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过涯
引言
站在我们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角度回头看过去时代、20世纪、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21世纪，有件事情是几乎完全无需讨论的：“只要资本主义还在，只要少数人掌握生产资料、多数人只能出卖劳动力，政治抗议就不会消失。”它可以有千种面孔，可以是罢工讨薪，可以是街头的白纸与警察面前的学生，可以是一句“我们是最后一代！”的陈述，还可以是比20世纪二战政治讽刺报更加激进、更加灵活的网络迷因。但自始至终，有一颗核心，贯穿了比这更久远的过去，直指着现在与未来——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反抗，才会有革新。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群众运动的基本形态以及其与革命的联系。相比于革命而言，群众运动的定义更加广泛，例如从和平的、非暴力的到包含暴力因素的运动都可以被划分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同时，群众运动和革命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群众运动是革命的一大组成部分，革命也会由群众运动的爆发和普及而走向壮大。列宁曾在1899年就以罢工为例阐释了群众运动的两面性：“在所有的国家里，这些个别的反抗一方面引起比较和平的罢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全面斗争”（弗·列宁《谈谈罢工》）。
运动的坚持：政治诉求与反压迫
当国家暴力机关、资本压迫与社会群体矛盾构成治理常态时，政治抗议便不再只是偶发事件，而成为现代社会内部必然出现的反压迫机制。
20世纪中后叶的政治抗议，是在机器轰鸣、资本增值和炮声中的资本主义的所谓心脏地区成长起来的。1968 年 4 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现学校与军工智库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DA） 勾连，并计划在哈莱姆修建‘种族隔离体育馆’，于是发动了以占领汉密尔顿大楼、塞斯·劳纪念图书馆等教学行政楼为标志的一系列抗议。
越南战争与种族隔离这两大爆点，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内爆发了一轮轮的群众运动，学生静坐、占领教学楼，从校园走到街头，用自己的身体对抗国家暴力机关。4 月 30 日凌晨，纽约警方突袭校园，逮捕 700 余名学生，约百余人受伤 ，但最后，抗议迫使学校取消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体育馆计划，并退出 IDA。这次运动透露出了此类政治抗议的一个共性：政治诉求从对个体事件的不满到向国家机器的反抗的必然上升。
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例，运动可能是因一场战争而起，但其所反对的从来不只是某一场战争，学生们反抗的是那一双随意摆布人民生命与未来的血腥的双手，是那为了帝国之利益或种族隔离而犯下的暴行。那一代人的抗议方式相当经典，在大学、工厂、广场展开的传单张贴、标语绘制、集会、游行、罢工、静坐、绝食。用自己的肉体与精神作为燃料来燃烧自我。
若哥大抗议揭示了反帝国主义与反种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么五月风暴则展示了反官僚国家与反规训结构的另一种生成路径。同年，法国五月风暴席卷巴黎，这一运动的结构根源来自于1958年所建立的戴高乐主义给予总统过大的政治权利以及荒谬僵化的官僚体制，这一制度造成了大学扩张，造成资源紧张，管制化严重；间接导致前往新建校区的学生们首次直面贫困阶层与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与被压迫的产业工人多年的经历形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运动起于楠泰尔游泳池剪彩事件，大学学生对教育制度僵化与治理排除的不满，却迅速蔓延至工厂和公共空间，形成一千万工人的大罢工与社会停摆。这场运动有着强烈的反权威主义特征，并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提出尖锐的批判与反对。
自1968年5月3日的索邦大学群众游行起，警方强制镇压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当时法国共产党及其部分左翼对于这一行动的判断是“左倾冒险主义”，并强调革命的主体应为工人而非学生。
直至5月9日，法国学生全国联盟依然声明学生继续罢课。在5月10日的五月街垒之夜与次日，有一件事发生了，一件促成了被压迫的学生与工人的连结，升级了所有局势的事。于五月街垒之夜次日的来自《星期日日报》的一次报道惹恼了正在罢工的技术工人与停止报道的记者，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员工通过法新社发表声明抗议审查。法国总工会的罢工号召迅速赢得了当时正在漩涡中心的学生的支持。
这一群众运动持续了整个5月，甚至于影响到了世界，中国人民群众开始为期三天的天安门游行示威以支持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直到6月的中下旬，参与运动的学生与工人才被武装暴力彻底镇压。这一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反压迫群众运动之一，虽以挫败收尾，但仍然对社会思想发展与进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新的价值观层出不穷，直接导致了后面进步文学与性解放革命的诞生。
从这两个群众运动事件不难看出，群众运动的“连结”与后续陆续出现的国际声援、进步文学、性解放、女权运动等，就像是一次运动方法进化的前奏。正如引言所言：和平的、非暴力的到包含暴力因素的运动都可以被划分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
运动的革新：方法的进化
群众运动的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无限扩大化。借着这一媒介，有了许多全新的抗议方式，有了比曾经更加激进、更加新颖的运动方式。在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每一种抗议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种多元化的、多样式的政治抗议，是一个可持续、可发展的抗议。这些运动将不会再因信息传递的限制而完全独立于群众运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的角色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的政治艺术多是“大字报式”的：宣传画、工人歌曲、反战戏剧，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路线。互联网的信息流通高度使得讽刺漫画、恶搞视频、网络迷因接管了过去街头巷尾政治运动海报的位置。任何人都能在手机上做出一张图，用各种技术把政客、资本家的形象揭露为笑柄，于群众中的网络环境中成为小丑。权威形象在一次次嘲讽中被削弱，庄严的官方语言在一轮轮二次创作中显得滑稽。这种持续的文化消解，本身就是对统治秩序象征层面的攻击，在网络上对“正统”与“严肃”最大的反叙事政治抗议。
随着运动的多元化，即使再威权的国家，性解放运动、反父权运动与进步文学仍然会相之于五月风暴一样蓬勃发展，无声的政治抗议也开始成为了无法杜绝、无法阻止、却比传统抗议路线更加刻骨铭心的新开始。对现有社会、家庭、传统观念的一次激烈反抗，对生育、婚姻的拒绝的网络运动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中传播。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批人以“出生罢工”之名公开宣布：“我们是最后一代！”不婚不育、躺平、牛马、韭菜等词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口头禅，成为群众运动的新产物。要强调的是，这种新型的群众运动形式绝非对于革命的戏谑化，群众运动和革命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
运动革新的实际运用：政治诉求与反压迫的运动革新
尼泊尔的“Z世代抗议”就是鲜明的例子。2025 年 9 月 4 日，尼泊尔政府颁布命令，封禁 26 个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YouTube、WhatsApp、X 等），理由是这些平台未按新规在尼泊尔注册。在一个长期被腐败、裙带网络和贫富悬殊折磨的国家，年轻人本就饱受压迫。然而在这样高压迫、高剥削的社会之下，从政府粗暴封禁社交媒体平台的那一刻起，网络上的抗议就在一瞬间成为了现实中的抗议，因为曾经互联网上他们本就有限的表达空间，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提出不满的净土。
不满不只是停留在了网络上的控诉，而是涌上了街头。组织动员不再只依靠传统意义上的政党领导人或工会的社区代表，而是通过新闻、社交软件、视频平台与线上群聊进行。9 月 8 日起，加德满都的迈蒂加尔曼荼罗（Maitighar Mandala）、联邦议会大楼附近的新班什沃尔，以及多座城市的政府大楼前爆发大规模示威，很快蔓延为全国性运动。抗议现场不断被拍下、直播、转发，让更多人亲眼看见武力镇压、子弹和催泪瓦斯。
网络平台和现实抗议，就在这信息传播极度发达的情况下，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展现了一套串联式的组合技。整个运动中至少 70+ 人死亡，2000 余人受伤，但抗议最终胜利，迫使政府解除社交媒体封禁，并在巨大压力下出现总理辞职等政治变化，被不少媒体称为“尼泊尔史上前所未有的 Z 世代起义”。
另一个例子则是2022年的中国“白纸革命”，这一带有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起初以四通桥抗议、拉萨游行与富士康抗议发酵，并于年底的乌鲁木齐那场造成十死九伤的高层火灾之后迎来爆发，并由乌鲁木齐悼念运动引来一阵高潮。
人民群众看到的是百姓、孩子在救援迟缓、通道被封，惨叫着死在了楼中。悼念与愤怒在两三天内，从新疆一路蔓延到上海、北京、南京、成都等至少二十多座城市。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一带，示威者有人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健康码，要人权！”
在乌鲁木齐悼念活动中，迫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之下，正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样，群众很快在非暴力行为之下进行了非暴力群众运动方式。站在警察面前的人民群众，反抗政权的大学生手捧着鲜花、白纸与烛火以悼念姿态讽刺中国政权。当国家暴力机关对于这一运动行为做出阻拦，甚至污名化为“境外势力干预”，群众就可以以“请问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吗？是列宁吗？”“白纸能有什么攻击力？”“我拿着鲜花我犯法了吗？”进一步拷问暴力机关的执法合理性。
这在群众运动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如我们的另一篇文章所写那样：“其次是执行者本身也是人。国家的强制力最终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执行，因此官僚、警察、特务、士兵并非抽象的机器齿轮，而是有情感、有私利、有道德感、有认知局限的个体。他们可能会因为惰性而敷衍了事，因为私利而选择性执行命令，因为基本的同情心或道德感而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或者在层级传递中曲解、篡改政策，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局面。这种无处不在的“个例”的因素，使得国家意志在从顶层到基层落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稀释、扭曲和变形。统治者或许可以颁布最严酷的法令，但无法保证每一位执行者都以同样的狂热与效率去贯彻它。这种“裂隙”是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完全弥合的。”（《共产主义者》编辑部《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这时如果暴力机关的强制执法一旦进行，那么视频与图片则会以相当快的方式传播，进一步扩大运动的影响力，为群众运动制造良好的宣传窗口。
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文字，却承载了对言论对人命轻贱的无声怒吼。全国各地掀起的运动巨浪、现场信息的流传、针对这一信息流传而生产的艺术作品、视频、文学作品与历史史料则会成为进一步辅助未来群众运动的佐料，进一步给出未来运动的流程。即使网络流传的运动产物被政府迅速删掉，也恰恰进一步证明了白纸所指向的现实。这样的运动方式，诞生了自89年天安门抗议以及佳士工人运动之后，令全世界震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核心与薄弱点
越战时期青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对戴高乐主义积怨已久的法国学生工人群体；对尼泊尔政府高压管控不满的Z世代；中国群众的“白纸革命”都反对把生命和自由都牺牲给抽象“稳定”的统治。他们都在各自的语境里、各自的方式中，在相同的困难与处境，在一样的历史问题中，对同一个事物说“不”。在这样的分析下，一代又一代的政治抗议，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激化，逐渐成为了不同形式的模样，为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目的出发。然而，仅仅有这些自发的抗议还远远不够。虽然相当多的反抗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简单地对单一物质事件进行反抗，并仅仅只是对此产生反抗，会很容易被镇压、被消解，让矛盾被几条没有用的妥协消解。
尼泊尔的青年如果仅仅只是在家里发几句牢骚，那他们根本做不到今天的成果；“白纸革命”中的中国百姓如果还是只是在忍耐，就不会有那段时间的抗争，“不生、不婚、不卷”如果永远只是个人层面的自保，就很容易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各人有各人的选择”。
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出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运动参与的门槛被压得越来越低。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信息传播，一个群聊就能完成动员，一个艺术作品就能宣传政治诉求。过去要靠组织者、领袖、传单和集会，如今一个匿名账号就能做到。风险没有真的消失，但被分散得足够细，让国家暴力机关无法像上世纪一样简单粗暴地对群众进行压制。这让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群众们也有了参与运动的机会，让有些胆怯的群众们能跨越这个门槛。这样的结构使得每一次群众运动都会实现比以往更加深远的影响与社会惯性，每一次浏览、每一次发布都是每一个人的一份力。只有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形成持久化、制度化的阶级斗争团体，才能推动真正触及根基的改变，才能有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列宁已经对此作出了解释：“自发的群众斗争只能停留在经济斗争水平，必须通过政党——即组织化、制度化的先锋力量——才能将斗争提升为政治革命、触及国家根基。”（弗·列宁《怎么办》）
群众运动应被引导向政治性运动，辨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只看单一事件，而是要对这一事件的所有逻辑思考，而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无法被否定的重点：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必然会发展为政治性的运动。正如列宁所言：“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弗·列宁《列宁全集》）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从来不是“多抗议几次就好了”，而是要把这些反抗经验累积起来，转化为对制度整体的反思和实践路线。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很具体的判断：“只要生产资料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要经济运行的最终目的仍是利润最大化，只要国家暴力机关依然在运转，那么再多的抗议也会在一次爆发后被消解，被妥协，然后不了了之，成为某些‘职业革命者’的商机，再一次剥削人民，而矛盾迟早会以新的形式爆发。”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一个世纪里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一切过去的世代；然而，它也生产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只要这种坚持还在，只要人们还愿意以各种方式说“不”，只要我们可以坚持让所有的政治抗议，无论程度、无论方式、无论目的，只要群众运动还在继续，转化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抗议，共产主义的问题就永远不会过时。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