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2003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格蕾塔·通贝里，因其激进地频繁参与气候、环境相关宣传，发表相关言论，故被称为“环保少女”从8岁开始，通贝里就过上了不吃肉的生活，11岁时被确诊患上阿斯伯格综合征、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三种精神类疾病。从11岁到15岁，多次参加与气候问题有关的罢课游行。2018年发起环保罢课行动，并在瑞典国会前举起环保罢课牌子由此打出名声，得到广泛关注，次年一月被邀请至达沃斯世界论坛，2月在TED发表演讲，8月14日，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乘零排放帆船耗时14天横渡北大西洋，计划参加9月份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12月，再次横渡大西洋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20年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参加第50届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言。通贝里对于政治的想法远远不止于气候。2025年6月1日，通贝里等11人已搭乘“玛德琳”号帆船前往加沙。6月9日凌晨，以色列证实“马德琳”号船只已被以方控制，乘员遭以方逮捕并将返回各自所属国家。

10月1日环保少女卷土重来，本次规模更大，所乘坐的全球坚韧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 ”“苏穆德”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坚定不移” ）是由44个国家和地区组建的人道主义救援船队，2025年8月31日首次计划从西班牙巴塞罗那起航，后因天气原因推迟至9月1日出发，船只数量从20艘增至51艘，计划抵达加沙地带以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运送援助物资，共有来自超过44个国家的超450名活动人士参加，包括来自近20个国家的环保主义者、人权律师、前政界人士和公民团体成员。 并在航行期间同步开展示威、露营等抗议活动。 10月1日以色列逮捕了此次行动的所有成员，并于6号释放了171名被扣人员。事后在雅典机场，环保少女给发表了演讲（Greta Thunberg speaks against ‘genocide’ in Gaza after Flotilla crews detained, deported by Israel )，通贝里在演讲中称：

“我就直说了，我们每个人眼前正在发生一场种族灭绝，一场正在现场直播的种族灭绝。没人有权说，我们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未来没有人可以说，我们当时并不知情。根据国际法，各国有法律义务采取行动，去防止和阻止种族灭绝。”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举措，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政府采取最基本的行动。我们的国际体系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他们甚至无法阻止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发生。”

“我无法理解，竟然有人如此邪恶。你们故意让数百万在非法围困中受困的人挨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持续数十年的令人窒息的压迫的延续。”

“全球坚韧船队”试图从海上打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非法围困，“这是全球团结的体现，在国际社会未能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挺身而出。”

“全球坚韧船队”的援助任务本不应该存在，但西方国家纵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这项任务是一种最终手段，不得不进行这项任务，是一种耻辱。”

通贝里表示：“我可以长时间谈论我们在被囚禁期间遭受的虐待的不公待遇，但那不是事情的重点。重点是以色列持续扩大其种族灭绝和大规模破坏行为，他们意图进行种族灭绝，试图在我们眼前抹去一整个民族和国家。”

之后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了近5分钟长的视频(b站打开：BV18MxDzgExk)

中国的网民对于环保少女向来是比较负面的评价，但于此件事，有相当多的中国网友在评论区表达了认可，认为其“知行合一”“值得肯定”，全球坚韧船队并没有打破加沙地区的封锁，也没有完成此行的物质目的（输送援助），而在舆论战层面则完全实现了其设想。

政治生态和个人的政治资本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旷日持久的封锁，使得西方很多原本对以色列抱有好感或者中立态度的国家都对其在加沙地区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在本次的人道主义救援当中，单从集结的人员国籍来看，确实能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逐渐的失去民心，对于这次行动，或者说通贝里个人的本次行为而言，我们要给予一定的肯定，因为至少揭露、有去帮助正在遭受战争蹂躏的百姓的行动。但这远远不能够称得上是阶级斗争性质的。虽然在船队当中也有平常百姓/群众，整个事件的主角完全是通贝里以及本来就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担任过一官半职的前政府雇员或者律师。

不少人认为此次船队乃是政治作秀，确实，对于想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之下得到资本家的青睐，得到市场的青睐，就必须要敢想敢说，敢说敢干，就得说出大言不惭的话，获取流量和同情，吸引话题。通贝里这个从十几岁就开始踏入政治界的小姑娘不可能不谙此理，她和身后的几百人都有追求正义的心，但不能排除也有获取政治资本和个人野心的驱使。

早在几年之前，让通贝里走进家喻户晓的句子就是“How dare you”“你怎么敢”,年纪小小的通贝里时常以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和口气说出一些攻击性十足的话，或许她确实是在发表内心的想法，但对于一个十几岁出头、出身并不寒微，而且身处发达国家的一个小姑娘来说，很难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后面操作、或者实在演，至少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这种出身的小女孩在这个年纪都是积极眼光、对一切充满好奇的。而不是这么早谙世事。而整个新闻界似乎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怪。通贝里作为个人她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甚小的，但如此多的政治资源和曝光机会是从谁手里争取来的呢？向来资本主义世界有些所谓的民主派和改良派过于专注于这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甚重要，甚至只是道德满足的主张，他们基本只谈气候变化、性少数，而有意地掩盖真正的社会最根本的阶级矛盾，他们是通贝里背后的力量和真正的主导。

很多人自由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是绝对好的，诚然相比较于中国的完全政治压抑状态，西方明显活跃的多，政治气氛也明显更为开放，但这种活跃和开放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吗？是能够真正让那些为了大多数劳动群体发声的人不惜得罪资本的人得到政治资本的公平吗？肯定不是，通贝里此前的“环保少女”形象是对大多数人没什么吸引力的，但这次船队赴加沙却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她会更深入地投入政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获取流量和关注的手段她只会越来越清晰。

以色列

在近代从以民族情绪出发的锡安主义后来受到英国帝国主义支持、到纳粹德国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让持续数千年的反犹浪潮达到了顶峰，后在1948年得到世界首强美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反对的以色列时隔近1900年后成功复国，这样一种故事性十足的复国史无疑对于拥趸者来说是浪漫的，但这个国家的建立并不是基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者的奋起反抗、或者自发的起义，尽管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确实劣迹斑斑，但整个国家是由少部分精英分子在美英资本势力（犹太裔资本家们分量很重）的支持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和鼓动下大规模地全球各地的犹太精英移民而成的，犹太裔工人/农民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相对有限。这个流着“奶与蜜”的、被真神许诺给犹太人的土地，对真正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动犹太工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仍然是小的，至少相对于得到了实在市场和土地的资本家们来说，是微乎其微的，承担完全次要、边缘的角色的。而在战争中，对于任何平民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唯一从中获利的可能也只是胜利一方的统治阶级，他们或许通过外部矛盾转移内部阶级矛盾，为了“以战养政”。

本次巴以冲突两年以来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已经造成了67000人死亡，169000人受伤，并有数千人失踪，但截至目前为止，仅仅达成了停火协议，而且还是第一阶段。

以色列10日凌晨宣布，已批准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签署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从各方释放的信息看，协议内容包括加沙立即停火、以军在加沙地带后撤、以色列与哈马斯互换被扣押人员以及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等。

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于,巴勒斯坦的强硬态度，一步步走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诟病和批评，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坚决站在美国一方的中东首强而言，在舆论上开始越来越被动，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以色列议会中，在议员们面前发言时表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都是“好人”，然后他转向赫尔佐格说：

“我有个主意，你为什么不赦免内塔尼亚胡呢？”

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已证明自己是最出色的“战时”领导人之一。在谈到腐败指控以及所谓收受雪茄和香槟等礼物的事情时，这位美国总统反问：

“谁会在乎呢？”

其实早在今年6月，特朗普就发表过类似言论。

这就不得不提到作为以色列政府首脑的内塔尼亚胡在任期内遭受到的种种诉讼可以追溯到2020年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之后内塔尼亚胡就向议会寻求豁免，同年5月，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该案，内塔尼亚胡因此成为以色列首位接受司法审理的在任总理。在2023年，内塔尼亚胡就着手推动进行司法改革，削弱司法部门对行政和议会实施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ICC）对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们在战争期间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包括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 2024年12月10日，内塔尼亚胡首次因涉嫌贪腐案出庭作证。据以媒体报道，如果罪名成立，内塔尼亚胡因受贿面临的刑罚将是最高10年监禁，因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面临的刑罚将是共计最高3年监禁。

在以色列国内，不免有一种声音就是前文所提到到的“以战养政”策略 ，许多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有延长或加剧战争的动机，目的是为了逃避或拖延针对他的腐败案审判。作为以色列首位在任期间被起诉的总理，他面临受贿、欺诈和背信的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监禁。战争使他得以推迟法庭听证会，并在公共危机中维持权力，转移公众对他法律困境的关注。不少人怀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中出现的巨大安全疏失负有责任，甚至可能本来内塔尼亚胡明知道知道哈马斯要突袭，但他放任不管，以此来掩盖腐败问题，而持续的战争可以让他推迟对此次失职的官方调查和问责，从而维护其政治生涯。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也是如此，他又何曾不恐惧战后面临对其军事策略、人员损失、腐败问题或战时权力使用的清算，以及随着战争的深入，他的支持率只会持续走低，为了保证手中的权力，他也只能进一步烘托俄国威胁和强硬手段的必要性。通过外部矛盾转移内部阶级矛盾的案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

渲染民族矛盾、外部威胁来延长统治、转移视线，统治阶级的这些花招和把戏于他们而言甚少造成多大伤害，毕竟坐在办公室里面喝着咖啡指挥着战争、看着冰冷的数字，没有太大风险。而对于敌方阵营中的老百姓，他们根本不在意，哪怕对于犹太这个民族来说在上世纪遭遇了多么大的苦难，他们也有样学样用在巴勒斯坦人当中。不止这些，对于普通的犹太劳动人民而言，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而且他们还有可能成为战场上的棋子，但是就莫名地被人所鄙视、厌恶，甚至某些从未去过以色列，仅仅因为犹太人血统就遭受攻击。耶路撒冷的统治阶级不光对他们视为敌人的巴勒斯坦居民实施封锁、虐待，还让无辜的劳动群众也成为众矢之的，并且是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众矢之的，统治阶级是不能轻易接触到的，但身边的犹太人可以供那些受统治阶级蛊惑影响的人发泄心中的怒火。不光在欧美国家，甚至在素来和犹太民族接触不深的中国，很多人都因为反西方势力的撺掇和以色列的暴力野蛮而变成了反犹太主义者，在网络上甚至希特勒都被很多人“肯定了”、“平反昭雪”了。