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晓衍
囚徒困境
中共热衷于对外宣传自己的发达城市的歌舞升平、高楼林立，夜晚的霓虹缤纷美丽而又醉人无比，仿佛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工人已经过上了中共曾经承诺过的日子：工人掌握了政权，掌握了生产资料，迈进了社会主义时代，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然而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作为建设起那一栋栋高楼的工人建设者，他们却被自己的劳动“拒之门外”，繁荣和财富不属于中国工人，但劳动上的剥削、人格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压迫却归他们所有，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21世纪压在中国工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从何而来？生产过剩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1844经济哲学手稿》的剧本再次上演：商品趋于丰富，工人趋于贫困，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越多，他越贫穷。生产和占有在本质上的不统一使得社会的阶级关系开始愈发紧张起来——这是中共资产阶级波拿巴所不愿意看到的，它必须尽它所能处理过剩产能，从而最大程度缓解愈加紧张的阶级矛盾。它主要有两种手段去应对：第一，它可以选择对外输出，利用其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政治或经济手段， 将国内的过剩产能输出到国外市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高度依赖中国出口商品的廉价程度，因此劳动产品必须低附加值，在生产上就必须压榨工人，压缩工资以及提高工时，同时，中国的廉价劳动商品也会对其他地方的市场进行挤兑，引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第二，它可以选择对内消化，利用国家机器干涉市场价值规律，有意识地把资源向中东部地区引导配置（乡村振兴），寄望后发地区新兴产业的用料缺口能够承担一部分对过剩劳动的消化，同时，如前所述，工人工资被压缩，对过剩产能的消费力下降，企业为了商品能够卖出去，必须互相打价格战（外卖商战）、鼓吹消费噱头（节日促销），从而利润率下降，迫使企业对可变资本进行压缩，也就是加大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同时进行裁员——这就又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中共给出了它的方案：它有意识地把资源配置到了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和国家叙事高度相关：与外部帝国主义作竞争、民族复兴等，例如新能源、半导体、载人航天。中共在此类尖端产业上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投资和竞争，其目的有二：一是抢占先机，争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前建立起生产标准和生产体系，并通过输出标准和体系攫取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财富；其二，开发新的产业和建设过程能够提供工人就业，有助激活新的经济引擎，解决目前工人就业的问题。但是，对于新兴产业的集中投入必然使得对旧有产业的相对权重降低，非战略性资本转而依靠央行放债维持生息，这又回到了前一段所阐述的企业困境。
本文无意讨论中共的方案在纯粹的“蓝图理念”上或者现实发展中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有效性。重要的是，如今中共力图寻找新的经济引擎，那么也表明在过去也曾存在着新兴过的经济引擎，旧的引擎是什么？它目前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中共不得不另觅新欢，以及导致社会的生产陷入绝望的困境：贫富悬殊日趋严重，工人时刻面对失业的威胁，不得不将自己彻底异化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以供人挑选，他们不比社会上的任何群体懒惰，他们甚至能忍受残酷的996劳动模式，却不能拥有相配得起这种劳动强度的劳动成果；社会化大生产将个体以原子化形式分离，一切生产成为了商品交换的延伸：教育、医疗、住房、结婚，面对庞大的成本，个体望而却步，转而画地为牢，陷入迷茫境地，游离在资本创造出来的消费幻想中麻痹着自己；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存量竞争使得工人阶级互相展开生存权争夺战，以宏观视角看，资本主义笼罩的世界将一国矛盾也同时扩大到国际矛盾，各地工人在其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下纷纷将仇恨投射到彼此，而不是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旧的引擎到底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产业，与其说是产业，不如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掠夺，它集中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以及为了追求利润而毫无下限的疯狂手段——即支撑了中国20多年来发展的、以土地资源为导向的房地产产业。在经济上，中共默许了其对中国一代工人的活劳动的盗取；在政治上向工人表明自己在内容上已经背叛了工人、背叛了共产主义，并成为了资本的守夜人。本文将会在历史起源、运作机制上切入，详细剖析房地产如何结合中共的政策兴起，并初步蚕食工人的财富，最后绑架了整个国家，骑劫在社会发展之上的全过程。
一拍即合
1994年以前，中共的财政政策实行“财政包干制”（类似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办责任制），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商讨出一个固定的上缴税额，地方政府可以保留剩余以做地方发展。这种制度在80年代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的经济起到鼓励作用，不过却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地方政府有了钱不愿意上缴，选择“藏富于企”，擅自减免税收，导致国家整体税收能力下降；第二，由于地方有钱不上缴，导致中央财政收入连年下跌。这导致了：中央极度缺钱，但地方政府却富得流油，甚至中央还得跟地方政府借钱发工资，所谓的宏观调控能力几乎丧失，不利于中共的稳定统治。
因此，中共设计出了一套叫做“分税制改革“的财政转换策略，意图把经济主权垄断在中央政府手里，通过重新划分税收制度和征收机构，将国家财权集中在中央：首先，征税开始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而是直接划分税种，比如中央税（关税、消费税、央企所得税）、地方税（营业房产、早期个人所得）、增值税（此税种和经济发展主力直接相关，改革规定中央拿75%，地方留25%）；同时，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在征税时做手脚，征收机构也重新进行了划分：国税局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局负责征收地方税（这一体制运行了24年，直到2018年才再次合并）。
经过改革，中国的经济形式出现了这样的转变：财权向上集中，但是事权却下落地方，换言之，中央政府抽走了大量收入，却承担相对于整个国家运行的少量支出（主要有国防外交等）；地方政府留下少量收入，但是地方运行要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教育、医疗、治安、基建等）。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直接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抬到峰值。同时，旧版《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又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手段极其有限，此时地方政府被迫寻求出路解决自身财政问题。尽管增值税大头已经被中央抽走，但是彼时土地资源没有被纳入共享税中，而且所有权归地方。由此，地方政府偷摸着发现了一条可观的赚钱路数：那就是通过出让土地来弥补财政缺口，以及完成经济指标和基建增长的任务。问题在于，土地是可以卖，但是谁来买？怎么样才能决定土地能赚钱？
一个微妙的巧合是，在分税制改革不久后的1998年，另一个改革也得到了实行——那就是中共对于住房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的商品出口遭遇重创，彼时中共通过出卖中国工人给资本主义世界而获取利润的路子受到冲击，过往轻工业消费品出口开始趋于饱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任何时候都关心的问题此时也变成了中共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消费——必须要有整个社会程度需求的大宗商品消费，才能拉动为其配套的全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而重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当其中的，中共选择了住房。另一方面，我们尚且可以猜测中共“人性未泯”吗？在逐步把经济主导权让渡给价值规律的十几年中依旧保持着“福利分房”（即单位建房，免费或低租金分给职工），不过后来的事实反应，中共只是没有狡猾到能够在背叛的第一日就敏锐地嗅到土地的商机——一直1998年它终于意识到了，当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通知》（即著名的23号文），明确表示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是划时代的一步，住房从基本需求变成了商品，这种变化的后果是什么？
既是商品，那就要服从商品交换的逻辑，就要服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从前工人生存的基本需求，现在变成了商品，它反过来要求工人必须付出劳动获得货币，才能获取生存的必要资源——工人的劳动成果，现在反过来凌驾在工人之上，我们看到了“异化”。住房商品化的制度设计非常理想，几近新加坡模式：期望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最低收入家庭租住廉租房。而且，中共还十分“贴心”，担忧工人买不起房，还特意出台了配套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按揭），给工人们买房大开门路。地方政府的收入依靠出让土地来获取资本积累，住房建设需要土地，因此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承建商首先一拍即合，建立了深层次的交易关系：地方财政垄断土地，将土地卖给商品房开发商赚取高额利润，开发商嗅到住房商品化的商机纷纷投资买地进行基建，再售卖给工人。但是事情是没有那么简单的，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隐秘的角色——这位角色导致了这个经济模式必然走向暴败，那就是银行。事实上，开发商本身也没有那么多钱，那么第一笔购入政府土地的钱从哪里来呢？他们通过民间借贷和非标融资凑齐土地出让金，在得到土地后进行“四证抵押”，立刻把土地抵押给银行，并申请开发贷款，用低息贷款置换掉之前的高息过桥资金，完成平滑的、高风险的杠杠交易。
整个过程，工人阶级的利益被首先排除在外，从中共的财政转向、地方的财政策略、到开发商的市场投机，每一个环节中共以及其所掌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虚伪面貌都展露无疑，所有的政策明面上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中共也是如此宣扬——但事实上每一步棋的动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致命症结：亚洲金融风暴给中资的出口施压，一直到中共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博弈、地方的投机取巧，都表明了中共在逐步背离社会主义之后，在明面上即使要维护它所剩无几的“红色门面”，在事实上也促使它把工人阶级作为维护自己专制统治的工具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燃料，将工人阶级出卖给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在国内也将工人的利益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事实上情况阐述自此，中央的地方经济政策、地方政府的经济策略、金融机构的参与三方人马结合，形成的是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的“三角闭环商业模式”，而这个模式也就是我们想知道的——第一个迅猛的经济引擎，房地产。
成也萧何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为其配套的整个上下流产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金融、基建、装修、电器家具、以及每一项产业的延伸的服务行业等），解决了中共在20世纪末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出口困局，也就是成功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拉动了内部消费，从而重塑了经济引擎。商品房的开发也推动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国的城市面貌也在短短的2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城市化率从1998年的30%左右飙升到现在的65%以上，政府也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基建（高铁，地铁，CBD等）。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有其繁荣时期是不奇怪的，表面上看房地产经济在20年来带给中国的是经济繁荣，但其实际的运作和内部结构是否健康呢？答案是否定的。
“新加坡模式”本质上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这是因为在事实基础上中共已经是资产阶级波拿巴，其干部也已经是发展出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在整个引擎中所承担的作用不是替工人阶级谋福利，而是无下限操作土地攫取经济利益。诚然，在政策开展初期尚且还有部分力量被投入到建设经济的适用房和廉租房，但是这不仅要求地方政府承担额外成本，甚至还得倒贴去建设，全无私利可攫，既然卖地就能躺着舒舒服服赚钱，那么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官僚群体怎么可能自愿承担经济和社会风险去建设经济适用房？这导致的结果是：经济适用房逐渐被抛弃或搁置建设，甚至变成了官僚权贵的特权，其房产或者建设资金被中饱私囊。于是，出让土地获取出让金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核心赚钱路数，甚至是唯一路数。踏入21世纪，轰轰烈烈的卖地活动开始了，地方政府通过操弄国家机器和垄断土地资源，建立了一个豢养其官僚干部、维护官僚在体制内生存地位、替官僚攫取市场利益的商业游戏，在表面上，它大手一摊表示土地已经售卖了，游戏的下一个环节和它们毫无关系，它现在是市场之上的“监管者”和“调停者”。
我们来看看土地是怎么进入市场的：开发商非常聪明，尽管许多开发商在初期也并非是什么资本大鳄，甚至有许多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付土地出让金，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给了它们另辟蹊径的机会，它们可以通过民间借贷和非标融资获取第一笔资金，先交付土地出让金获取土地，然后就是金融手段绑架工人的开始：在拿到土地后，开发商并不着急做建设，而是先把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取开发贷款，用开发贷款平掉上一个环节的高息民间借贷的帐，完成资金过渡，这时银行也被动地加入了游戏。紧接着，资产阶级在市场上又开始展现出其毫无下限的一面：它不建设住房或者只是建设一部分，然后先进行预售，哄骗工人借房贷，提前透支工人未来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活劳动，在这一个环节上，工人阶级也被绑架了进来，资产阶级利用“住房”在事实上的生存要素，间接强迫工人阶级为它的住房投机建设分摊风险，工人为了自己的一砖半瓦，只能忍受残酷的劳动剥削，并自愿献出自己的活劳动和生命；其次，预售让开发商提前一步就拿到了部分回报，这样它就又可以在地方政府的土地竞标中竞争获取土地，继续以上的一系列步骤从而赚取天文数字般的利润，发展成庞大的房地产帝国企业，如果失败，它尚且还可以马上圈钱跑路，给工人留下一堆无人管理的烂尾楼。河南郑州是烂尾楼问题的重灾区，例如名门翠园、永威金桥西棠等“神盘”，都是因为开发商的投机操作导致的恶果：它们擅长把A项目的预售款，挪去购买B项目的土地，但是B项目的变现不稳定，如果变现失败，那么A项目所要完成所需的资金就会断裂，最后导致两个项目都烂尾，业主不仅需要自行承担这个后果，一边租房一边还房贷，还要维权，甚至还有云南昆明的“别样幸福城”的例子：项目烂尾多年复工无望，为了生存，大量业主只能被迫住进没有门窗、没有水电、没有电梯的毛坯房里，在套间里搭帐篷，每天爬十几层楼背水，在小区里开荒种菜，场面极其讽刺荒唐。
银行是其三角色，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狂飙期，银行可以说是风险最低、收益最稳的赢家，尽管目前银行存在“坏账”的问题。首先，银行对于抵押品有优先受偿权，不管是借钱给开发商还是工人，都有土地和房子做抵押，如果开发商倒闭，在清算资产的时候，银行排在最前面拿钱；如果工人断供，银行也可以收回房子进行拍卖；另外，中国的银行制度是“无限责任制”，相比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部分州）的“非追索权”，工人还不上房贷，只需要把钥匙给银行就债务两清了。但是在中国，工人是要承受所有风险：例如工人欠银行200万，房子法拍150万，那么工人依然还欠银行50万，银行有权冻结工资卡、把工人列入失信名单被执行人，追债到天涯海角，风险被完全转移到工人阶级，银行这个金融机构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其三，预售资金监管几乎中空，理论上，工人买房的钱（预售资金）应该在银行的监管账户里，按施工进度发给开发商，但实际的操作是：银行为了拉拢开发商，往往配合开发商挪用这笔资金去进行AB项目的杠杆投资，然而当烂尾发生时，银行已经把贷款放出去吃利息了，房子烂尾就和银行无关，银行无需为工人负责，这样工人阶级最后就要吃掉所有的后果。
沆瀣一气
在以上的所有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凌驾于工人劳动之上的、傲慢的、贪婪无度的敛财机器，资产阶级波拿巴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选择了刺激内部消费和垄断国家财权，促使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中央政策而屡出奇招，结合土地政策盘出来房地产的赚钱路数，整个过程以市场和消费为主体，以工人阶级作为经济“引擎”的燃料。不过，如果读者有心发现，我们在上述的讨论中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心态——那就是我们假设了“政府-银行-开发商”的三角关系（以下简称三角关系）是干净的，也就是三者独立、不存在利益输送、互动完全依照市场交易逻辑的理想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么跟工人说，那么就算是对政治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工人，都会觉得我们是吃错了药，因为在事实上，三者勾结的恶劣程度远超工人的想象——地方政府官僚和市场上的投机商人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易，包括纯粹利益的、人情的，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凌驾于政府自行拟定的规则之上。
物质交换是其中一种，例如地方政府需要建设城市（体育馆、展馆、大规模公用基础设施等），但是这些项目通常不怎么能为资本增值，也不利于资本积累，没有开发商愿意干，于是政府就和他们谈条件——由开发商来承包这些不赚钱的项目，政府就承诺把周围的土地便宜地卖给开发商盖住宅，通过售卖住宅来弥补修体育馆的亏损，这也是为什么在房地产发展的中后期，大多数新区都展现出不约而同的“综合体”，基本上一套住宅和周围基建设施高度绑定。
第二种就是定向出让，政府可以举行名义上的公开拍卖土地，但为了引进特定的开发商（例如万达、华润等大国企或知名港资），政府会设定特定条件。例如在拍卖条款里写明：竞拍者必须拥有“建设五星级酒店的经验”或“引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事实上这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具体条件本身就是为具体的开发商量身定做的，而且价格通常也会比市场价稍便宜，作为对开发商引入产业的补偿。
第三种就是调整“容积率”，容积率是土地价值的核心。容积率指的是，一块地如果一万平米能盖两万平米的房子，容积率就是2，如果能盖3万平米，那就是3。开发商如果觉得自己买亏了土地，他们就会竭尽全力最大化土地使用价值，使用各种公关手段游说政府修改规则，提高容积率，例如盖了20层楼之后，开发商觉得钱赚的不如预期多，那就会媾和政府修改市场规则，盖到30层，这样多出来的10层就是平白无故的利润。然而，这种“违建”又因为地方政府对政绩和土地售卖的需求得到默许，于是这就成了权利寻租的高发地带。
这种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媾和屡见不鲜，例如“秦岭违建别墅案”，陕西秦岭北麓被视为所谓的“龙脉”，中共明令禁止开发房地产，但是开发商却打着“文化旅游”、“养老项目”的旗号圈地，实际上是在当地修建顶级的私家庄园和别墅，而陕西省、西安市多级官员（例如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赵永正）对中共的指令阳奉阴违，甚至充当当地开发商的保护伞，接受开发商贿赂，通过修改规则许可让违建合法化，结果就是1194栋的违建别墅被拆除，大量官僚被逮捕，这就是最典型的权力变现，地方官僚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类似的还有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与“千亿矿产”，虽然此案主要是矿产，但也涉及大量土地交易，白恩培的妻子张慧清充当“中间人”，开发商通过张慧清向白恩培行贿，结果白恩培下达指令到国土局，将几十亿价值的土地和矿产资源，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特定商人（如刘汉），这种时候，贪污就不是直接给钱，而是所谓的“雅贿”和“白手套”，而是开发商帮官员的亲属“代持股份”，或者高价“收购”官员手里的一幅字画等。
敲骨吸髓
这个商业游戏的闭环，在事实上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人的基本生存对土地的需求、不平衡的国家财权事权以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市场结合孕育出来的房地产产业在20年间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共时常吹嘘自己的政绩如何了得，如何把经济发展的如此之快如此之好，但事实上，一砖一瓦全部都是工人阶级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劳动打造出来的，那么中共能否扪心自问，工人创造出来的这个繁荣的经济，究竟属不属于工人？
很遗憾，工人20多年来，横跨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劳动，全都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骑劫在工人头上的房地产——背后和国家机器媾和起来的资产阶级，甚至是中共本身。整个商业游戏，本质上不是工人打造属于自己的社会财富，而是为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中共的专制统治献出所有心血。
第一层，我们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对建造工人的具体剥削。首先是层层外包的防火墙，开发商通常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外包给“总包”，“总包”给“分包”，“分包”给包工头，这样子的层层外包把劳资关系中的责任关系不断稀释，最后就是工人失去所有的工作权益，如果欠薪、发生事故，开发商可以大手一摊和工人表示这项工作已经被他们外包出去了，他们不需要为工人的劳动负责，工人此时只能吃哑巴亏，自行承担所有的劳动风险，在法律上也极度难以维权；其次是垫资施工和欠薪问题，开发商有时候为了空手套白狼，往往要求建筑公司先“垫资”干活，后才结账，结果就是压力层层传导，最后就是拖欠工人的薪资，因此我们不乏见到在过去时常发生着工人在年底讨薪无果绝望跳楼的悲剧，本质上就是开发商把资金压力转嫁给了没有抗风险能力的底层工人；最后就是安全成本也被压缩，为了赶工期或者是紧迫的高周转，施工要求一低再低，甚至无视安全风险，牺牲安全措施，工人必须在高风险的环境下工作（例如高空坠落），甚至患上难以治愈的慢性病（例如尘肺）。
第二层，城市当中的工人阶级也在“金融”上被剥削。这是最隐秘、更长久的剥削，它通过债务实现。为了凑齐商品房的首付，一个年轻工人或需要掏空父母、配偶父母和自己配偶以及自己的所有积蓄，这是对一代甚至两代工人财富的一次性收割，同时，首付给完事情还没完，余下的金额以债务形式和工人高度绑定，房贷利息按照计算无异于本金，这意味着工人从买房的开始就将未来的活劳动透支，提前支付给了银行和开发商，此时工人已经变成了劳动的奴隶，他必须劳动才能生存，劳动从工人作为人的集中体现变成了凌驾工人的生存要求，工人被异化得彻彻底底，这种债务把工人的未来完全锁定，让工人终日生活在惶惶之中，不敢失业、不敢生病、不敢反抗，房贷是最好的“工贼”，他让工人阶级变得顺从，以便资产阶级对工人予取予求。同时，工人也变成了公共服务的买单者，大部分房地产的收益都被政府收入囊中，其大多数被用于建设光鲜亮丽的新区、广场，这种建设不仅一方面继续推高房价，也在事实上将底层的工人远远甩在身后，完全不能跟上物价飙升的工人阶级不仅承受高房价，还需要承受由不断推高的地价而造成的高物价，这也是为什么工人在后期会越来越有“物价一直在飙但自己的工资却一直不涨”的感觉。
以房地产基建为驱动、以低工人权益为基础的增长模式终究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它在新冠疫情之后暴露了其最脆弱的两点——它破坏了社会生产中最基础的两样要素：人的再生产和消费。房地产产业把工人当作廉价劳动力，也就是经济引擎的燃料，但是工人首先是活着的人，生物性上需要休息、繁衍和养育的。然而在现实中，政府为了去库存，在政策指向上有意识地把户口、优质教育资源、医疗甚至婚姻和房地产高度挂钩，此时房子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居住场所了，而是变成了工人参与到各种社会生产的“入场券”，为了这张券，有些工人家庭甚至需要透支祖孙三代的财富，结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关系变成了商品交易的延伸，此时房子有否就成了交易中必须被考虑到的筹码，这直接宣告了大量底层工人与不少的社会再生产从此无缘，高额的婚姻和养育成本使工人望而却步，纷纷停止生育活动，从而使出生率连年下跌，对中共珍视的“人口红利”造成冲击。此外，由于阶层跃迁的通道逐渐变窄，工人唯一的路径被挤压到了“考学”上，家长为了教育购买学区房、报辅导班耗尽积蓄，此时教育的启蒙意义也要为商品交换的逻辑让步，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房地产金融游戏”和“焦虑税”，青年工人的动力会因为高企的房价而被消磨殆尽，纷纷选择“躺平”，以被动形式抗议剥削。
经济不仅生产商品，还要求商品得到消费，对工人的极致榨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当中描述的资本主义经典危机：那就是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10年内飙升，房贷每个月准时吃掉工人家庭的大部分收入，一些看上去光鲜亮丽的城市中产实际上现金流动几乎枯竭，工人不敢下馆子、旅游、消费购物，消费行为随着生产的扩大而越发保守，于是，承载着扩大内需目标的房地产居然在20年后回到了它的起点，反过来抑制内需了，工人的钱大部分被房地产挂钩的上下游产业一并抽走，并承受着高物价，这迫使工人保守消费，但与此同时产能却在不断扩大，逼迫中共必须以帝国主义姿态打开别国市场进行廉价商品倾销，并引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在国内，内需不足迫使企业打价格战，引发通缩的同时，企业为了保障利润率，只能不断压榨工人工资，提高工时甚至有规模地裁员，这样就又导致工人愈发不敢消费或者是消费能力不足，形成严重恶性循环。旧引擎的暴利属性，又对实体经济进行挤兑，贪婪的资本发现炒房屯地就能一年赚翻倍，就不会累死累活地做利润率只有5%的实业，企业由于这种畸形的激励机制下更愿意把钱拿去理财、买房而不是去做长期研发。与此同时，社会的某个隐蔽的层面也悄悄地买了单，那就是信用体系的破产，房地产的各种暴雷让工人发现原来只有自己是需要遵守规则的，而银行、政府、开发商则可以为所欲为修改规则，这种剥削机器对工人的专制统治一步一步摧毁工人对社会的信任，当劳动没有办法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当基本的居住权都成为了奢侈品，社会心态将要愈发极端，阶级的矛盾将要愈发不可调和。
我们分析了中共是如何通过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获得有利于它统治的经济引擎，工人又是如何在没日没夜的雇佣劳动中无偿奉献了自己的活劳动予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现如今这个“引擎”已经将要走到它的末路——消费的萎缩促使流动性枯竭，带来的是以房地产为枢纽的、牵动整个社会生产的连锁债务，将要随时随刻地跟从银行里面堆积起来的坏账一一点爆，工人将要首当其冲地面对风暴——失业、贫穷、饥饿、彷徨，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属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工人们必须团结起来，打碎这个在自私和傲慢中孕育出来的、毫无下限的敛财机器！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