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怎么办？》原文：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01-1902/index.htm

在今天的中国，对于真正想要推翻现存秩序的革命者来说，单靠零散的抗争和一时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回到经典的理论源泉中去寻找方向。列宁的《怎么办？》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它并不是一篇抽象的政治论文，而是一份带着战斗意味的文献，回应了当时俄国革命运动内部的激烈争论。不过，由于这本书的时代性很强，里面的许多词汇和概念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显得陌生甚至晦涩。很多人第一次读时，往往会觉得“半天都没读懂列宁到底在说什么”。因此，如果要把它作为教育材料，就必须对其中的关键概念加以解释。这是也是这篇导读被写出来的原因。

当时，以《火星报》为中心的革命派强调建立一个有纪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全国性政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零散的工人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而与之对立的“经济派”，则主张工人运动应当局限于争取工资、工时等经济利益，政治斗争应交给资产阶级自由派去进行。他们攻击《火星报》，说它脱离群众，搞“教条主义”，甚至指责列宁等人要把外来的“意识”强加给工人阶级。列宁写下《怎么办？》，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攻击，明确指出如果没有理论的引导，工人运动就会停留在工联主义的层次，无法触及国家政权的问题。这里就涉及到了组织形式的差别：“经济派”的组织，是所谓“手工业式的组织”，这些组织往往是松散的、地方性的，依赖个人关系和临时性的联系，缺乏统一的战略和纪律；而列宁想要的组织，是“工业化的组织”，这意味着集中、分工明确、纪律严密，能够像现代工厂一样把分散的力量凝聚为整体的“机器”。列宁认为，如果革命党仍停留在“手工业式”的状态，就无法承担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因为“手工业式”的组织和工会有一样的局限性：这些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工人利益，但是其逻辑是行业化、地方化的，这导致它们往往把斗争限制在特定行业，甚至是特定企业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的范围内，从而在特殊条件下导致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与相互敌视（只有在“工业化”的政党的领导下，工会才不会导致这种恶果），甚至在关键时刻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缓冲器，帮助统治阶级消解工人的革命性。因此，必须超越“手工业式”的狭隘框架，建立真正能够领导政治斗争的革命政党。

列宁在书中也批判过所谓的“批判自由”。这在当时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一部分人提出的口号，他们声称要摆脱“教条”，主张党内思想“自由”，实际上却是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开脱。列宁指出，这种“自由”并不是无害的思想多样性，而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让党组织陷入分裂的借口。换句话说，“批判自由”在当时就是一种打着理论旗号的投降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反对党内的讨论和批评。恰恰相反，他非常强调党内辩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充分的争论，才能锻炼党员的理论水平，才能使党在思想上保持活力。列宁所反对的，是那种以“自由”为名、实际上否认党的统一意志和纲领的做法。他容许真正的“批评自由”，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纲领的前提下，党员之间可以展开严肃的争论，可以对策略和方法提出不同意见。这样的批评不是破坏，而是建设性的，是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列宁曾经说过： “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列宁全集》，第九卷，《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对于解决党内分歧的态度一向如此：用富以弹性、包容，以及最诚实的意愿来面对他的政敌们并进行讨论。

接下来，就是列宁提到的“灌输”一词，列宁在事实上并没有用过这个带有歧义的说法，他强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从外部带到工人运动中去”，这里的“从外部带来”（внести извне）并不是把工人当作被动接受的容器，而是强调先进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使命。在中共早期翻译中，使用了“灌输”这样的词汇，带有一种单向度、被动接受的意味，容易让人误解为社会主义理论是强行压在工人头上的东西。另外，中文版译文中常见的表述“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也需要谨慎对待。列宁在原文中写的是：“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своими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может выработать только тред-юнионист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其意思是说工人在斗争中必然自发产生对雇主的对抗的意识，比如要求涨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这种意识是宝贵的，但它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是工联主义的），无法自觉地上升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整体的批判，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需要通过知识分子有组织的传播和教育才能与工人运动结合。所谓“外部”，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而不是单方面的“灌输”。正是这种翻译上的偏差，使得后来的理解中容易出现把工人阶级描绘成完全被动接受的对象，而忽视了他们在接受理论、转化理论并通过斗争实践加以发展的主动性。

在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存在矛盾。葛兰西强调工人阶级会“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党组织直接从工人阶级中“生长”出来；而列宁则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往往来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因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外来”的。看似矛盾，其实并不冲突。因为列宁所说的“外来”，并不是指阶级立场上的外在，而是指理论形成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理论最初确实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的，但一旦这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他们就不再是“外来”的，而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正是这种结合的结果。换句话说，列宁强调的是理论的来源（这自然也不排除部分先进工人完全可能直接成长为有机知识分子，承担起理论与组织的双重任务），葛兰西强调的是理论与阶级的结合，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在1905年革命之前，并没有提出工人阶级能够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意识。当时他的立场是，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必须通过知识分子在理论的引导才能上升为社会主义意识。而在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他看到工人群众在大规模政治斗争中展现出的创造力，认识到他们完全可能自发地产生一定的社会主义的意识（事实上，巴黎公社、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意大利红色两年、1926年英国总罢工，乃至后来的1953年东德工人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法国五月风暴、1971年东巴基斯坦解放战争、1974年葡萄牙革命、1980年韩国光州起义、1988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等革命斗争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并不是对《怎么办？》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因为事实也始终证明，革命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来集中力量，因为在自发形成的巨大革命浪潮中，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爆发，却常常因缺乏一个成熟的群众性革命党来集中力量、制定战略，而面临被国家机器镇压或被改良主义力量收编的危险。革命高潮的突然性与革命党建设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如果没有事先准备，群众的英勇斗争往往只能化为历史当中的悲壮插曲。更进一步说，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出于多种原因，往往更容易信任那些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独立工人组织（尤其是工会、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化的共产党等）。其原因在于：第一，这些组织与工人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能够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具体问题上提供直接帮助；第二，它们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信誉，工人自然会把它们视为“自己人”；第三，工人阶级的多数人由于受教育机会有限、政治经验不足，更倾向于依赖那些能立刻带来实际成果的组织。若缺乏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人们则会转而信任那些在关键时刻能为他们利益发声的力量，这些可能是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甚至是自由派的团体。问题在于，这类组织极易被资产阶级收编：一方面，资产阶级掌握资源与舆论，可以通过让步、收买或法律框架把这些组织纳入体制；另一方面，这些组织本身必然缺乏革命纲领和长期战略，容易在压力下转向改良主义。因此，幻想在革命高潮中“临时建党”是行不通的。没有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建设，工人阶级的信任必然会流向那些更早出现、看似更可靠的组织，而这恰恰会让革命的主动权落入资产阶级之手。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那种“现在群众思想犬儒化了，而我是’理想主义’者”“万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立姿态。群众在现实中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顺从，并不是他们主观上选择了屈从，而是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霸权强加的结果。国家机器、舆论工具、教育体系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一种“常识”，迫使工人阶级在缺乏组织和理论武装的情况下接受现存秩序。即便工人阶级在主观上否认现有秩序，也会因为资产阶级把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异化为生存的条件（“你不参与竞争，就会饿死”），而选择在行动上服从资产阶级。若革命者因此轻蔑群众，简单的把他们视为“思想落后”，就等于否认了这种结构性压迫的存在，反而陷入了精英主义的陷阱。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和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把零散的抗争提升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群众的自发行动中固然存在矛盾和局限，但这恰恰是革命党存在的意义：不是自我标榜为“清醒者”，而是通过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建设，把群众的经验与先进理论结合起来，使他们在斗争中不断突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只有这样，群众的英勇斗争才能避免被收编或镇压，真正转化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因此，《怎么办？》并不是一部“精英主义”的宣言，而是一部关于如何把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提升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著作。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出了革命运动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理论核心和组织核心，否则就会被自发性所淹没，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俘获。今天我们重读《怎么办？》，必须看到这一点。在一个高度集权、资本主义逻辑与官僚专制结合的社会里，如果没有理论的武装和组织的集中，任何零散的抗议都很容易被吸收、被瓦解。

《怎么办？》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有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革命者如何在敌人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列宁的回答是，必须有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必须有一批能够把理论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的革命者。这样的政党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斗争、教育和组织工作来建立。它既要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又要有足够的理论高度去看清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矛盾。今天，当我们面对新的压迫形式时，这个道理依然没有过时。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是革命的起点，但如果没有理论的引导，它就会停留在“不完整”的状态。只有当这种自发性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革命才会真正成为可能。这正是《怎么办？》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