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革命陣線
简体版本：《我们对台海冲突的立场：主要敌人在内！》
軍演、動員、輿論戰……戰爭的陰霾籠罩在台灣海峽上空。帝國主義者們博弈的這塊棋盤，隨時都有被掀翻的風險。
大陸政權和台灣政權現在面臨著一種兩難處境：不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向野蠻狀態倒退。我們今天面臨的抉擇是：或者是帝國主義勝利和文明遭到毀滅，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一大片墓地，帝國主義者用血淋淋的劍屠殺無產者；或者是社會主義勝利，也就是兩岸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方法即戰爭的有覺悟的鬥爭行動取得勝利。這是世界歷史的一種兩難處境，非此即彼，天平正在上下擺動，要由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來決定。中國的未來取決於無產階級是否有剛強的決心把它的革命鬥爭之劍投放到天平上。
共產主義者當前最緊要的任務是提出政治口號，發表對無產階級在戰爭中的政治任務和利益的明確解釋。革命黨要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均要承擔政治領導。我們的策略不可以落後於實際力量對比的水平，而且還要跑在它的前面。我們所制定的堅定、果斷和勇往直前的策略，會使群眾產生穩妥感，產生自信心，產生戰鬥熱情。反之，搖擺、軟弱和對無產階級了解不足的黨的策略，就會使群眾喪失活動能力和不知所措。
在本文中，我組織（共產主義革命陣線）會解釋台海沖突的現狀，其根本性質以及對兩岸人民的利害所在。我們會給出不同於帝國主義沖突死局的第三條道路：一個屬於兩岸勞動者而非統治階級的方案，一個解放而非奴役的方案。
考慮到中華民國台灣強大的意識形態壓力和共產主義者極少數的窘境，我們在這裡也請求身處台灣的同志們用一切方法嘗試在身邊擴散此文件以發展共產主義小組。
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分治中國的歷史背景
台灣問題的歷史根源不始於冷戰，更不始於近年來的軍事演習與地緣摩擦和所謂歷次台海危機，更不始於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暫時落幕，更絕對不始於所謂的「舊金山和約」，它是一顆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對清帝國的分割與掠奪之時就埋下的一顆種子——台灣的斗士們曾勇敢地反抗從日帝國主義者到美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一切壓迫勢力，付出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之鮮血的代價。今日台灣作為中華民國殘余政權的控制區域，其存在本身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殖民與中國革命未竟事業的歷史殘餘。
1895年，由於甲午戰爭的慘敗，台灣、澎湖等島嶼被由清政府割讓予日本。反抗被血腥鎮壓後，台灣成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原住民與漢人拿著「下等人」的身份直到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條件投降。隨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了台灣，蔣介石親派陳儀等國民黨高官在台灣建立起了總督府統治。然而，究其根本，蔣介石的政權，誕生於1927年四月十二日屠殺工人的軍隊的槍桿裡，根植於最為落後的土地制度上，經濟和政治對外依附於外國帝國主義強權，內部穩定依靠的則是白色恐怖和對舊勢力的妥協與媾和，腐敗的官員唯一在意的是如何塞滿自己的腰包。「國民」政府在此時已經喪失了統治的合法性與發展經濟、生產力的任何動力，只等著一場革命將其推翻。
儘管擁有帝國主義勢力支持，人力、資源和軍備上碾壓般的優勢，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國民黨完全不是共產黨的對手——隨著解放戰爭中土地改革的推進和幾次重要圍殲戰的勝利，國軍徹底喪失了戰鬥能力；不受控制的貨幣濫印導致中華民國經濟全盤崩潰，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各階層對政權最後信任的喪失，就連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無法閉合的鴻溝。丟失掉中國大陸的實際統治權後，得益於軍事上的天然壁壘與海軍力量的懸殊、政治上共產主義運動的割裂和無組織性，國民政府潰逃至台灣以求「反攻大陸」。竄逃的國民政府將原先大陸的官僚體系強加給了台灣人民，以基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和「消滅共匪驅逐俄寇」「殺朱拔毛」和「保密防諜」「台獨是共匪的同路人」等等口號大肆搜捕屠殺左派異議人士，超過14萬人遭到迫害，犯下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後於當地建立了獨裁政權。
台灣政權的資產階級民主化和大陸政權的資本主義化
迫於一方面來自美國，一方面來自海峽對岸共產主義革命的壓力，國民政府在土地以及經濟政策上做出了諸多改革以斷臂自保，但在政治上仍然透過戒嚴令延續著白色恐怖。但是你不可能永遠用鎮壓維持穩定——如果可以的話，那列寧也絕不會說「資產階級民主制是資本主義政治最為理想的形式」——體制內、形式而非實質的「民主」可以為人民宣傳一種身為奴隸卻仍然認為自己在當家做主的幻想。長期的獨裁統治只會導致社會矛盾沒有發洩口進一步激化，最終導致不僅是推翻當前政府，甚至能威脅全體統治階級、既得利益者，可以撼動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
台灣統治階級要是想捍衛資本主義，就必須做出改革。70年代台灣的對外政治發生了動蕩，中華民國政權被踢出了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轉而成為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官方代表，隨後美國也宣布和台灣斷交；美帝國主義出於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遏制蘇聯的考慮，在外交上逐步拋棄台灣，而台灣國民政府自始至終就是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援助和保護續命。對內，台灣的群眾運動和非法組織日益發展，並不斷構成威脅。於是在蔣介石死後的80年代，以蔣經國為首的台灣統治階級有意識開始了初步資產階級民主化的進程，他們埋怨著，不得不向群眾做出諸多政治權利上的讓利。這個進程在九十年代得到了完善，台灣統治階級如同「光榮革命」一樣為了遏制激進化運動發展選擇了自上而下將一個波拿巴式的資本主義獨裁政權改造為了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政權。
自從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然而由於中國整體的物質基礎的落後以及解放戰爭奪取政權後國民經濟體系薄弱，當時的中國無論是生產力、技術還是文化水平上都缺乏建立健康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尤其是在政治上，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建立健康的工人國家思想和理論：鎮壓廣州革命的李濟深還可以作為政黨彼此妥協的結果成為國家領導人，很明顯這種情況下不僅延續了資產階級政府國家機器高於社會之上的屬性，真正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工人民主也沒有被確立。因此這客觀上無法避免特權官僚階層的形成以及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上的不斷腐化。各種嘗試通過內部改組、洗牌的手段去除官僚層的落後分子的運動，就好比讓人打蟑螂光噴蟲藥，但吃飯還往地上撒渣一樣，這種體制內的批斗、撤換無法有效阻礙新一批特權官僚的誕生和更多公職人員的腐化。
自上而下的一切改革嘗試最終都沒有動搖整個官僚階層對工人政權的依附的事實，並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反而造成了整體工人階級疲憊、失落的心態，工人階級也缺乏統一有效的革命領導與基層的組織。從而或陷入對「鞍鋼精神」的絕望捧讀，或就自由派的「工聯主義」盲目跟從，在社會主義祖國最危急的時刻，整個工人階級運動卻因各種混亂思想的滲透與互相作用陷入了內亂、盲目與停滯。
一個計劃經濟系統如果長期被極少數官僚所管轄並控制而工人沒有負責權或者只有部分的「建議權」，在經濟極端落後時也許仍然可以帶來可觀的發展，但隨著經濟逐步復雜化後就會淪為可笑、行政式的指令，脫離實際的生產，經濟管理會變成虛報業績一般的升遷手段。中國的計劃經濟就是在70年代左右走到了這個極限，官僚對工人政權的蠶食已經嚴重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官僚不會主動放棄特權，就和資產階級不會主動讓出地位一樣。官僚階層於是有意識地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開始引入市場以及恢復農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刺激經濟進一步發展。摸著石頭過河，不自覺地一開始還是「社會主義官僚」，就變成了資本主義官僚。
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前後逐漸地改變了自身的性質和中國的國家性質：從一個依附於工人國家的特權官僚層，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替代資產階級進行統治的國家機器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倒退回了一個資本主義政權。從這一刻起，中國修正主義政權和中華民國政權這兩頭脫下皮囊並無區別的野獸之間的沖突再沒有任何「解放」性質。
兩岸關系武統-和統-武統的轉變
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劃在無數次軍事冒險的挫敗後打了水漂，兩岸逐漸結束了武裝對峙的局面。隨著大陸的資本主義化，潛在的革命威脅也被化解，處於自身利益考慮大陸和台灣的統治集團開始靠攏。兩岸的合作從一開始的經濟協議逐漸推進成為了政治解凍。為了保持自身獨立性、確保在未來的談判中有更多籌碼，雙方仍然在一些關鍵分歧上保持對立拖延統一進程。兩岸政權都很清楚，統一為的不是民族情感，而是台灣島還是大陸單獨的資源和體量，都不如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政治實體能帶來的利潤大。
但隨著台海資本主義造成的貧困與不公現象加劇，國民黨不斷在外交和政治上親近中共以推進兩岸資產階級統一奴役兩岸的勞動者的行為在群眾眼中得到了鄙視。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國民黨在黨爭中失去了台灣島的統治權。
人本能會去反對壓迫者所執行的政策，去支持其相反面，從執政黨國民黨「統」的立場中，台灣人民就開始對「獨」產生了支持的趨勢。民進黨這麼一個原先默默無聞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就因此開始急速的擴張了自己的影響力，用蠱惑性的手段利用了群眾的不滿情緒，並把問題都轉移到了「對岸的阿共」「中共同路人」身上。這和特朗普政府的MAGA支持團體有諸多相似之處，明明是反抗、激進的，卻被完全執行反動政策的一個政黨利用來轉移矛盾。這就是太陽花運動以及後續民進黨執政的根本推動力。
大陸政權也意識到，操控台灣政治已經變得十分困難，尤其是民進黨這樣一個民粹主義式的團體不會給與它任何方便的機會，還對自己的敵人美帝國主義獻媚，協助其遏制自己的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從和平統一的宣傳轉為了武統，協議變成了軍演。兩岸關系因此從武統走到和統後，又重新回到「武統」。這個本質實際上是兩岸統治階級從敵對走向試圖和解後，又重新陷入分裂。
當下台海沖突的根本性質是帝國主義博弈
資本主義政權由著其趨利的本能，自十八世紀起便熱衷於創造出各種各樣的民族國家邊界的同時透過戰爭、陰謀的方法破壞其他資本主義政權的民族國家邊界的統一。對於資本主義政權和資產階級而言，一個統一在類似語言、認同和文化邊界內的民族必然激發出強大的凝聚力、政治認同感，進而促進其國內市場的活力與生產力，最終創造出更為繁榮的資本主義市場——供養統治集團的一切基礎來源於此。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不僅僅是一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史，更是一部為追求擴大自身利益基礎而不斷鋌而走險、步入瘋狂，進而引發一場又一場戰爭的統治階級之間矛盾不斷升級的內斗史。破壞敵人的民族國家邊界、壯大自身政權主體民族轄屬的國家邊界與市場力量，這是資本主義食利者階級追求利益最底層的邏輯，它寫入了一切剝削者的行為綱領。
從這一沖突出現伊始，台海沖突就從不是什麼所謂「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共產」等帝國主義政權所發明出來粉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文明」沖突，它更不是兩種民族或文化之間不可調和的政治對抗，而是資本主義列強通過構建、加固或破壞國家邊界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邏輯最好的外化體現——這一邏輯至今存在於帝國主義者眼中的「棋盤」上。例如所謂的第一島鍊
共產主義者該支持「獨」還是「統」
台灣是統是獨？對共產主義者而言，我們根本就不該讓自己陷入帝國主義者二選一的邏輯、玩他們的游戲。絕不能以「民族自決」、「地方自治」之名認同這種被歷史、被資產階級制造出來的分裂狀態，而去迎合台灣政權所建構的狹隘民族主義論述。大陸政權宣揚的民族統一也只是此邏輯一枚硬幣的另一面。
我們要問的是，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還是統治，社會主義革命是發生還是不發生，任何對於資本主義政權之間的外交和戰爭都必須堅定地貫徹階級立場。在資本主義的腐朽時期，任何民族獨立的訴求還是所謂民族復興統一的訴求既不能撼動帝國主義的根基，也阻礙了階級意識的形成。
我們既不為中華民國的所謂「民主自由」唱贊歌，也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大業」鳴鑼開道。兩岸的資產階級在爭奪政權合法性與區域主導權時，始終試圖裹挾本地的無產階級、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將工人群眾變為炮灰，而真正的革命派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清晰的階級立場：拒絕所有資產階級國家的統治，拒絕一切形式的軍國主義動員，拒絕被動員進任何國家間的戰爭機器之中。
我們看到沙文主義者宣傳民族解放任務有自己的正當性，無視了當下中國大陸政權的帝國主義性質和我們的世界所處的國際局勢；機會主義者鼓吹，台灣獨立運動因為存在大量年輕人支持，便具有其「進步性」，不過是上面領導層幾個人思想有問題而已，我們必須「批判性支持」，反應的是和沙文主義者看似對立實則一致的思維方式。他們沒有魄力跳出統治階級為自己設下的局，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路線是「不現實的」。實用主義的思維在這裡缺乏高瞻遠矚，只會尋求阻力最小的那條路前進——最終發現自己無路可走。
只有擺脫了類似於西方政治中機會主義者追尋「小惡」，即所謂「lesserevil」的這種機械方法，我們才能不只是在統治階級給出的兩個糟糕選項中找那個勉強能接受的，而是尋找對無產階級獨立、有利的，那條階級鬥爭的出路。
需要采取「失敗主義」立場嗎？
很多今天的共產主義者曲解、信賴了後人所偽造出的一種列寧在一戰中「革命的失敗主義」的神話，簡單認為，只要本國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就會導致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所以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不是「反戰」，而是要「支持戰敗」。不管是戰敗還是戰勝，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動員和政治工作，結局都只會打擊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大陸共產主義者的工作堅決不能是把自己塑造為宣傳外國政府比本國政府更先進、宣傳戰敗萬歲的殖人，也不能尾隨中共之後「批判性」支持沙文主義的宣傳，而是要揭穿整個戰爭背後的階級利益和反動性。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同理，我們必須聯合起來以「主要敵人在國內」的口號落實反站的社會主義立場。
而且我們高於小資產階級反戰主義者的是，我們不只是單純發對一場戰爭，而是反對會不斷制造戰爭的這個腐朽的制度。只要資產階級在還不受爭議地行使它們的階級權力，帝國主義和戰爭就不能消除，不能杜絕。和平的唯一保證和唯一支柱是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和政治行動能力。
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必須首先集中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對於國際無產階級來說同時也是爭取國內政權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決定性的鬥爭。
資產階級國家內部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和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工人階級的世界歷史性解放鬥爭中是兩個不可分離的生存准則。
沒有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階級鬥爭就沒有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在和平時期和在戰爭時期都不能放棄階級鬥爭和國際主義，否則就是自殺。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行動，在和平時期以及在戰爭時期，都必須致力於鏟除帝國主義和阻止戰爭，把這當作他們的主要目的。他們的全部活動必須從屬於這個目的：使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最激烈地反對本國資產階級，隨時隨地突出二者之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對立，並同時把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置於首要地位並加以實現。
我們對此應該采取和這與先前所討論的「是統是獨」相同的態度：我們不會選擇說支持其他政權擊敗本國政府，把革命的希望押在軍事失敗造成的動蕩中。我們更不會希望本國政府擊敗其他政權。我們希望，無產階級擊敗資產階級。
必須團結、統一兩岸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
兩岸政權的政治敘述總忽視著無產階級處境的艱難並分裂兩岸著人民的統一利益。列寧在1914年5月寫的《腐蝕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義》中提到，「工人運動愈發展，資產階級和地主就愈瘋狂地企圖鎮壓或分裂它」。誠然，在2020年後，資本主義制度之脆弱性的一再顯現，兩岸政權調和階級矛盾的能力一再減弱使得兩岸工人階級的運動愈發高漲：在大陸，2022年11月的鄭州富士康工人集體進行了大規模的斗爭並與警察進行了對峙；在台灣，2022年5月1日的鐵路工會以不上工為方式抵抗鐵路私有化進程。而資產階級專政使用的策略便是「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借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借口下挑動無產階級實行分裂，即用「祖國統一」「偉大復興」和「台灣獨立」「選對的人，走對的路」等精致編織的口號來分化兩岸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
面對統治階級的宣傳，兩岸人民時常抱有著不切實際的希望。有些人甘願為中共的帝國主義侵略開綠燈，期盼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夠在打破「第一島鏈」後改善幾分自己的生活。然而在大陸的資本主義逐漸走向帝國主義後，大資本的壟斷性質就會愈發強烈，吞並台灣島上新的市場、資源和勞動力。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也許能在資產階級風卷殘雲式的分贓後獲得一些好處，但中共帝國主義的發展必然加深政治經濟上的壟斷態勢，且「同任何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此外，英國殖民者西塞爾·羅茲曾經就揭露過帝國主義的一大目的：「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佔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可見，跟隨帝國主義前進並不能真實地擁抱什麼美好生活，只能擁護統治階級並實現其抑制國內革命運動和階級斗爭的目的。
台灣的無產階級也同樣遭受過類似的期許幻景中，即為了爭取權益需要保證島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在2024年的台灣大選時期，民進黨的造勢者就曾經提出過因為「要民主」所以選擇「挺台灣」並擱置左右派沖突的論調。但實際上，資產階級民主、立法院和立法委員無法撼動資產階級社會和私有制。所謂應當保全資產階級民主，因為「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須利用資產階級民主」是徹底的「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空談」。堅守一個立法委員沒有調查權、國會改革無法推進、腐敗弊案和黑金政治橫行的資產階級民主並非工人階級的義務，捍衛「熟悉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也絕非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在。台灣工人階級和大陸工人階級在政治體制上有著統一的訴求，那就是通過革命建立「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
大陸和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有著自己的特性。其將發生在全球帝國主義碰撞的前線，前有在亞太地區進行了數十年部署的美帝國主義，後有醞釀著擴張的、國家資本強盛的、新興的中共的帝國主義。兩岸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歷史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有著共性。外交政治上的熱點地區一直是社會主義運動最發達的最核心，如1871年普法戰爭下的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德國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匈牙利蘇維埃、蘇維埃俄國、英法工人大罷工和當今的海峽兩岸。上述所有曾經發生的和仍未爆發的運動的共性是號召地區范圍外的世界無產階級加入革命，因為國家或地區之間「聯合的行動」一貫「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大陸和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必須基於統一的、革命的、有著發達聯絡網的共產黨。大陸作為目前全球工業能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存有著以億為單位計算的無產階級，無疑將成為未來30年內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心。台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比大陸中共的高壓監察體制有著共產主義者籌備革命的客觀優勢，就像革命黨建立黨支部、公開進行工作的橋頭堡。1980年至2000年，台灣無產階級建立了數個仍在運營的勞動者組織，而民間工會、工聯的持續活動也為黨對工人的組織工作提供了更可及的土壤。但若兩岸無產階級的行動不一致且不由一個統一的革命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運動就又將陷入前30年反復出現的絕望情景：大陸的工人運動因缺乏支援而星散，中共監察系統的運作下革命組織建設屢屢受挫；台灣的工人運動因體量不足，無法造成對階級社會的實質突破，只得如大部分歐美系工會運動在60年代受挫後的情況一般，退守至成效甚微且過程緩慢的經濟鬥爭。
同志們，我們革命的命運是一體的。沒有雙方的協調行動統一組織，兩岸的解放都將是空想。
真正的革命之路，只有一條：兩岸無產者的聯合鬥爭，共同推翻兩邊的壓迫統治，建立一個新世界。這樣的團結不靠炮火，不靠民族對立，而是依靠一種求取自仇恨的團結——那是對我們的共同敵人，橫亙於我們頭頂藍天的壓迫者的仇恨。
台海戰爭如果爆發，將是一次重大考驗，是對革命者政治路線、組織紀律和群眾動員能力的集中檢驗。我們必須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地對抗國家主義、分裂主義與改良主義的三重干擾，不因戰爭爆發而投向任何資產階級陣營，也不因軍事壓力而動搖對兩岸統一革命的戰略信心。我們必須正面應對這場危機，將災難變為革命的催化劑，將統治階級的自相殘殺轉化為工人群眾的總動員。在戰爭來臨之際，我們要建立的是統一的革命指揮部和統一的組織動員。在戰爭中，最堅定的革命派將會挺身而出，拒絕一切妥協、喚起沉睡的群眾，推動工人階級不再為任何「國家」流血，而是為自己真正的解放而戰。
到爆發之時再組織，就已經來不及了。在此我們呼籲海峽兩岸的有志之士，一同投身於建設這個革命組織的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