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惟枝
目录
（一）左派恐怖主义与占领工厂
（二）游击战争的神话与现实
（三）“地下红军”的糅杂式路线
（四）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
（五）结语：该从何处开始
（一）左派恐怖主义与占领工厂
共产主义运动中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自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暴力革命就正式成为了带有无产阶级性质之革命和其推动现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恩格斯分析说在法国“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且普遍存在着工人或无产阶级武装，无论是攻占巴士底狱的、手持燧发枪和冷兵器的武装市民到1848年的起义工人与1871年保卫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弗·恩格斯 《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序言）。暴力之于革命不是历史中一次次的偶然，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必需品、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之统治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是革命政府保卫新兴政权的基本保障、是“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的证明与实践（弗·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直白地讲，革命需要纸、笔、印刷机和总罢工，革命也需要步枪、弹药与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
但正如所有共产主义革命中的路线问题一样，在暴力革命这一明确的路线中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新见解、新方法、支流与岔路总是不断地涌现出来：赤卫队、红军、民兵、城市游击队等规模不一、结构不一的武装力量开始出现与发展，可见“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弗·列宁《游击战争》）。而当代共产主义者需要从各种例子之中认识到的不是我们该复制哪类斗争类型，而是我们到底要以在当今领导起怎样的暴力革命为目标？为此，本文将回答一系列基本且万分迫切的问题–我们该彻底罢黜哪些过时的、机械的与错误的路线？我们又该如何为暴力革命进行计划与准备？
左派恐怖主义的坏死与复活
左派恐怖主义是一条所有共产党人都无法忽视的岔路。在左派运动发展迅速的19世纪与20世纪，各国的民粹派、俄国民意党、俄国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一部分将自己归纳为共产主义者的左派恐怖主义行动家都将自己的资源与生命投入到了刺杀、绑架和各类阴谋中。1895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彼得·拉夫罗夫曾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适当纲领”需要能“组织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阴谋——连同这种阴谋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彼得·拉夫罗夫《论纲领问题》）。列宁在1897年着重批判了这句话中的政治错误，即将“政治斗争”等同于所谓“阴谋”，因为“阴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阴谋，这一方面是万分缩小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就是选择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弗·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类将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寄希望于政变等阴谋的错误思想也在历史中被反复证明了：俄国民意党的左派恐怖主义小组们被军警、宪兵队与沙俄在1880年成立的保卫部“奥赫兰卡”（охра́нка）摧毁了、社会革命党专职恐怖主义行动的“战斗部”也在国家机器面前被消灭了。
使得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政权的关键力量—红军的主要创立者列夫·托洛茨基如此评价道：“[恐怖主义] 纯粹是了无新意的机械反应——在中国就如同在法国一样——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列夫·托洛茨基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由此可见，无论服务于左派组织还是其他政治派别，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同时代表了各类恐怖袭击手段和对这些手段的迷信。左派恐怖主义者们归根结底都错误地依赖于一个设想，即几个小组、支队、纵队依靠几把小口径步枪和几捆炸药就能瓦解统治阶级在某个地区的存在甚至夺取政权。
不过我们只能说奉行着左派恐怖主义的小组或政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摧毁或消灭了，但左派恐怖主义本身虽然已经严重坏死却从来没有彻底消失，因为在20世纪至21世纪各类恐怖主义小组和思想仍在以城市游击队和所谓“地下红军”等不同的形态涌现。这样的主义与主张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后期和当今的社会复活不是因为其本身存在任何的正确性，而是其表述中对各时代左派们所具有的吸引力，即一种以小规模军事行动换得革命普遍胜利的捷径和通过武装袭击来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前者让恐怖主义者们不再需要去思考革命党建设、理论革新和工人运动等至关重要但困难重重的事务；至于后者则与列宁做的分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恐怖派崇拜那些不善于或者没有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凡是不再相信或者从来不相信有这种可能的人，除了采取恐怖手段之外，确实是难以找到别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愤懑情绪和革命毅力”（弗·列宁《怎么办？》）。
占领工厂的失败
在20世纪早期的左派运动中，与左派恐怖主义同为暴力斗争的一大组成部分的便是占领工厂运动。相对于左派恐怖主义基于小组和“战斗部”的刺杀与恐吓，占领工厂运动展现出了绝对的进步性，即工人阶级间的组织性与在政治范畴中更广的革命性。
广泛的占领工厂与对其的保卫斗争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的欧洲。意大利的“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就是其中的典型。从1919年到1920年，意大利北部爆发了数次工人主导的、带有政治性的大罢工，在“1919年夏天，意大利爆发了三天大罢工，以支持革命的俄国。1920年春天，都灵钢铁工人为了迫使雇主承认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艰苦但却并未成功的罢工”且“战斗在8月达到巅峰。米兰的机械工人面对封锁，占领了工厂。在四天内，罢工运动波及全国钢铁行业，有四十万工人参与了运动”（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 从数据上来分析，与1913年的810次罢工相比，1919年的罢工飙升至了1663次；从性质上来分析，这样的罢工行动并不完全由传统的工会主导，如执行改良主义与经济主义路线的意大利劳工联合会（CGL），而是由工厂委员会代替发动和指挥的（威廉·佩尔兹 《对抗资本主义：欧洲左派在前进》）。工厂委员会的存在决定了占领工厂不是一场和平的示威或罢工，而是由委员会领导下大量武装工人发起的暴力斗争。占领了工厂的工人在车间进行着武器的生产和对自己的武装化，例如米兰的工人们就完成了对“所有金属行业工人工作的工厂、码头、钢铁厂、锻造厂、铸造厂”的占领、“武装或者还未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工人，在工厂里工作、睡觉、放哨，认为自己正生活在‘革命行动’不平凡的日子里”，这使得时任意大利首相的乔瓦尼·乔利蒂感叹如果军队和工人发生对抗将会成为“一场内战”（保罗·斯普里亚诺 《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统治阶级对“一场内战”的恐惧切实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广泛武装起来的、以工厂为阵地的工人阶级在1920年代获得了与大战后孱弱的国家机器所对抗的实力和资本。
葛兰西在红色两年期间就反复地强调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性，其在1919年9月对都灵的工人写道：“车间代表们！你们的所有行为（即便是那些似乎较琐细的行为），只要与工人群众对你们的委托指示相关，就统统具有巨大意义”（安东尼奥·葛兰西《“新秩序”致“菲亚特”汽车厂工人车间代表的信 》)。同时，葛兰西还指出工厂委员会并不是工会斗争的延续，而是支持革命的工人占领政权的组织形态：“有—种观念认为委员会是工会斗争的简单工具，它具体体现在官僚主义的纪律中和工会拥有直接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中，假如这样，那么委员会就不再是扩大革命斗争的机关，不再是自发地导致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导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发展的形式”（安东尼奥·葛兰西《工会和委员会 》）。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贯穿了整个红色两年的占领工厂运动，即建设起新的、武装化的工人组织来巩固和保卫斗争的成果，当人们回望这场运动时，多半会看到一张黑白照片：手持步枪的赤卫队员将镰刀锤子的标志放到了相机前，背后是他们占领与管理的工厂。
武装化与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还出现在了鲁尔区、柏林、巴塞罗那、马德里和西欧各国。以法国为例，其1936年的大罢工也掀起了一场占领工厂的热潮。这一热潮打破了当时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控制以及所谓行业罢工和经济性运动的桎梏，法国工人的运动“突破了工会、行业与地区的界限，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与意志。这个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它从一家工厂烧向另一家，从一个行业烧向另一个，从一处地方烧向另一处。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似乎都接到了集合的命令，并发出了响应的信号”（列夫·托洛茨基 《法国往何处去？》 ）。
但令人惋惜的是，所有占领工厂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层面上走向了失败。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所谓“同盟歇业”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状态，“工业家利用意大利工人队伍中缺乏协调和革命团结这一点，企图给予都灵无产阶级以毁灭性打击，并在工人当中破坏为争取工人监督而斗争的生产组织（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组织）的威信和影响”（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了社会党的新生》） 。除此之外，意大利社会党和各产业的工会领袖以会议表决的形式终结了占领工厂和革命苗头的继续燃烧，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一直在为革命而战斗，可是最终得到的却只是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暂时有些许改善而已”（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在法国，一个冰冷的社会现实终结了大罢工的热烈–“觉醒了的群众仍然缺少一个革命的参谋部。统治阶级却有一个真正的参谋部”（列夫·托洛茨基 《法国往何处去？》 ） 。占领工厂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失败证明了两点：第一，当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党在工作场所中长期失位的情况下，即便工人的暴力斗争已经走向了联合和组织化，其也无法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和其大量合作者做旷日持久的战斗。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不能是固态的、节点化的静坐战，而是积极、连贯且主动地夺取政权。第二，即使1919年、1936年的占领工厂运动发生了失利，大量的实际案例也证明了其在暴力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占领工厂明确地证明了其对国家机器的挑战作用和对工人阶级的组织作用，而面向共产主义者的问题正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组织起工作场所中的暴力斗争（见“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
（二）游击战争的神话与现实
消逝的胜利窗口
游击战争是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多少带有着些许情节的斗争形式。从中国革命的雪山和草地到拉美的雨林和丘陵，一批批革命者都以游击战争的形式达成了一次次胜利和军事奇迹。切·格瓦拉是如此总结游击战的精髓的：“游击战是一种人民战争，是一种群众斗争。要想在没有居民的支持下实现这种形式的战争，那就预示着必不可免地遭到惨败……它得到活动地区以至整个地域内的工农群众的支持。没有这些前提就不能进行游击战”（切·格瓦拉 《游击战：一种手段》）。
但值得明确的是，游击战争不会也从来不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最终形式：中国共产党在最终夺取政权的进攻阶段将革命武装完成了常规化转向，如从1948年到1949年平均动员起几十万军队的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游击战是否还适用于当下的中国与世界这一问题，列宁就曾做出如下判断：“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分析游击战争在当下的可能性（弗·列宁 《游击战争》）。
游击队与当下的国家机器
一个社会现实是，当下各国国家机器的暴力组织正在发生着显著的膨胀。这样的膨胀不是纯粹规模上的，如职业军队入伍人数的增加，而是投入、技术和社会维稳方面的全方面增长。还是以中国为例，2025年3月的数据显示官方层面的军费支出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八百亿人民币，较去年增长了7.2%。2025年9月3号举行的“九三阅兵”就直接展现了中国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大幅投入，在抛开核武器的情况下，整齐划一的军队方阵、新式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信息作战设备和喷气式战斗机根本不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能够抗衡的。然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共对城乡各区域的监视和维稳将严重地切断游击战的生命力，这也代表了一支游击武装将无法藏匿于城市或者乡村中以进行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这一股会被当代国家机器所切断的生命力是游击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和长征能够依靠各地军阀的矛盾和冲突来留存受到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古巴的726运动能够以12人为开端夺取政权就是依靠着其能够在山林中扎根。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写：“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然而这样的条件，也就是一片不受统治阶级监管的、自由的土地在当今受中共政权统一领导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可见，无论是在绝对实力的对比上还是发展的潜力上，目前的中国社会无法支持游击战争的立足与壮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以零星抵抗为模式发起的游击战将连切·格瓦拉叙述的第一阶段都难以达成，即“游击队还比较势单力薄，因此只应该致力于站稳脚根，熟悉环境，同居民取得联系，巩固可能会变成他们根据地的地方”（切·格瓦拉 《游击战：一种手段》）。甚至我们可以从更简单的角度来论述问题，即以中共对枪支弹药的管制标准，当下的左派组织连拉起大约30人的武装都相当困难。
当然1970年代也存在数支所谓的红色游击武装，而这些组织的存在则在实践的层面上向我们证明了游击战为什么注定在21世纪的当下破产。第一支武装是从1971年活动到1998年的德国红军旅，又称红军派或者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其利用步枪、冲锋枪和大量的炸弹以占领建筑、绑架和刺杀资本家或政要，据统计其一共杀死了34人，让数百人受伤，而其许多成员都被逮捕入狱并收到了资产阶级专政暴力组织的逼供和审问；第二支是在1971年到2001年保持活动的日本赤军，其最著名的行动包括1970年代的数次民航劫持与在以色列卢德国际机场对平民的扫射；第三支是从1970年到1988年进行活动的意大利红色旅，其在1978年绑架并杀死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此外各政府高管、资本家和意大利共产党内反对其行动的举报者都是红色旅绑架的目标。在其设想中，绑架和与军警的枪战能够“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为的是运动按照红色旅的计划发展时，它能够接过运动的领导权”，不过“这完全是空想的，也和现实运动越离越远”（普里莫·莫罗尼，南尼·巴雷斯特里尼《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明确的是，这三支所谓的红色游击武装所提出的政治纲领都是在概念上相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比如红军旅强调要反对帝国主义、赤军强调要打倒日本的皇权和资产阶级专政、红色旅说自己要对抗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但其执行的具体行动却是彻底地导向了上述所批判的左派恐怖主义。由此可见，70年代的社会不存在能够给予游击战或者红色游击武装的生存土壤，而2025年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与维稳的力度只会比1970年代更加严密。
（三）“地下红军”的糅杂式路线
“地下红军”是什么
在剖析过各类暴力斗争的岔路、失败和带有时代局限性的胜利后，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理论和路线中的错误与问题是否仍存在于当下的革命理论中。其中带有绝对典型性质的便是所谓的“地下红军”与“地上暴力”的联合路线（后文简称：“地下红军”路线）。“地下红军”是当代互联网上部分左派组织对暴力革命的新理解。其本质上是以“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后文简称：马列毛大群）为首大量发布的八股文类的革命理论，也就是说在其构建的话语体系下所有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和革命的困难都能够诉诸于“地下红军”及其周边理论。“地下红军”似乎成为了从缺乏起义条件到革命胜利的直通车和一针用来缓解悲观思想的、成分模糊不清的“良”药。
“地下红军”及其相关理论究竟是什么？也许这是一个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虽然其以八股文的形式出现在了马列毛大群和《布站》的几乎所有文章的末尾，但是由于各文章的写手总是会对其做适量增减，以至于“地下红军”总是以一副糅杂了各类路线的样态示人，好像一切暴力革命的形式都要来上一些，但同时还要把那些明显的错误给剔除或打上补丁。由此，我们不妨从其发布的《自发性运动频发又平息，无产阶级革命终要靠政治报路线》、《中修鼓噪“武统”，无产阶级当何为？》和《社保补贴、舆论讨薪、持刀伤人——三则新闻看中修治下无产阶级的无权惨状》这三篇文章中进行系统地观点提炼与分析。
首先，在马列毛大群的构想下，“地下红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要求地下革命家组织和地上群众组织的同时存在以“形成一种地上反哺地下，地下领导地上的良性循环”，也就是一根从地下革命家组织开始、到通过“工业化融工”建立的地上群众组织、再到“地下红军”或得到壮大了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链条。
其次，在这样的构想下，马列毛大群总结出了两套暴力革命的模式，分别适用于地上组织和“地下红军”：对地上组织来说，其斗争的形式是“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保卫地上组织的经济利益”与“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对“地下红军”来说，其斗争形式则更加复杂与多元化，如“即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建立“秘密的无产阶级的专政”、“锄奸、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营造人人都知道地下红军的存在但不知道具体信息的无产阶级威慑氛围”、“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注：顿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且因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会频繁地使用内网的屏蔽词，后文引用的所有“中袖”将改为“中修”以方便读者理解）、“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为群众伸张正义”。
最后，当被问及如此路线该如何夺取政权时，马列毛大群的回答是现在还是“战略防御阶段”，而其理论与所谓“翻边战术”能让“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中袖的力量不断缩减，直到在全局都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那时战略反攻时刻就会到来”。
在详细列举了“地下红军”的构想细节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对各种路线的糅杂。“地上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有占领工厂运动的影子；“到中袖专政力量末梢”建立根据地有游击战的影子；“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和“为群众伸张正义”则又有左派恐怖主义的影子。这直接展示了“地下红军”的构想是如何将与现实条件冲突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各路线糅杂起来的，这绝非统一战略下各战术的有机结合。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贯穿了“地下红军”路线：该路线既要占领工厂搞“义务劳动和暴力值班”，又要将其塑造成“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既要搞“地下审判”。又要“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既要在地下打击中共，又要“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
可见，这种既要又要的思想之下，即便我们在主观上忽略掉其提出者马列毛大群是一个与警察保持着令人生疑的联系的、毫无行动力的、松散不成形的“全国网络大群聊”，“地下红军”路线在多方面走向失败与覆灭也是无法被规避的定局。
多方面的失败
“地下红军”的失败将由数个成因推动，如忽略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依赖着左派恐怖主义、对核心概念的描述模糊不清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着极其机械的推论。就让我们对各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以更深刻地理解“地下红军”这一混乱的糅杂式路线。
第一，“地下红军”路线基于的条件是否存在于现实社会。这一路线要求革命者“到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歼灭敌人[、]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中修专政力量末梢”的存在就成为了支持后续一系列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正如上文对游击战争之现实的分析，一处中共国家机器无法有效控制的“末梢”是不存在的，毕竟中共在2024年7月就存有的517.6万个基层组织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且“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也并未在当下的中国发生（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类对必要条件的忽视也同样适用于先前提到的枪支管制问题，也就是所谓“地下红军”要从哪里筹集武器弹药？当然，该路线的拥护者会自信地说中共的基层组织和暴力机关会被“地下红军”在某个地区内完成清扫或者中国在未来的某年会因中共党内的分裂、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对外战争走向无政府状态， 因此“专政力量末梢”就可以被建立起来、枪支弹药就可以得到补充。
关于前者，革命者人为地建立起“末梢”或靠扫清中共基层暴力机关以获得武器是个十分经典的死循环，因为如果“地下红军”已经强大到能够在特定地区内战胜中共的暴力组织，那这股武装本身就必定需要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足量的枪支弹药，而非需要靠地区性的决战来创造出一个以供根据地发展的“末梢”。换句话说，允许革命者去“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前置条件绝不能是“组织群众，扩大地下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本身。至于后者，即中共政权下可能的分裂或战争，“地下红军”八股文式的总结中则从来没有提及能够建立起“末梢”的形势是什么，革命者该如何去促进这种条件的产生，又该如何为特定形势做好准备。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似乎将“地下红军”与社会现实隔离了起来，只管叙述“地下红军”的人员从哪来到哪去，却连这种地下暴力斗争本身基于什么条件与要素都不做解释与拓展。
第二，“地下红军”路线仍依赖于左派恐怖主义的底层逻辑，即使马列毛大群反复的否认这一点。的确，“地下红军”已经将占领工厂和巩固根据地等理论糅杂了进来，但其写手们还是提出了“针对中修政要的恐吓”、“地下审判”、建立“无产阶级威慑氛围”等左派恐怖主义式的行动和为“为群众伸张正义”这一当代侠盗罗宾汉式的目标。可见，无论是“地下红军”所期望的“战略反攻”，还是恐吓、绑架、袭击、威慑和审判都绝对符合上文分析过的德国红军旅、日本赤军或意大利红色旅“通过典型军事行动来预演‘展开的内战’”的行动模式，而这三支历史上所谓的革命组织是直接投向了左派恐怖主义的范畴，即“行动外观十分骇人（如谋杀或是爆炸等等）但是对社会制度的运作却毫无损害”（普里莫·莫罗尼，南尼·巴雷斯特里尼《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列夫·托洛茨基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地下红军”路线的说客肯定会再次宣布这一左派恐怖主义的通病不会作用在自己版本的恐吓、审判与威慑，因为其行动将是“在全国一盘棋理论的指导下”的，即自己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恐吓、审判与威慑。此外，马列毛大群也曾多次批判过个人恐怖主义的局限性包括日本赤军的行为，如“带有恐怖色彩的个人反抗在强大的中修组织面前再也掀不起丁点水花，自发盲动的个人冲塔路线彻底宣告破产”、“日本赤军的例子不过是历史上俄国恐怖派的翻版，是想利用‘激发性的恐怖手段’来刺激‘萎靡不振的’工人运动，不过是遵循着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走路径最短的机会主义路线”（佚名《个人恐怖主义在自觉的资产阶级面前走向破产》；佚名《从赤军恐怖行动，再看革命中的机会主义》）。
似乎写下这些批判后，马列毛大群就能彻底地跟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划清界限甚至站到这些失败者的对立面。不过这些暴力革命的空想家们彻底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左派恐怖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没能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而是无法扩散到全国的无产阶级中去。同理，“地下红军”中的恐怖主义因素不会被一个地下革命家团体组织起来，因为其本身就是松散的、小组化的、狂热的且最终会走向失控与私刑的。因此，个人恐怖主义、零散地组织起来的左派恐怖主义的对立面不是任何组织化的、工业化的恐怖主义或占领工厂与恐怖主义的结合，而是与恐怖主义彻底相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进程。
第三，“地下红军”路线的核心概念普遍存在描述模糊不清的问题。让我们重新审视上文引用的两个说辞：“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和“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首先，关于地上暴力的问题我们已经详细地在对占领工厂运动的分析中展开叙述了，但何为“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无论是意大利的红色两年还是西欧各国在1920到1930年代的公开暴力抗争，从控制车间、建立工厂委员会到将工人武装起来，没有一项是所谓“与政治不相干的”，例如红色两年中意大利北方的数十万金属产业工人普遍“认为自己正生活在‘革命行动’不平凡的日子里”、1936年法国工人对工厂的占领更“不是行业罢工……这是被压迫者为了同压迫者斗争，而公开进行集结。这是革命的经典开局”（保罗·斯普里亚诺 《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列夫·托洛茨基 《法国往何处去？》 ）。这样浓重的政治性质不是单单由意大利工人在工厂竖起了镰刀锤子与麦穗的标志决定的—任何工人有组织的、公开的武装抗争都必然是与政治强相关的。“地下红军”路线下的空想家们又开始做某些不切实际的美梦了，他们期待只要不将暴力挂上共产主义运动的标签就能算是“与政治不相干的”，他们期待统治阶级带有这某种善意或天真，能把工人的暴力抗争看成是非政治性的、无需调动军警前来镇压的。
这一点我们能通过其构想中地上与地下暴力的分工中了解到，马列毛大群的写手如是说到：“地上组员的暴力战斗值班只是保护地上组织的存在，不直接对抗中修以及警察，对抗中修和警察是用地下暴力机构进行的”（佚名《我用眼睛测量你的货车超重》）。没错，千真万确，所谓“地上组织”需不需要对付警察和国家暴力机关绝对不可能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而是由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编辑们和空想家们在互联网上操纵的，只要后者在Telegram群聊、《布站》或是《燎原月刊》中发出一声喝止，中共就不会调集公安与武警对所谓非政治性的暴力抗争下手。对社会现实有着基本认识的科学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清楚的明白，一场工人阶级的武力抗争是否带有政治性不是由其是否挥舞红旗决定的。同理，中共是否选择镇压哪怕是非暴力的群众运动也绝非基于任何美好的设想。如2022年11月22日晚间在富士康郑州园区爆发的抗议，因维权和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而组织起来的工人们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当时工人以棍棒、杂物和灭火器作为主要武器来进行的“地上暴力”抗争早已超出了行业罢工的范畴、展现了与政治的强关联性。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群众的暴力抗争之敏感度是由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相对应的阶级斗争的高涨决定的，列宁曾在1905年的莫斯科起义后转述了一段马克思的判断：“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 ”（弗·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各国、当下还是1920年，只要有一名工人拿起武器、保卫起自己的劳动果实，就是带有政治性的，更何况是一群被组织起来的、夺取生产资料的工人。 因此，期待统治阶级忽略地上的、“与政治不相干的”的暴力抗争就是无可辩驳的、纯粹的空想。
当然，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与工人阶级相关的暴力斗争上离开，“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的确在客观层面上是存在的，包括但不限于抢劫无产阶级、大规模枪击犯罪和无目的的滥杀。这些行为在拉美地区的贫民窟中非常常见，如在1970年代在巴西建立的红色司令部（Comando Vermelho），该组织在其反对的巴西第五共和国于1985年下台后就丢掉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左翼意识形态，将自己的地上暴力彻底地变为了“与政治不相干的”毒品犯罪和帮派火并，可见这才是“与政治不相干的地上暴力”的实际归宿。
其次，在非政治性的地上暴力之外，马列毛大群还提出了“不暴露暴力性质，也不暴露政治性质的地下审判”。仅凭这一段来讲，所谓的“不暴露暴力性质”可以说是算的上清晰，不过结合整个“地下红军”路线来看其又变的模糊无比。如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大群的编辑提到“一切对反动派审判和处决，都在地下进行，例如处决蒲城事件的校长的任务，要保证除了地下值得信任的处决执行者和极少数参与者外无人知晓”（佚名《吴川三中开学第一课：暴力斗争的地上地下划分》）。 若是上述两段文字都符合马列毛大群对所谓“地下审判”的理解，即在其话语体系下两处引文的内容是不存在冲突的，那将存在两种目前不符合物质世界规则的情况：也许审判中的“处决”是使用了暴力但能够奇迹般地“不暴露暴力性质”的，也可能“地下红军”们能够神迹式地用非暴力的方法使人致死。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似乎都不存在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中。
马列毛大群也对这一质疑做出过相当无力的澄清，说所谓处决“实际上是制造各种意外事故，比如说什么兄弟义气啊，骗过中修，使中修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佚名《笑看共革阵的机会主义大毒草》）。我们先忽略所谓“兄弟义气啊”这种也许是梦游时打出来的形容到底跟地下处决有什么关系，如果大群对审判与处决的理解是“制造各种意外事故”，那所谓地下暴力应该是黑帮打手式的刺杀、暗杀而非带有审判程序的处决，这完全符合了德国红军旅的一贯作风。至于“使中修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马列毛大群的写手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地下红军”们制定的、长的看不着底的暗杀清单。中共政要得杀、资本家得杀、蒲城事件的校长得杀、还要同时“打击黑社会与地痞流氓”。是的，这些在中共的监察体系下全部都只是“一件小事”，不会得到关注。
在此之外，“地下红军”路线又使用上了自己的经典描述—“不暴露政治性质的”某种政治行动。相当明晰的是，这种含糊的路线与概念在触及到细节的行动后就会彻底地陷入自相矛盾中，继不带有政治性的地上暴力后，马列毛大群又开始声明绑架中共政要是没有政治性质的、审判中共政要也是没有政治性质的、“不暴露暴力性质”地暴力处决中共政要更是没有政治性质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在面对什么无政治性质的政治审判或是什么非暴力性质的暴力处决之类的文字游戏时应当直接了当地提出质疑，如所谓地下审判是按照什么法律条文定罪的？此类法规又是如何起草、制定并通过的？事实上“地下红军”路线中的地下审判和地上暴力最终都会走向相同的结局，即毫无规章与程序的泄愤式私刑。
此类含糊其辞的路线本质上就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底层逻辑进行了偏离。在“地下红军”的八股文中我们能反复地看到这些纸上谈兵的指挥家们说一个革命组织要做一、二和三，至于过程如何、实际又会碰到哪些阻力一概不予展开，并尝试用文字游戏规避开那些真正重要的话题。比如，假设有人质疑地上的暴力斗争该如何抵抗军警，马列毛大群就说地上暴力是“与政治不相干的”，所以中共不会下狠手。实际上，共产党人要思考的从来都不只是“革命组织要办什么”，而是“革命组织要办什么，又该怎么办？”，毕竟“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第四，我们还能够通过“地下红军”路线对其如何胜利的机械论证来再次佐证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脱节。总的来说，“地下红军”路线的空想家们单方面地在互联网上规划了中国革命的四大阶段：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以《社保补贴、舆论讨薪、持刀伤人——三则新闻看中修治下无产阶级的无权惨状》为例，在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该路线要“在远离中修专政的环境中建立革命家组织，革命家组织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组织处于地下状态”、搭建起“革命家流水线”，这样就能使得“组织规模不断壮大，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直到能够支撑起全国一盘棋融工时便进入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 在战略防御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建立的革命家组织就会“派出代办员到地上进行工业化融工，在地上建立工人组织”，然后执行起地上地下暴力之类的模糊工作以“形成局部敌弱我强的形势”；接下来就是战略相持阶段，就开始了在“中修专政力量末梢”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最后“革命的力量不断壮大，中修的力量不断缩减，直到在全局都形成敌弱我强的态势，那时战略反攻时刻就会到来”。
基于该描述我们能清晰地意识到为什么这样的路线是机械的空想。其扎根于两个基本的要素—行动与条件，行动正是我们上文所述的那些模糊不清的、与左派恐怖主义挂钩的、条件不明的方针，即所谓在不存在的“中修专政力量末梢”展开幻想中的根据地工作、搞所谓全国化的恐怖主义和诸如去政治化的地上暴力或地下审判之类的话语；而条件则是机械的对局势的认识，“地下红军”所提到的、能走向“战略反攻”的条件归根结底就是地下组织的“不断壮大”、地上组织的“不断壮大”、地区内的“敌弱我强”和全国内的“敌弱我强”。当然，任何革命运动只要满足了这四个条件就能基本达成胜利，但中国革命形势仍未走向发达难道是因为革命组织都没察觉到“为了胜利，我们应当壮大起来”吗？或者是因为革命者们普遍都未能意识到“为了胜利，我们应当比反革命势力强”吗？
在1902年，当谈论到建设革命组织时列宁曾感叹道：“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弗·列宁《怎么办？》）。同理，现在共产主义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反复地、八股文式地提出诸如“让革命力量壮大，反革命力量缩减”的抽象任务。所有革命者都知道要让组织壮大、要将革命力量发展的比反革命势力更强，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发展起组织、该“怎么办？”，而正是在这些最重要、最复杂、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上，“地下红军”路线的豪言与壮志一并退缩回了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游戏中。
（四）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
发展工人组织与联络网
列宁在1905年是如此总结革命经验的：“暴乱——游行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队，这就是人民起义的发展阶段”，而其中的“游行示威”与“巷战”标志着一个革命政党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领导，让其从原子化的、松散的暴乱中抽身（弗·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其中传达了一个不会过时的明确思想：共产党若是想要组织起成规模的暴力革命与起义，就必须首要能够组织起成规模的工人，这代表着共产党人必须以工人小组为基本单位进入到工作场所中。
工人小组在实际上将以线下党支部的形式活动，但与其他线下支部不同的是工人小组将主攻工人运动方向、集体进入工作场所来发展先进工人。几位在理论和联络工作方面训练有素的党员、足够的持续工作的生活经费和几部加密设备所组成的工人小组将成为党在阶级斗争较为频繁的地区的基本活动模式，其目标为保证工人工作的长期性、小组本身的组织性和活动可拓展性。长期性代表着共产主义者们的工人工作不应当因为计划不周和资金不足而在一两个月后被迫撤走；组织性代表着工人小组本身作为革命政党的一部分沿用着民主集中制的模式进行策略优化和执行，而非如同1873年至1874年俄国民粹派组织起来的“到民间去”运动或融工运动那样松散；可拓展性代表着工人小组本身是以工人运动的种子为意义存在的，而非一棵已经长成的树木，在数年的时间内多个工人小组应当不断地发展先进工人、快速响应当地的工人自发运动并以此组织起更大规模的革命工会式团体。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共产党人的性质不是由其名号定义的，而是看其是否能够参与到工人的运动中去，以最积极且最实际的角度传达革命纲领并以组织的中央机关报完成对先进工人的教育。对于这样集合政治教育、跟进并领导工人运动且由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党直接领导的组织，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工人联络委员会。
有些组织可能会斥责我们说这样建立工人组织的行为是“尾巴主义”是“自发崇拜”，因为去联络、教育和组织工人远远没有他们发八股文的速度快。这些组织忽略了建立各工人组织与联络网是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它能确保革命党在所有群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工作场所内工人思想的统一以及信息的快速反馈，如单个地区内工人活动的实时动向和受组织工人的数量。此外，执行线下工作的党员还应该尝试渗透入工作场所的管理岗位，以直接控制车间并为总罢工做好准备。
在具体的组织方面，一个革命党应该准备好以地区的政治中心划分线下工作，具体设计为：围绕着线下政治中心建立起的地区局将依靠全职的党员同志进行工人工作的跟踪和统筹，而一个地区局将下辖数个行业处，如纺织、运输或机械加工等处级单位。每个行业处则将直接控制数个、数十个在工厂和企业中活动的工人联络委员会。且在执行时，共产党人需要时刻铭记两个概念：行业罢工的局限性和针对中国国家机器的详细策略。
首先，无论我们的目标是暴力革命还是总罢工，我们所号召起的绝对不能是以改善经济条件为目的的行动，这也是联络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以年为单位需要完成的重要教育–为了共产主义革命而掀起的罢工浪潮必须是政治性的、全行业的。正如我们能在1900年代的俄国和1936年的法国大罢工中看到的那样，“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伙伴，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弗·列宁《谈谈罢工》）。这也是设立行业处的意义，我们不能让各行业的工人同志单打独斗，而是靠加密平台与局级别单位的跨行业调度掀起超越单个工厂、单个领域的革命斗争，这也是没有详细组织建制的融工无法达成的。比如1905年10月7号的莫斯科起义就是个关于全行业罢工的的例子，“除排字工人外，烟草工厂、电车都停了工；面包师的罢工也开始了。”这样的罢工是全社会性质的，以城市、行政区和国家为单位瘫痪统治阶级的基层控制（弗·列宁《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
其次，革命者需要通过工人运动来更加清晰地审看我们对抗中国国家机器的策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再幻想受轻度武装的工人能够阻挡国家机器的直接冲击，或是像“地下红军”提出的那种所谓的非政治性暴力来规避监察体系的打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工人运动来瘫痪、阻挠、切断军警机关的正常运转。举例来讲，运输行业处的长途卡车工人们、出租车工人们不再会以不上工的形式来执行罢工，而是将车辆停在街道的交叉路口以阻塞军警调动、在政党的调动下接载被动员起来的工人以负责串联和支援。简而言之，革命党领导下的罢工不只是为了停止为资本家做工，其同时还需要为政治运动贡献力量。
统一指挥/占领工厂/组织生产与分配
科学社会主义在革命的进程中所强调的是对现实的妥善分析，这不只是列举出有哪些有利条件，如阶级斗争持续高涨或左派情绪正在扩张，我们仍需要妥善的意识到那些客观的不利因素。先前我们所批判的左派恐怖主义、城市游击队和“地下红军”路线通通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所有的暴力斗争都需要后勤的支援，只因为任何被动员起来的工人和受罢工波及的群众都需要吃饭。这一原因打垮了大部分的经济斗争类运动，例如以2025年12月深圳易力声公司的千人罢工为首的的各类中国工人运动，工人们在没有资金储蓄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支撑起几周、几个月的停工或等待漫长的劳动仲裁程序。
同理，1919年到1920年意大利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场政治性的大罢工不只是走向街头，还包括占领工厂及其中的生产资料，为革命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红色两年最终失败的教训也教导我们，这样的生产不应该是以工作场所为单位的，而是以革命者所能控制的地区为整体来进行运转的。这代表这我们需要建立能够临时接管瘫痪的国家机器的机关。
1925年到1926年的省港罢工给予了一个相当正面的参考：“组织方面，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举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大会选举十三人为委员，为最高执行机关。其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保管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皆直隶于罢工委员会，分头办事，秩序井然”（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如此由工人阶级建立的接管机关才有能力去实现临时的执法权，且和“地下红军”路线提倡的、畏畏缩缩的去政治化和秘密化不同，为了组织起更多的工人，这样的机关只能是公开行事的。这当然不代表一个在地下活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会变得毫无用处。事实上，省港罢工的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党人的缺位而导致的，这正好映射出了1926年最深刻的教训–“共产党人从没有教人家必须使这一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具有它本身的政治方向，给它以一个远景和一枝旗帜，这支旗帜使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利益而参加阶级斗争的战场”，无论是当时的中共还是共产国际（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由此可见，这样地区性的“罢工委员会”或任何对资产阶级统治真空的接管机关都必须由从一开始便领导了罢工运动的革命党直辖，不过这不代表任何岗位上的工人都必须成为党员，而是整个行动的走向将由党的地区与中央机关计划和整合。工人将为保卫共产主义革命而进行生产和分配—这样的权力和资源不应该被让渡给任何同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1926年的国民党、当下的中共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党派。
所以，一个接管类机关应当做到什么？正如上述省港罢工所完成的那样，由工人和共产党一同建立和指挥的机关应当首要恢复罢工前期所中断的生产，在机关代表所领导的车间中，旗帜、标语、衣物、医疗用品、化肥、枪支弹药等工业品都应该持续地在工作场所中出产并受投入-产出式的计划管理；所接管地区原本的政府财政也应当被一并转交给机关相应的财政部门；在乡镇，接管机关应当控制原本流转给企业的农地以供给城市或前线的粮食需求；广泛的工人武装需要被建立起来以保卫这个临时的政权。
但共产党人清楚的知道，革命不是简单的算数题，不是“地下红军”那机械的阶段论。所谓受接管地区愈来愈多导致中共的垮台是过分乐观的预计。接管机关是无法和中国国家机器进行无限的对峙的，资源会耗尽、财政会见底、工人武装也无法和统治阶级的大量军队进行抗衡。而且工人阶级是否能够接管一个地区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受瘫痪的国家机器的剩余势力很有可能与罢工工人保持僵持甚至仍呈优势。就算基于明晰结构的基层政治组织能瘫痪与迟滞监察体系的反击，仅仅是拖住中共的军警机关也是绝对不够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且专业化的革命军队。
国家职员与革命军队
共产党人在将来的运动中所需要的不是让中共付出多少代价，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上述的大罢工和接管机关是暴力革命的骨架，其确保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那一支革命军队就是整个身体的肌肉。对于夺取政权来讲，无论是骨架还是肌肉，两者都不应该脱离彼此。总罢工负责瘫痪与占领工厂，革命军队负责夺下地区政府；革命军队负责保卫接管机关并进一步加强后者对社会各部门的控制，接管机关负责调动起生产来支援军队的需求；革命军队负责在与统治阶级的正面战场开辟新的解放区，接管机关负责巩固这些地区的形势以防止反革命势力的反扑。这样紧密的互生关系表明了在工人工作以外，共产党人还需要去争取国家职员以建立革命军队。
如今，有些空想革命家们不认为争取国家职员是必要的，觉得单纯地依靠给工人或贫农发枪就能代替专业化的军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刨析，即软件与硬件。
在一场暴力革命中，革命军队坚决不能被浅薄地定义为“拿着枪的人”，这直接忽略了软件上的需求，也就是对纪律、专业化素养和组织化程度的高标准。早在1905年，列宁就曾在敖德萨起义后宣布“军队转到革命方面，轰动了全俄国和全世界。继黑海舰队事变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加积极地组织革命军队的尝试。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这些尝试，向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说明革命军队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中具有的全民意义 ”，其随后又总结了一条建立革命军队的要领：“无论革命军队或革命政府，都是高级类型的‘机体’，它们要求建立复杂的机关，要求发扬公民的自觉精神，如果指望轻而易举地一下子立即完全实现这些任务，那就错了”（弗·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如此“争取既有军人以建立革命军队”的原则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减弱，因为几个革命的核心形势从未动摇：第一，共产党需要有能和资产阶级军队做对抗的能力；第二，从零开始培植起一支军队是不可能的；第三，国家的暴力机关并非绝对忠诚。敖德萨起义后由布尔什维克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都证明了这一点。
举例来讲，看似作为“争取既有军人以建立革命军队”的反例的中国工农红军实际上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佐证。在中国革命中，无论红军看起来多么“草根”，从其基层到核心的领导大多都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如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前国民革命军等身份在整个红军的人员组成中都相当常见–“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如此总结道（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以1934年到1936年的长征这一军事和革命历史上的奇迹为例，红军的领导层包括武昌起义部队出身的朱德、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的林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等，甚至连指挥不当而导致巨大损失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专业训练。可见，虽然红军的确包括了如毛泽东等未就读过军事院校的革命家，但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与所谓软件，即红军整体的军事素养是绝对脱不开干系的，而这样的素养多数来自于资产阶级政党或政权下的暴力机关。
在软件之外，共产党人也必须考虑硬件上的劣势。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游击战争时浅要地提到过，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所持有的暴力机关和相应的物质资料是相当可怖的，这一点是随着应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深的。在20世纪初期，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大多不会在硬件上较所属反动势力的军队存在过大的代差，但即便如此，长征期间国民革命军所装备的飞机和军舰也是红军所无法获得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代差只会越来越严重，革命党若是不争取军队，就存在使用轻武器去对抗坦克、自行榴弹炮或喷气式战斗机的风险，这对于革命运动来讲是绝对不可承受的。
那末，共产党人该如何争取以军队为首的国家职员呢？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好针对国家职员的渗透和宣传准备。以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为例，在社会各岗位上的革命党党员应该学会接触所谓体制内人员，这包括通过工作交流等机会进行的间接建联和直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直接建联。以此方式，共产党人需要建立起一张针对统治阶级的情报网，对公务员系统内部情况和动态进行追踪，如基层维稳机关的政策和动向。历史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中央特科就对国民政府展开了渗透行动、发展政府内的线人以保全脆弱的中国革命力量，而这正是一支没有足量武装的革命队伍所需要的。但这项工作的范围永远是有限的，相比于在工作场所中成建制地开展工作，复杂的政审和公务员考核决定了只有少部分同志能够成功地完成渗透，但此类情报工作将在国家机器收到各类危机之冲击时发动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战争、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危机、中共党内分裂等情况（详见下一小节“时局和形势”）。当此类变局出现，革命党就能够更高效地以情报网中的各位同志为锚点展开对其周围国家职员的宣传攻势，以促成接管机关的建设和武装力量的获取，这一情况适用于基层党政机关、公安系统与军队。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是由齿轮和钢筋组成的，它是由心脏如我们一样跳动的人和无数许诺造就的。这些许诺需要给予公务员们一个铁饭碗以及福利待遇、给予基层士兵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但这些许诺就如同国家机器本身一样存在着裂痕。中国在2024年就已经达到八千万人这个体量的公务员系统就出现过奖金停发、福利收紧、甚至是工资削减，而这样的现状也逼迫中共在同年7月补发薪资涨幅；同理，当中国在扩张自己帝国主义影响力范围的对外战争中出现失利时，军队内部对其指挥的忠诚也会被打击。
此外，这种对国家职员，特别是军队的争取一向存在两个阶段：放弃给统治阶级送命和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献身。简要地讲，就是军队需要完成先脱离国家机器再被组织为革命队伍这两步。在俄国革命中，政委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旧军队的组织。在长期的执行中，“政委由革命工人和共产党人担任”以“负责政治和教育工作”，且“在不干涉指挥官的纯军事工作，决不削弱指挥官的权威的前提下，创造条件，使这种权力（旧有军队士官的军事指挥权）不至于损害革命的利益”（托洛茨基《红军之路》）。在中国革命中，1927年被镇压的秋收起义也使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原则，并在1938年将革命党与革命军队的关系深化为了“党指挥枪”（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由此可见，与革命党人在接管机关中的作用一样，若是想要集中地把军队组织起来，基层士兵周围的党员和党组织是格外重要的。
最后，我们可以一窥革命军队与接管机关是如何协同工作。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经验。1917年8月，俄国临时政府陆军总司令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发动了针对临时政府，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政变。这一场针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行动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响应，其妥善地调动起了接管机关，即工农代表苏维埃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接管机关发挥了出色的阻塞和支援作用：“那几天，铁路工人尽了他们的责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很神秘地走错了路。本团不能与本师会合。炮兵走到断头路去了，指挥部和指挥的部队隔断了联系。所有大车站都设了苏维埃，铁路工人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电报工人通知他们以一切新闻，活动和变化。电报工人也扣留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凡是不利于科尔尼洛夫派的消息，立刻被誊写了，散布了，张贴了，从这人嘴里传到那人嘴里。机器工人，扳道工人，加油工人都成了鼓动家。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在这种空气之中前进的，或在这种空气中停顿下来的”（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在此之外，以普蒂洛夫兵工厂为例，城内兵工厂的工人们一共赶制出了大约12万支步枪、300门火炮和对应的弹药。同时，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也积极地参与了30万赤卫队预备役的训练并宣布对革命的效忠：“水兵们要求波罗的海舰队诸军官，签字宣言尽忠于革命；战舰彼得保罗号上四个军官不肯签字，而且自承为科尔尼洛夫派，全体水兵遂决议立刻把他们枪毙了”（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时局和形势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基本共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而对于当代的中国革命者来讲，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在危机期间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
针对时局与形势，当代左派的各思想分支中诞生了两类谬论：第一类是我们一定要等到中国国家机器崩溃、各地军阀割据的时候才开始组织像样的革命党，因此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无用的；第二类是我们对革命的计划可以不将时局作为设计的一部分，像“地下红军”一样机械地划分革命的各时期。这两类处于事物之两极的谬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该采纳的。暴力革命不是一场属于机会主义者的一蹴而就的幻想，也不是按部就班的电脑程序–机遇会出现，意外也同样会。
我们可以大致将一切可能会出现的形势划分为“危机”与“结果”，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各危机的复合性，各类危机从不形单影只地发生，因此单单列举出情况的种类会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帝国主义势力间爆发的战争就可以能引发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帝国就因为协约国的海运封锁和盟友粮食补给的断裂而在1916到1917年的冬季爆发了史称“芜菁之冬”的大规模恶性营养不良与饥荒；同样，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数据，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影响到了全球30%的粮食出口与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能源的供给。在战争之后，部分危机也许会在前线的炮击停止后消散，但社会的动荡是不会快速自愈的。如1918年之后的德国，整个国家仍存在大量的社会危机，如不稳定的魏玛政权、1921年到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数以百万计的从前线归来的士兵。
这些连贯的、不断的、复合的危机状态将在大体上构成2026年至未来几十年的国际形势。而这些危机状态所造成的利好革命的契机是共产党人必须要抓住的，就像我们先前论述的那样，当工人阶级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其斗争的政党时，这个党绝对不能是国民党、纳粹党或任何资产阶级政党。
举例来讲，危机下最常见的情况便是国家机器的崩溃与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设想中共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崩溃将带动什么：其500万个基层组织会停转、维稳的能力快速归零、枪支和出版物的管控也会松懈。但和整天想着中共在一夜之内灰飞烟灭的海外自由派们不同，共产主义者会清晰地认识到无政府状态不会自动地带来民主或自由，更不会使得我们在没有革命组织的情况下组织起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和军队。正如上文反复强调的，若是没有强有力的共产主义革命党，军队会是涣散的或是走向地方军阀化的，工人阶级也难以独立建立能长期运转的接管机关。换句话说，当“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的时候，如果共产主义者还在幻想什么“地下红军”夺权或“战略反攻”，那最终建立专政的还会是资产阶级，不论是其建立的是20世纪的韩国或拉美式的高压军政府还是自称将贯彻民主精神的自由派政府（弗·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因此，共产主义者必须做好准备和计划。在理想状态下，党组织能够依托着危机彻底爆发前所建立的联络网来组织工人工作、争取军队并准备好在一片无政府状态中建立秩序；但我们同样需要考虑非理想状态，如在对外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戒严、通讯中断和强制动员下，我们必须能够基于海内外的线下政治中心和预备的通讯渠道来保全革命力量。简而言之，共产党人需要有承接住任何形势的能力，无论其对革命所做的是推动还是阻挠。
此外，当中国革命出现了实质性发展时，世界革命的爆发和国际支援也是必然会到来的，只因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使得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无产阶级在斗争层面的联系将发生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双方基层士兵之间，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德国与俄国军队都发生了基于士兵委员会的起义。这样的联系还将发生在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之间，所以在21世纪建立起与国际上的革命者之联系和筹建一个国际共产党的联合革命组织都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由这样的联系而起，横跨多国的补给线路、安全稳定的指挥部和支援起义的国际纵队都将因世界革命而被建立起来 。当然世界革命的机遇也伴随着风险，因为国际上革命势力的联合也同时映射了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这使得亚洲、美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运动被孤立地击垮的风险将无限攀高。
（五）结语：该从何处开始
上述的一切，无论是策略还是时局，最终都是一支革命队伍需要在中长期所计划的。这些工作无疑都相当地重要，但一个大部分左派组织都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从何处开始，而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又该如何走向革命的胜利。一些空想家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前一部分，他们说我们现在该专注于融工、开设几个理论教育班或者收缩到国外，至于我们的未来现在暂时无需讨论； 有一些空想家只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后一部分，他们专注于描绘中共将如何被自己的地下暴力团体击败，至于现在只要安心写八股文即可。
这些只言片语、避开重要问题的回答都无法带领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应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的一切工作将聚焦于消解、降低和应对革命的被迫性。在一场暴力革命中，被迫性是革命者最大的敌人之一。俄国革命的被迫性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城市粮食供应不足等问题，因此布尔什维克被迫地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与颁布了新经济政策；中国革命的被迫性来自于共产国际干预、缺乏独立的武装力量等问题，这些因素使得省港罢工被迫解散、工会领导人与共产党员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屠戮。被迫性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当革命爆发后、当运动走向高潮时，共产党人将面临空有目标却没有实际资料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到革命家们选择做出“必要的牺牲”或“退一步，进两步”的决定。在理想的环境下，没有人不想在1918年的3月从布列斯特一路将世界革命的趋势带到柏林、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支援当地的工人与军队起义，但在现实中，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被迫后退并接受暂时的牺牲。
这些暂时的牺牲让革命党和其建立的政权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必然会再次受被动性所迟滞。这一结论是我们无法在当下通过完美的预测来避免的，但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是从现在开始降低被动性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从我们明确知道的事项开始。比如现代的左派团体缺乏对群众运动的参与和领导，而我们知晓在将来的运动中这一缺点必将被放大且存在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受资产阶级的篡夺的风险，那末筹建线下的党支部和工人小组，对学校、街道和工作场所中发生的运动进行追踪和介入就是一个革命组织有必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的工作。我们也都知道如今革命组织的纲领与机关报仅仅是在墙外的线上平台传播，使得大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并不知道我们的目标与路线，那末通过线下的学社和学习班来流通与普及我们的纲领和机关报也将成为一个明确的、从现在就能开始着手的工作。
无论这些工作看起来和最终的暴力革命怎样遥远，我们都不能功利地去曲解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一个接管机关是在一个能支持政治斗争的政党下建立的，而支持政治斗争这一能力则来自于由切实的、由工人联络委员会和各类基层党组织所组成的基础；一支革命军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而军人没有继续为统治阶级卖命或导向军阀势力的原因是当他们归乡时，社区里贴的是共产主义者的标语。
况且，暴力革命的成功也许遥远，但是对一场革命的需求并非像许多左派常常设想的那么遥不可及。那些所谓的暴力革命的专家可以反复地对着自己的八股文精雕细琢，但是他们总是不考虑一个假设：假设明天国家机器因为某些原因而崩溃了，自己的几百篇八股文能起到什么作用？假设明天台海战争爆发了，革命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保全？假设明天我们就急需领导起一场革命，自己今天做的工作是否有让未来少些被迫的牺牲？
所以，当被问及我们现在该从何着手以掀起一场暴力革命时，共产主义者的答案是：我们需要明确认知到情况的紧迫性，保持着对局势的及时分析和对未来行动的计划，同时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
就让我们做好执行长期斗争的规划，并假设风暴会在明天到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