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走向人民”是我们革命党人基本的追求，如果留在原处，做一辈子可怜的边缘团体，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将是空想，是胆小的理论家们幻想一日群众捧着书来找自己签售的白日梦。如果不能尽可能精准地把握到工人群众的情绪和想法，了解在某一个突发的工人运动背后的主导情绪和个中细节，推动甚至领导一场革命便基本不会成为可能。但是，走向人民或者走向工人的最有效率的路线是什么？这个问题事关一个革命党的基本路线，多年来左派围绕着革命方法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回顾19世纪沙皇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为我们在这个讨论上提供绝佳的参考样本。

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面临的是一个逐步被资本主义所浸润的环境，这在外部体现为克里米亚战争中帝俄惨败于工业化或基本工业化的法英两国，在内部则体现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腐朽的农奴制对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而对渐次开展资本主义改革或革命的中西欧国家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地处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帝国不得不在200年前就由彼得大帝开始了的追赶西欧豪强的进程上再迈一步。曾经的这场追赶由国家完全主导，通过强制命令驱动，试图“用野蛮制服俄国的野蛮”，这种仰赖蒙古式手段的西欧化的进程长期仅仅以贵族们争相学习巴黎和伦敦的礼仪、文化、时尚，不甘与世界脱轨为主要表现，未能渗入到政治经济与下层社会中。而现在他们必须把目光从俨然是一个袖珍“法语国家”的宫廷内移开，重新开始考虑数以亿的农奴和少数地主以及地方行政官员。在俄国，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思想，却同时也看到落后保守的生产组织形式对传入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强烈抵制——在这一点上，邻国大清都比它更为先进。

一些有条件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机会接触到的西欧最先进的社会思想和他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产生了如此的背离，以至于当即使坐拥了亚历山大三世改革成果的俄罗斯帝国再度在国际舞台中遭遇惨败——远东的日俄战争甚至使得帝国折损了相当程度的用作维持其帝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时，他们立刻担当了在这个动荡的社会拉开俄国接下来的几十年政治经济思想通过数次改革乃至革命激烈碰撞的舞台剧的大幕的报幕员，在俄罗斯帝国的心脏上演的戏码将完全不逊色于西欧以及世界上任何国家。

农奴制改革

1861年俄国进行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消灭作为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改革的方式极为保守且不公平：贵族以割地形式把部分农村土地占为己有，而农民为了得到土地，却还需要缴纳惊人的赎金。根据1877—1878年的统计，俄罗斯49省的9150万俄亩私人土地中，有7300万俄亩以上的土地，即约80%以上的土地，仍是属于贵族的。农民长期接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灌输，浓厚的皇权主义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他们经常掀起基于单纯的不满的反抗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争，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甚至拥护和崇拜“好沙皇”。在田间地头，“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

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农民长期遭受着以教会为首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灌输而缺乏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意识，农奴制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也导致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能力的缺乏。1861年的农民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当前社会制度的希望更是渺茫。但是随之而来的农奴制改革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走向工厂成为了无产者，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也不曾想过50多年以后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在农奴制改革后，一群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其基本理论可追溯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的自称是人民精粹的民粹派（又称以人民为根本的人或在人民中诞生的人）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潮、运动之一。

想要理解俄国的民粹主义，就不得不先观察俄国的传统农村和村社。俄国的农村是公社的世界（在俄语中米尔——村社与世界共享同一个词），农民是米尔成员，米尔实行土地公有制，并定期重分。征税则“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米尔还具有村会选举和村社审判制度，在很多时候，米尔成员对于村社要承担的责任甚至要大于对国家，他们不仅是共同的束缚，也是共同的保护。

民粹派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视农民村社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坚信俄国资本主义没有生命力，可以通过推行村社化的计划走上社会化的道路，他们还预测用不了三两年时间就可以很快完成“社会革命”的目的。在民粹派看来，基于村社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依托村社便能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图景。从这些特点便不难嗅出他们空想社会主义的气味。

民粹派的发展

一，小组时期

19世纪60年代末民粹派的小组遍布于各大学，不仅在莫斯科、彼得堡这两个首都城市、在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一些省会城市，甚至在一切边疆区都出现了“地下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彼得堡大学生为核心的“柴科夫斯基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涅恰耶夫的组织叫“人民惩治法庭”，涅洽耶夫这位以不择一切手段的革命者所著的骇人听闻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对后来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革命者教义问答》共26 条，包括革命者对自己、对革命同志、对社会和对人民的态度四个方面。革命者对自己的态度是《教义问答》的核心，共分七款，每一款都令人毛骨悚然。其中的核心观点如下：

“革命者是注定灭亡的人。他既没有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事业、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姓名。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惟一的兴趣、惟一的思想、惟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与社会习俗、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通行的礼仪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果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有力地毁灭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的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促进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有罪的。家族的温情、友情、爱情、感激甚至荣誉都应被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所压倒。对他仅存在一种欣慰，一种奖励，一种满足——革命的成果。他脑子里日夜都必须有一个思想———无情的摧毁。冷静地、不知疲倦地达到目的，他必须准备自己死亡并用双手扼杀妨碍达到目的的一切……革命组织必须制定被消灭者的名单，首先消灭对革命组织最有害的分子。……革命者必须把有钱有势的人骗入他们编织的网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至于自由主义者，应当装出盲目追随他们的样子，但在这期间，要使他们听命于自己，掌握他们的秘密，竭尽全力败坏他们的名誉，使他们永无回头之日。”

《教义问答》详尽地介绍各种骇人听闻的革命手段，却唯独没提到革命的目的，即革命是为了什么。相应的组织原则也在其中被总结为建立秘密的组织和铁一般的纪律，即成员对组织的服从，再服从，绝对服从。它把革命者分为两级：第一级革命者和第二级革命者。第一级革命者必须支配第二级革命者，把他们当作资本，用于革命的需要。如果第一级革命者认为需要牺牲第二级革命者的自由以至生命，他也有权这样做。在涅恰耶夫所创建的组织的核心五人组当中，有一个大学生公开质疑他给出的命令，例如完全伪造的“欧洲革命同盟”，后被涅恰耶夫联合另外三人将其诱骗后杀害。“人民惩治处”唯一惩治的对象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还有被叫做“地狱小组”的伊舒金的组织，以及等等，从这些小组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激进化和恐怖化的特征。这些小组成员分别为几十到一百人不等，起初他们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受巴枯宁、柯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债务”和“农村才是战场”的影响，知识分子们不再满足停留在口头说教的宣传活动，开始奔赴农村进行“社会革命”动员。、

二，“融入群众”

1873年到1874年间，民粹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数千名贵族、小资产阶级、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们穿着农民服装，深入到他们认为是农民运动发源地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广大农村，号召农民起来革命，策动农民造反，全国至少有37个省卷入这一运动。这是民粹派理论是否符合实践的一次全面检验，他们中的有群人为了此行特地去学习俄语和其俚语想要“融入农民群众”，但是实际的工作在抵达乡村后便遭碰壁、无路可走。这群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天然存在的鸿沟和认知上难以弥合的差距导致农民难以理解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农民的识字率低到离谱，有学习意愿的更是寥寥无几，一言概之，在相比于城市本就经济思想极度落后的农村地区，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们怎么可能融入思想愚钝尚未开化的农民？对后者来说千言万语不如一顿面包实际。农民对这群养尊处优、衣食不愁的少爷们的宣传的态度更像是觉得他们“吃饱了撑的”“闲的没事干”。尽管民粹派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在农民眼中，目所能及的都是一群“富少爷”，试图让自己“为了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去拼得头破血流”。群众因而对他们报以理所当然的轻蔑和仇视。更何况他们本来就认为父亲一般的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都是这些贵族和地主弄得我们食不饱、衣不暖。知识分子幻想中的农民运动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克鲁泡特金称为“疯狂的夏天”的1874年至1879年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遭受审判的就有2500人。那些发动群众的知识分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到民间去”运动“是以大规模的逮捕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审判而告终、因之前被他们视为革命源泉的农民告发而逐渐落幕”的。

民粹派在失败以后首先意识到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并于1876年在圣彼得堡重建了“土地与自由”社，其主要要求包括把所有土地交给农民、推广完全自主的社会管理机构、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的自决权，但其最大的亮点是奠定了“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雏形：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特卡乔夫面对势力强大的沙皇专制政府，提出要采取集中制的战斗组织。这不仅有利于革命事业迅速蓬勃的开展，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积聚革命力量和保证个人安全。特卡乔夫在他创办的《警钟》杂志上规定了这种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最重要的原则：权力高度集中；铁的纪律约束；下级服从上级、组织服从中央执行机构，即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特卡乔夫按照这些原则建立了秘密团体——“人民解放协会”，并通过严格的组织章程和细则对它进行领导和组织管理。这些摸索后来成为了列宁写作《怎么办？》的丰富养料，哺育了当时尚在这位巨人头脑中酝酿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由于在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土地与自由社于1879年分裂为土地平分派和民意党。土地平分派坚持土地与自由社原有纲领继续开展活动，而热里雅鲍夫和米哈伊洛夫等于1879年建立“民意党”。后者是十九世纪80年代民粹派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 这时他们已经不指望与农民建立联系，失去了到农村发动群众的热情，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同政府的拼死一搏上，个人恐怖活动成为主要的斗争手段。

三，恐怖主义

民意党总结了之前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且指出农民受教育程度过低、温饱尚成问题的现实和俄罗斯帝国上层专制、下层盲从的社会结构导致融入农民去启发和引导革命基本不可能成功。相反，只有通过将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即贵族和沙皇杀掉，先进的知识分子再鸠占鹊巢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要势力之后，受压迫群众才能醒悟过来。民意党在党纲第五条第二款上专门论述“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它明确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借助密谋手段”。在他们看来一切的“善”都是由“恶”去促成达到的，主张为了崇高的目标不惜使用最恶劣卑鄙的手段，要让“恐怖活动的炸弹响遍整个俄罗斯”。这时的民意党同样提出了“精英领导群氓”“革命是由少数人完成的”“伟大的事业总是由先进分子去促成的”等思想，他们自命“由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家团体”，因此“理应要领导革命、拥有多数权力”，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以恶抗恶”完成的。

民意党的执行委员会控制着一个由工人、学生和军人组成的小组网络，渗透了接近50个城市，其成员数尽管从未超过500，但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民意党成功暗杀了大量的贵族、政府和军队要员，在七次尝试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最终于1881年3月31日得手，本以为在成功刺杀以后会唤起受压迫群众心中反对封建势力、旧统治阶级以及求自由的渴望，但刺杀反倒先引起了镇压：沙皇政府中止了拟议中的改革方案，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力量得势。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上任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强化社会治安、惩罚罢工游行。在之后民意党中也有些人（列宁长兄）也尝试刺杀过亚历山大三世，后来事情败露遭遇清洗被杀害。民意党不久便解体，到1897年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犯达30万人（其中相当比例的是行动民粹派），占该地区人口的5.2%。随后在国内的民粹派的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暗杀范围逐步扩大，“战斗队”仅在1906年7月-1907年5月的10个月内，就完成了72次暗杀活动，有10个省长、2个市长和诸多的将军元帅命丧黄泉。1901-1911年因恐怖活动受害的人达上万人。沙皇的镇压随之升级。俄国的民粹派在沙皇的严厉镇压下失败，幸存的中坚分子大都流亡国外。流亡到日本的民意党人与中国同盟会取得联络。1905年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明报》在东京创刊后，就登载了许多俄国“虚无党”的事迹，由于崇尚暗杀活动同盟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暗杀部，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做教练传授暗杀经验。徐锡林、吴樾等刺杀满清大员的活动，就是学习民意党的结果。

如何“走向人民”

纵观俄国民粹派在19下半叶世纪的两波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向民间去”阶段还是“密谋阶段”，民粹派的领袖和骨干们始终没有能够“融入”到底层人民中，没有能够做到去体察他们的情绪和想法，并且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底层人民的实际利益（向每天累的不行的农民群众去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和杀掉沙皇不能够解决任何劳动群众的任何实际需求）。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基础和建构其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早已不同，但是压迫剥削仍然没有消失，作为革命者的我们去深刻地了解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是重中之重，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究竟哪一点更符合我们最终成功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稳固工人政权的目标呢？现代左派中主要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融工”的同志们，认为革命者必须通过单个去打工或调集全国人手到特定地区打工的方法融入工人阶级中去。原因无非两点：一，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未来革命的主力和领导者，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可以增加影响力，革命组织不能脱离自己效忠的阶级，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二，如果革命者不愿意、没有勇气融入到工人中，就是不合格的、不愿意牺牲的。

“先锋队”的同志们学习了列宁在1902年所著文章《怎么办？》中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通过这种策略，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意识和政治上最为激进的部分，被称为革命先锋队，他们的责任就是组织起来，以吸引更多的工人阶级走向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最集中的体现。从理论上讲，先锋队的目标并不是成为试图将自己置于运动中心，不是引导只朝着与其意识形态一致方向发展的，也不是脱离工人阶级的独立团体。相反，它旨在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带来阶级意识，然后是革命意识。所组建的共产党应严格保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负责教育并引导群众。人的意识囿于本身的限制，不仅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灌输，也难以认清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并线性地发展自己的认知，因此必须要有先锋队去规模性系统性地引导和启发。

当代左派往往纠结于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着手先融工，还是建立先锋队？

我们的回答是，融工和先锋队从根本上就不是二元对立的两种选择。到工人中开展工作是一种招募党员、提升影响力、在基层建立工人组织、锻炼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和团结的手段，而先锋队则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个工作的基础。

革命共产主义者清楚地明白，作为“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一种辩证的矛盾之中发展”的革命党决不能摆脱群众的自发性而行动，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这里的情况也是不觉悟的人先于觉悟的人，客观历史进程的逻辑先于历史进程的体现者的主观逻辑”。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自发性是决不足以推翻已然形成坚实的自觉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原子化的融工，即使能够局部地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但后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没有丝毫改变，专制政府得以轻而易举地像镇压任何一场小型经济斗争一样镇压掉一次融工的全部成果。

假如融工没有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目的的机构的运作之下进行，那这样就会是毫无意义的，试想一个工厂内的工人运动已经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有准备的去应对罢工的各项需求（如工人罢工期间生活资料的供应），就不能是仅仅局限于个别生产场所有限的经济联系所能满足的。原子化融工似乎除了了解工人状况，“洗去自身小资产阶级性质”外，在其他的作用上相当差强人意，并且融工的同志也几乎都是学生和小资产阶级，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工人的信任，仍然会有隔阂，即便过了100多年，基层的工人仍然是操劳于维持生计，根本很少有时间有兴趣去了解各种理论知识。比起念上几页圣经，给工人一瓶水更能获得他们的好感。融工也有相当的概率四处碰壁，假如一个政党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融工上，甚至说大部分领导层都去实际进入工厂，那对党的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政令的实施具是有极大的危害。融工是为了组织起工人的一系列勇敢的尝试，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其本身的局限性。绝对不能让融工变成一种拖延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障碍，变成一种个人的救赎和“政绩证明”，沦为逃避思考学习的一种麻药。

要求建立一个革命党是否操之过急？先锋队是否必然会滑落到脱离群众的结局？需要明确的是，革命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体现。革命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导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革命党自觉地干预历史过程，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上去。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不该脱离群众哪怕一秒钟。但正如国家不是口头废除就可以消亡的一样，群众性更不是主观上声称存在就存在。革命组织，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在一开始都大部分由倒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少数先进工人构成，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主观上将这些革命者全部扔到工厂里强行转为“工人阶级”，也只是形式上的改变而改变不了革命组织早期成员的来源。这个构成并没有阻止他们未来迅速扩张，从一个干部党迅速成长成为一个群众党。这个转型是因为他们培养出了足够的干部，且将先进工人有效的组织在基层可以随时进行动员。

党“这种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军队”从事的不是“一种使它脱离群众的工作”，而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鼓动，也就是一种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工作。”革命党必须与她尚在襁褓的时候决裂，即与民粹派那血腥秘密的党决裂，转而张开双臂拥抱列宁为我们带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外部形势和革命的进程中以唯物主义辩证法民主地确定自己的路线，并用钢铁的纪律将其贯彻。“当课题是为下一个时期制定政治路线时，民主就会胜过集中制。当课题是如何执行政治行动时，集中制将民主置于自身之下。当全党认为需要批判性地检视自身过去的行为时，民主将再次彰显其权利。民主与集中制之间的平衡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求得，时而被破坏，又时而被重建。”这将会是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辩证的矛盾。这个运动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在两个暗礁之间，即在放弃群众性和放弃最终目的之间，在倒退到宗派状态和变成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之间合理地向前迈进。

先锋队的存在决不意味着群众在共产主义者的视野中就此消失。在俄国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在人数最多时期也就数万党员，相比于俄国的人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是每一个党员都有能力去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这就是先锋队的意义：坚实的组织基础，纪律严明、行动一致地展开群众运动。扩大先锋队的规模、增加革命主心骨的数量，发展到足以运营可以进入工厂或者其他工作场景之后，去启发、号召更多的工人、先进工人加入组织，这样了解工人的实际生活、走进工人的需求的问题其实就已经通过先进工人加入先锋队而得以解决。更广大的工人群众在罢工等斗争时的生计需求，也将在运动爆发之际得到保障，并为斗争吸引更多外围群众的参与提供基础。

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就必须等到人手增长到百分之多少，把工人全部拉入党才行是最机械的看法。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就像工人阶级领导全社会进行革命一样，人数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影响。最重要的在于组织程度和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共产党要获得增长，是取决于客观的阶段进行合适的行动。无论在不在一个场所进行工人工作，都是需要量力而为。现在将全部人手打入工人做宣传，宣传效果很差因为就缺乏基本的干部，这些干部的能力可以通过宣传锻炼，但是自己理论的短板就是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不会改变阻挠真正有效组织起任何工人。招募成果上缺乏内部的组织度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即使侥幸招募了几个工人加入，也没有能力消化，利用这些工人开展更广泛的工作。同志们，想想我们在自身组织都如此散漫的时候，能真的在外围塑造群众的组织，去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吗？当尚为婴儿时，把自己扔进小学不是“快速锻炼能力”的方式，而是不自量力。

所以，同志们，我们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我们“融入”：什么阶段干什么（最合适的）事，什么人干什么（最合适的）事。东西不是说必须“分步”走，必须僵硬、严格地在一个阶段就干一种工作；而是说任何情况下开展工作必须三思而后行，考察以下三点：这个工作的紧迫性如何？组织的力量如何，增长到了什么规模？这样的成效会如何？

融入工人不会自然就懂了自己该如何干革命，革命的理论不在工人中，理论本身是根据时局做出的判断。真正做出理论的是资料，调查，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对于共产主义者则是对目前阶级情绪、力量对比的判断，对于政府对群众控制力的判断，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真正的无产，甚至被资产阶级剥夺了潜下心分析思考现实的时间和能力。因此很多时候，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共产主义基本理论的贡献都来自于背叛了资产阶级投靠于革命的、接受了更高级别教育有更好的思维能力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背景出身的革命者。“向工人中去”不是得出革命理论的方法，只是收集到客观资料的方法。这个资料国家统计局、非共产主义者的各种渠道也都能得到，收集资料只是第一步；有了再好的资料没有分析的能力，也是毫无帮助的。

我们开展工人群众的工作，将理论转为现实，则需要将工人成员在锻炼成为党的干部后，去在基层影响身边的工人，尽力建立党支部，然后以此为根基去组织其基层工人的组织，塑造工人阶级的阶级团结，提升他们的意识 ，领导他们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动员。改变自己的身份和背景，不会改变自己的能力和观点。我们现在不需要急躁，学生这个身份不是一辈子不变的：未来要不啃老，要不就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共产党的阶级背景不是主观调控的，而是客观形成的。

我们首要的目标将会是“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培养先锋队的工作能力（不管是沟通、联络还是写作宣传），让每位成员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去工厂联络、组织发展，吸引先进工人，以及完成组织对他们的要求。进而最终能够使党成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群众党，用扎实而科学的行动真正地实现“走向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