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当地党组织

外卖骑手和各地小区安保制度的矛盾由来已久,许多小区往往出于管理方便的需要而以“减少安全风险”等借口对试图进入小区送餐的外卖员百般刁难。长沙合能璞丽小区就是又一例子:该小区在允许居民在小区内骑电瓶车的同时,却强制要求骑手推车或步行进入小区送餐。12 月 22 日下午,这种刁难外卖骑手的不合理制度最终引发了小区保安和外卖骑手的冲突,其中保安恶劣的态度激起了长沙外卖骑手们的公愤。22日晚,越来越多的骑手在怒火下开始向该小区集合,并且停止接单,进行罢工示威。
截止到23日的凌晨,抗议还在持续。现场视频显示,全城的外卖员都在火速赶往事发地点,沿途以鸣笛,闪灯等方式进行示威。几乎与此同时,中共政府迅速开始封杀在网络上的关于此次事件的直播和视频,但中共部署公安和特警机关前往小区附近待命的消息还是被更多主动传播现场状况的市民爆料了出来。
这是长沙骑手们团结斗争的不眠之夜。于此同时,这晚和某些赛博革命家们其他寻常的晚上一样,是左圈熬夜玩乐的一夜。他们先是在自己的小团体内嬉笑打闹着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无产阶级轻骑兵”的“冲锋”,后来又是群魔乱舞地创作着幼稚至极的“热狗大合唱”。一旦有人打破这种温馨的氛围,胆敢质疑这般毫无营养的网左行径,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将质疑者禁言、封禁,并扣上经典的“共革阵间谍”的帽子。
中国无数伟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罢工里,这些“吃瓜者”,评论区和键政群的常客,就这样一方面自诩“和群众打成一片”,另一方面闭着嘴、缩着腿,蹲坐在屏幕前逍遥地冲浪。在我们目前仍然在修订、即将发布的关于共革阵建党路线的细化的文章中这样说:
“做好参与到、领导起现实中的阶级斗争的准备。哪怕现在的能力力不从心,也要在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工人罢工这样的各种事件中,争取得到锻炼,无数的声援和文字都不如这样的提升效果。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党,那就必须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推测,革命组织一次次实干的行动,会多有力地将左圈排挤为无人问津的小团体。”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同志们不会搀扶这些自甘堕落的阿斗,在从读者的反馈中得知他们又在谩骂、甚至策划对《共产主义者》官网的DDos攻击的同时,共革阵当地党组织的同志们第一时间星夜兼程向运动现场集结,和在场聚集的骑手进行接触,详细了解了斗争的情况并与一部分骑手建立了联系。
向谁斗争?为谁斗争?
2024年8月12日的浙江杭州也发生过类似的冲突事件。事件中,外卖骑手由于不小心损坏了绿化带就遭到物业人员扣留电动车钥匙,并被要求罚款人民币200元,由于骑手依然有订单着急派送,这种堪称强取豪夺的无理要求甚至逼得他不得不下跪请求原谅。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怒火立刻在当地骑手群传开,大批外卖骑手来到现场高唱国歌并要求物业道歉,随着警察到场试图维稳,骑手的怒火逐渐扭转方向到了警察身上,甚至出现了有人用水瓶砸警车的现象。
自由派尖酸地将此类现象一概归类为“底层互害”,满足于悲悯地做出“可悲可怜”的评价。然而革命共产主义者却要仔细地多问两句:这种现象根本来说源于何处?斗争的烈火该燃向谁才能根本上烧尽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长沙的这起事件恰如一年前杭州的那一起一样,美团等外卖平台非但没有出面维护骑手的权益,反而立刻暂停了事发地点附近的外卖服务避免更多还未得知消息的骑手不自觉地向现场靠拢。一年前,美团甚至还在事后封禁了到达现场参与抗议的骑手的账号,排除了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平台对骑手的剥削力度在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越来越多人选择外卖作为保底饭碗的情况下还在持续增强。近日,网上还出现了大量骑手吐槽外卖平台“偷时间”的视频。在平台利用算法高度压榨配送时效的情况下,订单计时出现了计40秒为一分钟的骇人现象。
另一方面,诸如禁止外卖骑手进入小区等等不合理的要求往往发于小区物业乃至业主们而非保安本人的意愿,就这起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而言,过程中就不乏盛气凌人地指责与歧视外卖骑手的业主。根据骑手们亲口的控诉,他们对这个小区早已是积怨已久。即使其余上门服务都被业主和物业允许入内,骑手的电瓶车依然要被严格限制。这并不很让人意外,事实上,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该小区是配套有健身房、恒温游泳池、图书馆等等设施,二手房价约一万四千元每平的准高档小区。社会中自作清高的“中间阶层”的落后分子,不能不靠着极力贬低无产阶级来维持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和维护。因此,这份保持住自己的饭碗的渴望,对于惧怕订单超时的外卖骑手和惧怕物业和业主责罚的保安来说同样适用。
最后,中共当局对聚集起来的群众的无尽恐惧也已经在一次次的事件中显露无遗。以抖音为代表的各大平台不仅开始清空关键词下的内容,也开始封禁试图传播现场情况的账号。现场的民警得到了数轮增援并列好了阵型与骑手们对峙,共革阵当地的同志们甚至发现,至少两辆大巴车的特警也被部署在了一般骑手难以察觉的角落位置以时刻准备增援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四点多,在骑手喊出要求把歧视骑手的女业主放出来的时候,面对马路另一头集结好的警察,人们把一个白色垃圾桶拉到十字路口中间用木棍奋力敲击,巨大的声势逼得警方不得不徒劳地尝试驱散越来越兴奋的群众。
物业、平台和中共当局所立足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的角度,所考虑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的诉求,所希望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类事件从来不是个例而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在青岛,这种冲突甚至直接导致了32岁外卖员被保安刺死。他们乐于看到外卖骑手和保安为了保住各自最基本的饭碗相互仇视甚至大打出手。
组织起来!调转枪口!
长沙外卖骑手们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消息传播到向现场靠拢的过程,他们集结的速度甚至将公安远远甩在了后面。视频显示,骑手们默契地在道路中穿行,不断有新的骑手无视身边闪着警灯的警车汇入滚滚洪流,驰援抗议现场。骑手们在路上肆意地呐喊,释放着自己对长期以来遭受的系统性压迫的不满。一个骑手被其他人披上了印有龙图的“黄袍”,得到了阵阵欢呼,在小区门口,他们更是在指挥下整齐划一地喊出稍显粗俗但足以说明问题的简短宣泄:“操你妈!”
只有最胆怯的懦夫才会对群众运动视而不见或满足于假惺惺的声援。我们毫不客气地指出,日渐走向觉醒的群众与他们必然在现实的斗争中走向的革命倾向,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以蒙蔽式、命令式的愚民政策为核心“思想”的波拿巴的崇拜者们。他们渴望的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民表达自我意志的抑制、群众和革命者的背离之上的。相反,作为历史进程发展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列宁高度评价以各种各样出人预料的形式开展的群众运动:“一向不抛头露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或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战士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确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高度重视在一次次的群众运动中展现出越来越高的组织素养的无产阶级,这也是同志们在接获消息后立刻赶赴现场接触先进群众的原因。安全问题从来不是阻挠我们进行群众工作的借口,相反,我们始终铭记着列宁的结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消息的流通和集结的外卖员们已经在这次斗争中漂亮地完成了一次革命斗争的预演,这类运动无疑“使无产阶级逐渐学会了为争取工人和全体人民的权利而同政府进行斗争”,而此刻制约群众运动向更深更广发展的因素则在于一个可堪重任的革命党的缺乏。列宁解释道,“能够领导这一斗争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因为它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政府和关于工人事业的正确概念。”
正是通过集体斗争,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才逐渐敢于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是人格尊严和政治诉求提上口号。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仅仅要求那些对骑手态度恶劣的保安出面道歉是远远不够的——害人的规章制度不仅不是由他们制定,甚至他们不去遵守也会丢掉自己的饭碗。事实上,当事件发展到如此地步的时候,真正开始限制骑手们的反而不是最初的那一个保安,反而是畏惧意识到团结的力量的全体无产阶级的反动当局。讨论个人的对错并将矛头对准某个人已经毫无意义。需要有一个能够顺应群众的诉求,提出科学有效的纲领并指明斗争方向的革命党,才能不至于白白浪费掉发展至此的运动形势。
向哪里去?因何消散?
根据当地共革阵同志们的反应,贯穿这场运动的核心弱点不在于工人阶级的“动员程度不够”,而是缺乏一个明确的纲领和斗争目标。当初步的诉求——要求歧视骑手的女业主出面——被提出时,时间已经在凌晨四点左右,不仅对于形势是过期的,对真正需要打击的对象也是模糊的。
我们亲自采访了参与的工人,询问他们加入抗议的原因。工人们反应,他们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长久以来这个小区就只是不让骑手们骑车进小区,只让跑腿进去,认为业主是“借着物业的盛气凌人”也在欺负、歧视他们。
因此,工人们的核心诉求是围绕“骑手被保安欺负进不去门”和“有人歧视我们骑手”展开的,而它在运动中不仅没有在骑手中被统一起来,对外人也是“不明所以”。很多旁观的群众,对运动的整体发展十分疑惑,无论以标语、口号还是演讲哪种形式展示,纲领对于运动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动员全市的外卖工人不仅在小区门外宣泄情绪,而是对小区进彻底的封锁,举行集体罢工,拒绝对长沙配送任何一单。不是一个不眠之夜,而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必须让运动除了喇叭声外以实际的经济打击和物理意义上的存在造成影响、施加压力:让业主从挨饿的肚子、不便的生活里学到教训,让平台从无视雇员的难处、对他们进行高压剥削还置骑手的利益于不顾中遭受经济和名誉的重大损失,让政府不得不在妥协或野蛮镇压、进而上升冲突局势扩散不满中作出选择。
让城市看到:是我们工人阶级供应、维持着一切的运转,对我们的尊重不是恩赐,而是我们向任何人提供服务的前提!
但由于一个革命性领导层的缺失,这场运动不需警察作出什么行动,在人的困意下就自然消亡了。同时,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流氓和捣乱者也因为运动缺乏纲领得以混入其中。我们的同志们反映,后期“鬼火”、“黄毛”等等群体逐渐入场,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肆无忌惮的狂欢,他们看到工人们骑着电动车鸣笛转圈,看到的是飙车而不是一种斗争的形式。
破坏者借着局势混乱之时的介入进一步将运动带入了娱乐性解构的深渊,这和我们在洛杉矶抗议中看到的趁火打劫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抹黑运动、将旁观群众推向相反面而不是争取过来,他们的作用强过统治阶级公告的污蔑上百倍。有纲领的群众运动不仅要与之划分界限,还要进行严厉的打压,彰显工人罢工绝非流氓分子的炸街。
同时我们的同志汇报,骑手通过骑手群尽管可以在短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但这种组织方法仍然存在弊端。骑手群作为工人阶级不成熟基层组织的雏形,现在仍然保持了很多不利于骑手利益的行会色彩。行会立足于“行”,关注的是一个行业的利益,是同行业小资产者谋取共同利益打压敌对行业、处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的组织;而工会的核心在于“工”,它倾向于以阶级而非职业划分界限,是工人联合行动、组织总罢工的武器。
对于外卖工人,如果只有“自己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胜利的。骑手们需要长沙广大无产阶级同胞们的支援。骑手们的组织方式,现在构成了排外的威胁,在这场运动中以再清楚不过的方法展现了出来。革命者需要力求推进工人的自发基层组织方式走向成熟。
我们学到的经验
任何群众运动,如果是在运动开始后才开始想办法介入,往往都已经过晚了。即使我们当地的同志较早赶到了现场,可是花在信息的传递以及交通上的宝贵时间仍然被浪费掉。同时,即使是赶到了现场,群众们又怎会信任你一个姗姗来迟的“旁观者”,甘愿接受你提出来的纲领、诉求,接受你的领导呢?
特别是例如我们在本次骑手们这里看到的微妙的排外心理,(当然我们完全能理解这是工人们为了安全等等方面的朴素考虑)如果没有长期的通过行动向群众证明你不是一个“外人”,也绝无方法实际的“介入”或是所谓的“领导”。其实某种意义上,“介入”等词本身也蕴含着一丝傲慢和将自己划分为群众之外的外人的心理。我们不只能想要“介入”,而是成为群众运动中有机的一部分。
正如事件后续的发展逐渐走向纯粹的娱乐化情绪宣泄的“炸街”等等”,如果没有一个提前建立好的严肃组织提出明确的纲领和诉求,排除闲杂人员混进队伍,那么对于特别是例如骑手这样的本身并没有在像产业工人那样能最为直接的共同协作和一同劳动,也没有在平日的工作中培养出集体主义的战斗精神的群众来说,即使初期声势浩大,最后也容易除了情绪宣泄以外,几近没有起到任何的除了教育以外的现实作用。但也可以想象例如骑手群这样的自发组织,即使往后发生类似的运动,在缺乏革命党有效领导的情况下,除了再复刻一次情绪宣泄以外大概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群众固然从经验中学习,但经验需要被总结以避免重蹈覆辙。
因此,正如我们一直坚持的那样,必须以最紧迫的态度去对待建立一个战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只有提前的在当地的数年的积累和影响,才能在当地掌握一手消息来源,在事态还未爆发时提前介入。同时,也只有长期的远远不只是所谓“声援”、“宣传”、“采访”亦或是“教育”的仅是停留在嘴皮子上的实际行动,让群众们看到你是真诚的愿意为了劳苦者们战斗、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去奔走东西,愿意与他们站在一个“战斗的街垒”里,才能逐渐得到他们信任,同时建立起当地的初步群众组织,为往后的任何运动做好十足的准备。
让统治阶级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动员中颤抖吧,让打着革命幌子的破坏者们和聒噪者们在羞愧中自我毁灭吧,让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阶级斗争的有机经验中成长、组织起来吧!建立全中国的地下网络的任务摆在了所有革命者的面前。让我们从当地同志们的榜样中学习,并继续前进:我们不只要长沙,我们要整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