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项徳

新知识运动指南纲要：资本主义治下的哲学、人文、社科等“文科系”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贡献力量，兼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知识生产体系中的碎片化自我分裂趋势

第一部分：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集大成者的案例

国家的形成是基于分裂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这种政治形势最为巩固的阶段更是强化了其固有的分裂主义趋势——这里以及本文各处所指的分裂主义并非民族分裂或地区独立这样的政治学术语，而是指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将一群拥有相同阶级身份、朴素的民族团结意识——能够催发更加革命的政治行动——的人民强制地、人为地割裂开来，其含义与更为广义的“宗派主义”没有太多区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提到：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我们还必须重申另一个经典结论，这个结论通过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得到确认，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当其进入一个地区性帝国主义乃至全球帝国主义的、对内对外完成最为显著剥削压迫行径的阶段，它们几乎永远通过纵向而非横向要素，不断切割全社会的一切人口，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自己——这是因为被一个稳固的帝国主义国家机器有效整合的、同一个国家边界内的统治阶级的一致阶级利益、一致剥削行为、一致镇压工具、一致压迫理念可以让他们跨越任何“个人身份式”的不同而达成根本的政治共同，而工人阶级则会被这样那样人为强加、放大的“不同之处”轻而易举地分割，导向内斗（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较为繁荣，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力量更为强大的时候最为突出体现）。上述论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证明，就算是最为右倾、最倾向于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完完全全认同上述观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间因为统治阶级人为创造的分裂而产生的间隙、争斗乃至互相攻击、屠杀的案例有许多，对于这些案例的研究也已经非常透彻。然而，目前还鲜有我们革命的同道者分析过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一天然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对于其自身所掌控、支持、拥有的上层建筑，尤其是知识生产集团（或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的影响。在资产阶级人为地创造纵向分割人民群众的种种身份认同和标签时，资本主义治下的哲学、人文、社科等“文科系”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出版社编辑、“独立撰稿学者”、在读研究生与各类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国的社科院院士等等都属于这个广义的文科系统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同时作为主动与被动两种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的目的，即是剖析资本主义治下“文科”知识系统碎片化、残缺化、宗派化的诸多问题，并着力于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提出将资本主义文科知识纳入革命乃至革命后新世界的道路和方法论的展望。本文将着力于分析资本主义时期文科知识体系的几个组成要素，这些要素对于不同国家资产阶级统治（包括美国、法国、俄国、中国等由于国情不同，其碎片的、宗派主义的特征也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上层建筑演化过程的探讨）的意义，以及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将这些要素全面、辩证地纳入科学社会主义与辩证法的革命世界观中。

在讨论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以前，首先需要被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治下一个事实上的伪命题：资产阶级学术自由。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探讨的很清楚了，那就是所谓的“学术自由”在资本主义语境中从来不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物质条件所限定的概念，而被刻意包装为一种超阶级、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抽象权利。资产阶级通过这一概念成功地将知识生产从其现实社会功能中抽离出来，使之看似成为一种仅与“理性”“真理”“个人兴趣”相关的活动，而不再被理解为国家统治机器、统治阶级意识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充分、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抽象化、去历史化的过程中，“学术自由”由一种有限的、条件性的特权被转化为掩盖不自由现实的意识形态外衣。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从未、也不可能在原则上承认真正的学术自由，事实上资本主义维护自身稳固的方法就是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不断介入、劫持知识再生产的所谓“自由空间“——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允许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对私有制、对国家暴力机器、对阶级剥削进行系统性、总体性、实践导向批判的知识生产都会直接动摇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根基。因此，资本主义所能容许的“自由”，只能是被严格限定在安全边界之内的自由，也就是在不指向推翻资本主义革命实践的情况下批判一切现象。与自然科学不同，文科的研究对象正是社会关系本身，是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和定居形态以及产生意识的诸多形式与范式。也正因为如此，“文科”不可能像资产阶级神话所宣称的那样成为“价值中立”且“互不干涉”的研究领域。它要么被纳入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一环，成为对现实的解释、修补和合理化工具；要么走向革命，成为揭示社会总体矛盾、推动阶级意识形成的武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前者被系统性地鼓励、资助、制度化、核心化，而后者则被边缘化、污名化，或在必要时被直接镇压。这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自由的第一个现实限制就体现在研究议题的两种性质上，也就是它们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这两种性质通过复杂的上层建筑辐射到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分野之所以能够稳定存在，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文科体系并不允许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持续运动的整体被把握，而是通过对知识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割裂，使某些问题天然地“显得可见”，而另一些问题在尚未被提出之前就已经变得不可理解。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自由的第一个现实限制，并不首先体现为某些议题被“禁止”，而是体现在整个文科知识建制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被预先切割、分区和封闭这一根本事实上。资本主义并不是通过压制个别危险思想来维系统治，而是通过在制度层面制造一种无法形成总体世界观的知识生产办法，使革命思想在尚未成型之前就被消解、稀释并失去其指向。在资本主义文科体系中，社会并不被允许作为一个相互联系、持续运动、充满内在矛盾的整体来加以理解，而是被拆解为彼此隔离的研究对象，并分别安置进不同的学科、科系与研究范式之中。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教育中，哲学被限制在认识论与语言分析的内部争论中，历史被压缩为经验叙述与档案技术，社会学被分割为对“群体”“网络”“身份”的静态描述，人类学则被塑造成对“他者文化”的无限凝视。这种分工毫无办法促进整体认识的深化，而恰恰是为了防范年轻学者树立系统性的世界观。

正是在这种学科科系的高度割裂中，辩证法（无论其是否明确以唯物主义形式出现，马克思也曾经解释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其他的一些并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能够相较于其他的二元论哲学等世界观理论工具更好地解释世界，事实上大多数辩证的哲学都会导向某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又总是会天然地向同科学社会主义所需的辩证法所类似的道路靠拢）被排斥为一种“过于宏大”“不够严谨”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负面、不恰当方法”。原因并不复杂：辩证法之所以“危险”，其原因并不在于它直接导向某一具体的、现实政治范畴内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是唯一一种能够将社会现象重新联结为一个运动着的整体、并揭示其内在矛盾与历史方向的思维工具和逻辑理念，而一旦有了这样的逻辑理念，产生一种革命的思想倾向也就是必然发生的下一阶段。只要这种思维方式被排除，那么资本主义治下的知识生产就只能在碎片之间徘徊——这是一种从认知论层面出发的、以资产阶级统治为最大推动力的、造成人文精神与思维持久碎片化的政策。显然，资本主义文科体系并不是简单地“允许研究某些问题、禁止研究另一些问题”，而是通过建制化的学科划分，使任何试图跨越这些边界、重建总体视野的努力在一开始就被视为“不专业”“越界”或“混淆范畴”。在西方的一些所谓“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是“新左派”学术团体中，阶级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国家暴力问题之所以能够在形式上被讨论，恰恰是因为它们被迫以非辩证、非总体的方式出现。法兰克福学派之流毒至今仍然让资本主义趋之若鹜、饮之似甘露：他们鼓励进步的学者被“交叉性”的个人化、碎片化陷阱所捕获，将鲜活的历史事实拆解为片段、文化现象、“话语”和仅仅属于个体的经验，而不被允许任何此种历史事实作为一个统一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矛盾被诠释。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也好、唯心主义的黑格尔派辩证法也好，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最强力发展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像列宁那个时代一样的伟大思想家，因为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叛徒更加系统性地破坏了我们革命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一个新体系的能力。这种对世界观的系统性割裂并非美国或当代资本主义的偶然发明，而是有着明确的历史来源。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倾向直接继承自天主教经院哲学及其所塑造的传统教育模式：也就是知识被理解为对既定范畴的注释与分类，最终将一切事物的本质归类到自然理性、德性等无法被纳入任何辩证体系的概念中（注意：这里所强调的几个形而上的本体概念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一些辩证法流派所强调的形而上概念，天主教经院哲学所主张的是静止、恒常、不变、割裂的，所谓自洽于各个物体与人“本我”之中的某种“本性”，而这种静态趋势是天然无法被纳入任何辩证逻辑中的）；在这个哲学基础上，万事万物的真理被拆分为彼此并列的学科领域，而不被允许在总体性中得到理解。经院哲学在形式上强调逻辑与精细区分，在政治上却以冻结世界观、阻断历史意识而著称，其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大学体系中得到了世俗化的延续。

而在中国及更广泛的东亚社会，这种世界观割裂则更多继承自以科举制度为早期形式的应试教育传统。（本文的例证暂时不会涉及欧洲的其他地区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知识生产传统，不过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些地区的一些知识传统保留了更多远古时期朴素辩证法的要素，体现在希腊哲学、伊斯兰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概念中，但是由于近代西欧殖民主义力量的干涉，这些地区的本土知识体系在独立地现代化以前就在不同程度上被破坏了，不应将他们视作积极构建了现代帝国主义对人文知识碎片化的工具手段的主要因子）在亚洲，世界观割裂的核心并非宗教神学，而是对知识的高度工具化、标准化与去整体化。这一特征最早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在科举中，四书五经和各种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被不断拆解，分门别类为为可考核、可重复、可脱离现实问题的问题单元，而思维本身则被训练为对既有范式的熟练运用而非对现实矛盾的批判性综合，比如明清八股文。这一点同上述的天主教经院哲学（尤其是解经学）在政治功能上却高度一致——它们都通过制造世界观的碎片化，阻断了任何通过辩证理解现实、进而形成革命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因此，必须强调资本主义文科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并不是学术发展的副产品，而是其能够长期服务于统治阶级秩序的根本条件。一个被制度性地剥夺了辩证思维能力的知识体系即便在表面上极度繁荣、多元和“自由”，也只能不断生产对现实的局部描述，而无法再像革命家那样改变它。在这一基础上，资本主义体系又长期鼓励文科知识生产与国家及资本的高度融合。在西欧的大多数大学能够通过一些自我资助，成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机器力量的象牙塔时，我们看到了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这样的思想家（上述三人不仅仅是科学家，比如布鲁诺提出了对于天主教会的二元论反抗，而后两者也根据他们的科学思想批判了天主教会的传统神学理念；这是很鲜明的一些个人学者在一个相对远离国家机器的环境中运用科学知识促进人文知识发展的案例）。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学术体系复杂化，大学越来越没有能力自给自足，进而不得不同国家机器合作，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生产基地之一。其经费来源、评估体系、国际合作、研究伦理审查，无一不与国家利益和资本需求紧密相连——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区域研究、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长期以来都直接服务于殖民治理、军事干预和意识形态输出，这一点会在下文对美国的具体分析中进一步论述。冷战时期形成的“学术、基金会、情报机构”复合体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解体，而是以更加隐蔽、更具“进步”的形式延续至今——许多人耳熟能详的USAID，各种各样的联合国机构，甚至是UNRWA（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处）都隶属于这个帝国主义情治体系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学术自由并非一种被滥用的美好原则，而是一个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主义宗派政治的伪命题。它在表面上承诺多元、包容与开放，在实质上却以制度化方式排除了任何指向更加革命之实践的知识形态。正是在这一条件下，资本主义文科体系得以持续生产大量看似批判、实则去政治化的理论成果，并在全球范围内为宗派主义力量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法”思想资源。总而言之，如果说资产阶级学术自由是资本主义文科体系赖以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外壳，那么学科分化本身则是宗派主义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系统性体现。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地限制文科知识的内容，而是通过对知识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切割，使任何可能通向总体性理解的理论努力消弭得无影无踪。就像上文中布鲁诺等人的例子那样：在前资本主义乃至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哲学、人文与社会思考尚未被严格区分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诸多学科门类。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道德理论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交叉与统一，其根本原因并非学术尚不成熟，而是社会矛盾还没有演化到资本主义“繁荣期”最为极端的程度，因此相应地国家机器也还没有那么剧烈的自我加强倾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完善，对社会总体的理解本身开始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分化呈现出尤为鲜明的宗派主义特征。社会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由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历史运动所构成的整体，而被人为地拆分为无数彼此并列、相互隔绝的“研究对象”：性别、族裔、文化、宗教等等，在资本主义文科体系中，这些非常具体的特征被刻意从其产生的物质条件中抽离出来，成为自足的分析单位，从而遮蔽了它们之间的任何内在、充要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科分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分裂，更主动地再生产并加固了这种分裂。正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身份政治将工人阶级划分为彼此竞争的群体，文科体系也通过学科壁垒将对社会的认识划分为彼此隔绝的知识碎片。研究者被训练成只对自己狭小的对象负责，而不再对社会整体承担解释责任；学术伦理被简化为对“同行经验”的尊重，却刻意回避任何负责任的文科学者所应该具有的、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激情。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学科化宗派主义往往以“反对宏大叙事”“拒绝语言暴力”的所谓进步主义宣传出现——显然，这又是法兰克福学派流毒：在这种框架中，任何试图将零散经验统一到以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其他的能够被整合入辩证整体的历史运动之中的理论努力，都会被指控为“压迫性的”、“过度简化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这种指控看似是在为被压迫群体发声，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融入更加广阔的生活空间、在知识乃至基础认知上与其他被压迫者建立多边认同关系的理论工具。资本主义文科体系中的宗派主义就这样成为了其最根本的驱动力。它使得文科知识在形式上高度繁荣，在内容上却愈发碎片化；在各种各样的修辞话语上极端激进，在政治上却彻底失去触及任何象牙塔以外的活生生的人的能力。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隔离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始终无法作为一个整体问题被提出，它进而导致了当下的辩证法与革命世界观的诠释几乎仍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哲学水准上。在这一背景下，所谓“跨学科研究”完全无法构成对资本主义文科宗派主义的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跨学科往往只是不同知识宗派之间的暂时协作，而不是对宗派主义本身的彻底扬弃。任何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去政治化的割裂单位，所谓的跨学科协作办法最终只会生产出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被群众理解的理论拼贴。这种以学科分化为核心的知识宗派主义，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资本主义一般”的结果，而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被最系统、最成熟地制度化的。美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个将文科知识最彻底地整合进了全球帝国主义干涉方法的国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科体系的典型范本，

显然，资本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还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本身都绝无动机也无能力支持真正的“意见自由”，以及建立在意见自由之上的属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这一点在先前的内容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完善的讨论。资本主义延续自身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之上的统治的基础恰恰依靠其对于历史事实的罔顾——罔顾人民之间追求最为淳朴之团结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可以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大同社会梦想在普罗大众思想中最后的残余）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创造这样那样的所谓“国民公敌”（这里使用国民的意义在于，一个所谓超阶级、超民族在一个或多个国家内存在的“人口整体”成为另一个这样的人口整体的“一致敌人”的概念本就是彻底虚假的，也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国民”以外的历史阶段，此种宣传常见于各种各样的殖民扩张与战争时期，伴随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所敌对的其他国家人民进行非人化、抽离其作为人的历史价值并将其呈现为一个纯粹的“政治敌对概念”，比如欧洲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时将当地人全部归类为野蛮人、落后的次等人、不开化的非文明人，德国纳粹党在执政时期对犹太人的孤立、迫害和屠杀等），人为制造了宗派主义式的分裂，这其中又以美国作为当代帝国主义国家中宗派主义身份大发明的巅峰。许多中国人非常疑惑为什么似乎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出了资产阶级身份政治之最——无论是所谓的“几百种性别”还是美国那数以百计的“民族身份”人口普查数据列表，亦或是美国社会中近乎禁忌的“种族身份”（在美国语境中种族这个词并不代表真实的民族身份，而是肤色之分，这个概念也是由英国人发展、纯粹人工定义的，例如直到1950、1960年代法国人除外的南欧人与拉丁人都不被视作“白种人”的一部分，而阿拉伯人和诸多其他闪米特族群也是在近十年内才开始被列为“白种人”的一份子；除此以外，上述的“民族身份”定义也是由美国政府独断，并几乎每年都更新一个版本的民族划分方式）——这是因为美国与其他欧亚旧大陆上的资本主义国度不同，美国本就是一个以早期白人殖民者剥削集团之后代为核心、整合剥削其领土上的各民族移民劳动者为基础存在的国家，这也是对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误解的来源之一。美式资本主义变体并不是一种真正带来民族团结与融合的所谓多元化政治状态，而是一种高度种族化、高度阶层化、高度集团化的殖民主义经济模式之发展所结出的恶果。在这一基础上，“美国国土”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疆域的存在，并不依靠欧式民族主义那样，以主要通过一致语言形成的民族国家之模糊边境、在得到封建国家内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统一政治认同加强后，在一个个国家内得到确认。它本身就是，依赖其统治阶级所宣称的“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提到过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包容性”——不过这是一个幌子，它事实上就像上述提到的，只不过是最早的白人殖民集团所建立的、种族化的资本主义剥削）为媒介建立的、社会的各部分（尤其是劳动者）全部是各国移民所组成的，一个“移民集团”（注意：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整体，被剥削压迫的劳工的的确确几乎全部是外来移民，目前残存的几百万原住民美国人全部被限制在“保留地”内，且无法组成政党、不能全面地参政议政，他们的经济生活也大多发生在相对闭塞的“保留地”中），这样的社会状态通过以下几种基础目标的保障而被维持（它们在后文将被称为美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敌对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五个重点问题）：

其一是“美国承诺”的持久延续，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它在美国殖民扩张阶段为前来美国的殖民者、“牛仔”、矿工等不同阶级提供旧大陆所不能提供的“一夜暴富”的物质机会，而在之后的门罗主义时期是保障一个远离旧大陆战争和争端，相对和平稳定社会的承诺；一战、二战结束以后则是通过美式资本主义将对全球先后进行工业输出与金融操纵所获取的部分利润再分配予被剥削阶级、提升其物质利益而保障美国的社会稳定。

其二是美国领土上各个民族之间的持久分裂，也就是旧大陆不同社会劳动者移民在新大陆的后代绝不能产生超越民族或是某种超验身份的阶级意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力求防止被剥削阶级间产生统一阶级意识，但是在美国这更加容易，只需要维护种族主义的分裂就可以让工人们转向内斗），进而威胁美国统治阶级种族化的资本主义剥削行径——美国政府对于各种民族聚居区“特殊性”、“例外性”建设与宣传就反映了这点，比如全美各地本是因为局部种族隔离和歧视而产生的唐人街、东欧和南欧民族城市聚集区等等反而被美国资产阶级宣传为其所谓多元化的标志。

其三是对于旧大陆和美洲以外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觉醒民族意识的高度排斥和镇压——与来到美国的许多欧洲人不同，这些国家人民及其后代往往并不是为了追求巨大经济利益的机会来到美国，而是因为奴隶贸易、故乡的战乱与饥荒等原因被迫逃亡美国，而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作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也对这些人祸灾难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比较显著的例子有美国南方的非洲人群众（他们曾经主张建立一个新非洲国）、美国西海岸的华人（同东海岸华人的历史情况不同，整个太平洋东岸地区包括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来到美国的原因都更加被动而非主动）等群体，这些人民在家乡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兴起后由于他们因被迫迁徙而得以维持的同故乡更为紧密的政治认同往往会在美国也组建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运动。比如1960年代黎凡特阿拉伯移民学生群体中的亲共产主义和亲社会主义左派运动，此等政治动员必然极大撼动美国统治阶级所力求建立的稳固、宗派化的民族秩序，并将革命性的政治热情传导到大量具有相似政治境遇的民族群众间。

其四是对原住民的严格管控，将其排斥在政治建制之外，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具体政策办法就是通过限制原住民人民的自由结社、结党使其无法广泛地产生一个基于“原住民家乡”也就是全美国乃至美洲领土范围、远远超出美国殖民政权划分的联邦保留地概念的自决意识——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相当明白民族自决是通往更加深远的阶级意识与革命团结的道路，就像所有最早的社会主义者运动那样。

其五则是美国情志体系、军队与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调查机构和相关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煽动群众对立与建立在虚假的民族发明基础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这里的此种势力并不包含进步的、革命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同资本主义宗派主义完全相反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而是代指美国政府通过经济剥削、间谍破坏与政治操纵蓄意攻击本来非常和谐、团结的群众，无论他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还是同美国并未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利用帝国主义干涉的手段在群众间挑拨离间。非常著名的例子包括美国政府所资助的阿富汗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南北也门内战期间复杂的政治关系、美军在两次入侵伊拉克前后对两河流域极端什叶派屠杀行为的资助、以及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支持各种在美国存在的外国邪教组织破坏其来源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稳定，借此扩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有法轮功等，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上层建筑中提倡、扩大宗派主义的枝干。长期以来，美国国会通过批准其各个大学机构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开展各类民族志和历史研究，并力求通过极度加剧不同民族、宗教等身份间原本较小的矛盾等最为反动无耻的方式挑拨工人群众之间的对立——如阿尔及利亚内战、黎巴嫩内战。当然，本文在这里绝不是要支持“第三世界主义观念”，提倡捍卫被更强大帝国主义势力压迫的、所谓“相对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说明军阀混战与宗派主义势力割据的国家仅仅会加强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力量，进而导致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和革命几乎无法实现，如叙利亚内战开始后几乎一夜之间街头的、工厂的工人运动就迅速瓦解消失、黎巴嫩内战彻底破坏阿拉伯地区最后的一些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并催生了真主党这样的极端宗教团体取代原本左派革命力量的“政治生态位。”

尽管本文阐述这些资本主义政治政策以美国为案例，但是事实上这五个政治目标都并不是仅限于美国的——它们属于旧大陆与新大陆资本主义政权中都经常出现的镇压手段，如英殖印度时期大量扶持的王公豪族、土邦，法国在军事占领黎凡特时期所主持的叙利亚邦联主义分裂所造成的广大受压迫劳动人民群众间的对立都是这种政策的一部分，并不存在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只不过由于美国作为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生产力最为发达、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掌控力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分析美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诸多行径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本文所要探讨剖析的问题来说，上述美国资本主义维护其统治稳定的五个主要“身份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个以及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代表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第三个是在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后美帝国主义的被动反应，而第五个则是在经历了上世纪的全球民族自决革命浪潮后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在当代主动采取的积极措施。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代表了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宗派主义力量所依赖的各类机构的一种集体趋势。另外三个政策都基本可以通过任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所拥有的暴力机器和镇压工具实现，惟第三和第五等政策是必须通过一个繁荣（复杂、高度发达）的全球帝国主义（至少也是区域性帝国主义）国家掌控的各类信息机关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如此缜密的压制被压迫劳动群众的行为。当然，上述第三与第五两个问题并非彼此孤立的政策选项，而是美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条件下应对同一历史威胁的两种运行形态：前者是针对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后的被动压制，后者则是在这一浪潮尚未成型或已经被暂时击退之后，对宗派主义进行系统化、前置化、可复制化输出的主动进攻。二者共同指向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民族、宗教或地区，而是一种始终令帝国主义统治阶级高度警惕的可能性——民族自决在反帝实践中向阶级意识的跃迁，最终将动摇美帝国主义作为种族宗派主义之巅峰的帝国主义统治。在二十世纪的多次实践中，这种令帝国主义者闻之丧胆的可能性已经得到了多次验证。无论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反法殖斗争中逐步完成的社会主义化自我改造，还是越南、古巴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历史进程都充分表明：一旦民族问题，尤其是反殖民主义斗争被置于同帝国主义的综合斗争中时，它就会迅速演变为跨民族、跨地区的革命浪潮。也正是因此，通过资助资本主义状态下碎片化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情治机构积极在潜在的冲突区域制造或强化伪造的、去阶级化的民族认同，将历史矛盾归因于“不可调和的文化差异”或“古老的宗教仇恨”，从而抹除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在冲突中的根本作用。

不过，宗派主义的传播并非美国独有，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为维持其统治和全球剥削体系所采取的一种普遍性策略。因此，如果说美帝国主义作为全球霸权集大成者，其知识生产体系是通过“积极煽动、主动发明、系统化分裂”来传播宗派主义，那么，一个“崛起中的”、在其对外宣传中强调自己与西方意识形态体系“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又将如何在其帝国主义化过程中，运用其上层建筑知识体系，来消解意识形态热情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本系列的下一篇将会论述的，也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崛起后如何使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具在亚洲、非洲乃至全世界传播宗派主义力量、稳固资本主义秩序，并最终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制度的添砖加瓦巩固其在中国国内的统治。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