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麟

当人们谈论“人道主义”与“和平”时，总会认为它们似乎超越了阶级、民族和历史条件，代表着人类共同的善意与追求。人道主义意味着对苦难的同情与关怀，和平则象征着没有战争、没有流血的安宁状态。在日常生活中，这两者常常被当作文明的标志，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最高体现。然而，马克思主义提醒我们，任何道德观念都不是悬浮在历史上空的抽象原则，而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所谓“人道主义”和“和平”，虽然在表面上具有普遍性，但在阶级社会里，它们往往承担着掩盖现实矛盾的功能。人道主义如果脱离阶级关系，就会沦为空洞的说教；和平的实现如果是基于剥削制度的，那也只会成为慢性暴力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指出，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慢性苦难”。在任何一种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迫使劳动者付出生命与时间，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整日耗费在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他们创造的财富被统治阶级攫取，而自己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最低条件。这种剥削不仅夺走了他们的体力和精力，还使他们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异化，生命被消耗在无尽的重复劳动中。所谓“和平时期”，并没有让这种苦难消失，相反，它只是让这种苦难以更加制度化、合法化的方式持续下去。阶级统治的暴力并不总是直接以刀剑、枪炮和鲜血的形式出现，它更多时候是以契约、赋税、市场竞争、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形式存在，看似自然且合理，却在日复一日地消耗劳动者的生命力。

因此，这种“和平”的本质，就是一种以制度化、慢性暴力为基础的“剥削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统治阶级通过宣扬“人道主义”的抽象温情和和平的表象安宁，来模糊和掩盖这种持续性的慢性苦难。人道主义的慈善行为往往只是对剥削制度产生的苦难进行“创可贴式”的修补，而没有触及苦难的根源；阶级社会的“和平”则是一种用契约和法律粉饰的、对劳动者生命力的系统性榨取。

这种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鲜明。日本和韩国的“过劳死”现象表明，工人并不是在战场上倒下，而是在办公室和工厂里被透支生命。欧美国家的劳动市场灵活化与平台化制造了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他们缺乏社会保障，长期承受心理与生理的双重风险。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类似的慢性苦难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同样存在：农奴在土地上被迫无休止地劳作，奴隶在矿山和庄园中被耗尽生命。

同时，这种慢性苦难往往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被自然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都通过宗教、教育、道德或媒体不断灌输一种观念：顺从是美德，辛勤劳动是天职，服从是幸福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则以“努力工作是美德”“灵活就业是自由选择”的口号，让工人把自己的过度消耗视为正常甚至值得骄傲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所谓“普通人的生活”常常被抽象化、理想化为一种平凡、温馨、没有责任的轻松日子，仿佛只要远离政治与斗争，就能安享幸福。然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普通人的生活从来不是这种浪漫化的图景，而是充满了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消耗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普通人往往正是最先被政治和斗争所吞没的牺牲品。战争爆发时，他们是被征召上前线的士兵，是被轰炸摧毁家园的平民；在“和平时期”，他们则是被剥削制度下被透支生命的工人，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先失业、最先陷入贫困的群体。所谓“远离政治”，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只是幻觉，因为政治和斗争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他们的命运。正是这种幻觉，使得他们在被消耗时缺乏抵抗的准备，把自身的苦难误以为是自然的、永远不可避免的生活常态。

事实上，战争并不是偶然的灾难，当阶级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无法再通过日常的“和平”机制加以维持时，它就会以战争的形式集中爆发。古代帝国发动战争，并不是出于所谓“文明使命”或“民族荣誉”，而是为了掠夺土地、奴隶和财富，以满足统治阶级对剩余产品的无止境需求。亚述帝国的远征依靠贡赋和奴隶掠夺，亚历山大帝国的东征则是为了攫取东方的财富与人口，以维持其军事机器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换言之，战争的物质基础始终是统治阶级对资源和剩余的追逐。正如德国的兵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在阶级社会里，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战争始终是统治阶级政治的延伸，是他们为维护和扩张统治而采取的极端手段。

正因如此，许多著名作家都揭示过战争的真实面貌。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写道：“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会对战争怀有幻想，把它想象成骑士的冒险。但等你真正见过战争，你就会明白，它不过是屠杀、肮脏和愚蠢。”雨果更是直言：“战争是什么？就是屠宰场。年轻人被送上战场时还在载歌载舞，而他们的母亲却在哭泣。”这些话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苦难之间的区别：在和平时期，劳动者的生命被一点点榨干，苦难是隐蔽的、制度化的，是慢性消耗；而在战争时期，这种苦难则以最赤裸的形式集中爆发，化为血与火的大规模屠杀，是急性毁灭。二者在形式上不同，但在本质上同样源自阶级统治，只是战争将平日里潜藏的矛盾以最残酷的方式集中展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另一种看法：既然战争能把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么它就可能成为群众迅速觉醒的契机，让他们看清统治阶级的丑恶，从而爆发革命。表面上，这种观点似乎合乎逻辑，但它忽视了战争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摧毁作用。因此，共产主义者从不认为战争本身能够自动带来革命，相反，战争恰恰会摧毁革命。恩格斯早就提醒过：战争可能加速矛盾的爆发，但它既可能催生革命，也可能摧毁革命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战争带来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和苦难，却并没有自动转化为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反，战争往往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造成毁灭性打击。原本在不同国家并肩斗争的工人，在战争中被迫穿上军装，以“民族”或“祖国”的名义走上战场，转而拿起武器互相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例子：德国和法国的工人，昨天还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集会上高呼团结，第二天却在战壕里互相开火。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宣传把阶级矛盾掩盖起来，使工人相信他们是在为“国家利益”而战，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市场和殖民地去送死。更为严重的是，统治阶级往往借战争之名进一步打击工人运动和民主权利。以“国家安全”和“战时需要”为借口，资产阶级政府可以宣布戒严，禁止罢工，取缔工会和工人政党，监禁革命者，甚至暂时关闭议会，加强对媒体的审查。工人阶级在和平时期尚且有限的政治空间，在战争中被彻底压缩，任何反战的声音都可能被指控为“叛国”。这样一来，战争不仅在战场上屠杀工人，还在后方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斗争工具，使阶级意识被双重压制。帝国主义战争不仅夺走了无数工人的生命，更摧毁了他们的阶级意识，把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牺牲品。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战争，并不是出于抽象的和平主义情怀，而是基于对工人阶级运动和阶级意识的形成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能够以革命战争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优于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再被动地进行革命。正因如此，革命党人必须在和平时期积蓄力量，建立坚强的组织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以便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能够提出革命的纲领和任务，领导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假设在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在资产阶级国家宣布独立的工人组织非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掩盖阶级意识的条件下，找到新的斗争路径。首先，共产主义组织必须要继续在非法的条件下不断揭示战争的阶级本质，指出它是资本家为市场和殖民地进行的掠夺，反击“保卫祖国”的反动口号，唤醒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他们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本国的统治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次，要在工会和政党遭取缔的情况下，建立地下组织和秘密联络网络，以小组化、分散化的形式保存斗争火种，并在工厂、兵营和社区中开展革命的反战宣传。再次，要利用战争加剧的统治阶级危机和群众苦难，推动罢工、抗议、兵变等斗争，把被迫的牺牲转化为自觉的斗争。列宁所强调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正是要求革命党在战争中揭示革命形势的深度，组织群众开展反战斗争，并建立适应革命需要的工人组织形式。只有通过这种积极策略，才能在战争的破坏中保存并发展阶级意识，把战争的痛苦转化为推翻旧制度的力量，最终以革命的胜利引领人类走向持久和平。

正是在这种战争与和平的双重苦难背景下，那些看似温和的“和平国家”论调才显得格外危险：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不断研发新武器、维持庞大的军备，才保证了“我们没有生在和平的年代，但生在了和平的国家”。他们要求人们歌颂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并强调要“将心比心”，因为“我们的日子总归比那些战争中的人和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过得好”，因此必须“珍惜和平”。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合情合理，实际上却与前述的意识形态自然化逻辑相互呼应，共同掩盖了现实的剥削关系。所谓“和平国家”并没有让劳动者免于苦难，他们依然要面对过劳死、贫困化和制度化的压迫。军备扩张和武器研发并不是为了保护普通人的生活，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持统治和扩张利益的工具。把这种政策包装成“替我们负重前行”，只是让劳动者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买单。更重要的是，这种“将心比心”的劝说逻辑，把劳动者的处境抽象化为一种“已经足够幸福”的状态，暗示他们应该知足，而不是去质疑制度本身。这样一来，现实的剥削与压迫就被合理化，斗争的意志被消解在一种虚假的感恩之中。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所谓的和平必须依赖于不断的军备竞赛？为什么劳动者的安全感不是来自社会制度的保障，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武力威慑？所以，真正的和平不是统治阶级赐予的恩惠，更不是军备扩张的副产品。真正值得珍惜的和平，不是这种以慢性苦难为代价的“和平国家”，而是通过工人阶级斗争建立起来的、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因此，那些“和平主义”者或歌颂“平凡生活”的人，往往忽视了事实：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暴力，平凡也不意味着没有苦难。在阶级社会里，和平只是统治秩序得以稳定运作的条件，平凡生活则往往是被剥削关系遮蔽后的幻象。真正的解放，不在于抽象地赞美人道与和平，而在于揭示并改变这种制度化的苦难，使人类的日常生活真正摆脱阶级统治的桎梏。

这种试图用抽象道德来消解阶级矛盾的逻辑，不仅体现在对“和平”的盲目歌颂上，也同样贯穿于所谓“人道主义”的思潮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人的解放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道德的、心理的诉求。一旦人道关怀脱离了对阶级统治的根本批判，它就必然沦为一种廉价的同情，一种无法触及矛盾的现实基础的空洞说教。青年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曾用人道主义的语言来批判异化劳动，但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人性”层面，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苦难的根源，因为人的本质从来不是某种抽象的道德属性，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不触及对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批判，那么人道主义就会沦为空洞的说教。历史上那些打着“人道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潮，往往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消解为普遍的道德诉求，把阶级矛盾替换为抽象的“人类苦难”，结果只能在政治上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服务。这样的“人道主义”非但不能解放人，反而成为统治阶级维持现状的工具。更有甚者还发展出一种理论，即认为“斯大林主义”之所以会产生，之所以带来灾难，是因为缺乏“被革命化的人道主义思想”，仿佛只要在革命中注入更多道德关怀，就能避免官僚主义和暴力的发生。这种看法不仅误解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使得工人阶级的阶级统治摇摇欲坠，只能通过专制制度维持），更是把历史的失败归咎于“道德的缺席”，而不是客观的阶级力量对比。

有人认为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是所谓“人道主义”或“人道社会主义”的代表，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立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核心，而不是诉诸抽象的“人性”或“普遍道德”。托洛茨基在《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中尖锐批判了这种倾向，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普遍道德”只是维护既有秩序的工具，而工人阶级的“革命美德”只能从推翻剥削制度的历史任务中获得意义。他明确写道：革命者的道德标准不是抽象的善意，而是“有助于无产阶级团结、提高其斗志、推翻资本主义并解放人类的一切手段”。因此，道德说教不能替代政治斗争，谁用抽象道德来取代阶级政治，谁就为反动开路。

罗莎·卢森堡同样拒绝用道德语言来取代阶级分析。在《社会改革还是革命》中，她批判那些幻想通过渐进改良实现“更人道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她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修补，而是对其根本的否定。她也指出，改良主义者试图仅仅通过议会立法、社会改革等手段逐步改善工人状况，却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革命性批判。这种立场在她看来是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背弃。同时，卢森堡的那句“自由只为支持政府的人，那就不是自由。自由就是为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常被误解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宣言，仿佛她是在呼吁抽象的普遍的言论宽容。但实际上，她是在批判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压制工人阶级政治表达的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强调的是工人民主的必要性，她捍卫的不是超越阶级的道德自由，而是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必须保有的政治空间。

同时，她并不否定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作用。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明确赞赏布尔什维克在极端孤立、战争摧残和国际背叛的条件下仍敢于夺取政权，并指出他们“在历史可能性的限度内做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所能做到的一切”。她强调，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必须区分本质与偶然，不能用道德标准去评判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她看来，“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旧是唯一能用胡登的话高喊：‘我敢于这样做了！’的人”，“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问题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得到解决。在这一意义上说，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

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关怀，并不是诉诸普遍的善意，而是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使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现实的历史结果。人的解放不是抽象的道德目标，而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因此，那种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本身就是多余的。它往往把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理解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姿态，而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制度变革基础上的现实关系。在工人民主制度下，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并不是外加的修饰语，而是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当剥削被废除、当生产和政治真正由劳动者掌握时，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就不再需要被额外强调了。

当然，共产主义者并不否认类似联合国、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在某些具体场合下的人道救助作用。它们在战争、灾难和饥荒中提供了救济，减轻了部分人的痛苦。然而，这些机构本身的阶级属性和局限性同样明显。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正平等的国际组织。它是在二战后由战胜国主导建立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制度让五个大国握有否决权，这意味着全球重大事务往往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所谓“国际公正”；红十字会虽然打着“中立”和“人道”的旗号，但它的历史同样与欧洲列强的外交和军事利益紧密相连。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种“中立”往往意味着对帝国主义强权的默认。更严重的是，这些机构内部长期存在腐败丑闻。比如，联合国在2004年爆发的“石油换食品”丑闻，被认为是其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涉及秘书长安南之子及多名高级官员，他们利用项目牟取私利，导致数十亿美元资金被侵吞。此外，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多次被曝出性侵、贪腐、吃空饷等问题，显示其管理体系的严重腐败和不透明。红十字会同样如此，它在中国、欧洲多次爆出腐败丑闻：例如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湖北省红十字会被曝光将大批紧缺口罩分配给并非一线医院，引发舆论哗然；2018年云南普洱市红十字会出纳李艳萍挪用救灾款247万元，用于个人消费；2023年短短三天内，包头、厦门、哈尔滨三地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相继落马，媒体直言这是“假慈善，真腐败”。

因此，真正的解放只能来自工人阶级自身的斗争。只有当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异化被彻底消除，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才会从口号变成现实，而所谓“人道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