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2025年9月24日，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络志愿填报辅导导师张雪峰多平台主账号均被禁止关注。尽管直播仍可以进行，但随后南方网称其“将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也算是给其半个盖棺定论了。对于这个结果，有人唉声叹气，有人弹冠相庆，但是对张雪峰的认识与争论大多局限在他本人身上。共产主义者对这个现象的分析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句这样的批评。张雪峰对我们来说是一面镜子，可以很好地映照出我们社会现在面临的状态。
功利主义辩证法
张雪峰最主要的本业就是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工作。至于志愿填报活动所遵从的原则，对他而言，可以说有且仅有一条：如何借此找到更好的就业，从而最大化填报者的收益。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实莫过于2023年6月由他引发的新闻学争端：当家长询问他，学生执意报考新闻学专业该如何是好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即使把学生打晕也要换个专业。这种偏激的用语立刻使得舆论发酵。讨论主要集中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应当更看重理想，还是更看重功利？
有人说，理想很重要，因为你必须找到属于你的人生意义，他们对张雪峰大加挞伐，说他践踏了某个学科或行业当中某种神圣的东西；有人说，功利很重要，因为你必须填饱肚子，他们对张雪峰大加欣赏，认为他在帮助没有信息渠道的人“避坑”。
某种程度上来说，功利主义者的言论还具有一定的正确性。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毕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这样的事实：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父母也没法养他们一辈子。为了以一个相对“体面”的人的身份正当地活下去，他们必须成为所谓“人力资源”，也就是出卖自己劳动力，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大学毕业生属于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无产阶级，是相对来说具有更多知识的无产阶级，就这一重形式来说，由于现代知识分工的影响，他们的就业与否会受到所学专业内容的制约。在吃饱饭这一层前提下，专业的具体内容就几乎完全被忽略了、省去了，剩下的唯一的需要考虑的就是该专业的就业情况，也就是说，学生曾经花在专业知识上的学习时间，究竟能否顺利地转化为金钱。
在这种思想中就已经隐含着对持有“报考专业要遵从心中理想”这样论点的人的一个反击：它以这种近似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了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劳动”的概念，尽管是不完全地展示出来。它选择对各个行业的特殊性质、对每个人的不同个性避而不谈，转而去寻找一个真正可以在专业间相互比较的尺度——经济利益，或者说工资收入。在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前途面前，一切个人的喜好、一切与社会整体相关的责任感、一切提倡奉献的意识形态规训，在这里都被瓦解了，它们最终都为那一个唯一的、几乎看不出任意专业之间有什么区别的尺度让路。更进一步，对特定专业的迷恋还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为无论你从事何种特殊形式的劳动，最终能够评价你的还是“人类一般劳动的结晶”——货币，背弃它就等于背弃了现代人最普遍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甚至这种比较本身也是一种奢侈，许多大学毕业生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而是能否就业的问题，是他们作为“拥有知识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入资本家法眼的问题。“3000块钱招不到一个农民工，但是可以招到一个大学生”。因此，辩护士们扯什么大学的“神圣性”，说什么大学教育及其文凭的价值不能用大学生的工资衡量，那不过是转移视角、掩人耳目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下，经济利益必然是最为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上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承诺是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与整个社会共同告诉学生的，可是如今这份承诺越来越难以兑现。市场经济的欺骗性便显露了出来：不要幻想“稳定的生活”能建筑在不稳定的市场之上。不关注经济利益，最终可能落得个没饭吃的下场。
我们可以看到，理想已经被功利提前宣判死刑了。用功利的视角来填报志愿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是“理想”的角度本身其实还包含着这样的一个幻想——即幻想其工作能够与生命的意义同一起来，幻想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劳动能够成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实际上，这个幻想本身就有着自相矛盾的成分，因为填报志愿本身就意味着学生或明或暗地接受了这样一套规则，也即把自己纳入到了“成绩-学历-工作”的再生产链条中。在这个体系中，绝大多数学生一开始就是为了成为雇佣劳动，为了成为一种能够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商品而应试的。既然他承认自己要成为一名雇佣劳动力，既然他在未来不得不将自己劳动的主导权卖出去，那么市场经济给他提供的唯一稳定性就是，他就、将会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他的劳动必将被不断地异化为畸形的劳动。这种畸形劳动势必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过长的劳动时间、过大的劳动密度、片面的劳动内容以及不合理的管理方式等等。也就是说，在普遍异化的前提下，绝大多数人的就业不可能同时就是“实现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哪怕有幸选到了心仪的专业，在后续的工作中，根本上还是会被资本的逻辑支配，最坏的情况下是连自己原本的爱好都丢失掉，在劳累、疲倦、抗拒、违心与窘迫中丢失掉属于自己的个性与理想。就这重意义来说，那些只谈理想而因此反对张雪峰的人，要么是已成功人士的“何不食肉糜”，要么是行业中的利益相关者。
此外，一些行业当中所谓的“职业道德”，所谓“神圣的、不容践踏的东西”，已经在张雪峰的解构下体无完肤了。张雪峰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哪些行业靠个人努力，或者说内卷会有点上升空间；那些行业更需要看“家世”，看“关系”，看“资源”。这是张雪峰“说真话”当中的另一大功劳，他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作为普遍状态的后门、腐败与“潜规则”，进一步解构着“努力一定会成功”的资本主义信条（尽管这种解构是无意识的，张雪峰本身就是努力拜物教的忠实信徒）。现在，努力不一定成功了，怎么办？至少得选一条通过努力能让我吃上饭的道路。现在高考分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分数已经尘埃落定；现在重要的是选择方向，选择一个领导的亲戚不那么多的行业。
但是，从统治阶级的视角来看，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反对张雪峰的功利主义。这不仅仅是被张雪峰否认的学校与专业相关者的问题，这是整个统治阶级的问题。几乎无论哪个大学，都会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学生的前途如何，而在于培育国家的“栋梁之材”。统治阶级更希望营造这样一个印象，好像每年的上千万大学生都是有热爱“学习”的 、“理想”的、“爱国”的好青年。往小处说，这是一种用于pua学生的话术；往大处说，它适用于构建一种意识形态：似乎所有人在大学里都是平等的，都是相同的准备着为国贡献的知识分子。但是一毕业，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就立刻破产了。资产阶级或体制内官僚的子女可以用各种路数迅速为自己谋取高位，重新成为资产阶级或官僚；而无产阶级的子女，只要不是特别优秀以致于被统治阶级决定“收编”，就会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状态，一遍又一遍地向各个公司投送简历，希望获得一个职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是这种阶级分野的遮羞布；而功利主义的考量则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家庭以及“关系”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显然地被关注到的，这样，只要再前进一步，即使在学校里，阶级的区分就容易被注意到。
因此，必须重视张雪峰所引发人们特别注意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学生们一开始被赋予了理想，到毕业时理想又被打压了下去？为什么理想与功利性的区分会存在？究竟是什么将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面前，或者说，这个选择得以存在且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教育制度的市场化逻辑
在高考之前，学生们往往被告诫：分数越高，你的选择权越大；高考一结束，“七分考三分报”的俚语就流传起来。它则旨在宣称：选择一个“好”专业很重要。这种前后的割裂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当然，张雪峰以某种程度将这个矛盾弥合起来了。除了那些几乎没有争议的分数段（比如他会一脸嫌弃地斥责高考300分的考生“早干嘛去了”；分数稳上清北的考生大概率也不会找他咨询），对于每个具体的分数，他似乎很快就能给出一个或几个填报方案；对于还未经历高考洗礼的考生，他也会先拿出一套方案，以考生相对提高了的成绩为基础提出建议。对他来说，填报志愿是一件并不难的事；就好像每个分数都能有一个对应的填报志愿建议的表格，以给填报志愿者一个无需太多额外考虑的参考。
对于“七分考三分报”这句话来说，它强调志愿填报的意识上的原因已经能够很简单地看出来，也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以功利性的思维去评判各个专业的优劣。而强调志愿填报的另一个客观性的基础则在于“信息差”。考生与家长们如何得知哪个专业在功利上是更优的呢？在志愿填报机构大规模出现在市场以前，志愿的填报还只能依靠主观的、零碎的感受的集合；而当张雪峰这样的人出现在公共视野以后，对就业状况信息的专门性收集与分析的职能就独立出来，并成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暂且按下信息差本身不谈，后文中会有更详细的分析。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为何在似乎是为了提供信息的教育中仍然会产生信息差，并且这种信息差重要到成为升学过程中在学习能力之外的一大影响因素。
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回答便是：志愿填报的信息与教育提供的知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教育提供的知识用于筛选对它掌握更熟练的学生，而对志愿填报相关信息的掌控则涉及到学生主动选择的结果。但我们感到的矛盾，或者说尚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于：在这个系统中，被动的筛选与主动的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从高中升学的大学的这个过程，是如何既有被动筛选又有主动选择的？
就形式上来说，被动筛选的必要性表现于各个大学依据某种标准从优到劣分为多个等级，如清北、985、211、双一流、普通本科一直到大专等，当然其中还会有更细的划分，如985中还划分为上九、中九、末九；211也有顶流与末尾的差异；即使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分明面上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它依旧是人们给不同的普通本科排序的重要依据。由于不同层次大学中教育资源的等差，必须依据某种标准将考生也大致分为不同的层次。筛选的过程以淘汰性的面孔出现，在这里，学生的分数作为统一的标准下对“智力因素”的检验结果，以量化的形式宣称不同分数的学生之间存在绝对的差异。
而主动选择的必要性则在于，一方面，同一层次的多个大学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不会太大；另一方面，不同的专业选择虽然在最后评判时都会回归到同一个标准，即功利性的标准，但是至少在形式上不同专业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内容差别与专业壁垒，有着市场供求的巨大差别，由于各种专业之间的差别与特殊性无法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相互比较。在前一个方面中，主动选择机制的存在只是对被动筛选职能不能完全触及的地方的补充；在后一个方面中，主动选择则有着与被动筛选截然不同的基础。在这里，主动选择表示这个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学生的自由意志，并且不认为选择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在智力、学习能力等素质方面有什么不同。这仅仅是为了给学生们一个选择具体学习什么专业的机会；并且就业方向也会受到专业选择的制约。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同一个专业当中，学校的层次越高，毕业生就业压力越小、薪资越高。而同一层次学校的不同专业（假设是体现该层次学校平均水平的专业）就业情况以及薪资情况的差异，则是难以事先判断的，通常以市场对该专业毕业生的需要与供给之间的对比决定。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前文的问题：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被动筛选的过程正是市场经济下个人竞争的反映与延申；主动选择则是愈发细化的劳动分工的表现形式与预先分流。被动筛选与主动选择的结合，恰恰证明了，现在的教育制度的设计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倒影。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如果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没有与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么被动筛选与主动选择就不会同时起重要作用。如文革时期，大学教育与市场的联系很弱，甚至连筛选性的原则都一度被打破。1996年以前，大学毕业生工作包分配，市场竞争尚未完全侵入教育制度内部，也很少听说过大规模的有关志愿填报的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高考中的分数竞争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但是这种说法正如蒲鲁东认为价值是由稀缺性决定的一样荒谬。我们承认，特别是在过去，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确实制约了接受较高级教育的人数，这对竞争的产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一方面，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不与学生供给的丰富性对比就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承认分数竞争主要是基于功利性的考虑，那么也就会承认，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工作难找的问题，不能只归因于他们不够努力从而未争取到“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而是资本主义下必然有一大批毕业生会落入与普通无产者一样的处境；由于拥有更高的技术而得以分享部分剩余价值的人，本来就只会是极少数。与资本主义下无产者之间不得不进行的激烈竞争相比，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作为一个因素的影响要小得多。正是因为人人都想要摆脱竞争、获得高薪，而这当中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是相对最容易的，因此才会围绕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引起激烈的竞争。更何况随着网络教育技术手段的逐步普及，这种稀缺性也在逐步消失。因此，高考中的分数竞争的基础建立在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竞争之上，建立在社会对学历的认可与学历越来越成为企业用工的唯一考量之上。如果不是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不是各种近乎钻牛角尖地以高学历高学府为筛选标准，学习专业知识又何必追求稀缺的资源呢？
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进路，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说明现代教育起源于工厂制度。这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批判角度，能够引导人们对教育异化的认识。但在我看来，仅仅强调现代教育与工厂之间的联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教育本身与工厂，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以及资本主义普及对教育的根本性的影响。
教育与中产阶层
资本主义下的科技进步，一方面逐步消灭了落后的手工业者、小生产者，而代之以机器大工业。对传统行业的替代远非意味着社会分工程度的降低，反而使得分工更加发展了。在劳动性质方面，分工的发展则体现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进一步的分离与其对立的深化。一般来说，脑力劳动有着更大的前期投入的需要，脑力劳动者往往需要学习前置的知识体系才能够胜任劳动任务，而在同样时间内脑力劳动往往比体力劳动能对象化更多的价值。即使脑力劳动者从事的是没有直接生产商品的劳动，在资本家看来，他却能发挥到很多一般体力工人起到的不一样作用，如节约不变资本、高效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扩大市场份额、包装品牌提供溢价、保证资金周转、提供法律支撑、及时止损等等。无论对单个资本家还是总体资本家来说，这股有意识调节生产（尽管是按资本家的意图调节，不能脱离资本主义框架）的力量都是不可小觑的，因此长期以来对一些顶尖的脑力劳动者的需求总是居高不下，有时还会带动一整个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金融行业。
我们能观察到，始终存在一个这样的阶层，他们虽然本质上是被企业雇佣的工人，但是却长期拥有很高的工资，以致于这个阶层的自我认同也发生了偏移。他们无比接近上流社会，并鄙视其它无产者（特别是体力无产者）。这类人有许多称呼，其中最知名的称呼之一便是“中产阶层”（小资产阶级也属于中产阶层，我们这里不作讨论，仅讨论中产阶层中获取较高工资的工人贵族部分，下文中产阶层都是指代工人贵族。具体来说，工人贵族包括会计、公司基层行政人员、商业雇员等非生产性工人，也包括较为核心的程序员、医生、部分私企雇佣的教师、飞行员、部分科学家等生产性工人；虽然前文将工人贵族与脑力劳动者联系起来，但是工人贵族并不都是脑力劳动者，一些技术工人虽然也从事体力劳动，但是由于工资较高也可以划入工人贵族行列当中；脑力劳动者显然也并不都是工人贵族）。虽然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同属于通常所称的“中产阶层”，但是小资产阶级（如经营小商业的业主、自己拥有机床的小生产者等等）由于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成为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另一个阶级；工人贵族则只是收入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工人，并不拥有生产资料，本质上还是工人阶级，只是工人阶级中条件较好的一个阶层。
中产阶层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结构愈发复杂化，特别是管理层面的逐级划分，越是往上爬，越是有更高的工资。它的晋升机制当中对能力的看重最容易引起各种“努力拜物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客观层面上中产阶层的形成存在许多特殊的历史条件，他们却更注重自己的主观条件：他们是通过“努力”获得金钱、名誉与地位的。实际上，首先，他们的存在不过是社会生产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独立化出来的某些特殊职能的需要，而这些特殊职能的独立化本身就是由于分工的深化与凝固化；其次，他们能够以逐级晋升的方式获得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也不过是官僚主义在企业内部应用的结果：一方面资本家需要在雇佣工人当中分化并培养出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整个企业的决策权都在向上集中，他们的这种分配权的取得不过是工人在企业决策中失位的结果。狭隘的中产者们往往并不能意识到这些历史性的前提，他们能意识到的最深刻的道理就是，他们做的是与底层劳动者不同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往往需要“知识”，需要“胆识”，这种特质怎么可能为“顺从”且“愚笨”的体力工人所有呢？
恰巧的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高等教育似乎刚好能够给人提供这种特质。高等教育提供知识不说；它甚至还能提供“胆识”，因为高等教育中的学生，作为分数竞争中的胜利者，不是必然有“超人之质”吗？继承着几十年前大学生稀缺的状况导致的大学生很容易成为中产阶层的状况，教育事实上一直在隐蔽地进行的其中一个意识形态战争就是，它不断地向学生灌输中产幻想。这种中产幻想不仅仅被灌输到学生身上，还随着中产阶层现象的普及，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的意志。而在各种道路中，教育被视为成为中产“最容易的路”，张雪峰之流的成功秘诀正是在迎合大多数人的中产幻想。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导致的颠倒：不再是赋予有知识有胆识的人以中产的地位，而是为了爬上中产的地位，必须要变得有知识有胆识。这里最重要的区别正在于中产阶层被当作了一种永恒的范畴。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中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是一个无需经过反思的事实，并且作为一系列行动的导向重新塑造了他们的行为逻辑。一些真的被中产神话灌输成功的学生拼了命地内卷，而“帮助学生成为中产”则成为一些学校官僚心安理得地压迫学生的话术。学生填报志愿的原则在各方面影响下，倾向于更有利可图的专业也是必然。因此，与其说张雪峰的功利主义导向“动摇国家长期人才发展根基”，不如说是市场竞争对教育制度的侵入动摇了国家长期人才发展根基；张雪峰只是一个利用这个历史条件的商人罢了。
去成为中产吧！教育尚余下的表面公平性给这个口号以极大的诱惑力。随着最底层劳动者生活条件相对地恶化，这股渴望成为中产的邪风越刮越盛。无论是农民的子女、工人的子女还是普通中产的子女，都在愈发恐慌的环境下被迫投入一年一度的大洗牌，毕竟说到底，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全都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给子女的生产资料。结果，所谓的“高考制度促进阶层流通”不过是一种用于掩饰的话术：因为这种流通不过是在底层工人与中产阶层之间流通；至于一跃而成为资本家的大学生人数可以说微乎其微。为了“这一辈子”，为了获得这个极为有限的通道的通行权，大部分无产阶级的子女只能陷入无尽的竞争中。但即使是这种信念也是极有问题的，因为中产阶层的广泛出现不过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他们超出一般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部分，以整个企业的总利润为限。而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的长期利润率下降，随着各种经济危机的打击，随着管理方式的不断创新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对他们的替代作用，中产阶层也不可避免走向衰落，这个阶层将会不可避免地跟着资本主义的衰落重新回到普通的一般工人身边。
即使不论长期后的结果，短期内中产幻想的普及也会使教育受到极大影响。由于高中阶段应试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极大痛苦，曾经有一种幻想，那就是实行所谓“素质教育”就好了。但是现实与幻想不同，因为一旦高考成绩证明素质教育无法使学生在教育竞争中超过按应试教育方式学习的学生，在各方的压力下，素质教育最终还是会向应试教育靠拢。苏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省的教育竞争使得市中与南京的高中这些本来拥有更多教育资源的高中也按照县中的模式管理。这套逻辑事实上到了大学也管用。尽管有一种声音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实际上不过是大学的学术倾向以及给本科生上课带来的政绩对教师来说权重较低，使得教育不再占用教师的全部精力，只是更强调“自律”了而已。到了毕业之时，竞争的獠牙就亮了出来：最终你凭什么成为中产呢？不还是凭分数、凭学历、凭绩点吗？资本主义教育天天宣称自己“解放个性”的假把式也被完全戳破了，到头来它仍旧不得不需要一个可以量化的评价标准，而这个量化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当中价值的独立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发现，教育上的评价标准最终不过是市场评价标准的扭曲版；教育上的竞争不过是市场上竞争的先导。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民经济陷入萧条，这层教育与市场的衔接也愈发脆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从市场中解放了出来，而是教育被迫用更加彻底的市场逻辑将自己全面异化。先前大学生可以轻易成为中产的时候，大学多是严进宽出，大学生躺平摆烂成为共识，教育上的竞争限制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便足矣。但是，当中产神话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学扩招却导致大学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时，市场上个人竞争的激烈程度陡然激烈化，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必然因此而激烈化。一方面，重要考试的内卷程度总得来说在持续加深；另一方面，教育竞争也不得不前后延申、层层设卡，从小学一直持续到考研考博，而大学的生存环境从曾经的“天堂”也逐步地高中化。教育竞争所带来的痛苦也大大加深，不仅是程度上的加深，还在于时间的延长，使得青年长达十数年都不得不接受严酷竞争带来的折磨，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抗情绪、煎熬、绝望乃至精神类疾病愈发常见也是正常的结果了。一些辩护士会说：“学生涉世未深，实际上上学比身处社会轻松多了。”但事实却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净土，没有某个地方能够真正逃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压迫。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产阶层是一种历史现象，因为这个阶层中个体的再生产显露出明显的不确定性，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子女本身的天赋与能力水平。各种补习班、教辅机构的漫天飞舞只是中产阶层试图稳定自身再生产的方式，但正是中产对这种额外教育的盲目追求反映了其本质上没有一个稳定的办法让子女过上与自己差不多的生活。不像资产阶级只需将所有权转移给子女就能使其再成为资本家、无产阶级的子女大概率还是成为无产阶级，中产阶层的预备成员从全国的无产阶级子女中被集中到大学里，这既产生了“似乎所有人都会成为中产阶层”的迷思，又揭示了“最终大部分人都无法成为中产阶层”的事实。只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维，整个社会的阶级分野就会特别明显地展现出来。
在这里，张雪峰的存在，与其说是一个“指点迷津”的贵人，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投机的商人。有人说他“减少信息差”让一般家庭的子女不再踩坑，但实际上他存在与否对市场整体竞争的激烈程度几乎没有影响；他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过影响个别行业的人力资源的供给，也不过是调整一下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分配。当然，张雪峰为何实际上对大局没有影响却仍然能够引发许多网民的青睐，这与他特殊的商业模式是相关的。
张雪峰的商业模式
张雪峰曾受到过网友各种正面评价，其中最高的莫过于“配享太庙”。即使在几乎被封的当下，也有不少人为他扼腕叹息。他受到赞誉的原因，大概也就是打破信息壁垒、让“底层的孩子”能够接触到平常接触不到的信息。然而，事实却是，张雪峰主要持股的苏州峰学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一对一咨询服务售价从8999元到17999元不等，对于真正的底层家庭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是绝对难以负担的。也有人说，你已经免费地从张雪峰的直播中获取了不少的信息，怎么还幻想不交钱就继续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呢？
可见，在这里，信息被视为一种私有物；信息的交换自然也遵从市场交换的伦理。而对信息所有者来说，如果他主要地利用信息的某种特征使得自己的财产增值，他就是信息资本家，信息本身就是资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最直观地看来，信息所有者要成为信息资本家，所做的就是卖出信息以换回货币。不过有一个与一般商品特别区别的点需要我们注意：卖出信息的边际成本很低，即使考虑了卖出信息同时附有的讲解劳动等信息服务，与一般劳动者甚至一些中产阶层的工资比较，其价格仍然高得令人咋舌。在这里，似乎存在的只是纯粹的供给与需求，提供信息的服务定价似乎并不能找到一个在供需之外的独立因素来决定。信息所有者想要多赚钱，最重要的方法似乎就只是以尽可能多的次数卖出他的信息服务。即使考虑到信息服务中投入的劳动，似乎也总是用较少的劳动换取更多的货币；而我们并不能把整个价格都归结为信息服务劳动加上搜集信息劳动创造出价值的反映。这个数量的自然制约因素，也仅仅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和用于提供信息服务的时间。不过，随着网络舆论权力的崛起，能够卖出信息服务的数量还有另一层制约，也就是信息所有者的名声，或者说口碑。
张雪峰的多卖秘诀在于，他是一个十分擅于挑拨舆论的人。他的言语“粗俗”、生动直接、接地气，同时又带有绝对化的倾向，这本身就颇为传播学青睐。但仅仅这一点远远不够。不知是否故意，他还经常“冒犯”他人，从而挑起各种争论，但绝不身陷争论之中。如在不建议报考西南大学、不建议报考新闻学专业等等争端中，一旦有人将矛头指向他，他便立刻服软、道歉。在公众眼中，这些争论并没有明显地损害张雪峰的形象，并不是因为所谓“互联网没有记忆”，而是因为，对于大多数并不涉身其中的观众来说，张雪峰的言论并未触及他们的敏感点，于是他们便可以很容易置身事外，整个事件也就带上了某种表演的性质，不过是他谈笑风生、指点江山、“打破信息差”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张雪峰虽然在每次的直播中都要与许多家长连麦，但是真正看他直播、视频的粉丝群体中只会有一小部分转化为信息服务的购买者。那些真正体验过服务的人便难以集体化地以舆论的方式反映自身诉求的能力，他们的音量只会相当于海洋中的一滴水。此外，今年接受信息服务的人，要四年后才能有大概的具体意见，但是四年时间对互联网来说确实太长了；而这个时间本身就足以使张雪峰的神化形象固定下来。于是，张雪峰便可以长期处在舆论场上而屹立不倒。他可以宣称自己“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尽管任何人都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出自真心，但是在那些自发维护他形象的粉丝群体中间，他的被神化的人的形象是愈发牢固了。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舆论的操纵都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的基础上的，都是建立在中产幻想，从而努力拜物教，从而“读书有用论”深深刻在无产阶级脑中的结果。这一切都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常识还没有普及的结果。于是，资产阶级便可以利用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常识，不断地将舆论引导到有利于他们的方向。
信息服务与垄断
不过我们还需要对张雪峰这种商业模式得以成立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以更深刻地认识张雪峰模式运行的基础。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信息被视为私有物或某种商品实际上是一种很奇怪的事，因为随着互联网通讯技术连接了全世界的数十亿人，信息复制、粘贴与传输的成本几乎可以视为0，这使得信息本身具有一种公共性，理论上说，一些信息只要能够正常地公开，就没有人能够给它定价再卖给另一个拥有基本互联网信息检索能力的人。信息所有者向买家提供信息，这个过程如果理解为商品交换就会解释不通。如果我们将信息理解为被交易的商品，那么商品交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也就是商品所有权的变化，在这里并没有发生，信息只是自我复制了一次，由原来的只是由卖家持有变成了买卖双方共同持有。因此，在这里充当商品的应当是信息服务；信息本身实际上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性在下文会更详细地分析。服务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它能够辅助买家做出决策以最大化收益；这种服务本身也有交换价值，它凝聚了人类搜集、整理、研究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运用信息的劳动，这种具体劳动当然蕴含了人类一般劳动。一般来说服务属于商品，并且是一种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商品。
就好像普通的商品交换以独立的生产者的存在为前提，信息服务能够作为一种商品被出售也必须有其基础：信息差。有些人批评张雪峰是利用信息差敛财，这个指责就和批评资本家利用其他人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情况敛财是同样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中，它作为指责的效力仅仅限于指出这个事实，张雪峰对信息差的利用并不比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更没有道德效力。信息差的存在有其客观基础：首先是大量信息的搜集、整理、研究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运用本身就需要耗费人的精力，或者说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平时在工厂里已经被榨干了精力与耐心，他们很少能够以单打独斗的形式去掌握填报志愿所需的大量信息。然后，随着学科体系本身的建立与发展导致的脑力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片面化也是信息差形成的基础。部分信息获取渠道的垄断也是一个原因。信息差是信息服务得以存在的前提。
因此，无论张雪峰如何宣称他“打破信息差”，根本上来说，他作为一个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他的商业模式中必然包含着人为维持信息差现状的举措。他在直播当中透露的信息，永远只能是零碎的、有限的、个别的信息，他从来没有一个计划，说他将要从根本上提供一个系统化地解决信息差的方案；他甚至连如何搜寻这些信息的方法都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在直播中“免费”提供多少信息，是完全受他自己把控的。即使是花了大钱购买服务的人，也不意味着能够得到这种全面的信息。买家真正得到的与其说是系统化的信息，不如说是代理决策。这也可以证明，在这里被当作商品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信息服务。
信息所有者的这种严控信息外泄的政策与信息本身的公共性的矛盾，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占有公共资源用于盈利的固有敛财方式。就好像生息资本导致了资本展现形式的颠倒一样，信息交易本身也展现了市场经济的一种颠倒。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信息不充分的问题是很少被考虑的，所有经济人都是理性人，都有着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信息的充分了解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但是这类信息咨询机构的存在似乎反映了理性人假说作为一个理论的严重局限性。事实上，它不过是说明，资本主义远远达不到古典经济学家所能设想的最好状态而已。从整个社会的视角来看，信息咨询机构也只是改变了资源在整个社会生产当中的配置。假设这些配置优化一些，也不过相对减少了被浪费的价值量、增加了剩余价值量，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此外，哪怕是信息咨询机构本身，由于其局限在一定行业内，它所能提供的建议也总是局限的、为资本增值服务的，远远达不到足以调控社会生产的程度。张雪峰便是如此：四五年前，即使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已经出现了征兆，他却仍然强烈推荐考生报考土木工程专业；如今，土木学子找不到工作，他却嘲笑“早干嘛去了”。他的所有建议都是基于统计学的基础，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又有谁依据历史数据就能够精准地预测某个行业好几年后的就业状况呢？结果就是，信息服务业越发达，其中的投机与诈骗也就越多。
张雪峰的公司里鲜闻特别严重的压榨与剥削。首先，这是张雪峰作为一个网红必要的形象管理；其次，某种程度上说，张雪峰本人也是提供信息服务的劳动者，更加使得这个问题很少被人讨论。至少目前，我们尚不知道张雪峰“含泪赚了几个亿”当中，有多少属于本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有多少属于剩余价值，又有多少属于品牌溢价。不过，信息服务机构明显地依附于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其本身性质的难以确定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整体的诸多性质。信息服务机构的任务是让被服务者尽量接近理性人所能够达到的对信息的了解程度。因此，在某一行业中，人们的状态距离理性人越远，对信息的了解越是匮乏，这个行业的信息咨询机构就越是可以利用悬殊的信息差聚敛大量钱财。高考志愿填报正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如果要达到理性人的状态，那么必须要对几乎所有专业、所有行业都有深入的了解，而绝大多数的家长恐怕连一个深入了解的专业都没有。自然，在这里就会有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性：它可以将任何事物都附上货币价值，将任何事物都纳入交易的范围，从而让资本的触手伸及任何一个行业。
表面上来说，这种“新行业”或“新商业模式”的不断发现总是被确证为“资本主义仍有活力”的表现，然而实际上一旦某个高利润率的行业被开辟出来，饥饿的资本就会疯狂涌入，在激烈的竞争中把利润率重新拉低。从长期来看，利润率总是不断降低的。比如信息咨询行业，在给生产资本提供信息服务时，它要作为资本拿去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于是会发生与商业资本相类似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在为非生产用途提供信息服务时，它也是给中产阶层越来越紧张的腰包又增添了一笔支出，加速地透支着中产阶层的未来；对其它商品的消费也因此而降低，从而对其它行业的资本循环又起了阻碍作用。因此，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信息服务行业本身也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我们可以将信息咨询支出主要地看作虽然并不能直接使资本增值，却不得不花费出去的非生产支出。
此外，如果信息服务的服务对象是直接的生产，如提供一定的技术咨询服务，那么这个信息服务的活动就是生产性的；如果不是，如张雪峰提供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那么这类信息服务就是非生产性的。在逻辑上，生产性信息服务是非生产性信息服务的起点。生产性信息服务提供商与生产性企业之间很显然会进行利润分割，但非生产性信息服务提供商所获得的利润中有一部分可能需要用某种形式的垄断加价来解释。拿一个剔除其它非决定的影响因素的情况来举例：比如网络卖课，假设并没有任何后续的需要追加大量劳动的服务。那么在这里，与前文提到的一样，卖课者所需承担的成本仅仅是课程录制过程中的讲授劳动；而他的收益则取决于该网络课程能卖出多少份。如果认为这份课程录像能够像其它商品一样蕴含着对象化了的劳动价值，那么我们找不到他劳动出创造的价值会在总共卖得多少钱时获得补偿，也无法得知他卖得的总价钱究竟是刚好补偿劳动创造的价值，还是多于或少于这个价值。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已。万能的市场过程最终会告诉我们一切。
但是必须要考虑另一种可能的情况：一个人买得课程录像后以更低的价格，甚至免费提供给其他人，于是原课程录制者就立刻失去了市场。对这个倒卖课程的人来说，成本仅仅是原录制者成本的1/n，但他仍然可能以同样的形式获得与原录制者同样甚至更多的货币。当然，这种情况恰恰是被法律禁止的，被视作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好像知识产权本身也可以“依法”转让，好像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但是对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与对一般商品的所有权存在着着根本差异。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对某个商品的所有权是与商品体本身共同归属于某个人的；如果这个人以较市场价格更低的价格卖出这个商品，也是没有问题的，他虽然更容易卖出商品但是却在亏钱。到了信息商品这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倒卖者完全有可能赚钱。我们当然可以说，倒卖课程的行为类似于“盗窃”，但是相比于真正的盗窃，这里的盗窃并不导致原主失去了所有权，而是出现了不止一个出售同样商品的市场主体，让原主被迫陷入竞争，而新的出售者由于成本极低有着极大的优势。现在，只有通过“合法方式”获得对信息商品的（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的人才能卖，其他人，哪怕已经支付了购买它的货币，也不能卖。这不是相当于一种垄断吗？（这还需要与反倾销区分开来：倾销是资本家暂时降低售价以打败竞争对手的行为，只是为了达到垄断的状态；这里的倒卖反倒是打破了垄断加剧了竞争，是实行售卖行为的市场主体凭空增加了）因此，这里全部的矛盾就在于：信息本身具有的公共性与将信息视为私有物的矛盾。要缓解这个矛盾，只能引入法律的力量。
因此，通过对信息所有权（无论是著作权还是专利权或其它的权利形式）的法律保护，以及有意识地保持信息差的各种手段，信息所有者事实上对其信息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权力。我们当然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既然信息本身拥有公共性，那么被提供信息的可以视作是全社会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他可以向全社会发起“募捐”，达到他想要的额度之后，就将他所掌握的信息公开，相当于全社会向他购买了这个信息商品。但我们也观察到通用的的模式与此并不相同，这固然有传统商品思维惯性的影响，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表现在信息商品经营模式与信息公共性的矛盾上。当然，具体的情况与上文谈到的纯粹形式并不会完全相同。这是因为有的信息商品的经营模式会与提供信息服务的商业模式混杂在一起，比如专门雇佣教师为顾客讲课，这就更接近于我们能够理解的商品形式。但是如果将其录制下来，传到网上，性质就立刻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信息商品对传统商品范畴的突破正是基于技术的进步，同一件商品几乎不用花费什么多余的劳动就能够被（使用网络的）所有人使用（当然，我们还没讨论“使用”信息商品可能还需花费相应的劳动，即阅读或聆听、理解、思考、总结的劳动，总之即学习劳动。但是限于篇幅，我们暂且不在本文过多地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这同样证明了商品以及私有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存在着被突破的可能——如果所有商品生产成本都能像信息商品这样少，那么一切用劳动衡量商品价值的做法将不再必要，一切确认某物为某人私有的做法将不会出现，从而一切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都将会连同资本主义本身消失。
当然还需要一点解释：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信息服务公司多如牛毛，凭什么说张雪峰就是“垄断者”呢？比较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垄断者不是张雪峰，而是全体掌握相关信息的公司。但是这些公司之间同样会有竞争，是否能认为，这些公司互相竞争后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再乘以每份服务的单价，就相当于其提供的信息服务的全部价值呢？也不是。我们可以想象李火盆的志愿填报咨询公司突然崛起，由于其性价比和口碑都远高于张雪峰，挤占了张雪峰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么为了与李火盆竞争，张雪峰必然会降低其信息服务单价，结果反而是张雪峰提供信息服务的“价值”在两个方面都突然降低了。这是因为，虽然张雪峰提供信息服务，这一部分可以用一般商品的观点分析；但提供服务商品仅仅是其外表，内核则是信息商品垄断，并且已经与一般商品范畴之间出现了差别。为了理解这个“垄断”，我们需要从信息服务商品的特殊性质开始理解。一般商品在交易之前禁止非所有者使用，但是非所有者仍然拥有该商品的信息，他知道他在该商品的消费过程种能得到什么。比如购买大米之前就知道大米长什么样、一般的价格是多少、功用是可以用来填饱肚子。信息服务商品则不然，它以购买者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或只有很模糊的认知为前提。而各种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以及他们提供的信息商品之间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比如信息本身的差异、个人倾向的差异等。这些差异，再加上通过媒体形成的固定粉丝，信息所有者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垄断，这种垄断具有局部性与脆弱性。此外，虽然实际上应该很少有人找李火盆咨询后又找张雪峰咨询，但是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两者所提供的虽然是同类商品，但是并非同一商品，相互之间并不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在每个信息服务者提供信息的独特性上，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垄断。在张雪峰引起的多起舆论冲突中，有一个导火索是张雪峰对文科的评价：他说文科都是“服务业”，要做的就是“爷我给你笑一个”。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垄断者。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是垄断者，他才会越来越“不客气”，出现怼家长的情况，使其形象管理越来越困难。相反地，在一个某个行业的信息咨询企业中，每个企业提供的信息商品之间的同质性越强，其垄断性则越弱。
总结：我们需要的只是“真话”吗？
在有关张雪峰的讨论中，总有这样一种声音存在：认为封禁张雪峰是“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仿佛张雪峰是多么正义、多么大公无私的一个人物。然而我们前文中可以发现，张雪峰是最功利主义的；如果不是自己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十分认同，那么他大概也不会如此“真情流露”地贩卖这套观念。他“为底层学生着想”，但他想的是怎么把他们变成精英；与其说他想把底层学生变成精英，毋宁说他想借“变成精英”的空头支票敛财。他只是在经营一种商业模式，只是选择了为这套商业模式披上正义的外衣。
是的，张雪峰的言论及其价值观与统治阶级所想要宣扬的价值观有矛盾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首先，他的所作所为是引导无产阶级认同整套中产阶层的再生产方式，但是这个再生产的链条以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团结与相互竞争为前提，他们能爬上中产的位置，只是在无穷无尽的竞争中把其它无产阶级的弟兄踩了下去。一旦资本主义这艘船遇到了风浪，他们就会发现供他们活动的整个甲板都不够坚固。其次，张雪峰的所谓“真话”，从根本上也并未打破信息差。相反，正是因为信息所有者（如张雪峰）对信息的蓄意垄断，信息差才有存在的基础，信息所有者才能够借机敛财。
共产主义者批判张雪峰，但不是像《南方网》那样批判。一个张雪峰无法真正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如果这个黑锅真的要背到他的身上，那么要么是因为他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扭转一个千万级别群体的整体方向，但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如此轻易就被封禁；要么是因为这个教育体制本身就有这种倾向，而张雪峰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教育被市场逻辑侵入，当所有学生都被当作商品来培养，当专业与个人发展脱离而与就业方向结合，中国就不能再奢求这个体系竟然能够“自然地”再生产出健康的人才结构。由于资本主义的产教融合方式，就业缺口极大的行业没人愿意选择；热门的专业却出现考生趋之若鹜的现象，结果劳动力严重过剩。虽然据称很大一批人在毕业较多年后会从事与本专业无关的工作，但是这恰恰证明，整个一套知识分工-就业的体系，是远远没有现代教育的辩护士宣称的那样成功的。强基计划就是一个例子，由本来“寻找基础性人才”的愿景变成了无限内卷的新战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知识的普及，脑力劳动任务的绝大部分逐渐转给了无产阶级，整套知识分工体系也随之发展起来。于是，在各个行业内部的盛衰周期之外又产生的新的周期，即大学生填报专业产生的周期。不同专业之间存在的壁垒使得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平均薪酬很不一样，这就催生了一种幻想，仿佛我只要选一个就业会很好的专业，人生就能“万事大吉”。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厢情愿。一旦预期的好行业行情变化，那么四年前的全部选择都变成了错误。资本的流动不会等待在校的大学生，苛刻的老板不会可怜失业的毕业生。
因此，即使投入再多的精力用于“填报专业”，总是会有不可避免的失业；失业者的增多又进一步加剧文凭游戏的残酷性。我们遇到的是结构性的困境，社会将如此多的精力放到如何调整内部的就业分配上面，只能说明它的无能。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句“真话”来“指点迷津”，因为再怎么指点，我们仍然只会留在迷宫内部。我们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我们需要逐步消灭知识分工的历史状态，消灭资本主义式的产学融合，让专业直接与生产领域对接，把所有大学生以及学术资源都用一个统一的社会意志去整合、调配，这样才不会有大学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才不会有张雪峰这类人存在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