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目录
（一）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的诞生环境
（二）特朗普与MAGA派的崛起
（三）白宫内外：MAGA派的基本政策
（四）不可避免之分裂
（五）工人阶级的未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
（一）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的诞生环境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要有自己生长的土壤，任何一种政治方向都要有存在的基础——强势的“宣传家”们无法凭空根据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唐纳德·特朗普所代表的我们时代的右翼民粹主义，就根植于这么一个现实之上：全世界经济低迷、社会动荡，群众寻求变革而不存在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性替代方案给予信心、指明道路，因而被右边的蛊惑者用煽动性的方法引导做无意义的发泄。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若想要了解特朗普的一切主张，必须从美国社会现在的矛盾而非其自传的光鲜亮丽中寻求理解。
去工业化的苦痛
今日充斥着美国各大超市的商品鲜有真正的“美国生产”（Made in USA)的，那些仅是在本土将进口来的零件完成组装最后自豪地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的物件也屈指可数。在冷战后的大量金融资本输出导致这个国家成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贪婪消费者，它已经失去了维持本国实体产业的生产力，只剩下了购买的能力，它将无人喜欢的“苦活”甩给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区的劳动者，而自己坐享红利。
但这份“红利”并没有让美国工人阶级捞到什么。美国的去工业化，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资本输出从而推动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并没有有效降低商品的价格减轻工人阶级肩上的负担。相反，落后地区低下的收入伴随着的是美国本土高昂的商品售价，中间的差价尽被经营着全球化业务的企业所窃取。在中国通过10块人民币就能换得的商品，在美国商场的货架上甚至价格会超出10美元。
在并未向美国工人阶级提供廉价高质生活资料的同时，它还剥夺了工人的“饭碗”。据统计，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工人阶级收入就陷入了二十年的停滞。全球化的红利被一小撮人独享，在非熟练劳动力聚集的中西部与南部乡村，发展仿佛“暂停”了一样。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东北部地区曾是全球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底特律流水线上每45秒驶下一辆汽车——这片土地贡献了全美45%的经济总量。如今，它被称为“锈带”，50%的产业工人以25美元时薪筑起“美国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全球化浪潮下日本汽车产业的崛起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80至2016年间，500万个制造业岗位如蒸汽般消散，时薪25美元的“钢骨”跌入12美元服务业的深渊。 锈带的崩塌不仅是经济溃败，更是社会生态的灭绝：底特律人口从185万坍缩至70万，五大湖区中年白人酗酒死亡率激增50%，自杀率攀升78%。迪迪埃·埃里篷在自己的记叙小说《下沉年代》中就曾提到这一停滞对个体的影响：俄亥俄工人塔米被迫以8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15年的工龄。
全球化不仅撕裂了美国社会，也撕裂了民众对体制的信任。据《美国杰克逊主义与特朗普现象研究》 中统计，大概有72%的美国人对经济不满，27%的人甚至无力支付仅仅400美元紧急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再工业化”的口号就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摧毁美国亲自建立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市场，将制造业回流重新在本土提供就业岗位。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不切实际的谎言，但是这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无数受害者来说可以说是一针安慰剂。
“觉醒”文化和新自由主义狂欢的物极必反
当人们感觉自己被一种主张所欺骗时，往往会走到其相反面。长久以来统治美国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面对不堪的现实越来越站不住脚。身份政治、移民浪潮、黑人、白人、拉丁裔、男人、女人、性少数群体、文化差异、宗教冲突……他们背后所映射是整个时代下美国特殊的文化嬗变交叉。于是乎当美国旧有的白人群体在人口结构变化中感受到文化主导权的丧失时，便给了特朗普顺势而为将经济困境转转移为身份对抗的条件。美墨边境墙不仅是物理屏障，更成为了所谓“纯洁美国”对抗异质的象征图腾。当社交媒体算法将反移民言论精准推送至特定群体，仇恨被量化为流量，民粹主义在数字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员利器。
这是经济焦虑、身份政治激化与体制信任崩塌的交互作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碾碎的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焦虑与多元文化冲击下身份认同的瓦解共同构成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在现实领域蜕变为特殊集团的统治工具，当华尔街精英以金融资本逻辑消解实业资本、文化多元的思潮以进步话语解构传统价值、被抛离在历史轨道旁的传统行业劳动者沦为“抽象劳动的祭品”之时，一切话语便成为压迫工人阶级的新一轮桎梏。
对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来说，特朗普的出现似乎代表了一个转折点。他高高举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宣言，通过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光谱将阶级怨恨升华为“夺回美国”的集体意志。右派如趁火打劫一般，将工人阶级的经济伤痛转化为种族仇恨、国家意识等情绪和选举政治中的狂热。
“反智主义”的盛行和民主的危机
美国，或者说全球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不希望群众理解政治经济问题的本质，更不希望他们得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希望一切以一定规模被组织起来的反抗是感性的、临时的、反智的，而不是理性的、长期的、有确切路线的。前者便是右翼民粹运动的底层逻辑：被鼓动起来的右翼民粹主义分子们受够了所谓正确的普世性价值观，他们急切地要发泄自己切身又“自私”的欲望，夺回某个停留在记忆和印象带里的美国。
从近来关税战（详见“白宫内外：MAGA派的基本政策”）中美国右翼分子的无脑反应中可以再清楚不过的看到这点：他们以为自己的海关是在像中国人“收税”，完全意识不到这笔钱最终需要美国进口商承担，再转嫁到进行消费的自己身上。他们愿意去相信地平说、反对进化论，因为提倡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官方”所支持的，在他们眼里就一定是错误的。民粹主义就需要这种“羊群”，用最容易的手段左右他们成为棋子——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反智的支持群体和“乌合之众”没有区别。
对特朗普或者整个右翼民粹派来讲，保证感性且部分反智的“羊群”的支持比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承诺更加重要（亚伯拉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马克思笔下“路易 . 波拿巴时代秩序党人的主要报告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最早指出：所谓“民主”的实质就是“赚钱”，离开了“赚钱”就无所谓“民主”，“民主”如果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并使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这样的“民主”就是动乱。这里他再赤裸裸不过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只能作为一件“皇帝的新衣”在阶级社会中立足，在不危及选票和支持率的情况下，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不在乎什么专家、学者、群众的言论或诉求，也不倾向议会民主体制或程序，这恰恰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务实地趋利的阶级。
这种以实用主义看待民主的方式恰好缝合了MAGA的胃口。民粹主义们，另类右派的拥趸们想要一个能够挥动鞭子，拉起美国这艘船的流氓狠角色，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他的表演，符合了美国部分民众的期待。他们急迫地想要执行自己期待的政策，不是以推翻这虚伪民主、落实群众真正当家做主的方法，而是彻底不谈民主、将一切反对自己声音窒息、打击的方法。就如同已故的右翼民粹派青年领袖查理·科克所言：“民主不是美国的基本价值”( “You ask me is democracy a fundamental American value? I say no.” )。
（二）特朗普与MAGA派的崛起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以意外之姿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使得全球舆论哗然，一个房地产商人、真人秀明星，凭借煽动性言论和挑衅姿态 ，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成功掌握美利坚帝国主义的权杖，在这之后许多人试图将其解释为“民粹主义的异变”、“民主政治的意外走向”等等，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出发，特朗普的崛起绝非一次偶然或者选民的集体误判，他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帝国主义阶段内外矛盾激化的一个必然产物。
首胜：转移矛盾的新老策略
MAGA或“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是特朗普竞选时用来调动小资产阶级、不满的白人工人阶层、农村保守派等多个社会阶层情绪的意识形态工具，“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是一种怀旧式的、对美国以往辉煌形态的追求（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同属右翼煽动手法的宣传），而正是这种追求产生了“美国例外论”是在对帝国主义逐渐衰退焦虑的回应，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加速流动、产业外迁，大批美国传统工业工人失业，福利削减、公共基础设施衰败、社会保障紧缩，而这些矛盾积聚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中下层人民，对无论哪个党派的建制派政治产生了极大的愤怒（同第一部分）。
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愤怒，将其引导，产生了反移民、反全球化、反精英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方向，宣称要“夺回工作岗位”、“保卫美国的南方边境”、“捍卫美国传统价值”等等光鲜亮丽的宣传口径。这些话语在意识形态上试图遮蔽真正的阶级矛盾，把问题归结为外部敌人或“腐败政客”的背叛，却忽略了本身问题。这种“精致的”右翼民粹思想正是“在最漂亮和最好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鼓吹无产阶级实行分裂”（弗·列宁 《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
特朗普的崛起也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合谋脱不开关系，尽管CNN、NBC等媒体往往在立场上与特朗普对立，但在2016年选战期间，他们为了追逐收视率、流量、制造热点话题、频繁报道其争议言论，甚至不加批判地便提供直播平台。CNN前总裁Jeff Zucker在选举后坦言：“特朗普可能是我们制造的怪物。”这种机制正体现了资本主义媒体系统的本质——流量优先、利润为王，并非真相与正义。
社交媒体平台则是给了特朗普极大的助力，到了竞选后期几乎成为了特朗普传播极端、排外、阴谋论言论的温床。这一点无论是2016大选、执政时期还是随后将分析的2024大选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推特或在自己任总裁的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于2021年开发的真相媒体（Truth Social）上，他直接向数千万追随者传播口号、攻击对手、和潜在选民用“你”和“我”等主语直接对话并以此操控话语权，这方式突破了传统政治框架，使极端言论合法化、日常化，并最终促成一种新的民粹右派话语体系的传播形态。
重返白宫：MAGA派在共和党内与全国的胜利
特朗普自2023年以来便深陷各类诉讼案件中，从私人的商业问题和性侵犯等34项重罪到联邦级别的公诉程序（试图推翻2020大选结果与文件泄密事件）。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后，重罪缠身的特朗普及为其伸冤MAGA支持者似乎在互联网上趋于弱势，以至于共和党内的罗恩·徳桑蒂斯和尼基·黑莉开始抬头。在2024年，共和党内部的全国辩论中，两人唇枪舌战且同时指出自己是比半只脚跨入监狱之门的特朗普更好的候选人。
但就如同资产阶级民主固有的作秀效应一般，早在2020年便公开批判特朗普政府“会被人民选下去”的徳桑蒂斯转而支持了特朗普，而后者也以绝对的优势（特朗普48州比黑莉2州）成为了共和党的2024大选候选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政党的逻辑一向清晰：选举的胜利高于一切。特朗普和黑莉在党内的互相攻击也是这一思路的直接产物，特朗普的MAGA派存在切实的民众基础且具有胜选和执政经验，黑莉则化为了党内的保险，以防特朗普被宣判入狱。
在选举进行的数月内，美国人民完整地经受了这一制度衍生的几大板块。官商勾结，典型的案例为伊隆·马斯克；媒体与宣传造势，刺杀失败后的硬汉形象塑造与贴近基层群众的政治活动；重点争取摇摆州；老人政治不可避免的破裂，即民主党的临阵换帅等。人民的二选一是自由的，但选项不是，人民也不是。上述的一切改变不会影响实际政策的实行，特朗普打扮成环卫工不会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遭遇刺杀后向天空挥拳也不代表其能在任何方面造福人民，选举中的一切戏剧，无论喜剧或悲剧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表象，因为其“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弗·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2024年11月6日，哈里斯宣布败选。特朗普拿下了312个选举人票（哈里斯只有226个）、49.80%的普选支持与合计7个摇摆州，在诉讼缠身且劣迹斑斑的情况下成为了第47届美国总统。不同意识形态的美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或雀跃或沮丧、或起舞或落泪地一齐选出了下一个四年里“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三）白宫内外：MAGA派的基本政策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复通过现实提醒我们，无论一位政治人物、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派别在选举时期表现的多么激进或面善，其上台后要么走向好高骛远，要么抛弃选举期间的那些承诺。很明显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在大体上趋向了后者。
必将泡汤的作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在上世纪80年代由里根提出的竞选口号（原为“Let’s Make Ameriaca Great Again”)，由特朗普在其2017年1月首次就任美国总统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他提到了美国（在当时，当然也是在现在）存在的各种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For too long, a small group in our nation’s Capital has reaped the rewards of government while the people have borne the cost.
长期以来，我国首都有一小部分人获得政府给予的种种好处，但人民承担了其中的代价。
Washington flourished – but the people did not share in its wealth.
华盛顿荣华富贵，但人民无法分享其财富。
Politicians prospered – but the jobs left, and the factories closed.
政治家们获得功名利禄，但工作机会流失，工厂相继关闭。
The establishment protected itself, but not the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现行的制度保护其自身，但不保护我国广大的公民。”
但可惜，这些只是他用以蒙骗大众的有毒的玫瑰。
他将金融垄断资本在美犯下的罪行——资本家们用债券、股票及其衍生品不断加强对境内外实体经济生产的支配，并在美国境内不断驱逐实体产业，以进一步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以极具感染性的辞藻全部转嫁给了民主党和建制派。他的一切宣传都必须伴随对往届巴拉克·奥巴马或乔·拜登的民主党政府的谩骂才有“气魄”。
特朗普反复指责华盛顿的“深层政府”为国贼，但他的上台并不意味着广大美国百姓悲剧的结束，也不会真正将权力转交给人民手中——口号归口号，实践归实践。特朗普想要的是让自己那肤浅的草台班子夺取深层政府的地位，而不是让美国劳动群众自己组织起属于自己的政府。作为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他需要建立秩序以实行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即使是这种秩序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特朗普政府必须一边维护其代表的资本集团的利益，一边宣传（或是试图）去缓和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的问题。
2025计划（Project 2025）可以说是对这一整套执政逻辑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表现的总结以及对其第二任期的预演。其是由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美国保守主义智库）提出的过渡性方针，以完成对新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纽约时报将整份方案概括为：对低收入群体增税、限制医保投入、砍掉教育补助（以Office of Head Start这一社会抚养机构为例）、终止学贷减免、停止宏观上对通货膨胀的压制、禁止堕胎药品、扩大总统任免权（任免权范围从4000名联邦职员扩大到54,000名）。这一核心政治权力扩大、经济投入收紧且带有文化保守思想的方案作为一份非政府文件，带有着MAGA派对实际政策的泛化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一系列政策必然都是连外皮都治不了的作秀。在特朗普于自己的第二任期让墨西哥湾改名、建设边境墙、抓捕并驱逐移民、审核言论、削减预算……对国家机器的一番折腾之后，债务水涨船高、美元汇率下跌、批评声不绝于耳、俄乌和中东战火仍在燃烧、大宗商品的物价仍然昂贵、就业仍呈疲软态势。借此，我们不妨详细地看一看以特朗普为首的MAGA派主导美国政治以来试图挽救国内实业的政治经济主张和相对应的举措与法案。
“轰轰烈烈”的贸易战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2017-2021）时，他就曾主导了2018年3月开始的涉及600亿美元中国外贸商品的征税，并向中国的中兴通讯等企业发出在美禁购令。这一系列的贸易战在其第二任期则变得更加的激进。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础关税，其中对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中国的总税率高达54%。以目前简单的数字统计为例，加上自4月开始的数项修改后美国对全球国家所征的关税情况如下（截止2025年8月，由BBC统计）：墨西哥征25%、中国征30%、加拿大征35%、巴西征50%、瑞士征39%且所有国家都统一征收至少10%的底税。甚至在同年5月的大规模关税下降之前，对中国的征收比例曾要冲破145%。这些脱离了基本资本主义经济常识的政策在48小时内使得全美股市的6.6万亿美元瞬间蒸发。不过在MAGA派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如此歇斯底里的贸易战以终结国家贸易逆差、重振本国制造业等原因被合理化、正当化甚至是神圣化，向全球宣告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实力仍然存在。2025年7月31日，将特朗普的各类照片挂在其首页的白宫官网发布了一个“事实表”（Fact Sheet），强调了关税与贸易战对美国人民的好处，即所谓“强化美国经济并终结压制美国工人数十年的不公贸易标准”。
大胆地说，贸易战并不具备重振美国实业的效益。如今，美国实体企业所处的境况是，资本主义下要求（实业）资本家不断以机器代替大批的雇佣工人以实现“降本增效”，同时可用的手段还有提高对于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压榨力度，因而也就造成了两个结果：
第一，美国境内的实体企业利润率将维持在相对低点——源于在美劳动力高昂的生活成本造成的滞涨（也就是生产费用中的劳动力成本，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1月份的美国产业及非主管工人的平均时薪为28.58美元且持续上涨至今，与中国相关产业工人的时薪相比，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与原材料、物流成本较高。这一问题将被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高关税政策加速——高关税将毫无疑问地抬高原材料从国外进口至美国国内的成本。
第二，美国境内的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将维持在相对高点并将持续提高——源于在美垄断企业（金融或制造业寡头）在利润为王的竞争中不断选择利润更多的金融投机行业（这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短视的趋利性所造成的被迫选择，无法通过金融手段盈利的在美企业会被使用了金融手段的竞争对手在市场竞争中击败，从而被吞并或是转移到海外）。
因而实际上这都不断催生美国资本去实向虚，也就造成了如今在美实体企业及实体产业中工人落魄的现状，而这正是MAGA派能够“东山再起”的经济根源。为了释放“广泛的加征关税能够缓解美国产业工人的生存困境”这一信息，美国的MAGA派视频博主们开始大量地散播一个说法：“美国的商品（从一颗橘子到智能手机）都会由美国人用美国的原料在美国的土地上或工厂里生产”。这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们的痴人说梦，只因资本主义自冷战后由金融资本输出主导的全球化将这种期盼变为了彻底的幻想：“现在各工业部门是互相依赖的，对某些产品征收关税，就会抬高国内其他商品的生产价值，也就是说，工业发展又受到束缚”（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由此可见，关税从机制上便不是什么给工人阶级在雪中送上的煤炭，而是特朗普作为资本家出身、经由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选举、掌握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方向时做出的趋利并尝试重振经济霸权的举措。卢森堡在同一段落中还补充道“工业为了自己的发展不需要关税保护，但企业主却需要关税来保护他们的销售。这就是说，关税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对抗更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保护手段，而是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的斗争手段”。
我们可以看见，特朗普两度上台后两度发动的贸易战意在解决上述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恢复本国实体产业。但其并非通过直接提高在美实体企业的利润率的方式，而是通过增加进口产品的价格以增加本国产品的在价格上的竞争力，然而这并不会让美国工人们的处境好转。
如果美国政府在其任期内坚定地推行这个政策，结果将是在美金融资本以更具垄断性的模式继续巩固对美国实业的把控（控股），从而让实业资产继续向虚拟资产转移；其次，美国境内一般消费者的日常消费成本将被拉高，只因大量基础的生活资料都来自于被征关税的邻国而非本土。以2024年的数据为例，美国的进口商品数量总值为33600亿美元，其中排行最前的包括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医药用品，而对美出口量占前三的国家分别是被征25%关税的墨西哥、被征30%关税的中国和被征35%关税的加拿大。让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更加严峻的是，在第一点造成的资本环境中，实业并不能维持高利润率以（有期望或是有能力）支付工人更高的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作为生产投入），因而实业工人的生活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这不禁让人怀疑，在实现“美国的商品（从一颗橘子到智能手机）都会由美国人用美国的原料在美国的土地上或工厂里生产”这一幻想前，会有多少美国工人将无法维持生计。这样看来，生于垄断金融资本所造成的实业萎缩的环境之中的MAGA派并没有改善现状的能力，如果说他们的经济主张能让这一大环境有什么改变，那就是恶化这种情况和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在下文提到的社会福利方面我们还能一窥这一实质。
紧缩社会福利
带有着右翼民粹经典的经济小政府与减税色彩，《大而美法案》在7月1日以51比50的票数在参议院通过、7月3日以218比214在众议院通过并由特朗普在4日完成签署，这份被白宫称之为“历史上最利好美国工人”（“The Most Pro-American Worker”）的1000页法案也正式进入了执行周期。同月，83岁的中左翼国会议员伯尼·桑德斯不安地坐在了摄像机前，他开门见山地评价《大而美法案》为“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危险、最糟糕的立法”。在法案中，税款减免集中在了全美财富榜单前1%的资本家上，其将享受9750亿美元的减税政策。对持有资产更加庞大的资本家来说政府还将减免总计2110亿美元的资产税。而作为所谓“历史上最利好美国工人”的法案，其对工人阶级的福报只是每年多减免1000美元的税款。除此之外，特朗普政权将彻底如2025计划所愿那样摧毁医保以及基础保障体系。在受保资格层面，所有的福利机制将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核条件。在统计层面，医保支出的减少将与对资本家减税的数字大致齐平以稳定财政，即砍下10万亿医保总投入。据美国国会财政办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分析，这个“历史上最利好美国工人的”法案将在10年内使1200万美国无产阶级失去医疗保险。
显而易见的是，特朗普所谓的MAGA不是为美国人民营造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服务美国资本——特朗普所希望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提振美国的制造业资本，但无论涉及何种产业，他是要为资本开路，而非工人阶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了参众两院投票的《大而美法案》体现了美国的政局从来不是唐纳德·特朗普一人的独角戏，而是整个资产阶级专政体制一齐运动的结果。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大选中拥有着投票权，却不在选举结束后相比手握献金的资产阶级拥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由此被“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机关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摈弃于民主之外”（弗·列宁《论“民主”与专政》）。正如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述的那样，“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而“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尤其是相信一位敛财无数的且身背重罪的资本家。
MAGA派的政策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谁？
特朗普的行动并非基于什么后天的设想，而且他不得不这样做，一位国家总统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并非因其道德败坏而是利益驱使所导致的必然。在2024年度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从运输业（主要是航空运输）、金融与房地产、能源（主要是传统能源）行业、农贸行业获得了不菲的资助，其规模均在千万美元以上，而特朗普推行的各项政策又“恰好”符合这些行业的政治诉求。
然而，特朗普政府也并不是赤裸裸地告知公众，他要这样做。从他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到第二次，再到他日常的各种讲话中，我们都可以窥见其既并非是独立于资本和劳动者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也并非劳动者的帮手，而是资产阶级试图分化出来的从外部帮助自己进行调节、同时也是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打浑水的力量。
至此，我们要更进一步地、不只是从经济上而且是从政治上了解到MAGA的本质——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其使命是要调和阶级矛盾，同时其调和的目的是为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进一步扩张、资产阶级的进一步获利。当然，MAGA的调和手段并不新鲜，其通过将阶级矛盾的矛头转向民族/地域的矛盾——正如我们所见，通过将矛头对准中国、对准墨西哥、对准伊朗、对准也门胡塞武装等等的外部势力——来扰乱公众的视线，同时又逐步放宽对其所服务的资本（目前来看，是美国的传统制造业资本）的限制甚至是提供更多贷款并缩紧公共福利和医疗保障。一句话来说，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MAGA派，实际上是在打着国家的名义，服务于国内某些资本（尽管正如我们此前所说，这些资本在今天还是被导向金融垄断资本）。
回顾上述提及的特朗普于2017年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后牵头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及其在那时就开始进行的“偏袒大公司与富人们”的税改，到疫情于美国爆发后由特朗普政府推进的“快速复工”与低效的疫情管控，再到特朗普竞选失败后的四年间由其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这些无一例外没有拯救美国的经济，当然也没有拯救处于经济寒冬中的美国工人。我们可以这样做总结，在美的多方资本势力凭借美国国内已经十分严重的经济（产业结构）问题，造就了MAGA派的崛起，因而这不过又是一个资本试图借助政治力量解决自身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经济问题的例子。
MAGA派的目的、行动及成因我们都已经了解，但这一切和在华盛顿和垄断金融资本之外的美国群众有什么关系？
在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为了在美资本服务的这个意义上说，MAGA已经不能够说是有利于美国民众、而且要说是在帮助剥削他们的了。但民众不会在意识到“特朗普是一位剥削我们的人，MAGA口号是为了更好地剥削我们”的情况下选择支持特朗普或是MAGA，因而美国的民众是真的对于特朗普及其主张有所（至少是部分的）认同的，这种认同在哪里呢？
是时候回看MAGA派崛起的根源了：特朗普带着他的MAGA口号，直指美国如今实际存在的“实体产业不景气”的问题，更具体来说，则就是实体产业工人们的生存环境很糟糕——根据可查询到的多方数据，美国工人的收入与日常消费支出十分接近。也就是说，美国工人几乎没有储蓄应对自己或家庭中可能发生的重大变故，尤其是在面对健康问题和失业时。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MAGA口号中为了美国人民、为了美国经济等等的口号时，面对MAGA试图用政策扩张实业资本和驱逐移民而来的就业竞争者时，我们完全不能期待美国工人们能够看穿特朗普的骗局——他们遇到了个人无力解决的困境、他们需要寻求解决方案、需要寻求带领他们解决问题的人，可惜，美国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也只能给他们一位“明面上”要剥削他们的人，或是“背地里”要剥削他们的人，今天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正是在上演这样的戏码。
经过此前两个板块对于MAGA经济和政治的分析，我们都已经可以看见，MAGA在经济上、政治上，都绝不是服务于美国工人的。但同时我们也看见，以特朗普为首的MAGA派并非在明面上充当着资本家的角色，而是借助官僚系统以及他们的政治宣传机器，向外将他们自己营造成“第三方中立人”的角色，甚至是“站在美国人民、美国工人这边”的角色——我们要拨开这些迷人眼的雾气，看见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上是如何在经济上依赖于各方资本势力、在政治上又反过来去扶持这些势力。
于美国的民众而言，MAGA同以往的哪个由资本扶持起来的在美政治力量并无本质的区别，特朗普政府或许会撤销拜登政府的某些法案，会抨击民主党及其下的政客，但他们总都是在为自己背后的资本势力作斗争，进一步来说，他们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背后资本势力所遇到的经济问题（阻碍）才成为美国政客，他们的全部目的可以这样来概括：美国政客想要让他们所支持的资本势力更轻松地扩张自己，在资本市场攫取更多的利润。
MAGA派，也不会是那个例外。
那么中国的情况会更好吗？
此前我们提到过，中国也在用与MAGA派类似的手段“打浑水”。这是因为即使经济上存在不同，中美两国在阶级矛盾的尖锐性上处于几乎等同的状态。相比于MAGA，中共的统治集团也并不能够提出转移矛盾以外的新鲜解法–国内的性别对立、娱乐新闻，国际上的中日民族仇恨、中美对峙，再加之“大国崛起”的越发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叙事，都没有办法掩盖中国劳工日渐严重的不满情绪，也没有办法避免中国现行经济必须借助外部扩张来避免其生产过剩问题的显露。同时，政治权力为资本势力服务（或许对资本家和个体户而言，在中国，政治问题大于天，这实际上不过是对于中国官僚集团的集体意志的敬畏，归根到底是官僚集团围绕资本运作进行活动、不是权力挂钩而是利益挂钩）、官商勾结等现实进一步地加剧了矛盾、进一步地使得中共的“管理和承诺”无效、进一步地要求中共转移矛盾。
在经济领域，中共与特朗普的相同之处在于试图通过外部介入来“管理”市场、调整资本的去向、避免本国经济的空心化；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政府期望通过贸易战和对资本家的减税优待来发展经济，中共则更偏向大政府模式下的巨额财政投入（十几年来对“房地产神话”的支持）和增加财政收入（如拉长社保最低缴纳周期等改革）。可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日渐强大的中国实体产业——基建、轻工业、新能源汽车甚至于军火……各自都愈发不能够由国内市场消化各自领域的强大产能与生产过剩，同时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叙述的那样：
“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
我们可以料想到并实际上观察到，许多在中国的、具有强大产能的企业已经开始走上资本对外扩张的道路，因而与特朗普不同的是，中共更加支持国际化的自由贸易，其本质是想通过资本输出来避免国内经济因其自身劳资矛盾而导致的、必然要爆发的经济危机，甚至于是社会动荡。
两国政府基于不同的目的（扩张或收缩）同样喊出了“复兴”的口号，但其实是基于同样的底层逻辑，那就是转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性矛盾，让危机来的更晚一些。中国统治阶级，也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和路线在重复这套服务于资本的政治把戏——它们宣称自己为了中国人民、把自己称作是市场的“裁判员”（第三方，中立人），却实际上由国内无数资本支撑政府运营，同时在无数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为献金的资本势力提供着便利。中共与美国政府确实在国内政治地位上不能说是相同的，但就它们与资本那种深刻而统一的利益关联的意义上来说，是十分相似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该忘记，如今的中共和美国政府都只是资本衍生出的角色。之于广大劳动者，或许他们还可以充当着实在不高明的管理者的角色；但之于资本，他们只是两片狗皮膏药——资产阶级的政府既救不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也离不开资产阶级，它充其量只是做一些缓解、协调的工作。资本主义的癌细胞永远不会因为贴了几片狗皮膏药就停止扩散和对生命的毁灭。
（四）不可避免之分裂
从上述分析可见，MAGA派的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大选期间MAGA派的领导层撒下了过多的、承诺自由与重振工人阶级的空头支票，以至于特朗普政府无法在其胜选后的执政时期一一偿付。该政治派别内在的矛盾是相当明显的：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的MAGA派领导班子用数年时间和大量的谎言编织了一笔不存在的奖金，而追随着MAGA派的工人阶级如今结着队来上门领钱。而这样的矛盾在2025年围绕着打倒“深层政府”的承诺展开了。
打倒“深层政府”是MAGA派贯彻始终的宣传口号，这源于这一口号强大的动员能力。特朗普以个人为中心、打倒“深层政府”为纲领地动员起了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的保守派工人、农民和其他无产阶级，而其中冲在最前的激进者们（可以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2000多人为例）则是一群流氓无产者：邪教信徒、极端爱国主义民兵、白人至上主义者、阴谋论爱好者和退伍军人等。这与1849年路易·波拿巴组建起的“十二月十日会”异曲同工，其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兼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便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MAGA派便是以这样的形式运转着，而作为另类右派的最大代表，其基层支持者们保持着对“深层政府”理论的笃信，这让围绕着特朗普动员群众并宣誓要瓦解“深层政府”自然地成为了该政治派别重要方针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理解所谓的“深层政府”不过是赤裸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形式并不“深层”，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无论选上多么左派的总统（一个毫无可能的假设），也无法以改革的形式撼动这一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与“富人的天堂”（弗·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但何其可悲，美国的MAGA派工人阶级在资本家、资产阶级政客和流氓无产者的领导下将自己对资产阶级专政之剥削的愤怒折射为对一个“深层政府”的愤慨，认为自己不公的待遇不是源自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小股以犹太财团/官僚、蛰伏数百年的秘密政治集团、甚至身居地下的光明会组成的政治集体。对MAGA派的极端支持者来说，“地球是平的”或“犹太人控制了一切”比“特朗普是剥削阶级的代表”更加可信。
特朗普在任上的群众动员举措从政府效率部开始。由埃隆·马斯克，一位现已与特朗普政府决裂且2025年7月5日宣布成立美国党的机会主义资本家负责清查联邦支出。但可见的是，查出社保系统的申领漏洞以及拜登政府的在如“哥伦比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或“乌干达社会和行为改变”上投入的千万至上亿美元开支是无法满足其支持者对于瓦解“深层政府”的热情，导致这位资产阶级政客燃起的群众运动之火逐步反噬了自己、使派别迈向了分裂。
爱泼斯坦案自2019年便成为了全美乃至全球最受关注的案件，这位金融资本家在自己的私人岛屿上建立了未成年儿童性服务的产业链，其中的性犯罪、人口买卖与官商勾结之丑恶难以文字进行概括。吊诡的是本案的主使杰佛里·爱泼斯坦在2019年7月23日离奇身亡，而事发地在戒备森严的监狱牢房内。在MAGA派内，特朗普作为爱泼斯坦生前的好友选择将这一案件作为其动员选民的政治武器，其手下的核心宣传班子也大肆放出消息要求清查案件并公布爱泼斯坦的“客户名单”，将到底谁接受过性犯罪者、未成年人的人口贩子提供的服务公之于众。这一要求和间接的选举承诺，即特朗普上台后会公布这些信息成为了另类右翼眼中对“深层政府”直接的揭发与攻击：2024年10月22日，JD·万斯（现美国副总统）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强调“我们应当放出爱泼斯坦的名单”；卡什·帕特尔（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与丹·邦吉诺（现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在日后作为爱泼斯坦案的主要负责人前也各自宣传应当释出案件涉及的客户名单；甚至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2025年2月21日号称全世界一直关注的爱泼斯坦案客户名单已经“放在了她的办公桌上等待审阅”。
但在同年7月整个案件却发生了一次风向上的大转弯。7月8日，美国司法部一改几个月前部长的说法，声称名单根本不存在且用一段11小时的监控录像证明爱泼斯坦系自杀。这一说法明显存在事实上的冲突，首先就是名单的莫名消失，其次在公布的监控录像中，爱泼斯坦死亡前有61秒的内容被删去（帕姆·邦迪解释为系统在午夜会定时刷新维修）。曾在大选前一同高喊解密名单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也表示爱泼斯坦的死因为简单的“自杀”。7月9日，领导另类右翼反抗“深层政府”的绝对领袖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在爱泼斯坦案上的追问表达了不耐烦，表示“不要再讨论这个变态了，人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以此对整个案件的结果做出了一锤定音的结论：事情已过，不再追查，而MAGA派的分裂也至此开始。
极端MAGA议员玛乔丽·格林成为了这次内战中的第一批叛军，在7月11日再次宣称要求公布客户名单，与9日特朗普的发言形成了冲突。MAGA“深层政府”阴谋论者劳拉·卢默也选择开火，不过指向的是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这个她眼中干扰特朗普揭露深层政府的无能官僚。社交平台上，有支持者选择以燃烧MAGA红帽为方式来抗议这一结果，可见大选时期构筑的信任与期待也一同陷入了火海，将事态逐渐演化成了MAGA派内部对特朗普本人和派别领导的严重信任危机。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虽然对爱泼斯坦案中官方近乎无耻的遮盖可能有些许惊讶，但对这样的分裂应该是毫不意外的。一个由资产阶级政客组成领导班子、资本家提供经济支持、流氓无产者充当箭头、大量工人和农民作为支持者和选民的政治派别本身就是由谎言构成的，在这样的派别能够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真相应该是如奢侈品般珍贵，而非唾手可得。无论特朗普到底在不在那个名单上或者说那个名单上究竟有什么重量级的人物实际上都不重要。因为若名单上列着特朗普只会再度加深他作为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同理，若他不在名单上也不会影响共产主义者对其的批判。
（五）工人阶级的未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
似乎如今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让资产阶级政治继续以任期为单位运行下去或是走向制度内部的内战。然而，共产主义者不该期待任何一种结果会带来革命。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在经历过多次大选后应早已意识到所谓民主制度的虚伪和丑恶。而在大洋的另一侧，MAGA派的存在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起着启发作用。作为一个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未感受过资产阶级政客基于大选的群众动员手段，同时，特朗普的上台和其政治权力的巩固也彻底击碎了部分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推进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民主化运动”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未来的革命运动中，中美的共产主义者、革命的共产党都必须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倒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无论专政具体的实行模式是民主还是独裁，也无论其表象的左右。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以垄断、金融资本统治和殖民扩张为特征，国家机器完全为大资本服务，在这一阶段，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同派别，不可能为无产阶级谋求根本利益。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拒绝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选边”，因为这种选择等于在同一阶级的不同代理人之间徘徊，我们应当在反对MAGA派法西斯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同时，也以同样坚决的立场揭穿民主党提倡假“进步”、假“和平”的帝国主义面目。
只有在帝国主义体系被彻底推翻、生产资料社会化、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乃至全球的社会危机。更近一步地说，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一向是“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且在过渡阶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弗·列宁《四月提纲》）。毕竟在资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诸多混乱中，全球的革命党和受难的工人阶级只剩下两种结局，“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弗·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