本的三井、三菱等财阀通过银行、商社和重工业企业的交叉持股与内部融资，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资本集团，银行在其中起到统筹和调配资金的作用。这些现象共同说明，金融资本的形成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假设，而是股份公司的兴办使得各个银行在工业企业中握有占支配地位的股份、企业任命银行的经理担任工业企业的监事或任命工业企业的经理担任银行的监事实现“个人联合”、长期信用关系和资本市场的安排，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地体现为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从而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
过去银行的角色主要是作为信用中介机构，集中存储并提供短期流动性贷款，以满足商人、手工业者、手工业工厂、早期工业企业等的资金周转需求，它们的功能更多是维持市场交易的顺畅和信用的稳定。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银行逐渐转变为资本集中和再分配的枢纽，不仅提供长期投资资金，还通过持股、董事会席位和金融市场操作直接参与工业企业的战略决策，成为工业资本的统治性力量。进入当代，银行的角色进一步扩展，它们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贷款机构”，而是通过跨国金融集团、投资银行、证券化工具和全球资本市场来掌控产业链和资源配置。同时，银行为了保证信用必然需要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生产计划、市场预测等大量商业秘密，而这些信息在融资、审计和资本市场运作中被部分公开化，结果是生产的无政府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企业之间的运作逐渐纳入金融资本的监督与协调之中，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整体再生产呈现出更强的集中性与制度化特征。
此外，资本输出的确在19世纪末出现了质的飞跃，英国的海外资产在国民财富中占比显著上升，法国、德国、荷兰等国也形成了庞大的海外投资组合，美国在一战后更是迅速转为净债权国。资本输出不仅是直接投资，还包括公债、铁路债券、矿业特许权和基础设施承包，这些形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构成了稳定的利润来源。这种资本外溢的逻辑在于，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垄断资本积累出现过剩时，资本必须寻找新的投资场所，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提供了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还通过相关的政治-法律机制保障了投资的安全性和长期性，从而使资本输出、金融资本和垄断企业一起成为帝国主义阶段的核心特征。
在二战后，这一根本特征也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亚非拉国家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国际金融机构通过“主权债务”和“援助贷款”限制了亚非拉国家的财政与政策空间，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铁路、港口和能源领域的投资，美国和欧洲的跨国金融集团则在拉美和非洲的矿业、石油和电信产业中进行布局以实质上掌握这些产业。国际资本市场也通过债券、证券化和私募基金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渗透。这些例子都体现了资本输出的“非暴力化”的现代形态。这些例子也说明，资本输出从19世纪末的典型的殖民地铁路债券和矿业特许权，发展到今天的跨国金融集团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其本质依然是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来获取稳定的利润来源，并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
关于利润量与利润率的争论也被那些学者误解了，因为帝国主义理论强调的是通过国家权力保障的大规模、长期、可控的利润总量，而不仅仅是孤立的高利润机会。至于所谓“资本主义没有衰落迹象”，也是误解了列宁所说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因为这两者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技术停滞”和“经济停滞”，而是指垄断化和金融化带来的过剩资本、市场瓜分和危机管理机制，这些现象在19世纪后期的长萧条和20世纪初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都有表现。
在现代，这种寄生性与腐朽性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上，还在学术与制度层面有所反映，例如学术造假问题的频繁出现。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渗透进了每一个角落。金融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像“收租”一样获得尽可能稳定的超额利润，它并不关心现实本身，只关心如何通过数据造势来掠夺资源。当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被异化为一种“指标”时，科研就从探索真理变成了像炒股一样的“泡沫生产”。中国知网曾披露部分高校存在大规模论文抄袭与代写现象，或是使用AI生成，2020年《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统计也显示全球每年有数千篇论文因造假或数据不实被撤回，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机构就曾因研究人员伪造实验数据而引发丑闻。这些现象背后往往是过度追求量化成果的压力，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科研评价体系过分依赖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导致研究成果注水甚至造假。
与此同时，现代资本主义的专业化分工与大学体系的制度化安排，导致了知识生产被切割成孤立的“知识孤岛” 。随着19世纪以来科学与工业的快速发展，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了提高效率与产出，将知识划分为越来越细的学科领域。这种分科制度在最初确实推动了知识的深度发展，也是必要的，但在现在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每个学科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立的评价体系、研究方法和权威结构，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被人为切断，学习者和研究者在这种制度下往往只能在单一领域内积累成果，而难以形成整体性的理解框架，而要形成整体性的理解，就必须得取消单一学科权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层）对资源和评价的垄断。这种割裂最终使知识生产呈现出碎片化和静态化的特征，削弱了人们用综合视角把握世界的能力。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Bruce Weinberg分析了154021名生物医学博士的职业数据，发现那些在职业早期专注跨学科研究的科学家，比坚持单一领域的同行更难获得基金支持和稳定的职业发展。这说明学科壁垒和评价体系的功利化直接阻碍了跨学科研究者的成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制度本身就要求领导层通过碎片化知识结构来实现其“权威”，这就让学科被人为划分为彼此独立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研究方法和权威结构，这使得学科内部的专家和管理者能够牢牢掌握资源分配与话语权。领导层通过维持这种分科制度来巩固自身的制度性权威，因为碎片化意味着研究者必须依附于各自学科的权威体系才能获得认可与晋升，跨学科的整体性尝试反而会被边缘化。结果就是，虽然大家形式上都“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学校不可能只要求你学一个学科，相反，学校要你“什么都学”，但因为制度安排让这些东西彼此孤立，学习者很容易形成一种观念——知识没有内在联系，最终只是堆砌，而不是整体性的理解。同时，这种割裂还导致各学科的要求似乎只考虑自身的目标和标准，好像学生只要学它就足够了，结果是每个学科都在不断增加作业、考试和研究任务，学生不得不在不同学科之间疲于奔命，压力倍增，更难有时间和精力从整体的角度去综合和联系所学知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碎片化的认知模式。
这种“知识孤岛”的形成，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垄断统治的需要。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最害怕人们看清资本运行的整体逻辑，因此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上实行“分而治之”。只要知识是支离破碎的，每一个研究者就只能被锁死在极小的领域里当“螺丝钉”，必须依附于该领域的垄断权威才能生存。这种制度确保了知识分子由于视野受限，难以形成对整个社会和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从而难以对帝国主义的秩序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与此同时，食利阶层的存在愈发凸显。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越来越依赖租金和金融收益，而不是生产性投资，这种食利的顽固性远超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曾经的预期。食利阶层通过金融市场、房地产和知识产权攫取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寄生性的直接体现。专利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异化为牟利工具，这一被说成是“鼓励创新”的制度在实践中却常常被滥用为市场垄断的手段，例如“专利商业维权”与“标准必要专利”的高额许可费和捆绑条款，已经引发广泛批评，这说明在现代，专利制度在现实中更多地服务于资本的逐利逻辑，而非技术进步。这些现象共同说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寄生性与腐朽性并非错误的判断。
此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殖民主义只看作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在研究资本原始积累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是欧洲资本积累的起点。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征服不仅掠夺了大量金银，还通过奴隶贸易把数百万非洲人贩运到美洲种植园，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原始积累的条件。而在更早的奴隶制社会，殖民主义就已经存在。希腊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之间，为了缓解土地不足和人口压力，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为城邦提供粮食、金属和奴隶，维持奴隶制经济的运转。罗马则通过军事征服设立殖民城，安置退役士兵，并将被征服地区纳入税收和奴隶供给体系，使罗马奴隶制经济得以扩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殖民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下都起到了为统治阶级扩展生产方式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至于殖民地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和社会性质，可以概括为“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经济体，而是处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中被控制、操纵的部分，它服务于宗主国资本的增值。殖民地社会内部一般会存在多种经济形式：1.原始家长制的自给经济（为自己生产的牧畜和农耕）；2.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农民的谷物商品的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等）；3.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包括外国的，本国的，和中外资本家合资经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工商业资本）；4.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经营的矿山、铁道和其它交通机关）。在阶级方面，殖民地社会通常包括依附殖民统治的封建主阶级、租佃制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直接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依附殖民统治的流氓无产阶级（如黑帮、土匪等）、受压迫又试图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以及处于最深剥削压迫中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种阶级结构的复杂性，正是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
此外，殖民地社会还存在严重的民族压迫与性别压迫。宗主国通过种族等级制度、法律歧视和文化霸权，将殖民地人民置于从属地位，形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制度化不平等。例如在印度，英国殖民当局长期维持种族隔离的就业与教育制度，使本地人难以进入高薪行业和行政职位；在非洲和拉美，殖民者通过强制劳役和种族隔离政策，将原住民排除在城市经济和政治生活之外。与此同时，殖民统治加剧了性别压迫，妇女不仅在传统父权制下受制约，还在殖民经济中被集中于低工资、无保障的劳动岗位，如纺织、农业采摘和家庭服务业。殖民政权往往利用性别不平等来维持社会秩序，使女性的劳动和身体成为殖民经济的支柱之一。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被宗主国控制，其主要任务是为世界市场提供廉价原料和农产品，而本土工业则在双重挤压下难以发展。宗主国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市场垄断来剥削殖民地人民，强制他们改种经济作物，摧毁传统手工业，甚至通过军事和法律制度维持专制统治。例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埃及，埃及的棉花种植面积大幅扩张，粮食自给率从98%骤降到42%，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几乎完全转向商品化的出口作物，国内粮食消费被牺牲；荷兰殖民者强制农民将1/3耕地改种咖啡、甘蔗等经济作物，违抗者遭屠杀，班达岛居民也因私自出售肉豆蔻而被灭族；在20世纪初，拉美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占到外贸总额的60%以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香蕉种植几乎完全由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形成典型的“香蕉共和国”模式。这些案例说明殖民地经济是殖民政权通过行政强制和军事专制把不同层次的生产关系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从而形成一种畸形的依附性的资本主义结构。
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重要概念：“新殖民地”。所谓“新殖民地”是指即使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也就是可以独立的镇压本国人民，可以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进行有限的选择和谈判），却仍在经济上依附于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命脉（工业化资金、技术来源、出口市场、金融体系）都在实际上牢牢掌握在列强手里。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控制资源、操纵价格和设定贷款条件，使这些国家继续处于产业链低端，无法摆脱依附性发展。例如，非洲的出口高度依赖初级商品，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非洲国家有六成以上的出口收入来自石油、天然气或矿产，而农产品如可可和棉花的价格则由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决定；拉美国家的土地和交通基础设施同样被外资牢牢掌控，2024年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四国的交通项目总投资额达到3977亿美元，占该地区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大部分由外国的跨国企业承建和运营；亚洲国家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时也被迫开放市场并削减公共服务，像是在1997年，韩国在接受IMF贷款后不得不开放金融业，导致18家银行信用评级被下调，而印尼在1997至1998年间卢比贬值超过七成，股市暴跌八成，IMF要求其削减补贴和公共开支，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这表明殖民地社会的依附性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自动结果，而是通过国际金融秩序、跨国公司和地缘政治压力共同塑造的。
在这种殖民结构中，帝国主义通过金融手段和暴力手段将殖民地的生产成本压低到非正常水平，使宗主国资本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获得远高于正常竞争条件下的利润率（也就是获得这个意义上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来源于殖民地劳动者再生产条件的被剥夺、农业和工业结构的畸形化以及国际价格体系的操纵，它不仅为宗主国资本主义提供了额外的财政缓冲，也成为殖民地长期依附和贫困化的根源。但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福利国家”的形成主要是帝国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在20世纪形成了高度完善的福利国家模式，但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大规模殖民地，因为福利制度依靠的是本国资产阶级力量可以用稳定的方式——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统治，以及工人运动的斗争推动的妥协。来自殖民地的超额利润虽然为宗主国提供了额外的财政，但福利制度的真正根源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背景下需要展示制度优越性的政治考量的结果。
在这种结构下，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始终有限。它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因为他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实际上比起帝国主义，它更害怕工人阶级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盟必然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将资本投入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去实现工业化，实现民族独立，而这些部门在殖民地社会的利润率实际上远低于出口原料和商品化农业，因为工业投资需要高额固定资本、市场受制于宗主国商品输入、利润回报周期长，而出口原料和农产品则能迅速进入世界市场获取高利润。所以，工业化不仅意味着资本回报的下降，还意味着必须面对在这个过程中壮大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从而直接威胁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
即使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下通过计划投资和关税保护人为地提高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的利润率，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真正支持这种革命联盟。因为这种“利润保障”并不是维持他们在原料出口和商品化农业上的高额利润，而是强制他们进入一个由国家主导、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的工业化过程，在经济上意味着放弃最优的资本回报，在政治上则意味着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和制约。对民族资产阶级而言，这种双重压力比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威胁性，因此它基本上仍然会选择与帝国主义妥协甚至与帝国主义共谋，而不是支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例如，在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依赖牛肉出口换取欧洲工业品，他们并不愿意将资本转向国内工业化，因为这会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高利润地位；在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宁愿保留英国军事基地以保障棉花出口，而不是推动国内工业发展；在墨西哥，民族资产阶级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摇摆不定，害怕农民和工人运动要求他们投入资本改善农业生产和工业基础。所有这些案例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构决定了它无法真正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盟，因为这种联盟会迫使他们牺牲短期高利润，转向殖民地社会最薄弱的工业化环节。
但是我们也在《逝世49周年—毛泽东思想评析》一文中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资源、社会影响力和部分反帝倾向，确实可能在短期内为革命阵营提供物质与政治支持。拒绝联合他们，可能会使革命力量在初期更加孤立，可能延长革命进程，甚至在某些阶段遭遇挫折。”这是因为，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分析时也应该区分不同种类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纯粹殖民地的半买办资产阶级和诸如中国、缅甸、泰国这样高度受帝国主义影响但是有一定的工业化基础（这使得本国能够进行基本的工业生产，而不是完全依赖进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有很大区别，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宜细不宜粗，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同帝国主义体系的交流的过程是个很复杂的状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害怕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壮大和组织化，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它们本身的存在。于是，它们常常在关键时刻退缩，转而与帝国主义妥协，以避免工人阶级的力量真正成长起来。这一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有充分体现。
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次帝国主义”国家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们的社会性质是一种特殊的殖民地社会，却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这并不是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主推动的，而是冷战格局下美国出于战略目的的扶持结果，因此日本和韩国依赖老牌帝国主义并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本身也通过输出资本、扩张市场和镇压周边弱国来行使帝国主义职能，且可以在国内独立地镇压工人阶级、组织资本积累，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有限的独立性。日本在战后通过美国的技术转移和市场保护迅速发展出口制造业，韩国则在朝鲜战争后依靠美国援助和贷款建立起由财阀主导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工业化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自愿”承担风险的结果，而是依赖老牌帝国主义的市场和保障，这种保障具体包括美国在冷战时期提供的军事保护（即进行驻军）以确保政权稳定，并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和贷款来弥补工业化初期的资金缺口，技术转移和设备供应帮助建立重化工业体系，以及通过开放美国市场来保证出口制造业能够迅速获得利润。换句话说，它们的工业化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对其的控制的体现，而不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独立道路，因为他们的金融资本和工业基础不是自己独立发展的延续，而是外部强制的结果。
可见，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只要劳动人民的解放仍被体系性的力量所阻滞，帝国主义就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阶段，而是一种必须被揭穿、被斗争、被超越的现实结构。理论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一现实中，为新的实践开辟道路。
一国胜利论
在当代，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们，还是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中国共产党，都在重复这么一个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必须同时在多国胜利的观点，也就是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必须是多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才能实现，这就是所谓“同时胜利论”。而列宁第一次提出了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也就是说只要一国爆发革命，这个国家就可以独立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需等其他国家的革命胜利，这是所谓“一国胜利论”。
那么，这么说的依据何在？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提到“同时胜利论”，让列宁能够在后来“纠正”他们？我们能找到的只有《共产主义原理》这一文献，其中对于第19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的回答中有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此外，我们找不到任何能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所谓“同时胜利论”的文献。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我们就能明白即使是这篇唯一可能被视为提出“同时革命论”的文献事实上也没有真正提出所谓的“同时胜利论”。因为紧接着前面唯一一段可能被视为“同时胜利论”的内容后，恩格斯又写到：“……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如果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明白，恩格斯完全认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首先在一国建立（不然为什么会有发展的“快慢”之分？），而马克思也不可能不认同这一点。换句话说，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完全是一个虚构，是不存在的东西。
那么，列宁究竟提出了什么呢？他提出的，是一种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俄罗斯帝国的资本主义结构、矛盾分布与革命爆发条件的科学判断。换句话说，列宁没有提出一个“理论”，而是在回答一个直接的实践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究竟会在哪里、以何种方式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论述完帝国主义理论后来论述“一国胜利论”问题。
列宁在当时提出的核心论断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甚至是在一个落后国家中首先胜利，而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帝国。这句话的关键不在“一国”，而在“不平衡”。列宁在《欧洲合众国口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但发展不均衡的体系。正是这种不均衡，使得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必然存在“最薄弱的一环”，而革命的突破点将出现在矛盾最集中、统治最脆弱的地方。
那么，列宁凭什么说俄罗斯帝国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呢？首先，俄国在20世纪初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工业薄弱”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远不如英德等国成熟，换句话说，俄国的资本主义“非常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领导任何现代革命，而国家权力仍掌握在沙皇与封建贵族手中。这种落后结构使俄国社会矛盾长期积累而无法像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一样，可以通过正常政治机制进行有限的化解。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有非常具体的论述：“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资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人们只叫记一记法国官方所起过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些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孤立与反民众性的基本的与不可消除的原因。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
同时，俄罗斯帝国却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结合发展”结构：一方面，它在 20 世纪初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80%人口为农民的落后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拥有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体系，而这些工业往往由外国资本主导。俄国经济是传统的封建农业与现代工业的混合体，工业人口不足10%，但在铁路、军工、采矿和重工业领域形成了由国家政策推动的小岛式现代资本主义。这种工业化的“岛屿”往往集中在彼得堡、莫斯科、顿巴斯和波兰等地区，并且规模巨大。俄国建立的的大型工厂在 1894-1908 年间迅速扩张，机械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而这些大型企业中相当一部分由外国资本控制，尤其是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资本在铁路、采矿和金属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例如，彼得堡的普提洛夫工厂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雇佣数万名工人；顿巴斯煤矿区的矿工同样在外国资本主导的企业中高度集中；波兰的罗兹纺织区也形成了巨型工厂群。这些工厂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工人密度极高，使得俄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具备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爆发力，换句话说就是使得罢工和政治斗争能够迅速蔓延。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暴露了沙俄国家机器的脆弱性。俄国经济崩溃、运输瘫痪、军队瓦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全面危机。《Defenders of the Motherland: The Tsarist Elit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一书指出：俄国贵族在 1917 年战争危机中与沙皇疏离，并在二月革命中支持新的临时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确保了二月革命最初的成功。这说明甚至封建贵族阶级也不再愿意为沙皇政权承担政治责任，他们不再把维护沙皇专制视为自身利益所在，而是主动转向支持推翻旧制度的政治力量。俄国的政治精英在1917年通过加入临时政府、组织政治联盟等方式推动了旧制度的瓦解。这意味着：二月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推翻沙皇，不只是因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突然爆发，还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已经不再愿意维持专制政权。
同样，俄国资产阶级也在战争中彻底失去了对沙皇的信任。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在1890-1910年代迅速壮大，但长期受到专制体制压制，无法获得政治代表权。俄国的工业化催生了工人阶级，这也使政治气氛更加活跃，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局面导致沙皇政权的彻底崩溃。俄国资产阶级原本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政治参与，但尼古拉二世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宪政化，使他们在战争危机中转而支持推翻沙皇专制。
从俄国的例子中，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一场革命要真正爆发，必须同时具备几个条件。社会本身要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旧制度无法再维持正常运转，任何修补都只能拖延崩溃的时间。统治阶级必须出现明显裂缝，他们自己也不再相信旧政权能够继续维持秩序，也不再愿意为它承担代价。当贵族、官僚和资本家开始放弃原有的政治中心时，旧制度就失去了最后的支撑。与此同时，广大民众也必然被逼到无法继续忍受的地步，因为统治阶级的绝望实际上也必然反映着群众的绝望，经济危机、战争、饥荒或长期压迫都会让这种情绪迅速积累，使群众愿意投入到新的政治力量之中。
但这些条件本身并不会自动让革命胜利。真正能够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并实现革命胜利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必须能够在危机中提供方向，能够把分散的愤怒变成统一的行动，能够在旧制度崩溃的瞬间接住权力，而不是让局势重新落回统治阶级手中。没有这样的力量，危机只会带来混乱，而不会带来新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意大利的“红色两年”、德国十一月革命、英国1926年大罢工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没能看到工人国家建立的原因——不是因为统治阶级不够绝望，不是因为阶级斗争不够激烈，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缺乏一个革命的领导层、缺乏一个属于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去引导他们真正走向胜利。正是在这些条件同时出现时，革命才真正具备了爆发的可能。而这些，才是我们能从所谓“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中学到的东西。
与第二国际的斗争
与“第二国际”的斗争是在研究列宁的思想时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其充分展现了列宁是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审视革命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这种从历史唯物出发的审视又是如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理解区分开来的。第二国际曾经被视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壁垒，拥有基数庞大的党员、规模庞大的工人组织和政治议会上的数量优势，客观上，尽管第二国际最后死相丑陋，但是列宁也曾给予其客观的评价：“它为社会主义在广度上的开展做了准备工作。”列宁即承认了第二国际的历史功绩在于“横的方面展开了工作”，把社会主义运动扩展到了各个国家，建立了群众性的政党和工会，没有这个阶段的积累，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难以发展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而辩证去看待，列宁也同样指出，和平时期第二国际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横向发展，在另一方面也埋下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运动中其最为重要的革命思想被扭曲和阉割的伏笔——即，第二国际在四个维度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错误的理解，这四个维度分别是：颠倒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目的、党建原则、经济斗争的过度注重、组织的物质内容决定了其“社会沙文主义”的终点。列宁所阐述的第二国际正正是在这四个维度上扭曲、误解甚至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当中革命的基本原则，并从而造就了它的暴败。
在思想哲学维度上，列宁首先指出了第二国际的长期症结，即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美好年代”，其发展出了一种庸俗的资本主义“进化”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于革命组织的思想指导地位。这种思想的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末，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施坦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打着“根据最新情况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里的革命元素进行了阉割。189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彼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繁荣时期，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让危机在明面上几乎“消失”，这给工人们带来一种错觉——即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即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判断似乎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适应性，另一方面，生产越来越分化。在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里总结到，伯恩施坦所言的“适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制度、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门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阶级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间阶层地位，中间阶层表现出顽强性；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因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作了一个阉割革命性的修正——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统治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逐步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换言之，他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行性，转而宣扬用“和平长入”的渐进改良来迈入社会主义，并提出了那句“名言”——“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然而基于列宁的思想，伯恩施坦的论断是典型的庸俗进化论，它只承认了量变而不承认质变，即它只承认有限的“阶级斗争”，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上模凌两可甚至是否认。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第二国际的发展手段局限在了资本主义框架内讨价还价（例如多涨了几十块工资就应该结束了，就不应该要“更多东西”了），拒绝以工人阶级完全夺取资产阶级政权为目标发动任何形式的手段，这导致的后果在下文的几个维度中将会进一步探讨。而这种理论基础的具体实践，在“米勒兰入阁“的事件中得到集中体现：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在没有经过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邀请，出任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工商部长，彼时同在一个内阁里的加利费，正正是镇压巴黎公社的指导者。面对这一尴尬又讽刺的局面，考茨基在1900年的巴黎国际大会上，起草了一份模凌两可的决议案（被称为“橡皮决议案”），决议在原则上谴责了阶级合作，但口风一转道在“特殊情况下，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一种被迫的策略”。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论在法国社会党的实践下似乎迈进了一步——革命组织成员被纳入到了国家的决策机器当中，这似乎是一件美事，而且列宁也并不否认这么做一定错，甚至有的时候是必要的：“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还说过：“……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还是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然而，在列宁看来，国家到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中立的“调节机构”，如果革命党人参加黄色工会（甚至是教会筹办的工会）、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议会等反动组织确实能够把更多人争取到共产主义这一边，并以此为基础让群众认识到这些反动组织的本质，从而让可以群众有毅力主动打碎这些组织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去参与这些反动组织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米勒兰入阁给工人革命制造了一种幻觉：似乎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占据国家机器的个别零件来改变其性质，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不但不是让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本质，而是拿意识形态去掩盖了革命意识。“橡皮决议案”在本质上暴露了第二国际的投机本质，他们用激进的词藻来粉饰自己对革命原则的退让，对资本主义进化论的接受使他们将运动局限在议会斗争，并从而又导致了他们不惜为了得到议会而与血腥镇压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握手言和。列宁尖锐地指出，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一流在“欺骗性”上更有进步，他虽然在理论上驳斥伯恩施坦，但却在组织上极力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将修正派驱逐，并进一步发明了“超帝国主义论”，幻想帝国主义可以联合起来消除战争，随而在理论上压缩了了工人阶级武装起来的可能性。同时，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里写道：考茨基主义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却是行动上的自由主义，因为阉割后的理论基础促使他们为了议席而抛弃革命原则，畏惧导致党组织被取缔、工会资产被没收的任何激进行动。因此，基于列宁对第二国际在思想哲学上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国际在思想哲学上的溃败呈现出了一个逻辑清晰、且程度渐进的链条：伯恩施坦从哲学上否认革命的必然性，引入改良主义；米勒兰在实践中模糊了阶级界限，开了个阶级合作的坏头；最后就是考茨基充当了了折中派，为实践行动提供合法性外衣。
在党建原则维度上，列宁也与第二国际进行了彻底的决裂（这个问题我们后续会详细论述，所以这里只是简述）。伯恩施坦颠倒了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目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指导思想让第二国际越来越偏离了“团结工人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集中地表现在了党建原则上，即：党究竟是什么、党应当如何领导工人的实际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围绕党的党建路线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马尔托夫主张信任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坚持以第二国际为建党模式，主张把一切愿意入党的各界人士全都吸收进来，只要求党员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在他看来，任何同情罢工的人士，只要愿意给党捐款，都可以算作党员；其次，第二国际的建党范式在形式上庞大，但是在内容上是联邦制的、松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纵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拥有报纸、出版社、俱乐部、甚至还有殡葬互助会，但党员身份只是文化归属和精神依托，而不是政治机关的严格身份。在平时，这种“俱乐部”、“茶话会”一般的组织形式能吸引大量选票，但由于党组织在事实上没有对党员的政治约束力，且第二国际内又派系林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角色纯粹是“信息互通员”而不是中央政治机关。对此，列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针对这种倡议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原则：第一个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党在讨论时自由包容，但在行动上必须步调一致，展现铁的纪律；其次，党建核心不应该是“业余爱好者”，而应该是训练有素的先锋队员，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同样训练有素的沙皇警察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自发的工人斗争，极易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或无产阶级存在的落后阶层而式微，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铁的纪律的先锋队来进行组织和领导工人的工作（列宁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定义有过一次自我的批评和改正，它最初认为工人自发只能产生工联意识，必须依靠革命党来从外部灌输革命意识，但在后来的革命中工人自发运动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这使列宁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灌输论”，这个问题参考《经典导读：怎么办？》）。列宁所指出的两种党建路线的差别，以及其背后指导思想的差异，在历史的实践上无比清晰地向工人阶级展示了后果：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尽管拥有百万的党员和选票，但由于其对革命的妥协，终日被《反社会党人法》掣肘，并极其珍视后来获得的合法地位，这种意志上的“投降”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在1914年战争的火药味开始越来越浓厚的时候，党的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等最担心的不是“如何发动反战革命”，而是关心党的资产会不会被资产阶级政府没收、党组织会不会被资产阶级政府取缔，害怕一旦提出反对战争，德皇政府就会宣布戒严，查封党报和报馆，换句话说，德国社民党陷入了“组织拜物教”中——把组织的存续当成了组织的目的本身，而不是把组织视为推动革命的工具。为了保住党的资产，领导层决定向国家机器投降，在最终的议会投票上，110名社民党议员全体起立，全票通过战争拨款，庞大的社民党机器从工人阶级组织变成了替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维持战争后方稳定的工具，第二国际就在唏嘘和讽刺中走向了工人的反面。
而列宁所指出的党建原则，则从不基于对资产阶级所恩施的合法性的迷信，并在沙皇警察的查封和镇压下坚持发展“职业革命家”组织和严密的地下网络，更重要的是，列宁并没有像第二国际一样回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军队，相反，布尔什维克甚至积极在沙皇军队中建立秘密支部（军事委员会），在战壕里分发《真理报》，告诉士兵“把枪口对准本国的军官和地主”；1917年，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让沙皇俄国崩溃，但孟什维克却对到手的政权避之唯恐不及，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加入其政治机器中，但布尔什维克基于列宁的党建思想，在长年累月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已经发展出了属于工人队伍的严密政治机器，它拥有完善的情报信息系统、组织系统，具备可以媲美资产阶级政治机器的严密运转机制，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同年的十月革命中成功夺取了国家政权。
列宁对第二国际的分析，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其思想形式上，如果说伯恩施坦是哐当一下有了他的念头，那整件事情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陷阱之中。列宁更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思想偏差，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经济根源的历史现象，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它通过掠夺全球而获得惊人的财富，过剩的资本容许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用部分资本来对工人队伍进行工作——那就是培养工人贵族，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是后来思想形式变化的物质基础，也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1870年至1914年期间，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获取了远远高于本国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了垄断资本家的口袋。同时，输出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本国的生产形式，以及超额利润给资产阶级创造了收买工人的空间。但是这笔“收买资金”并没有平均流向工人，而是集中流向特定群体：掌握关键熟练技术的工人、工头、工会和党务官僚，例如在20世纪初的英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是非熟练工人的两倍以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工会创造了大量的全职官员的岗位，这些工人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领取着稳定的薪水，不用担心失业和饥饿。像这一类的工人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开始形成小圈子，即工人贵族，他们拥有相对其他工人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更好的福利保障，不仅脱离赤贫状态，生活方式也开始向小资产阶级靠拢，经济地位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质变，对于工人贵族来说，他们拥有了相当的积蓄、职位和社会地位，这开始让这部分工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变得保守，害怕失去现有的资源。此外，经济基础的变质促使第二国际在政治路线上产生严重偏移，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上，荷兰代表柯尔和德国代表伯恩施坦等人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概念，他们宣称“甚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殖民地也是必须的”、“欧洲文明民族对野蛮民族具有教育义务”。尽管以列宁、卢森堡为首的左派坚决反对，并严厉谴责这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该决议最后以127票比108票的微弱优势被驳回，这不禁让列宁意识到接近一半的第二国际代表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帝国主义的逻辑——即为了本国工人的“文明生活”，殖民地工人的利益是可以被牺牲的，以及第二国际内部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成为了帝国主义剥削体系的受益者和共犯。综上，从列宁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意识到当德国社民党投票支持“保卫祖国”时，他们保卫的不是德国工人的利益，而是保卫德国资产阶级在世界上分得的那一份霸权和利润，第二国际基于其国内的经济基础，随着发展走向了工人的反面，它最后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政党，却眼睁睁地看着跨国际工人在一夜之间“反目成仇”，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战场上自相残杀。对此，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想法和错误，它有其现实的经济基础，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惜出卖国际工人整体利益，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党内的改良主义、组织拜物教的斗争联系起来。
第二国际曾经无数次在大会中表示要消灭战争，例如在1912年的巴塞尔大会，全体代表一直通过《巴塞尔宣言》，将即将到来的战争定性为“犯罪”，并警告统治阶级如果胆敢发动战争，无产阶级革命将紧随其后，当时的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高呼：“向战争开战！”。可是就在短短两年后，当萨拉热窝事件的枪声刺破了欧洲最后的体面的时候，德国社民党转而却全票通过支持德皇政府的战争拨款提案，旗号是“为了保卫祖国，反抗俄国沙皇的野蛮主义。”几乎在同一时间，法国社会党的领袖饶勒斯遇刺身亡后，党迅速倒向了“神圣同盟”（Union Sacree），元老盖得甚至直接入阁当了部长；而比利时的王德维尔德也加入了国王的战时内阁。列宁指出，第二国际领袖背叛工人国际的最大借口无非就是“防御性战争”：德国党宣称自己在防御“反动的沙俄”、法国党宣称自己在防御“普鲁士军国主义”，然而，一战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市场和霸权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第二国际只要不是团结本国工人去反对其本国的帝国主义政权，那么无论是选哪边战队，都是在内容上背叛了工人阶级，充当了本国资产阶级的打手。在这场讽刺又可笑的背叛中，考茨基这个人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他提出了：“国际是和平时期的工具，在战争时期是不使用的。”他主张每个国家的工人都应该先保卫国家，等战争结束了再恢复国际团结。然而，这在根本上就曲解了第二国际的初衷——国际主义之所以存在，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战争，然而考茨基在这一点上就颠倒了是非，这是不能够为国际工人所容忍的。然而，战争已经并非列宁一人所能力挽狂澜，他所处的左派在政治局面上陷入极度孤立，尽管他在1915年9月组织了在瑞士召开的反战国际会议，但是列宁的派别依然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和平主义者，希望“不割地不赔款”地结束战争，然而这面对疯狂的帝国主义争霸，无疑是过于理想、不切实际的观点。因此，列宁进一步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无论是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都不能有利于国际工人团结，也无法让工人夺取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所以只有本国政府战败，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才会成熟（这一点在1917年的俄国得到了验证），而第二国际在战时的表现，不仅证明了其组织上的无能，更证明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
列宁对于第二国际的诊断所总结出的革命思想，在当时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成功发动十月革命并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同时，其对工人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各种偏离，对现在的革命进程也起到了警醒的作用。首先就是对体制化的迷信，今日在欧美国家中的一些党派，例如绿党、社会党甚至希腊的Syriza、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尽管在初期有着激进的色彩，但是一旦进入议会和政府，它马上就要变质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变成所谓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执行者；此外，就是工人贵族中发展出自身特殊利益的群体，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劳动分工在百年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劳动变得越来越高精专，这意味着关键知识、技术环节的劳动会被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垄断，这些群体不但会互相排挤，甚至会支持本国的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和资源的掠夺，这严重损害了国际工人联合的利益；最后就是列宁指出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问题，资产阶级政权们都十分默契地把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国家之间的矛盾，比如中共资产阶级波拿巴“剥削”历史，利用民族叙事（例如抗日战争）掩盖国内阶级对立、美帝国主义代表任务特朗普欺骗美国工人是中国工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等，当诸如此类的地缘政治冲突爆发时，许多所谓的“左翼”人士会迅速靠向本国政府或某一帝国集团，高喊民族主义口号，全然忘记这样的行动是否有利于跨国际工人阶级的大联合，最后不是为这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喊冤，就是替那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叫屈，甚至连自己的阶级立场都可以忘记。因此，基于列宁对于第二国际的批判的思想，同时历史也警醒着当代的革命先锋队，如果逃避、妥协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根基（军队、官僚、政治机器），那么无论是一开始有多激进的政党，最终都会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化，变成旧秩序的维护者；同时，工人不仅要意识到国际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更是物质上的利益割舍，本国工人的利益如果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工人利益的剥削之上，那么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将永远是一句空话。
不过，列宁为了战胜规模庞大的第二国际，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因此，基于其所处的革命的历史进程，列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民主集中制上的反映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后文有详细论述，所以这里先不展开。此外，就是列宁将工人阶级的保守阶层的形成主要归结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收买”，他认为只要切断超额利润，或者依靠没有被收买的底层工人，革命就能爆发。葛兰西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靠经济上的收买，而也在精神生产上进行“文化霸权”，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构造出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把人们束缚在他们当前所实现的社会职能上的观念，它让人只能看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上的东西而看不到整个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形成对社会的片面看法），从而使工人在实践中主动地或被动地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从来不完全是被“主动灌输”的，而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被个人所不断确认而被接受的，例如，一个普通的白领员工每天沉浸在高度分工的科层体系中，老板通过不断派任务给员工，让员工一直忙工作，而让员工只能看到自己工位前的那一小块屏幕，看到的只是自己与同事之间的竞争，看到的只是个人职级的升迁。长期在这种片面的视角下，这个员工肯定是无法看到整个社会化大生产中剩余价值被剥取的全貌，也看不到这种“奋斗”本质上是在加剧整个阶级的内耗和被剥削的程度。这就导致许多并没有分到超额利润的贫困工人，却也依然拥护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可能是法西斯主义，列宁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高估了危机对于革命意识的唤醒作用，单纯在组织形式和经济形式上的斗争，并不能触及这一领域的问题核心。
论“革命失败主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分析一场战争的性质，就不得不分析交战双方的政治性质。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每次谈到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应对战争的问题，列宁都会先分析战争的政治性质。他正确地指出，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对它的认识不能局限于过去的思路。
过去的思路是什么呢？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待战争时经常使用的思路：谁获得战争的胜利会更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本质上来说，这种逻辑是“小恶主义”的——我们支持战争中的某一方，就只是因为那一方造成的损失更小，或者另一方更加反动而已。然而，第二国际中的理论家却常常用这种手法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对俄国开战，因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法国社民党人支持对德国开战，因为德国仍然是王朝制度……各国无产阶级弟兄为此而不得不上战场互相厮杀，第二国际直接崩溃，没有一个组织统筹他们互相联合起来反对统治者，考茨基之流却说：“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它实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
但是要清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相较于广泛存在的封建势力来说，资产阶级仍然可以被认为是相对进步的一方。而到了一战时，资本主义几乎已经统治了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转向了帝国主义阶段。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不是为了“民族的统一与解放”，而只不过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市场，只不过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为了加深对工人的压迫和奴役。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双方都是反动而腐朽的帝国主义时，支持任何一方都会是对无产阶级的真正背叛。
第二国际就是这样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德国的军事预算投了赞成票。护国主义的观点作为机会主义的表现席卷第二国际各个党派。护国主义者说：我们的国家遭受了侵犯，所以我们让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到战场上送死是合理的。列宁则指出这种观点的肤浅本质：它好像在说交战双方“本来和睦相处”，不知怎么就互相冲突了起来。事实上，这是试图割裂战争与政治因素的关系。各国政府都拼命地粉饰，说自己才是受害的一方，但它们早就制定过战争计划、准备这场本质是掠夺的战争了。它们本来就处在互相冲突中，战争只不过是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因此，只要试图粉饰参战国的目的、忽略战争的政治性质，就不可避免地站错立场，滑到沙文主义的方面的去。
那么，既然支持自己的国家是完全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应对战争呢？有一种说法：列宁坚持了最彻底的“革命失败主义”，主张“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而这是对护国主义的唯一替代性的选项。
据说列宁自日俄战争期间就已经坚持了革命失败主义立场。在1905年初他发表过一篇《旅顺口的陷落》，其中说：“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就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很明显，他这里的思路仍然和上文所述的“小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看到日本有选举制度、有宪法、有国会，便断言日本是先进的（实际上当时日本政坛仍有大量的地主势力盘根错节），而仍然是专制制度的俄国便是落后的，因此日本打败俄国就是先进战胜落后，从而有着“非常革命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还远不是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列宁，他还困在旧的时代的思维中。事实上，日俄战争已经具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两者不都是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而斗争吗？难道日本只是因为有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民主制度”，其殖民、战争罪行就会比俄国更“进步”、更“正义”吗？
没有的事。列宁在文中大篇幅地论述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失败，甚至是一些战局的细节，这就显示出，他应该还没有仔细地思考过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而只是在思考战争，或者说俄国的战败，会带来什么“结果”。这实际上又代表着另一种思路：失败促进革命。这种思路看上去是相当“功利”性的。如果证明天灾、饥荒、重大事故、经济危机也有助于革命，那么共产主义者是不是也要主张天灾、饥荒、重大事故、经济危机呢？共产主义者承认矛盾的激化是推翻旧秩序的契机，但这绝不意味着主张灾难。灾难固然可以暴露资产阶级统治在面对生存威胁时的无能与残暴，使原本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在极端状态下达到饱和，从而在实践中打破了群众对旧秩序的幻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产生这些痛苦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种寄希望于人为制造灾难来催生革命的观点，不仅背离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根本利益，更沦为了冷酷的精英主义赌博。共产主义者并不祈求混乱，而是在危机不可避免地降临时，以最坚决的姿态站在受苦群众的前头，将混乱转化为自觉的夺权行动。更何况，革命并非只在社会全面瘫痪时才降临，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危机”。剥削、异化和压迫并非只在经济崩溃时存在，而是每分每秒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革命的动力源于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是结构的、长期的，而非偶然的事故。如果将革命理解为主体觉醒和夺取权力的过程，那么当无产阶级在日常实践中通过组织和教育，使这种对“日常压迫”的认识达到自觉，拥有了足以更替旧制度的力量，并让统治阶级感到慌张时，革命便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危机只是加速了旧秩序的崩溃，但无产阶级的壮大与对旧制度的扬弃，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由量变走向质变的长期自觉过程。
此外，在列宁的这种提法下，失败和革命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先失败，再革命”，那么这不就意味着打败本国政府的那一方，即敌国政府取胜了吗？要避免这种指控，就要说革命和战争至少是同时的，或者革命甚至在战争之前，但这种情况下，“失败”就没有提出的必要了，因为此时无产阶级已经起来革命了，既然它既不支持本国政府，也不支持敌国政府，而是致力于推翻两者，那么谁胜谁败就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相比之下，同时期参与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会议的日本代表片山潜反而说得更对：“资本主义发动了这场战争，它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争夺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势力范围……在信奉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本工人心中没有种族仇恨，他们……觉得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团结一致的敌人。”（虽然需要指出的是，片山潜并没有作出系统的战争分析）反观列宁，他则似乎过于不关心日本工人的处境，而对日本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有一种迷信了。
直到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的文本中才逐渐显现出对战争性质问题的密切关注。为了揭露机会主义者的可耻背叛，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这场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统治阶级划分势力的战争。为了反对护国主义的口号，他则针锋相对地重新提出“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主张“自己政府的失败”。
不过，通读列宁留下的各种材料，可以发现，首先是这个口号仍然提得远不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多，其次它也杂揉了其它的观点，比如：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20世纪在欧洲（即使是在欧洲的最东部）“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为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腐化堕落，寡廉鲜耻，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这仍然杂揉了“小恶主义”的提法。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进行的活动的要求。”——这仍然杂揉了“失败促进革命”的提法。
《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1915）：“战争的教训甚至迫使我们的对手也在实际上承认“失败主义”的立场，承认必须提出（最初只是作为号召书中的一句尖锐有力的话，后来就更加认真、更加深思熟虑地提出）要在德国军国主义者的‘后方发动起义’的口号，即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原来，战争的教训正在使我们在战争开始时就鼓吹的见解深入人心。俄国战败确实为害最小，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危机，唤醒了千百万群众，亿万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俄国的革命危机不能不促使人们去考虑拯救各国人民的唯一道路，考虑在德军“后方发动起义”，即考虑在所有交战国内发动国内战争。”——这既有小恶主义的逻辑，又有失败促进革命的说法。
《论单独媾和》（1916）：“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人说得对：摆脱这场战争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出路，只能是无产阶级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沙皇政府战败和在军事上彻底破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害较小，因为历史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历史在这场战争期间也在前进；如果欧洲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不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挣脱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的桎梏，那么东欧和亚洲就只有在沙皇政府在军事上被彻底打垮因而没有任何可能实行半封建式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情况下，才能一日千里地向着民主制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小恶主义总是和“俄国特别反动”的论断结合起来，从而是一个难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通用的准则和口号；而和小恶主义结合起来的失败主义也难以国际化。
列宁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以阐明这种“失败主义”思想。首先他需要回应：希望自己政府失败，是不是希望敌方政府胜利呢？他说必须要考虑第三种可能，即无产阶级击败政府的这条出路。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提到过了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胜利，那么自己政府在与敌方政府的战争中失败与否都是不重要的。列宁进一步说：进行反对政府的革命鼓动和促使政府失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说明其它提法（如不胜不败）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但在这里，失败反倒更像是革命行动的“副产品”，而不是“必经步骤”。但是列宁在后文中又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革命者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宣传、鼓动，在无产阶级自发斗争时协助无产阶级，从而把他们组织起来，这难道不是“制造”革命的过程吗？），因此需要失败——这仿佛在说，没有失败便没有革命，于是他又回到了“先失败后革命”的逻辑。足见他在这篇文章中的逻辑混乱，这也侧面证明：失败主义口号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
在大战中，机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选择题：胜利还是失败？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了胜利，于是转而为资产阶级的掠夺战争服务。列宁高喊着：“跳出这个逻辑！”——这本应意味着对战争问题毫不犹豫地选择革命——但他又说，应当“主张失败”，于是这又表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逻辑，而只是选择了与机会主义者相反的选项。主张失败，这个观点的目光仍然放在当前的战争上，它意味着我们似乎仍然需要在这场战争中“站队”。列宁的这种提法实际上已经被他的另一种提法“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否定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包含了失败主义口号中合理的部分，即要求以革命推翻腐朽的帝国主义，又排除掉了失败主义口号中不合理的部分，即在“胜利还是失败”这个本来无需回答的问题中做出选择。
到了1917年，列宁也几乎放弃了失败主义的提法。面对“真诚的革命护国主义者”，其实就是相信“需要用战争打退敌人入侵”这种说法的群众，列宁的新策略是：首先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然后让他们理解，只要无产阶级一天没有推翻帝国主义的政权，真正的和平就永远不会到来。“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在这里，并不需要失败主义登场，这不仅是因为群众的情绪使然，也是因为即使不强调失败，革命的叙事也不会因此而有所缺损。
总之，失败主义的口号其实是没有完全跳出沙文主义逻辑的产物，它是残存在人们意识中的沙文主义逻辑与革命的要求的混合的产物。事实上，根本不需要在胜利与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既然我们追求的是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那么自己国家的政府是否失败，都不会影响共产主义者对革命的主张和实际鼓动。
工农民主专政理论
在当代，“工农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常常被很多人误读。这些人并未真正理解这一理论的真实含义，而将其视为列宁提出工农联盟设想的根本理论基础。事实上是，列宁在提出“工农民主专政”时，并不是“强调”工农联盟的必要性，而是试图揭示在俄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真正完成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文将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阐述，澄清常见的误解，说明列宁的真正意思。
在1906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依据英国、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推测俄国革命将会由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孟什维克的代表——普列汉诺夫抱怨群众的行动在1905年过于“操之过急”，并说出了让他享誉天下的箴言：“他们不应该拿起武器。”孟什维克表示：“当我们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时，夺权是必要的。可是现在的革命只有成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所以我们有义务拒绝夺取权力。”（大会会议记录，Chertvyoritiy S’yezd RSDRP， Protokoly，p.142）面对这样的观点，列宁直接回应了孟什维克的立场，明确指出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具体形式。
列宁并没有尝试否认这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声称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独立建成，列宁表示：“我想这样来表述这个论点：俄国革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如资本家、地主、金融资产阶级等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后备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可见，在列宁眼中俄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否则必然面临复辟的危险，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独特性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到底是哪个阶级来领导革命？列宁表示：“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在明确了无产阶级必须站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前列之后，列宁进一步说明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限度”。他强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所能完成的任务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因为工农民主专政“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可见，列宁毫不含糊的表示俄国革命将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完成。这场革命最多只能完成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将土地平分给农民、建立民主共和制等等。列宁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任何“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的行为都会导致无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发生冲突。所以列宁也着重指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对列宁来说，在俄国这么落后的国家，没有其他可能的结果。
说“工农民主专政”会在俄国一个国家的基础上“逐渐延伸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没有共同之处，这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分歧——托洛茨基认为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是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就“不间断”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
那么，列宁是从哪个角度来讲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的？在上面《两种策略》的引文中，列宁断言俄国革命 “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是没办法影响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在同一篇文章，他又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认为在俄国没有转型为社会主义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已经在西欧完全成熟了，因此他表示：“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简而言之，就是说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因为资产阶级无法胜任革命角色，所以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带领下开展，并争取农民大众的支持，推翻沙皇制，根除一切封建残余，创建民主共和国，而这些革命成就会对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起到革命宣传作用，而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促发俄国继续革命，俄国工人阶级会在西欧的革命中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协助下，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列宁还说：“在这个阶段里，（在‘民主专政’的最终胜利之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可见，列宁不仅排除了“只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概念（他对这点根本连考虑都不会考虑），甚至把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前俄国工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都排除了。
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八十五年之际：托洛茨基思想评析》中的“不断革命论”和“农民的性质和潜力”中详细论述了，因此我们这里只是总结这个争论的实质：在事实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农民的性质和作用的判断事实上是一致的，两者的根本分歧只是在于俄国革命是否能独自一国“长入”社会主义阶段，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让列宁一直强调革命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在西欧革命胜利前是不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
显而易见的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显然是被十月革命的实践所推翻，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是在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证实，而且“工农民主专政”理论中在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错误也在1917年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严重危机。早在1909年，托洛茨基就说到：“如果孟什维克们抽象地由 ‘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开始，在夺取政权前就让整个无产阶级的策略走到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相适应的思维，那布尔什维克们同时也是以一个同样贫瘠而抽象的 ‘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达到了已经掌权的无产阶级却还把自己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的观点。而的确，在这方面他们之间有著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现在孟什维克主义内的反革命一派已经表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具有造成巨大危险的可能性。”（《1905》英文版，P. 285）
托洛茨基还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表示：“在1905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1917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十月的教训》，“工农民主专政 —— 二月和十月”）
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局面一下子变得非常混乱。沙皇退位后出现的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反动的性质。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根本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由旧的沙俄国家机关里的自由派政治家和一些俄国封建主代表组成的。例如，临时政府的总理是李沃夫公爵，立宪民主党人首领米留可夫和十月党人首领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也占据重要职务。他们的目标是维持秩序、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并把土地问题留给未来的、一直被拖延召开的“立宪会议”去处理。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想退出战争，也不想马上把土地分给农民。与此同时，乡村里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土地争夺，根据MIT公开的《Decree on Land》研究资料，1917年夏天很多地方的农民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把赶走封建主，并分掉土地，而临时政府却不断要求农民“保持冷静”，等立宪会议来决定土地问题。《The Failure of Rural Policy in Russia, February–October 1917》中表示：临时政府对乡村从未真正掌握过权力，而临时政府为了能够遏制农民运动以实现其在农村的权力，多次尝试派遣军队到农村“恢复秩序”，但军队经常拒绝执行命令并同情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了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领导人主要是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他们在《真理报》上公开主张对临时政府采取“有限支持”的态度，认为现在的任务是推动民主，而不是马上争夺政权，他们宣称只要临时政府与反动派和反革命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应支持临时政府。施略普尼柯夫回忆说：“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同志决定接管《真理报》，并采用‘他们’的路线……根据他们的正式权利，他们完全控制了3月15日第9期《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因为他们运用多数地位和正式的特权压倒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代表维·莫洛托夫同志。”施略普尼柯夫还记得，这次“编辑部革命”在彼得格勒工人区内引起了极大愤慨，因为那里很少有人同意对战争和临时政府采取温和政策，甚至还听说有人要求党驱逐这三个新编辑。因为1917年3月14日，米加涅夫在《真理报》发表的《临时政府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中说：“现在提出取代临时政府的问题，将会犯政治错误”。米加涅夫还在3月15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没有秘密的外交》一文中，公开鼓吹护国主义思想，并要求“自由的人民要坚守自己的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斯大林则在1917年3月28日的《真理报》上写道：“仅仅喊出‘打倒战争’的口号是绝对不切实际的。只要德军服从皇帝的命令，俄国士兵就必须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子弹回击子弹，用炮弹回击炮弹……我们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它……试图促使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在此之前，每个人都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什利亚普尼科夫也说到，新的《真理报》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引起了惊慌。塔夫利达宫传出消息说“温和理性的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的党内战胜了极端主义者！”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得到了其他人“毒辣的微笑”。这和后来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完全不同，也和列宁的想法不一样。列宁当时还在国外，虽然《真理报》上刊登了当时来自维堡区的抗议，其中的文章要求启发工人革命觉悟，但这三位编辑的并未改变的看法，列宁从国外发来的文章也未能影响他们，他们实际上已走上右倾道路，而他们的观点恰恰是过去十几年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路线。
列宁四月回国后，局面发生了急剧变化。列宁在芬兰车站发表的讲话中直接把临时政府称为“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指出它继续战争、拒绝土地革命，因此不能再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任何支持。第二天，他把自己的主张整理成《四月提纲》，并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宣读。列宁在提纲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维埃夺取国家政权，而不是继续让临时政府掌权。在提纲里，列宁还明确写道，布尔什维克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支持临时政府”，并且不能再与孟什维克合作。他强调，真正的革命任务——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土地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列宁在其中最具突破性的观点，是他在提纲中提出俄国不必等待西欧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可以一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显然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了）。他在提纲中明确写道，俄国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迈进，并且把土地、银行和大企业交给苏维埃来管理。这在当时是极其激进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内许多老党员仍然坚持过去十几年形成的观点，认为俄国的任务只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在四月的党代表会议上达到高潮。列宁在会上坚持自己的路线，认为临时政府无法解决战争和土地问题，而苏维埃才代表工人和士兵的利益。他反复强调必须马上准备争取政权，而不是继续等待。经过激烈争论，列宁的路线最终在党内占了上风，布尔什维克才逐渐形成后来那种明确的方向。
不过，只是说明这些并不够，因为这还暴露了当时整个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组织上的脱节。按理说，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和兵营里的多数党员对临时政府普遍不信任，基层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也大多主张反对继续战争、反对与自由派合作，可是这些意见居然无法传达到中央，更无法对中央形成制衡。结果就是，中央机关的几个人仅因为掌握了《真理报》，就能把整个党的公开立场改成“有限支持临时政府”，甚至公开反对夺取政权，而党内多数人却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办法来纠正这种偏差。这种缺陷使得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差点走向与现实需要完全相反的方向。
正因为如此，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列宁当年提出了什么“公式”，也不在于究竟是列宁对了还是托洛茨基对了——因为历史证明托洛茨基是对的，这没什么好争论的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夜会出现这样深刻的理论迟滞和组织断层？为什么一个在工厂和兵营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党，却无法让自己的多数声音穿透中央机关的几张报纸？为什么一个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的组织，会在最关键的几周里被旧路线牵着走？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偶然”，它们指向了一个更深的现实：任何革命党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建立真正能让多数党员表达意见、纠正中央偏差的机制，那么它很可能就在突如其来的历史时刻被自己的惯性拖向错误的方向。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最终依靠列宁的转向才避免了这种命运，但这种“依靠个人突破组织惯性”的方式本身就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隐患——如果没有列宁，又会怎样？这一点，才是“工农民主专政”争论之外更值得今天思考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论述下列宁设想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样的，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建制实际上是否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沙俄，统治依靠秘密警察、报刊审查制度、不断的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来维持。任何公开的反政府政治活动都容易遭到武力镇压、逮捕和流放，从而导致工人和革命者的聚会往往在地下进行，且其集会随时面临沙俄政府破坏。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俄国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就不得不以秘密形式开展工作。为了应对这种高压的情况，没有坚强的组织，就不能有坚强的运动，列宁强调党员必须承担明确的责任，党必须形成统一的纪律，否则在沙俄的专制环境下无法生存。
当时的沙俄中，各地的工人小组往往只是读书会或临时性的集会，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一旦遭到搜捕便迅速瓦解。正如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表示的那样：
“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
这个小组逐步地开展了愈来愈广泛的宣传和鼓动，以自己的行动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工人阶层的同情，博得了有教养社会的一部分人的同情，他们捐出一些金钱，并且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交给‘委员会’支配。委员会（或斗争协会）的感召力增长了，它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他们开始）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
（然而！）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
这种打击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组织的瓦解，更是对群众信心的沉重摧残。运动表面上充满活力，参与者虽然缺乏训练，却能不断扩展并取得一些短暂的胜利。然而，一旦进入更大规模的斗争，这些分散的组织的薄弱环节便迅速暴露。政府起初或许显得慌乱，甚至在宣传上笨拙地渲染其“暴行”，助长了反抗火焰。然而沙俄政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专制机器，它很快就能调整策略，适应新的斗争局面。凭借精密的侦察网络、暗探和警察力量，他们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将地方工人小组一举摧毁，使群众失去领导，运动陷入突变，无法保持工作的延续性。活动家们四散无依，组织成员更替频繁，今天的学生领袖、罢工领导者明天就可能被捕，继任者又因为斗争消息被政府封锁，也没有其他渠道获得斗争经验，而不得不从头摸索，重复同样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沙俄的警察和特务也在不断学习、改进打击手段，这是一场残酷的“军备竞赛”。
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们来说，是不能把这种局面视为“革命的必然阵痛”的，他们必须主动思考如何避免这种循环，并付诸实践。而结论是明确的：俄国人不能满足于零散的地方工作，而必须建立全国性的、综合性的地下网络，取代彼此孤立的局部行动。领导层必须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为对所有反抗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群众的统一领导，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工厂、某一学校或某一地区，而是把全国所有的学生运动、工人罢工、报刊写作、武装斗争等各种斗争形式全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能够协调各种形式的斗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俄国无产阶级不能满足于“走一步看一步”，而要能够做到“走一步看十步”，并且把这种远见落实为对社会主义组织提出的具体工作要求、对群众提出的明确行动纲领。只有建立起高效、隐蔽、覆盖全国的运作机制，才能确保革命的连续性和胜利的可能性。
所以，列宁便在《怎么办？》中指出只有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核心组织，才能在秘密条件下保持延续性和战斗力，才能满足上述的需要。社会主义组织必须像军队一样严密，才能在面对国家机器时不至于被轻易摧毁。只有建立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才能保证革命的果断性和连续性，才能保证地区负责人被逮捕时可以很快有经过训练的同志接替，并吸取来自全国各地的斗争经验，使工人阶级的运动不再陷入民粹主义式的盲目和分散。换句话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的“集中”，不只是说在组织上的全体行动上的一致、全国统一的斗争战略和方向，还有各种斗争形式的“集中”，以及对于各地斗争经验、其他国家斗争经验的“集中”，也就是作为政治原则的“集中”。如果每个组织“各自为战”，写报刊的只写报刊，做工人工作的只做工人工作，做学生工作的只做学生工作，而不相互沟通且说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认为自己的斗争形式就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其他斗争形式都是不应该被考虑的，他们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各自的经验中他们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认识论上来说）。他们只有局部的斗争，零散的经验和片面的认识。我们甚至可以先验地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和总体的正确认识，原因是这些组织做的只是一项工作，他们只能看到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
然而，“集中制”的提出在党内并非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应该注意，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的争论并不是因为“集中制”问题而产生的。马尔托夫及其支持者在会后，把列宁的立场描述为“雅各宾主义”，导致人们常常误以为这次分裂是围绕所谓“党组织要集中还是要松散”的原则性问题的争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的争论点集中在党纲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表述上，列宁一方主张党员必须直接参加党组织的一项工作，接受组织纪律，否则就不能成为党员，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不需要任何不工作的“挂名党员”，因此要求入党门槛不能太低；马尔托夫一方则认为党员只要承认党纲并在某种程度上协助党的活动即可，无需太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挂名”是可以接受的，从而希望能够吸收尽可能多的人得以入党。
正是这一条文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所谓的“多数派”（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的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此后经过二十余次党内会议才逐渐显露出更深层的差异和原则性分歧（尤其是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上）。在此之前，双方在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上并没有根本分歧。也就是说，当时是在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派别对立。
列宁在当时甚至说：“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十五章）这里，列宁在此强调的是“集中制”并非单纯的纪律和服从，党内的小组应当拥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使全党能够了解分歧的程度和性质，从而在统一行动前进行充分讨论和判断。只有在广泛的民主交流中，集中制才能形成真正的统一意志，避免机械的命令主义，保证党的决策既有纪律性又有思想上的活力。
我们在《列宁全集》（英文版第七卷）第474页中还能读到：“例如卢森堡同志说，我这本书透彻而又详尽地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观点。因此，卢森堡同志认为，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我这本书所探讨的不是各种组织制度之间的区别问题，而是如何在不违反党的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批判和改正任何一种制度的问题。”
总而言之，列宁的“集中制”之所以是“民主集中制”，是因为它包含以下内容：党内的全体基层党员不应该只是执行者，还应该是信息的提供者和组织的监督者，他们把群众的意见和斗争经验带到党内讨论中，使党的决策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在达成决议之前，必须经过自由、批判性的讨论，同时必须保证少数派有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权力，也就是说决议必须用民主的方式达成；上级机关由基层组织选举产生，并且对全体成员负责的，同时随时可以被基层成员弹劾并罢免，因而要杜绝一切个人关系、情感、“老资历”和熟人小圈子，统一组织思想的方法，必须是通过科学的教育和讨论达成统一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用行政、组织手段强加思想于成员之上；在执行决议中，地区性的支部组织或部门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决议在执行后，经过适当的时间，必须批判的、民主的检讨成败；决议一旦达成，就必须执行，假设在执行决议过程中提出异议，也不能停止执行旧决议，除非旧决议被推翻；在讨论过程中不同意此决议者，不得阻挡或暗中破坏决议的执行；整个组织只能有一个中央，未经过全党讨论，而自说自话另设中央的人应当被开除；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上级机关的权威必须被尊重；组织的各支部和各部门在执行决议中必须按照中央的意思彼此协调；整个组织共同决定决议的优先顺序，并且协助做成未来的决议。
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实际上整个布尔什维克的建制并没有按照列宁等人预想的那样贯彻“公开讨论、一致行动”。在实践中不是“民主与集中在不同时期的辨证运动”，而是几乎一边倒的向“集中”的那方面倾倒，换句话说就是并没有真正实行完整的民主集中制。
列宁在实践中所坚持的“集中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实质上并未与布朗基式的密谋活动做出实质性的区别，并且在实践中承担起了不自觉的反革命的机会主义作用，压制了真正先进无产者们的革命要求（参看我们的卢森堡思想评析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小节）。
我们在此可以举出一个典型的历史实例对此进行分析：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至列宁四月回国这段时间里的种种行动。
在二月革命爆发时，身处有1.5亿人口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大致在八千人左右，其中在彼得堡的党员有两千人。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彼得堡近12.8万的工人进行罢工游行示威，之后在短短数天内，彼得堡已经深陷总罢工的浪潮中而瘫痪，2月27日之后，首都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工人和士兵手中，并建立了苏维埃来接管社会运作。
那么在这段革命爆发的初期的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做了什么呢？
布尔什维克于2月25日上午召开会议，然而在革命爆发的初期，他们并未如某些后世的史学家美化的那样，“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将运动推广至全国”，展现出迅速的有魄力的行动。恰恰相反，整个布尔什维克，包括身处海外的列宁，都对二月革命感到意外。
例如根据彼得堡的维堡区委员会重要成员VN Kayurov的记述，党中央甚至在国际妇女节前试图压制群众的示威。“我解释了‘妇女节’和妇女运动的意义，当谈到当前形势时，我首先努力敦促妇女们不要进行任何局部示威活动，只按照党的指示行事”。而当第二天罢工发生后，他“对罢工者的行为感到愤怒。首先，他们显然无视了党的区委员会的决定，然后又无视了我的决定。（？）前一天晚上，我呼吁女工们保持克制和纪律——而现在，却突然爆发了这场罢工。”（出自M. Liebman，《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
当然，当革命形势逐渐明朗起来的时候，基层的工厂里的布尔什维克们并没有等待“中央的指示”，而是直接上街开始支持群众们的行动，他们谴责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协定，猛烈抨击保卫派，并号召工人立即行动，并涌入军营与士兵们团结起来，占领军火库。
然而，应该注意到，当工厂里的布尔什维克工人们——他们虽然理论上可以说是基础而粗糙的，只是大致的了解党的一些口号和他们的基本含义，但他们靠着自己展现出的昂扬战斗精神和热情等在革命前就已赢得工友们的信任，成为工厂里的“天然领袖”——已经在街垒战斗时，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们仍然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彼得格勒委员会的第一份传单是在1917年2月27日发布的，而此时，工人们已经在彼得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17年年初扮演着“跟在群众屁股后面”的角色。而在3月2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时，正如前面“工农民主专政”小节中所述的那样，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反对提案，而忙于赢得临时政府中的更多席位，并焦急地等待着流亡领导人的到来，以期获得指导。
不过富有戏剧性的是，正是因为流亡领导人的缺席（与之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回归之后之后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右倾形成对比），反而使得基层党员和普通工人们的声音被更清晰的反馈到了党的头脑中。
在二月的胜利后，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们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封建主的土地，并立即结束掠夺战争，并且呼吁建立苏维埃。同时，真理报在此时宣布“工兵苏维埃代表必须立即罢黜自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宣布自己为革命临时政府。”
然而，党西伯利亚的流亡者们回到革命的中心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迅速右转，转到了认为与孟什维克之间只是“琐碎的分歧”，宣布“只要临时政府在巩固革命的步骤，那就给予支持”的所谓“批判性支持”，实质上把自己变为了临时政府的忠实左翼反对派。三月时期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有多么具有妥协性和远远落后于群众的思想，乃至于基层党员提出的正确的口号和策略也被中央压制了下去，只要参看布尔什维克在3月28日召开的全俄党的干部会议上由斯大林做出的报告就能十分清晰的看到了。这种领导层的远远落后于运动的表现，我们也可以从列宁四月回国后初期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激烈斗争窥其冰山一角。举一个例子，发表四月提纲时，署名仅有列宁一人，其他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与列宁的立场联系在一起。第二天，《真理报》刊登了加米涅夫题为《我们的分歧》的文章，文章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与列宁的立场划清界限，声称列宁的立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既不为《真理报》编辑部所认同，也不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认同。
当然，在直接原因上可以说是因为先前列宁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和“两个阶段论”的公示使得党的中央领导们依然觉得革命需要仅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根本意义上，这恰好是卢森堡批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中央委员会”的极端集中制的弊病，那就是将群众和党割裂开来，群众鲜活的首创精神被党的因循守旧的中央的“策略”所窒息。究其原因，将中央视为运动的主宰者和天然的领导者，把党的一切机构和群众视为这个布朗基式的中央的纯粹的“执行者”，那么除了将中央的预先指定的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鲜活经验和活力的意见强制加于瞬息万变的群众运动上，使得群众的身上被迫受到这群远远被甩在事态进展的“领袖”的迷惑和拖累，以至于彻底窒息革命外，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结果了。
还深陷于瑞士的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危险的右倾发表了数篇文章加以批判，对时局加以解释，指出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掌权只是暂时的，唯一可以信赖和团结的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然而，这些批判的文章只有一篇刊到了真理报上，其他的要么是扣留，要么是删减。也因此，部分人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上的错误归结于所谓“列宁等领袖的缺席”上，认为只是因为所谓的原来的公式的过失和领袖的缺失造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不自觉的反革命。然而，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逻辑顺推，如果一个党的全部力量在于“某位领袖”，离开了这位领袖，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便堕落到了一般的议会内反对派的那边去了，靠着某位领袖维护的“民主集中制”和“先锋队”还有何意义？
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革命以日为单位迅速发展的俄国，如果后续没有列宁之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再武装”，在不仅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蛊惑，还有把自己堕落到和他们一个地方的布尔什维克，这只会使得群众模糊化临时政府的本质，对其抱有幻想的方法会导致多么灾难性的后果。正如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委员会给自己“恢复秩序、与各机关及各个人发生联系”的规定那样，一旦群众运动逐渐在这样的寻找不到方向中逐渐陷入彷徨和犹豫，渐渐平息下来，让反动派站稳了脚跟，那么等待无产阶级的只会是最为疯狂的报复和革命成果的完全丧失。
我们必须正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极具危险性的甚至遗毒至今的错误，认识到民主集中制上的机会主义不仅仅有其“分散”的这个体现在拥有政治自由和阶级意识较高的无产阶级的西欧表现，还有其“集中”的这个体现在专制的尚处于无产阶级刚刚兴起的俄国表现。固然，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打造一支统一严密的战斗性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等积极因素依然乃至于今天都具有其宝贵的价值，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加以批判的加以全盘接受甚至为其错误的那方面辩护的理由。
摒除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是靠着组织手段或是规章等企图将单单某一种表现去避免，而是靠着如卢森堡所说的“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全党，更确切些说，是由整个运动制定的，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显然就需要有行动目由，以便单独促使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也就是靠着无产阶级运动本身去发挥、促进和捍卫革命，这一切都要求将党深深的根植于他自身所在的土壤，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而不是将党用“集中制”的理由与运动相割裂开，让机械的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指导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运动本身，而是恰恰要始终将自己与无产阶级紧密的结合起来，让先锋队这在无产阶级土壤上生长的花朵能切实的吸取无产阶级的营养，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同摆脱整个现存制度的目的的相结合，日常的斗争同革命变革相结合，这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而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不下去时的改变，它本质上是一种倒退，一种不得己的妥协，为了了解为什么列宁会施行这种政策，以及政策的后果，我们必须从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去探寻。
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写道，资本主义大企业如果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是在供应全体人民的需要。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人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全部企业。但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封建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的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形态的性质，由它的生产关系断定。但依列宁看，这性质由生产目的（一个从属于这性质的结果）断定。再者，据列宁说，经济措施的（政治经济）性质，由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断定。故此，同一项经济措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视乎由谁把它推行，可以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性质：当它由德国容克资本家国家推行时，它是资本主义措施；当它由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国家推行时，它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当它由一个工人政权推行时，它更变成“社会主义”措施（“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
因此，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没有被收归国有，而仅限于国家强迫企业辛迪加化和把这样组成的托拉斯的管理权转移给国家，由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尽管如此，形势的发展迫使苏维埃政府有限度地把个别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没收。在1918年的年中之前，“国有化”就是对大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资料的剥夺，主要分为两类。(一)“惩罚性”的：革命后，部分资本家和他们的爪牙实行破坏生产、歇业、不服从苏维埃政权、违抗工人监督，誓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到底，迫使苏维埃政府把它们的企业收归国有；据米留金说，在这段期间被国有化的少数企业中，有百分之70属于这一类。著名的例子是把银行国有化。自革命后，国家银行的雇员一直拒绝与苏维埃政府合作，拒绝革命的所有要求。俄历1917年12月14日，赤卫队终于把国家银行占据。翌日，中央执委会颁布银行国有化法令，把所有私人银行和国家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而这个银行以及其全部资产收归国家所有。(二)“自发性”的：在革命后，工人自发地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交给苏维埃政府的例子屡见不鲜。
值得注意的是，苏维埃政府用行政手段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的例子寥寥可数，更且，一如上述两类国有化，被没收的仅限于个别企业，而非所有私有财产。据1918年5月26日举行的第一届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大会的报告说，自革命后至大会举行当日止，已收归国有的企业一共只有304个，这显然没能改变生产资料与及生产品的资本性质（依次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被国有化的包括矿业、金属业、纺织业、电器业、树脂业、烟草业、玻璃业、陶器业、英泥业、皮革业、私人铁路、地区性的公共服务业等。法令规定，在高国民经委会未作出其他指示前，所有被收归国有的企业的经营（包括财政在内），一律继续由前所有者负责，不用向国家缴纳租金。易言之，在高国民经委会未能接管国有化企业前，它们的运作和以前实际上没有根本区别（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方式运作），只是企业的法定拥有权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20年11年29日，高国民经委会通过决议，把所有个人企业（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在五人以上者，和未具备机械动力而工人超过十名者）国有化，执行的步骤依照6月18日的法令的规定进行。在内战期间，被高国民经委会接管的国有化企业，渐渐占了所有中大型企业的大多数。
那么，在这些国有化的企业中，工人民主有没有得到保障呢？毕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有如下说法：“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关于消除议会制，列宁还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不仅如此，列宁还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表示：“……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但是很遗憾，除了“收归国有”外，民主的部分没能完全实现。
在1917-1918年的最初阶段，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苏俄国家元首、全俄苏维埃中执委主席，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政府首脑）主持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实是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并且在形式上保留了代表大会随时可以更换其成员的权力，这一点在当时关于“选举者有权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的法令草案中也有明确表述，但在实际上，这种机制更多停留在法律文本中。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更替主要通过党组织内部决定，再由代表大会形式化通过，从目前已知史料来看没有由基层选民主动发起的案例。1917-1918年间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变动，几乎全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内协调后再在苏维埃体系中加以确认，而不是由选民直接行使罢免权。
此外，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并未立即占多数，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召集会议、调整代表构成、吸收同情者等方式来确保执行委员会能够支持新政府的政策。斯维尔德洛夫在1917年10月至1918年初的工作记录显示，他通过执行委员会主持对地方苏维埃的指示、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以及对反对派的处理，这说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当时确实掌握了对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权，而不是被行政机构牵着走。例如，在1918年初处理反对派报刊、地方武装冲突、粮食征集等事务时，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往往需要提交执行委员会批准或备案，执行委员会也会直接向地方发出命令，这些都体现了它在行政体系中的上级地位。
在司法方面，早期苏维埃政权主要由革命法庭、非常委员会等机构承担，而这些机构的设立和人员任命都需要执行委员会批准或认可。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执行委员会多次讨论非常委员会的权限、地方法庭的设立以及对反革命案件的处理方式，说明司法机关在当时确实处于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独立运作。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稳定下来，随着内战的爆发，权力结构迅速向更加集中、更加行政化的方向倾斜，执行委员会原本拥有的监督与决策空间被不断压缩，许多原本应由它掌握的职能转移到专门的管理机关之中。
经委会成立于俄历1917年12月5日，它并不是在苏维埃体系内部生长出来的代表机关，而是直接由政府推动、以任命制为基础、并在实际运作中超越工厂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的行政机构。它设立有多个总管理局，负责各产业部门的集中化管理。总管理局和它们的地区分局（地方经委会）的成员，全部是经由自上而下的任命原则选拔出来的官员，而且并不能被群众随时罢免（这些机关并不受工厂委员会或地方苏维埃的直接罢免机制约束），甚至还有一些被群众罢免的干部又被上级强行恢复任职的例子。例如1918年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多家工厂的工厂委员会罢免技术人员，但被经委会以“维持生产”为由否决。换言之，经委会的组织基础是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原则违背的任命原则。不单这样，它是一个脱离苏维埃组织的机关。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由经委会任命一名“委员”、一名技术主任和一名行政主任到每一间企业，负责掌管企业一切事务。企业中由工人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要绝对服从“委员”及技术主任的决定。内战时期的紧急状态，使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迅速成为常态，也使执行委员会在经济领域的权力进一步被边缘化，为经委会在企业管理中取得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不妨看列宁如何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为这政策辩护：“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这种接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加是加倍必要的。⋯⋯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这种“一长制”的运行，加上内战的打击，使得资本主义的阴影笼罩在新的政权上。内战期间，俄国的工业可谓千疮百孔。首先，布列斯特和约使苏维埃政权损失百分之四十的工业，其中钢铁业的损失达百分之70，造糖业的损失更高达百分之90。其次，内战大幅度缩小了苏维埃政权的权力范围，一些原料的供应便因出产地落入协约国/白卫军手中而被切断。据统计，在1919年5月期间，工业得到的燃料供应只及正常的百分之10。再次，部分工业零件在革命前一向从外国进口，现在，在协约国实施经济封锁下，来源自然断绝。资本家和他们的爪牙对生产积极或消极的破坏，也起了一定作用。在上述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暴跌是意料中事。在1920年，它竟低至不足1913年的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的水平。在另一方面，货币供应在1918年增加两倍，在1919年增加三倍，在1920年更猛增五倍。
由于工业产品极度短缺，苏维埃政府经常只能以如同废纸的卢布和农民交易。自然，农民绝不愿意做亏本生意。况且，在黑市市场上，他们能以高出政府订价多倍的价格出售粮产品。此外，唯一有余粮的是“富”中农；他们不但不支持无产阶级政权，反之，一有机会，更会趁机与它对抗。土地革命完成后，他们一方面倒卖粮食，趁火打劫，另一方面又将余粮收藏起来，拒绝与政府交易，向无产阶级政权大施勒索手段。
当乌克兰（俄国富庶的粮产地）落入德国手中后，城市缺粮情况更趋危急。随着内战爆发，苏维埃政府终于在毫无选择余地下，在1918年6月11日颁布法令，成立“贫农委员会”。依布尔什维克看，成立“贫农委员会”，不单看来是在实际上唯一可行的办法，在理论上，它亦和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吻合——无产阶级“联同”贫农对抗农村资产阶级，在农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为何列宁后来以1918年6月作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的开端）。除了“贫农委员会”外，粮食人民委员会组织了工人征粮队。虽然“贫农委员会”和工人征粮队仍有根据政府订定的价格，以不值一文的卢布来“支付”它们所征用的粮食，列宁也承认这与无偿征粮无分别，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征收的并不完全是“余粮”，有时征粮队会把农民口粮也收走，这也使得农民“只支持苏维埃”“不支持布尔什维克”。有意思的是，农民们之所以在战争时期没有显著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完全是因为白军征粮时不但比红军还残酷，甚至会把农民的土地以暴力方式重新夺走并交给贵族封建主。布尔什维克口头上承认农民有权拥有土地使得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时没有遇到过多的严重的农民起义。到了1918年12月2日，中央执委会颁布法令，解散“贫农委员会”。
争取贫农的经济政策如下，贫苦农民委员会曾起到了分化农民的作用：“农村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体了”。这一成就“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城市工人阶级在10月间曾一心想把革命引上这个轨道”。列宁一遍又一遍地重申，现在需要的是“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他没有试图掩饰任务的艰巨性：我们深深知道，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千百万人生活中一场触及生活方式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现。战争留下的破坏，创造了这种必要性。与此同时，它使那些能够改变农业生产的“技术奇迹”出现，并进入人们的意识。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土地政策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坚定地追求农业公社组织、苏维埃共产主义农场和共耕制”。几个星期以来，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1919年1月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名官方发言人发表了意见，认为“只有在国家建立大生产单位，才能解决城镇的吃饭问题”。后，全俄中执委于1919年2月14日颁布了一项长期法令，这是自一年前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颁布《土地法令》以来，第一项关于土地政策的重要立法。新法令大胆宣布，“从个人利用土地的形式过渡到集体利用土地的形式”，宣布“所有个人利用土地的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暂时的和过时的”，并将其根本目的描述为“建立单一的生产经济，以低的人民劳动支出为苏维埃共和国提供大量的经济产品”。其138项条款包括关于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的组织、特权和义务的详细规定。国营农场可能由一个行政官员或一个工作委员会管理，直接对省级或地方苏维埃负责，并通过苏维埃对人民委员会的对应部门负责：该组织与高经委管理下的国有工厂非常相似。农业公社作为“工人的自愿联盟”，享有更广泛的自主权，尽管它们终仍然对当地的土地部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负责。
推动农业共耕制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工人组织自救的尝试。到1918年底，城市的食物情况造成了无产阶级彻底瓦解的危险，因为工人们都回到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原来所来自的乡村。1918年12月的一项法令承认，工会和工人组织有权储存和运输除谷物和面粉以外的所有食品，供其成员使用——这些例外很快就被忽视了。从集体获得食品到共耕制只是一小步，在1918-1919年的冬天，这一步迈出了，显然是通过高经委的聪明才智和事业而采取的。1919年2月15日，在国营农场法令颁布后，苏维埃立即颁布了一项法令，授权工业企业或工业企业集团、城市苏维埃、工会和合作社获得土地并组织国营农场以满足工人的需求。
据报道，30多个总管理局（glavki）和中央管理局代表他们控制的工厂，获得了总共约80000俄亩的土地。显然，当时的设想是，这些国营农场的当地劳动力应不时得到来自工厂本身的工人队伍的补充：在俄罗斯工业中，工厂工人返回自己的村庄收割庄稼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该计划是对配给和有序分配原则的规避（尽管法令规定，超过配给量的食物不得分配，而应交给供应人民委员部）。但它满足了一个迫切的需要，并提供了一个基本事实的次要例证，即城镇的充足食物，终与小规模农民农业体系，是不相容的。集体耕作的苏维埃农庄在当时官方宣传中所占的地位，似乎与已经所取得的成果相当不相称。现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欧洲部分，1918年有3100个国营农场，1919年有3500个，1920年有4400个国营农场。但是，这种适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分配”给工厂的农场数量增长，1920年，工厂只占国营农场总数的近一半，因此，由公共当局直接耕种的农场数量，实际上可能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国营农场都很小，与几十年后的巨型苏维埃集体农场没有可比性：据估计，1920年时80%以上的农场面积不到200平方公里。土地的总体质量不高，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被耕种。同时据报道，在1919年2月，只有35个国营农场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直接管理，总面积为12000俄亩（这些应该属于较大的农场）；其余的都在地方苏维埃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在1919年中期，有2100个农业公社；此后随着人们对这种形式的集体机构的热情减退，这一数字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农业合作社，从1919年的1900个上升到1920年的3800个，此后增长更快；但是这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并没有集体耕种。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农民缺乏对农业大生产单位的自发支持，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集体化政策的彻底失败。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推动力，完全来自城镇和官方部门。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还是从实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支持它的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法令谨慎地规定，可用于建造这些单元（苏维埃大农场）的土地，应限于未分配的大庄园和其他废弃或被占用的土地。
但是这种苏维埃大农场的建设，几乎不可能不引起从骨子里渴望土地的农民的嫉妒。我们也不难想象，特别是在物质条件几乎或根本无法减轻过去的苦难时，一些人被要求牺牲自己成为小农场主的梦想，到国营农场或其他集体农庄当“农村无产者”。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1919年3月，列宁在一次为成立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工会而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就共耕制的好处发表讲话时，有人质问他2月14日法令中的一条，该法令禁止国营农场的工人饲养自己的动物、禽类或菜地，列宁有点不情愿地承认，有时有必要作出例外，经过讨论，也许有可能给予彼得格勒省“在一定的短时期”免除这一规定。
在内战时期，武装的工人征粮队成为了苏维埃政府唯一有效的粮食来源。在短线，无偿征粮所带来的后果，是农民把余粮收藏起来，留在黑市市场倒卖。在长线，它使农民不愿意种植超过自己所需的粮食。据1920年12月举行的第八届全俄苏代会，当时，没有播种的耕地面积仅及耕地总面积四分之一，1920年的收成却仅及1909年至1913年的平均的百分之五十四。有见及此，托洛茨基在1920年2月向政治局建议，以粮食税来代替无偿征粮，希望借此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建议遭到十五票对四票的否决。自1920年秋，农民暴动不断发生，终于迫使布尔什维克改变与农民交易的政策。1921年2月，列宁向政治局建议以粮食税取替无偿征粮，跟着先后在17、26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呼吁政府采纳他的建议。3月7日，俄共中委会通过一份由列宁执笔的粮食税法例草案。数日后，俄共十大把草案通过，继后在21日由中央执委会颁布法令推行。
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城乡之间的交易分为两类：(一)黑市市场买卖；(二)由政府统筹办理，实际上是无补偿的征粮。
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和自由市场来代替这两种交易方式。
粮食税的特征是：(一)税按收成计算，税率是累进的；(二)农民增加播种面积和提高生产效率者可得到部分税项回扣；(三)缴税后，农民可在市场自由出售余粮；(四)农民可自由把土地转租；(五)废除《土地法令》对雇佣劳动的禁制。后两点的目的，是推动农场面积扩大，希望借此提高生产效率。
按收成的百分比计算的实物税是累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依次减轻了中农、贫农和“城镇工人”农场的负担。到目前为止，根据能力和需要调整征税的原则仍然有效。但是列宁初的草案给那些增加了播种面积，或增加了整体土地生产力的农民退税；在其他方面，政治局在党代表大会后做出的改变，以及体现在政令文本中的改变，都是为了强调新政策严格的商业性质。在大会草案中仍然得到承认的集体责任制被明确地废除了，农民个人负责履行落在他身上的税收；一项国家基金将提供消费品和农业设备，不再是为“人口中贫穷的部分”，而仅仅是为了交换自愿交付的超过税额的盈余；通过增加“通过合作组织以及在市场和集市上”的措词，法令使得“在当地经济交换的限度内”进行盈余贸易的自由变得更加具体。几天后，人民委员会的一项法令通过批准“自由贸易、买卖”和取消对通过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食品的限制，取消了对“当地交换”一词所隐含的任何限制。1921年5月，党的某次会议庄严宣布，“新经济政策”是“长期制定的，以年为单位”，其“基本杠杆”是商品交换。
实行新经济政策与其说需要建立新的机构，不如说需要将现有机构从强制工具转变为鼓励农民个人主动性的新政策工具。根据1920年12月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成立的“播种委员会”进行了首次尝试。1921年5月26日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的联合法令宣布，迄今为止确定的委员会职能“过于狭窄”，“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民的独立性”，应扩大其活动范围；除了增加播种面积外，委员会还应关注改进耕作方法、协助农村工业、鼓励地方商品交换和发展合作社。一个月后，列宁亲自起草了一份更长的法令，通过县和省的“经济会议”的中间阶段（回到旧的“经济苏维埃”的模式），把村委会制度置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权力之下。但这一精心设计的结构从未实现，也没有为后来的发展留下任何痕迹。中央控制带有太多战时共产主义的味道，不符合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限制在收税人与交税者的关系上。
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概念是通过保证农民处置其剩余产品的自由，并保证农民在土地保有期内享有自由和安全，以增加农业产量。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给予农民两样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选择土地耕作方式的自由和土地保有权的保障。1922年5月，全俄中执委颁布了《劳动土地使用基本法》，共37条。合作社、农业公社、农业村社、自留地或独立农场形式的独立土地，或这些形式的组合，都得到了同样的承认：选择的自由在于相关的农民，但地方当局有权在发生纠纷时制定规则。不过这一权利并不十分明确。维持和平行动并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行为并未受到禁止或直接阻止。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和带走自己的土地，法令允许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尽管这一点被声称是为了满足特殊需要的例外而成为法律上的可能。因自然灾害或丧失劳动力而“暂时困难”的家庭可以租赁部分土地，长期限为两轮。只要家庭成员也“在与雇佣工人平等的基础上”工作，就可以雇佣劳动力。因此，新经济政策的作用是结束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平均化趋势。它承认，只要与土地公有制的理论相一致，农民就有权把自己的土地据为己有，扩大土地，在雇工的帮助下耕种土地，或者把土地租给别人。他对国家的义务是纳税人的义务。作为回报，自革命以来，国家第一次向他们提供了土地使用权的保障，以发展他们的土地，并为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利益而耕种。
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欣然接受的等待政策，其结果充分证明是正确的。这部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生产的刺激，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有利的季节，1922年的收成是革命以来高的，并且完全证明了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新关系是有积极影响的。自革命以来，农民不仅第一次有了出售剩余产品的机会，而且有了出售剩余产品的合法权力和鼓励，贸易条件也对他们格外有利。经过多年的半饥饿状态后，城镇渴望得到食物，同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工业被迫清算其大部分成品库存。因此，价格在1922年的夏季和秋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农业而不利于工业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新经济政策的公开目的和隐含影响都突然得到了实现，其程度几乎未曾预见：一部分是有意的，一部分是偶然的。列宁在1922年11月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吹嘘新经济政策的成功是完全有道理的：可以说，农民起义在1921年以前是整个俄国社会图景的一个特征，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农民对他们的现状感到满意……农民可能会对我们政府工作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不满，他们可能会抱怨。这当然是可能的和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的行政机器和我们的国家经济仍然有太多的缺陷，无法防止这一点产生，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全体农民对我们的任何严重不满都是完全排除在外的。这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实现的。
然而，列宁的政策，充其量是顾头不顾尾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苏维埃工业己经受到两种不利影响。首先，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就不仅意味着一种对农民让步的政策，而且是以牺牲无产阶级为代价的让步政策，或者至少是不给工业相应的优惠留下余地的让步政策；因此，它对整个工业的第一个影响必然是令人沮丧的。其次，通过刺激对消费品的需求，它扰乱了工业本身的平衡。
第一个影响几乎同时在工业价格危机中显现出来。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官方固定价格一直受到有利于制成品生产者的调节。另一方面，在非法的自由市场上，对食品的强烈需求使平衡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例如，一磅黑麦可以换取比战前更多的皮革或棉纺织品。因此，当控制被放弃时，价格趋向于向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的方向移动是可以预料的。这场运动不仅发生了，而且其形式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激烈和极端，这是由于乡村和城市的特殊条件造成的。在农村，战时共产主义的苛捐杂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储备，1921年的灾难性丰收使全国许多地方无法享受新经济政策的好处，因此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出乎意料地低，而城镇对枯竭的食品供应的需求，甚至比以前更加迫切。多年来，农民第一次被新经济政策安排在首要位置上，在满足了他的家庭和收税人的要求之后，以他自己的价格出售他的剩余产品。那些在1921-1922年冬天有剩余粮食出售的农民意识到了他们的力量，并不愿意补偿他们在战时共产主义下在城市手中遭受的损失。
从1921年秋天起，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切断了国家信贷、原材料和食品的供应，并被告知自负盈亏。即使对效益好的企业来说，前景也是暗淡的。经过七年的荒废，设备已经运行到低点，更新设施不能推迟太久。财政资源为零，几乎无法获得信贷。必须找到资源来支付运行费用，并以现金或实物支付工人的工资，现在大部分工人得不到国家的直接供应。资产实际上仅限于只能按公开市场价格更换的原材料库存和成品库存；在大多数企业中，后者实际上是唯一的流动资产。因此，只有通过大规模出售成品库存，才能满足因国家停止支持而产生的对周转资金的迫切需求。
这种在一个顽固而缺乏弹性的市场上强行清算库存的尝试产生了自然的结果——制成品价格崩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国有工业不再在单一的权力机构下运作，而是被分割成“彼此几乎没有联系的独立的经济单位”；这些单位之间的“无限制竞争”，遵循新的商业精神，在努力处理他们的商品时相互低价竞标，加剧了崩溃。其崩溃程度部分和暂时被持续的货币通货膨胀掩盖，但从工业和农业价格之间的比较中变得明显，后者同时被普遍的稀缺所推动。例如，在1921年1月1日，1阿辛棉布值4磅黑麦面粉、一盒0.23磅的火柴、11.55磅糖；在1921年的前四个月里，这些商品——面粉价值下降了50%以上，1921年5月1日的相应数字分别是1.68磅，0.09磅和5.07磅。基于12种农产品和12种工业产品的指数表明，农产品的价值从1922年1月1日的104（以100代表1913年的水平）上升到1922年5月1日的113，而工业产品的价值在同一时期从92下降到65。
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第二个不利影响是，市场鼓励以牺牲重工业为代价发展轻工业；这虽然不那么立即给人造成不安，但却带来了更严重的长期影响。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不仅在于扩大了那些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接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经济、远离工厂的大规模工业的小规模或个体工业生产，而且在大规模工业的范围内，刺激了那些轻工业，这些轻工业的产品立即被消费掉，而重工业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传统据点，是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重建的关键。在1922年底之前，关于重工业未来的警报从四面八方响起。1922年9月举行的第五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注意到“依赖自由商品市场的若干生产部门”的复苏，但也指出“本身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程的基本工业部门”——运输、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和电气工业——“继续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并宣布“恢复大规模工业和运输业是共和国的当务之急”。
1922年后农村能够为城市——包括工人阶级——提供粮食。然而价格却在持续飞涨。以全国最大工业中心莫斯科为例，1922年10月单月零售价就上涨了50%，11月又攀升了35%。面包价格涨势尤为迅猛，在新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关系下无人能遏制这种趋势。农民阶层以这种形式作出回应，不仅针对农村所需商品公认的虚高价格，还针对卢布持续贬值的现实。
1922年，苏联试图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货币贬值——来整顿货币体系。当时被称为”结算券”的卢布，在新一轮发行时要以1比10万的比率兑换旧币。“然而，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缩减并未实现。因此同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印发面额惊人的5万和10万卢布纸币，并发行了面值为5万、10万和25万卢布的短期财政人民委员部债券。更复杂的是，外高加索地区流通着当地特有的”债券”，这些仅在外高加索联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境内流通的纸币，最高面额达到了50万、100万卢布。
1922年10月，国家银行开始流通面值为1、2、3、5、10和25切尔文券的纸币，但这些纸币始终未能取代1923年版的结算券——后者可按1:100比例兑换1922年版卢布，或按1:100万比例兑换所有早期货币。更甚的是，新版结算券很快就被迫开始印刷250和500卢布面值，随后又发行了1000、5000、10000、15000和25000卢布面值。
1922年4月允许黄金、白银、宝石和外汇自由流通的措施同样收效甚微。换言之，这恢复了公民对上述物品的所有权和自由交易权——而这些物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仅因持有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整顿金融体系，但工人和职员的处境却持续恶化，此点从持续不断的罢工中可见一斑。1923年的罢工次数与上年持平，达444起，参与人数达16.48万。站在罢工队伍前列的仍是无产阶级——矿工发动了155次罢工，冶金工人发起了117次。他们依据党的十一大确认的合法权利维护自身权益，抗议的主要对象是已成常态的拖欠工资现象，以及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微薄薪资。持续的经济萧条已无法继续掩盖。不得不承认，1921/22财政年度工业领域就业工人数为124.3万人，仅为战前水平的48%，而在次年仅略有增长——达到145.2万人。
表面上的原因似乎相当客观——工厂、矿山和矿井数量的减少。1918年收归国有的13,697家企业中，五年后约有三分之一处于停工状态，另有约三分之一被租给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营企业家，真正运转的仅有4,212家。不仅如此，其中3,470家规模大的企业（拥有“881,806名工人）被合并为426个托拉斯，这些托拉斯与其说是管理企业，不如说是专注于产品销售，并通过抬高价格来榨取大利润。此外，根据1921年12月10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法令，76家盈利的企业归还给了原所有者——其中包括20家纺织厂、17家化工厂及其他企业。
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生产衰退。1912年全国生铁产量为2.323亿普特，而到1921-1922年仅为1,040万普特，相当于4.5%；钢产量相应由2.431亿普特降至1,940万普特，轧材由2.029亿普特减至1,580万普特；蒸汽机车产量从1912年的660台下降至1921-1922年的115台，货车车厢则由1.03万辆锐减至880辆。采矿业同样呈现颓势：1913年煤炭开采量为21.5亿普特，1921-1922年仅为5.888亿普特；铁矿石开采量从5.32亿普特暴跌至1,080万普特。唯有石油开采量在1921-1922年达到2,500万普特，较1913年的4,600万普特有所回升。
然而工业与工人遭受的灾难还不止于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样”功不可没”，且影响甚巨。1922年初，该部门将粮食出口所得的大部分收入挥霍在了非必要开支上——与22家外国公司签订了总价3亿金卢布的合同，采购那些本国工业完全能以更低成本高效生产的物资：美国钢轨、瑞典机车、英国和加拿大的铁路油罐车。
在国家联合机械制造厂托拉斯（ГОМЗА）和全俄金属工人工会艰难推动的核查中，暴露出触目惊心的事实：外贸人民委员部所有海外订单——索尔莫沃厂、布良斯克厂、卢甘斯克厂、科洛姆纳厂、第聂伯罗厂、顿涅茨克-尤里耶夫厂等国内企业完全能够供货，且报价低廉得多。
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就连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1923年1月就曾两次报道类似案例。1922年年中，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红色阿克赛”农业机械制造厂开始生产”红色福特森”拖拉机，计划每年向市场供应500台。然而，外贸人民委员部却批准从美国购入400台同功率拖拉机。乌克兰农机联合公司在德国以不太优惠的条件——仅六个月分期付款且需预付交易金额的一半——订购了大批播种机、收割机和脱粒机。而当时乌克兰农机托拉斯提供的同类机械不仅提供八个月分期，预付款比例仅需25%。
这种国家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主管外贸的人民委员部（右手）不知道领导全国工业的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左手）在做什么。而这种做法的自然结果就是失业率持续攀升。
1921年10月至12月，全国52家职业介绍所登记了5.79万人，1922年10月至12月增至29.28万人，而1923年1月至3月已达到38.37万人。正因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工人群体对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担忧与日俱增。纺织业的情况尤为严重，到1922年底，156家工厂中仅有118家维持运转。同样令工人们焦虑的是时常拖延数月的工资发放问题。即便拿到工资，其水平也相当低下，到1922年底多仅达到战前水平的48.6%。
最后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工农联盟，埋下了工农业剪刀差危机的种子，至于引爆，是后面的事了。
尾声
还有哪个革命者像列宁一样富有传奇色彩呢？还有哪个身躯能比列宁更具有代表性地站立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站立在那个历史的断裂之处呢？当1917年彼得堡的两次革命的声响穿透国界、铁丝网、山川与时间，并激荡在每一个期待着彻底改变世界的革命者心中时，那个锐利的文风仿佛能够刮走一切尘埃，能够给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指明方向。
然而，当我们景仰着故去的人、故去的斗争时，却总是不自觉地继承了故去的思想。是的，列宁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思想与精神，包括了决不妥协的坚定、灵活似蛇的机动、直击本质的尖锐。这种难得的品质让我们不能不十分地重视如列宁一样的优秀人物，并细细咀嚼他的几乎所有理论。
世界在变化，新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处在日新月异的漩涡中，不能自拔。现在的革命者似乎总对现实感到扑朔迷离。这种迷茫阻碍了他们的脚步，让他们不敢前进，于是只好守在过去的人的文本之中。然而，事实是列宁所处的时代，革命者面临的迷雾远不比现在稀疏。我们最需要的，是列宁那雷霆一般划开云雾、抓住时代后的真实的果敢，而不是他作出的每一条具体结论。这些结论或许是仍然适用的，那我们便毫不犹豫地秉承它；或许这些结论受到了云雾的污染，沾染了令人迷惑的毒素，那我们便需要更加清晰地剖析它，看看病症出在哪里，并借此得出真正合适的结论。
本文即一篇重新回顾列宁的尝试。我们不会邯郸学步、人云亦云；也不会吹毛求疵、因噎废食。我们的目的是重现列宁真实的理论面目——不是一个突然显现出来、传授给我们“真理”的“先知”，而是一个身处复杂的旧世界中、并力图颠覆旧世界的革命者。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