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领袖、地方首长伊玛姆奥卢于2025年3月19日因“涉嫌腐败、勾结库尔德人独立力量”等罪名被捕。这随后引发了土耳其全国多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职责埃尔多安以此对政敌进行政治打压。

在受新冠冲击后，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至今年三月里拉兑美元汇率从1：5跌至1：42，成为全球表现最差货币之一；通货膨胀率从2020年的11.9%飙升至2023年的80%，至2025年核心通胀率仍维持55%；失业率从2020年的8%升至2025年的15%，青年失业率更高达25%。外债规模高达4500亿美元，占GDP的62%，其中40%为短期债务。

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以中央政府对货币价值的直接干涉、大规模扩大投资和举债等民粹主义化措施为特点，他坚持在通胀高峰时降息：如2021-2023年通胀率超80%的背景下，央行仍然将基准利率从19%降至8.5%，导致里拉大规模贬值。埃尔多安本人坚持认为低利率能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刺激投资和就业，同时增加出口收入。然而事实不尽人意，这种政策仅仅是极速加剧货币贬值，导致了央行净外汇储备跌至负值、丧失汇率干预能力。所有这些试图以民粹主义干涉手段“挽救经济”的幻梦都以工人阶级肩上苦难的加重为代价：无产阶级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无产”，在金融统治下好不容易积攒的积蓄，什么都不干放在那里都在贬值。奋斗不会有出路，因为即使找到工作，越工作手头实际拥有的财富的价值反而会越少。

自打着“为了人民”的资本主义民粹政府在经济危机前是如此无力。为了博得支持稳固统治，埃尔多安无比喜爱大规模举债，他于2025年计划上调百分之三十最低工资，推动大型基建和能源开发，代价却是财政赤字的扩大与国际信用的崩塌。旅游业和建筑业占土耳其GDP的百分之三十，其技术密集型产业基础薄弱，使得土耳其无法为债券国提供优质的工业品，未来埃尔多安推动高附加值产品的努力必会以失败告终。我们能清晰看出，在无理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经济发展与稳定和民生福祉资产阶级是无法两者皆满足的。

民粹主义的政治同样是悬在空中的楼阁。民粹主义政治家如同一个各阶级间的小丑，向社会各团体献媚做出保证平衡他们之间的矛盾，喜好大张旗鼓搞些滑稽的操作博取舆论的支持。他为了地缘政治的利益、扶持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叙利亚，支持反对派向大马士革的进军，然而反对派占领大部分叙利亚领土后却迅速形成名义上完全统一的新联合政府，反而让土耳其当局自己丧尽了对叙利亚局势的控制；他是一个穆斯林，喜欢高谈阔论“新奥斯曼主义”，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时，力图构建一个以土耳其为核心的抗议联盟，然而帝国主义的幻想却顶不住现实压力，埃尔多安当局仍需维持同以色列大规模的进出口关系、保障国内经济稳定，最终导致所谓的反以色列阵营也仅仅是喊喊几句口号，所谓的“新奥斯曼势力圈”更是无人在意。

土耳其因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发展党（及其前身土耳其民主党）这一对老对手的矛盾而产生的的内乱并不是第一次——2016和2021年土耳其均爆发了失败的政变，这是由土耳其政治传统中由出身中间阶层军队和军官团为了保障世俗化与现代化，捍卫他们的“现代市民生活”而发动的——在整个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中出现过数次类似的军事政变。在整个西亚与地中海沿岸的诸多统治阶级曾严重或仍旧依赖伊斯兰教赋权的国家中，逐渐现代化、欧化的军官团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慢慢聚集了大量城市工人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中间阶层和受过欧洲军事和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集团，成为最坚定促进经济现代化发展、寻求铲除极端宗教元素的群体，并以军队、城市居民和先进工业地区的支持为基础产生了一大批小资产阶级政党，如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派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同1925年的中国国民党左派如出一辙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等等。然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性质却屡屡让他们在需要历史进步的时期寻求与传统派与民族主义势力妥协，最终或是彻底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傀儡，或是丧失政治地位被保守派击垮、崩溃。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虽然一直反对极端反动、宗教保守的“正义与发展党”及其前身土耳其民主党，但其本质上仍然是捍卫土耳其资本主义制度、支持土耳其帝国主义的政党，其在库尔德斯坦与塞浦路斯问题上坚定支持土耳其的领土扩张，拒绝同库尔德和其他民族的民主力量合作并不断寻求镇压少数民族自治诉求——作为回应，许多寻求自决的少数民族加入了各类寻求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共和人民党和各个土耳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流政党更是难以收获任何来自少数民族的支持。在库尔德斯坦，具有鲜明亲社会主义态度、同共产主义政党合作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收获了大量支持，2001年后新组建的土耳其共产党更是夺取了库尔德斯坦地区重要城市通杰利的执政权。尽管埃尔多安当局在2025年初同奥贾兰与其所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革命力量达成合作，开始库尔德武装解散与和平谈判进程，给予土执政当局一定的喘息，但随着大量库尔德工人、学生在罗贾瓦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等亲革命力量的支持下迫使土耳其政府因停火协定给予他们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和民主投票权，土耳其的政治未来只会更加不稳定、更加接近崩溃边缘。

虽然随着土耳其以共和人民党-正义与发展党二元对立的政党联盟制度的尖锐对立愈发令其国家建制面临崩溃，但本次事件还远没有达到革命所需的临界点。学生和城市居民因共和民主党领袖被逮捕而发起运动，而机会主义的共和民主党尝试利用本次运动掌控学生的团体，使用埃尔多安当局惯用的民粹主义手段组织其产生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并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随着群众运动的目标升级为要求经济平等并抵制与政府相关的企业，在先前十年间持续阶级斗争后工人阶级由于缺乏革命性领导和组织陷入了迷惑与低落的情况似乎正在好转——但是这样的转变并非触及工人阶级生活与阶级意识的根本改变，其现象具有高度迷惑性——土耳其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造成了极端严重的通货膨胀、打击了全体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鼓舞他们动员起来，但是由于土耳其国内反对派一贯的机会主义和妥协态度以及依赖军队政变反对极端保守势力的政治传统，土耳其产业工人和进步学生的运动并不能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乡村和曾经的欠发达省份因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政策与民粹主义经济措施获取物质利益，活跃于土耳其并没有经历过全面土地改革与去宗教化的乡村地区的伊斯兰教势力借机再次兴起，并巩固埃尔多安当局在这些地区的支持。随着此前无数军事政变和群众运动或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或是由于缺乏组织与团结被粉碎，土耳其工人的革命能量早已降到最低，而此次运动到目前为止仍然主要由学生、城市居民等具有鲜明小资产阶级政治面貌的群体参与，远远没有达到“全民”的水平，他们在政治上除了对埃尔多安逮捕政敌、破坏他们“现代民主生活”的行为心存愤慨外没有任何共识或方向；而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更是由于共和民主党和其他所谓的“左翼势力”此前数十年如一日的镇压和背叛而并未主动加入土族为主的全国性运动，而是希望以埃尔多安此前同库尔德斯坦的协议换取自身的民主地位与政治空间，“求得未来独立自主的机会”——一个立足于工人阶级的全国性革命党的缺失，使得各个本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投入革命运动的群体与阶级互相对立、冷眼相待，只能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随波逐流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丢掉了革命团结与统一的可能性。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独立的政治领导，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需要被组织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下促进受到压迫的各群体、各阶级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击垮资产阶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土耳其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向我们提醒：无论我们主观意愿如何，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必然因为十分不起眼的次要因素突然引发大规模运动，而到那时我们需要有所准备。土耳其2016年，2021年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因自由派劫持而失败，直至2014年独立工人运动与各类工会被大规模镇压之间爆发的各种群众运动所展现出来的趋势是一模一样的——当时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展现出唯心的机会主义态度，认为可以仅仅通过抗议与罢课施压就让中共妥协、换取更多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却在团结工人群众的时候展现出了极端的保守与自傲，不愿同首都与各大工业城市的罢工工人合流，而是局限于“学生社团”的范畴。1989年的中国群众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革命党、统一的政治纲领与目标和全国团结的组织，因此这场属于中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了，以“1905革命”的样貌草草收场、令人惋惜。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失去了其最后一寸土地，强大的中国国家行政机器内高度自觉的反动官僚粉碎了一切可能让他们丧志执政地位的政治尝试。这一切都向我们证明：如果工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组织，不能以革命党的思想和领导武装起来，那么群众因经济危机和偶发事件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动力将彻底丧失于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妥协派与无法转换为自觉革命的自发倾向之间。

因此，我们呼吁，必须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革命党！工人们，学生们，一切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