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无论自由主义者如何污蔑，计划经济都用不只是资本论的文字，而是生产、钢铁、建设的数字证明了自己相较于“自由放任”的优越性。计划经济的历史让世界上曾经两个无比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如今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帝国主义列强。有规划、有方向、有校准地控制经济的手段，即使是一开始反对它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都不得不在遇到危机时边骂边偷来一部分用：看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与我们熟知的凯恩斯主义即可。

这些事实本身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无力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陷入了非理性、混乱的局面，但同时也给了部分改良主义者一个好听的“前途”：看，计划经济的手段连资本主义也用起来了，那我们不需要一场革命，只需要等到资本主义逐渐“废除”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自身改良引入计划经济就好了。我们说这是一种幻想，天真地以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主观地躲开它立足于的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兼容“理性计划”的手段。

生产社会化和占有私有制不可协调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前资本主义，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生产资料都是个人的生产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此这些资料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起来并扩大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例如，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而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又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生产出的产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一个人做的，这是我一个人的产品。

说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意义，但为什么这个社会化仍然没有达到能兼容社会主义的标准呢？因为，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作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产阶级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生产资料越是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就越是在市场上难以立足。他们在最后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计划只是建议的手段而非指导的体制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迫使资产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重工业或军工领域推行的“国家计划”本质是市场机制的补充而非替代。军工企业虽由国家直接管理，但其技术研发仍依赖私有企业的分包体系，钢铁、电子元件等基础物资仍需通过市场采购。这类计划本质是政府采购行为，企业间竞争投标的过程仍然遵循市场规则。例如，当美国的波音公司承接国防订单时，其铝合金供应商仍有多个选择对象，价格和质量竞争依然存在。

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而不得不实现的“计划经济”的存在的原因如下：

1.今日处在庞大的垄断集团之下的资本主义，在投资时动辄集中数以千万元计的资本，而又必须很迅速地分期回收。这种资本主义，蒙受不起巨大的周期性波动之险。

2.这种管理经济的需要，本身也是直接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产生出来。生产程序愈益复杂，便需要愈益精确的计划，否则整个企业便不能像一个整体般运行。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的企划不外乎把在大资本主义企业或企业群内部早已进行的工作，扩充到全国范围，或更准确地说，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进行。

3.这种“计划经济”在本性上，它迥异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因为它不是设定生产指标，也没有为求达标而从事其他计划。相反，它协调各私有企业早已拟定好的投资计划。这种协调，最多是由政府出面来协调各种指标，定下优先次序。而这些指标都是为了符合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不可能有执行这些计划的手段。

这种“计划经济”建基于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作计划时，根据纯粹预测，资本主义下的计划永远的建议性和指导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虽可在特定领域采取干预，但无法全面垄断生产资料与消费品分配。例如纳粹德国通过四年计划成立国家控制的戈林康采恩，但仍依赖蒂森、克虏伯等私人垄断资本的生产体系，政府通过补贴和订单诱导合作，而非剥夺产权。这种“计划”本质是战争动员的卡特尔化；军国主义日本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将资源调配权移交“统制会”，由三井、三菱等财阀高管主导。政府仅协调产能分配，私有产权和法律地位不变。野吕荣太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称其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暴力整合”；现代新加坡淡马锡控股虽掌控电信、港口等关键行业，但通过董事会放权给私人资本运营。政府以股东身份协调投资方向，而非指令生产。新加坡劳工党批判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僭主政治”，本质是跨国资本的利益守护人。这些案例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本质是危机应对工具：法西斯国家为战争动员，后发国家为产业扶持，现代国家为市场失灵补救。其“计划”始终依托市场机制运行，如德国通过价格补贴诱导企业增产，而非直接指令生产。当国家干预损害资本利益时（如印度1991年改革），计划机制即被抛弃。

“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政府对经济生活日增的干涉的本质。这个本质可以概括成如下公式：如果任由资本主义听命于经济的自动机制，就越有迅速灭亡的危险。所以国家日甚一日地变成资本家利润的保证者，保证资产阶级中居统治地位的垄断阶层的利润。国家的保证，靠的是它能减少周期波动的振幅。它另一种保证手段，是愈显重要的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国家订单。它保证利润的手法，是在“管理经济”的架构中临时采取的种种技术。国家告诉资本家：“如果你在某个地区投资，或在某个部门投资，不论成效如何，即使你的赔本废物连卖都卖不掉，甚至即使你完全失败，我们都保证你的资本可以得到6%或7%的利润。”这是国家保证垄断利润的最好、最明白的形式。这种政策，沙赫特、封克、戈林等人在纳粹的战备经济及其四年重整军备计划中，早就应用过这个方法了。

新的社会制度将打破现有的桎梏

无论是这种经济上不得不进行的国有化，还是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日益干涉，都在为一种全新的、由协作的生产者有计划地支配经济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出，若是要生产力有进一步的质的飞跃，没有整个社会对生产的有计划的调配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机器大工业将千万人的劳动编织成精密协作的网络时，生产过程的每个齿轮都开始要求更精确的配合。纺织厂需要准时获得化纤原料，汽车装配线必须同步接收上千种零部件，智能手机的芯片供应一旦延迟就会引发产业链瘫痪。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就像交响乐团需要指挥统一节拍——分散的演奏者即使技艺超群，若各自按不同乐谱行动必然导致混乱。生产力越发达，企业间物质交换的频次与精度要求就越高，市场机制自发的价格信号如同用烟雾传递作战指令，在简单手工业时代尚可应付，面对现代经济的复杂需求则必然失效。

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指导性计划完全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政府统计部门收集企业自主上报的数据，经济学家据此推测未来需求，但私有制下的每个资本家都像丛林中的猎手，既不愿暴露真实生产意图，又试图窥探他人动向。当所有汽车厂商都从钢材涨价推断“市场需求旺盛”并扩大产能时，钢铁短缺可能只是矿业垄断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汽车滞销与工厂倒闭。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种信息割裂的恶果：银行用数学模型预测房贷风险，却无法掌握真实购房者的还款能力链，当底层债务链条断裂时，整个金融系统的“科学预测”瞬间崩塌。

我们应该明白，人工智能需要天量数据训练，5G网络建设要求基站密度精确计算，新能源转型涉及电网改造、充电桩布局与电池回收体系的整体重构。这些跨行业、长周期的系统工程，在资本逐利本能的驱使下必然陷入碎片化竞争：私营企业争相开发同类技术导致资源浪费，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造成社会成本激增，关键领域创新因短期利润不足而被搁置。当特斯拉在美国建设超级工厂时，需要州政府竞相提供税收优惠，这本质上是用社会财富补贴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

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料私有制像一道铁栅栏，把本应贯通的社会化生产切割成互相戒备的孤岛。当自动化生产线能在24小时内切换百种产品型号，却因企业专利壁垒无法共享技术参数；当全球物流系统可以实时追踪每个集装箱的位置，却因贸易保护主义人为制造运输障碍——这些荒诞现象证明，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局部优化永远无法实现整体效率最大化。唯有打破私有产权桎梏，使社会能够像操作自己的身体般支配生产体系，通过指令性计划将物质资源、劳动力和科技成果进行有机整合，才能真正释放现代生产力的全部潜能。这种必然性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精密机床需要数控系统般的客观规律——当生产社会化程度超越临界点，生产关系的升级就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选择。

社会化大生产的精密网络发展到当代，其内在矛盾已清晰显露：当千万企业、数十亿人的劳动通过全球产业链深度交织，分散的私人决策必然导致系统性失调。资本主义的“指导性计划”既无法预判社会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更无力协调跨代际、跨领域的战略投资。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将整个经济体系转化为可编程的有机体，这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与指令性计划的双重变革。

指令性计划的确立，本质是工人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将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当炼钢工人、程序员、物流调度员的劳动数据实时汇入中央计划系统，生产决策就从资本增值的囚笼中解放，转变为满足社会真实需求的精密运算。这种经济形态必然要求工人阶级专政——因为只有生产者直接掌握计划权，才能确保一切产品用于扩大全民福利。工人国家在此过程中承担双重使命：它既是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暴力机器，更是培育新型生产关系的孵化器。它通过计划体系使指令性计划原则渗透到每个经济细胞，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创造物质与精神前提。

这种过渡本质上是社会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当指令性计划使生产力突破私有制桎梏，劳动异化将随着物质匮乏的消除而逐步消解。工人国家不是永恒存在物，其专政职能将随阶级消亡而弱化，管理职能则随着计划体系的完善转化为纯粹的技术协调。正如数控系统最终要融入智能工厂的神经网络，工人阶级专政也将通过发展更高形态的社会自治，使国家机器沉入历史博物馆。这个辩证运动揭示着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不是用道德说教对抗资本主义，而是在社会化生产的物质基础上，通过工人阶级专政锻造出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梯。

可以主观为资本主义消除竞争吗？

那么，让资产阶级对全部的生产资料进行“集产”，并用非竞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调控呢（即用指令性计划代替指导性计划）？可是，资本家群体本质是价值规律支配下的竞争者，即便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同财团在石油、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利益争夺从未停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中克莱斯勒被意大利菲亚特收购，通用接受政府救助时仍要关闭多家工厂，这说明资本集团在危机时刻仍在进行资源重组而非团结互助。当所有企业被“集产”并被纳入国家计划时，技术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将无法实现，这直接摧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计划的需要、经济增长的最优化（不是从“绝对”的角度，而是从体制本身的逻辑出发）与“管理者”的物质私利之间也不可能协调，这就导致“管理者”必然会通过重新引入自由竞争来解决低效的问题。（这些也可以在下文对存在过的工人国家的分析中看出来）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会趋于停滞。经济意义上的竞争是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而这也不会是什么“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存续基础是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即便出现高度集中的国家调控，只要生产资料仍属私人所有，企业主就必然要求对生产计划、用工制度、利润分配的最终决定权。例如，德国“共同决策制”中工会代表可以参与监事会，但企业战略决策权始终掌握在资方手中，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任何计划都只能是资本意志的体现。当计划制定需要平衡数百个私有企业的利益诉求时，其结果必然退化为市场趋势预测和发展建议。

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建立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核心矛盾在于两种经济模式背后的所有制结构与利益驱动存在根本对立。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家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本增殖，这种增殖必须通过商品流通领域的自由竞争才能完成。国家若强制垄断所有原料供应并统一调配，等于摧毁了市场存在的物质基础——当企业无法自主选择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价格机制将失去调节供需的功能，此时资本增殖链条在流通环节就被切断了。资本家不会允许这种自毁根基的制度安排，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对利润获取方式的控制权。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资本家普遍对任何形式的国有化表示排斥。当政府将铁路、能源等产业收归国有时，私人资本失去的不仅是资产所有权，更关键的是丧失了通过垄断定价、技术壁垒获取超额利润的渠道。以英国1945-1951年工党政府国有化政策为例，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剥夺了资本家垄断的租金，这种直接经济利益受损导致资本家集团通过《泰晤士报》等媒体发起“国有化扼杀创新”的舆论攻势。即便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国有化也意味着资本自由流动受限，如法国1982年密特朗政府对五大工业集团和39家银行的国有化，直接触犯了巴黎银行通过信贷控制产业的核心利益（《法国经济史》，王志强著，第213页）。

相反，工人则是普遍对国有化表示支持，而其原因在于劳动条件与生存保障的改善概率提升。资本主义下的国有化虽不改变剥削本质，但国家直接管理往往带来更稳定的就业保障：英国铁路工党1949年声明表示，在铁路国有化后，“国有铁路停止大规模裁员，工会获得协商权”，这与私营铁路公司为追求股东分红随意解雇工人的历史形成对比。更深层动力源自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冲突，当德国鲁尔区钢铁工人在1970年代要求煤矿国有化时，本质是反对私人资本为转移利润关闭高成本矿井，这种生产资料的社会控制诉求已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边界。工人对国有化的支持也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工人们在初期可能满足于资本主义国有化带来的短期利益，如墨西哥1938年石油国有化后，工人实际工资增长超20%，医疗教育保障强化。但随着资本反扑（如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大规模私有化导致矿业失业率飙升至24%），工人将逐步认识到局部国有化的局限性。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期间，比雷埃夫斯港工人抵抗中远集团收购时高举“拒绝私有化！国有化归工人！”的标语，显示出工人阶级已能区分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的本质差异——前者是用税收维持私有制，后者是通过生产资料国有制终结剥削制度。这种意识演进并非道德选择，而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超越私有制容量的必然结果。

只有人民对社会生产进行广泛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摆脱各式各样的紧缺、浪费、贪污、恶性竞争等病态的社会问题。因此所谓的“管理者”和“脑力劳动者”，即资产阶级、官僚以及其一切走狗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失去其作用的。既然是要整个社会对生产进行控制，那就必须要生产和消费物质资料的群体：雇佣劳动者阶级（即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推翻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专政，来实现无阶级无政治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如果工人阶级不主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被推翻的。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其独特性。工人阶级因其在生产关系中的被剥削地位，无法像资产阶级在旧制度框架下那样（例如通过手工业工厂掌握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在革命前就实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对成熟。这种成熟只能在革命后达成。此外，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依照一个自觉的计划来改造社会的革命。这决定了其实现的前提：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工人阶级对文化生产的实质性参与，无法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完成，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才可能实现。

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工人自治和工人监督的实践（如阿根廷的工厂和旅馆），但它们无法像早期资产阶级那样在社会规模上掌握物质与精神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正如其自觉计划性所要求的那样，其另一根本特点也显现出来：它必然需要全体劳苦大众（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展现出高度的能动性和自我组织能力。工人阶级若不主动发挥这种力量，资本主义便无法被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包括大规模破坏或限制生产力）顽强延续自身，而这也恰恰反证了这场革命不可能自发产生，也不可能由少数精英或“无所不知”的领袖包办；它必须同时依靠尽可能高的阶级觉悟与最广泛人群尽可能高的自我组织水平。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未能最终颠覆资本主义统治，后者就总能找到苟延残喘的途径。

我们于是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市场管控的加强，不会导致和平地过渡到一个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只更多暴露了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国家级调控和无序竞争间的矛盾，且只能通过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夺取政权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