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一、被围捕的信仰者
2025年10月，中国当局对全国多地的家庭教会发动了又一轮大规模镇压。北京锡安教会的牧师金明日与多地信徒被捕，数十处聚会点被查封，超过一百五十名信徒被拘押或传唤。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自201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对家庭教会的系统性迫害的一次集中爆发。
一个没有公开政治诉求、仅在私人空间中祈祷、研读圣经的信仰团体，为何被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国家视为“威胁”？这个问题触及中共党国体制的关键所在：在一个把权力宗教化、把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对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垄断基础上的政体中，一切独立的信仰都被视为叛逆和威胁。
二、从无神论到“政教合一”的反动
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以激进的无神论为标志，那时的打击宗教，尚以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出现；
而当今的中共对宗教其实是“非常友好”——前提是宗教服从于中共的控制与驯化。那些“愿意帮助他们安抚人民、麻痹人民的宗教”，如少林寺、武当山、灵隐寺等，香火旺盛，就连中共的高官也都会偷偷的祭拜这些高高在上的神佛，祈求仕途顺利。宗教局与统战部也如同资本主义企业部门运作，把信徒数量、香火收入、境外交流纳入统计与考核。
中共对宗教的态度已不再是排斥，而是驯化与利用：凡愿为政权祝祷的神明可以存在，凡不愿臣服的神明必被驱逐。
因此，当不受中共“三自两会”宗教系统领导的家庭教会发展到一定规模、存在对中共统治产生“思想独立”的威胁的可能时，被打压便成为必然。2014年浙江“拆十字架”事件，是家庭教会进入“严冬”的序曲；从此“宗教中国化”成为国家政策——从理论到实践，一步步将信仰纳入中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对此，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一针见血：“宗教中国化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驯化。”
三、虚假的信仰自由与意识形态霸权
中共官方常以“教会未注册”为由打压家庭教会。然而，这种解释只是一种虚假的掩饰。正如独立候选人在人大选举中屡遭阻挠一样，注册本身便是一个服从性测试。
所谓“依法登记”，其实是要求宗教组织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接受意识形态审查，并将讲道内容、财务收支、人员活动完全纳入国家控制。这不是注册，而是招安书。
当前的中国不存在真正的信仰自由，只有精神的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特色意识形态霸权。
国家不承认人的思想具有的自主性和自由，不承认信仰能独立于政权之外。这正是中共意识形态霸权的本质所在——它不是无神论，而是统治神学：一种利用权力去反宗教，否定宗教的政治宗教。
而且，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废除作为人民幻想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
这并不是要求通过思想批判去“取消宗教”，而是要求通过政治斗争去消除使人需要宗教，需要幻想的千年王国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反对的不是信徒的自主信仰，而是造成信徒必须借幻想寻求安慰的那种现实——压迫、贫困与异化。
就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者反对宗教，并非从宗教批判出发的“思想启蒙”，因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无神论宗教，而是从政治经济批判出发的人的社会解放。
只有在废除压迫与剥削的现实制度后，宗教的扭曲的社会根源才会走向自然的消失。
四、无产阶级与信仰者的共同斗争
马克思曾说：“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温情之心。”这不是嘲讽，而是同情。宗教之所以存在，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世界充满不公，人民不得不在痛苦中寻求活着的意义所在。
因此，当今日的中国工人、青年、知识分子走入家庭教会，他们并非出于愚昧（毕竟当前的中国人都接受了至少九年的中共无神论教育），而是因为现实的异化迫使他们寻找一条不在中共意识形态范畴内的思想道路。
这种精神的抗争，虽然以宗教形式出现，但它所指向的，是一种否定现存秩序的潜在力量。我们可以叫它：信仰抗命。
它拒绝了中共编织的叫做“中国梦”的新形式的千年王国学说，放弃了对官方的“岁月静好”宣传的信任和忠诚。即使这种怀疑，这种抗拒，是以相对消极和温和的态度显现的。
然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楚：这种力量若不被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就会陷入幻想的乌托邦。宗教团体的内部，存在着逃避现实斗争、顺从原有的统治秩序的倾向；也存在着互不理解乃至敌对的分裂习性。
因此，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必须保持独立与领导地位，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去教育和引导信仰群众，使他们真正的认识到：
“天国的正义”只有通过人间的斗争才能实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期盼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才能具象化。
当信仰者愿意将信仰从幻想转化为实践，将“神的王国”理解为人类平等自由的社会，他们便与革命者站在同一条战线。
这种转化，正如拉美解放神学、韩国民主运动中的进步信徒所展现的那样，是从宗教意识中生长出的政治觉醒。
因此，我们并不从外部：禁止宗教的存在合法性，而是从内部：超越宗教的原有的意义和价值——通过阶级斗争的现实革命实践，使宗教的信仰之力转化为人类解放的一种深厚的精神力量。
五、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宗教的策略：联合—斗争—超越
宗教问题从来不只是思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宗教的根源不是人的错误意识，而是被压迫社会的现实。
因此，对于宗教的革命性批判的任务，不能停留在所谓的“无神论式思想启蒙”的层面，而必须转化为现实的阶级斗争策略。
（一）联合：承认信仰群众具有的革命潜力
宗教团体在被压迫阶级中往往有广泛群众基础。许多信徒的信仰中包含着对公义、平等和博爱的追求，这些情感在现实斗争中可能成为觉醒的起点。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应当以同志般的态度接近信徒，而不是以学究的姿态去训诫他们。“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
在今日的中国，广大宗教信众——尤其是工人、农民、底层青年中的信徒——与无产阶级处于同一被压迫的位置，他们的反抗情绪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一致性的。
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联合信仰群众，尊重其宗教形式中的人道、互助和自由精神，通过实际斗争将这种精神转化为反抗的力量。
（二）斗争：揭露宗教团体内部的保守与逃避
但这种联合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性的批判。
宗教团体内部始终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保守宗教团体，二是被压迫者寄托希望的解放宗教势力。
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揭露前者、争取后者。
我们必须不断指出：真正的“公义”不可能在天堂，而只能在人间实现；真正的“幸福”只有通过人间的神圣斗争才能够被获得。
革命者在与信仰群众联合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意识形态上的独立，防止斗争被“温和化”、被消解为被动的忍耐和妥协。
（三）超越：通过社会解放消灭宗教的扭曲的社会根源
最终目标，不是让宗教“服从”于无产阶级，而是让宗教在无产阶级的胜利中失去其可憎的社会根源和必要性。当压迫、贫困与异化的根源被消灭，宗教就会自然地、历史地衰落或者说是不再成为人间痛苦的倒影。
正如马克思所说，废除宗教的幻想，意味着要求一个不需要幻想的世界，人能够不再仰着头，在现实的重力的束缚下，敬仰着神的王国，而是真正的自主的从必然王国飞跃进自由王国。这不是国家强制的“无神论”能够带来的功绩，而是人的社会解放的必然结果。
因此，无产阶级的宗教策略必须是辩证的，务实的，革命的：联合信仰群众，与保守的宗教意识斗争，最终超越宗教的固有形态。
这一过程本身，正是从简单的“无神论思想批判”走向“人的真正解放”的路径。
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信仰者的抗命才会成为革命的火种，而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六、结语：从宗教迫害到人类的解放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物质的剥削，也有精神的桎梏。中共党国体制在政治上是一党专政，在经济上是官僚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是意识形态垄断。家庭教会的命运，只是这个体制压制一切独立社会力量——无论是工人革命组织、独立新闻媒体、还是自主的信仰共同体——的缩影。
历史的经验表明：解放宗教的唯一途径，不是国家无神论的强制，而是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建立起不再有压迫和奴役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当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革命斗争摧毁了异化的生产关系，人们便不再需要借助幻想来脱离苦难。
那时，信仰的力量——对公义、博爱与人性的渴望——将转化为现实的人类解放运动的精神。
正如曼德尔所言：“历史没有保证解放的必然性，但解放的希望在被压迫者心中燃烧。”
这希望，既可以以“天国”的语言表达，也可以以“革命”的语言表达；但它的实质和趋势是共通的——
那是人类拒绝被奴役、追求自由的神圣的和革命的斗争。
“人的良心和信念是庄严和不可侵犯的。人人都能自由地拥有使他幸福的信仰和信念。任何人都不得迫害或侮辱人们的宗教信念。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罗莎·卢森堡《教会与社会主义》
当思想与信仰的自由成为劳动人民的天赋权利，当宗教的幻想转化为现实的斗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