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水
1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今是清华园高级中学发生一起学生死亡事件。一名在校中学生在校园内失去生命，至今死因不明。
据多名家属及现场目击者反映，事发后校方第一时间并未通知家属，而是试图联系救护车将遗体运离学校。这一举动引发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有家长驾驶货车堵在校门口，要求在家属到场、真相未明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遗体。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学生家属陆续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要说法，却遭到特警及安保人员的阻拦，现场气氛高度紧张。
更令人不安的是，家属发现孩子的死亡明显存在异常：嘴角有出血痕迹，胸口出现疑似针孔的洞状伤口。这些情况使“意外死亡”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1月9日中午，学校门口已聚集数百名群众，要求校方正面回应学生的死亡原因。然而，校方不仅拒绝公开说明情况，甚至拒绝让家属当场查看遗体。最终，在长达数小时的拖延之后，家属才在医院见到已经被冷冻保存的遗体。
直到当晚，学校方面依旧没有就学生的死亡经过、责任认定或调查进展作出任何解释。
同日18时30分左右，校门口维权的家属以及前来声援的其他家长被全部清离现场，事件暂时“消失”。
但问题并没有消失。
1月11日，迫于社会压力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朱某系心源性疾病导致死亡，排除外力伤害和中毒，左胸部针孔系法医抽血检验形成，嘴角红色液体系体液流出。
这一通报并没有让人信服，反而疑云丛生。网友们在这起新闻的评论区下，纷纷质疑到：家长没在场，为什么直接抽管检验？为什么法医比救护车，比家长还先到场？法医什么时候接警的，工作什么有记录，证据链提供一下等等。
但是官方只是选择了一味的沉默。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写关于中国学生校园死亡的文章了。反复发生的死亡事件并不是个别学校的失德失能，而是一整套社会制度对年轻生命的冷漠。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的孩子，尤其是来自工人阶级和普通市民阶层家庭的孩子，总是在被这个世界恶意对待——更准确地说，是被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制度持续虐杀——这也是中国斩杀线的一部分。
生命权，本应是一个人最基本、最不可让渡的人权之一。然而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中，这一权利之所以没有得到真正的制度性保障，不是因为个别校方领导主任的失德失能，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本身就无法、也无意于保障它。
学生，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这里从来没有被重视。生命，它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就像东南亚的非法器官买卖一样，可以转化为：升学率，政绩，金钱，地位，车子房子而已。
中国的教育制度正是这一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一个中立的、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存在的公共福利事业，而是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两项核心职能：
其一，是对劳动力的驯化与再生产。
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而言，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非常直白——绝对顺从的，没有独立思想的人性机器。
“对于这种工人，既不要求他有特殊的体力，也不要求他机智灵敏，不要求他有手艺，只要求他能遵守时间，克己自制、有耐心和能吃苦耐劳。”
而对于少数从这场血腥的竞赛中脱颖而出的学生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则将获胜后的奖励和在高考之后继续这场永无止境的竞争的命运一道送给了他们。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学校执行着三个主要任务：1、用忠于和敬仰资本主义的精神来培养年青一代的劳动者。2、从统治阶级的青年中为劳动者培养‘有教养的’教练人员。3、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利用科学来发展技术和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共产主义ABC》
其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少男少女们进行服从性测试。
“学校成了读书学校的同义词。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通过这种身体政治的权力规训方式，少男少女们就像马戏团里从小就被束缚起来的小象一样，即使成为了大人，也无法摆脱这种精神上的束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
“现代教育并不是普遍人类的教育，而是阶级的教育，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教育形式。教育并非超阶级存在，它总是服务于既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
而这种阶级教育通过国家机器得以制度化、合法化。正因为国家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学校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为现存制度服务的功能。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学校应当与国家相分离。
这一思想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思想的延伸，这并非反对公共教育，而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学校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学校。我们从挂满校园墙壁的宣传标语、科学课本中的习近平语录、教委空降的校长可见一斑。
如果想让教育不被资产阶级所操控和垄断，首先要让教育与国家分离。这是我们基于当下的呼声。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我们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哥达纲领批判》
而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教育家的眼中，世人分为普通人和精英，弱者和强者，穷人和富人，只此而已。他们不满意当前中共统治下的特色教育，却看不清它的阶级实质。
“资产阶级是全体居民的极少数。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利用其他阶级压迫机构的同时，也利用学校来按照自己的精神培养和训练千百万劳动者，以便将极少数人的观念和道德强加给居民的大多数。”——《共产主义ABC》
而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代教育的阶级性，更指出这种阶级性是如何通过国家权力得以再生产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
为什么一名学生的死亡会迅速被学校压制下来，为什么中共的警察和打手会那么快速的到达现场布控和镇压不满抗议的家长群众们，为什么“维稳”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行政命令。
这就是蒲城运动、江油运动等等抗议活动并非指向中共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为了争取朴素的公平正义的诉求都会被镇压的根本原因。
“因为房间里的大象即使只是被盲人摸到象尾，也会非常的不爽和愤怒。”
这名学生的死亡，并不是孤立的悲剧，如果我们只是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被卷进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正如在国内某小区快递中大量出现的《与同胞书 | 清华园学生死亡事件》宣传单中所写道的一样：
“孩子的死，却出动了成千上万的特警，他们不是去保护真相，而是去控制声音。一个真正有公信力的制度靠的是透明、规则、独立调查。而不是封锁、威胁、抓人、恐吓……如果今天沉默，明天哭的可能轮到我们自己。”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所学校、某几名校方人员，而在于一个把孩子的生命视为可以替换的资源的社会制度。如果这一制度不被质疑、不被撼动，那么今天的新蔡、昨天的某地、明天的任何地方，都还会继续重复同样的悲剧。
而对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而言，最大的残酷，或许并不只是死亡这一本身，而是记住他们之死的生者记忆迅速地被“大手”清零、修正、遗忘。
如何避免悲剧不再重演？自由派同情的眼泪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郯城一中：屡禁不止的校园霸凌》一文中已经指出的：
“资本主义下结构性失序造成的悲剧，不是开几个班会和座谈会就能解决的。唯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构建起具有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体系，社会一切的导向不再鼓吹强者和利润，以社会效益和公共道德为主。
学校不再是为少数人培养奴隶，而是真正的教书育人。法律也是真正由人民民主制定的维护公平公正的工具（并由人民的政权来实施），而非维稳手段。”
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共产党在学校事务中，同在一切领域一样，不仅面临着建设任务，而且首先面临着破坏任务。应该立即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校系统中那些使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的东西破坏掉。”——《共产主义ABC》
所以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
“反对宗教和民族歧视，反对等级学校，男女一律平等，对天才和笨伯一样施教。‘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设立统一的普遍的学梭。宣传最广泛的民主主义思想。赞成社会的学校，孩子在学校要学习社会；赞成自由的学校，人人都应自由行事，反对任何暴力。”——《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我们呼吁我们的学生们团结起来，反抗你们的蛮不讲理和冷酷的老师主任校长们；我们呼吁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家长们，不要被鼓吹“阶级飞跃”的杀人的教育制度所迷惑，与你们的孩子，与你们的弟弟妹妹一起反抗反抗再反抗，摧毁这个吃人的社会,救救孩子吧！
“如果今天沉默，明天哭的可能轮到我们自己。”——《与同胞书 | 清华园学生死亡事件》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