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毛大群”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作者:韩麟

在外网中文互联网上,“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布站”或所谓“燎原”之流,表面上看是最大的左翼群聊,号称有两万多人,似乎是简体中文共产主义者的最大聚集地,但如果仔细考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真实体量不过百余人,其所谓的“高影响力”也只是为国内的“左翼”键政群体提供了一个外网平台。这个组织自称坚持列宁主义的政治报路线,以此为脚手架搭建全国一盘棋的革命组织,但其路线不断摇摆,理论越来越虚化,方向越来越迷茫。 他们曾在2020年提出“代办员网络”,后来又改口为“基层群众互助组织”,幻想通过在政府末梢“夺权”来赢得群众威信。

这种思路不过是意大利共产党“结构性改革”的翻版,认为发点免费物资就能赢得群众信任,进而夺取基层政权。随后,他们又提出所谓“夺厂”理论,幻想占领工厂即可建立根据地。但是他们也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做到“夺厂”,于是他们的路线又发展到“黑帮夺厂”“黑社会路线”,最后演变成如今抽象的“地下红军”口号。如果我们想要提炼出一个明确的组织路线,我们得到的答案只能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路线”。他们的频道只是日复一日地发布“革命”的“八股文”,重复资本主义坏、作为所谓“二流帝国主义”的中修坏、所以要建立“列宁主义政党”、要建立地下红军的空洞口号。他们没有什么有生命力的新思想,也没有实质性的目标。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组织过去因为需要搜罗证据,同时因为精力不足,没能及时进行说明,不过我们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的最新发现。我们发现,这个原因不在于他们认知上的错误,而在于他们的根本动机。大群起到的反动作用,不是因为理论不成熟,而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被中国警察所控制的组织了。这里我们没打算扣帽子,熟悉我们的读者也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们有了确凿的证据。 这里我们要首先说明一点:我们说它被警察控制,不代表大群一开始就是警察设立的(因为它是被警察“夺权”了,警察在一步步打入、蚕食曾经的燎原后,现在已经彻底把大群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也不代表现在的燎原里面的所有成员都是警察自觉的合作者,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大群中确实有不少成员只是因为理论认知问题而追随大群,而且这些人也是无可辩驳的、有着真正的革命热情的人们。所以,我们也无意去猜测或者坐实大群管理层中到底哪位是警察的合作者或者里面潜伏着多少警察,因为这毫无意义,也不是我们的突破口。 首先,燎原月刊每一刊最后都有一个如何“科学上网”的内容。那里面推荐的VPN有小牛VPN、小飞VPN、优途加速器等等,然而这些VPN基本上都是完全不安全,而且也极有可能本来就是由警方运营或进行取证的服务器,而且其中小牛是做实的。还有就是大群推荐的软件内代理给的机场VPN的地址,如果我们往后查这些地址,就可以发现它们的背后都是中国运营商。虽说是否为中国提供商本身不是决定安全性的,但是他们所推荐的恰恰都是那些被公认不靠谱的。我们认为这已经足够起疑。

中国公安对网络的监控

此外,以前被大群盯上的很多团体,都不是理论上被打倒,就是突然“人间蒸发”了。大群还特意的声明这些事故和自己无关,我们认为这恰好反映了他们的心虚。比如,在去年带头“围攻”大群后被大群报复的东风和烈火学社、伐修社、致远星编辑等组织,它们在“围攻”后仅一个月,要么是突然爆掉解散,要么就是tg频道删除、成员消失,他们很明显是遭遇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渗透。 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可以证明大群和中共微妙的关系。推特上有一个出名的、名为“梨老师”的账号(头像是一只猫)。该账号的运营者在2023年左右被抓,在其推特恢复更新后第一个推文就是声称是自由派媒体“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陷害了他,导致他入狱,随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抹黑各支反对中共的派别。之后“梨老师”的一系列言论都显而易见的与被捕前的风格完全不同,它甚至还有一些类似粉红的言论的推文,我们完全可以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账号已经换了人在运营,而账户运营者面对广泛的质疑还反复狡辩自己不是警察,这更加坐实了这个账号已经被中国警察控制。但是呢,就在2025年11月16号,这个账号开始莫名其妙地推送大群的TG链接,并且两天后发了一段支持大群的言论。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公认的、由警察控制的账号推荐的组织,也只能是警察控制的组织了。

那么,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马列毛大群为什么会被警察“夺权”?我们要明白,在一个革命组织中,如果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那么它的结构就会变成单纯的命令体系。少数人垄断决策,其他成员只能被动服从。这种组织形式表面上看似严密,但实际上极其脆弱。因为没有民主,党员无法在组织内部提出批评和监督,路线错误无法得到纠正,机会主义和独裁倾向会迅速蔓延。更严重的是,这样的组织极易被警察蚕食:只要警察渗透到领导层,就能轻易操控整个组织,而普通成员既没有渠道发现问题,也没有机制纠正错误。所谓的“集中”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反而成了中国的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最容易利用的漏洞。 燎原实际上在理论体系上反对民主集中制,说什么“民主”就会让党内被“机会主义”所领导,而不是被“自觉的”同志领导。然而,事实上,什么叫做自觉,什么叫做机会主义,什么算坏人,都是这些“独裁者”自己进行定义的。正因如此,警察才能在燎原基层成员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向他们灌输中共能允许、限制革命者行动的思想。另外,燎原内部还是严禁线下结社的、严禁在身边发展出革命组织,只允许写作内核上没有任何创新的、其他毛左也一直创作的“老文章”。而这不恰好是警察乐意看到的吗?

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则恰好说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力量。沙皇俄国的警察曾经有成功打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阿泽夫,他是沙皇秘密警察“俄国保安局”的特务,并同时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活动。还有马林诺夫斯基,他甚至一度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杜马议员。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布哈林曾经觉察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却不相信,列宁反而指责布哈林不信任党内同志,可见马林诺夫斯基的伪装功能之高深。十月革命成功后,马林诺夫斯基的身份暴露,被革命政府判处了死刑。这些沙俄警察确实进入了党内,甚至在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然而,他们并没有能够摧毁并“取代”布尔什维克,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实行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不仅要求党内充分讨论和批评,还规定只有能够实际开展工作的党员才能保持党籍。换句话说,党员资格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革命工作。即使是警察特务,如果要在党内长期存在,就必须参与革命工作,必须为组织出力。这样一来,特务在党内反而不得不为革命服务,无法轻易操控或瓦解组织。与此同时,党内的民主讨论和批评机制也让党员能够不断检验路线和领导,防止特务通过操纵舆论来长期掌权;民主集中则保证了行动上的统一,使得即使有个别成员叛变,整个组织也不会瘫痪。 正是这种制度,使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的高压统治下依然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在革命高潮中发挥领导作用。没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警察只需控制领导层就能瓦解整个结构;而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即使警察打入其中,也只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实践要求下被迫为革命工作,无法蚕食整个党。所以,民主集中制一直以来都不能只是革命组织的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革命组织抵御国家机器渗透、保持战斗力的根本保障。

这里其实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统治阶级为什么会制造伪革命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深知真正的革命力量一旦成长起来,就会直接威胁到现存的统治秩序。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和情报机关往往不会满足于单纯的镇压(因为这样做很多时候效率并不高),他们发现用渗透和伪装来消耗、分化和引导反抗力量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伪革命组织的作用就在于把群众的愤怒引导到安全的渠道里,让革命者在空洞的口号和无效的活动中耗尽精力,而不是形成真正的斗争。通过制造这些组织,统治阶级既能监控潜在的反对者,又能在关键时刻挑起冒险主义或革命力量的内斗,使他们能够取证以“精准打击”,或是让革命力量自我瓦解。

历史上伪革命组织的出现并不少见,它们往往打着解放、革命的旗号,却在实践中成为特务机关、黑帮势力。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爱尔兰。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瓦解民族解放运动,扶植和渗透所谓的“革命团体”,这些组织表面上鼓动工人和农民反抗,但实际上由警察控制,成员的行动被严格限制在无害范围内。许多真诚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被吸引进去,却发现所有斗争都被消耗在空洞口号和无效活动中,最终为殖民统治服务。

FBI“反情报计划”下的黑人解放运动是伪革命组织的重灾区

在美国,冷战时期的FBI“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更是伪装革命的经典案例。FBI不仅渗透黑人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还扶植一些自称“极左”的组织,诱导青年走向无谓的暴力。表面上这些团体坚持激进口号,实际上却为国家机器提供镇压的借口。许多黑人领袖和工人活动家因此遭到逮捕甚至暗杀,运动被严重分化。 在亚非拉国家,类似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拉美一些自称“毛派”的武装组织,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斗争,但在实践中逐渐蜕变为地方黑帮,靠绑架、毒品和人口买卖维持生存。它们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群众对革命的信任,还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污名化真正的革命者的证据。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伪革命组织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往往披着激进的口号,却在实践中完全脱离群众。它们强调绝对服从而缺乏民主讨论,成员不能监督领导,路线错误无法纠正。它们的理论多是“八股文”式的重复,没有积累和创新,所谓的“行动”则停留在空洞的键政或冒险主义。伪组织常常显得过度急迫,甚至要求新加入的成员立刻提供其隐私、人脉或金钱,或者反过来以“安全”为名禁止任何线下活动,使革命者停留在舒适区。

当然,一些组织虽然表现出与伪革命组织相似的特征,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伪革命组织。比如,有的团体在极度高压的专制环境下,选择禁止线下活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一定是警察操控的“假旗”组织,而可能是出于现实安全考虑。这是因为,革命者在这类专制国家中常常面临严厉的监控和逮捕,线下结社的风险极高,因此部分组织选择暂时将工作局限在理论学习、宣传和线上交流,以保存力量。这种做法虽然容易让人误解为“只会键政”,但只要它们保持理论积累、坚持群众路线的方向,并在条件成熟时寻求突破,就仍然可能是真实的革命流派。因此,判断一个组织是否伪装,必须结合其长期实践和动机,而不能仅凭某一表面特征。 另外,在互联网上,你无法直接确认一个组织是否真的有群众联系,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在高压环境下都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安全问题,而不是让成员停留在虚拟的安慰中。真组织会强调保护成员、哪怕是联系人的安全,避免无谓的牺牲,又不会以“安全”为借口彻底否认展开一切斗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伪组织则可能不断怂恿无意义的危险行动,或者过度安全,在高压环境下却能长期公开存在。这些都是危险信号。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理论和实践宣传长期一致、规模小、不急于索取隐私和钱、提醒联系人不要暴露隐私的组织,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真实的革命组织。

那么,如何判断呢?关键在于长期观察。真组织再小,也会在理论、出版物、学习小组、国际交流等方面留下逐步积累的痕迹,例如其出版物的质量逐渐提高,理论争论逐渐深入。它们会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即使当前条件艰难,也能解释为什么要坚持、如何逐步积累。哪怕条件艰难,真组织也会尽其可能尝试建立学习小组、工人互助网络、地下出版物等。伪组织则往往停留在维持现状,没有这样的成长轨迹,几年下来几乎没有新的成果;它们只会重复口号,没有具体的战略路径。

由前中共党员李士群领导的特务机关驻扎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资产阶级政府会常识经营一个看起来战略路线长期一致、并真正注意安全问题的小型革命组织,但是我们也得认识到,要长期、精细地经营一个“看似真实”的小组织(几十到几百人),需要大量人力、理论素养和长期投入,这样做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也不确定。对政府情报机关来说,这种投入通常只在出现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时才值得。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日本在上海扶植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由丁默邨、李士群等汉奸领导。这一机构表面上打着民族或政治旗号,内部却是日本特务的工具,专门用来渗透、瓦解和镇压抗日力量。它的经营是长期而精细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日本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这样一个伪装的“革命”机构。

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做出以下呼吁:我们革命者必须认识到国家机器的监控能力极强,任何轻率的线下结社或暴露隐私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我们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谨慎:不要随意透露真实身份、联系方式或家庭信息,不要轻易信任任何陌生组织的、涉及安全与隐私的要求(包括我们共革阵)。其次,要保持技术上的警惕,避免使用不安全的工具和服务,尤其是那些可能直接被警方掌控的网络渠道。再次,要在思想和实践上保持独立,避免被伪革命组织引导到无谓的冒险或虚假的安慰中。真正的安全不是彻底躲避斗争,而是在斗争中保持理性和耐心,逐步积累力量,同时保护自己和同志。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谨慎前行,才能在高压环境下保存革命火种而不被轻易镇压。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