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野
燃烧的世界
当前世界各地冲突频发，具体体现为大国和地区强权之间矛盾的升级。这些冲突包括中美博弈、中日关系紧张、俄乌战争、中东局势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长期冲突等。这一系列冲突并非为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全球资本集团、权力体系之间矛盾的集中表现。
首先，中美两国博弈的日益加深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局势。目前中美在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领域进行全方位竞争。例如，自贸易战以来双方互征高额关税的行为就是一场无声的较量：从数据上看，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平均关税达47.5%，覆盖所有中国商品。而中国对美平均关税也在31.9%左右；在科技上，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比如说美国在2022年10月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级芯片及设备，且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美中双方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地缘上，美国加强了印太军事存在，这一行为引发了中方警惕。在西太平洋，中美军机对峙频繁–2021年以来中国军机对美军机进行近200次危险拦截，若包括美国盟国飞机，则达300次，这些对抗都在显示中美矛盾的日益尖锐。
其次，中日两国随着高市早苗的上台摩擦不断。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和领土，如钓鱼岛问题上的举措引发中方不满，还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被重提更加程度上加剧两国的矛盾；另一方面，日本大幅提升军事能力：2023财年日本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6.82万亿日元，约514亿美元，比上年暴涨26.3%，约占GDP的1.19%，并计划到2027年提高到GDP的2%。日本还追随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比如自2023年7月起限制23种半导体设备对华出口，在安全上日本融入美“印太战略”。中国则加强在东海和台海的军事存在。双方在安全领域日趋警惕，历史与现实交织令矛盾升级。
俄乌战争及其外溢影响也是目前国际冲突的主要事件之一，从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至今持续，对地区和全球造成深远影响。这场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截至2025年中，乌克兰至少13,580名平民丧生、34,115人受伤，其中716名儿童遇难。战争还引发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全球登记乌克兰难民约690万人。冲突外溢冲击全球经济：乌克兰和俄罗斯是粮食和能源出口大国，战争导致粮食和燃料供应中断。2022年初战争爆发时，小麦价格一度骤涨50%，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欧洲则面临能源危机。地缘上，俄乌战争加重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峙态势，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安全关切矛盾凸显，这次战争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全球通胀上行、地缘格局对抗加剧等。
同样，伊朗问题与中东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伊朗核问题及地区影响力使中东局势长期紧张。2018年美方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制裁后，美伊对抗升级。伊朗则在制裁下加速核计划：截至2025年初，伊朗已累积约274.8公斤浓缩至60%的铀（比2024年底增加近50%，且距核武器所要求的90%仅“一步之遥”）。这一发展引发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强烈关切。此外，伊朗通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政府等扩大地区影响，与以色列、沙特等形成博弈。中东整体格局因此受到伊朗因素牵动：2023年虽然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恢复邦交缓和矛盾，但2025间，以色列通过暗杀、间谍活动、恐怖袭击、军事占领等手段逐渐摧毁了伊朗扶持的抵抗之弧，并随着美国下场直接轰炸伊朗核设施后，中东格局越发复杂。
此外必须要提及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久以来一直有大大小小不断的冲突。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正面开启战争冲突。截至2023年12月中旬，加沙已有超过20,000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其中约8,000名儿童、6,200名女性这一数字到冲突后期更大。加沙城市成片废墟，医疗系统崩溃，被联合国称为“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还在约旦河西岸打击巴勒斯坦示威者，地区局势高度紧张。同时阿克萨洪水行动中也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的死亡以及双方的人质事件。巴以冲突的加剧不仅是民族宗教矛盾，更牵动了大国博弈。美国等西方国家力挺以色列、伊斯兰世界的各政府群情激愤。这场冲突凸显了殖民遗留问题与冷战以来帝国主义介入交织的复杂性。
这些冲突表面上发生于不同地区、涉及不同主体，但本质上都源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霸权竞争和利益争夺。各国统治阶级为争夺市场、资源和地缘优势，不惜挑起战争对抗。这直接反映在全球军备竞赛上：2023年全球军费开支飙升至创纪录的2.44万亿美元，同比实增6.8%，为冷战后最大年度涨幅。美中俄等大国军费连创新高（例如美国9160亿美元、占全球37%；中国2960亿美元、同比增6%；俄罗斯1090亿美元、激增24%），地区强国也竞相扩军（日本2023年军费增长11%，以色列增长24%）。全球资本和帝国主义秩序的矛盾正在通过这些冲突集中爆发，战争已经成为体系危机的常态性产物。
全球抗议浪潮
需要关注的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冲突升级下，反战与反帝运动越来越声势浩大。自2023年10月以来，全球已有近4.8万场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占同期全球示威总数约15%。抗议浪潮横跨欧美、中东、亚非等地，体现出反战反侵略情绪的跨国扩散。随着战争影响的扩大，世界各地普通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表达反战、反帝立场。从欧洲、美洲到中东、亚洲，跨国界的反战示威此起彼伏，形成了21世纪以来少见的全球和平运动高潮。反战抗议并非局限于某一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多点爆发。在西方，有伦敦、巴黎、纽约等大城市的游行集会；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群众更是纷纷上街响应。从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到年末，据冲突数据库统计，短短三周内全球就发生约4,200起与巴以冲突相关的示威，遍及近100个国家，占同期全球全部示威事件的38%。此后几个月里，示威继续扩大，到2025年初累计接近4.8万起。例如，2023年10月28日英国伦敦出现数十万人的游行，人们高举标语要求本国政府呼吁加沙停火；同一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有数十万民众集会，土耳其总统亲自出席声援巴勒斯坦。此外，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到南非约翰内斯堡，从加拿大多伦多到澳大利亚悉尼，各大洲主要城市皆可见反战示威的身影。可以说，此轮反战抗议是真正全球性的群众运动。
此次反战运动的参与者以普通民众为主体，涵盖学生、劳工、移民社群和各界进步人士。许多游行并非政党政府发动，而是由草根组织、自发联盟发起。例如，在欧美一些游行中，大学生、教师工会、反战NGO等共同组织游行；中东地区则有宗教团体和职业工会号召大众上街。在2023年2月德国柏林的一场示威中，就有约1万人聚集布兰登堡门，由左翼政治家和和平活动家组织，呼吁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尽快和谈。“不要我们的战争”“谈判而非升级”等横幅反映了普通劳动者不愿充当大国博弈炮灰的心声。各地抗议者主要是关心和平与正义的平民百姓，他们并非任何西装革履、在议会或政府机关穿行的政治精英，却用实际的政治行动表达了对战争的愤慨。
尽管背景各异，但各地反战示威的诉求高度相似，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呼吁立即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如“Ceasefire Now！”成为了欧美反战游行中的主流口号）；其二，反对军事扩张和武力介入，要求停止向战争输出武器、反对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其三，反对外来强权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各国人民自决权利。例如，美国的反战人士既要求停火也反思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传统。在中东国家，游行则把矛头指向以色列的侵略和西方的偏袒干预。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巴勒斯坦”成为近期全球反战抗议的重要象征性口号。在伊斯兰国家，大众挥舞巴勒斯坦旗帜，高喊口号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反帝斗争的焦点。但同时，反战运动并不止步于巴勒斯坦：许多示威者也反对其他冲突（如也有欧洲民众举牌反对俄乌双方的持续战争、谴责北约东扩导致紧张）。这些抗议的共同呼声是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无论冲突打着何种旗号。
值得强调的是，此波反战运动首先建立在朴素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之上。对于绝大多数走上街头的普通人来说，反战并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直观真切的情感冲动：亲眼目睹儿童在爆炸中丧生，怎能不义愤填膺？听闻无辜家庭妻离子散，怎能不感同身受？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战争阴云笼罩，怎能不对无休止的冲突感到厌倦和恐惧？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同情、对暴力的本能厌恶，促使来自不同文化、信仰、国籍的人们团结起来，高喊“停止杀戮”“我们要和平”。例如，在伦敦的游行队伍中，抗议者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哈马斯或别的什么，这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捍卫基本的人权”。美国的民调也显示出民众内心的道义抉择：在加沙战火最猛烈的11月，有68%的美国受访者赞成立即停火并通过谈判解决——这与其政府拒绝停火的立场形成鲜明反差，反映出公众对平民苦难的关切已经超越政治阵营。可以说，这种对弱小者的同情、对战争浩劫的厌憎是超越国界的普遍人性，是各国反战运动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和任务
冲突升级激发了当今世界规模空前的反战浪潮。从西方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人民以游行、罢工、请愿等方式发出共同的呼声：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干预，要求和平与正义。这股全球民意汹涌澎湃，给好战的统治者以强烈震撼。然而，仅有情感和呼喊还不足以真正阻止战争机器的运转。面对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和引导这种反战热情？
当前席卷全球的反战情绪，体现了人民反对侵略、向往和平的正义立场。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首先充分肯定和尊重群众这种朴素的反战情感。它表明广大劳苦大众并不愿意为帝国主义利益送命，并对滥杀无辜有天然的道德反感。可以说，这种人道主义立场是宝贵的群众基础。即便长久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史告诉我们统治阶级从不会真正回答群众的呼吁，我们也坚决应当与群众站在同一边、高举反战旗帜、与人民并肩斗争，而绝非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加以嘲讽或否定。
然而，共产主义者也必须指出：单纯的情感和道义呼吁本身并不能终结战争的循环。如果缺乏对战争背后结构性原因的科学分析，反战运动就容易停留在表面的“祈求和平”或道德谴责上、难以触动发动战争的深层机制。历史表明，仅靠群众的善意或请愿是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资本主义体系使得战争具有周期性和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这场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引社会主义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弗·列宁《论尤尔乌斯的小册子》）也就是说，在私人资本主宰的现行秩序下，帝国主义竞争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又一个战争，任何一次停火或和约都只是暂时的喘息。对此残酷规律，反战群众或许感受未深，但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揭示其真相。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反战运动中注入对帝国主义结构的认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首先要将反战情感提升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要向群众说明，现代战争频发并非偶然，也不简单是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好战成性”所导致，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在这个体系下，大国为了争夺市场、资源和地缘优势不可避免地诉诸武力。“弱肉强食”的资本争霸是战争真正推手。例如，不论是美国在中东发动的海湾战争与“反恐战争”，还是俄罗斯与北约在乌克兰的角力，说到底都是垄断资本和霸权国家在争夺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视别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为石油、领土、军售等利益反覆发动侵略。这一点可从客观数据看出：战争已成为资本牟利的巨大来源。2023年，由于乌克兰和中东战争，全球百强军火公司武器销售总额达到6,320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4.2%；其中中东和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军火收入分别猛增18%和40%。美欧军工巨头也利润丰厚，虽因长期合同增速略慢，但仍占据榜单前列。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战争有利可图，是垄断资本维持增长的“生意”。再看国家层面，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头号强国，穷兵黩武耗资惊人：自俄乌冲突起至2024年底，美国国会已批准约1742亿美元援乌资金，含军援和经济援助，相当于用于国内医疗、教育等民生开支的巨额资源被引向了战争泥潭。这些事实帮助群众认识到，资本逐利和霸权野心才是战争不止的深层原因，反战就必须反对这种以牺牲人民为代价换取利益的帝国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者同时还必须反对将战争原因简单化为民族或宗教仇恨。帝国主义常用民族主义、宗教对立来掩盖自身责任，挑动人民彼此仇杀。共产主义者要揭露这种谎言，把斗争焦点从“民族教派对民族教派”转变为“统治阶级对被压迫阶级”。例如，在巴以问题上，既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也指出普通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本无不可调和矛盾，真正使巴以对立长期化的是帝国主义对中东的瓜分和以色列统治集团的沙文主义政策。同样，俄乌战争被宣传为俄乌民族仇恨或民主对威权之战，但抛开表面，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皆为大国博弈牺牲品，北约东扩和俄罗斯寡头争霸才是冲突动因，而两国工农大众在战争中流血、寡头精英却坐收地缘利益。我们要帮助群众透过现象看本质：各国劳动人民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本国和他国的剥削阶级。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社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弗·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只有认清这一点，反战运动才能避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不会被某些统治者利用来服务另一种沙文主义。
我们还需要将反战运动引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呼吁停火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体系。当前许多示威的直接诉求是停火止战，这是正确而迫切的。但共产主义者应当引导运动更进一步，思考如何杜绝战争周期性爆发的根本之道。我们要向群众阐明：只反对一次具体战争还不够，必须反对引发战争的一切帝国主义秩序。例如，在要求加沙停火的同时，要质疑美英等大国对以色列长期的军事援助和双重标准；声援乌克兰和平的同时，也要反对北约军事扩张和新冷战思维。只有把反战和反帝有机地结合起来，运动才不会被某些资产阶级政客收编为一场道德秀，而是会形成对现存战争体系的真正挑战。这方面已有积极苗头：一些西方左翼团体在游行中同时高喊“不给以色列一分钱”“也停止北约战争策动”等口号，把反战提升到质疑本国帝国主义政策的高度。这是可喜的变化，我们应推动更多群众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战争”，反战就要反帝的道理。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个革命党要将零散的反战力量积累为反帝革命的长期力量。共产主义者不会满足于一次次自发的街头抗议，而是着眼于培育持久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力量。当前的反战浪潮提供了团结先进工人、青年学生的绝佳契机，大家因反对同一场战争走到一起，更应继续组织起来，反对导致战争的一切不公制度。需要运动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反战的正义愤怒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意识，并把同路人吸收到群众组织、工人协会乃至革命政党中来。正如列宁所言，“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圣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弗·列宁《怎么办？》）。没有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壮大，反战诉求就缺乏实现的抓手。最终，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帝国主义战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联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产生战争的利益驱动和霸权竞赛，为各民族带来真正的和平可能。历史上，一战期间俄国十月革命使俄国退出帝国主义大战，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帝国主义的肆意动武。展望未来，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结束帝国主义统治，才能从源头上消弭战争祸根。这是反战运动最终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应当向最先进的群众阐明这一远景，并为之努力：在反战斗争中锤炼出革命先锋队，积蓄力量，争取有朝一日埋葬滋生战争的帝国主义制度。
我们拥护当下高涨的反战运动，并致力于将其引向更高层次的反帝、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不会试图去替代群众发声，而是要与群众一同学习和进步，把自发的反战情感升华为对帝国主义的深刻觉悟，并指导实践行动。眼前争取停火、制止屠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且艰巨的任务是在长期内实现政治觉醒和组织积累，以便最终能发动革命彻底终结战争机器。正如列宁警告的，在社会主义胜利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不可避免”，这一预言在当今频仍的冲突中再次得到印证。要打破这宿命，就必须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开创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让我们把眼前的每一次反战呐喊，都化作迈向这一目标的脚步。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战争的梦魇才能从地球上消散，人类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与解放。正如反战游行中的一句标语所言：“No war but class war（除了阶级战争，再无他战）。”这正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反战运动的期望：让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阶级斗争之火熊熊燃烧，直到战争温床彻底被清除的那一天！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