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过涯

导言

2025年12月14日，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著名景点——邦代海滩（Bondi Beach）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事件的发起者是一对父子，其目的是当天正在进行犹太教传统节日——光明节（Hanukkah）的哈巴德犹太教会与参与其中的犹太人。截至本文撰写完毕，这一事件已经造成包括一名发起者在内16人死亡、40人受伤。

澳大利亚是一个对于枪支管控非常严厉的国家，这源自于1996年4月28日发生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著名景点——亚瑟港（Port Arthur）的一场大规模枪击案。这一事件造成了35人死亡，17人受伤；而邦代海滩枪击案则是自亚瑟港枪击案以来澳大利亚最大的一起枪击事件。

这是一件难以定论的事件；不同于1996年由个人纠纷与欲望驱使的亚瑟港枪击案，邦代海滩枪击案的背景涉及到当代严重的一股民族仇恨——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矛盾。以巴勒斯坦或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一系列战争为主线，这一仇恨横跨民族、宗教、政治主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成为诸多仇杀事件的影响因素，而邦代海滩枪击的事件似乎再次将仇杀这一概念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邦代海滩枪击事件的动机与真相也其背景而变得扑朔迷离，各种各样的解释、分析、甚至是阴谋论也在网络社群中层出不尽。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互联网上流通着的冗杂信息使得我们必须沉下心来，以科学的方式梳理。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探明客观事件的真相，而非对着网络上随意飞舞的，新闻台上死气沉沉的信息粗暴地得出假设并将其当作结论。

事件经过

于2025年12月14日17:00，哈巴德犹太教会主办的“海边光明会”在邦代海滩活动开始。

于2025年12月14日18:30之前，两名枪手到达了现场。

于2025年12月14日18:42，在摄像头的画面中，海滩上的游客开始大量逃离，几分钟后海滩空无一人。

于2025年12月14日18:45，枪手在海滩北侧开始瞄准并射击。

于2025年12月14日18:48，见义勇为的阿默德·艾哈迈德（Ahmed al Ahmed）夺过两个枪手其中的父亲赛义德·阿克拉姆（Sajid Akram）手中的霰弹枪，并瞄准他。一会后，赛义德再次出现，并被警方当场击毙。

于2025年12月14日18:50，两个枪手其中的儿子纳维德·阿克拉姆（Naveed Akram）被警方击倒，现场至少开了103枪。

于2025年12月14日19:47，澳大利亚警方发布就地避险令以确保该地区安全。执法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

于2025年12月22日，澳大利亚警方公布了一段枪手手机中录制于10月的录像，表明两名枪手曾在数月前在新南威尔士州乡村进行枪械训练；并在公布监控中表明了枪手在作案前 曾经前往海滩“踩点”。在警方公布的资料中表明，两名枪手曾在枪击事件前将两支霰弹枪、一支步枪与自制简易炸弹用毛毯包裹着，运往案发地点。

事件定性与各论调

在枪击发生后，对本次事件的定性成为了最重要的话题。官方层面，澳大利亚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针对犹太人的民族仇恨犯罪，并表示枪手父子为穆斯林。事件的影响会让本就不欢迎穆斯林的大洋洲进一步扩大民族与宗教之间的裂痕。警方报道，在这两名枪手的车辆上搜出了自制的伊斯兰国（ISIS）旗帜和简易爆炸装置，因此枪手极有可能是受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影响并有充分的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动机。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更是直言本次事件是“仇恨意识形态”导致的“大规模谋杀”。

但在非官方、非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内，质疑官方定性的声音不绝于耳。自邦代海滩枪击事件发生以来，它传遍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之上。正如我们曾经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群众运动的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无限扩大化。借着这一媒介，有了许多全新的抗议方式，有了比曾经更加激进、更加新颖的运动方式。”（《共产主义者》编辑部《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革新与坚持》）网络可以在群众运动之中取得广泛的效果，也可能加剧各种矛盾的演化，悄然种下怀疑的种子。

事件发生后，外国贴吧Reddit平台上有一篇贴文爆火，这激起了“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为刻意而为？”的讨论。在这一贴文中，贴主与大量讨论者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一事件为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即通过牺牲一部分犹太裔平民，以及几个演员来塑造穆斯林的“可恶”并维持以色列政府的“犹太人受害者论”叙事。我们可以从历史案例中一窥这一论调的合理性。在1954年夏季，以色列于埃及进行了名为苏珊娜行动（Operation Susannah）的隐蔽行动。在该行动中，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特务在埃及的电影院、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安置炸弹，并试图将此行为栽赃至埃及当地的穆斯林兄弟会、埃及共产党或埃及本土民族主义者身上。然而这一行动由于炸弹爆炸失败而半路搁浅，被称作拉冯事件（Lavon Affair）。

在此之外，人们还提及了令一起由民族和宗教而起的仇杀案件，即2019年3月15日的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在澳大利亚的邻国新西兰，一名28岁的澳大利亚籍新纳粹分子布伦顿·塔兰特使用半自动步枪无差别的射杀了51名清真寺附近的平民。这一针对穆斯林的枪击事件使我们看到了仇杀事件在网络舆论和社会现实种都产生极强的互联性。这一事件也导致了大洋洲对于穆斯林的不友好开端。

如果我们关注邦代海滩的枪击事件背后的种种细节，我们就会发现本次事件中有太多吊诡的事情，使得“该事件背后有别的势力参与”的怀疑不断地在互联网上发酵。例如两位枪手曾在案发前一个月去往了菲律宾，根据马尼拉边检机关的汇报，这对父子分别使用了印度护照和澳大利亚护照入境。这种处处充满异常的、去到第三国的旅行不禁让人思考：他们时候是去接受军事训练吗？还是去和自己的联络人接头？这背后是伊斯兰国还是以摩萨德为首的以色列情报体系？为什么事件发生地点正好是大洋洲这样对穆斯林排斥的大陆？我们不会去揣摩，但我们一定会警惕。

在堆积如山的舆论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一丝积极的信号：哪怕这些言论的外表以阴谋论示人，其内核已经有了抗拒民族叙事的迹象。这代表虽然民众缺乏来自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其对传统的、官方的民族主义叙事之反对是非常明晰的。例如在对假旗行动的推测中，已经有群众开始警惕以色列政府与资产阶级，认为这一事件是统治阶级为了稳定其在中东的领土主动权与政权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统治阶级乐此不彼地套用老伎俩，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民族与宗教分化人民群众，使得群众之间相互仇恨，好像这样就可以稳坐高位坐观龙虎斗。可是现实已经告诉了这些统治阶级，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这一套把戏反复蒙骗，就如狼来了一般，喊多了只剩下谎言；即使这一事件最终被证明与以色列政府无关，但民众的怀疑与敌视，也早已证明它们失去了民心，或者说失去了民族叙事这一意识形态根基。正如列宁所说：“猖狂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钝化、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弗·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基于出身还是良知

在这场枪击案中，无论枪击事件是否是以色列的假旗运动，这位尝试阻止枪击事件的市民艾哈迈德无疑都是一个变量。据报道，阿默德·艾哈迈德是一名拥有叙利亚血统的、有两位孩子的43岁水果店老板。而他的出现无疑是对于民族叙事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起初，他的举动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争议的源头在于——阿默德·艾哈迈德作为一名穆斯林在阻止另外的两名穆斯林攻击犹太人，这种行为在两个本就是敌对民族与宗教的眼里，更像是叛徒。针对于他的各种无法辨别的小道消息也因网络而走红，有人说他是基督教徒；有人说他是犹太教徒；也有人坚持他是穆斯林这一观点。这些讨论应接不暇，如排山倒海般涌来，且都尝试在一个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 阿默德的见义勇为是源自于他的民族血缘和信仰。然而，这些民族叙事的拥趸，无论是穆斯林还是犹太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救人”这一最朴素的概念是不会受其身份动摇的。

想要构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要有被构建的“他者”。民族主义者将他者中的人本质化、抽象化为某种符号，以把真实的生活抽去，把具体的人的对抗幻化为抽象的民族的对抗、宗教的对抗，并进一步把这种对抗视为“正义”和“邪恶”的对抗。无论这件事背后是否有某个势力在暗中资助、支持，统治阶级都一定会竭力将其渲染成它是如下观念的表现：某一批人本质上就是残暴的、邪恶的、顽冥不化的、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必须严加防范的、非人的。它给国家以充分的理由加强“公共安全”、侵犯群众隐私、没收民间武装，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器的专制性，而国家能够如此做的前提之一就是它看起来是能够进行这种管理的唯一者，是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调停者。因此，这位热心市民的出现，一方面能够打破抽象的民族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证明群众的力量而不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而存在的暴力机关才是制止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

而相对的，以色列犹太资产统治阶级针对于穆斯林群体的压迫也导致了今天的结果；澳大利亚枪击事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以色列资产统治阶级过度利用自己的历史受害者身份并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等种种原因埋下的祸根。在这里我们必须声明：民族的压迫与压迫民族的压迫是两回事；正如列宁所说：“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弗·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总是反动的，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具有民主性质。

民族主义的真面目

在这么一件迷离扑朔的复杂事件中，我们的锚点其实非常具体。锚点其一在于民族叙事的真相，而其二则在于我们该如何看待民族事件的矛盾与仇恨。

澳大利亚枪击事件固然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的事件，然而它却揭晓了民族主义叙事的真面目。当统治阶级通过民族叙事来反反复复为自己民族的苦难扩大化，并以此来尝试奴役群众以仇恨他人之时，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绝不会再容忍下去。正如阿默德一样，不被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所绑架。

马克思曾对民族斗争、民族解放做出了相当多的解释：“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所谓的“民族光复”、“民族觉醒”、“为我们的民族苦难而报复回去吧！”这样的话无非就同本文所说，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用民族叙事来压迫本国人民，伤害他族人民的武器。当工人运动越来越发展，民族主义则越来越惊慌失措，也越来越疯狂。列宁曾经说过：“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愈疯狂地企图镇压或分裂它。用暴力来镇压和用资产阶级影响来分裂，这两种方法正在全世界、在各个国家中经常地运用着，统治阶级的各个党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而采取那种方法。”（弗·列宁，《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当一次又一次的民族仇恨事件出现，群众的运动与反抗也会愈来愈强烈；直到有人不再被仇恨卷入两极对立的漩涡；直到有人开始跨越种族与仇恨只为帮助他人；资产阶级民族叙事那可悲的幻梦就会毫不犹豫地被进步的无产阶级瓦解。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